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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之诚文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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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3-06-17 星期二 10:50 pm    发表主题: 《邓之诚文史札记》 引用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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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3-06-17 星期二 10:52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https://mp.weixin.qq.com/s/mE9O8kPteN5UPplWUu_U0A

看此老品人评书,真如酷暑中饮冰啤,快意之极
作者:冯永军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编者 写到:
邓之诚先生阅历深,读书多,交游广,其日记评骘作品、月旦人物,十分精彩耐读。邓先生哲嗣邓瑞曾将日记摘选,以《邓之诚文史札记》之名出版,在学术界、读书界引起强烈反响。

今年是邓之诚先生130周年诞辰,为此凤凰出版社特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再版。

本文为冯永军先生对《邓之诚文史札记》中品藻人物、作品的梳理,诚如作者所说:“看此老在日记里痛快淋漓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真如酷暑中饮冰啤,快意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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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3-06-17 星期二 10:53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要学者管住自己的嘴或笔,不对同行及其著作品头论足,恐怕是件极难的事。纵然公开场合有可能像“天下之至慎者”阮籍一样“口不臧否人物”,私下里还是不免要口舌澜翻或笔走龙蛇一番。邓之诚先生阅历深,读书多,交游广,数十年来的日记也像《越缦堂日记》、《湘绮楼日记》一样精彩、耐读。《邓之诚日记》数年前曾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不过原稿为小行草书写就,加之影印效果不佳,颇难辨读。现在该日记由邓先生哲嗣邓瑞摘选部分加以标点、整理,以《邓之诚文史札记》之名由凤凰出版社排印行世,甚便读者使用。看此老在日记里痛快淋漓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真如酷暑中饮冰啤,快意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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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3-06-17 星期二 10:54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一、 作品评骘

大学者的读书记我一直是非常喜欢读的。已读之书,可以用我个人的读后感来加以印证,看其所说是否确切,见解是否比自己的高明、高明在何处;未读之书,此时有了印象,将来正好按图索骥,不过须提防先入为主、成见在胸,影响读后评论的公平得当。

邓先生读书既杂且博,日记中表微阐幽之处甚多,这是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如同钱锺书《容安馆札记》很多扩充为《管锥编》一样,本书的好多见解,后来汇集成了专书《桑园读书记》。没有写入专著的心得当然还有很多。我们这里且举《清史稿》一书为例。

《清史稿》自书成之日起,便引发了许多非议。邓先生对该书的意见虽然较为琐碎,不满之意却是毫无掩饰的。我曾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邓先生自负史才,对曼殊一朝历史也甚为关注,其《骨董琐记》、《桑园读书记》等书也有大量涉及清代史料之处,晚年更搜罗七百余种顺康间诗文集编成《清诗纪事初编》,是否因为自己未能身入史局而加以痛诋呢?虽然他自称“欲役我校订《清史稿》,我岂其人哉”!实际原因却是“少管闲事,多活几年,那能随便听人摆布”(1956年7月5日日记,以下凡引日记,只标出公历年月日)。

1934年8月9日,邓先生“读《清史稿·太祖太宗纪》,掉文袋,可笑之至”。看来他是在笑修史诸人不知体例了。

1943年1月4日,邓先生翻阅《清史稿》时发现“《职官志》竟无‘腾越道’,《艺文志》竟以陈其年《妇人集》入《总集》,恐笑柄尚不止此”。冯案:邓先生早年长期居住在云南,著有《滇语》,对于该省地理、人文自然较为熟悉,其他行省则难说了,或许有修史人知道而邓先生懵懂的也未可知。《妇人集》是诗话类著作,入《总集》自然不当,应入《诗文评类》。邓先生后来摘录的《清史稿》总纂缪荃孙《艺风日记》也有类似内容,“陈仁先编目以《癸巳类稿》入集部,其学问可知”(1948年12月27日),议论想来也是为修《清史稿》而发(《癸巳类稿》收入该书“子部”中“杂家类杂考之属”)。

1943年1月21日:“闻《清史稿·土司传》南甸刀氏,皆改为刁。无知妄作,是并《云南通志》、《滇系》皆未一寓目也,良堪怪诧。”冯案:看过金庸《天龙八部》的人大概不会如此改,该书主人公段誉的母亲刀白凤便是云南酋长的掌上明珠。

1943年4月26日:“《清史稿》《忠义》、《烈女》多至不可纪极,此曹盖不知史为何物矣。”冯案:《清史稿》列《忠义》十卷,《列女传》四卷,合起来占总卷数五百二十九卷的五十分之一多,确实不算太少。入选人物之滥,稍加翻阅之后我们都会与邓先生有同感。

这种官修史书由于参与人员多且杂,再加上经费、时间、社会局势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总归是会有诸多不如人意之处的。不过,正如余嘉锡评说纪晓岚一样,“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后来诸公,包括邓先生在内,已经修不出优于《清史稿》的清史了。2002年8月,国务院作出了重新纂修《清史》的决定,据说现在已经修毕,准备出版。又据说该书是准备取代《清史稿》进入二十五史系列的。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史家三长“才学识”姑且不谈,单说修史语言,邓先生那辈人都有古文的底子,而现在还有几个人能写出中规中矩的古文呢?如果用白话文修史,那又怎么能和用文言写就的廿四史相提并论?但愿我这只是杞人之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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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3-06-17 星期二 10:56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二、人物月旦

邓先生论人往往一针见血,爱憎分明,没有半点含糊。日记中涉及的人物着实不少,就清末以来的学者而言,就有缪荃孙、王闿运、章炳麟、梁启超、叶德辉、杨树达、余嘉锡、熊十力、马一浮、钱锺书、唐长孺等数十人,总的来看邓先生对诸公贬多褒少。这里只举有天下大名的胡适和陈寅恪为例。

先看邓氏日记之胡适印象。邓先生这种老派学者对于新文化运动当然是不以为然的,人前人后,他都丝毫不掩饰对白话文运动及其中风云人物胡适等人的厌恶。最初邓先生执教北大,后于1931年转赴燕京大学。这一变更是否和之后轰轰烈烈的林损事件一样,要和胡适之扯上关系,值得玩味,因为当时主持北大文学院的便是胡适。据说邓先生在燕京每学期开课都要骂胡适:“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有两个人,一个姓胡名适,一个姓傅名斯年。他们搞什么学问?胡适就是‘胡’说八道,傅斯年就是‘附’会。”公开场合尚且如此,日记里当然更不会客气。胡适等人可谓“躺着也中枪”。

日记中涉及胡适较多的是在新文化运动方面。如1934年4月10日写道:“蒋中正曾言‘五四’以后为亡国学风,意即在胡适诸人也。恐胡必以一走了之。”冯案:邓氏日记提到极峰人物的时候不多,也没什么好评。此处却引为知己,想来自然不是仗势欺人,而是心有戚戚焉了。然则胡适对现代学术影响之巨可见一斑,邓先生也只能徒唤奈何,不能“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了。“恐胡必以一走了之”一语也流露出了些许不屑。

1934年5月29日,邓先生因为报纸价格不菲,停订两种。于是想到“胡适辈力倡以白话作报,谓可普及人民。而不知报费之昂,穷檐矮屋众人,岂其力所能哉”?世易时移,报纸仍然没有“普及人民”,却由电视一统天下了。

1942年12月3日,邓先生读沈垚《落帆楼文稿·答张渊甫书》:“今之习为俗体者,皆曰欲人易晓。古人如此古奥而不患人之不易晓,今人恐人之不晓而至为如此之俗,是不以古人待人,而驱人皆不学而已矣。”邓先生颇有感触:“其言未免过偏。然今之为白话文者,不可不知此义。”此处可为之进一解,有时古人用古奥语言写就的古文我们可以看懂,反而是今人用下里巴人的语言挥洒的今文难以理解,想来不是我不学之故吧。

1946年5月6日,读郑风《寒村诗文选》:“其诗学宋,别是一格。自谓瓣香陈白沙、庄定山,然口语太多,几类弹词唱本,惜未为胡适辈所见,不然必当标榜也。”我想邓先生若给胡适提供这些材料,说不定郑风真的会和他师法的陈、庄一起被收录到最终完整版的《白话文学史》中去,他们的诗远比该书已收录的一些作品高明,可惜邓先生不会提供,胡书也没有最后完成,这只能是我的双重假说了。

1954年5月24日,邓先生大发感慨:“今大学生知有孔孟者,亦罕矣。再过数年,虽呫哔者将不识孔孟为何人。胡适辈欲打倒孔家店,岂非枉费心力?”“不惟古圣失其据依,即今圣亦瞬息而过。”时至今日,好古、知古之人较彼时自然更少,胡适诸先生当日矫枉过正,自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54年12月17日:“此间科学院开会,分九方面讨论胡适思想,甚为热烈。讨论或将到明夏始毕,书生千古未有之荣,胡适将自夸矣。”冯案:1954年,中国大陆大兴批判运动,先是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后来转向批判俞平伯的老师胡适。最后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等三百万言之多的批判文字。胡适认为:“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索‘胡适的影子’,来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的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对这种自上而下发动的批判,胡适将其看做是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胜利,是另一种对自己的抬举和宣传方式。胡适一再和友人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个人四十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古远清《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邓先生“书生千古未有之荣”云云,真的道出了胡适的切身感受。

1955年8月9日阅《醒世恒言》,邓先生禁不住慨叹:“市侩射利,确有见地,至于转移风气,竟以此为科律,其罪浮桀纣,殆不容诛矣。”虽然此处没有指名点姓,但所骂之人,自然是新文化运动诸公无疑了。

1956年5月9日:“闻胡适在美国大放厥词,谓主义不可信,亦如孔孟之不可信。何其狂妄。此辈在世,天清地宁不可得也。”话已至此,“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邓先生与胡适交恶,和《红楼梦》一书有极大关系,何炳棣说可能是胡适“早期考证(如《红楼梦》作者之类)曾获益于邓氏《骨董琐记》或其他札记而不明言”,此说已被胡适的本家、我的朋友胡文辉否定。这姑且放过不说,邓先生拒绝给胡适提供《懋斋诗钞》的信息却是众人皆知的。日记中也有数处既和《红楼梦》又和胡适有关的,语气中充满嘲谑、讥刺。如1946年6月21日:“别有《红楼梦》钞本八册,云是脂研斋原本,又为考一篇,则非吾所知矣。”1948年11月3日,孙楷第借裕瑞《枣窗闲笔》给邓先生看,邓先生记道:“胡适辈视为秘笈者,其实无甚可取,文笔尤滞。”孰不知,多年之后,就是这本不入邓先生法眼的书,其真假、版本引起红学中人大打笔仗,至今犹余波未息。

对于后来史学界尊为泰山北斗的“二陈”,邓先生也多处流露出不以为然之意。今天的学者大都膜拜、仰望,是不大敢说这些非圣无法的话了。这里单讲陈寅恪,不过要补充说明的是,邓对陈垣的看法更差、讥刺更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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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3-06-17 星期二 10:57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一)关于陈寅恪的诗文

邓先生对陈的诗文是不欣赏的。先说诗。陈寅恪当时经常将诗作寄与京华故交,诗作流传开来,邓先生自然也曾寓目。1953年11月8日日记提到“周一良来,致陈寅恪谤诗,打油腔也”。读周一良《从〈陈寅恪诗集〉看陈寅恪的一生》可知,此诗当为《文章》,不过该诗有两个版本,其一为“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其二为“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后一版本打油味更为浓厚,不知邓先生所见是哪一个。周文中对此事有详细记载,可与邓先生日记参照:“北京解放后不久,范老(冯案:即范文澜)嘱我写信给陈先生,代他致意,陈先生没有反应。后来陈先生寄给我几首诗,嘱我转呈邓文如先生。记得其中有一九五一年的‘八股文章试帖诗’一首。邓先生看后笑着对我说:‘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此诗之外,陈诗中如《阅报戏作二绝》《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咏黄籘手杖》之类,也确乎去张打油不远了。

1953年3月31日日记也谈到陈诗:“孙楷第来,言陈寅恪有诗云:‘国脉消沉史亦亡,简编蹠书恣雌黄。著书纵有阳秋笔,那得名山泪万行’。云讥五湖公,诗甚不佳。”冯案:此诗题为《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原诗共三首,此为其二。三联《诗集》、广东《陈寅恪诗笺释》字句稍有不同,作“国魄销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滋(广东本作恣)雌黄。著书纵具阳秋笔,那有名山泪万行”。邓本“简编蹠书恣雌黄”一句不叶律,“书”字处当用仄声字。“五湖公”自然是指范文澜。关于此诗,胡文辉在《陈寅恪诗笺释》中已有详尽精确的论述了,毋庸赘言。陈先生为诗,尤其是在晚年,温柔敦厚云云早已匪我思存,可谓“怨以怒”,只顾感情的痛快宣泄,有的时候已经近于戟指痛骂了。刘永翔先生所谓“这些或悲愤或嘲讽的诗句,未免怒形于色,文字贾祸之惧,似早已置之度外了”。邓先生不知有无共鸣。不过看他晚年因形势所迫不断修改《中华二千年史》中的违碍字句,也算是“著书纵有阳秋笔,那得名山泪万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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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先生的文,胡适、钱穆、钱仲联、钱锺书诸人均评价不高。1954年6月2日日记中,邓先生写到:“周树人文,‘盖’字太多。陈寅恪无一‘而’字,奇哉!陈谓:昌黎少尝从其兄居韶,必习闻黄梅法传之争,故作《原道》以争道统,又谓昌黎为古文,盖惩于安史之乱,尤为奇想。”邓先生所说之文,乃刊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二期的《论韩愈》。不过说“陈寅恪无一‘而’字”,却大谬不然。即以此文为例,一开篇便说“古今论韩愈者众矣,誉之者固多,而讥之者亦不少”,最末一句“其地位价值若是重要,而千年以来论退之者似尚未能窥其蕴奥”云云,行文中间当然也还有“而”字,邓先生所言真不知从何谈起。我大胆假设一下,前文讲周树人的是“盖”字,或许此处也是“盖”字。但是陈文开头“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盖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盖”字也是有的,也与邓说不合。至于昌黎“必习闻黄梅法传之争”云云,陈文具体如下:“退之从其兄会谪居韶州,虽年颇幼小,又历时不甚久,然其所居之处为新禅宗之发祥地,复值此新学说宣传极盛之时,以退之之幼年颖悟,断不能于此新禅宗学说浓厚之环境气氛中无所接受感发,然则退之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陈先生于此等重要之处,既无证据,也无推理,以推测假设之说作为论据,确实会授人以柄。这种情况于陈氏绝非仅见,比如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他认为曹冲称象、华佗姓名及医病事迹都脱胎于佛教故事,仿佛当时上至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都对佛家之说熟极而流,实在难以令人信服。而钱锺书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则远较陈氏审慎得多。邓先生“奇想”云云,须知陈氏“大胆的联想和推衍”(胡文辉语)甚多,此正是陈氏治学的一大特色,赞赏者有之,非议者也不少。其中当以周勋初之论最为持平:陈寅恪治学“推论较多,有时候根据个别例证就作出推论,每因证据不足而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但他仍然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启迪”。

1954年11月25日:“《历史研究》第五期,篇篇皆新派也,求如陈寅恪之文,亦不可得而见矣。”“新派”云云,大概一是用马列主义、思想新,二是用白话文、语言新。邓先生终归不是与时维新之人,这些陈寅恪反对的东西,他也同样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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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陈寅恪颂红妆

陈先生的“最后二十年”,大部分都用在陈端生、柳如是两位女子身上。当时学界名流如俞平伯、朱东润、钱仲联、钱锺书、徐梵澄等对此大都是不以为然的,反而是后来的新一代学人成了陈先生的“后世子云”,可谓怪哉。俞、朱诸公看过陈先生著作后尚且如此,则邓先生未见成书、风闻其事后的反应自然不难理解了。1953年11月28日,冼玉清来信说“陈寅恪正考《再生缘》作者”,邓先生大惑不解,感叹“此有何关系”?三年之后,陈的弟子刘节来拜访邓先生,谈起“陈寅恪去年研究《再生缘》,顷正研究柳如是”,邓先生依旧难以理解,大呼“异矣”!(1956年7月3日)儿子邓瑞来信也说起“陈寅恪正在研究柳如是”,邓先生感觉“可笑”(1956年10月4日)。既然如此隔膜,有人“示陈寅恪题余集画《河东君巾服像》七律一首”,邓氏自称“非我所知也”就不值得奇怪了(1957年1月23日)。需要补充一下的是,邓先生对柳如是并非很陌生或不感兴趣,因为他早在1930年就曾为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刊行的《柳如是事辑》作序。陈寅恪此前的治学大都属于东方学、中古史的范畴,并未涉及明清两代,邓先生是否认为自己对明清之际人物史事比陈熟悉得多,故此对陈做这种题目不以为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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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陈寅恪北归与否

邓先生对于陈的出处去就也颇多不满之处,这早在抗战胜利、诸大学复原时就已有所流露。他在王钟翰来信中看到“陈寅恪已受清华之聘,顾兼在清华任课,惟欲得东大地华好住屋及相当报酬,不受薪水”,反应是“此可谓东食西宿矣,阅之发笑”(1946年8月2日)。

平心而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陈寅恪在学界是深受重视的人物。从工资待遇方面来讲,“陈寅恪未退休,得薪一千公分,为最高薪”(1953年8月28日)。从学术地位方面来说,“城中将成立上古史研究所,所长由郭沫若自兼,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属意陈寅恪”。这两个方面自然都是邓先生自愧不如的,难怪他发出“然则陈君何必吟谤诗乎”的感叹(1953年11月10日)。邓先生的论调,想来是受了朱鹤龄及四库馆臣的影响,“既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之理”。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对此进行了痛快的驳斥,可惜邓先生已无缘得见了。至于和孙楷第“谈及二陈,予谓正赖此辈为世人所重,我乃得逸老耳”(1953年11月13日),如果说“其词若喜焉,其心则有憾焉”,想来是不中不远的。

关于汪篯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北上任中科院历史所第二所所长的前前后后,学界已考证得题无剩义了。邓先生日记中也留下了相关的记载。冼玉清是陈寅恪晚年往还较多的友人,对于陈的重要举措自然比较了解。陈寅恪是1953年11月21日晚与汪篯会面、第二天早上提出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的。冼玉清亲身经历了这一事件并劝陈寅恪不必如此,陈寅恪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陈寅恪的最后20年》)冼玉清和邓之诚书信往来颇多,一度想拜邓为师,在1953年12月21日给邓的信中提到了上述事件,说“陈寅恪为国家争独立,为学习争自由,故不应科学院之聘”。邓看罢谓“此何说欤”?是独立自由已不必争,还是不合时宜、争也没希望,还是争这些和应不应科学院之聘无关?1954年2月15日邓先生将周恩来“颇有恕词”的陈说称为“反动言论”,不知是随从大众叫法,还是确有此感。总之,邓对陈是不理解、不赞同的。1954年春天,国务院派人请陈赴北京就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推荐陈垣代替自己。八九月间,陈同意担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9月29日,邓先生和聂崇岐闲谈中听说“陈寅恪又将北来,为研究员,不为所长,约法三章:不谈马列;为学不受限制;为文不得删易。已得周总理允许”。他对陈的反复不定颇觉不惬于心,说陈是“所谓郁陶然后有忸怩矣欤”,则是诛心之论了。

去年拜访寄庐老人,谈起陈诗。老人说陈寅恪1954年2月2日所作《癸巳除夕题唐晓莹画梅》诗中,“莫言天地闭,春色已交加”用的是《周易·坤》中“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一典,从此诗看,他还是有出山北上的倾向的。

当然,陈寅恪最终没有北上,邓先生也没有机会再次让陈“极为倒屣”了(1948年11月7日日记中语)。

邓先生评论平步青的《霞外捃屑》时说,“读书甚勤,心细如发,正讹纠谬之外,颇有标举别择之功,好观小说杂记”(1942年8月2日),若再加一句“喜议论著作、人物得失”,差不多便可移作邓氏日记的定评了。邓先生当然也“忧世伤生”,1947年7月31日,“草一文字,以《国病》为题目,列举媚外、欺蒙、自私、奢侈四端,凡四千余言”。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四病也不啻为今人下一针砭。邓氏自言:“予平生论学论人,必各如其铢两,决不掉以轻心,虽实恶之,而必知其所长。爱之,亦必知其所短,犹有人谓予爱憎之见甚深,可谓不知我者。”(1943年6月20日)浅学后进,今日亦秉承先生之训,试对先生月旦之论稍加梳理,自谓亦以平实心态出之,先生有知,不知许不许为“知我者”。邓先生同辈或晚辈学者很多都有全集问世了,此老的著作却依然七零八落,他日若有人“雪中送炭”,为邓先生整理、出版全集,那必然是知先生者了。

原载《东方早报》2012年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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