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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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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8-07-17 星期五 10:46 am    发表主题: 走近"苏海" 引用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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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之间,有位士人名李淦,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他在给门生传授程朱理学的时候,也会论及文章,有学生就把它记下来,刊印了一本书,取名《文章精义》。在这本书里面,李淦评韩愈等人的文章,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话说得很形象:韩愈的文章像宽广浩瀚的大海,柳宗元的文章像山涧奔流的清泉,欧阳修的文章像水面上荡漾的微波,而东坡的文章则像汹涌奔腾的大海的潮水。这个评价自认是很正确的。不过,清代初年的吴伟业,就曾提出应该把这个话调过来,说“韩如潮”,“苏如海”,也许更恰当。因为韩愈的文章,正如他的诗歌,“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揭电,奔腾于天地之间,武装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序》)。真的更像气势奔腾的潮水一样。而东坡的文章,东坡的文学创作,或者说东坡给我们所创造的那样一个汪洋恣肆,漫无涯际的文学艺术世界,蔚为大观,似乎非大海不足以形容它的博大宽广、千汇万状。所以,“苏文如海”这个名称,从清代初年以来,大致就已成为一个人们所习用的称呼了(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文章精义》提要)。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但赞同把东坡的文章比作海,而且更主张把东坡的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创作,统称作“海”。

让我们一起走近“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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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8-07-17 星期五 10:57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https://mp.weixin.qq.com/s/4XbnBGN-O7pS_oGeEueFAg

走近“苏海”之一:苏东坡是这样的人
作者:巩本栋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一、从东坡青少年时期的两件事说起

东坡去世后,他的弟弟苏辙苏子由,曾经为他的兄长写过一篇墓志铭(即《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中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里面,提到东坡青少年期间的两件事情,我觉得在理解苏东坡的人生、学问和文学创作方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一件事是说东坡八岁的时候,他父亲苏洵就开始经常督促东坡读书。东坡十岁那年,有一天,东坡的母亲程夫人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传》的时候,不禁废书兴叹,于是就说,孩儿以后长大成人,也做一个像范滂那样的人,母亲觉得好不好。他母亲程氏听了东坡的话,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说了这样一句话,她说,你若是能够做范滂式的人物,那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这个话也回答得好。她是以范滂之母自期,同时也是期望东坡能成为范滂式的人。从此以后,东坡便“奋历有当世志”,立志做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他的母亲很高兴。

范滂的事迹,大家也许比较熟悉。他是东汉的一位士人,品格高洁,为乡里所推重,举孝廉、光禄四行。当时河北一带恰值荒年,民不聊生,朝廷任命他作清诏使,进行巡查。于是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政治抱负很大,想为国家和百姓谋福祉。他每到一地,当地的贪官一听说范滂要来了,便自动辞职挂冠,望风而逃。后来他在太尉黄琼的幕府中做官,也曾经弹奏过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范滂后来的死,也是因为得罪的人太多了,反而被别人诬陷为朋党,最后还是死于党锢之祸。他被杀之前,与母亲诀别,安慰母亲说,他弟弟很孝顺,以后由他弟弟来奉养母亲应该没有问题。那么他呢,现在要踏上黄泉路了,侍从他父亲去了——他父亲已经去世。这样,“存亡各得其所”,安慰她母亲不要太悲伤。他母亲听了这个话以后就说:你现在的名气可以和李膺、杜密相比——李、杜都是当时的士人领袖,而既然你享有如此大名,那就不能既要名又要寿,二者兼得是不可能的。作为你的母亲,我也不能既让你为善,反倒自己做一个不称职的母亲。从《后汉书·范滂传》,从苏子由在他哥哥的墓志铭里记载的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东坡自幼深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

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件事。东坡八岁的时候,在家乡的私塾读书,一天有人从京城带来了一首石介写的诗《庆历圣德颂》,这是石介歌颂、赞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以及庆历新政的诗。东坡就问老师,这诗中歌颂的是什么人。老师说,小孩子家要知道这些干什么。东坡却回答说,如果他们是天上的人,我当然不敢问,如果是凡间的人,我为什么不能知道呢?老师大惊,就详细地给他解释了一番。从这件可以看出来,东坡自幼便非常羡慕范仲淹、韩琦、富弼和欧阳修这些名臣的道德文章(参东坡《范文正公文集叙》)。此事与子由所记,都说明如同范滂一样,“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是东坡的思想学术,对东坡一生行事的积极影响,是怎么估价也不为高的。

苏子由在这篇墓志铭中还记载了另外一件事。苏子由说他哥哥的文章写得好,几乎是一种天生的。他说东坡的文章一开始是学习贾谊、陆贽,“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后来东坡读到了《庄子》,不禁喟然叹息:“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读到《庄子》之后,东坡的反应是,这书里所说的我过去心里就曾想到过,只是没说出来罢了,庄子所说,正合吾心。在苏子由看来,东坡后来之所以学问长进,能写出《中庸论》等那些很高明的文章,是因为他受到过《庄子》的影响。苏子由又说,东坡贬谪黄州后,文章写得越来越好,再后来,东坡又读了佛教典籍,文章写得更是“博辩无碍,茫然不见其涯也”,自己只能是望尘莫及了。苏子由所记载的这种情况,我们觉得虽然主要说的是东坡的文章,但是对我们理解东坡的这个思想学术和文学创作也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东坡在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同时,又受到了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确实,东坡年幼的时候,就曾跟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过三年书,自然不免比较早地接触到了道家典籍,并受到其影响了。

总之,从东坡青少年时期这两件事,也就是东坡所受的教育来看,道家思想的影响,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东坡思想学术的最重要的倾向,并影响了他的一生。虽然我们知道佛教对东坡也有很大影响,但东坡思想学术的最主要特征或最主要的倾向,不是别的,正是兼容儒道。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东坡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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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8-07-17 星期五 11:04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二、“抚视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东坡的思想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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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先生易传》

苏轼贬谪黄州后,承其父苏洵之说,撰成《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并开始撰写《书传》。晚年再贬惠州、儋州,除对前二书不断进行修订之外,最后又撰成《书传》二十卷。对于这三部书,苏轼十分看重,曾自谓:“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答苏伯固书》)虽然《易传》一书,有苏氏父子合撰的成分,但其主要思想观点则属于苏轼无疑;而《论语说》虽现存仅数十条,然它与《易传》《书传》同样,都是我们今天分析东坡思想首先应当注意的。

东坡思想的核心,其实他的门下弟子秦观早有概括。他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答傅彬老简》)我们以为这个话说得非常好,它切中了东坡思想学术的要害,那就是兼容儒道。

这突出地表现在东坡的情性论上。前面谈到,苏子由在他所作的东坡墓志铭中,曾说东坡读到《庄子》后,大为感叹,说“得吾心矣”。接下来,苏子由又说了一句“乃出《中庸论》”,并对其赞赏备至。这很有意思。它告诉我们,《中庸论》是表现东坡融合儒道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至少从中唐的韩愈、李翱开始,便越来越受到儒家士人的重视,被儒家士人认为是传授孔门心法,而由子思把它记下来并传给孟子的一篇重要文章。北宋时许多士人都有专文讨论过《中庸》篇。东坡是一位,周敦颐、二程、吕大临等,也都有论述。后来二程之学的传人朱熹把它与《礼记》中的另一篇《大学》,以及《论》《孟》合在一起,重新对它们进行阐释,这就是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

东坡的这篇文章分三个部分,先讨论什么是“诚明”,再讨论圣人之道的本质,最后将二者统一起来论述。他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情性”问题。我们看他怎样解释“自诚明谓之性”:

引用:
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夫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乐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余,则是乐之者为主也;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行。……人之好恶,莫如好色而恶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恶恶如恶臭,是圣人之诚也。(《中庸论》上)

什么是诚呢?他说,诚就是喜欢。对待一个事物,首先是喜欢不喜欢,至于了解不了解还是次要的。只要你喜欢,那就可以付诸实践。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正在于他天生的喜欢行善,就像人们总是喜欢美好的事物,而讨厌丑恶的事物一样。所以,要么是认识不到,要么认识了,自然会付诸实践。那么,这就不仅仅“诚”是如同好色恶臭一样的圣人的本性和惟有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而且,人们还应该顺应“诚”这种人的本性。

接下来,他又有一段论述:

引用:
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今夫五常之教,惟礼为若强人者,何则?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恶劳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磐折百拜以为礼;人情莫不乐富贵而羞贫贱,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让退抑以为礼;……苟为裸袒而不顾,则吾无乃亦将病之!夫岂独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妇莫不病之也,苟为病之,则是其势将必至于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则是磬折而百拜者,生于不欲裸袒之间而已也。(《中庸论》中)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儒家的礼义道德,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据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和人之常情制定的。比如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礼仪,就是根据人之常情制定的。人都喜欢安闲自得,而不愿意多受辛劳烦忧,如果现在有人要让大家总是困烦扰在不胜其烦的礼仪活动中,那人们肯定不会乐意;然而如果反过来,你把一切礼仪统统废除掉,甚至连衣服都不用穿了,那肯定也行不通。所以,礼仪的制定,既不能太繁琐,也不能完全不讲礼仪道德。礼仪要能顺乎人情自然,无过无不及,这就是中庸了。礼仪道德是儒家所强调的,而顺物自然是道家很看重的,顺物自然,成为衡量礼仪道德的标准。这种杂糅儒道的做法,正是东坡思想的显著特征。东坡还把“人情”或情性说推衍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奉为为人处世的准则。苏子由赞叹他哥哥的《中庸论》,说它“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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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8-07-17 星期五 11:17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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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尺牍

自先秦以来,关于“性”、“命”和“情”的问题的讨论确实很多。就儒家来说,孔子谈到“命”的时候较多。关于“性”,孔子仅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论语·阳货》)。至于“情”,孔子则很少谈到。孔子以后,儒家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有“性静情动”和“性善情恶”两说。

庄子主张一切顺应自然,论性、命、情也都是此义。

中唐尤其是北宋中期以来,士人也喜欢谈道德性命之理,如黄庭坚所说的,是“今孺子总发而服大人之冠,执经谈性命,犹河汉而无极也”(《杨概字序》),以至于“学者耻不谈性命”(《苏轼文集》卷二十五《议学校贡举状》)。然而苏轼对前人关于性、命、情的各种论述,似乎都不满意。

在《东坡易传》中,东坡对儒家历来所讲的情、性和命,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他说,世上讨论性命的人很多。古代的谈性命的人,就像是告诉盲人一个事物,盲人对此没有概念,于是又用另一件事物来加以形容,而对这另外一件事物,盲人同样是没有概念,所以最终费了很多口舌,盲人还是很难想象这件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所以,东坡以为,古人谈的人性,都不过是与人性相似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人性。他认为,君子总是在不断地培养、积累自己身上的“善”的品格,这种自身的善的品性越来越多,不善的成分便会越来越少。不过,虽然是这样,但是君子的身上还是有一些始终都无法消除的、不可改变的成分或因素。反过来也是一样。小人也是这样,小人身上虽然不善的成分多而善的成分少,但是他的本性当中也还总有一些不可改变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善”与“不善”之间,人的本性中总有一些带普遍性的东西是不会消失和改变的,并不因为你是尧舜还是桀纣,不管你是善人还是恶人。这种普遍性的东西就是儒家传统所说的“性”。这是东坡的独特的看法。

下面他又说到,有人懂得顺从人的这种本性,有的人却只是费力地追求它,这就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了。就好比人用手拿着一件工具去完成一个工作,总不如直接用手完成一件工作那样得心应手。为什么用手比用一件工具更自如呢?因为这是由人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就是“命”。由人性里所包含的那种普遍的东西(近于人的自然性、不可消除和改变的、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都具有的那样一种本质),决定着人的行为,决定着人的生死祸福,这就是“命”。即使是圣贤也概莫能外。至于“情者,性之动也。”——这倒是儒家一贯的说法。但是,东坡的看法还是有他的特点。他说,“性”与“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善恶的区别,任“性”而为,便是“情”了。任“性”而为到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层面,就又是“命”了。在“性”、“命”与“情”三者之中,“性”所处的地位最为关键,同时,“性”之与“情”、“命”又是合二为一的,在三者之间,并无等差、圣贤、善恶分界,也无须施以道德或价值判断。就“性”之与生俱来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先天的禀赋、力量或无为和自然性而言,它已与“道”(自然之道或“天”)相近,故可以称为“命”;而就其然或“散而有为”来说,它又是“情”。这种观点似乎与儒家的“性静情动”说接近,然而其以无为或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解释“性”,则显然又吸收了道家顺物自然的思想;它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释“性”,似乎与道家之说相近了,但其又讲有为,讲天人合一或有为与无为的统一,则仍与儒家之说相联系。总之,苏轼“情、性、命”之论的实质是顺物自然(包括天道、人道),其主要的思想倾向和方法是儒道兼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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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8-07-17 星期五 11:21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东坡写过一篇文章叫《思堂记》,在文中他这样说:

引用:
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失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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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行书东坡诗屏

东坡自称是这样一个人:没什么心计,遇到事情,受外物触动,就想去说,就要做,从不计较利害得失。如果是他没说没做,那是他没想清楚;而已经说了做了呢,再去想该不该说、该不该做,也就晚了,没什么意义了。这是他的生活原则。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候明知道这个话说出去肯定得罪人,但如果不说呢,自己憋在心里面也很不舒服,再发展发展可能得一个抑郁症。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他是宁愿得罪人,也要把这个话说出来。就像人们总是喜欢美好的事物一样,君子也总是乐于做善事;就像人们总讨厌丑恶的事物一样,君子也不会去做不善的事。这一切都很自然,哪里有遇到实现反复考虑利害得失的呢?如果在面临大是大非的时候,你却先想着利害得失,那肯定不会从容赴义;如果在大战的前夕,你却总想着如何能保命,那你也肯定不会出死力去与敌人作战。做人应该真诚坦率,至于这样做的结果如何,是生是死,是祸是福,是得是失,是穷是达,那就听天由命好了。从这篇自道性情的文章,也可看出东坡的思想倾向,适可与上文所论相参证。

正因为东坡的思想是一种儒道兼融的思想,所以,他跟王安石不一样,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就持一种反对的态度;同时他与司马光和“二程”不一样,当旧党执政的时候他也会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思想学术不一样。东坡对社会、对人生有他自己的独特思考,他在思想学术上与新旧两党都有分歧,政治上自然更不能与两党完全契合,很倒霉,就想朝云所说的,学士是“一肚皮不合时宜”。我们如果能把握东坡兼容儒道的这种思想特征,那就会对他的政治态度、对他的生平行事、也对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都有更深入的认识和更全面的理解。

>原题《走近“苏海”——略谈东坡的思想学术与文学(上)》,载《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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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31-07-17 星期一 9:40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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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苏海”之一:苏东坡是这样的人


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东坡的诗歌

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东坡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两千七百多首诗歌。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些诗歌,当然应该从作品本身出发,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这里,我们不妨就其诗歌的主要特点,略作讨论。

东坡曾对杜甫的诗、韩愈的文章、颜真卿的书法、吴道子的画作做过一评价。他说:诗歌创作发展到了杜甫,文到了韩愈,书法到了颜真卿,画到了吴道子,可以说已登峰造极,很难超越了。他特别论到吴道子的画,说它如影随形,“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书吴道子画后》),古今独步。既能得自然之数,又能“出新意”、“寄妙理”,在东坡看来,便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了。我们读东坡的诗,不妨也作此理解。

先看一看东坡的诗歌,这首诗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是东坡的一首七言古诗,叫《游金山寺》。东坡的诗,各体兼擅。但哪一种最好呢?哪一种成就最高呢?我们觉得他的七古成就最高,其次是他的七绝。下面我们来看这首《游金山寺》。

引用: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
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
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中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乌惊。
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这首诗是熙宁四年(1071)写的。也就是朝廷派他到杭州做通判,由北南来,经过镇江时写的。经过镇江的时候是十一月初三,应该是比较冷的时候了。镇江的金山寺,是江南著名的寺院,自然值得游览一番,再加上金山寺的宝觉和尚、圆通和尚等,也都热情邀请东坡在金山小住几日,盛情难却,东坡就留了下来,就去看江景,看了之后,东坡写了这首记游的诗。

诗歌一开始就说:“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大家晓得东坡是眉州人。古人认为长江的源头是岷江,岷江是流经眉山、乐山、然后汇入长江的,所以东坡说“我家江水初发源”。本来他住在江之头,现在“宦游”到了江之尾,所以清人评价这两句诗是“道尽东坡半生行事”。这两句我们觉得写来非常自然:他到了金山,看到长江,自然会想到自己的家乡,换了别人可能也会这样写。下面他接着说:“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又说“中泠南畔石盘陀(中泠是天下第一泉),古来出没随涛波”。说“闻道”、说“古来”,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农历的十一月初了,即便到江南,到镇江这样一个地方,可能也没什么好景致可看了。没什么风景可看,他又要写一首记游的诗,又必须要写,怎么办呢?只能用这样“虚晃一枪”的办法。听说长江水大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子,第一泉又是什么样子,他不得不这样写。这四句是东坡一个很聪明的写法。再接下来他写“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又讲到了“望乡国”,再联系这首诗一开始的两句,“我家江水初发源”,看来东坡似乎已不是很随便地写的了,不然怎么老是提到自己的家乡,这里一定有些原因。

其实,东坡不是那种家乡观念很强的人,他晚年从海南岛归来,并没有说要回眉山,要回四川——从来没有提过,而是要到常州去归隐,归老常州。元丰七年,东坡从黄州到江宁的时候,去看望过当时已经不做宰相的王安石。王安石就劝他说,你不如以后也在钟山脚下买上几亩地、买上几间房子,我们两个人做邻居。当然后来东坡没有这样做。东坡不是那种一定要衣锦还乡的人。但是这首诗里面一开始提到他的老家,然后写到一半的时候又“试登绝顶望乡国”,好像有一种乡思、乡愁,思乡念家的情绪总萦绕在里面。那我们觉得这里面就应该有点原因。联系到这首诗是熙宁四年写的,那一定是跟王安石新法,跟新旧党争有关系。也就是说东坡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朝野上下政治改革的大潮中,他很不适应,很看不惯,很有些意见,不愿在朝中做官;在这种心态之下外任,经过金山寺,所以才会在这首诗里面流露出浓浓的乡情、乡思,他是在发牢骚。

因为有羁旅行役之愁,就没心思观景了,可是东坡的朋友似乎没有察觉他的这种心绪:“山僧苦留看落日。”这样“苦留”的结果,倒是看到了一番壮丽的景象,诗也不是像先前“闻道”那样虚写了。“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这两句是写眼前的实景,而且非常瑰丽,是写得非常好的两句诗,已不是一般人所能道。再接下来的描写,就更新奇了,恐怕那种景象也不是一般人可以遇见的。“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中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乌惊”,这番景象,直到现在,我们觉得仍是一个谜。江心为什么会有一团炬火?我们现在想不清楚,当时东坡自己也说不清楚。所以这个描写我们觉得非常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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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31-07-17 星期一 9:43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那么,怎么来解释当时的这一番景象呢?东坡自己回去之后给了它一个解释:他说,这个“非鬼非人”的东西是什么呢?一定是江神。“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这个官有什么做头?长期的官宦漂泊,没什么意思,不如归隐了好。处在东坡这种特定的心态之下,自然容易想到,那也许是江神出来警示东坡:还是归隐了吧,还是回自己的家乡去吧。东坡的这个解释,我们想想觉得既新奇,又非常正常、非常自然,这就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了。诗写到最后,奇特的景象和奇妙的想象与前面写的乡愁、乡思,跟他前面的写景,两条线到最后就融合在一起了。这个解释很符合东坡当时写这首诗时候的心态,政治上不太得意,南北宦途的奔波又非常劳顿,所以,当他看到大自然中的奇特景观时,自然会往这方面想。东坡的这首《游金山寺》,它整个的构思,诗意的表达,诗中的描绘、议论,都非常自然,跟他一贯的文学思想,主张创作主体情感抒发的自然,同时又主张要尊重客观外界事物的规律和自然,完全一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再看东坡的一首绝句,大家所熟悉的《饮湖上初晴雨后》二首其二:

引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也许再没有比用西施比喻风景优美的西湖更新奇、更恰当的了。美女与湖水,本没有必然联系,然而,西施一颦一笑都美,这与在或晴或雨等任何情况下都很优美的西湖景象,非常相似。东坡敏锐地抓住这一相似点,把二者联系起来,从而将西湖形象永久地定格在我们的视野和想象中。诗人选择的形象和所作的比喻是新奇的,然而又是很自然地。这正是这首诗的出彩之处。东坡也很得意自己所做的这一比喻。他后来在诗中多次重复过自己的这个比喻,如“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只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宛转为君容”等。他还把自己以美女为喻的手法,扩展到其他诗歌中。比如他评书法,说:“短长肥瘠各在态,玉环飞燕谁敢憎。”是以杨贵妃、赵飞燕分别来比肥瘦不同的字体。他又品评茶叶,说:“戏作小诗君勿诮,从来佳茗似佳人。”以美女比茶,也是别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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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自书《赤壁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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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东坡的文章

东坡的文章,历来都公认它好,在宋代,青年士人中就流行着“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的话,他们认为,只要你把东坡的文章读输了,考进士大概就没问题了,考中了进士,做了官,自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后代人们又把他推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怎么来评价东坡的文章呢?这里我们也可用东坡自己的一段话来作说明。他说:

引用: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苏轼文集》卷六十六《自评文》)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他写文章就像从地下奔涌而出的山泉一样,在平地滔滔汩汩,纵横驰骋,一日千里;然而若遇到山石阻碍,随物曲折,就很难说了。他所知道的是,该行的时候行,该停的地方停,该快时快,该慢时慢,其他他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很自信、很骄傲的说法。这个话东坡在其他地方也说过,比如《答谢民师书》中也表达过,那是东坡夸奖谢民师的文章。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话更是东坡自己文学创作的写照,是东坡自己的“夫子自道”。

接下来我们看一篇东坡的文章,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东坡有一个表哥叫文同。曾做过湖州知州。这个文同也很有文学艺术才能,尤其是在绘画方面,十分著名。他特别擅长画竹子,自成一派,称作“文湖州竹派”。文同的竹子画得潇洒风姿,不笋而成,疑风而动。文同对竹子的品性了解得显然要比一般人深刻得多,甚至达到了他就是竹子,竹子就是他的程度。“竹如我,我如竹”。文同曾经画过一幅画,叫作《筼筜谷偃竹》,是他在洋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洋县做官时画的,筼筜谷就在洋州,文同画了赠给东坡。东坡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记这幅画的创作缘由。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们看一下。

他一开始说:

引用: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这一段文字是讲文同画竹子的理论,包含了画竹的“义理”,也就是画竹的方法。这个方法是文同传授给东坡的。东坡也会画竹子,他的画竹子是跟谁学的呢?是跟他的表兄文同学的。所以这是追述他表兄文同的一段话。这一段文章里面特别提到“生而有之”。这个“生而有之”,也就是竹子的特性,文同是把握得非常准确,非常好的。文同能够把竹子的品性、竹子的特征,或者用东坡的话说是竹子的情性,把握得非常好。成竹在胸,纵笔而成,而不是枝枝节节的堆积,所以他的竹子画得好。否则,不掌握、不了解竹子的特征、特性,眼里只有竹子的一枝一叶,那是难以把竹子画好的。这都是文同画竹子的理论,也就是画竹子的“义理”和方法。这样一个义理东坡说过之后,他觉得可能还描述得不够分量,所以接下来又以他弟弟苏子由的一段话作为引证:

引用:
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文与可传给东坡的画竹子的道理,苏子由也体会到了,所以东坡引他弟弟的这段话,说明文与可确能得画竹之道,也就是能得画竹之意(把握精神,谙熟于心)。但是苏子由并不会画竹子,所以东坡得意地说,他自己在画竹这方面,不但能得其意,而且又是能得其法的。东坡果能兼得其意和法么?东坡没有直接回答,却记述了他与文与可之间的一桩趣事。

引用: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


文同一开始画竹子,不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谁来要画,就给他画。后来,来要画的人多了,摩肩接踵,文同就不耐烦了,常常把人为求画而送的礼物丝绸随手就扔到地上,说要拿去做袜子。当时传为趣谈。。

引用:
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

文与可很讨厌这些蜂拥而至慕名求画的人,就说,要论画竹,我的弟子东坡已经画得很不错了。你们以后要求画就不要再找我了,直接去找东坡,也就是说袜材便可以转移到东坡那里去了。

引用:
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稍万尺长。”


这是文同信的末了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从这两句诗我们可以见出文与可的画竹之法,即咫尺之竹而有万里之势。

引用:
予谓与可(东坡给他回信):“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东坡有意逗他。要画高万尺的竹子,那就要万尺绢才行,你文同现在不肯画竹了,我倒愿意画,愿意得这二百五十匹绢。文同回答说,我要是有两白五十匹绢,我官也不做了,我就归隐了,我还会给你?我这里说的是“此竹数尺,而有万尺之势”。文同讲的是一个艺术的真实问题,东坡当然不是不懂,他是有意跟文同开玩笑,偷换概念,把它讲成是生活的真实。这段文字记述了东坡与他表兄文同之间的一桩趣事,而从这件趣事的记载中,我们不但可以见出东坡与文与可之间深厚情谊,而且也可以体会到文与可画竹子的意和法,并可以见出东坡也是能得其意和法的。这个意与法就是胸有成竹,咫尺而有万尺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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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同《墨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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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的故事还没讲完,接下来他又记到:

引用:
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很有意思。东坡写诗与文同开玩笑,说你在洋州做官,洋州竹林茂盛,以笋佐餐,不知道吃掉了多少棵竹子。文同收到信时正在吃饭,看了东坡的诗,大笑起来,饭喷了一桌子。谈笑之间,我们可以看出来东坡与文与可的亲密无间的那种兄弟之情。

最后,东坡讲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的缘由。

引用: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东坡写这篇文章时,文与可已经去世半年了。东坡偶尔看到这一幅文与可所画的竹子,不禁想起他的那位表兄,非常伤心。东坡这里用了一个典故,即曹操祭桥玄文中的两句话。我们晓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中,讲过曹操年轻时的一桩事。曹操年轻时不事正业,放浪不羁,像个不良少年,一般人都不重视他,惟独他的好朋友桥玄很欣赏其才华,把他当作一个人才。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做过一个约定,说他们两个那个先去世,另一个经过他的墓前,如果他不用“只鸡斗酒”来祭奠,那么让他走过对方的坟墓不出三步就腹痛。这虽是桥玄和曹操开玩笑的话,但可以见出曹操和桥玄这样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那么东坡呢,我们看到文章的最后才晓得,他在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定是先想到了《三国志》里面曹操、桥玄的故事,并从中收到了启发,然后才来写这篇文章的。文章中所记的都是东坡和文与可相互交往的、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小事,但是从这些琐事里面既可以见出东坡和文与可之间的兄弟之情,又通过这些琐事的记载,把文同画竹子的理论和方法都给他记载下来了。所以,历来评价东坡的文章的人都认为他的文章有波澜。我们看了这篇文章,也会觉得他写文章确实是波澜起伏的。一直看到最后,才晓得他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要表达怎样的思想感情。波澜起伏,然而一切又都是那么自然。

就“记”这种文体来看,是以叙事为主的,但是,文章开头的两节,都是在讲文与可画竹子的理论,都是在说理。这看起来好像是不符合“记”这一种文体的要求,好像超出了“记”这种文体的规定了。但实际上我们细细地去想一想,其实又不然。他讲文同画竹子的意也好,讲画竹子的方法也好,都是通过对文与可生前说过的那些话的追忆、复述记载下来的,因此他这种说理,同时也还是记事。所以,似乎不符合“记”的要求,实际又符合这一文体的要求,这就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寓妙理于豪放之外”了。这正是东坡的高明所在。

>原题《走近“苏海”——略谈东坡的思想学术与文学(中)》,载《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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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苏海”之三:东坡是永远的东坡!

五、“指出向上一路”——东坡的词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是词。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是随着隋唐时代燕乐的兴盛而发展兴盛起来的一种新文学艺术样式。词在最初的发展阶段,主要是在下层流行,题材广泛,手法多样,风格各异。然而到了中晚唐时期,文人对它越来越感兴趣,开始涉足词的创作。于是,词越写越精致,艺术水平越来越高,然它的题材和主题却越来狭小和单一。士大夫们多在花前月下、宴席之上,写了给歌儿舞女们唱的,题材一般不出春花秋月,男女之情,风格自然也是清丽婉约的。到了东坡,他觉得仅仅是这样写词,不足以充分反应现实生活和自己的思想感情,他认为词应该像写诗那样写,以诗为词,不要有什么限制,也就是想突破晚唐五代词人的传统做法,给词的创作开一条新路。这对词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下面就举出几首东坡词来看一下。

第一首是《定风波》:

引用: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于元丰年间。元丰二年,因为“乌台诗案”东坡差点被杀头,次年贬官到黄州。在黄州好几年,东坡诗文写得很少,却写了很多的词。因为写诗若涉及朝政就很危险,可能会被抓起来,杀头也说不定。但是做小词,在那个时候,大家晓得文体在宋人看来是有分别的,可以无大碍。这首词前面还有一篇小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把这首词写作的具体时间、地点等背景,都给我们作了一个交待。这首词的小序也写得好,小序就是一篇很有情致的小文章。

词中写了日常生活中谁都可能遇到的一种情况:先是没有准备,忽然下雨了,然后又是雨过天晴。这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情景,人人都会遇到,人人都可以想到的,但是不见得人人都可以写得出来的一番景象,东坡在这首词中却给我们非常形象地描绘出来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这首词中读出和想见东坡其人的那样一种胸襟,那样一种宠辱不惊的心态,那样一种似乎已将人世所有的恩怨都泯灭掉、都淡化掉了的境界,非常平静。

从这首词里完全看不出来东坡是谪居黄州。其实,东坡贬到黄州之后,他的生活极其困窘。我们前面谈到过,他刚到黄州的时候,水土不服,黄州那个地方又比较热,他很不适应,眼睛生病,差一点就失明了,身体的状况很不好。他的整个家庭,生活也非常窘迫。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朋友也想办法,给他一点资助,给他找了十来亩荒地,让他自己去耕种,希望有一点收成来维持家计。但是东坡哪里种过地,因此他地里的收成也不好,常常是种子撒下去收不上成本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是很难应对的,心态也很难做到完全平静。东坡不然,他在这个时候一方面自己减少自己的饭量,节衣缩食,同时练气功调养身体。真是不易。但是我们看这首词,却完全看不出那种困窘的状况,看不出那种衰飒之气。这里面很明显地是有一种老庄的思想影响、支持着东坡的精神和心灵。比如他词里面说得“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完全是一种委运任化,顺物自然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东坡最困窘的时候,给了他莫大的支持。

但是我们话也要说回来,东坡有的时候很旷达,很疏旷,胸襟很开阔,但也不一定所有的情况下都是这样。他有什么牢骚还是要发,他有什么不满还是要讲的。我们再看他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引用: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里的牢骚就很大。东坡那种孤独、寂寞的形象,我们可以想见。词的上片讲到“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个“幽人”,是理解这首词的一个关键。“幽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囚犯,幽囚,这是《周易》里面的。《周易》履卦爻辞中说道:“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实际上东坡是以幽人自比,他觉得自己现在黄州就像一个囚犯,也确实像一个囚犯。因为在黄州做团练副使,不得参与地方政事,而且也不能离开黄州,那跟软禁、跟囚犯差不了太多。所以他就用幽人自比。但是接下来又有一句“缥缈孤鸿影”,好像不晓得说的是幽人还是孤鸿,不晓得是比喻还是寄托。我们认为东坡这里用的是比兴寄托的手法。孤鸿也好,幽人也好,都是中国诗歌创作传统中的比兴寄托手法。东坡用这种手法所表现出的,是他贬谪黄州时那样一种抑郁不平、孤独寂寞的心态。这似乎与我们前面说的有些矛盾,其实不然。也就是说,东坡也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那样旷达,有的时候他也要发发牢骚。我们觉得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东坡。如果他时时事事都能够从现实生活中间,从坎坷的政治遭遇中间摆脱出来,完全超然物外,那倒不是东坡了。

东坡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的时候很旷达,有的时候要发牢骚,有的时候看到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丑恶现象他还要批评。即便后来他被一贬再贬,贬到惠州,贬到海南,他还是要批评朝政,批评当时政治、社会上一种不良的风气的。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东坡。而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东坡思想上那种儒道兼融的思想,不管是发牢骚还是委顺自然,都符合他要抒发创作主体的情性自然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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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首词,大家都更熟悉了。﹝水调歌头﹞:

引用: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前面也有一篇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交待这里在熙宁九年中秋思念他的弟弟苏子由作的。东坡跟他的弟弟苏子由的兄弟之情特别深厚。其实,我们从这首大家很熟悉的词里面,还可以看出来很多东西,比如东坡的思想、性格、他的生活情趣等等。你看他一开始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提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觉得提的也非常正常,因为月亮这样一个形象,自古以来就有它的许多传说,又解释不了,看着它不免会浮想联翩。古人在诗词中间对月发问,产生一系列的想象,以至产生一些故事、传说,非常多。在问了一系列问题之后,东坡还欲罢不能,甚至想“乘风归去”。但讲了一句之后下面就转折了。难道东坡真的想乘风归去么?其实他并不想。他在这首词的小序里面讲“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我觉得他其实没醉——真的醉了可能就乘风归去了。他很可能是酒醒了以后作的这首词。所以他马上又讲到他的担心。因为,真得到了月宫,“琼楼玉宇”,但是“高处不胜寒”呵,“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不如人间好。据说这首词传到京城中,宋神宗看到之后就说,东坡不错,对皇帝还是很忠诚的,舍不得君王嘛。

再来看下片,很有意思。先发牢骚,表达他对子由的思念情绪:“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先埋怨了一番,为什么月亮老是在人们离别的时候圆呢,好像不太理解人的心情。发了这一通牢骚之后他马上又转折了,又来了一番议论以自我开解:“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从来如此,人世和大自然中的事很难使所有的人都满意。最后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释之,表达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从这首词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来东坡既热爱现实,又疏放旷达、顺物自然的思想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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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自书《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

东坡是大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东坡的四六文做得也好,那是一种散文化的四六文,他承袭和发展了欧阳修的四六文的做法。东坡的绘画也不错,他画竹子,我们前面说了。东坡的书法同样很好,东坡书法的风格是豪宕,有学者说他的字健而肥,和而秀,是很正确的。就是说,东坡在文学艺术创作的很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这里就不详谈了。

东坡的影响在当时就非常大,可以说是名满天下。他的作品一问世,就不胫而走。东坡的集子在北宋就有多种刊本出现,东坡的诗集、词集和文集,在宋代都有很多注本,这也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有一段时间,东坡的文集和黄庭坚、秦观等旧党人士的文集,被朝廷明令禁毁,但人们往往有一种逆反心理,官方越是禁止,人们越是好奇,结果反而促使了东坡集的私下的流传,各种各样的刊本、抄本都有,一时间洛阳纸贵,十篇东坡诗文能卖黄金一斤,刻书商也因此大发了一笔财,甚至有时候,如果士大夫们相互交谈不能引用东坡诗文,还会被认为是没文化,不风雅。

东坡一生宦海漂泊,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令后人缅怀和追踪的政绩与足迹。他在杭州做过知州,人们就称他苏杭州;他在徐州生活过,人们就叫他苏徐州,还有苏扬州、苏登州,甚至他贬谪所去的地方,人们还称他苏黄州、苏惠州、苏儋州等等。东坡写字不小心将墨汁洒到了竹子上,人们叫他东坡竹。东坡吃过的荔枝,得名东坡荔。东坡戴的帽子,成了流行的东坡帽。按东坡的做法做的鱼、肉叫东坡鱼、东坡肉。东坡在杭州疏浚西湖时所修的长堤,叫苏堤。他在黄州题咏过的赤壁,成了东坡赤壁。人们在东坡做过官的地方给他建祠堂,纪念他,缅怀他,因为东坡关心百姓,曾给他们带来过幸福。

东坡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人主张复古,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宋人的诗评价很低,但惟独对东坡的诗情有独钟,各种东坡诗文的选本、刊本很多。清人就更不用说,他们研究东坡的诗歌,给它作编年、注释,最有成绩。

东坡不但在中国本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还远播到域外,传播到高丽,传播到日本,传播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所谓“散为百东坡”。高丽时期,士人推崇东坡,生孩子起名,也取东坡之名,如金富轼等。士人都喜欢东坡的诗文,当时高丽每年录取三十个左右的进士,每年放榜,人们就会说,今年又出了三十个东坡。

今天,人们对东坡的研究,也方兴未艾。东坡研究中的很多的问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只要我们不断地以自己的心去贴近东坡的心,不断地去研究,那么,我们就相信会对东坡及其创作有更多、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东坡是永远的东坡!

>原题《走近“苏海”——略谈东坡的思想学术与文学(下)》,载《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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