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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佛教与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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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6-12-17 星期三 12:08 pm    发表主题: 漫谈佛教与诗歌 引用并回复

https://mp.weixin.qq.com/s/8taMlrh3KASnabXfa7p2HQ

漫谈佛教与诗歌
作者:张宏生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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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6-12-17 星期三 12:18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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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社会生活中,诗作为一种带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心智之果,已经很深地渗透到各阶层人们的精神之中,成为他们理解生活,净化情操或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重要载体。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无一例外地在诗歌的王国中打下了烙印;或者反过来说,就反映中国文化而言,诗歌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佛教是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一种外来宗教,几乎与中国的文学走向自觉同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也及时发现了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功能,因而一些僧人在传法示道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诗的体裁,或宣扬佛教哲理,或表达方外情趣,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这一时期善诗的僧人有支遁、慧远、惠休等。总的说来,他们的作品虽然在写景、抒情、说理等方面还不够生动、形象,甚至往往是佛教教义的韵文化,但作为僧诗在唐代走向繁盛的一个准备,仍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到了唐代,随着中国抒情诗进入黄金时代,随着佛教的进一步繁荣,僧诗也进入了全新的、也许是最高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不少僧人都有着很高的诗歌创作成就,如王梵志、寒山、拾得、无可、皎然、齐己等,都能够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作品,不仅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手法更加多样,带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据统计,《全唐诗》共收诗人2200余人,诗歌900卷,而其中诗僧即占100余人,46卷。这个比例,应该是不小的。《唐音癸签》卷八记载中晚唐时,许多佛徒都善诗。他们“背箧笥,怀笔牍,挟海溯江,独行山林间。……游其心以求胜语,若有程督之者。嗜吟憨态,几夺禅诵”,就是这种状况的体现。

考察这些诗僧的作品,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便是其中对大自然的表现。由于他们多居住于深林幽谷,人迹罕至,境由心生,所以笔下的大自然往往幽僻清奇,杳邈静谧。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山水诗的宝库里,大谢的雄奇,小谢的清秀,以及高岑的壮阔之外,清幽静谧一路,在僧诗中有着集中的表现,其美学价值是非常独特的。与这种内容和境界相适应的,是僧诗的风格往往平淡自然,不带浮躁感,不带烟火气,恬适平和,设色素淡,人与自然完全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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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6-12-17 星期三 12:20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另外,僧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宣扬佛理的。无庸讳言,这里面有些写得确实不够生动形象,很像“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但也有不少把深邃的佛理联系着现实的人生,出之以形象的语言,运用了生动的比喻,显得深入浅出,发人深思,耐人寻味。尤其是一些作品能够把理念完全隐藏在形象之中,深而思之,则宕开一境,即使从表面上看,也不失为佳作,就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心智的果实。这一倾向对中唐以后逐渐兴起的“以议论为诗”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宋代以后,僧诗基本上没有更大的发展,但在不同的时代,也还有着不同的特色。如北宋的惠洪每有艳情之作,虽然可以理解为僧人的日益士大夫化,但也是那个开放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明末狂禅思潮中出现的真可,公开声称“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也显示了随心适意的自由之光。他们的诗歌创作,作为一种心灵折射,无疑也有着深刻的认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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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6-12-17 星期三 12:25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以上所述,充分反映了诗僧与中国诗歌发展的密切关系,或者说,反映了诗歌在僧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临济与凤林之间的一段使人饶有兴味的辩难。据《五灯会元》卷十一,

引用:
有一次,临济义玄去拜访凤林禅师,一见面,凤林说: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临济毫不示弱:“何必剜肉作疮?”意思是说,佛性不可言说,你明知如此,还要发问,岂不是没事找事,多此一举?

凤林并不管这些,还是问道:“海月澄无影,游鱼独自迷。”(禅境既是一片光明,通脱无碍,我为什么还找不到路?请给我指路吧。)

临济答:“海月既无影,游鱼何得迷?”(你既能对禅境有这种描述,可见并未迷路,也就是已经开悟了,又何必多此一问?)

凤林接着问:“观风知浪起,玩水野帆飘。”(看到狂风初起,就知大浪将至,船儿要被吹走。我的心性不稳,请你给指一条明路。)

临济答:“孤蟾独耀江山静,长啸一声天地秋。”(明月高悬,江山宁静;秋风劲健,天地清肃。你的悟境如光风霁月,本已具足,动摇不得,还要我说什么呢?)

凤林还不罢休,又问:“任张三寸挥天地,一句临机试道看。”(虽然如此,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就如慧剑,能斩断天地间一切烦恼,请还是根据上面的情形,为我说说吧。)

临济答道:“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不献诗。”(你说我的利舌如剑,我就自认剑客,但只是与另一剑客狭路相逢时,我才会拔剑。你不是剑客,让我拔剑做什么?正如我不是诗人,所以,既不会作诗,也不愿作诗。)

听了这番话,凤林便住口不问了。凤林横说竖说,就是想引出临济对自性的表述,使其“着相”,但临济始终避免正面回答,从而显示出他的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辩难时所使用的工具是格律严整、意蕴深厚的诗句。诗歌的委婉性、含蓄性和多义性,使得他们的对话方式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想起了《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的一段记载:郑伯在垂陇设享礼招待赵文子,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两个子石跟从郑伯。赵文子说:“这七位跟着君王,这是赋给武以光荣。请求都赋诗以完成君王的恩赐,武也可以从这里看到七位的志向。”子展赋《草虫》。赵文子说:“好啊,这是百姓的主人!但武是不足以承当的。”伯有赋《鹑之贲贲》。赵文子说:“床上的话不出门坎,何况在野外呢?这不是应该让人听到的。”子西赋《黍苗》的第四章。赵文子说:“有寡君在那里,武有什么能力呢?”子产赋《隰桑》。赵文子说:“武请求接受它的最后一章。”子太叔赋《野有蔓草》。赵文子说:“这是大夫的恩惠。”印段赋《蟋蟀》。赵文子说:“善哉,这是保住家族的大夫!我有希望了。”公孙段赋《桑扈》。赵文子说:“不骄不傲,福禄还能跑到哪里去?如果保持这些的话,这些福禄就是想推辞也推辞不掉的。”(参看沈玉成先生译文)就《诗经》本文来说,有其字面义,而赵文子则根据当时的习惯和具体的情形,作出了另外的理解。作为一种赋诗“言志”的方式,如果说,临济诸人受到了《左传》的影响,当不是无的放矢。可见诗歌在丛林中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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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6-12-17 星期三 12:27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佛教与诗歌的关系,一方面是僧人用诗的形式表达思想,构筑形象;另一方面是佛教、特别是禅宗通过对士大夫的影响,反映到创作中去,从而构成独特的文学景观

禅宗的根本精神是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从佛性之不可言说,进一步认为一切思想、感情、意念、感觉等都是不可言说的,一旦说出,就成为相对的,无法完全表达其本意,而诗歌则一定要求用语言表达心灵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二者似乎不在同一层面上,无法沟通。但实际上,诗禅相通不仅被创作实践所证实,而且也引起了批评家的浓厚兴趣。这说明,诗禅自有相通的内在机制,它大约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禅和诗都注重内心的契悟。禅宗本是高度主观化的哲学,境由心起,物由心生,是它的基本倾向,所以《古尊宿语录》卷三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诗则在各艺术部类中,最为强调独任性灵,张扬个性。南宋诗人杨万里在其《江湖集序》中说:“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他毅然烧诗的心理动机,就是追求“我手写我口”,而对模仿江西诗风产生自我否定。另外,在古典诗歌中,情与景是一对普遍存在的范畴,但批评家更重视情对景的统帅作用,正如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下所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又说:“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诚哉是言!抑岂独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也强调主观性。南宋诗僧绍嵩在《江浙纪行集句诗》的序中引永上人语说:“禅,心慧也;诗,心志也。慧之所之,禅之所形;志之所之,诗之所形。谈禅则禅,谈诗则诗。”确是比较了禅、诗关系后的有见之言。

第二,禅和诗对语言都有近乎相同的特殊要求。当然,禅的最高境界是放弃一切语言,如果一个眼色或一种动作就能使学者开悟,那是再好不过的。但落实到具体的传法过程中,为了指点后学,传授心得,又不能离开语言。于是,禅师们在语言的选择上,往往使其多义飘忽,缺乏逻辑,打破规范,以启发对方不要“死于句下”。诗在语言的运用上虽然有不少其他特点,但在结构组合上往往不作承接或因果式,而是赋予极大的跳动幅度,以给读者创造一个充分想象的空间,却与此非常相似。这一点,从句法上看,在江西诗派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从效果上看,则使作品更加具有了言外之意。

第三,禅和诗在传道方式或创作手法上,都特别注重比喻和象征,这和语言的运用是互相联系的。说禅写诗都需要机智,而善于比喻和象征正是高度智慧的表现。《景德传灯录》卷六说:“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这实际上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禅宗的思维特点,所以我们就能经常看到这样的记载:“问:‘如何是天柱家风?’师(崇禅师)曰:‘时有白云来闲户,更无风月四山流。’”(《景德传灯录》卷四)“问:‘如何是夹山境?’师(夹山善会禅师)曰:‘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五灯会元》卷五)这都增强了传法时的形象性和可感性。众所周知,苏轼是比喻的大师,他的“雪泥鸿爪”的比喻暗含禅理,已是公认的。黄庭坚晚年的诗,“以草木文章,发帝抒机;以花竹和气,验人安乐”(魏了翁《黄太史文集序》),也见出他在这方面的追求。至于说比喻和象征手法在诗歌创作中的一般运用,更是举不胜举。

应该指出的是,不管是注重内心契悟,还是在语言、比喻、象征等方面的特色,就中国诗歌的发展来看,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似乎可以说,自从诗人受到禅学的影响之后,运用得更加自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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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6-12-17 星期三 12:29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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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禅和诗虽然有着相通的机制,但诗受禅的影响更大些。这最主要地表现在以禅入诗上,也就是说,禅给予诗的往往是既空灵又密致的思理。而这种思理的上乘又排除了枯涩的义理,更倾向于追求象外之象,“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契合了传统诗学中的含蓄,但又赋予了新的内涵。王维、司空图诸人的作品,就能够很好地反映出这种境界。如同文学批评史所已经昭示的那样,以禅入诗的结果确实丰富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宝库,也给诗坛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另外,在诗歌批评上,禅学的渗透为诗学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如后来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并与某些时代的创作风气产生了密切关系的一些术语:“妙悟”、“境界”、“饱参”、“活法”等,都来自于禅学。研究中国的文学批评,倘不懂禅学,即使不说无法进行,起码也是大有缺陷的。

不过,有学者曾探索过,说诗受禅的影响更大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某种特定类型的诗歌创作,对禅的发展也可能有一定的启发。如王维的思想和创作深受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有的学者谈到这一点时,往往把讲求直觉、暗示、象征的公案禅法,用来印证此前出现的王维诗艺。这就有理由使我们相信,王维的诗歌创作可能对禅宗有着反影响。因为,王维在南宗禅尚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应神会之请撰写了《能禅师碑》,帮助南宗争正统;在“平常心是道”的洪州禅兴起之前,已采取了自然任运、触处即真的悟道态度;在凝炼隽永、富于诗意的机锋、公案出现之前,已写出了众多饱含禅意、含蓄冲淡的山水写景诗。这些对于南宗禅势力的扩大,对禅悟方式、表达手段的变化,或许并不是没有关系的,尽管这一点还不能得到普遍证明,也不能过分夸大。

>原载《文史知识》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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