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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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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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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30-10-18 星期二 11:45 pm    发表主题: 悼金庸! 引用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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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30-10-18 星期二 11:48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潘永强:

金庸不只是武侠小说家。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中国大陸赤化,继之大躍进与文革,中华文化花果飘零之际,金庸在港英治下华洋杂处之地,凭其武侠小说、《明报》与《明报月刊》,在全球汉语世界中,维系华夏文化精神,关心中国命运,力挽崩毁的文化自信。在冷战岁月,中国亦未知何去何从之时,金庸以他的小说、社论与杂志,继续滋润与支撐起海外华人丰富的文化意象,无论精英与庶民都深深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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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31-10-18 星期三 12:18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https://mp.weixin.qq.com/s/ekhtoXtE4v0Ncc-7mdXTcQ

金庸离去,世间再无大侠!他的江湖,这样讲给孩子
来源:“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

10月30日,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去世,享年94岁。

查良镛生于1924年3月10日,浙江海宁人。查良镛于1940年代后期移居香港,其后以笔名“金庸”著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更屡被翻拍电影。其作品流行的程度,被誉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

大侠一路走好!感恩他为我们留下一个江湖!

今天,我们把他的这些故事讲给孩子!

01出身书香世家

1924年,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世家。

海宁查氏是世家望族,康熙年间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进入近现代,査家还出现过实业家査济民,教育家査良钊,九叶派代表诗人、翻译家诗人查良铮(穆旦)。

而金庸族谱旁系姻亲关系中,也有很多大家熟悉名字,比如:
徐志摩——金庸的表哥(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
蒋百里——金庸的姑父(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是金庸的同族姑母);
钱学森——金庸的表姐夫(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航天之父”“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的妻子)
琼瑶——金庸的表外甥女(金庸的堂姐查良敏嫁了琼瑶的三舅袁行云)
……

在书香环境的熏陶下,金庸度过了安逸的童年时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3岁的金庸随学校南下,开始了千里跋涉的流亡之旅。由安至危、由富到困,但金庸没有在战乱的颠簸流离中颓丧。

15岁的时候,金庸和两位同学一起合作,编了一本《献给投考初中者》,根据招考的题目,做些模范答案给学生看,大概相当于今天《五年模拟三年高考》这类的参考书。这个书做得很成功,让他们赚了很多的钱。

有人说,金庸是最会赚钱的文人侠客,这一点,金庸在中学时候就已颇显锋芒。而看起来温和宽厚的金庸,年少时性格也有十分狷狂的一面。

在上学时,因不满学校的某些行为,他写文讽刺过训导主任,也在大学时与训导长争辩过,结果便是遭遇了两次被学校开除的命运。最惨的是第二次被开除后,因为没有钱,他衣食都没了着落。金庸向一位蒋姓表哥求助,才解决了生计问题。

求学期间的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成为一个外交官。但因历史原因,他还是跟外交官的梦想擦肩而过。后来,金庸在另一所学校念起了国际法,而这段法学知识背景以及他后来的经历与声望,为他谋得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1985年他被聘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02在藏书堆里长大

金庸小时候,家里住在海宁县的袁花镇上,没有学区房,但是有三间书房。

那里面有很多线装书。据他弟弟回忆,这里面有《荒江女侠》《封神演义》《儿女英雄传》《明史》《水浒》……这些书,小金庸早早地就看完了。

不止是旧书,金庸家里还到处是新文艺作品。

他的父亲和哥哥有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的旅行记,天南地北,无所不包。还有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报》。这些都成了小金庸的读物。

金庸的父亲给他送礼物,动不动就送书。10岁那年的圣诞节,父亲送给了小金庸一本狄更斯的《圣诞颂歌》。

这本书对金庸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他说这是“一个伟大温暖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很多年后,每到圣诞节,金庸都还要翻出这本书来,读上几段,怀念父亲。

那么金庸小时候的玩具又是什么呢?

有一个故事: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的进士,做过丹阳知县,后来不当官了,回家编书。

他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规模很大,有好几百卷之多,但是雕版还没完工就去世了,书也没印出来。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后来都成了小金庸的玩具。

金庸家里的男性长辈喜欢读书,女性长辈也一样。

他的母亲徐禄,也就是徐志摩的姑姑,后来《书剑恩仇录》里陈家洛的母亲徐潮生的原型。她读过私塾,喜欢诗文,平时手不释卷。徐禄的书法也好,会写一笔漂亮的小楷。

金庸回忆说,小时候母亲和姊妹、姑嫂们喜欢读《红楼梦》,大家经常比赛背诵《红楼梦》的回目词,赢了的就得一粒糖。


03“报人”是不可磨灭的标签

作为武侠小说大家,这个身份或许是他享誉最盛的。而另一个在金庸一生中不可磨灭的标签,便是报人,一个杰出的报人。

1947年,他进入上海《大公报》,从三千名投考者脱颖而出。第二年,《大公报》香港版创刊,金庸被派入香港,那年他24岁。当时的香港与上海相比,并不发达,但金庸说,“我一生很喜欢冒险,过一点新奇的生活。”

1959年,35岁的金庸创办《明报》,便是看不惯《大公报》所报道的“虚假事实”。他说:“我办《明报》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主持公正,把事实真相告诉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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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他的社评文章,高峰期每日一篇,他的武侠小说,几乎也是以日更的节奏推进,数十年间无间断。

在这般工作状态下,还有个颇有趣的故事。当年《天龙八部》在《明报》连载时,金庸曾数次离港外游。小说连载不能断,他便请好友倪匡代笔。在小说第89回中,阿紫的双眼被丁春秋戳瞎,这个情节其实是倪匡写的。后来,金庸则以换眼治疗手段让阿紫复明了。

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此生基业,30年时间,金庸将《明报》塑造成香港极具影响力的报纸。

而这份报纸开办之初,只有六千份的发行量。在困难的时候,所有职员的薪水都打了八折。金庸说,“是大家和我一起捱了下来。”


04八十岁的学生

金庸写了15部武侠小说,部部经典。但金庸的名气虽响彻中外,而且博古通今,历史、政治等知识信手拈来,他依然觉得自己学问不够。

因此即使是在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后,金庸坚持选择作为普通学生申请就读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那时的他已经是81岁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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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剑桥读书时,金庸同普通学生一样。背着双肩包,里面放满了课本。有一段时间金庸还会骑着车上课,但因为太太担心会发生危险而就此作罢。

在剑桥上学,金庸又变成了那个别人不太关注的查先生。不再有知名作家光环、不再是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做的一切都“不为学位,只为学问”。

有学生想找金庸拍照,签名。金庸说:“我现在是学生,不是作家。等我不是学生的时候,我再和你坐下来一起吃饭、喝茶。”

在金庸眼里,在任何时候学习都不算晚。永远保持谦卑的态度去探索人生中的未知,自尊而不自负,骄傲而不自满,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必须修炼的一部武功秘籍。

有人曾经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老先生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人生在世,去若朝露。一个人的一生,为何不可以是一部武侠小说,前半生纵情恣意、洒脱妄为,后半生心怀敬畏,有不断向学之心。就如查大侠的人生,可敬,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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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31-10-18 星期三 10:56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https://mp.weixin.qq.com/s/2PVFItK8woTC7ABr3pifjQ

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只有一个金庸
原创: 彭洁明
来源:“空中语”微信公众号


01

我的《文学欣赏与写作》课程,五年以来,最后一讲,总是讲金庸。

讲金庸的第一步,“田野调查”——请看过金庸小说的同学举手,举起来的手总是寥寥。

我心中升起几分遗憾——这么好的书你们怎么不读?又总是羡慕他们:世间还有这等好书等着你去目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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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出生于1924年,这是我熟稔的。

就在两三个月前,闲思闲想之时,忽然记起他94岁了,心中便掠过几分不安。

同时又有庆幸。李白,苏轼,李商隐,辛弃疾,都是我之所爱。

但时光悠悠,总是“怅惘千秋一洒泪”的多,能共一场月色的少。得与金庸同时,不是幸运吗?

今夜,课间打开手机,却看到那丝不安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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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除了不安,还有震惊、不愿接受和难过,还有一丝恍惚。

就着这些复杂的情绪上完了余下的课,走在虫鸣隐约的校园里,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一些句子。

譬如,“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02

陌生人的去世里,金庸是最最触动我的。又或者,他算是一个故人?

第一次读金庸的书,已是二十年前了。那时,《天龙八部》正在热播,黄日华演的萧峰很让我心折。

于是偶然起念,到租书的店里花五毛钱去租了《天龙八部》的第一册。

被太多人翻过的书,边缘都起了微微的毛,凑近了闻有一股近似人民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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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三联版,大约十章一本,约三十万字,每回之前有插图。日读一本,其乐无穷。

我就这样坠入了金庸的世界。

因为课业比较紧张,所以并没有一口气读完金庸所有的著作,断断续续二三年,才大致读完。其后,也是一读再读。

金庸小说,是我成为今日之我的重要因素。

金庸造出一个江湖,这里的人能纵起十丈之高,跳过万丈悬崖,酒一喝三十碗;仇敌能成为师兄弟,对头能变成夫妻,坏人可以让你夏日脊背生寒,而大部分人可以为了爱毫不犹豫地死去。

正因为世界并非如此,所以我们愿意相信这个童话。

青春里的金庸啊,教会了我爱和初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十六年后的杨过,依然可以跳下断肠崖;
面对袁紫衣求恳的脸,胡斐还是要坚持杀掉与自己并无冤仇但作恶多端的凤天南;
黄蓉本来只是一个想要现世安稳的女子,却一生从了靖哥哥的愿,直至于死;
程灵素面对自己绝爱而又不爱自己的胡斐,依然选择用自己的命,救他的命;
程英说:你看天上的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聚散,亦复如是。说完却流下泪来;
范遥说:郡主,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算了吧。赵敏眉一轩:我偏要勉强。

——时光改变不了我的深情,软语动摇不了我的信念,而为了爱情的一切奋不顾身,都是毫不费力,自然而然。

如此深情,如此超拔;如此执着,如此通达。

就像顾城的诗说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生命中一切美好,在金庸的笔下,都没有半分刻意,仿佛从来如此。

金庸又洞彻人性。

访谈里,他从不说露出锋芒的话,甚至似有些拙于言词。

他是“老狐狸”,口不臧否人物,其实好恶都在书里。

世间的善恶,他看得必然不少。要不怎么写出花铁干、岳不群、左冷禅这一干宵小,又怎么能写出夏雪宜、林平之、韦小宝这一干人物?

第一次读金庸,读的是他的故事情节和脑洞,后来,则是读人性,读世事,读世间百态,读人心。

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金庸亦如是。

金庸一生,用他的苦乐,写出了众生的苦乐。

鹦鹉史航借用古人赞孔子之语说:天不生金庸,我生如长夜。金庸,让我成为今天的样子。


03

用金庸教给我的练达,我可以说,我们哀悼和难过的,甚至不是金庸本人,而是“彩云易散琉璃脆”,是时间聚散,人生离别。

我们哀悼和难过的,还有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印度哲人说:我们知道死亡是存在的,但每一个人似乎都不知道自己会死。

而只有那些与我们有生命联结的人死去,我们才会想到,哦,原来死亡真的是存在的。

死亡是什么?

金庸早已写过太多的死亡。

喀丝丽自尽,谢逊被成昆杀掉了全家,林平之被余沧海灭了门,张翠山在张三丰面前自刎,萧峰在雁门关前自刎。

金庸还经常写那些误以为存在的死亡。

石坚夫妇以为儿子死了,杨过以为小龙女死了,萧峰以为萧远山死了。

我们也可以误以为金庸死了吗?看到新闻图片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搜索这是否是假新闻。然而它并不是。

死亡,是借由活着的人而存在的。

它告诉生者,生命有期限,生死有分别,那个人的音容笑貌,绝版了。

他如此聪明,如此狡黠,一辈子活了八辈子,一个人成就千万人,也不例外。

大诗人陆游说:“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他并不满意此生只当一个诗人。

而当想要投身政治的金庸在报纸上连载《书剑恩仇录》时,也并没有打算当一位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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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谢地,他当了小说家。

萧峰说:阿朱就是阿朱,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只有一个阿朱。

四海列国,千秋万载,也只有一个金庸。

天地之间有过他,已是厚赐。

好多人引用《神雕侠侣》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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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别后,他们此生再未重逢。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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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2-11-18 星期五 4:51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https://mp.weixin.qq.com/s/TQdZxNaKKmXYboX6tXPlJQ

金庸何以超越雅俗、长盛不衰?
作者:陈平原
来源:"壹学者"微信公众号


几十年来,月有阴晴圆缺,但金庸始终没有完全淡出公众的视野。现代文学史上,如此有个人魅力,不靠政府或商家做后台,而能红透半边天,且持续这么长时间,实在是个奇迹。单凭这一点,也都值得研究者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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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比许多新文学家更像“读书人”

在我心目中,“博雅”与“通达”,乃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最大特征。

在这方面,大学里专治文史的名教授,也都不见得能在查先生面前昂首阔步。我敬佩查良镛的,不仅是学识渊博,更包括极为强烈的求知欲望。

有幸听他眉飞色舞地谈论“考博”及“读博”的经历,那种投入感与幸福感,让我深深感动。

在很多人看来,早已功成名就且年事已高的查良镛先生,根本没必要正儿八经地注册念剑桥或北大的博士。可这正是“读书种子”查先生可敬可爱的地方。

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

好的小说家,一般都特能洞察人心。看透世态人情的结果,有三种可能性:或居高临下的傲慢,或普度众生的慈悲,或愤世嫉俗的绝望。

多次听查先生演讲,说实在话,不算太精彩;但答问很得体,确能显示大智慧。现场感觉如此,回头读各种报道及记录稿,证实我的直觉。愿意认真倾听粉丝稀奇古怪的提问,给予真诚的回答,而不是敷衍了事,这对一个见多识广的名人来说,除了智商,还得有足够的情商。

不止一次见到这样温馨的场面:演讲结束,热情的读者捧着书要求签名,金庸很配合,问人家叫什么名字,顺手写两句勉励语或俏皮话。在那么疲劳的状态下,始终保持笑容,且变换笔调为读者题词,是需要情感及智慧的。这在早年是为了推销作品,如今名满天下,根本用不着讨好一般读者,可金庸还是那么认真,丝毫没有懈怠,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着实让我感动

真希望有哪位好事之徒在网上发起,让获得过金庸签名的普通读者晒晒照片,那些五花八门、体贴入微而又暗藏机锋的题词,会让后辈汗颜且欣羡不已的。


“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

问过中文系若干在读博士生,他们小时候也曾迷恋过武侠小说,因而对金庸其人其文相当熟悉。之前审读“我与金庸”全球华人散文征文奖稿件,许多人深情款款地讲述自己与武侠小说一起成长的经验,既感谢作家金庸,更怀念意气风发、飞扬跋扈的青春岁月。这让我对金庸为代表的游侠想象,又多了几分理解。

四年前,我应邀撰写《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开篇是:

“游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情怀,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蕴藏着,只不过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少年时代的独立不羁、纵横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迹天涯的侠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对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侠’跟打斗本领没有直接关系,也不见得非‘快意恩仇’不可。这更像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与情怀。”(《文史知识》2013年第10期)

若此说成立,即便“天下”永远“太平”,也都有游侠“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价值。

我大概是大陆学界较早意识到金庸小说的学术价值的。上世纪90年代初,在撰写并出版《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同时,我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专题课,讲中国人的游侠想象。不过,在我的论述框架中,金庸只是重要的一环,故不会有太大争议。当然,如此“平正通达”,影响力也就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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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严家炎先生撰写《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方才掀起了轩然大波。严老师不屈不挠,在北大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专题课,日后结集为《金庸小说论稿》,在金庸研究方面,贡献远比我大。

从90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触查良镛先生的机会,甚至还曾在浙江大学与之合招博士生(虽不成功),但总是敬而远之。一是年龄及地位悬殊,不敢谬称知己;二是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曾告诫,不要跟研究对象走得太近,以免影响自己的学术判断。第三则纯属私心——我心目中的大侠,连同大侠的创造者,都应该有某种神秘感,最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遥望可以,细察则不必。


金庸是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作为上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

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其归结为兵家之欲擒故纵,或者个人品德之谦虚谨慎,似乎都不得要领。

在几则流传甚广的访谈录中,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

第一,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

第二,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也有坏;

第三,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

第四,作为个体的武侠小说家,“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如此立说,进退有据,不卑不亢,能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并非纯粹的外交辞令,其中确实包含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定位。

可是,请别忘了,撰写“娱乐性读物”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镛的一只手;还有另外一只手,正在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据我猜想,在很长时间里,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据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用在查氏创业之初,当不无道理。为了吸引广大读者,查良镛以《神雕侠侣》等作为诱饵——如此陈述,很容易消解小说家金庸的“意义”。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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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在上世纪无数武侠小说家中显得卓尔不群。

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在不能想象。

据说,金庸撰写的社论与政论,总共约两万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

查氏之政论文章,读者面自然远不及其武侠小说,可备受学者及政治家的关注。

前者以金耀基为例:在率领香港中文大学诸学者“文人论武”时,金氏大谈对于查先生所撰社论之热爱,称其“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

后者则有查氏《北国初春有所思》记录的与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为证:“没有仔细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国家领导人,却很关注查先生发表在《明报》上的政治见解。

在金庸创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论,右手小说。这种写作策略,使武侠小说家金庸一改“边缘”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进程。

既不完全认同新文学家的“雅”,也不真正根基于武侠小说家的“俗”,而是两面开弓,左右逢源。支撑起如此独立不羁的言说的,乃是其作为“舆论家”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道义感”。

晚清以降,文学的雅俗之争,有审美趣味的区别,但更直接的,还是在于社会承担: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

查氏起步之处在新闻,现代中国的新闻事业,恰好与武侠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大部分武侠小说,都是先在报刊连载,而后才单独刊行的)。

可是,同在一张报纸,头版的社论与末版的副刊,各有各的功能,几“不可同日而语”。金庸之自办报纸,并且“赤膊上阵”,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揄扬千古侠风。有商业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负。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论,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担当精神

金庸曾表示,当初撰写武侠小说,固然有自娱的成分,主要还是为了报纸的生存。时至今日,金庸仍是第一个在小说之外还有显赫功绩的武侠小说家。查氏本人对此十分自豪。

其实,关于金庸的传记或著作,大都会提及其值得夸耀的“《明报》的事业”。我只是将常见的“并列句”改为“因果句”,而且不是从《神雕侠侣》对于《明报》销量的决定性影响立论,而是反过来,强调办报纸、写政论对于《笑傲江湖》等小说创作的意义。

政论与小说,一诉诸理性与分析,一依赖情感与想象,前者需要“现实”,后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热交替,再清醒的头脑,也难保永远不“串行”。只要对当代中国政治略有了解,都会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读出强烈的“寓言”意味。

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人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

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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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金庸的小说更有生命力?

提问:在新派武侠小说家中,为何金庸的小说更有生命力?

陈平原:金庸确实了不起,改变了武侠小说的格局。今天看来,为什么金庸小说的生命力最长?有几个原因。

第一,金庸本人的学养很好
某种意义上,很多人尤其是海外华人,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去了解中国文化。金庸小说里有很多“学问”,比如佛道、历史、地理、琴棋、书画、茶酒、武功、中医等,可视为“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基本知识”。难得的是,这些知识在金庸小说里融合得很好。好的武侠小说确实在娱乐的同时,给你传递某种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因此,我才会说,金庸的小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普及中国文化读本”。

金庸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所下的功夫极深,使得他的作品能超越纯粹的类型小说。比如说,他特别重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这样的眼光和趣味,确实非常难能可贵。

金庸某种意义上是把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等混合在一起来写,所以时代变化了,读者趣味也变了,但他的小说还能长期存在下去。

因此,读金庸的小说,在欣赏血雨腥风、理解神奇的武侠世界的同时,最好还能对其作品中隐含的学问与情怀有所了解与领悟。

第二,必须考虑到,金庸有超越小说家的能力、视野和襟怀
某种意义上,只看武侠小说,不见得能洞察金庸的好处,必须把《明报》的视野带进来。在几个新派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的一个人。

他是有《明报》事业垫底的武侠小说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明报》是个很重要的舆论场所。中央政府关注他,也是这个缘故,通过金庸的“社论”,可以了解香港舆论导向。而且,你仔细阅读金庸小说,尤其是《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其中蕴含某种政治寓意,跟他写作时中国内地的政治生态有关系。

所以我说金庸是一个有政治关怀的小说家,也正因为这样,他能得到比一般小说家更多的关注。比如大家会谈到邓小平读他的小说,其实一开始也可能是关注香港舆论,不仅是把他当作一个小说家看。

我也曾在若干场合见到政治人物如省长省委书记等,与金庸亲切交谈,都说是他的热心读者。这其实不简单。金庸小说的读者,可以从最娱乐的拉到最政治的,光谱极大。

第三,金庸小说之所以长盛不衰,还因为它们特别适合于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除了作为根基的长篇小说,影视剧、漫画、动漫、游戏等,共同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庞大的“江湖世界”。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文本问题,可以有很多衍生产品,而金庸也很善于在这方面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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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6-11-18 星期二 10:12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https://mp.weixin.qq.com/s/hSbNXIQ4ewOdmRVWxa_Zsg

金庸的左手
作者:傅国涌
来源:“汉尊2”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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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报》创刊到1992年2月控股权转移,33年间,金庸亲笔撰写的社评有7000多篇,六七十年代,他几乎每天坚持写一篇,很少由其他人执笔。


编者 写到:
在华语世界,我们不可能躲开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

在先生驾鹤西游之际,新闻标题里都恭称“武侠泰斗”,却忘了,这位当年“右手写小说,左手办报纸”的大师,心里最重要的东西,并非武侠,而是办报。

纵观先生的一生的诸多角色,“武侠泰斗”虽然是永远的光环,但“报人”才是决定性的——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从1955年到1972年,第一次大规模修订完成于1980年,一共25年;而从他1945年进入家乡的《东南日报》、到他1993年4月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宣布全面退休时,他的“报人”生涯则长达48年。

金庸先生年轻时以文人姿态进入报界,创下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而且极度成功的先河,几十年来,《明报》的社论一直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不仅备受当时港英当局关注,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

作为“报人”,金庸先生很多时候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报业业主。曾有研究者评论:“要是没有金庸,香港也会有一份知识分子报纸出来,但品位会不一样,因为《明报》体现了金庸的品位。”

单从印刷数量上讲,从来没有一个华语作家的作品,能像先生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但在先生之前,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政论文章使得一家报纸发迹进而成功,成就了一个文化人的商业梦想。先生用自己的笔墨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是“金庸”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武侠小说名垂后世,另一个则是“查良镛”在中国新闻史里以政论闻名于当今。《金庸传》的作者傅国涌说过:“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

尽管先生的武侠小说里有他人生的投影和阅历的融汇,但“报人”才是他真实的人生,在那些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处于两岸三地之间,以自己的视角见证了风云变幻,靠他的笔融入了跌宕风雨之中,成就了他人生的华彩。正因如此,他才被海峡两岸看重,成为了那个时代香港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

金庸先生最后一篇武侠短篇《越女剑》的主角是范蠡,以真实历史人物而做主角,在他的武侠小说中并不多见。熟悉金庸先生的人知道,范蠡是先生一生中最佩服的历史人物,虽然先生一生把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电影娱乐结合,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但他终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传统的“家国情怀”。

1993年后,先生激流勇退,亲手卸载了自己的影响力,像范蠡一样如一只云间鹤,周游列国、教书、静修、游山玩水、研经、享受人生,甚至连内地的IT高峰会,他也列席来当主持人,指点网络时代江山。曾有记者问他为何会如此活跃,先生笑答:“有句话是说,隐士你隐在哪里?终南山。为什么隐在终南山?因为终南山离长安近,说明你心不忘朝。”

今夜,我们将摘录《金庸传》中关于先生作为“报人”的部分,以此纪念。


∮1/6

从学生时代起,查良镛就很喜欢《大公报》。

1947年上海《大公报》面向全国招聘三名电讯翻译,他凭着自己的中英文基础,第一个被录用。

10月底,查良镛迈进了《大公报》的大门,从此他的生命和报纸再也分不开了。

查良镛在上海《大公报》是上夜班,不影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业,而且可以在《时与潮》兼职。他曾对友人说起在《大公报》工作的情形:

“《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印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的。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尽管工作压力大,要求严格,但《大公报》有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晚上的夜餐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的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

更吸引他的还是《大公报》的那种精神气质,“《大公报》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它上自总编,下至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自称为‘记者’,就是报馆的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

1947年底,查良镛进入《大公报》两个月后,《大公报》的主事者胡政之面对国共战场上的激烈厮杀,感到前途迷茫,在两极对峙的夹缝中,坚持中道而行的《大公报》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了。

为保存事业,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香港。而查良镛作为电讯翻译,也随着骨干一同奔赴香港。

本来查良镛只想待上个半年,因为临行前,他给海宁的父亲和杭州的女友各写了一信,征询意见。父亲的回信是:“男儿志在四方,港馆初创,正阅历之机会。”女友的回信说:“既然报馆中有这些不得已情形,如果你去一个短时期,我答应的。假使时间很长,我不肯!”

谁知道这一去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香港的面积不过上海的1/5,此时人口已达180万,“地少人多,竞争激烈”。那时,香港真正繁华的马路只有两条——德辅道和英皇道。查良镛就像从大城市突然来到一个小地方,甚至有到了乡下的感觉。

但他很快就喜欢上了香港,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算数,他对他们产生了好感,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而且,“生活安定,毫无涨价威胁”,“可以学会广东话,广东文字。可以坐二毫子的双层电车。在街上没有被汽车撞死的危险。出门买东西不必背皮包装钞票……”

到港一个星期,他给《大公园地》写了一篇《来港前后》,介绍这里的情况。港版初创,条件艰苦,一切简陋,办公室一小间,只有上海报馆的资料室那么大,白天经理部用,晚上编辑部用,“地方狭小,连办公桌也摆不下”。晚上他译稿时还要迁移两次,因为午夜十二点吃稀饭,几碟榨菜、咸蛋总要有一个地方摆放。

宿舍在报馆后面的山上,坚尼道的赞善里八号,横街小巷,毫无特色,宿舍是再普通不过的旧楼,楼高四层,四楼连接天台,是唯一的活动空间。查良镛住在四楼的走廊上,到中午十二点必须起来,因为即使自己不吃中饭,别人也要坐在他的床上吃饭。


∮2/6

1952年,查良镛在《大公报》做了几年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之后,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当时的主要栏目有“下午茶座”“天方夜谭”“香港风情”“文化快餐”等,他主编“下午茶座”。

他在《东南日报》和《时与潮》工作时就编过副刊,对琴棋书画、音乐、电影、舞蹈等都有兴趣,这个消闲性的副刊栏目正对他的胃口。他常常动笔写作,这是他踏入报界后第一次大量写作副刊文章,为此起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他说,“姚馥兰”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冲淡一下。

因为要写影评,他几乎每天都流连于电影院。从1952年到1957年,他写了五年影评,大概每天看一部电影。电影看多了,影评写多了,他甚至动手写起了电影剧本。1953年,他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改编成电影剧本《绝代佳人》。

舞蹈也是查良镛那个阶段谈得最多的,查良镛还专门跟一个英国老师学过芭蕾舞,结果被勒令退学。据说和他一起学芭蕾舞的还有左派电影公司的导演兼演员张铮,有一次他们在舞蹈室练舞,张铮与一位体胖的女学员共舞,要不时托起女伴,一不小心把手落在女伴的胸部,尴尬之下,手一松,女伴摔在了地上。英国老师大骂张铮,并指责中国人食古不化,跳舞都要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查良镛为张铮感到不平,就站出来说话,英国老师大怒,把他俩双双赶出了舞蹈班。他学芭蕾舞不成,但在报馆的一次文艺晚会中,他曾穿上工人服,大跳芭蕾舞。罗孚回忆说,尽管他的舞蹈在艺术上不合格,却给同事留下了印象。

在《新晚报》时期,与同事陈文统等下围棋成为查良镛业余的一大乐趣。每天下午,陈文统会去买二两孖蒸、四两烧肉,以助谈兴,一边饮酒,一边请查良镛吃肉,兴高采烈。查不喜欢吃孖蒸和烧肉,有时只好开一瓶啤酒和陈对饮。

那时,他们谁也没想到不久以后,自己也会操笔上阵写起武侠小说来。

1954年,香港发生一场轰动一时的武术比赛,太极派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互不相让,最终下战书,决定以比武分高下,两派掌门人签下了生死状。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至少有五千人赴比赛地澳门等候开场。

比武触动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宣传工作的金尧如,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市民对比武的兴致如此高涨,何不趁热打铁,推出武侠小说连载,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呢?

1月19日,即比武结束第三天,《新晚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20日,陈文统的《龙虎斗京华》就在“天方夜谭”开始连载了,署名“梁羽生”。这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标志着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

从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到《草莽龙蛇传》,查良镛都是忠实读者,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要上阵。1955年2月初,罗孚和“天方夜谭”的编辑忽然向他紧急拉稿,说《草莽龙蛇传》已连载完了,必须有一篇武侠小说顶上,而梁羽生顾不上,写稿之责非落在他头上不可。他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甚至连小说也没有写过,迟迟不敢答应。经不起他们的劝说,查良镛只好答应了,打电话到报馆,报了个题目《书剑恩仇录》,但从哪里写起,他还没想好。

2月7日,发稿的日子到了,编辑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来等,在当夜九点前无论如何要有一千字的稿子,否则明天的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了。老工友触发了他的灵感,他便从塞外古道上一个“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写起,先把这个工友打发走再说。所以他说,“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

在陈家洛这个虚构人物的身上,寄托了查良镛的某些理想:“又要做读书人,又要做革命首领,又要做政治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业,又重爱情,即使在感情问题上,爱姊姊还是爱妹妹也纠缠不清。”

从此,金庸——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书人,在经历动荡乱世之后,独自在异乡通过武侠小说展开他对人性无限丰富的独特理解。他的出现几乎改变了武侠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的宿命。

此外,金庸和梁羽生、百剑堂主(陈凡,《大公报》的名记者)因为兴趣相投,一起被报馆同事戏称为“三剑客”。1956年,三人合在《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开设了“三剑楼随笔”专栏。

三人轮流执笔,每天一篇,从文史掌故、名人逸事到琴棋书画、诗词联谜、神话武侠、歌舞影剧,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在这些并不高深的随笔中,蕴藏了三个读书人的中国情结。他们脱离故土,在香港这个小小的避风港,惊魂未定,心怀故国,文化成为一种安慰。


∮3/6

自1946年正式进入杭州《东南日报》,金庸已在报界摸爬滚打过十多年,几乎熟悉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1955年以来,他的武侠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连载,受到读者欢迎。据《香港商报》调查,他的小说有三万读者。当时香港盗版成风,他的武侠小说连载每天刊出千字,七天就有人盗印单行本,速度之快让原定结集出版的三育图书公司措手不及。

就在这时,他和分别多年、正在经营印刷业务的老同学沈宝新在香港意外重逢,沈建议,与其给别人盗印小册子发行,不如自己来印,自己发行、赚钱。说干就干,他们决定合办一家刊载武侠小说的十日刊《野马》。

当年3月,《野马》筹备期间,他们在九龙尖沙嘴弥敦道的文逊大厦租了一个写字间,只放得下四张书桌。就在这时,报贩建议,与其办十日刊或半月刊,不如干脆办一份日报,天天出版,更容易赚钱。金庸犹豫了一番,决定办日报,《野马》不太像报纸的名称,仿效《成报》取单字很成功。他也想起一个单字的报名,过一番推敲,决定取名《明报》,以“野马”为副刊(名为“野马小说”)。关于报名,他后来说:“《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

1959年5月20日是金庸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明报》正式创刊。这一年他36岁,南下香港第十一年,他踏上了前途莫测的创业之路。

《明报》第一天印了8000份,没有卖完,最低时跌到了6100份,发行了四个月才开始回升。金庸说,出《明报》主要是一种生意上的考虑,当时谁都觉得是一件冒险的事业,旧同事、老朋友在背后人人都说:“小查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他却想,反正没有多少家产,就是“倾家荡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明报》初时只是一份四开一小张的报纸,属于名副其实的“小报”,头版刊登社会性特稿,二版是副刊,也会登小说,三版是重头戏,连载金庸和其他人的武侠小说,四版是杂文,小品、漫画等,没有新闻。

最早的员工只有三个人,金庸是社长兼总编辑,还是主笔,负责编辑部的工作,沈宝新是经理,负责报纸经营,是营业部唯一的员工,谦称在报馆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有如整部机器中的螺丝钉,编辑只有潘粤生。由于人手不够,金庸的妻子朱玫在《明报》跑过香港新闻,成为《明报》最早的女记者。

从1959年到1962年,这三年是《明报》最艰辛的草创时期,金庸一次次想起香港流行的说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劝你拍电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劝你办报纸。”《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朱玫)两个人喝。”

当时《明报》在中环,金庸家在尖沙嘴,回家必须过海,渡船有两种,一种是天星小轮,一种是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当深夜或凌晨下班,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好乘电船仔渡海,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船费比较便宜。如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三元。他们夫妇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潘粤生记得:“在德辅道中时,《明报》前景还很不明朗。有一天黄昏五六点的时候,大家工作得很累,查良镛说去‘游电车河’吧,于是我们由上环坐到铜锣湾总站,再坐回来。当时查良镛说办报纸很辛苦,希望大家办好《明报》,把《明报》作为自己的事业,永不分手。”

《明报》创刊第一天,《神雕侠侣》就开始在其上连载。当时《雪山飞狐》还在《新晚报》上连载,金庸每天要写两个连载,停一天都要刊登“编者解释”。

说《明报》是他的武侠小说支撑起来的并不过分,许多人为了看他的武侠小说而买《明报》。查良镛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过:“我们的半张小报,经半年时间便收支平衡,我的武侠小说可有一定读者啊!”

但一张报纸不是单靠武侠小说就能办成,《明报》的前景仍不明朗,为此金庸想尽了办法,把《明报》由纯副刊性的报纸变为重视港闻的报纸,副刊内容也不断充实再充实:

《明报》还在筹办时,《晶报》记者雷伟坡便已在搜集资料撰写头条特写。没过多久,《明报》由八开扩为四开,雷伟坡被金庸以每月四百元的高薪挖来,当时他和沈宝新也只拿同样的月薪。雷出任采访部主任,成为《明报》独一无二的记者,在头版显著位置开辟“伶星专栏”,以“柳鸣莺”的笔名专写影视明星的生活、恋情等艳闻。

龙国云当时在《红绿日报》跑社会新闻表现突出,被暗中请来相助,从1960年夏天起,用“陈非”的笔名为《明报》写港闻特写、大案内幕、软性花边,笔名就是雷伟坡代起的。稿费千字十元,可以吃二十碗著名的“牛腩粉”。到1961年9月1日龙就转入《明报》了。

《明报》头版头条几乎都是猎奇、猎艳的社会新闻,以凶杀、奸情、女色等内容为主,字号很大,标题很醒目,以夸张的形式吸引眼球——

穿睡衣裸下体 少妇神奇毙命

少女单恋成狂 鲸吞滴露命殒

赤裸男女艳窟做爱 惨遭炸药定时爆杀 两人下体同被炸碎

零沽爱情吞响尾蛇 艳女身旁男子昏绝

在这些标题之上常配有“人间花草太匆匆”“暮去朝来颜色故”等诗句作为眉题。副刊“银百合”也充斥着“女明星的性生活”“性犯罪”等专栏文字。

为了增加读者,《明报》还推出有奖填字游戏、先送报后收费等活动。他们处处想迎合市民,格调并不高。

1961年仍是《明报》困难的一年,金庸不断发动武侠小说攻势,同时连载两部武侠小说,与“神雕”“倚天”同时,短篇武侠小说《鸳鸯刀》《白马啸西风》相继登场。

《明报》同时连载金庸的两篇武侠小说,就是想紧紧抓住他的“死党”读者。表面寡言木讷的他内心却很坚韧,这一个性类似他笔下的郭靖。为了报纸的生存,他不辞辛劳,一手写社评,一手写小说,常常同时连载两部作品,几乎成了“写稿机器”。这是《明报》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他和沈宝新及其他《明报》同人愣是将一张几乎没有什么前途的小报苦苦支撑了下来。

《明报》内容有所丰富,人手也增加了。1960年,发行量增至13600多份。1961年,《明报》日销量上升到22000多份,与《超然报》等小报相比,发行量也不算太低,虽然离大报的目标还非常遥远。这年5月20日《明报》两周年时,金庸写下《忠心耿耿,报答“死党”》社评,回顾两年来的艰辛和欢喜,又一次坚定了两年前立下的宗旨,决心公正无私、努力不懈地为读者服务。台风袭港,《明报》发行量和平时完全一样,一份不少,靠的就是“死党”,有的人即使当天不上街,第二天也要补买。发行部经常做的业务之一是补报纸,有读者到日本或英国旅行,少看了三个星期,要求补齐。


∮4/6

1962年5月,是《明报》最重要的转折点。“五月逃亡潮”(或称“五月人潮”)改变了这张报纸和金庸的命运。

困在梧桐山一带的难民越来越多,港英当局一筹莫展。良心的驱策使《明报》不能再安于做一张娱乐性的报纸。“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科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的表情和辛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港闻版的编辑不断地问:‘登不登这消息?’每个记者都在不满:‘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金庸出身于《大公报》,内心顾虑多多,知道会得罪许多朋友。面对事实和良心的严重考验,他的内心在挣扎,最后他还是下决心大篇幅地如实报道,发表成千成万同胞的苦难。从5月11日起,他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第一线采访,沙头角、粉岭、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到处都有《明报》记者的身影,他们了解难民的生活、心态,并拍摄了大量照片。

这是《明报》创刊三年来首次大规模的采访,也是第一次与几家大报硬打硬拼、争抢新闻。《明报》头版连日都是有关“逃亡潮”的报道,大标题,大图片。

《明报》的人力物力根本无法与大报相比,但金庸的社评独辟蹊径,在新闻报道之外,引起了读者的重视。

5月13日,他发表《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社评,指出这样大的“逃亡潮”,是由于“连续三年来内地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逃亡潮”令香港当局很感头痛,内地当局想必也感到头痛,更感到痛苦的是偷渡入境又被遣送回去的同胞,以及他们在香港的亲友。面对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面对“逃亡潮”,金庸从不闻不问到全力以赴,有人说这是他在社会变动中学到的生存伎俩。从5月13日起,他安排记者每天送一车食品到边境,分发给难民。读者连日送来善款和食品,小小的报馆仿佛成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中心,全体员工忙得透不过气来。《明报》两次刊登《本报读者捐款芳名》,其中一次就有20笔共1510元港币。许多读者打电话愿捐款、捐面包等,也有许多读者响应《明报》的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5月18日,金庸还发表社评《请当局准许分发救济品》,但香港当局禁止他们进入边境。5月19日只好刊登启事《本报暂停接受读者捐款》,“因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

从这时起,《明报》终于度过了惨淡经营的三年草创时期,由一张以刊登武侠小说为支柱的娱乐小报迅速向以新闻、评论为主的大报转型。金庸的社评也逐渐浮出水面。


∮5/6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金庸写小说连载只是要增加点读者。等到《明报》的基业逐渐稳固,他才“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1966年6月9日,在《明报》出现一则预告,“金庸武侠新著《侠客行》后天开始刊登”。6月11日,《侠客行》以李白的诗开篇:“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而当天头版的社评是《只有“少数几个好的”》。

1967年4月20日起《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正是内地“文革”愈演愈烈之时,“五月风暴”即将袭港。小说连载不久,人们就感到它在影射。金庸后来说:“写《笑傲江湖》的那几年,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这部小说并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

《笑傲江湖》刻意模糊了时代背景,因为金庸想写一些普遍性格,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他否认有意影射“文革”,但无意中还是让人感到似曾相识。他每天要在报纸上写一篇社评和一段小说,或许写时不知不觉受了影响。他反对“文革”的个人崇拜,反对用暴力压迫正派人。

到1969年10月12日,《笑傲江湖》共连载了857天。全书结束前,冲虚道长和令狐冲在恒山之上有一番对话:

“权势这一关,古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是难过。别说做皇帝了,令日武林中所以风波迭起,纷争不已,还不是为了那‘权势’二字。”

“原来左冷禅是要天下武林之士,个个遵他号令。”

“正是!那时候只怕他想做皇帝了,做了皇帝之后,又想长生不老,万寿无疆!这叫作‘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古以来,皆是如此。英雄豪杰之士,绝少有人能逃得过这‘权位’的关口。”

那时候,每天晚上约十点到十一点,金庸到报馆写社评,秘书已下班,工人送上一杯清茶,他先翻阅当天的电讯、本地新闻,然后翻书查资料。往往要等到排字房副领班翁荣芝来敲门,大喊:“你的‘粉肠’搞掂未?”他才会下笔。稿件到排字房先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好似剪粉肠,所以他们把稿件叫作“粉肠”。

社评一般写两张稿纸,金庸写完一张,排字房就要赶紧拿去排字,他想看一下、改一改也等不及,等发排了再让他来改。通常他离开编辑部是凌晨两点,排字房工人为了等他的社评常常要延迟收工。

“我的写稿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他自称“字字皆辛苦”。从《明报》创刊到1992年2月控股权转移,33年间,金庸亲笔撰写的社评有7000多篇,六七十年代,他几乎每天坚持写一篇,很少由其他人执笔。即使外出旅行,也不忘写旅行见闻发回来。

六七十年代,他在《明报》上发表的社论,成为了知识分子争相阅读的文章,而且备受赞扬。查良镛对中国历史典故异常熟悉,在社论中不时引经据典,对知识分子读者充满了吸引力。而他的用意,显然亦为了争取这类读者。《明报》在六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被视为知识分子报纸,查氏的社论占了很大功劳。

“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他很欣赏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主笔司各特的这句话。80年代以后,他动笔比较少了,但事关重大问题或遇重要新闻发生,他还是要亲自执笔,比如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论战等。


∮6/6

1969年8月22日,《笑傲江湖》快要收尾时,金庸说:“只是为了写武侠小说可以帮忙增加销路,所以每日在自己的报纸上面写一段,这是有这个必要,非写不可,所以酬劳和一般情形就有点不同,报馆给我的稿费也很少,假定报纸与我没有关系,我就一定不写了。我现在写是为了娱乐。但是十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很差了。也许要停写几年,才再继续写下去也说不定。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

《鹿鼎记》可以看作是他新的尝试,属于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走向了韦小宝。一部《鹿鼎记》,不再是英雄的慷慨悲歌,说是武侠小说,已没有“侠”。

《鹿鼎记》是从一场文字狱开始,金庸在注解中说,这段故事是为痛惜“文革”文字狱而写。当时,“文革”的文字狱高潮虽已过去,但惨伤愤懑之情,兀自萦绕心头,他不由自主地写进了小说中。《鹿鼎记》中的江湖也笼罩在争权夺利的阴云之中,韦小宝在神龙岛上见到了宗教迷狂般的“政治集训”,让人想起内地当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语录歌”。

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乡、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韦小宝作风”笼罩了整个社会。

在现实生活中,乔峰这样的英雄只能选择自杀,韦小宝们却总是活得好好的。金庸以他对人性的理解和他对国民性的观察写出了另一个阿Q形象。在几千年的中国史中一直有两类阿Q,一类是鲁迅的阿Q,卑微地活着,卑微地死去,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韦小宝是另一种阿Q,是生活中的成功者,在他身上同样可以看见古往今来多少名流绅士、达官贵人的影子。

从1955年起,十七年间,他一共写了11部长篇武侠小说,4部中短篇,这15部武侠小说,“始于书剑飘零、指点江山,终于逐鹿问鼎、一争天下;始于乾隆的少不更事,终于康熙的老谋深算;始于红花会,终于天地会……始于天山,终于鹿鼎山;始于残缺的英雄,终于完美的流氓;始于查良镛自撰联语为回目,终于取查慎行的诗联为回目;始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忧郁,终于‘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强自宽解;始于‘齐人有一妻一妾’的茫然,终于唐伯虎坐拥七美的坦然;始于万隆会议开幕的序曲,终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尾声;始于书、剑,终于鹿、鼎;始以江山,终以天下……”

而从商业利益来说,《明报》此时成了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有国际性的影响,不再依赖武侠小说吸引读者,明报集团也已粗具雏形,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生涯终于走到了尽头。

从1955年到1980年,正是金庸人生的黄金岁月,从《新晚报》《大公报》到长城电影公司,再到自办《明报》,写武侠小说始终只是他的“副业”,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名声。

“金庸”常常淹没了“查良镛”,多数海内外华人心目中往往只有金庸,倪匡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算不上夸张。25年,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时光,有多少少年读他的武侠小说长大,不知不觉中受了他的影响,已不可能统计。

但武侠小说终究只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明报》在他生命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香港乃至中华文化圈,他独具特色的武侠小说和明报王国树立了两座高峰。他成为政要和大众眼中共同的明星,文学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个作家拥有的读者数量能与他比肩。

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金庸与众多传统的中国文人一样,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如果离开了这个剧烈颠簸、大起大落、至今还在转型当中的时代环境,我们无法接近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步的选择。他活得很真实,他的复杂也是其内心真实的呈现。

注:本文转载自“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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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7-11-18 星期三 3:54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金庸和池田大作的对话
——皈依的心路

来源|立品图书

金庸与池田大作是中日两国十分著名的文人、学者和思想家,他们从1995年11月起,开始了一场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对话,历时二年有余。《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一书就是二人对谈的记录,这本对谈录共分十二章,其中涉及了有关哲学、历史、政治、宗教、国际问题、武侠小说等诸多话题。先摘录部分以飨读者。

池田:金庸先生信奉佛教,且对佛学甚有造诣,先生皈依佛教,是缘于什么事呢?

金庸:我皈依佛教,并非由于接受了哪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导,纯粹是一种神秘经验,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1976年10月,我19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池田: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也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他还年轻的时候,他仅有1岁的女儿夭折了,这是发生在他皈依佛教前的事,他曾经感伤地缅怀道:“我抱着变得冰冷的女儿,哭了整个晚上。”过了不久,他的夫人也撒手人寰,这使得他认真地思考有关“死”的问题。

金庸:此后一年中,我阅读了无数书籍,探究“生与死”的奥秘。后来我忽然领悟到(或者说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池田:户田先生也曾在失去长女及妻子之后的一段时期信奉过基督教,但是,关于“生命”的问题,却始终无法令他信服,也无法解答他的困惑和疑问。您之所以认为基督教不合您的想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不能解答“生死观”的问题吧!那次会晤,我们说起过康丁霍夫·卡列卢基先生曾经说过:“在东方,生与死可说是一本书中的一页。如果翻起这一页,下一页就会出现,换言之是重复新生与死亡的转换。然而在欧洲,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满的书,由始而终(没有新的一页)。”这也就是说,东方与西方的生死观有着本质的不同。

金庸:是啊!中国的佛经卷帙浩繁,有数万卷之多,只读了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之中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之间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我又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的英文译本。所谓“原始佛经”,是指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最早期、最接近释迦牟尼所说佛法的记录,因为是从印度南部、锡兰一带传出去的,所以也称为“南传佛经”或“小乘佛经”。

池田:能以汉译的佛经与英译的佛经相对照比较,才可以对之进行研究。

金庸: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接受,由此而产生了信仰,相信佛陀(印度语文中原意为“觉者”)的的确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他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了世人。

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是一年半时光。

池田:我希望您能原原本本地谈谈当时的心情。

金庸:随后再研读各种大乘佛经,例如《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若经》等等,疑问又产生了。这些佛经的内容与南传佛经是完全不同的,充满了夸张神奇、不可思议的叙述,我很难接受和信服。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之后,终于了悟:原来大乘经典主要都是“妙法”,用巧妙、善巧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悟性较差的人能够了解与接受。《法华经》中,佛陀用火宅、牛车、大雨等等浅近的比喻来向世人解释佛法,为了令人相信,甚至佛陀假装中毒将死也无不可,目的都是在于弘扬佛法。我也是了解了“妙法”两字之旨,才对大乘经充满幻想的夸张不再起反感。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

池田:原先,我对于所谓宗教并不太喜欢,而且,说起日莲宗的佛教,少年时代常常见到的光景就浮现在眼前——那是一些穿着白色装束,一边调皮打着圆记太鼓,一边在街上结队游行的人们。说真的,那印象并不太好啊!(笑)后来是因为户田先生这稀世之师的魅力把我留住。我们的青年时代关于“人是什么”、“人生该怎样活着”这些叩问,想来比现代青年更为认真。我也曾为之苦恼,因此就为自我摸索学习。

最近,有一本在日本成为大众议论的书叫《苏菲的世界》。内容是说有一位叫做苏菲的少女,被一个谜一样的人物提问后被引入哲学森林——以少女的目光作为向导,把深奥难明的哲学史的发展变成十分容易学习的东西,因而成为畅销之书。在这个哲学之旅的出发点上,作者这样写道:苏菲拆开两封信;一封是您是谁?另一封是世界从哪里来?多无聊的问题嘛!再说,这些信是从哪儿寄来的呢?这件事几乎和这两个问题一样,是个谜。“我是谁呢?”“世界、宇宙从哪里而来呢?”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是谁也不明白的问题。但是,不能说因为谁也不明白,也就不去追问。

金庸:说得对,虽然历经多少时代变化,文明亦进步不少,仍是不能够解明这些问题。特别是,“生前”“死后”这样的题目是人们普遍的、永远的疑问。如对此命题不能真挚以待,人生大概就会变得浅薄吧!极端地说,那就是“事后如何,全然不顾”,即只顾眼前一时快乐地糊里糊涂地活着。

池田:最近,有关(苏联)“新思维改革设计师”之称的雅戈布列夫先生的近况报道:《从马克思走向大乘佛教的(转变)——阿历山多尔·雅戈布列夫》,这篇报道出自《莫斯科新闻》。“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记者曾这样问他,他答曰:第一,他们不承认外在的创造者是“唯一神”,而是在自身之中发现自我的神,也就是说,以通过自我完成或个人的觉悟来到达佛的境地作为目的。我对这种思考非常接受,那不是相信什么人都可以成佛,而是认为每个人之中都隐藏有自我完成的可能性,自己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这种思想大大的吸引了我。我国人们经常有一种想法,那就是处于下层的祈求那些高高在上者,譬如皇帝、将军或总统来拯救他们。对这种想法我感到愤慨,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努力去创造吧!相信自己的可能性,不要期待从权力或其他方面得到恩赐!

金庸:佛教的学说中本有“自力”或“他力”的论争,最后肯定,“自力”是佛教的精义要旨,与基督教祈求上帝恩宠(Grace)大大不同。

池田:“不要期待从权力或其他地方得到恩赐”——以此来为“恩赐”作注脚,真是妙哉!总而言之,若将人的“内”与“外”来划分的话,人们的目光会不断地向“外”注视,而忘记了“开发内在”的因素。当然,经济是很重要的,金钱也是必要的,但若是只追求这一方面,则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满足感。不是应该再一次将焦点放在人的内面吗?不单只是经济的满足,而是要认真思考“如何令精神富裕起来”。

金庸:现在社会的大多数人被物质的丰富所目眩,重视的是商品的拥有和消费价值,却不重视精神的价值。与以前相比,我们的物质生活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却未必一定会生活得更富足。人的幸福和不幸是不能以金钱或物质的多寡来计算的,须以内心的满足程度与精神价值来衡量。对人生的意义失去质询,这也是其最大的原因。

我说香港人、日本人对“拜金主义”值得警惕,绝不是轻视金钱与物质的价值。在香港或东京,穿衣吃饭不难,要拥有一所居屋就困难得很。我并不是说风凉话,劝人不要努力赚钱。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生活东京、香港之人,将整个生活集中于商业活动,原为情理之常,只不过在努力经营赚钱之余,想一想人生的意义,时间也绝不会是白花的。否则,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财富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寂寞、恐惧、忧愁、失落……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池田:我们面对迫近眉睫的选择,是要由“物质的价值”任被翻弄的社会?还是以“精神的价值”来照耀、引导人的内在的社会?我们应该留给后世的人们一个无愧的历史。

金庸:我也深以为然。我们必须克服的是,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的那种可无限膨胀、永远无法知足的欲望。东方哲学的精髓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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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a7adJr3KZEM707kQNmTtyw

课堂上的“无招”和“有招”
——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到教学境界

作者:支玉恒
来源:“源创图书”微信公众号


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曾写到张三丰教张无忌练习太极剑的一段。大意是张三丰教导张无忌,习武练剑最初是“无法”的,一招一式也不会,后来不断地学一招一式,逐渐进入“有法”状态,但在这个阶段对剑还不能运用自如,只能是“见招拆招”、左支右绌。如果停留在这一状态,那最多是玩起来好看的“花拳绣腿”。只有把剑术的精髓融入心中,不拘泥于具体的招法,人才能对剑的运用游刃有余,这就进入了更高境界的“无法”状态,这才是剑术的“大家”。我看到这些就想象了。

一招“剑术”——“大漠孤烟直”(我也学一下金庸先生爱用诗句来命名剑招的方法)。假设这是破解被多人围困的一招,那么“大漠”是剑扫四方,用于驱离包围之敌;而“孤烟直”是竖剑高举,乃突袭最薄弱之敌(因为剑招无对象,所以直举为法),但到战时则是去刺选中之敌的。若是战时仍拘泥于剑法竖剑高举,那简直就是大敞“空门”等着敌人来刺了。

我很自然地把这些“理论”融入教学之中。一个刚刚上任的老师是“无法”的,不知道怎样上课、怎样引导学生。在教学实践中,他慢慢学会了一些方法,掌握了一定的教学规律,这时他的教学“有法”了,但这种“法”如果只能机械运用,停滞于此,则到头来也就是个“教书匠”。

他只有对教学规律了然于胸,把它们变成自己内在智力结构的组成部分,使各种教学方法融会贯通,灵活运用,达到不受自己具体的意识支配、选择的自然天成的境界,才进入了新的更高级的“无法”状态。

这里讲的“有法”与“无法”,就是人们常说的“有招”与“无招”。教师上课也应该像武术大师一样“心中有招而手中无招”。也就是说,教师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应该永远符合教学规律,这是根本的“心中之招”;而具体采用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则完全按照课堂实际情况,按照学生反馈的思维、情绪状态来灵活应对,不应该也不企图用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手中之招”。

当然,这种“心中有招而手中无招”的境界是很难达到的,我穷毕生精力,也不过刚刚举步欲进。但老师们不必自馁,要知道我是从40岁才开始教语文的,年轻的老师完全有时间、有机会达到这一教学境界!

文章来源 | 本文为源创图书《小学语文15课——支玉恒课堂教学实录及点评》(支玉恒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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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2-11-18 星期一 2:43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520547&boardid=1

(网上流传佚名作品,据称最早出现在
https://tieba.baidu.com/p/147168291?pn=1

金庸小说的文革意识

前言

《笑傲江湖》(1967年)与《鹿鼎记》(1972年)是金庸在“文革”期间完成的两部武侠小说。其中《笑傲江湖》的写作从1967年开始,众所周知,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文革”不仅在中国大陆风暴般进行,它其实还波及到香港。持“右派”立场的《明报》受到“左派”的围攻。而金庸本人一直心系国家大事,他时时刻刻关注中国政坛的风云变幻,所以,他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当时对文革的思考有机地融入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与此同时,金庸写的社评,更是时刻关注和评论中国社会的现实,尤其是他多次对“文革”中政治局势的预测每每料事如神[1]。当然,虽然《笑傲江湖》和《鹿鼎记》是在“文革”期间写作完成的,但我们还是不能简单地定位它们就是“影射文学”,更不能对号入座地说谁影射谁,什么事影射什么事。因为,作为文学作品,它们并非简单的“影射性的小说”[2]。也许,金庸仅仅是受到“文革”的某种启发,才以生动的艺术画面将中国的历代政治斗争史浓缩下来,加以艺术化表达。实际上,金庸的晚期小说,与其前期小说相比,象征性越来越强。

一、政治与艺术的悖谬关系

在《笑傲江湖》中,“笑傲江湖”这四个字不仅呈现了作者的写作姿态和主人公的人生态度,还蕴涵着一种特殊的文化意味。因为《笑傲江湖》本身就是一首琴萧合奏曲。而且这首琴萧合奏曲是在正邪两派势力的“逼迫”下才最终得以完成。因此,在正邪两种政治势力的“合力”作用下,《笑傲江湖》作为另一种艺术形态就对小说文本构成了微妙的反讽。于是,政治与艺术的悖谬关系形成了。

《笑傲江湖》作为另一种艺术形态,一直沉默地以音乐符号的方式对种种政治观念进行顽强的消解和抗争。但是,在混乱纷争的江湖背景里,这种消解和抗争是无力和失效的。因此,在小说《笑傲江湖》里,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地造就了两个高尚的艺术殉道者。一个是魔教元老曲洋,一个是正教的刘正风。无论是曲洋还是刘正风,在正邪势不两立的社会环境里,无可避免地将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虽然他们的初衷是想竭力逃避和远离政治,但正教和魔教为了达到各自的政治的目的,都不约而同地以此大做文章,死死相逼。曲洋遭受东方不败的擒捕和追杀不说,刘正风想“金盆洗手”企图从此退隐江湖也不可得。且看刘正风的坦白——

《笑傲江湖》 写到:
刘正风脸上突然闪过一丝凄凉的笑容,说道:“曲大哥和我一见如故,倾盖相交。他和我十余次联床夜话,偶然涉及门户宗派的异见,他总是深自叹息,认为双方如此争斗,殊属无谓。我和曲大哥相交,只是研讨音律。他是七弦琴的高手,我喜欢吹箫,二人相见,大多时候总是琴箫相和,武功一道,从来不谈。”他说到这里,微微一笑,续道:“各位或者并不相信,然当今之世,刘正风以为抚琴奏乐,无人及得上曲大哥,而按孔吹箫,在下也不作第二人想。曲大哥虽是魔教中人,但自他琴音之中,我深知他性行高洁,大有光风霁月的襟怀。刘正风不但对他钦佩,抑且仰慕。刘某虽是一介鄙夫,却决计不肯加害这位君子。”


但是,在那个政治泛滥化、严重化和扭曲化的时代,刘正风的辩解是空白无力的。他不知道,艺术此时此刻在政治面前已经丧失原来的身份。接着刘正风对艺术的纯洁追求正好暴露了他对政治的“无知”——

《笑傲江湖》 写到:
“魔教和我侠义道百余年来争斗仇杀,是是非非,一时也说之不尽。刘某只盼退出这腥风血雨的斗殴,从此归老林泉,吹箫课子,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自忖这份心愿,并不违犯本门门规和五岳剑派的盟约。”


尽管刘正风对艺术的追求是纯洁而认真的,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他身边的政治势力并不认同他的理想。不但不认同,而且误解和压制。且看——

《笑傲江湖》 写到:
费彬冷笑道:“如果人人都如你一般,危难之际,临阵脱逃,岂不是便任由魔教横行江湖,为害人间?你要置身事外,那姓曲的魔头却又如何不置身事外?”


这个费彬是左冷禅的师弟,当时代表着正派的政治立场。他的话告诉我们,在泛政治化的社会里头,任何人也休想“置之度外”,不是“我”就是“敌”。因此,这就等于宣布了艺术的生存原则的破产。于是,艺术悲哀地被政治简单化了。至此,艺术完全成了政治斗争的附庸。而仍然追求艺术的人则无可避免地成为残酷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刘正风在这方面是可敬可叹的。但是,他最终必须付出家破人亡的代价。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魔教内部。魔教本来是任我行创立的。但后来被东方不败篡位,而且还被囚禁于西湖底下。监守任我行的是“江南四友”:黄钟公、黑白子、秃笔翁、丹青生。这四人本来是任我行的部下。任我行垮台后,他们更是厌恶政治,就讨监护任我行于西湖之差使,以借此远离政治。且看黄钟公的表白——

《笑傲江湖》 写到:
黄钟公转过身来,靠墙而立,说道:“我四兄弟身入日月神教,本意是在江湖上行侠仗义,好好作一番事业。但任教主性子暴躁,威福自用,我四兄弟早萌退志。东方教主接任之后,宠信奸佞,锄除教中老兄弟。我四人更是心灰意懒,讨此差使,一来得以远离黑木崖,不必与人勾心斗角,二来闲居西湖,琴书遣怀。十二年来,清福也已享得够了。人生于世,忧多乐少,本就如此……”


“江南四友”中,黄钟公擅长音乐、黑白子精通围棋、秃笔翁善于书法、丹青生擅长绘画。可以说,他们各有所爱各得其所,陶醉其中与世无争。但是,正是他们对艺术的陶醉最后导致了他们的失职,被向问天麻痹从而救出任我行。任我行重出江湖之后自然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了。设想一下,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即使任我行不处置他们,东方不败肯饶过他们吗?可见,在政治无孔不入的社会里,要么被政治利用,要么被政治迫害。从来没有“中立”的奢望。艺术家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

知道“文革”的人都心知肚明,《笑傲江湖》发生的这些悲剧我们是多么熟悉。可以说,“文革”简直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劫难史,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史无前例。它对知识分子进行摧残的严重程度令人咋舌,对知识界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是罄竹难书。那时候,在主题思想、“三突出”、政治标准、文艺样板等红色口号“一统天下”的情况下,经受各种蹂躏和摧残人生磨难的知识分子几乎完全丧失个性特征,同时无可避免地进入一种集体失语状态。有明史记载,当时被政治迫害致死的有邓拓、老舍、罗广斌、傅雷、翦伯赞、吴晗、闻捷、张志新等等,无可计数[3]。

“文革”一开始就在文化领域上无情打击广大的知识分子,其实也不根源于毛泽东后来的对“臭老九”的轻蔑和仇视。1964年,他就说过“读书越多越蠢”。这句话在“文革”中忽然被歪曲成“读书越多越反动”。因此,一夜之间知识分子几乎一律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界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和必须改造斗争的首要对象。从另一方面来说,毛泽东本人也乐于见到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样子,他说过“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人民还是有用的,可以扫扫地,搞搞卫生嘛……”,这种对知识分子的不尊重自然也成了发动“文革”的动机。[4]

总之,“文革”真真实实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就像一场没有任何预告的暴风雪,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中国知识分子及其传统文化。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就是中国历代最大的“文字狱”,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次的政治运动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彻底地践踏知识分子的整体人格和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文字狱”也数不胜数,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剪除掉与当权者统治需要不符合的文化枝桠而已,而“文化大革命”呢?却是蓄意要将传统文化这棵大树连根拔起,并且粗鲁地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更为严重和更为阴险的是,它制造的“后遗症”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使得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三缄其口,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不再把自己当作社会良知的代言人。这与中国文学的传统精神完完全全背道而驰。可悲可叹!因此,如何用“真话”建立起“揭露‘文革’的‘博物馆’[5]”意义重大迫在眉睫。

注:
[1] 金庸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版,(203).
[2] 金庸.笑傲江湖[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年11月版,(1440).
[3] 席宣、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版,(353)
[4]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150-151)
[5] 王庆生.中国当代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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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丑陋人性的集体大暴露

《笑傲江湖》以“灭门”开头,青城派余沧海在一夜之间就将福威镖局林震南整得家破人亡。本来,像集体大屠杀这样的大事件在武侠小说当中比比皆是。但是,在《笑傲江湖》这部小说,“灭门”事件却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它极容易让人联想到“文革”期间的种种“灭门”事件。文革中,钦州地区被无辜杀害的已脱帽或未脱帽的四类分子及其亲属共计六千三百多人(其中大部份是地富),占整个地区全部被害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多。也就是说,地富及其子女亲属是钦州文革中被害者的最多数。杀人还普通伴随著抄家、拆房、没收所有财物,在经济上同时实行专政,使幸存者也无以为生。[6]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条流传很广的语录,即“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条语录以其独断的话语方式鼓舞了千百万人的施虐行为和暴力手段的产生,从而印证了“阶级斗争的残忍和明确的表达”[7]。但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施虐者所表现出来的所谓仇恨事实上大多是无缘无故的,更是毫无目的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残酷性和暴虐性才显得异常可怕和荒谬,直指人心。

众所周知,在“文革”期间,整人的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戴高帽,游街,剃阴阳头,坐飞机,辱骂,殴打等等,司空见惯。人权受到前所未有的践踏和损害。那个时候,批斗会最为流行。翻开历史一看,就会知道,批斗会这种独特的政治形式其实自中共成立起便伴随着大大小小的运动而产生。不过,论及会次之频繁、开展之普及、手段之野蛮、斗争之残酷,“文革”则是历次运动所望尘莫及的。扫开历史的尘埃,我们就会知道,在“文革”期间,大到成千上万的群众集会,小到车间、班组的现场会,各式各样的批斗会真是层出不穷;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上至国家主席,小到一个平民百姓,都可以成为批斗会的对象。在整个“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批斗会呢?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举个实例:

1966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在校学生揪出该校校长史青云和一名副校长及该校的教导主任,由在校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用皮带、铁棍和从旧桌椅上拆下来的带着铁钉的木棒殴打史青云校长和两名学校领导,逼迫他们跪在地上围着学校操场爬行,红卫兵以此为乐,并“规定”谁爬得慢就要挨打。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体型偏瘦,怕挨打而爬得很快,而史青云校长由于体型较胖,爬得比副校长和教导主任慢而惨遭红卫兵毒打。就被采访者讲,史青云校长被红卫兵打的遍体青紫和血痕,铁钉打出的血洞和衣服的纤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衣服,哪里是被打的血痕。这次批斗之后,史青云校长自杀,并成为西安市第一位被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校长,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也被该校的红卫兵打成重伤。他们目睹了他们的同事、老教育工作者史青云被毒打的经过,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8]

在众多整人的手段当中,其中刑讯逼供更是“文革”最为普遍运用。其手段运用的范围之广、其蛮横程度之高真是令人发指。他们为了陷害好人、杀人灭口,按照他们的“棍棒底下出革命”的法西斯信条,设刑室,兴冤狱,实行惨无人道的肉体和精神折磨。[9]在《笑傲江湖》里头,就有这么一个非常生动逼真的“刑讯逼供”——

《笑傲江湖》 写到:
杀到这时,刘门徒弟子女已只剩下刘正风最心爱的十五岁幼子刘芹。陆柏向史登达道:“问这小子求不求饶?若不求饶,先割了他的鼻子,再割耳朵,再挖眼珠,叫他零零碎碎的受苦。”史登达道:“是!”转向刘芹,问道:“你求不求饶?”刘芹脸色惨白,全身发抖。刘正风道:“好孩子,你哥哥姊姊何等硬气,死就死了,怕甚么?”刘芹颤声道:“可是……爹,他们要……要割我鼻子,挖……挖我眼睛……”刘正风哈哈一笑,道:“到这地步,难道你还想他们放过咱们么?”刘芹道:“爹爹,你……你就答允杀了曲……曲伯伯……”刘正风大怒,喝道:“放屁!小畜生,你说甚么?”史登达举起长剑,剑尖在刘芹鼻子前晃来晃去,道:“小子,你再不跪下求饶,我一剑削下来了。一……二……”他那“三”字还没说出口,刘芹身子战抖,跪倒在地,哀求道:“别……别杀我……我……”陆柏笑道:“很好,饶你不难。但你须得向天下英雄指斥刘正风的不是。”刘芹双眼望着父亲,目光中尽是哀求之意。刘正风一直甚是镇定,虽见妻子儿女死在他的眼前,脸上肌肉亦毫不牵动,这时却愤怒难以遏制,大声喝道:“小畜生,你对得起你娘么?”刘芹眼见母亲、哥哥、姊姊的尸身躺在血泊之中,又见史登达的长剑不断在脸前晃来晃去,已吓得心胆俱裂,向陆柏道:“求求你饶了我,饶了……饶了我爹爹。”陆柏道:“你爹爹勾结魔教中的恶人,你说对不对?”刘芹低声道:“不……不对!”陆柏道:“这样的人,该不该杀?”刘芹低下了头,不敢答话。陆柏道:“这小子不说话,一剑把他杀了。”史登达道:“是!”知道陆柏这句话意在恫吓,举起了剑,作势砍下。刘芹忙道:“该……该杀!”陆柏道:“很好!从今而后,你不是衡山派的人了,也不是刘正风的儿子,我饶了你的性命。”刘芹跪在地下,吓得双腿都软了,竟然站不起来。群雄瞧着这等模样,忍不住为他羞惭,有的转过了头,不去看他。刘正风长叹一声,道:“姓陆的,是你赢了!”


这是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强迫幼稚的小孩承认所谓的“真相”的刑讯逼供。其行为之无耻、手段之残忍令人叹为观止。但是,这样荒唐的行为在“文革”期间不断地上演。亲人互相“揭发”的行为也触目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都可能被窥视与告密,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为了保存自己而不惜出卖别人,就是家庭亲人之间也互相设防,自私、无情。”[10]

注:
[6] http://www.epicbook.com/history/battue0.html
[7] [法]李雷尔.论暴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64)
[8] http://humanities.uchicago.edu/faculty/ywang/history/shiqingyun.htm
[9] 《历史审判》编辑组.历史的审判[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5月版,(174)
[10]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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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崇拜和奴化群体

个人崇拜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总是与奴化群体密不可分。只有奴化群体存在的前提之下,个人崇拜才得以实现。这样,个人崇拜实质上就是专制的需要,成为统治者有力的武器。如果在战争年代,搞个人崇拜还情有可原,甚至说是必要的。但在和平年代,还迷信这个则必定遭受历史的无情惩罚。“在政党制度化阶段仍继续机械教条地采取在政党初建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11]。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毛泽东严重偏离社会现实,认为中国大陆还存在着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阶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因此,他自然而然运用起他那套战争策略,大搞个人崇拜。1965年,他在接见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并认为这是当时需要[12]。这在中国那时的时代背景下,个人崇拜随后进展得如火如荼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而在大搞个人崇拜中,相应地史无前例地产生一个奴化群体——红卫兵。所谓的革命的“急先锋”,红卫兵其实就是病态社会的畸形产物。这些都可以在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找到影子。

首先,关于崇拜口号,文革时期可谓“汗牛充栋”,肉麻至极。例如:让我们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让我们共同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此外,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像章挂胸前,全民大跳“忠字舞”,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以及把毛泽东的讲话谱上曲,使之成为广为传唱的“语录歌”,等等,这种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创造在文革中不胜枚举。

在《笑傲江湖》中,有这样一个段落——

《笑傲江湖》 写到:
上官云一见任我行,便即躬身行礼,说道:“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任我行笑道:“上官兄弟,向来听说你是个不爱说话的硬汉子,怎地今日初次见面,却说这等话?”上官云一愣,道:“属下不明,请教主指点。”盈盈道:“爹爹,你听上官叔叔说‘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觉得这句话很突兀,是不是?”任我行道:“甚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


任我行突兀听见部下肉麻地捧自己一开始确实有点不舒服,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但之后不久,“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这句话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在这种环境下,任我行无意间被“同化”也就理所当然。这使我们不禁要想到在文革期间,中国人常常说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继承封建社会的政治口号就在这样在当代社会盲目地上演了一出啼笑皆非的闹剧。

这样的场景在《鹿鼎记》中则更明显。韦小宝进了神龙教。

《鹿鼎记》 写到:
韦小宝心中暗骂:“他妈的,好大架子,皇帝上朝么?”过了好一会,钟声连响九下,内堂脚步声响。韦小宝心道:“鬼教主出来了。”
  …………

左首一名青衣汉子踏上两步,手捧青纸,高声诵道:“恭读慈恩普照,威临四方洪教主宝训:‘众志齐心可成城,威震天下无比伦!’”
  厅上众人齐声念道:“众志齐心可成城,威震天下无比伦!”
  …………

那青衣汉子继续念道:“教主仙福齐天高,教众忠字当头照。教主驶稳万年船,乘风破浪逞英豪!神龙飞天齐仰望,教主声威盖八方。个个生为教主生,人人死为教主死,教主令旨遵从,教主如同日月光!”
  那汉子念一句,众人跟着读一句。韦小宝心道:“什么洪教主训?大吹牛皮。我天地会的切口诗比他好听得多了。”
  众人念毕,齐声叫道:“教主宝训,时刻在心,建功克敌,无事不成!”那些少年少女叫得尤其起劲。洪教主一张丑脸神情漠然,他身旁那丽人却笑吟吟地跟着念诵。
  众人念毕,大厅中更无半点声息。


韦小宝前后的心理蔑视在小说当中构成了绝妙的讽刺。神龙教作为一个集团,一直乐此不疲大搞个人崇拜,他们当然很难发现自己的弱点和荒谬。但是,闯进神龙教的韦小宝却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作者于此也借韦小宝的心理描写向世人展现了政治狂热以外的一丝清醒。

有趣的是,《笑傲江湖》和《鹿鼎记》都有关于“宝训”的描写。在《笑傲江湖》中有这样的段落——

《笑傲江湖》 写到:
杨莲亭笑道:“教主宝训第三条是甚么?你读来听听!”童百熊重重“呸”了一声,并不答话。杨莲亭道:“童家各人听了,哪一个知道教主宝训第三条的,念出来听听。”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说道:“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宝训第三条:‘对敌须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杨莲亭道:“很好,很好!小娃娃,十条教主宝训,你都背得出吗?”那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读教主宝训,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读了教主宝训,练武有长进,打仗有气力。”杨莲亭笑道:“很对,这话是谁教你的?”那男孩道:“爸爸教的。”杨莲亭指着童百熊道:“他是谁?”那男孩道:“是爷爷。”杨莲亭道:“你爷爷不读教主宝训,不听教主的话,反而背叛教主,你说怎么样?”那男孩道:“爷爷不对。每个人都应该读教主宝训,听教主的话。” 杨莲亭向童百熊道:“你孙儿只是个十岁娃娃,尚且明白道理。你这大把年纪,怎地反而胡涂了?”


这不是明摆着写“红宝书”么?它纯属是思想钳制和“推行愚民政策”[13]的产物,文化的怪胎。但亿万人民拿它当圣旨。林彪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门合说: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可见,“三个忠于”、“三个无限”多么深入人心。

无独有偶,《鹿鼎记》也出现“宝训”的字眼——

《鹿鼎记》 写到:
左首一名青衣汉子踏上两步,手捧青纸,高声诵道:“恭读慈恩普照,威临四方洪教主宝训:‘众志齐心可成城,威震天下无比伦!’”
  厅上众人齐声念道:“众志齐心可成城,威震天下无比伦!
……
众人念毕,齐声叫道:“教主宝训,时刻在心,建功克敌,无事不成!”那些少年少女叫得尤其起劲。洪教主一张丑脸神情漠然,他身旁那丽人却笑吟吟地跟着念诵。


这些“少年少女”正好表明了“红卫兵”的年龄特征,他们是一群“自我意识”十分淡薄的狂热崇拜者。所谓的“自我意识”,包括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监督、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等形式[14]。因此,既然青少年的心理与人格特征还尚未成熟和定型,他们本不应在以成人为主的社会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文革”中,年青幼稚且在政治泛滥化过程中被塑造成“急先锋”的“红卫兵”,却被利用来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文革”的政治社会化就把具有革命性和二元对立性等特征的政治文化灌输到他们的幼稚思维里,定位他们为所谓的“革命接班人”,不仅凭空刺激了他们本有的对成人角色的渴望感,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强化了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可见,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广大青少年对“革命”盲目地产生了无限的向往和崇拜。而周围无所不在的煽动性政治文化则强烈刺激了“红卫兵”的反叛意识,在最大程度上地张扬了他们的天真个性和满足他们的幼稚的表演欲。此外,在主流政治文化制造的政治危机感、焦虑感与仇恨意识也就轻而易举自然而然地被“内化”到青少年学生中,同时变成他们的心理需要。这种心理需要是异端强烈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则最大程度满足了他们的这样心理需要,即偶像崇拜需要。从而形成一个打上政治烙印的精神信仰。可以说,在那个荒唐的政治背景下,正是这种煽动性的政治文化与“红卫兵”一代青少年心理的相互激荡和积累,才把作为微观个体的“红卫兵”联合成一个同质群体,从而使“红卫兵”们普遍产生一种体认社会政治现实的政治情绪,并且怂恿他们投入到社会政治运动中去。因此,一个庞大的奴化群体“红卫兵”也就必然性地诞生,在神州大地呼风唤雨,成为政治斗争的盲目工具。

注:
[11] 皮钧、高波.政治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9月版,(297)
[12] 席宣、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版,(33)
[13] 徐庆全.文坛拨正反乱实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301)
[14] 邓雪等.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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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倒老干部

打倒老干部是愈演愈烈的斗争哲学的牺牲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来是把矛盾置于“事物运动的根本原因”这一特殊的、主要的地位,但毛泽东却作出极端的、简单化的概括 “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而其斗争哲学的核心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自1963年开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情结”,即把任何情况都当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处理任何事情都将其视为阶级斗争。在“文革”的一系列斗争中,毛泽东建构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形势的思维模式,这是一个凭高度想象力虚构一幅阶级斗争图画的模式。[15]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一次次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他对阶级斗争的论述,带有一种随心所欲的非理性化的概括性,诸如“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过七八年”就得“再来一次”。[16]

因此,虽然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政治大运动,一方面固然有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以达天下大治的初衷,另一方面也有林彪和“四人帮”的政治阴谋。但不管哪一方面,都无可避免地强烈冲击老干部。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就是如此客观。打倒老干部,对毛泽东而言,就是清除睡在旁边的“赫鲁晓夫”,但对林彪和“四人帮”来说,是为了争取权利真空,好方便进一步培养扶持各自的政治势力,最后到达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在《笑傲江湖》当中,没有明显地出现关于打倒老干部的故事情节。但是,这在《鹿鼎记》里面却有栩栩如生的描绘。例如:

《鹿鼎记》 写到:
洪夫人坐回椅中,微笑道:“你自己认了,再好也没有。道长,教主待你不薄吧?委你为赤龙门掌门使,那是教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职,你为什么要反?”无根道人说道:“属下没有反。黑龙使张淡月有大功于本教,只因属下有人办事不利,夫人便要取他性命,属下大胆向教主和夫人求情。”洪夫人笑道:“倘若我不答应呢?”
  无根道人道:“神龙教虽是教主手创,可是数万兄弟赴汤蹈火,人人都有功劳。当年起事,共有一千零二十三名老兄弟,到今日有命丧敌手,有的被教主诛戮,剩下来的已不到一百人。属下求救主开恩,饶了我们几十个老兄弟的性命,将我们尽数开革出教。教主和夫人见著我们老头儿讨厌,要起用新人,便叫我们老头儿一起滚蛋罢。”


当我们看见“洪夫人”这三个字时,我们不禁会联想到谁呢?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接着无根道人又一语道破——

《鹿鼎记》 写到:
无根道人大声道:“就是这样。洪教主原是我们老兄弟,他文才武功,胜旁人十倍,大伙儿本来拥他为主,原无二心。自从他娶了这位夫人后,性格大变,只爱提拔少年男女,将我们兄弟一个个的残杀。青龙使这番发难,只求保命,别无他意。教主和夫人既当众立誓,决不追究今日之事,不再肆意杀害兄弟,大家又何反他?再说,神龙教原也少不得这位教主。”


当然这是小说的情节,不能盲目简单地拿来与现实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对号入座。但是,《鹿鼎记》中有关“打倒老干部”的描写是相当深刻而值得后人深思的。小说的隐喻性显示了文学力量的超时代突破。

注:
[15]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M].南海:南海出版社,1999年版,(113)
[16]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M].南海:南海出版社,1999年版,(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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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切灾难的根源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已经过去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来,一直有学者在不断地反思和探求这一民族灾难的根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7]”?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文革”的起源作了简要的回答,是研究“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但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发生若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决议》的结论就显得过于原则化、简单化。因此,我们并不能囿于《决议》的定论,而更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各个角度进行积极的探讨。

毫无疑问,文革的产生与个人崇拜是分不开的。但是,个人崇拜的产生并非凭空而起,它有其某些具体的原因。首先,被崇拜的人存在才智超群这个优越的条件,经过时间的考验,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且每次讲话头头是道,与别人争论,其分析又比别人精辟深刻。于是,个人崇拜之间慢慢兴起。但是,一旦被崇拜的人有时犯错误了,别人也不易觉察,或者觉察也不敢上谏。因此,可以说,个人崇拜绝对不是某个人可以随心所意制造的,它需要一定的社会土壤和历史机遇,总之,它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在《笑傲江湖》中,可见任我行本来很讨厌个人崇拜,但是他们“造反”成功后,任我行在令狐冲等人的帮助下,杀了东方不败,重夺教主之位,坐了东方不败的交椅。且看:

《笑傲江湖》 写到:
上官云道:“恭喜教主,今日诛却大逆。从此我教在教主庇荫之下,扬威四海。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任我行笑骂:“胡说八道!甚么千秋万载?”忽然觉得倘若真能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确是人生至乐,忍不住又哈哈大笑。这一次大笑,那才是真的称心畅怀,志得意满。


人性在某一瞬间可能会发生很微妙的变化。本来你也排斥的东西,但当别人都突然赞美时,你就“众望所归”,接着欣然接受,从人的本性角度讲,那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这里我们要分清个人崇拜和维护领袖权威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其实,在中共历史上,包括毛泽东同志,一直都反对搞个人崇拜的。在1958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要区分“两个个人崇拜”、“两个反个人崇拜”的话,他说有的人反对个人崇拜,是反对崇拜别人,而要别人崇拜他自己。但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鼓吹和制造现代迷信,毛泽东开始默认和接受这种迷信,最终在全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热的崇拜。[18]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社会就需要个人崇拜。把“文革”与宗教活动联系起来看,这二者在人们心理上是有共性的,即要寻求超自然力的庇护,以解除外部世界的危机和恐惧。这就唤起了对救世主的渴求,为个人崇拜的狂热铺上了心理之路。另外,中国传统的心理定势——圣贤期待——也起了催化作用。固然这也是原因,但毛泽东个人的接受同样不可忽视。[19]且看以下——

《笑傲江湖》 写到:
殿外有十余人朗声说道:“玄武堂属下长老、堂主、副堂主,五枝香香主、副香主参见文成武德、仁义英明圣教主。教主中兴圣教,泽被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任我行喝道:“进殿!”只见十余条汉子走进殿来,一排跪下。

任我行以前当日月神教教主,与教下部属兄弟相称,相见时只是抱拳拱手而已,突见众人跪下,当即站起,将手一摆,道:“不必……”心下忽想:“无威不足以服众。当年我教主之位为奸人篡夺,便因待人太过仁善之故。这跪拜之礼既是东方不败定下了,我也不必取消。”当下将“多礼”二字缩住了不说,跟着坐了下来。


任我行终于认可了这个政治现实。这使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是不是完全是个人道德问题?且看——

《笑傲江湖》 写到:
不多时,又有一批人入殿参见,向他跪拜时,任我行便不再站起,只点了点头。令狐冲这时已退到殿口,与教主的座位相距已遥,灯光又暗,远远望去,任我行的容貌已颇为朦胧,心下忽想:“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甚么分别?”


到此,群众拜的既不是任我行,也不是东方不败了,而是那个教义。那个交椅是这个体制的唯一坐标,可以决定臣民的一切言行。因此,可以说,正是政治游戏的规则决定了历史的荒谬性,而所谓的“换人革命”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真正的革命是必须改造社会,改造那个专制的体制。且看——

《笑傲江湖》 写到:
只听得各堂堂主和香主赞颂之辞越说越响……

令狐冲站在殿口,太阳光从背后射来,殿外一片明朗,阴暗的长殿之中却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颂辞。他心下说不出厌恶……


在《笑傲江湖》这里,金庸艺术化地将中国的专制体制批判到了极致。如果联系到“文革”,则不能不引起每一个人的深思。中国共产党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执政党,其自身建设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国运的兴衰。而当时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一直存在着领导管理制度建设的严重失误。这方面其实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禁区,还是邓小平首次提出“文革”的错误与现行制度的弊端有直接关系,指出了“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问题由于毛泽东在实际上没有解决,所以导致了“文革”的十年浩劫。[20] 正是由于这些制度问题的缺陷,使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原则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让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而且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是通过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实现的,所以,当他把个人专断强加给集体时,集体又往往只有默默地接受,这种无制约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毛泽东的意志高于党规和国法,集体力量无法纠正他错误的不正常现象,至此,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21]

注:
[17]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版,(456)
[18] Theodor Adorno 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t Propananda",in TimesItalic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Internation UniversityPress ,1951,(103)
[19] [澳]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M].天津:渤海湾出版社,1988年版,(3).
[20] 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293)
[21] 朱元石.“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教训[J].红旗杂志,1981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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