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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杂记程千帆先生和他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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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03-19 星期一 11:16 pm    发表主题: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杂记程千帆先生和他的教学 引用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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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杂记程千帆先生和他的教学
作者:张宏生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11/0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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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第1753号第一、二版“特稿”
(2019年3月11日发行)


——程千帆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学家,兼事诗文创作,在校雠学、历史学、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成就,在唐宋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更是为学界所公认。同时,程千帆先生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终生都以教师为业,以培育人才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尤其是他晚年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十多年中,尽管有许多著作要撰写和整理,但仍然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培养学生上面。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批年轻人成长为学术界的后起之秀。

——本文作者张宏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也是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通过他的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窥得几分大师的品格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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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2-03-19 星期二 3:42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杂记程千帆先生和他的教学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程千帆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著作等身,成就巨大。但在学生的眼里,他首先是一位好老师。事实上,程先生给自己的定位,也首先是教师,然后才是学者。他曾在不同场合表述,自己从来都是把研究工作放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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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程千帆讲课时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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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2-03-19 星期二 11:13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程先生一以贯之的是对于本科生教学的热爱

1978年,程先生以退休街道居民的身份,被南京大学引进,开始了他晚年教学、科研生涯中的又一次辉煌。他一来到南大,就精神饱满地投入教学,开了若干门本科生课程,其中有给中文系本科生开的专业课,也有面向全校大学生的大一语文。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朱晓天是南大78级物理系学生,1982年我们在南大见面时,他曾对我描述过程先生开大一语文课座无虚席的盛况。讲台上的程先生满头白发、精神矍铄,不仅教学内容丰富深刻,而且讲述生动、妙语连珠。但同时程先生也非常严厉,他决不允许学生在课堂上做与听课无关的事,如看报纸等,一旦发现,马上痛加批评,可以说是声色俱厉。当时,我正攻读硕士学位,刚入学不久,对此很能理解。因为,在第一次见面时,程先生就赠送了我八字真言——敬业、乐群、勤奋、谦虚。其中,“敬业”排在首位,不是无缘无故的。对于学生来说,所谓敬业,就是读书,就是学习。所以,他不能容忍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开小差。在他看来,见微知著,对待事业的态度,也是可以培养的,当老师的要为学生的未来负责,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后来,程先生年事渐高,体力渐衰,实在无法站讲台了,只好停开本科生的课。但他时常表示出对大课堂的眷恋,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非常怀念站在讲台上面对年轻大学生的情形,对无法上大课感到非常遗憾。一直到临终前的一两年,程先生还不断对师母说:真想再上一次大课!但这种遗憾,他也会用其他方式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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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书法作品

我虽然1985年就已经是南大教师了,但由于攻读博士学位,其间又参加《全清词》的编纂,一直到1989年博士毕业才正式开始上课。那时我年轻,对教书充满热情,又精力充沛,和几个年级的同学走得比较近,接触也比较多。92级这个班的同学很有学术热情,自发组织了文化沙龙,1995年时他们已经大三,但仍然坚持沙龙的活动,还和我商量能否请程先生来做一次座谈。我觉得他们这个想法值得鼓励,但程先生当时已经82岁了,身体不大好,而且也非常忙碌,是否能来我没有把握。没想到,和程先生一说,他没有任何犹豫,马上欣然同意。

沙龙的活动时间在5月22日下午,地点是中文系的小会议室。我去家里接程先生,扶着他,从南秀村一路慢慢走到学校。班里的同学知道程先生要来沙龙,能来的差不多都来了,满满一屋子人,会议室没有那么多凳子,不少人干脆就坐在地上。程先生来到后,看到室内这种情形,感染到年轻人的求学热情,显得非常高兴。一上来的开场白他就说,自己65岁来到南大,77岁退休,工作了12年,虽然做了一些事,但所为远不及所欲为,心里不免遗憾,因此,对于同学们的邀请,心中非常乐意。程先生所表达的,就是他一以贯之的对于本科生教学的热爱。

沙龙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5点,由于同学们已将想问的问题写在纸条上事先交给程先生了,因此,两个小时里基本上就是程先生在侃侃而谈。除了说他自己的生活与时代社会密切的关系外,话题还涉及研究古代文史的当代性、文史结合的意义,以及当时的国学热等,这些都是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也是社会上不少人所关注的问题。座谈有一个小小的高潮,即当他回答“对年轻一代最大的希望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有点激动地说,现在有一种片面强调“专”的现象,但他希望年轻人能把眼光放宽、放远一些,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来思考,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产生一些“通人”。说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说:“哪怕出一个也行。”殷切之意,溢于言表。对于“通人”的期待,那些年程先生一直是念兹在兹的,曾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说过,而如今面对一屋子的本科生,他的热切自然有一种非常生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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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程千帆在书房

从两个小时的沙龙内容来看,程先生说的都很有针对性,面对实际,传道解惑。这实际上也是程先生教书育人过程中的重要特色之一,即具有现实关怀。早在1940年代初,在金陵大学任教时,程先生为开设文学概论一课,编写了题为《文学发凡》的教材(后来先后改名为《文论要诠》和《文论十笺》),在《后序》中,他表述编写此书的动机:“辛巳、壬午之间,作者承乏武汉大学讲习,始与诸生专治文学者接谈,其言之凌杂肤浅,往往出意度外。知近世短书,累害至深。因取前哲雅言授之,俾典于学。期年,稍稍解悟。旋移教金陵大学,从游所病,亦与向等。”说明他教的虽然是古典,立意却在当下。结合这次和本科生座谈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个思路程先生坚持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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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2-03-19 星期二 11:22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对于毕业了的研究生,他也要“扶上马,送一程”

程先生惜别了本科生的讲台,但他的心并没有离开,除了像上述和本科生的接触外,他还把很多心思放在了我们这些即将走上讲台、或刚刚走上讲台的学生身上。他曾经说过,对于毕业了的研究生,他要“扶上马,送一程”。这不仅体现在研究上,也体现在教学上。

1984年底,我硕士论文答辩结束,已经确定留校任教,按照程序,需要试讲,试讲的篇目是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程先生非常重视,不仅推荐参考资料给我,而且试讲时还专门到学校来坐在下面听,听完后又和其他老师一起细加点评。我正式走上讲台后,他对我说:“一个老师,要能够在讲台上站稳,这样才算真正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有一次程先生说想到我课堂上去听听课,不过他后来想了想,怕年轻人这样更紧张了,最后终于还是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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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程千帆和他的第二届博士生(右二为本文作者)

程先生这样注重对年轻教师教学初体验的引导,其中有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流亡四川乐山,在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教语文,当时武汉大学也在那里,文学院长刘永济先生和程家是世交,对他非常赏识,就推荐他到武大任职,教三个班的大一国文。刘先生素以严格著称,从来不轻易推荐人,所以对于所推荐者,也非常负责。当时程先生才28岁,很年轻,经验少,考虑到这个情况,程先生讲课时,刘先生就悄悄地在隔壁听,一连听了一个星期,觉得讲得不错,这才放心。但两人共事之时,刘先生始终没有提起过此事,一直到数年之后,偶然的情况下,程先生才从师母处得知。对这位学问渊博精深、人格伟岸高峻的世丈,程先生是衷心钦服的。这种精神,程先生也继承下来了。只是现在的教室,都是水泥混凝土结构的墙壁,在隔壁恐怕听不清楚,况且,也无法保证隔壁教室没有其他课,因此,程先生才说要进教室来听的吧。

我刚开始教书时,至少有两门课程先生是亲自把关的,一门是必修课中国文学史,一门是选修课明清文学专题研究。我写的教案他都要过目,而且就像对待我们的学术论文一样,在上面详细作批,提示重点,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他指导得非常具体,曾特别提到在讲课时,要掌握所讲授的内容的分量和讲授的速度之间的关系。他说,根据自己的经验,课堂讲授一个小时,需要写大约2500字,这样才能互相对应。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而是进一步要从教学效果上去检验,即了解同学的反馈。我刚开始走上讲坛,虽然态度比较认真,准备也还充分,但在分寸的把握、难易的程度、教学节奏的处理、教材内外的关系等具体层面,不免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程先生认为这都是正常的,但需要及时总结。

有一次,他了解到学生的一些反馈,就专门将我找到家里,和我讨论教科书和讲授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教课,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对教科书的书里书外之间关系的拿捏。讲文学史,基本史实不能虚构,在这方面,大家肯定都是差不多的,因此,无法也不能离开教科书,但是,怎样去讲教科书上已有的知识,每个人还是可以有不同的处理。他说,在这个问题上,要会“填空”。所谓“填空”,就是前后勾连,内外贯通,对书中省略的,要能够指出;对学术界的动态,要能够更新;对相关结论的形成,要能够还原……他特别提出,要加深自己的学养,并充分体现在教学中,这样就能随时联想生发,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既能入又能出。“填空”这两个字,是程先生非常精彩的表述,既是大原则,又有可操作性,我一直念念不忘,而且受益无穷。

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和上课之前的状态有关。程先生曾对我说过,他如果要上课,前一天晚上就其他什么也不做,完全沉浸在要教的内容中,并且要精心设计,以便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

当然,这种表述,体现的是程先生对上课的重视和认真,是对一种教学态度的强调,也不可拘泥看待。事实上,程先生天分既高,学养也厚。即以诗词而言,他对不少作品都能背诵,平时谈话信口而出,非常精彩,甚至有些诗话、词话,他也能背诵出来。这是我们师兄弟共同所见,也一致印象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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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程千帆获南京大学中文系首届优秀学科带头人称号,时任校长蒋树声为其颁奖。

对于教学,程先生还非常强调的一点是,人无完人。在课堂上,任何一位老师都不能保证自己没有一点错误,他叮嘱我:一旦发现自己出了错误,一定要及时告诉学生,加以纠正。事实上,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说自己来到南京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有时不小心还会讲错。他曾和同教研室的吴翠芬老师交流过某些讲课内容,吴老师了解程先生的气度,有不同意见,当时就会提出。而程先生也虚怀若谷,第二天在课堂上,就将自己和吴老师的这番沟通告诉学生,说上一次的某些讲法有不妥,应该更正。在程先生看来,对于老师来说,这也就是敬业。他经常对我说,我这么大年龄了,人们也不好意思提不同意见,所以,对那些能够给我提意见的人,我都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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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相长,日新其德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这句话,人人都会说,似乎意思也并不难懂,但里面有着非常丰富、具体的内涵,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对于一般教师而言,教什么课,往往有个大致的方向,教了几轮之后,轻车熟路,也就往往有了惰性,不愿意轻易更换跑道,毕竟,开设新课,总要用去很多时间和精力。但程先生却不是这么想。一方面,他认为,要树立学生为本的意识,学生的需要,就是老师的责任,学生需要什么课,老师就应该开出什么课;另一方面,学生有可塑性,老师也有可塑性,并不能说,某些老师只会开某些课,而且必须一直开这些课,适当开新课,对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提升,也能促进科研。就像他所说的:“教学和科研决不矛盾。反之,也可以说是教学相长。在教学中可以发现问题,从事科研。科研的结果,可以反过来充实教学。如此循环,就可以日新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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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部分著作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吴于廑先生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他认为历史系的学生不能只读历史,至少也要读一门中国文学史和一门中国哲学史,从上古到近代,一年讲完。但这门中国文学史,其教学目标、课程设计、授课时间等,和中文系原来的类似课程差距很大,没人肯教,于是作为中文系主任的程先生就自己接下来。1950年代初,高等教育学苏联,需要设计一些新课,如文艺学。这类课,中文系以前少见,与作为古代文学教师的程先生距离更远。但看到没有人愿意承担,程先生也主动接下来,自己不熟悉,就先听丽尼(郭安仁)的课,逐渐进入状态。程先生精心准备,将这两门课上得非常精彩,效果很好,非常受同学的欢迎。但是,程先生晚年说起来,略去了自己准备课程的艰辛,往往特别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所受到的益处。例如,他教文艺学课,需要在中西文学结合的前提下思考问题,从而培养了理论思辨的能力。

众所周知,程先生是当代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最具有方法论意识和理论追求者之一,他提出的“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的观念,被视为对当代古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而他和师弟程章灿合著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提纲挈领、要言不烦,既给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清晰线索,又弥补了以往同类文学史著作的一些不足,体现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成就。不得不承认,这两个方面成绩的获得,和他当年开设的那两门课有关。程先生常对我们说,生活中应该顺势而为,虽不能样样都称心,但被动选择中有主动意识,也能不断得到进步。

以上这些,是我零星想到的,虽然不成系统,却也能集中地指向两个字——师范。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用在程千帆先生这里,非常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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