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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我的太老师程千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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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31-12-05 星期六 3:00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程千帆先生的学问人生

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 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论坛
http://chin.nju.edu.cn/phpbb2/viewtopic.php?t=1590

在程千帆先生去世一周年前夕,6月2日,接到程先生高足莫砺锋教授的赠书《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即手不释卷,一鼓作气读完(对不少篇目还读了不止一遍)。因为,这本书太吸引人了;这种兴奋而激动的读书滋味,记忆中,只有在读陈平原教授赠送的同样也是纪念文集的《王瑶和他的世界》时才有过。

收入这本《纪念文集》的文章有57篇,另有“程千帆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纪要”(收有32位学者的致辞和发言)以及挽联、挽诗、挽词、唁电唁函选录。尽管这些文章或长或短,作者也长幼有别,但对程先生的道德文章,莫不交口称赞。这是一本纪念集,但又不是一般的悼亡之作、无谓的溢美之辞。“千帆的本色使我感到一种心灵的真实和温暖,在互勉的人生旅途中,常常给我这个接近百岁的老人一种生活的力量,我至今还在分享这份生命的光芒。”对于程先生,99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追怀千帆》中的这段肺腑之言,可能是再好不过的写照了。对于学界中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而言,毋宁说,这是一本难得的人生教科书。

(一)

程先生88年的人生旅途,不无传奇色彩:少年得志,大器早成,而中年厄运、身不由己,晚年大展抱负,教书育人,终成一代师表。先生体现了20世纪中国学人荣辱浮沉的际遇,更是他那一代学人的卓越代表。程先生是享誉学界内外的硕学大家,这当然是与他学问高深、著作等身分不开的,但又不仅止于此。先生之受人敬重和爱戴,还在于他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楷模,还在于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这本书,既是对先生的追悼和纪念,也是对吾等后学的鞭策与激励。读《纪念文集》,给我触动最深的正是这一点。

令程先生本人、也让许多学界中人感慨无限的是,当初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曾经使这位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的学者在武大蹉跎岁月、英雄无用武之地达18年之久,“经受了无穷尽的批判、斗争,乃至谩骂、殴打,不但侮辱人格,而且折磨肉体”(莫砺锋《莫信诗人竟平淡》),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尊严,学术报国而无门。但是,“他是那种只要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只要有一个支点,就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奇才”(吴志达《一炷心香悼恩师》)。多亏了匡亚明老先生在1978年毅然礼聘程先生到南大,先生终于获得了第二次学术青春,“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事实已经证明,匡老不仅改变了程先生晚年的命运,而且还给南大古典文学乃至全国的古典文学学科建设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程先生不负众望,“以惊人的毅力和执着的精神开始了他的暮年之旅”(周勃《垂范永远》),把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为南大带来了一个重点学科的中兴”(钟敬文《追怀千帆》),不仅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古典文学博士和“许多顶尖的人才”(周勋初《纪念程千帆先生》),而且把南大造就成名副其实的古典文学研究基地。

程先生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方法,最应值得关注和效法。程先生1955年首批招收的研究生之一吴代芳先生回忆说,“他不是停留在给我们传授知识的阶段,而是着重为我们引路。他不是只教给我们以现成的知识,而是给我们以钥匙,让我们打开宝库,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半个世纪来的风雨历程》)。程先生另一位50年代的研究生吴志达也说,“他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谈他的看法,而主要谈理解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与治学门径,他不采取填鸭式、满堂灌的方式,重在授与我们解决问题的钥匙,他说:‘我给你们猎枪,要你们自己捕获猎物’”(《一炷心香悼恩师》)。程先生说,“如果要带研究生,真正把他们带出来,就要用母亲般的慈爱和父亲般的严厉两者统一起来”(张三夕《师范》)。先生培养学生,宗旨是“德才兼备,全面教育,不光做学问,做人的方面也从严要求”,并注意因材施教、因学施教,决不拘束学生的学术个性,“不仅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见解,更鼓励学生在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上多方探索”(蒋寅《一代名师千帆先生》)。先生的认真和严格是出了名的,比如,要求学生作业不写错别字,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按先生的明确要求,“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从硕士阶段起,就不允许写任何错别字。你们以后写一个条子向我请假,也要写正楷字,不许写文字改革委员会没有公布的简化字(但可以写繁体字)。一定要注意语法是否正确,意思是否清楚”(《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72-73页)。有个硕士生,作业潦草,经多次批评而不改,最终令其退学。在程先生看来,这并非小题大做,而是为了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认真习惯。学生们都还记得先生的谆谆教诲:“像你们这样,说重了,是把方便留给自己,把困难推给别人;说轻了,也是一种随随便便、马马乎乎的习气。不是说必须一点不写错,但是,要把比例压到最小,比如说,五千个字中勉强可以出现一个。更重要的是,要养成一种谨严的学风,做到有疑便查。一个人在小的地方粗疏,要想在大的地方有成就,也难。”(张宏生《永远的芬芳》)。

著名历史学家、已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旭麓先生说过:子女和学生分别延续着一个人的生命和学术。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学生胜过子女。无独有偶,程先生晚年也是以培养学生为最大乐趣,“我即使再多写一两本书,也不过是在原来的量上增加了一点而已,如果把精力用在培养学生上,即使不写东西了,学术生命却会不断延续下去。”(张宏生《永远的芬芳》)。先生当年在武大的老学生,每每回忆起老师的讲课艺术,总是津津乐道、无尚自豪。1978年执教南大后,“虽然年事已高,但从大学语文到专业选修,他开设了多门功课,到底有多少人受了他的感召而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甚至以之作为毕生的事业,恐怕很难统计”(张宏生《永远的芬芳》)。

在老一辈学者中,程先生可能是最早也最强调学术规范的。先生曾一再说,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注意基本的操作规程和基本训练,书写与叙述要规范化,即使是写作业,“所引用的任何材料都要有出处,都要有篇名、卷数和版本。凡是能找到第一手材料的,不可以用第二手材料;凡是有不同版本、有异文的,应该加以说明”(《学记》第73页)。程先生还特别在《文艺理论研究》上撰文强调,学术研究、学术论文写作“贵在创新”,并呼吁“学术界不乏弄虚作假之风,这正如经济生活中要‘打假’一样,也要‘打假’。”(《学记》第125-134页)先生一向对不良学风“嫉恶如仇”,对学术研究中的弄虚作假“深恶痛绝”(王淮冰《明月清风 何劳寻觅》,“一贯反对华而不实的学风、文风”(贾文昭《难忘的教诲》)。程先生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先生的每一篇论文,每一本著作,无论在观点、材料上,还是在论证、逻辑上,都是非常严谨、规范”(张三夕《师范》),给人以警示。

(二)

我自己在与程先生有限的交往中,也深深体味到这位饱经沧桑的文化老人的可敬与可爱。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拜访先生,是在1998年5月21日。当时《中华读书报》第一版有一个“人物故事”专栏,主要是登载一些老先生的访谈(同时上一幅照片)。我那时在南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作访问学者,于是想就近采访程先生,因为南大要上一个老先生的话,恐怕是非程先生莫属了。

按照前一天的电话预约,下午3点,我前往先生的南秀村寓所,是先生亲自开的门,拄拐杖,但步履稳健,容光焕发。虽说以前从未见过,但先生温和而亲切,跟我谈了他的师承,在武大的遭遇、南大的知遇,盛年之际无所作为的遗憾、晚年“抢时间”的拼搏。当谈起自己培养的弟子及其成就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因为耳朵聋,谈话时,我靠先生坐得很近,而且还要大声讲话。因为患白内障,先生的视力已不行了,但他说有时候还是忍不住要抽看《吴宓日记》。先生说自己已八十五岁半了,没有什么养生之道,但坚持散步,原来喝酒抽烟的习惯也改了。先生住一楼,还特地领我看了楼后的小花园,各色花草,琳琅满目。在花园中,先生为我讲了他当初在农场为小牛接生的故事,这可能是那种无奈的生活留给老人的少有的温馨的回忆了。临走时,程先生取出已事先准备好的三种著作相赠,一种是《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先生当场在扉页上用钢笔题字留念,另两种是《被开拓的诗世界》和《闲堂诗文合抄》,由程夫人陶芸先生用蝇头小楷题字留念。前后一个小时,生怕老人因我的造访而过于劳累,到下午4点,我即向程先生、陶先生告辞了。

拜访过先生后,“学问人生”四个字即从脑际中脱颖而出。因之,我决定以《程千帆:学问人生》为题写稿。近日读《纪念文集》,发现不少学者也都对先生持有类似的看法。如称先生“以学术为第一生命”(黄进德《鞠躬尽瘁 嘉惠后进》)或“以学术研究为第一生命”(张三夕《师范》)。再如,“将生命的价值,将活着的意义与事业的追求,历史的责任感联在一起,正是先生的人生取向”(周勃《垂范永远》)。还有,“对待学术毫无倦怠之意,毫无敷衍之心,这正是晚年的先生给我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傅杰《记忆宝匣中的珠串》)。我很庆幸,自己的感觉大致不差。

在拜访完程先生后,我因为很快即返京办理赴美访学的手续等事宜,故未将访问记及时写出,遂将《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和采访笔记一同打入行囊,随我跨海越洋,到8月初写就(详见附文),随即挂号寄给《中华读书报》。可惜,该报因版面调整,随后取消了原本富有特色的“人物故事”专栏,所以,这篇介绍程先生道德文章的短文(连同《蔡尚思:学坛不老松》、《汪熙:跨学科求索》、《王养冲:治学贵在专、精》等访谈文章),也就无缘见报了。顺带一说的是,我所访学的堪萨斯大学有一个相当成规模的东亚图书馆,自己出国时所带的《现代化新论》等中文书在回国前都送给了该馆,唯一例外的就是这本《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犹豫再三,但恋恋不舍,最后还是把它从美国带回了北京,成为自己最喜爱的珍藏赠书之一。

因为1998-1999年有一年多不在国内,加之采访记迟迟未能发表,我总觉得有愧于先生。一直到1999年9月,《学术界》杂志社社长袁玉立先生来京邀我协助他主持该刊的改扩版事宜,其举措之一是从全国范围内聘请一批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作《学术界》的学术顾问,于是我写信给程先生,诚邀他屈尊就任、惠予支持,10月12日,先生亲笔回复,“愿意受《学术界》学术顾问之聘”。

因写先生的《学问人生》未能刊出,而自己对老一辈学人的这种忘我的学术境界又感佩不已,故我为《学术界》设计的新栏目之一就是“学问人生”。该栏目与“学术批评”等一起,现已成为该刊的特色栏目,也是全国数千家学刊中独一无二的品牌栏目。除了“学问人生”,《学术界》每期还在封一、封二刊载一位著名学者的大幅照片及简介。为此,我于10月中旬打电话给程门高足莫砺锋教授,请他为程先生写一篇学传,篇幅不限,文成后由“学问人生”专栏发表。砺锋教授果然一口应承,并表示将着重从历时的角度论述程先生的治学经历与学术活动。到2000年4月3日,三万余言的《程千帆评传》竣工,砺锋教授在附信中说:“标题如嫌一般,或可改为‘立雪记略’之类,但最好不改。文中事实已经程先生过目审定,均可靠,至于评价之语如有不妥,则敬请审正”。这是一篇相当难得的文情并茂之作,我自然舍不得作任何改动。

与此同时,写信给程先生,希望他选取近照两幅,并劳驾先生为《学术界》赐一墨宝,由封二刊出。4月中旬,收到先生的来信、照片和条幅。信写在一张印有“南京大学”字样的四百字的普通稿纸上,字不多,但很大,占了正好一页,系先生手书:“玉圣先生:赐书收到。今寄上照片两张,又题词一纸,备先生采用。我老病写字用笔力,勿哂也。如蒙赐刊物,请惠四份为感。敬复 即颂 著安 程千帆 上 四月十二日”。条幅写的是荀子语句:“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 庚辰春书荀子语 闲堂老人”。先生虽已年高,但书法飘逸潇洒,如行云流水。我不知道这是否先生留给世人的书法绝笔,但先生的信任、认真、情谊,确实可铭可感。在收到上述文章、题词、照片后,我即将其一并编入第4期,预计6月底7月初即可印出。

可惜,在刊物印行期间,程先生道归西山。于是,人们看到的2000年第4期《学术界》封面上和蔼的先生,竟已是故人的遗像了;面对封二上先生开怀的笑容,编辑部在左下角配发了黑框内的两行黑字:“本刊学术顾问程千帆先生于2000年6月3日不幸逝世,本社全体职员谨致沉痛悼念!” 痛心不已的砺锋教授则在《程千帆评传》加写了如下一段满腔辛酸的“追记”:“此文完成于今年4月2日,那时程先生尚健在。我当时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此文在今年7月发表出来,而由我编集的《程千帆文集》也能在那时出版,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为先生庆祝米寿。谁知道我的一句旧诗‘微愿每乖违’竟又一次成为诗谶,今年入春后身体尚健、在5月上旬还亲自参加《中华大典·文学典》样稿讨论会的先生竟会一病不起!此刻我一边校阅文稿,一边凝视着先生的遗像,泪眼模糊,不知所言。 2000年6月10日”。

今年6月3日,是千帆先生逝世一周年。为了表达自己对先生的深切悼忱,先是商请砺锋教授将《程千帆评传》改题为《程千帆先生的道德文章——纪念程先生逝世一周年》转发于学术批评网(5月26日),之后于6月2日晚上,在学术批评网“首页布告”栏上登出“纪念著名文史学家、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逝世一周年”的标题,并从国学网上转发了程门弟子张伯伟、程章灿、莫砺锋、蒋寅诸教授撰写的怀念或记叙程先生的文章。6月3日,又将《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中钟敬文先生的《追怀千帆》、王元化先生的《悼千帆先生》、陶芸先生的《千帆,你安心地走吧》三篇文章,扫描、上传到学术批评网。这样,纪念程先生的专栏就初具规模了。这是学术批评网3月15日开通以来继4月3日至5日推出纪念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罗荣渠先生逝世5周年之后对一位学界泰斗加以纪念的又一尝试。如果有可能,我本人以及学术批评网将会继续为发扬光大程千帆先生、罗荣渠先生这样杰出的中国学人的道德文章而竭尽努力。

程先生仙逝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但始终未能如愿。读了砺锋教授赠送的《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写下这些文字,姑且算是对千帆先生迟到的纪念罢。
2001年6月5日 于西三旗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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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22-04-06 星期六 11:40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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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web.nju.edu.cn/smf/index.php?topic=1591.0

程千帆评传
时间:2003年12月27日
作者:莫砺锋(南京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界》

  题记:砺锋自一九七九年负笈南京大学,立雪程门已逾廿载。亲承音旨,稍窥门墙。今蒙《学术界》编辑之约,简述千帆师生平,亦论及其学术,故遵时下惯例,名曰“评传”。



  一九三二年夏,刚满二十岁的程千帆先生考上了金陵大学。由于他在中学时遇到了一位优秀的化学老师,宁波王实铭先生,所以对化学极有兴趣,成绩也很好,就到化学系去报名。没想到当时金大各个系的学费标准是不同的,化学系的收费很贵,要一百多元钱。而程先生的父亲正失业,家中贫困,无力负担这么高的学费。他遍查各系的收费情况,发现中文系只要一半的钱,就改报了中文系。虽然程先生进入金大后仍然选修过著名化学家戴安邦教授的课,而且直到晚年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路遇戴先生时仍敬执弟子礼,但他一生所从事的专业却成了文史而非化学。程先生没能成为一位化学家,这也许是出于偶然。但他成为著名的文史学者,却是出于必然。因为他自幼就在文史方面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早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程先生原籍湖南宁乡,但在上代已迁居长沙。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程先生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当时的程家相当清贫,但却是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诗书之家。他的曾祖父霖寿先生,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名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名颂万,字子大,有《十发居士全集》。父亲名康,字穆庵,有《顾庐诗钞》。一家数代皆有诗人,生性颖悟的程先生耳濡目染,自幼便能吟咏。他的习作曾蒙叔祖奖誉,批语曰:“诗笔清丽,自由天授。”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在十多岁时曾在其伯父君硕先生所办的私塾“有恒斋”里读过数年古书。君硕先生的教育方法与一般的私塾完全不同,他不用《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俗学”作教材,而是要求学生直接读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他在讲授时则文辞义理并重,而且要求学生用文言文写文章以及日记与学习心得,并练习书法。总之,君硕先生的设想是要把传统士大夫应当具备的的文化知识都教给学生。在科举制度早已废除、新式学校已经出现的当时,这种教学方法也许是不合时宜的。然而对于日后将成为专治古代文史的专家来说,这种艰苦、繁重而且乏味的学习却是非常有益甚至是必须的。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使程先生具备了阅读古书和写作文言文及诗词的能力,并使他熟精古代典籍,从而对古代文化具有感性的深刻体会,这是他在文史研究、尤其是在古代诗学的研究中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时隔五、六十年之后,当程先生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攻读古代文学时,他不象有的老师那样只以指导学生写学位论文为要事,而是在选定论文题目之前先布置一批必读书目,例如一九八二年入学的博士生的必读书目是:《论语》、《孟子》、《诗经》、《楚辞》、《左传》、《史记》、《文选》、《文心雕龙》等八部书。程先生常说:“对学生要加以友善的压力。”这张书单就是压力的具体表现,而设置书单的良苦用心正是要传授他自身成功的经验。研究生们为了这张书单当然是“吃尽苦头”,但正是这张书单使他们经受了严格的训练,所以在日后的教学、科研中后劲较足。现在,“程门弟子”已成为学术界刮目相看的一支新生力量,这与程先生开设的书单密切相关。

  如果说程先生在“有恒斋”中的学习仅仅是打好基础的话,那么他进入金陵大学后就真正跃入学术的海洋了。三十年代南京的大学中,大师云集。由于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教授可以互相兼课,所以程先生得以向两校众多的名师请益。在金大的四年中,他如饥似渴地吸取营养,学问大进。他在晚年还深情地回忆说:“在大学四年中,我从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矍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国垣)先生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诸位老师各有专长,已使我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如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1]于是,程先生真正做到了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批评史诸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大师们的许多治学方法。当然,他用力最勤、获益最丰的则是诗学。

  程先生不是只知埋首于故纸堆中的旧式学究,他是紧跟时代脚步的新型学者。他的气质中兼有学者的严谨、深刻和诗人的灵性、敏感。虽然他从小就学会了写作古体诗词,但在金大求学时却更醉心于新诗创作。他与同学孙望、友人常任侠等人组织了一个诗社——土星笔会,还办了一个新诗半月刊《诗帆》。《诗帆》虽然只办了十七期就因故停刊了,但程先生已在上面发表了四十五首新诗,显示出他对新诗的热情。可惜后来他象闻一多一样,“立马回缰作旧诗”了,但这些后来被陆耀东教授编入《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的少作已在新诗史上留下了可贵的记录。

  才气横溢的程先生赢得了正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著名才女沈祖棻的青睐,由于志同道合,他们很快就相爱了。程、沉的结合在学界传为佳话,堪称天作之合的这对夫妇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不但在诗词写作中有琴瑟唱和之乐,而且在学术上互收切磋之益。可惜后来他们与祖国一样经受了漫长的苦难命运,终于使沈祖棻写出了“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2]的沉痛诗句,这是当时始料不及的。

  一九三六年,程先生自金大毕业,回母校金陵中学任教一年。次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避难至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学任教。此后辗转于长沙、武汉、重庆、康定等地。直到一九四О年才重归教育界,在四川乐山技艺专科学校任国文教员。一年以后,又先后任教于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立成都中学。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才回到武汉大学任副教授,从此在珞珈山下生活了三十二个年头。一九四七年他升任教授,后又任中文系系主任。解放后,程先生以满腔的热情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他积极地学习新的文艺理论,并积极地按照新的教育方针来安排中文系的工作。此时的程先生在学术上已经成熟,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治学方法。一九五四年,他与沈祖棻把自己的十多篇论文结成集子交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取名为《古典诗歌论丛》。这是程先生平生诗学研究成果的第一次展示,也是他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最早范例。沈祖棻在此书后记中指出:“当初我们之所以写这一类的文章,并用这样一些方式来研究古代作家与作品,特别是千帆,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3]应该说,这种方法后来在程先生的著作和言论中曾得到过许多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精神却是完全一致的,这是贯穿他一生学术工作的精髓,是他对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此时的程先生尚不到四十岁,正处于精力弥满的盛年,如果他能在常态下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那将在学术上获取何等丰硕的成就!可是,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转眼到了一九五七年,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古语云:“君子可欺以其方。”程先生曾经历了漫长的旧社会,他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黑暗社会深恶痛绝,对新中国则充满了希望。他又是一位秉性正直、刚肠疾恶的人,所以当他听到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后,就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意见都说出来了。谁想到这竟是意在“引蛇出洞”的所谓“阳谋”呢?于是,程先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被视为人民之敌的“右派”,而且是武汉地区的“大右派”。他象千千万万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从此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尊严。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良师从此不能再登上讲坛了,一位才华横溢且正当盛年的学者从此不能再平静地安坐在书斋里了。他的学术生涯中突然出现了长达十八年的断层,而他发硎初试、已初见成效的学术方法也突然被埋入了历史的尘封之中。



  在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中,才学杰出的人物何止百千!然而经过将近二十年的磨难以后,仍能重新恢复学术研究、且取得非凡成果的人则相当少见。人们对此是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的:人格受到侮辱,精神受到摧残,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条件全被剥夺,连活下去都成为需要非凡勇气的挣扎,又怎能设想坚持理想、并继续进行学术方面的思考?在那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中,有多少人不堪重压而对人生失去信心,有多少人虽能隐忍苟活而不再坚持对真理的追求?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去责备那些不幸的人们,他们在非人世所堪的情境中能度过二十年艰难岁月已足以赢得我们的尊敬。然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坚毅之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使他们能够直面人生,宠辱不惊。程先生就是这样的坚毅之士。

  程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后,受到了残酷的迫害。首先,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位曾经声明“最大的野心就是当教授”,而且已经成为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著名教授的人,却再也不能走进课堂了。这位决心为弘扬传统文化,且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却只能到资料室去整理卡片了。他的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全家被逐出武大的特二区,迁至九区码头,住进以前苏联专家的汽车司机所住的、废弃已久的湖边小屋。关于这所小屋,沈祖棻曾在《忆昔》诗中作过描写:“青蝇飞蔽碗,雄虺卧当门。草长遮残砌,泥深漫短垣。”每逢风雨大作,山洪瀑发,不但屋顶渗漏,而且洪水会毫无遮拦地冲进大门。我没有看到过这所小屋,但只要闭目一想,就不由得联想起苏东坡的诗句:“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更难以忍受的是,程先生与他的家人必须忍受人们的白眼和侮辱。过去的学生只有极少数人还私下称他为“先生”,多数学生则直呼其名。无知的儿童成群结队地前来喧哗叫骂,甚至乱抛石块,砸碎门窗。至于旧日的同事,更不用说有许多人要与他们划清界限乃至坚决斗争,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左派”身份。即使连这样的环境,也不许程先生再安身下去。他被发配到远离武汉的沙洋农场,种地、养牛、养鸡……。他甚至学会了给牛接生,曾成功地接过五次。几十年后,当我陪他在南京的玄武湖畔散步时,他看到一块碧绿的草地,还自言自语地说:“这些草够五头牛吃一天了。”艰苦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多么难忘的烙印!然而,即使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程先生也没有丧失对人生的信念,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决心要与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抗争下去,决心要活下去看看其结局到底如何。更重要的是,他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刻骨铭心的热爱,他坚信自己的学识和能力都是祖国所需要的,总有一天他还可以为祖国服务。当时的沙洋农场有一个图书室,里面没有多少书,但倒有一套中华标点本的晋隋八史。程先生如获至宝,他白天劳动、挨斗,晚上就细细地阅读这套书。这是无声的抗争,是程先生用实际行动对那场荒谬的政治运动所作的批判。当年苏东坡多次被贬到荒远之地,然而他始终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并在逆境中实现了新的辉煌。他晚年作诗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此语的政治含义也许是自嘲,但就东坡的文学事业而言,黄州、惠州、儋州确实是他创作过程中的关键阶段。东坡在贬谪生涯中傲视苦难,坚持读书作文,就是对黑暗势力的有力抗争。程先生在沙洋的行为是否有意学习东坡,我不敢断言。但我相信他在精神上是与东坡心心相印的:在那个是非颠倒的荒谬时代,行吟泽畔的屈子、忧国忧民的老杜固然也能给人以激励,但东坡式的嬉笑怒骂则是更有效的抗争手段。程先生有诗云:“一事略同苏玉局,晚途流落负明恩。”[4] 可见他与东坡是心心相印的。他虽然没有能在流放生活中实现创作的辉煌,但毕竟没有完全虚度光阴,毕竟没有中断对学术的思考,从而为自己在日后重创学术辉煌作了切实的准备。这充分证明了由中华传统文化所铸就的坚毅人格不是任何黑暗势力能够摧毁的!

  中国自古就有“发愤著书”的传统。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当年在遭受极其严重的打击后,就是以这种精神支撑自己写完了史家之绝唱——《史记》。然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竟连这种传统所赖以存在的土壤也不复存在了。在反右、文革时期,那些失去人生自由、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处于“不许乱说乱动”的艰难处境中,哪里还能著书立说!可是暴力能够禁止人们的言论,却无法牢笼人们的思想,优秀的知识分子仍然以各种隐蔽的方式进行着“发愤著书”的活动。程先生当时虽然不能操笔作文,但他常常在心里进行思考,这实际上就是“打腹稿”式的“发愤著书”。于是,一旦阴霾散去,大地春回,程先生的思考结果就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了。更为重要的是,“发愤著书”是以整个生命铸成一部人生的巨著,这样的著作中所蕴含的生命激情是常态下的论著所难以拥有的,它们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也是常态下的论著所难以企及的。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引尼采之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我觉得对于重要的学术著作,也可作如是观。程先生在文革结束后推出的十多部著作,正是他“发愤著书”的结晶。我在读这些书时,除了得到学术上的启迪外,也常常从中受到生命激情的感染。

  一九七八年夏天,山东大学的殷孟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徐复教授和南京大学的洪诚教授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其同门好友程千帆先生的厄运。此时的程先生,正处于人生最痛苦的阶段。他苦苦地熬了十八年,才在一九七五年被开恩摘掉了右派的帽子。然而几乎在同时,武汉大学就命令他“自愿退休,安度晚年”,于是他变成了每月仅有四十九元收入的街道居民。祸不单行,与他一同尝遍人生艰辛的伴侣沈祖棻不幸于一九七七年遭遇车祸逝世。这位当年以词名倾动文坛的一代才女,这位在武汉大学辛勤工作了二十余年的优秀教师,却遭受了“寂寞身后事”的不公正待遇,连一个简单的追悼会都没有举行。程先生遭受了这个雪上加霜的打击,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他独自蛰居在东湖边上的小屋里,为沈祖棻整理遗稿,以此来寄托哀思。面对着惊才绝艳的《涉江词稿》,很少作词的程先生不禁写了两首《鹧鸪天》:


  衾凤钗鸾尚宛然,眼波鬟浪久成烟。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
  哀窈窕,忆缠绵。几番幽梦续欢缘。相思已是无肠断,夜夜青山响杜鹃。

  燕子辞巢又一年,东湖依旧柳烘烟。春风重到衡门下,人自单栖月自圆。
  红缓带,绿题笺。深恩薄怨总相怜。难偿憔悴梅边泪,永抱遗编泣断弦。

  对于程先生的不幸遭遇,殷孟伦等先生非常同情,他们认为必须为程先生重新找一个工作,于是商定联名向恢复工作不久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推荐。洪诚先生回南京后就向匡校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匡老立即决定聘请程先生到南京大学来任教授,并派当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教授马上到武汉去接洽。叶教授到武大后,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在东湖边的那所小屋里找到了满头白发的程先生。于是,武汉的街道居民名单中少了一个名字,而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则有幸拥有了一位学识非凡且循循善诱的好老师。时隔多年之后,在南大为程先生庆祝八秩寿辰时,程先生当众对匡校长表示感谢,引东晋习凿齿对桓温所说的话:“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当时的听者无不动容。在匡老病危之际,程先生前去探望,对匡师母说:“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我终生感谢他老人家。”的确,如果不遇匡校长,程先生也许还要当多年的街道居民,那将是学术界多大的损失,那将是南大学子的多大损失!



  一九七八年八月,程先生来到南京大学,就任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的校园,就是当年的金陵大学所在地。三十多年前,程先生就是在这里受教于黄季刚等大师,从此走上了专治古代文史的学术道路。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沈祖棻这位同甘共苦数十年的人生伴侣。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勾起他的回忆,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然而此时程先生的当务之急不是回首往事,而是展望末来。他已经六十八岁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使他早已满头白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程先生决心要把被耽误的光阴夺回来,他带着满腔的热情开始了工作。程先生为自己制定了两个宏大的计划,一是对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写成著作贡献给学术界。二是抓紧时间培养学生,努力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材断层。对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来说,这两个任务谈何容易!然而程先生经过十多年的奋斗,终于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卓异的成绩,使他的人生中出现了奇迹般的晚年辉煌。

  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在被耽误二十年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完成名山事业。然而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他看来,弥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于是,程先生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了母校的讲坛。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面对着几百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程先生仿佛又恢复了青春,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明白晓畅,又逻辑谨严,一丝不苟。他传授给同学的不仅有渊博的知识,更有切实的方法和睿智的思考。他在课堂上神采奕奕,精神抖擞,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的身体特别健康,其实程先生曾经受过二十年的折磨,体力并不充沛,他是在用全部生命进行拼搏。当课间休息时,程先生心须抓紧时间坐下来喘一口气,恢复一下精力。可是等到上课铃一响,他又重振精神口若悬河了。如果说课堂是教师的战场,那么程先生就是一位老当益壮、仍然在驰骋疆场的老将。他是多么希望能够一直在讲坛上奋战下去啊!可是年龄不饶人,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的教学任务。

  一九七九年,程先生开始招收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由于研究生教育已经中断了十多年,社会上积压的有志于深造的考生很多,当年报考程先生的考生就有四十多个,考生的情况则千差万别,有文革以前就已本科毕业的老大学生,也有尚未迈进大学门槛的知识青年。经过严格的考试,程先生录取了三名学生,他们的年龄、学力都差参不齐,一样的只是对于知识的渴望。我有幸也厕身于这三人之列,从此立雪程门二十载,得以亲承音旨,用程先生的话说,这是人生的缘份!也许我的投考经历有助于读者认识程先生的为人:我于一九六六年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两年后下乡插队,从江南到淮北,从当农民到做农民工,虚度了十年光阴。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我才走进了安徽大学的大门,在外语系英语专业就读。得知程先生招收“唐宋诗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的消息时,我尚是本科二年级的学生。从未进过中文系、仅仅在农闲时节读过几首唐诗宋词的我,能考上程先生的研究生吗?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考场的。五场考试下来,自觉考得还可以,于是就心存幻想起来。可是后来有人告诉我,考前没有与导师联系过,更没有到导师家去拜谒,录取的希望是很小的。当时还有要好的同学埋怨我说:“你在社会上也混了十多年了,怎么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我听后如梦初醒,只好放弃幻想。没想到暑假过后,我竟收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又过了十多天,我就与两个同学一起见到了满头白发的程先生。坐定以后,先生说:“这次共有四十多人来报考我的研究生,有人写来了十多封信,寄来各种文章、学习笔记,也有人几次带了礼物跑来见我。可是你们三人连信也没有写来过——”我满以为这下要被责怪了,没想到先生反而微笑起来,说:“这很好!”说也奇怪,虽然后来程先生教诲我的话不知有多少,但我一直记得他最初所说的这句并无深意的话。在程先生门下,需要的是诚实、刻苦,任何投机取巧都无隙得入。在程先生亲手建立的南大古代文学这个学科点,学风的笃实与人格的诚实同样为大家所看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品格是何等重要啊!

  八十年代初,百废俱兴,学位制度也应运而生。程先生被推选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他带出一批硕士生后,又于一九八二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程先生对如何掌握博士生的水准心里没底,他找来一些港台地区的博士论文仔细阅读,决心要培养出水平更高的博士来。经过十多个寒暑,程先生培养了硕士九人,博士十人,数量也许不算多,但质量却是上乘的。《文学遗产》的主编徐公持先生在总结古代文学学科的总体情况时指出:新时期成就最大的两位学者是钱钟书和程千帆,并特别指出程先生培养学生的成就:“门下人才辈出,形成坚强的学术梯队,在本学科中广受称道赞许。”[5]时至今日,“程门弟子”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一个专有名词。那么,程先生是如何在研究生培养中取得这些成就的呢?

  一个好老师的先决条件是他必须热爱学生。程先生对弟子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他说:“要爱护下一代。耐心地、不断地对他们施加友善的压力,同时对他们给以具体的帮助,乃是使青年人迅速提高的有效方法。特别要注意科学研究中基本操作的训练。例如:应当把研究生论文当中出现了错别字、不规范的简化字,语法不通的句子以及引用别人的论点而不加说明的情况等,看作是自己的失职。因为这些情况的出现,正反映了自己平日对他们要求不高,训练不够,也就是对他们爱护不够。”[6]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是程先生培养研究生取得成绩的最主要原因。对此,弟子们都保留着温馨的回忆。张伯伟说:“我与千帆师之间的感情极为融洽,师弟相处,犹若父子,几乎无话不谈。我们谈学问,谈人生,谈历史,谈现实,有时还谈家庭,谈爱情。先生有快乐的事情,总愿与学生分享;学生有失意的心绪,也愿向先生倾诉。我总觉得,这样的师生关系,大概也就是古代鹅湖、鹿洞之遗风吧。”程章灿说:“我做博士论文那一年,先生生病住院,就是在南京那样严寒的冬季里,在病榻上,先生抱病改完了我和另外三名同学的四篇论文。这需要克服多少困难,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强的责任心!每当捧读先生批改的论文,我的心便久久不能平静。”他们的感受可以代表“程门弟子”们的共同心声。

  当然,仅仅有良好的愿望还不一定能成为良师。程先生培养研究生有一套完整、周密的计划,而且形成了他独特的教学风格。让我们从头说起。

  首先,程先生注意督促学生打好基础,这个基础不仅仅指本学科的基本知识,而且包括外语、艺术鉴赏等相关方面的学养。我本人是从外语系考来的,虽然并没有在外语系毕业,但入学考试时英语得了96分,到南大后的英语过关考试又顺利通过,自己以为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已差不多了,从此该把精力集中在专业学习上,以弥补非中文系出身的不足。但是程先生却不这样看,他仍然督促我继续学习外语,尤其要提高阅读专业外语文献的能力。他还让陶芸师母亲自为我挑选外语文献,并指导我练习翻译。直到数年之后,我把自己的一篇论文译成英文,并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发表了,先生才表示满意。程先生还亲自选聘曾在驻外使馆工作多年的尹禄光先生担任我们的英语老师,训练大家的听说能力。久而久之,同学们都养成了重视外语的习惯,并在与外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时如鱼得水。南大的古代文学专业已有四人先后被哈佛燕京学社选为访问学者,这在全国的古代文学学科中是绝无仅有的。

  程先生当然更重视学生的汉语水平,他要求每一个刚入学的研究生用英语、文言文以及白话文写三份自传,这样一方面可以了解学生的个人情况,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学生的语言能力,从而对症下药地加强对他们的语言训练。

程先生还认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必须学一点创作,必须具备敏锐的艺术感觉,他抓得最紧的便是训练我们写诗。记得我考研究生时,专业试卷上有一道题是:“你会写旧体诗词吗?如果会的话,请写一首(或抄旧作)给我们看看。”我当时急出了一头冷汗。我虽然在乡下百般无聊时曾摸过几天平平仄仄,但很少动笔写诗,偶然胡诌几首也早就忘得无影无踪,哪里记得起什么“旧作”?要想当场写一首,又苦于这场考试一共只有三个小时,而其余几道题已耗费了一大半时间,只剩下半个小时留给写诗了。但为了不让这道题交白卷,便临时诌了一首:“欲向江南负笈还,非因苍翠梦钟山。区区愿立程门雪,不得华章自汗颜。”这样的“诗”,当然难入程先生的法眼。程先生曾回忆他年青时跟胡翔冬先生学诗的情况:“有一次,我把几首恶诗送给他老人家看,他说:‘我的一双眼睛像水银一样发亮,你要拿沙子来擦吗?’”现在他看到我真正的恶诗,也许会发出会心的微笑:竟有考生拿恶诗来擦自己的眼睛了!于是在入学以后,先生便督促我们学习写诗。我以前误认为既然要写旧体诗,便应以格律诗为主,否则不如干脆写新诗算了。但程先生指导我们学诗,却是要从五古做起。从此以后,我便常常拿些习作去“擦先生的眼睛”。先生也不厌其烦地为我改诗,并常常加上批语。这些批语大多是指出不妥之处,有时竟如棒喝。例如有一联是“秋霜渐欲侵潘鬓,春气尤畏入沈腰。”程先生批云:“此联辞意俱俗,后当为戒。”渐渐地我也偶尔得到几句鼓励的话,例如有一首《南京车站送母东归》:“又作异乡别,石城寒雨霏。贫家多聚散,微愿每乖违。梦绕故园路,泪沾新补衣。此身犹寸草,何以报春晖?”程先生批云:“此首佳,似大历。至情至文,此等是也。”我想这多半是为了不让我泄气,先生才勉强这样说的吧。但不管怎样,这毕竟让我们在练笔的路上走下去了。多年之后,当我在分析古典诗歌的艺术特征稍有会心时,便格外感谢程先生当年的一片苦心。其实他当然很清楚最多也只能把我们训练成当代的“香菱”罢了,但为了让我们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时能体会古人的创作之甘苦,便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教我们写诗。他说:“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完全没有创作经验是不行的。研究诗最好能够写点诗,即使会画点画也好。”[7]他还曾自道其治学经验说:“如果我的那些诗论还有一二可取之处,是和我会做几句诗分不开的。”[8]古语说,鸳鸯绣出从教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而程先生却是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独得之秘传授给学生了,他甚至还亲自教学生如何磨好、用好这根“金针”,这正是一个谆谆良师的伟大胸怀。

  程先生更为呕心沥血的是如何引导我们走上治学的正确道路。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有关文献汗牛充栋,如何使这些没有自幼诵读四书五经、对于李杜苏辛也仅知一些皮毛的学子掌握基本的研究本领,而不是仅仅写成一篇学位论文、获得一个学位呢?程先生为此而苦苦地思考,摸索。他为此而精心设计了课程规划:有两门课是他要亲自为我们讲的,一门是校雠学,另一门是杜诗。当时校雠学还没有适用的教材,程先生便以年青时所写、但在十年浩动中被焚烧撕毁而残存的讲稿为基础,一面整理,一面补写,同时开始讲授。他的硕士生徐有富、张三夕和我三人边听课边记录。后来程先生又在山东大学重讲了一次,山大的研究生朱广祁、吴庆峰、徐超也作了记录。这两个记录稿后来成了煌煌四大册的《校雠广义》的蓝本。校雠学向来被视作学问之入门,但是历来专治校雠学的学者大多注重于研究其史的源流,而程先生却更重视这门学问的实际用法。所以程先生在讲这门课时,主要着眼于让同学们了解应如何去收集材料,整理材料,并由此而进入学术之殿堂。他说:“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学者必须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这句话今天看起来还是正确的。研究古典文学的人,连《师石山房丛书》、《四库提要》都不读,是不知道怎么‘开步走’的。”[9]由于这门课在大学的讲坛上已经绝迹多年,所以前来旁听的人很多,教室里经常挤得水泄不通,晚到一步的人就找不到座位。而程先生也就以诲人不倦的精神,把这门本来是专为我们三个人所开的课改成了大堂课,为更多的人指引学术的门径。从如何利用古代的目录学著作,到如何选择好的版本,以及如何校正文字、去伪存真,乃至如何自己动手编写目录,他都深入浅出地予以讲解,把这门本是比较枯燥的学科讲得生动有趣。这对我们这些在学术的迷宫外面不得其门而入的初学者来说,是多么的有益的指点啊!当年听课的三个同学中,有一个就是徐有富学兄。程先生的课使他对这门学问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由此而走上了专攻古典文献学的道路,现已成为南大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带头人。

  程先生另一门亲自为我们开讲的课程是杜诗。当时我们的专业方向是“唐宋诗歌”,而先生认为要想对唐宋诗歌进行研究,就非对杜诗达到精熟的程度不可。因为杜诗既是唐诗中的巅峰之一,又是中晚唐乃至宋诗风气的最重要的源头,所以对于我们的专业来说,杜诗确是关键之所在,无怪乎先生要不辞辛劳地亲自讲解了。程先生对杜诗不是一般的爱好,他对杜甫的为人怀有虔诚的敬意,当他有机会路过巩县瞻仰杜甫墓时,曾作诗云:“愤怒出诗人,忠义见诗胆。以诗为春秋,褒贬无不敢。诗圣作诗史,江河万古流。兹丘封马鬣,永与天同休。”[10]正因如此,程先生在讲杜诗时充满了激情,他仿佛是跟随着诗人,忽而登上慈恩寺塔,眺望着满目尘昏的渭水秦山。忽而又走上崎岖的蜀道,在天寒地冻的荒山野岭里仍不忘欣赏那雄奇的风光。程先生讲杜诗绝不是选一些作品来串讲,他是用自己读杜数十年所得到的心得来启发学生,诱导学生自己进行思考。这门杜诗课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采取专题作为章节结构的单元,每一讲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合起来又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二是不复述常识性的结论,而是进行新的思考,提出新的观点来进行讨论。所以听这门课所学到的不仅仅是有关杜诗的知识,而且还有如何进行古典诗歌的研究的方法。这门课的教学成果的展示就是《被开拓的诗世界》这部师生合作的杜诗论文集,这本书虽然出版于一九九〇年,但它的构思却是在八十年代初期,也即程先生为我们讲杜诗的时候,书中的许多观点正是形成于课堂的讲授以及课后在先生书斋的讨论之中。书中程先生与学生联合署名的八篇文章不用说是师生共同讨论的结果,就是学生独立署名的两篇,其实也是在程先生的启发下进行思考而完成的作业。例如我写的《老去诗篇浑漫与——论杜甫晚期今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人的影响》一文,就是听程先生讲杜甫晚期诗、尤其是夔州诗的特点后,才领悟到此文主旨的。程先生指出,杜甫不但敢于超越别人,而且敢于超越自己,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我由此而想到,杜甫本人正是最后完成今体诗格律及其艺术规范的建设的诗人,何以他又要在晚年作部分地打破这种格律和规范的尝试呢?这种尝试的历史意义又是什么呢?于是就产生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我和同窗张宏生曾在此书的《后记》中说:“在千帆师亲自给我们讲授的课程中,杜诗是一门重点课。除了课堂上的讲授之外,平时也常与我们讨论杜诗。在讲课和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固然常有经过点拨顿开茅塞之感,千帆师也偶有‘起予者商也’之叹。渐渐地,海阔天空的漫谈变成了集中的话题,若有所会的感受变成了明晰的语言。收在这个集子中的十一篇文章,都是在这个教学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现在把它们呈献给广大读者,既作为我们师生共同研读杜诗的一份心得,也作为千帆师指导我们学习的一份教学成绩汇报。”应该补充的是,程先生在指导我们研读杜诗时,确实做到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常常给我们指示思考的起点,然后让我们自己去思索,不到我们感到苦思冥索难以为继时,他是不会轻易地把结论告诉我们的。对于这本书的学术水准,海内外学术界均有好评,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周勋初先生的评论:“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自宋代至今,研究杜诗的著作汗牛充栋,后人要想在这领域中有新的创获,诚非易事。千帆先生能在杜诗研究中带领学生进行新的开拓,不但说明了他在诗歌研究方面的功力深厚,而且说明了他是一位高水平的教师,在教学工作中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1]对于那一段听程先生讲课的日子,我们无不保留着最美好的回忆。可惜程先生无端被耽误了那么多年的大好光阴,在他盛年时反而被迫离开了讲坛,要不的话,该有多少学子会在程先生的引导下成为学术界的有用之材啊!

  程先生的教学工作绝不只是在教室里进行,他的书斋同样也是课堂,甚至病房也常常被他当作备课、批改作业的办公室。他为我们所设计的课程也绝不只是上述两门,而是因材施教,精心布置的全面训练。对于研究生来说,与学位关系最大的当然是学位论文,以致于有些导师从一开始就布置学生动笔撰写。但程先生向来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光写一篇学位论文是远远不够的,他坚持主张研究生在写作学位论文之前一定要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来认真阅读经典著作。一句话,程先生认为培养研究生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获得学位,而是成为真正的人材。所以,他的整个培养计划都是从后一点出发来考虑的,而这个计划后来也就成为南大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精神就是,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古代的学术是一个整体,所以研究古代文学绝对不能与史学、哲学分离开来。还有,古代的作家都是在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学术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人生观、文艺观都离不开孔孟老庄的影响,为了真正理解古代作家及其作品,就必须对他们所接受的思想源头有所理解。所以,不管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哪一个时段的文学,也不管他们的论文会选择什么题目,都必须对古代典籍进行一定数量的研读。于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史记》、《新、旧唐书》几乎成了每一个博士生的必读书,更不用说《诗经》、《楚辞》、《文选》、《文心雕龙》等文学性典籍了。

  经过严格的典籍研读之后,研究生才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在指导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上,程先生付出了更多的心血。首先,他要求学生认真选题,而且鼓励他们选取难度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题目。在程先生看来,写论文是一次最好的锻炼,千万不可避重就轻、只求通过答辩。所以他的研究生大多选取了有一定难度的题目,例如《大历诗风》、《江西诗派研究》、《江湖诗派研究》三篇论文,都是程先生亲自主持的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项目“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组成部分,它们对诗歌史上的几个重要课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著名学者傅璇琮指出:“这三部著作将在我国的古典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12]毫无疑问,三部书的成功是与程先生指导下的正确的选题思路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次,程先生对于学位论文的撰写有严格的规范要求。从小处说,他要求学生一定要保证材料的可靠性,要求他们绝对不能剽袭成说,等等。从大处说,他要求学生要具有问题意识,要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勇于创新。对于他所指导的九篇硕士论文和十篇博士论文,程先生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许多同学都珍藏着当年经过程先生批改的论文草稿,上面布满了红笔写的批语,连一个错别字、一个用得不妥的标点,他都细心地用红笔勾出来了。时至今日,这些学位论文大多已经公开出版,其中有几种如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曹虹《阳湖文派研究》、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都很受学界的好评。这些书中的观点也许尚有可商之处,但它们在操作上却都是符合规范的,在学术上都是体现出开拓精神和严谨学风的,正如傅璇琮先生在为程章灿论文所作序言中所说,“他的这部书给予我们的,与其说是某些具体的结论,还不如说是这位年轻的涉猎者,在步入辞赋这一瑰丽而辽阔的天地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开拓胸怀,一种力求重新认识这一境域的探索精神。”[13]显然,程门弟子的这种学术品格,正是程先生倾其心血所陶铸而成的,这是程先生一生教学工作的结晶。

  程先生是一位十分谦虚谨慎的人,他对于自己的成果总是感到不满意,而对别人的长处则充分地尊重,这种作风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教学之中。当年他刚从金陵大学毕业应聘到中学去任教时,刘国钧先生对他的临别赠言是:“你肯定会有讲错的地方,什么时候发现了,什么时候告诉学生,说‘我讲错了!’”程先生将此言终生铭记在心,直到我们听程先生讲课时,还遇到过几个例子。有一次,程先生在课上偶然提到两句诗:“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并说这是明人所作。而我正好对这两句有些印象,就告诉他这可能是王维的句子。经核对以后,他第二次上课时就承认自己讲错了,并鼓励大家今后都要力求准确。另一次,张宏生对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五中“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两句产生了疑问:此首通篇都是描写夏景,为什么到这二句突然出现了春景?张宏生以此向程先生请教,先生略一沈吟,即坦率地表示,自己一时也难以解答。他不但在课堂上公开说明此事,而且把它写入《杜诗镜铨批抄》中:“此游在夏,皆夏景也。独此二句阑入春景,其故何在?弟子质疑,竟莫能答,甚愧。”在我们心目中,程先生的学问极其广博,对我们的任何问题几乎都能给予圆满的回答。但是他偶然有误,即坦然承认,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程先生可说是真正实行了这条古训的。时至今日,我们自己也都成了教师,大家都继承了先生的作风,所以在南大古代文学课程的讲坛上,老师对自已的错误能坦然承认已蔚然成风。

  同样的作风也体现在程先生的学术研究中。程先生是名满天下的学者,他的著述是以踏实谨严著称的。但是当他偶然出现错误时,却决不护短,反而闻过则喜。例如程先生写过一篇《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对在《全唐诗》中被列入“无考”类诗人的唐温如的一首作品作了深刻的论析。文章发表后,中山大学的陈永正教授作文指出:唐温如实为元末明初人,“《全唐诗》收录此诗,实误。”[14]对于谊属后辈的陈教授的指正,程先生虚心接受,并在论文结集时专门写了《补记》,先引陈文的主要观点,后说:“因为不想掩饰自己读书不多,见闻弇陋而造成的失误,没有对已发表过的文章再加修订,读者谅之。”这是何等坦率的胸怀啊!正因如此,当程先生对学生提出要谦虚谨慎的时候,就特别具有说服力。程先生曾对南大一九八四级博士生说:“满招损,谦受益。你谦虚到什么主见也没有,自己什么意见也不敢拿出来,那就成学术界的乡愿。什么东西拿出来都四平八稳,是没法子使科学发展的。所以既要谦虚,又要自信,当一个道理没有能说服你的时候,你可以坚持下去,但当你真正发现了错误以后,就应该有勇气承认它。你们现在或许还很谦虚,以后可能慢慢地变得不太谦虚了,变得狂妄了,因为骄傲与成绩往往是同步增长的,你有了点成绩,比如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两篇文章,便感觉自己不错了,有本钱了,谦虚的因难不在于当你是一张白纸的时候,而是你小有成就的时候。”对于这段话,我们都是当作座右铭的。现将它引用如上,愿与年青的朋友们共享。



  在程先生重新踏上大学讲坛的同时,他也抓紧时机重新开始学术研究。此时的程先生,数十年积累的图书资料已损失大半,记录着平生思想火花的笔记、讲稿也所余无几。虽然他努力地购置图书,但这件事哪里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每当有人到他家里,看到架上的图书大多是新的出版物时,程先生总是自我解嘲说:“我简直不像一个搞古典文学的教授。”的确,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先生,一位在大学教了几十年古典文学的教授,书架上竟然没有几本线装书!早在文革时期,程先生多年省吃俭用而购置的大量图书都被抢走,或焚烧撕毁,或胡乱堆放,或流入私入之手。到了武斗开始,竟有造反派的“战士”把余下的书用来建造工事,那些珍贵的典籍便真正的毁于“秦火”。程先生的一些底稿和讲义也被别有用心的人抢走,至今不知下落。可是,正象当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没有能断绝六经的流传一样,以文化为目标的这场“大革命”也没能彻底毁灭传统文化。就象当年的伏生凭记忆传授典籍一样,程先生也凭记忆把自己多年积累在心中的学术思考重新整理、加工,并以此为起点开始新的研究。这种研究是非常艰苦的,需要付出非常的努力才能有所收获,因为此时的程先生不但忙于教学,而且承担了繁重的社会工作,他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南京市文联主席、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华大典编纂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山水旅游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务。他又是个办事认真、不肯敷衍了事的人,所以格外的忙碌。在这种情境中,他竟然在短短的十来年间推出了二十多部著作,而且以高度的学术造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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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先生著作目录

一、正式出版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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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千帆 目录学丛考 上海中华书局 1939
2 程千帆 文学发凡 金陵大学 1943
3 程千帆 文论要铨(即《文学发凡》的修订本) 开明书店 1948
4 程千帆 文学批评的任务 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 1953
5 程千帆 沈祖芬 古典诗歌论丛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4
6 程千帆 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5
7 程千帆 缪琨 宋诗选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8 程千帆 沈祖芬 古诗今选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79
9 程千帆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0 程千帆 史通笺记 中华书局 1980
11 程千帆校 沈祖芬著 宋词赏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2 程千帆校 沈祖芬著 唐人七绝诗浅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3 程千帆校 沈祖芬著 涉江词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14 程千帆 文论十笺(《文论要铨》的修订本)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15 程千帆 沈祖芬 古诗今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6 程千帆 古诗考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17 程千帆 闲堂文薮 齐鲁书社 1984
18 程千帆主 中国古代文学英华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19 程迁帆校 沈祖芬著 涉江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20 程千帆校 沈祖芬创作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21 程千帆 唐文编 量守庐学记 三联书店 1985
22 程千帆 治学小言 齐鲁书社 1986
23 程千帆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日译本) 日本东京凯风社 1986
24 程千帆 杨扬编 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25 程千帆 孙望 日本汉诗选评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26 程千帆 徐有富 校雠广义·目录编 齐鲁书社 1988
27 程千帆校 汪辟疆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28 程千帆 莫砺锋,张宏生 被开拓的诗世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29 程千帆 程千帆诗论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30 程千帆 吴新雷 两宋文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31 程千帆 徐有富 校雠广义·版本编 齐鲁书社 1991
32 程千帆主 全清词·顺康卷 中华书局 1992
33 程千帆审 徐有富等著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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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发表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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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千帆 李商隐《锦瑟》诗张《笺》补正 南京大学学报 No.1 1979
2 程千帆 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 长江丛刊 No.2 1979
3 程千帆 李白《丁都护歌》“芒砀”解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 No.2 1979
4 程千帆 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 南京大学学报 No.3 1979
5 程千帆 李颀《杂兴》诗说 群众论丛 创刊号 1979
6 程千帆 杜诗“曾闪朱旗北斗殷”解 学术月刊 No.7 1979
7 程千帆 韩愈以文为诗说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一辑 1979
8 程千帆 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诗题校释 社会科学战线 No. 4 197
9
9 程千帆 《史通》内篇旧解订讹 南京大学学报 No.2 1980
10 程千帆 唐绝偶评 名作欣赏 No.2 1980
11 程千帆 读诗举例 文艺理论研究 No.3 1980
12 程千帆 读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记疑 文学评论丛刊 第七辑 1980
13 程千帆 古典小说技巧漫谈 青春 1980.12
14 程千帆 校勘略说 社会科学战线 No.1 1981
15 程千帆 相同的题材和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 文学遗产 No.1 1981
16 程千帆 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一)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No.1 1981
17 程千帆 宋诗小话 长江丛刊 No.1.2 1981
18 程千帆 关于治学方法 南京大学学报 No.2 1981
19 程千帆 詹詹录 文史哲 No.3 1981
20 程千帆 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二)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No.2 1981
21 程千帆 校雠目录辨 文献 No.2 1981
22 程千帆 吴新雷 关于宋代的话本小说 社会科学战线 No.3 1981
23 程千帆 略论八代唐宋五七言诗的源流与发展 求索 No.3 1981
24 程千帆 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三)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No.3 1981
25 程千帆 先唐文学源流论略(四)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No.4 1981
26 程千帆 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 抖擞 No.45 1981.07
27 程千帆 关于对联 江海学刊 No.1 1982
28 程千帆 刘永济先生传 晋阳学刊 No.1 1982
29 程千帆 《史通》读法 文史知识 No.5 1982
30 程千帆 言公通义 南京大学学报 No.2 1982
31 程千帆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 文学评论 No.4 1982
32 程千帆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 文艺理论研究 No.3 1982
33 程千帆 对文科教育的几点看法 高教战线 No.4 1982
34 程千帆 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 第六辑 198 2
35 程千帆 说“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旧评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No.562 1982. 11.09

36 程千帆 对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些意见 学语文、文教资料简报 No.1 1983
37 程千帆 自学不可囿于狭义概念 自学 No.5 1983
38 程千帆 谈谈关于怎样培养文科研究生的问题 高教战线 No.5 1983
39 程千帆 黄季刚老师逸事 学林漫录 No.8 1983
40 程千帆 我们所应当争取得到的--关于宋代文学的研究的随想 文学评论 No.6 1983
41 程千帆 关于在研究生培养上作中建立教师梯队的若干问题 高教研究与探索 N o.3
1983
42 程千帆 唐诗鉴赏辞典序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12
43 程千帆 治学小言 高教战线 No.2 1984
44 程千帆 《汪辟疆先生文集》序录 南京大学学报 No.2 1984
45 程千帆 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 中国社会科学 No.5 1984
46 程千帆 诗画漫谈--和西安国画院青年画家的谈话 文艺理论研究 No.3 1984
47 程千帆 《杜诗镜铨》批抄(一) 草堂 No.1 1984
48 程千帆 五点希望 唐代文学年鉴 年号 1984
49 程千帆 清诗管见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No.626 1984.02.21
50 程千帆 周勋初 在探索中前进 高教研究与探索 No.1 1985
51 程千帆 善戏谑兮 不为虐兮 文汇月刊 No.7 1985
52 程千帆 《史记》--史传文学的高峰 中文自学指导 No.5 1985
53 程千帆 汉魏六朝的《杂传》文学 中文自学指导 No.5 1985
54 程千帆 《杜诗镜铨》批抄(二) 草堂 No.1 1985
55 程千帆 序跋辑存 南京大学学报 No.3 1985
56 程千帆 问答录 文学遗产 No.3 1985
57 程千帆 读《倾盖集》所见 读书 No.11 1985
58 程千帆 《杜诗镜铨》批抄(三) 草堂 No.2 1985
59 程千帆 我们希望早日为清词研究提供全面资料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No.67 7 19
85.03.26
60 程千帆 One Solen and Eight Drunk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85.04
61 程千帆 学诗答问 文史知识 No.4 1986
62 程千帆 莫砺锋 苏轼的风格论 成都大学学报 No.1 1986
63 程千帆 张宏生 晚年:回忆和反省 中国社会科学 No.1 1986
64 程千帆 关于知识爆炸与基本功的对话 中文自学指导 No.6,1986 古典文学知 识 No
.1 1986
65 程千帆 关于文学研究改革、创新问题对话(三) (来信摘要) 文学研究参 考 No
.2 1986
66 程千帆 《杜诗镜铨》批抄(四) 草堂 No.1 1986
67 程千帆 《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序 文史哲 No.4 1986
68 程千帆 莫砺锋 忧患感:从屈原、贾谊到杜甫 文艺理论研究 No.5 1986
69 程千帆 莫砺锋 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 名作欣赏 No.6 1986
70 程千帆 莫砺锋 杜诗集大成说 文学评论 No.6 1986
71 程千帆 莫砺锋 崎岖的道路与伟丽的山川 社会科学战线 No.2 1987
72 程千帆 《牧女与蚕娘》序 南京大学学报 No.2 1987
73 程千帆 张宏生 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 中国社会科学 No.4 1987
74 程千帆 学术带头人的责任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No.6 1987
75 程千帆 三十年代金大文学院的课程结构及其它 高教研究与探索 No.2 1988
76 程千帆 闲堂自述 文献 No.2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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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鉴定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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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千帆主 黄季刚先生日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未印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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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好学生
——敬悼吾师
莫砺锋


敬爱的程千帆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在鲜花环绕的灵堂里,悬挂着由在南大的及门弟子共同拟定的挽联:

绛帐留芳,汉甸江皋,树蕙滋兰荣九畹;
青灯绝笔,文心史识,垂章立范耀千秋。

上联总结了程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从武汉大学到南京大学,这位辛勤的园丁栽下了多少芬芳的桃李!下联总结了程先生对学术事业的贡献,从校雠学、历史学到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这位杰出的学者在广阔的研究领域里留下了多少精深的论著!我相信,这个评价绝不是弟子们的私见,而是天下的公言。《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先生在总结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时,认为成就最大的两位学者是钱钟书先生和程先生,并特别指出程先生在培育人材方面的贡献:“门下人材辈出,形成坚强的学术梯队,在本学科中广受称道赞许。”可见程先生被公认为优秀的学者和杰出的教育家,他在学术和教育两方面的成就是不相轩轾的。然而,在程先生自己心目中,他的平生事业却以教育为第一要务。他在遗嘱中说:“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的确,在程先生一生中,他对教育所付出的心血是远远超过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在他到南京大学任教的最后20年间尤其是如此。要知道程先生曾被剥夺工作权利达20年,一般来说,一个在学术上有深厚积累的学者在长期被禁止从事著述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完成名山事业。然而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他看来,弥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于是,程先生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了母校的讲坛。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面对着几百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程先生仿佛又恢复了青春,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明白晓畅,又逻辑谨严,一丝不苟。他传授给同学的不仅有渊博的知识,更有切实的方法和睿智的思考。他在课堂上神采奕奕,精神抖擞,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的身体特别健康,其实程先生曾经受过严重的折磨,体力并不充沛,他是在用全部生命进行拼搏。当课间休息时,程先生必须抓紧时间坐下来喘一口气,恢复一下精力。可是等到上课铃一响,他又重振精神口若悬河了。如果说课堂是教师的战场,那么程先生就是一位老当益壮、仍然在驰骋疆场的老将。他是多么希望能够一直在讲坛上奋战下去啊!可是年龄不饶人,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工作。对于程先生培养研究生的成绩,学界有口皆碑,不用多说。他在南大培养的10名博士生中,已有8人升任教授,其中5人为博导,就是一个明证。自称“最大的野心便是当教授”的程先生,真是一位天生的良师!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位老师,是何等的幸福!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程先生也是一位好学生,他对当年的老师充满感激之情,时时回忆他们的音容笑貌,并把自己的成绩都归功于老师的教导。在深受学界赞誉的专著《古诗考索》的题记中,先生说:“没有当年老师们的辛勤教诲,连这一点极其微末的成绩我也是拿不出来的。我永远感谢我的母校和我的老师们。” 他在199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缅怀老师们说:“五十多年过去了,除了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商锡永先生还健在外,其余都已返道山,但他们的学识、他们的声音笑貌,却一直不可磨灭地留在我这个年近八十的白发门生脑中。”对于学者来说,最好的纪念就是保存其著作,程先生正是以这种方式来表示对老师们的怀念的。经程先生之手而得以整理出版的此类著作有黄季刚先生的《量守庐学记》、《黄季刚日记》和汪辟疆先生的《汪辟疆文集》、《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等。众所周知,黄季刚、汪辟疆先生都是前代的大学者,他们的点滴言论都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更不用说那些未及整理的文稿了。所以程先生整理老师遗稿,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工作。

今年6月1日,即程先生突发脑梗塞住进南京脑科医院抢救的第16天,也就是先生去世的前2天,程丽则师姐从医院打电话催我快去,说程先生正在不断地喊我的名字。我匆匆赶到先生的病榻边,他已不省人事。过了一会,他喃喃地说了几句难以听清的话,突然,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相当清晰地说:“我对不起老师,我对不起黄先生!”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知道先生牵挂着黄季刚先生日记的出版,因为这部日记虽然早已由程先生整理完毕,且已在出版社排版,但尚未印出,这是先生在弥留之际最放不下心的事情。孟子说:“大孝终生慕父母。”程先生对老师们的敬慕之情,就类似于这种感情。应该说,程先生的一生在学术和教学两方面都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他是完全无愧于他的各位老师的。然而程先生自己却总是为自己没有能光大师门学术而自愧、自责。有这样的一位学生,黄季刚等先生在泉下当感欣慰!

这两天我一直在为程先生守灵。面对着程先生那慈祥的遗容,面对着络绎不绝地走进灵堂来致哀的程先生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我对先民们把师生关系视为人生“五伦”之一有了更深的理解。师生关系不仅是一所学校赖以继承、发扬其学风、校风的关键,也是中华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命脉。
200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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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之教
张宏生


千帆师走了!他住院时,我正在主持中文系主办的“明清文学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前几天,他谆谆叮嘱我:“要办会就要办好!”可是,当研讨会大获成功,我匆匆赶到医院向他报喜时,他却认不出我了。多少次,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想说些什么,可是,我再怎么努力,也听不清他的意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没有给我留下一句话。

初见千帆师,也没能和他说话。那是1980年1月,千帆师偕师母来徐州师院(今徐州师大)校对《古诗今选》,应邀给中文系师生作演讲。徐州偏僻,虽然入学已近两年,却没听过什么像样的学术报告,尤其是没听过知名学者的报告。因此千帆师到来的消息惊动了系内外的许多人,饭厅临时改成的礼堂很快就被挤满,迟来者就只好趴在窗户外面。千帆师讲的是古典诗词的欣赏和研究,他的渊博和深刻,征服了在场所有的人,直到现在,同学聚会,仍然津津乐道。不过,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他两次以幽默的语气显露的谦虚。一次是系主任廖序东老师介绍他的成就后,他说:“大家知道,廖老师是语言学家,很会用夸张的修辞手法。”还有一次是他谈到自己所讲的内容时说:“古人说‘莫把金针度与人’,我这次因为不是金针,所以就讲出来了。”后来我知道,其实这并不仅仅是开玩笑,要不,他为什么在第一次见面时,把“谦虚”二字作为八字真言的一个组成部分赠送给我呢?

我在听千帆师演讲时,就有列入门墙的心愿。如今,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和工作。千帆师教给我的,真是数也数不清。但是,仔细想一想,他是把要求我们做的,先都做给我们看了。

我读硕士的时候,千帆师身体还硬朗,精神还健旺,因此每周招谈一次。后来取消了周期性规定,却也随时都可前去请益。使我由衷感佩的是,不论何时到他家,他都是保持着工作的状态。八十年代中后期,全民经商大潮兴起,影响所及,校园也不得清静。同学之间,相互谈论,偶有心浮气躁,但只要来到千帆师家,看到老人伏案而读,把卷而谈的执着,感受他热爱祖国文化的深情,就好像服了一剂清凉散,通体透脱;又好像受到鞭策的马,奋迅又能疾行。师兄弟十几人个个潜心向学,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那是与千帆师人格的感召分不开的。

千帆师爱学生。每一天,他和师母相携走在这个自己曾读大学的校园里,看着来来往往的大学生们,真是打心眼里喜欢。从成都到武汉到南京,千帆师的授课艺术有口皆碑,可是他晚年讲不动大课了,提起来总有无尽的遗憾。不过,只要有可能,他还是愿意和学生们在一起。1995年夏,中文系92级本科生希望和千帆师座谈,他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冒着高温,一谈就是两个小时,以自己一生的阅历,教大家如何做人和治学。他也喜欢学生到家里来。有一次,七、八个大学生到他家里拜访,椅子不够多,大家就席地而坐,簇拥着他,听他娓娓而谈。事隔多日,讲起这个场面,他仍然是满脸的兴奋。千帆师一生没离开学校,一生没离开学生。他正是用这样的风范,显示着一个教师的职责。千帆师过世后,我在灵堂里为他守灵,亲眼见到前来吊唁的人流中,有中文系的学生,也有强化部的学生,甚至有浦口校区的学生。千帆师并没有教过他们,极可能连话也没说过一句。可是,谁能说他们不懂这位可亲可敬的前辈呢?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千帆师走了!令我稍感安慰的是,在老师走完人生旅途的时候,我始终守在他的身旁。他临终时,虽然仍未和我说上一句话,但他的精神和品格,留在我心中的,又何止千言万语!“大音希声”,信哉,老子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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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舍不得您!
张伯伟


亲爱的千帆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到现在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六月一日下午我从镇江赶回南京,接到砺锋师兄的电话,说老师前一天喊着我的名字,于是就立刻赶往医院。老师听到我来了,突然睁大了眼睛,非常清晰地发出了三个字:“你好吗?”接着又对我讲了一些勉励的话,每一个字的发音都清楚有力。我告诉老师,《中华大典·文学理论分典》的工作正按步就班地进行,老师的回忆录《桑榆忆往》在下个月也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老师用右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又用右臂勾住我的头久久贴紧他的脸。

老师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舍不得你”。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就是老师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五时许,我离开了医院,听丽则师姐说,后来老师就几乎再没有能说什么话。老师以学术为第一生命,在弥留之际,老师对这个世界难以割舍的还是作为他学术生命延续的学生。

老师舍不得学生,学生也舍不得老师。这几天,无论是在前往殡仪馆的路上,还是在为老师守灵的时候;无论是在无声饮泣之际,还是在夜深人静睁大着眼睛难以入眠的时候,我心里反复低吟着的总是这句话:“老师,我舍不得您!”

我是个让老师操心很多的学生。老师总说我的脾气急躁很像他年轻时,容易得罪人,也容易吃亏。所以在学业以外,对我又更多了一份操心。这几天,我偶尔找到了一份老师当年给我的便笺,上面写道:“某禅师云:‘轻轻只一扇,炉内便起烟。’学道人正不当如此。兄七十年来深受此病患,故虽老而废学,犹愿与吾弟共勉之也。”就是针对我毛病而发。如今我的脾气改好了一些,但病根未除,时有复发。我多么需要老师对我的继续鞭策。笔迹虽存,而人隔重壤。老师,我舍不得您!

老师和学生感情很好,学生也总是愿意将心里话告诉老师。回想这二十多年来追随在老师身边,不仅学术上的疑问可以得到及时而圆满的解答,而且有时遇到人生困境,也常常得到老师的指点和帮助。无奈的人生啊,我今后的困惑该向谁倾诉、由谁解答呢?

老师思维敏捷,出语风趣,即使在上个月十五号--生病住院的前两天,在《中华大典·文学典》两个分典的样稿论证会上,老师的发言还是那么情理兼胜、一语中的,给与会的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由我负责的《文学理论分典》的工作还刚刚开始,我浅薄的能力如何能对付得了那纷繁的问题?

老师为中文系特别是古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使我们的学科能够在全国学术界保持领先地位并继续前进。即使老师退休了,也常常关心着学科的发展。如今,这付担子已完全落到我们的肩头,我们多么需要老师的智慧、经验和对学术的洞察力继续为学科导航!老师,我们舍不得您!南京大学舍不得您!中国的学术界舍不得您!

这些天,我常常想起临济禅师那么动情的回忆他老师的话:“我二十年在黄檗先师处,三度问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蒙他赐杖。如今更思得一顿棒吃,谁人为我行得?”夫子往矣,谁能予我棒喝?老师,我舍不得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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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1-11-06 星期二 1:36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瞻望仪形悲逝水 亲承音旨感深恩
程章灿


我知道,那一天总会来到,但没有想到,它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6月3日,一个风凄雨厉的日子,我敬爱的老师程千帆先生,在与死神顽强搏斗了十八个日夜之后,离开了他念念不忘的学术事业,离开了他深爱的亲人、弟子,永远离开了我们。

此刻,灵堂里的先生的遗像,在含笑看着我,四周环绕着的花篮和挽联,不断向我提示这个残酷的事实:从今以后,南秀村25号的那个书房里,再也看不到那个慈祥老人伏案工作的身影了,再也见不到那个对我耳提面命的老人了。悲从中来,不能自抑。

18年前,我负笈南下,立雪程门,虽然喜读古代文史之书,而对学术之道,可谓一无所知。那一年,先生已年逾古稀,却亲自为我们讲授《校雠学》等课程,指点治学门径。先生为我们讲授《史通》之时,我们正在作论文,一周下来,力不从心,疑难丛生。于是,每次课后,就成了集中答疑的时间。我们轮番发问,先生八面受敌,因人施教,游刃有余。他高超的启发技巧,常使我们豁然开朗,举一反三。春风座上,领略先生学问的渊博和思维的敏锐,领略学术世界的富丽和学术思维的奇妙,真是一种美的享受。毕业后,同学诸君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只有我留在先生身边,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还有机会时时聆听先生的教诲。在他们的眼里,我是最为幸运的。

像那句老话中说的,先生是一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无私地奉献着自己。只要有利于弟子的学业,他什么样的事都愿意做。弟子们的专业、外语以及为人品德,他固然严格要求,弟子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乃至回家的路费、购书的用款,他也一一过问,操尽了心。先生家的藏书,从来是向所有弟子开放的。至于帮弟子买书、寻访资料,更是常有的事。即使在弟子毕业之后,他仍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他们的研究课题,将自己注意到的有关材料保留下来,转给他们。前几年,先生知道我开始研究石刻文献,便将家里的多种金石碑帖方面的藏书转赠于我,并帮我设计研究方向和策略,还将所藏的一个唐志拓本交给我,让我试作题跋。从学术的第一线退下来后,先生更是乐此不疲地为弟子们加油鼓劲。弟子们读书研究中碰到什么问题,第一个念头是找先生谈谈;工作中遇到了烦恼,最先想到的是向先生倾吐;弟子们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先生都为之感到由衷的高兴。师弟之间,情同父子。面对汹涌商潮的冲击,面对国外生活的诱惑,及门弟子无不坚守学术阵地,出国的全都按时归返。高尚人格的感召力,胜过一切言说,一切劝导。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士生导师,先生对于外语却异常重视。弟子入门的第一次作业,是要交三篇自传,其中有一篇规定要用英语撰写。师母早就兼职做了我们的英语老师,而他的朋友、一位精通英语的老先生也被请来,专门为我们开小灶。用先生的话说,这是“不断地施加友善的压力”,督促我们时刻不放松外语学习。他常常说,掌握外语,不但要吸收西学的精华,而且要将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十余年来,及门弟子中大多常有机会到欧美日本等国的名牌大学研修访问,外语皆能应付自如,怎能不敬佩先生眼光的长远?先生晚年回到南京大学,绛帐重开。他立志要加倍努力工作,夺回被耽误掉的十九年光阴。他忙着指导研究生,忙着著书立说,忙着为学科的发展筹划操劳。即便在这样的百忙之中,对于素昧平生、上门或来信请教的好学之士,他总是抽出宝贵时间,给予细心指导,为其批改文章,乃至推荐其论文发表,帮助其著作出版。对他来说,热爱事业,提携后进,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也从来不只是一种态度,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先生出身诗书世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对于死生,有着大诗人苏东坡式的旷达之怀。他早就立下遗嘱,表示身后“不留骨灰,不修坟墓,不举行任何追悼仪式,不接受任何赙财”。先生逝世的那一天,正好是星期六,而遗体火化的那一天,则是星期天。没有惊动各级领导,没有惊动忙于教学科研工作的同仁,没有惊动外地的亲朋好友,他就这样飘然远去。对于一生视教学科研为自己的生命、乃至重于自己的生命的老教师、老学者,冥冥中的这一安排,不正是他一贯的仁者之风的体现吗?

“笺文史广校雠诗学开新世界,继章黄滋兰蕙风徽是大宗工”。从今以后,明镜收光,洪钟绝响,典型顿失,老成凋零。曾经领受的百般关怀、千番教诲,如缤纷的花雨,如和煦的阳光,是我刻骨铭心的忆念。永生不忘:
“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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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1-11-06 星期二 2:10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

将一代国学大师尊为我的太老师,不是我想高攀,而是希望借此警惕自己当更行精进,不辱师门之训。

我到南京时,蒙余曆雄师兄之指导,开启我治学之道,这是我既感激又庆幸的。余师兄拜周勋初先生为师,而周先生与程先生是平辈,故我们常戏称余师兄当是我们的师叔辈。蒙他指点,实在是幸甚。

余师兄给我的其中一项指导,就是熟悉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风。记得最初入学时,课业没有那么繁忙,我就把程先生的传记、悼文、评述,还有先生的文集都一一看过,以熟知门风。看这些文章,只会对程先生更增景仰,并立意向先生学习。吾辈生也晚,未能亲听先生教诲;可是却也有幸,成为先生的再传弟子,有机会向张师宏生教授学习。

说实在,熟悉了南大的学风,压力是更加大的。因为深恐自己入宝山而空手回,害怕自己不长进,得名师指点却依然挤不进学术殿堂。因此到南京后,我便立志好好利用这三年“闭关”求学。在学习期间不攀缘,不求多认识几个人,也不到处参访名山古迹(虽然这是难得的机会。在南京三年,我只到过金华,那是为了安排蒋风教授到马国讲学而去拜访;到过北京五天,但天安门也未曾目睹,因为只是去买书;到过安徽,是为了出席学术研讨会。唯一去旅游的是陪吾友心光博士去登黄山,以及论文答辩后到过雁荡山寻访竺摩老法师的故乡,并踏足西域追忆先贤大德传教的艰辛),大部分时间就是在1303室度过……

学习期间,诚惶诚恐,只怕学习不力,玷污自己与师门。还好,最终还算是学习及格,得到老师的嘉许。回国后,希望的就是继续自己的学术生命,恪守师门的教诲——敬业、乐群、勤奋、谦虚。

然而回国一年余,在学术上竟然是毫无前进。且不说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车上度过,即使是工作上的贡献,也微乎其微,没有一丝满足感。我做了什么?我教了什么?一念及此,只有汗颜。

缅怀师门受业情景,只是要激发自己——要更努力,要向环境发出更大的挑战,不让自己在非学术的环境中迷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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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1-11-06 星期二 9:48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老黄 写到:
然而回国一年余,在学术上竟然是毫无前进。且不说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车上度过,即使是工作上的贡献,也微乎其微,没有一丝满足感。我做了什么?我教了什么?一念及此,只有汗颜。

缅怀师门受业情景,只是要激发自己——要更努力,要向环境发出更大的挑战,不让自己在非学术的环境中迷失了自己!

虽曰“德不孤,必有邻”,可读了这段文字,令人想到了于末秋之萧条,或严冬之酷寒中,有一身影低着头在喃喃自语漫步的情景。

所谓的学者,一生中为学术而学术,贡献良多,可谓人类之精英;可依我之见,彼等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未免有点“朱泙漫”。《庄子。列御寇》里说:“朱泙漫向支离益学习屠龙的本领,耗尽了千金的家产,三年后学习成功却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施展其本领。”夫不能学以致用的话,跟游手好闲者有何分别?所谓的屠龙之技,成了笑话。

个人认为:“为学术而学术”这句话有问题。
若“为学术而学术”可成立的话,请问何谓“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当大家都在为吃喝玩乐而吃喝玩乐时,天下就大乱了。
为欲望而欲望,究竟有何意义?
学法前,观欲望而作取舍;学法后,观缘起而作取舍。
学法前,心要吃鸡,就吃鸡,多么快乐潇洒;学法后,心要吃鸡,就会想到因果业报,什么胃口也没有了。
难道,学法真的是那么没有“人性”的吗?
难道,学法真的是那么没有“乐趣”的吗?
我无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问题。
有时,学生的天真无邪,我也懒得有所理会。
我只想说:人生若像一棵树那样在原地成长,有意义吗?
人生若像一块岩石那样在原地与日月齐寿,有意义吗?
我不是树,亦非岩石;我是人,我是人呀!

看到了老黄的这一帖,内心感触良深。
我并非实用主义者,我只是想安慰老黄而已。
老黄,祝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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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1-11-06 星期二 11:00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呵呵,静观者,谢谢您!给您插个图——

Picture:Click to zoom

不过,老黄没有那么狂,只是引一些话来自勉!
再介绍您看看师门的一篇文章——
蒋寅《学者何为》

http://www.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t=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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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204


帖子发表于: 21-11-06 星期二 11:55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老黄 写到:
呵呵,静观者,谢谢您!给您插个图——

此时安慰网主,是应该的。
无龙可屠时,就品品茶吧!
我只是随意谈谈学者而已,是比较轻松。若真的解剖之,可能会有很特别的看法!不过,很累人的!老实说,发辩论帖真是好伤神呀!奈何有些工作没什么人在做时,只好偷闲助大家一臂之力。
大家立场不同,所发的帖当然有所不同。
祝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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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22-11-06 星期三 12:59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呵呵,有意思,再次谢谢您。
静观者的自信叫人钦佩。
再向您介绍一篇文章(料想您早看过),不知道您看后会不会也安慰一下作者?

引用:
《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动向》读后

  《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动向》,江灿腾先生所作,是一篇有意义的文字。该文说到我的地方,似乎过分推崇了,期待也就不免高了些。有关佛教思想的史实,我想略作补充。

  一、我是太虚大师门下的后进,受虚大师思想的影响很大。大师说“律为三乘共基,净为三乘共庇”,广义的净土说,就是我论列净土思想的原则。民国二十九年,虚大师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分佛教为三期:“一、依声闻乘行果趣发大乘心的正法时期。”“二、依天乘行果趣获大乘果的像法时期,在印度进入第二千年的佛法,正是传于西藏的密法;中国则是净土宗。”“三、依人乘行果趣进修大乘行的末法时期。……到了这时候(现代)……依声闻行果,是要被诟为消极逃世的;依天乘行果(密、净),是要被谤为迷信神权的,不惟不是方便,而反成为障碍了。”这是虚大师的晚年定论,方便的融摄了密与净,而主张现在应弘扬“人生佛教”。关于净土,二十一冬,大师在厦门成立慈(弥勒)宗学会;并合编《弥勒上生经》,《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瑜伽菩萨戒本》为《慈宗三要》。三十五年,还在上海玉佛寺,讲《弥勒大成佛经》。我的赞扬弥勒净土,就是依这一思想而来的。一般说,大师是中国佛教传统,其实游化欧美归来,已大有变化。二十年七月,在北平讲《大乘宗地图释》,说到:“今后之佛学,应趋于世界性,作最普遍之研究、修证与发扬。……今后研究佛学,非复一宗一派之研究,当于经论中选取若干要中之要,作深切之研究,而后博通且融会一切经律论,成圆满之胜解。”那时已不是早期“上不征五天,下不征各地”的中国传统,而趋向世界性的佛教了。所以二十九年从锡、缅回来,要说中国佛教,“说大乘教,修小乘行”;缅甸、锡兰方面,“所说虽是小乘教,所修的却是大乘行”,有采取南传佛教长处的意思。(上来所引大师说,都可在《太虚大师年谱》中找到。)有世界性的佛教倾向,所以对“天乘行果”的大乘,不反对而认为不适宜于现代;针对重死重鬼的中国传统而说“人生佛教”,大师是深入中国佛学而又超越了旧传统的。至于我,秉承大师所说的研究方针。着重印度佛教,正因为这是一切佛教的根源;从印度长期发展演变的佛教去研究,才能贯摄世界不同类型的佛教。

  我与大师是有些不同的:一、大师太伟大了!“大师是峰峦万状,而我只能孤峰独拔”。二、大师长于融贯,而我却偏重辨异。如我论到迦叶与阿难,大师评为:“点到为止。”意思说:有些问题,知道了就好,不要说得太清楚。我总觉得还是说得明白些好,那知说得太明显了,有些是会惹人厌的。三、大师说“人生佛教”,我说“人间佛教”:“一般专重死与鬼,太虚大师特提示人生佛教以为对治。然佛法以人为本,也不应天化、神化。不是鬼教,不是(天)神教,非鬼化非神化的人间佛教,才能阐明佛法的真意义。”(《游心法海六十年》)其实,大师也说:“融摄魔梵,渐丧佛真之泛神秘密乘,殊非建立三宝之根本。”可是“点到为止”,只说不适宜于现代而已。四、在印度大乘佛教中,大师立三宗,我也说三系,内容大同。不过我认为:在佛教历史上,“真常唯心论”是迟一些的;大师以此为大乘根本,所以说早于龙树、无著。我与大师间的不同,除个性不同外,也许我生长的年代迟些;遵循大师的研究方针,世界性(佛教)的倾向更多一些。我虽“不为民族情感所拘蔽”,而对流行于印度或中国的“怪力乱神”,“索隐行怪”的佛教,与大师同样的不会尊重他们,也许我还是个真正的中国人!

  二、民国四十年冬,我在香港讲《净土新论》,“是依虚大师所说,净为三乘共庇,说明佛法中的不同净土,在往生净土以外,还有人间净土与创造净土”(《游心法海六十年》)。《念佛浅说》,是四十二年冬,在弥陀佛七法会中所讲,由人记录下来的。《念佛浅说》中说:“照着经论的意趣说,不敢抹煞,也不敢强调。……并没有贬低净土法门的价值。”弥陀诞以后,“漫天风雨”,“在我平凡的一生中,成为最不平凡的一年”。“年底年初,传播的谣言,也越来越多。有的说:印顺被捕了。有的说:拘禁了三天(最近还有杂志,说到我被拘)。有的说:……”。传说《念佛浅说》被“少数教徒”焚毁,也就是那个时候。江文以为:“少数教徒,即指大名鼎鼎的李炳南先生”,那是传说中的“少数教徒”,又转而成为一人了。那时的流言、传说非常多,传说是越说越多的;传说就是传说,是不用过分重视的。民国四十二、三年间,我受到“漫天风雨”的侵袭(一直影响下去),主要是“一、我来台去日本出席世佛会。……二、我(到台湾)来了,就住在善导寺”(以上引文,都见于《平凡之一生》)。 我在台湾佛教界,大家“不以为然”,这才是主因;衰落的中国佛教界,思想只是附带的成分。五十四年三月,日本藤吉慈海教授来访。他“这次访问台湾佛教界,一提到印顺,似乎都表示不以为然,但到底什么事不对,大家又说不出来。我不好意思说别的,只说也许与净土有关吧”(《法海微波序》)!“我不好意思说别的”,在国际佛教友人面前,我还能说“漫天风雨”问题吗!“大家又说不出来”,我想也是不愿提到具体问题。对藤吉教授的谈话,如推想为大家对印顺“不以为然”,就是为了《净土新论》,那可不免误会了。

   三、江文末后说:“《净土新论》的高超理想……,却不被台湾佛教界广为接受。显然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差异。”这句话说得非常正确!现实的中国佛教,或称之为“庶民的宗教”,那是佛教已与民间习俗相结合的(不只是“念佛”)。流行民间而成为习俗,要改革谈何容易!然不能适合现实,也并非毫无意义。如虚大师倡导改革佛教,没有成功,但对现代佛教界,多少有些启发性。孔子怀抱大志,周游历国,毫无成就,但他的思想,由弟子传述而流传后世。至于我,如《游心法海六十年》说:“虚大师所提倡的改革运动,我原则是赞成的,但觉得不容易成功。出家以来,多少感觉到,现实佛教界的问题,根本是思想问题。我不像虚大师那样,提出教理革命,却愿意多多理解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理论和现实是有差距的”,写一本书,就想“台湾(或他处)佛教界广为接受”,我从没有这种天真的想法。我只是默默的为佛法而研究,为佛法而写作,尽一分自己所能尽的义务。我从经论所得到的,写出来提贡于佛教界,我想多少会引起些启发与影响的。不过,也许我是一位在冰雪大地撒种的愚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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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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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2-11-06 星期三 9:38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老黄 写到:
......再向您介绍一篇文章(料想您早看过),不知道您看后会不会也安慰一下作者?

老黄呀老黄,您好给不给,竟给了我这样的一个题目!
我真不敢乱讲!真是不敢乱讲!
只是觉得,受到他人评击是很苦恼的一件事;
很多事情,不是说自己与世无争,或退一步海阔天空就可解决的。
须知:地位高的人,是会有信徒的;
当谣言弄到信徒们慌张时,彼确不能沉默是金的;
否则,彼会辜负信徒们一直以来无怨无悔的支持及爱戴。
人家来门前大拆招牌,掌门人怎能在此时说我胸襟宽阔不计较而不出招应对之呢?
就算自己不想亲自出招击退之,也好让弟子们趁机学以致用呀!
希望那些自己未够格却贸然出来济世被攻击后无力反击就扮傻畏缩的人好好反省反省吧!
别怕这世界没有救世主,别怕他人不知理,最怕是自己一分料做十分难之事!
是故我虽然有一些心得体会,亦不敢站出来兼济天下。
这不是闭门造车或自私自利,而是何德何能有所教诲?

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之《双城记》开章第一句如是写道:
“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是的,当今之世,的确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亦是智愚、信疑、明暗、春冬并存的时代;
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也没有;
我们直奔天堂的同时,也奔向了地狱。
当印刷术突飞猛进、媒体无孔不入、虚拟世界风行各地时,
围绕着《论语•泰伯篇第八》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一句之圈点句读的争论,
已失去其耐人寻味的意义了。
大家环游世界的同时,实如坐井观天般可怜;
大家称兄道弟的同时,亦是彼此相非的开始。
你博学多才,我见闻广博;你有师父,我有导师;你有同修,我有同门;
你欲拨乱反正,我也想力挽狂澜;
只可怜一老者——在世时饱受千夫指,离世后被当挡箭牌。
个人认为:即便有什么不妥善之处,为何不能找个时间坐下来品品茶、慢慢谈呢?
以君子之道解决问题,不是更好吗?
儒家经典——《论语•先进篇第十一》有云: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一起到沂河里洗洗澡或游游泳;
嬉水嬉够了,就跑到舞雩台上吹吹风或跳跳舞;
天色已晚时就在落日余晖下手牵着手一路唱着歌儿回家去。
儒家深刻的入世情怀及潇洒自在的意趣等,身为华人的我们究竟懂得几分哪?
处事若不具人情味,别谈什么人间不人间,亦别说什么以出世精神入世间之类的话语。
所谓的入世,若连儒家或外道也不如的话,我无言以对。
随便拿起一块木板,然后找最薄弱的地方钻出一个小洞后,就到处展示之;
这就是现代人拨乱反正的作法。
希望大家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会懂得如何分辨取舍或融会贯通;
当大家都懂得如何分辨取舍或融会贯通时,
摇旗呐喊之“拨乱反正”者就没什么生意可做了。
有些事情,自己知道就好;公布天下若会引起大乱的话,就得三思再三思。
只能说:名气太大,信徒甚众,贡献良多,确是很为难的一件事!
我只能浅观缘起,不敢乱来;
法官,不是那么易为的。

其实,我对于出示挡箭牌一事真的很感遗憾。
我不明白为何有那么多人那么喜欢出示挡箭牌?
若自己不能分清了义不了义的话,请别乱用大德之名!
这是很不尊重大德的一种表现,善思维之!
还有,以某某大德评击另一某某大德之举,究竟有什么用呢?
做这样的事情,会被外道取笑的!有本事的话,就自己自立门户吧!
难道,一定要某某大德如是说,或某某经典如是云,才能拨乱反正吗?
难道,一定要指出别人的谬误,才算是有责任感的行者吗?
若我看到这不对、那又不对后,应该这也指正、那也指正的话;
请问:我几时才能有空到海边散散心呢?
况且,我所学所知的,亦未必全对,岂敢乱来?
指正他人若不深观缘起就可肆意而为的话,我不能苟同!
倘若沉默不语是一种罪过的话,我亦无啥可说。
还是喜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话。
希望老黄满意我这“静观者”的回复。

我只是在回答老黄的问题,别评击我。
我不代表谁,我不代表团体;
我只代表我自己。

好个愚痴硬汉子,冰雪大地撒法种;
妙云一出诸云暗,孰能捐躯伴文献?
若欲托梦诉衷肠,静观马上槌击头;
漫天风雨甚怜悯,但愿公道在人心。

_________________
PEACE-MAKER


最后进行编辑的是 静观者 on 16-01-07 星期二 2:19 pm, 总计第 1 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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蠹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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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568


帖子发表于: 31-12-06 星期日 2:10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程先生的书好看,极力推荐《校雠广义》,看个二三遍出入文史就找到窍门了。此四书至今还是枕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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