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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传》与《出三藏记集》渊源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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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09-05 星期日 10:53 pm    发表主题: 《高僧传》与《出三藏记集》渊源考论 引用并回复

梁•慧皎《高僧传》,十四卷(注1) ,不仅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的重要文献,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部重要文献。以往学界对此书的关注,多偏重于摭拾利用书中提供的史料,而对其材料来源与史学品格则缺乏彻底究诘。清•章学诚说:“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马、班以前,早有其文。”(注2)《高僧传》也是如此。它是慧皎采集前人写就的各类僧传,加以归类、整理,并作了适当的改写而完成的。将前人的成果纂辑成册,其成败关键在于如何裁制。慧皎之所以能成佛门第一史家,其《高僧传》成为传世之作,即是因为他创立了僧人传记的体制,成为后世僧传的规范。可是对于慧皎对有关材料的取舍和整理,却是学界所关注不够的。章学诚又说:“史传之例,往往删节原文,以就隐括,故于文体所具,不尽全也。评选之家,不察其故,误谓原文如是,又从而为之辞焉。于引端不具,而截中径起者,诩谓发轫之离奇,于刊削馀文,而遽入正传者,诧为篇终之崭峭。”(注3)我们阅读《高僧传》也应注意这点。如果征引其内容作为史料,还仅是如何对待文献源头的枝末问题;但倘若就其篇章而论其写作特色,忽略其征引材料的对比,便要进入章学诚所谓的误区了。
注1:历代藏经皆收录。《隋志》误置僧祐撰,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已辨证,可参阅,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22-23。以下引《高僧传》文字皆出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次印刷版(初版1992年),不另注明,仅在引文之后注明页数。
注2:见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页248。
注3:同上,页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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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09-05 星期日 10:57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十五卷(注4),原为佛教目录学书(注5),然而其后三卷列传,载有三十余篇译经师传记,给予其后的僧传作者很大的启发。早在隋代,费长房即发现慧皎《高僧传》对《出三藏记集》多有采集(注6)。近世对《出三藏记集》材料多为慧皎所采用亦有论述,例如田光烈先生说:“这是现存最古的僧传,其史料多被宝唱《名僧传》、慧皎《高僧传》所依用。”(注7)苏晋仁先生说:“慧皎撰《高僧传》,则将此三十余篇传全部收入其中,异同之处甚微,足征他于此传的重视,故而大量采用。”(注8)苏先生所言过于绝对,尚有商榷之处,不若陈垣先生的看法中肯,陈先生说:“其史料虽为慧皎《高僧传》所采集,然此尚为今所存最古之僧传,可以考后来僧传之因革及异同也。”(注9)本文即着眼考辨二部僧传的异同,以梳理《高僧传》与《出三藏记集》之间的渊源。

注4:除清藏以外,历代藏经皆收录。以下引《出三藏记集》文字皆出苏晋仁、萧鍊子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不另注明,仅在引文之后注明页数。
注5: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详述此书的体制与内容特色,可参阅,版本同上,页2-5。
注6: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15《开皇三宝录总目序》称慧皎撰述《高僧传》的因缘是“其外傍采,隐居历年,国志典坟,僧祐《集记》,诸史传等仅数十家,摘彼翠翎,成斯记翮”。见《大正藏》第49册,页120。
注7:见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四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年,页235。
注8:见《出三藏记集》点校本序言,版本同上,页28。
注9:见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版本同上,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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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09-05 星期日 10:59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以上为本人将于2005年9月17-18日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汉学研讨会”中提呈的论文,将陆续转载,欢迎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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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2-09-05 星期一 9:37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第一节 僧祐与慧皎

僧祐(445-518),《高僧传》卷十一有传(注10) ,属“明律”高僧(注11)。僧祐撰有《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及《十诵义记》十卷等律学著作,皆亡佚,今仅存其序文与目录(注12)。僧祐在其《法集总目录》说明他撰写前者是为“尊崇律本”,而后者则是因为“少受律学,刻意毘尼,旦夕讽持,四十许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既禀义先师,弗敢坠失,标括章条,为《律记》十卷”(《出》页458)。由此可见,僧祐的律学师承是弘演《十诵律》的说一切有部一系(注13)。
与僧祐有师生关系的包括《高僧传》所载的梁代高僧智藏、慧廓、正度、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等僧俗一万一千余人(《高》页440)。唐代《续高僧传》除增载宝唱外,尚有释明彻(注14)。《梁书》与《南史》则载刘勰早年曾依随僧祐十余年,并参与经藏的编录(注15)。到了宋代,《宋高僧傳》却将僧祐神化,说他是齐代僧护所转世,而其后又转世为唐代道宣(注16)。据《高僧传》所载,僧护欲造十丈石佛像,功未成而身卒,临终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办。第二身中,其愿克果。”(《高》页491)石佛后由僧祐完成,这竟成了后世神话素材的根据。而道宣则因其一生著述与僧祐类似,故也被牵强比附(注17)。《宋高僧传》斯举实不足取。
僧祐的高僧形象,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他继承乃师法颖的作风,“凡获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缮诸寺,并建无遮大集舍身斋等,及造立经藏,搜校卷轴”(《高》页440)。此举为佛教保存了许多珍贵文献,故《高僧传》赞他:“使夫寺庙开广,法言无坠,咸其力也。”(《高》页440)此外,僧祐“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所以诸多佛像建设多由他所经营。梁武帝对他甚为器重,“凡僧事硕疑,皆敕就审决”,及其年老患脚疾时,还“敕听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高》页440)。由此可见,僧祐实是齐、梁时期颇具威望与影响力的名僧兼高僧。


注10:《高僧传》卷8《义解•僧柔》、卷12《诵经•超辩》、卷13《兴福•法献》、《兴福•僧护》等传亦言及僧祐与传主的因缘。
注11:据《高僧传》诸传所载,僧祐曾先后受业于“戒德精严,为法门梁栋”的释法达,“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的释法颖,以及“律行精纯,德为物范”的释法献,可见他确是师承以律学见长的高僧,故本传说他“大精律部,有励先哲”。
注12:据《出三藏记集》卷12《释僧祐法集总目录序》所载,僧祐著有八部著作,除上述二部外,尚有《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出三藏记集》十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卷,《法集杂记传铭》七卷。所有著作目录与序都见载,详见点校本页457-499。
注13:据僧祐序文中所载,其时有五部律流传。五部指的是大众部所传的《摩诃僧祇律》(Mahāsamghika),法藏部所传的《昙无德律》(Dharmaguptaka,即《四分律》),说一切有部所传的《萨婆多律》(Sarvāstivāda,即《十诵律》),化地部所传的《弥沙塞律》(Mahīśāsaka,即《五分律》)及饮光部所传的《迦叶维解脱律》(Kāśyapīya)。
注14:《续高僧传》卷6本传载明彻“从祐受学《十诵》,随出杨都住建初寺”。见《大正藏》第50册,页473。
注15:《梁书》卷50《文学•刘勰传》:“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页710。《南史》卷62《文学•刘勰传》所载相似,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1781。
注16:《宋高僧传》卷14本传载道宣“母娠而梦月贯其怀,复梦梵僧语曰:‘汝所妊者,即梁朝僧祐律师,祐则南齐剡溪隐岳寺僧护也。宜从出家,崇树释教。’”见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页327。
注17:详见释果灯《作为僧祐转世者的道宣》一文,载《唐•道宣〈续高僧传〉——批判思想初探》,台北:东初出版社,1992年,页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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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3-09-05 星期二 4:36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关于《出三藏记集》编撰之缘起,僧祐自称是为“订正经译,故编三藏之录”(《出》页458)。僧祐称“订正”是因为在他编撰本书以前,已有不少前贤为东汉以来已翻译的佛典作过目录,其中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尤受瞩目(注18)。然而,道安之后佛典仍陆续被译出却未见著录,更何况僧祐在“广访别目,括正异同”之后(注19),发现“《安录》所记,则为未尽”,因此便“沿波讨源,缀其所闻”(《出》页23),撰成一部新的佛典目录书——《出三藏记集》。此书撰成于齐末(注20),其后又陆续增补(注21),显示此书当是结合官方资源与众人之力完成,僧祐仅是主事者,并非独力创作。由于宝唱《名僧传》序、慧皎《高僧传》序都提到此书,因此它在天监年间当已通行(注22)。
《出三藏记集》虽为通录古今经论的目录学书,但其译经师列传是此前未有的体例,深具开创意义。宝唱《名僧传》序云:“沙门净行,独亡纪述,玄宗敏德,名绝终古,拥叹长怀,靡兹永岁。律师释僧祐,道心贞固,高行超邈,著述《集记》,振发宏要。宝唱不敏,预班二落,礼诵余日,捃拾遗漏……(文广不载)。”(注23)宝唱便明确说出《名僧传》之撰写是受到僧祐《出三藏记集》的启发而扩写。慧皎虽未明言,但其僧传多取材于《出三藏记集》译经师列传是显而易见的。对比慧皎的《高僧传》序与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序,二者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僧祐强调了“道由人弘”,突显“人”在佛教弘传上的作用。他所关注的是经典的翻译,故他的“人”也特指与译经事业有关的僧俗,三卷列传实为表扬他们的功绩。慧皎则据此而扩写,不但注重译经师,也注重其他对佛法的传承与弘扬有特殊贡献的人物,完成一部反映佛教传入中土最初五百年的佛门僧侣传记。


注18: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序》(页1-2)及《铨名录总序》(页22-23)皆赞道安的贡献,如前者云:“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后者又赞曰:“妙典可征,实赖伊人。”
注19:《历代三宝纪》卷15《总目》附载多部早于《出三藏记集》的佛经目录书,然而均只载书名,未附详目,或已亡佚,详见《大正藏》第49册,页127。僧祐说“广访别目”,然而在其著录中除了卷4著录《梵网经》一卷后提及“护公录”、“王宗经目”外,余者但云“古录”、“旧录”、“别录”,未有实指。据其序文所言“追讨支、竺,时获异经”(页22),对照《历代三宝纪》,别目或指支敏度录及竺法护录。
注20:此据《历代三宝纪》卷15所云:“《出三藏集记录》,齐建武年律师僧祐撰。”见《大正藏》第49册,页125。
注21:苏晋仁先生考证甚详,参看《出三藏记集》点校本序言,页9-11,17-20。
注22:《历代三宝纪》著录《华林佛殿众经目录》亦引《宝唱录》云:“天监十四年勅安乐寺沙门释僧绍撰,绍略取祐《三藏集记目录》分为四色,馀增减之。”这亦可证此说。见《历代三宝纪》卷11《译经齐梁周》,载《大正藏》第49册,页99。
注23:见《续高僧传》卷1《梁扬都庄严寺金陵沙门释宝唱传》,载《大正藏》第50册,页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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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3-09-05 星期二 10:54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慧皎的《高僧传》为后世所推崇,但叫人诧异的是他的名字却不见于当代史书,以致生平事迹不详。从现存古籍中可助我们认识慧皎的资料主要有三则:僧果的《高僧传》题记、王曼颖与慧皎往复书信(注24),以及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聚书篇》。僧果题记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仅是慧皎的生卒年与地(注25)。题记当作于陈•天嘉年间(注26),是僧果追述他对作者的基本认识,并未反映二僧的交情。王曼颖与慧皎的往复书信则显示二人为知交。王曼颖,史书无传,据今人所考,他当属入宋以来便已没落的太原王氏一族(注27)。虽然“学兼孔释,解贯玄儒”(《高》页554),却不屑迎合其时“结强援”的潮流,故身后萧条(注28)。慧皎与王曼颖的交游,反映着二人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点,或皆为当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高隐”。由于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聚书篇》云“又就会稽宏普惠皎道人搜聚之”,后世多就此判断慧皎有丰富的藏书(注29),为当世名僧,又或以为他与萧绎早有交情(注30)。然而,这些结论是否成立,尚待新材料证明。因为这段话尚可作多种理解,例如梁元帝“就慧皎所搜聚的是法书墨迹”(注31),“会稽宏普惠皎”指的是二僧(注32),因此慧皎与梁元帝萧绎的关系或并不密切(注33)。综合慧皎有限的交游而言,慧皎在梁代当非名僧,而是韬光养晦的高隐之士;他不但无意向当权者靠拢,而且还保持较清醒的头脑,对当时佛教的状况有较为进步的认识,以致不为同期僧俗所喜。他自己亦以高隐姿态现世,并以《高僧传》来表扬高行法师(注34),隐含扶正时弊的意义。

注24:前二者附于《高僧传》卷14《序录》,其中后者亦见于道宣《广弘明集》卷24《僧行篇》,载《大正藏》第52册,页275。
注25: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序》(页1-2)及《铨名录总序》(页22-23)皆赞道安的贡献,如前者云:“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后者又赞曰:“妙典可征,实赖伊人。”
注26:据《历代三宝纪》卷9所载,月婆首那在天嘉年间在江州译《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是由刺史黄法𣰋组织译场,僧果亦参与其盛,见《大正藏》第49册,页88。僧果当是在此时目睹《高僧传》而作题记,详细考证见拙文《慧皎生卒年考》。
注27:详见曹道衡《王琰和他的〈冥祥记〉》,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页26-27。此外,考证王曼颖生平的尚有姚振宗与陈垣,分见《隋书经籍志考证》,载《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页5382,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页27-28。
注28:《梁书•南平王伟传》载有王曼颖去世江革往哭及南平王萧伟协助治丧一事。
注29:例如苏晋仁先生便认为慧皎“有丰富的藏书,当时有名的藏书家梁元帝萧绎任江州刺史时,曾到他那里来搜聚篇翰”,见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二辑,页85。美国汉学家Arthur Wright先生更推论“慧皎必然建过一个具规模的藏书室,以致吸引当时的藏书家湘东王(即后来的梁元帝)的注意”,见Arthur F. Wright, “Biography and Hagiography: Hui-Chiao’s Lives of Eminent Monks”,载the Silver Jubilee Volume of the Zinbun-Kagaku-Kenkyusho,(日本)东京:京都大学,1954年,页397。
注30:汤用彤认为萧绎生母阮修容与慧皎同是会稽上虞人。萧绎早年作会稽太守时,一向与僧尼 有往来的萧母与他在一起,因此推论萧绎与慧皎或早已认识。见汤用彤《关于慧皎的事迹》,载《高僧传》附录,页566。
注31:见汤用彤先生《关于慧皎的事迹》,页565-567。
注32:汤用彤、苏晋仁二先生都认为“宏普”是寺名。然而费长房称“嘉祥寺慧皎”,嘉祥寺乃可考的名刹,由王荟所建,详见《高僧传》卷5《义解•竺道壹》。“宏普寺”若藏书丰富当可考,然不见于史册,孙文川《南朝佛寺志》、刘世珩《南朝寺考》皆未录。
注33:尚有两点旁证:其一、《聚书篇》前文有“张豫章绾经饷书,如《高僧传》之例是也”。将《高僧传》献给梁元帝的是张绾,不是作者本人。其二、若僧果所记属实,慧皎避侯景之乱是到湓城,较萧绎所在处江陵偏西。慧皎避难西行,并未投靠平侯景之乱有功的萧绎。
注34:《高僧传》书名乃是慧皎首创,他在序中言:“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可见慧皎之为僧人立传,乃是要阐述自己对“高僧”的观点,以矫正时弊。详见拙文《〈高僧传〉之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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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高僧传》采集《出三藏记集》考

《出三藏记集》译经师列传收在卷十三至十五,其中正传三十二人,附传十七人。这四十九名译经师,都被慧皎录入《高僧传》中。《高僧传》与《名僧传》的传主与纪事多有相同,但是若仔细对勘,二者的表述方式却多有差异,因此只能说《高僧传》参照《名僧传》传主与纪事而改写相关传记(注35)。但是若比照《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因袭的痕迹却很明显,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
第一,二者文字非常相似,《高僧传》时而仅作轻微的修改,例如僧伽提婆传中的一段文字,二者是如此记载:

至隆安元年,游于京师。晋朝王公及风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时卫军东亭侯王珣,雅有信慧,住持正法,建立精舍,广招学众。提婆至止,珣即延请。仍于其舍讲《阿毘昙》。名僧毕集,提婆宗致既精,辞旨明析,振发义奥,众咸悦悟。时王珣、僧弥亦在听坐,后于别屋自讲,珣问法纲道人:“僧弥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敷演之明,易启人心如此。(《出》页525)

至隆安元年,來游京师,晋朝王公及风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时卫军东亭侯琅琊王珣,渊懿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广招学众。提婆既至,珣即延请。仍于其舍讲《阿毘昙》,名僧毕集。提婆宗致既精,词旨明析,振发义理,众咸悦悟。时王弥亦在座听,后于别屋自讲。珣问法纲道人:“阿弥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敷析之明,易启人心如此。(《高》页38)

对勘二文,可见后者对前者仅作一些轻微的修饰,对原文的意义没有任何实质的更动。
类似的纪事,亦见于《世说新语》:

提婆初至,为东亭第讲《阿毗昙》。始发讲,坐裁半,僧弥便云:“都已晓。”即于坐分数四有意道人更就余屋自讲。提婆讲竟,东亭问法冈道人曰:“弟子都未解,阿弥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当小未精核耳。” (注36)

据《世说新语》所载,重点当在突显王僧弥的才智;然而,《出三藏记集》载录时,却反客为主,赞僧伽提婆“敷演之明,易启人心”。这其实是很牵强的,但《高僧传》依然完全抄录,因袭之迹非常明显。


注35:详见拙文《〈高僧传〉与〈名僧传〉渊源考论》。
注3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第64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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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二者的叙事手法一致,如安世高传在叙述其译经事业后,倒叙其前世与一同学的因缘,然后才叙安世高到庐山与广州了结宿缘的事迹;又如康僧会传在叙述传主入宫向吴主孙皓说法后,又插叙孙皓亵渎佛像一事,所载甚详;鸠摩罗什传则见在论述传主的译经成就时,补叙传主与僧叡的一番言论,以及传主作偈赠法和事等等。以上所举例子,二者所用的叙事手法皆相同,绝非偶然。
第三,大多数传主的附传也一致,如竺朔佛、支曜附于支楼迦谶传之后,聂承远附于竺法护之后,佛图罗剎附于僧伽跋澄传之后等等。这也并非巧合。
因此,若不详细对勘,的确会错以为《高僧传》译经篇完全因袭《出三藏记集》的译经师列传。以下列表比较《出三藏记集》译经师列传的传主复见于《高僧传》的分科类别,以及二者在篇章结构与纪事上的异同对比:


(以下在word文档中为图表)

传主/《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篇章结构/纪事
1安世高/卷13/卷1•译经/相同,唯后者附加数段引文。/相同
2支楼迦谶/卷13/卷一•译经/相同/相同
3竺朔佛/支谶附传/支谶附传/相同/相同
4支曜/支谶附传/支谶附传/二者皆仅有一句。后者载传主译经比前者所记多一部(注37)。
5安玄/卷13/支谶附传/相同/相同
6严佛调/安玄附传/支谶附传/相同/相同
7康孟详/安玄附传/支谶附传/前者仅有二句,后者加一句。/后者载传主译经较前者所记多一部(注38)。
8维祇难/安玄附传/卷1•译经/基本相同,唯后者插叙百余字。后者插叙传主家世与出家因缘。
9竺将炎/安玄附传/维祇难附传/相同/相同
10白延/安玄附传/昙柯迦罗附传/皆仅有二句。/所译经目不同(注39)。
11康僧会/卷13/卷1•译经/基本相同,唯后者插叙三百余字。/后者插叙支谦传,前者另立支谦传。
12朱士行/卷13/卷4•义解/相同/相同
13支谦/卷13/康僧会附传/基本相同,后者删减三段约四百字。/后者不载传主少时纪事,寒夜让被予客事,晚年隐居至身卒事。
14竺法护/ 卷13/卷1•译经/基本相同,唯前者插叙竺法乘事。/后者不载竺法乘事,而另为之立传。
15竺法乘/竺法护附传/卷4•义解/基本相同,后者增百余字。/后者记传主赴敦煌弘化事。
16聂承远/竺法护附传/竺法护附传/相同/相同
17/法炬、法立/竺法护附传/维祇难附传/相同/相同,唯后者不载法炬他译事。
18竺叔兰/卷13/朱士行附传/前者详载传主一生纪事,后者仅作概括的介绍,偏重其译经事。/具体与概括之别,后者不载其遭母难事,亦不载其赴荆州事。
19帛尸梨蜜/卷13/卷1•译经/基本相同,后者增载二百余字。/后者增王琝序文、成帝立寺事。
20僧伽跋澄/卷13/卷1•译经/相同/相同
21佛图罗剎/僧伽跋澄附传/僧伽跋澄附传/相同/相同
22昙摩难提/卷13/卷1•译经/相同,唯前者附载竺佛念传,卷十五又为之另立传。/相同,唯不载竺佛念事而载赵正事。竺佛念另立传。
23僧伽提婆/卷13/卷1•译经/相同/相同,唯细节稍异。
24鸠摩罗什/卷14/卷2•译经/基本相同,唯后者间有插叙,文增长约一千五百字。/后者插叙什母绝食、沙勒王请说法、苏摩授大乘、温宿国说法、母辞别及为师说大乘诸事。
25佛陀耶舍/卷14/卷2•译经/相同/相同
26昙无谶/卷14/卷2•译经/基本相同,后者纪事稍多,且附传多人。/后者不载持甖造龙事,但增载《涅槃》三分事、蒙逊遣斥沙门而复悔事、托跋焘数迎请事。
27道普/昙无谶附传/昙无谶附传/相同,唯后者较长。/后者增载传主背景。
28佛驮跋陀罗/卷14/卷2•译经/相同,唯后者较长。/后者增载传主祖籍、往兜率事、智严请归东土事、与罗什论破微事,门徒诳惑事,姚兴、慧远为其辩白事。
29求那跋摩/卷14/卷3•译经/基本相同,唯后者增载二千余字。/后者增载传主祖籍、劝母戒杀事、阇婆国弘化事、始兴弘化事、以大乘教授文帝事、京师说法事、尼师请戒事并全文刊载传主遗文。
30僧伽跋摩/卷14/卷3•译经/相同/相同
31昙摩蜜多/卷14/卷3•译经/相同/后者插叙长沙寺祈得舍利事。
32求那跋陀罗/卷14/卷3•译经/相同/相同,唯易首事细节稍异。
33沮渠安阳侯/卷14/昙无谶附传/相同/相同
34功德直/沮渠安阳侯附传/释玄畅附传/仅简略概述,少于百字。/后者不载译《破魔陀罗尼》,却言神异事。
35求那毗地/卷14/卷3•译经/相同,唯后者附僧伽婆罗传。/相同
36法祖/卷15/卷1•译经/相同/相同
37法祚/法祖附传/法祖附传/相同/相同
38卫士度/法祖附传/法祖附传/相同/相同
39道安/卷15/卷5•义解/基本相同,唯前者置投襄阳事于译经前,与后者编次异,另后者文长多一千五百余字。/后者增载传主家世,师事佛图澄事,避难于濩泽、飞龙山、太行恒山事,受都寺宣法事,立檀溪寺事,苻坚送金箔像事,铜像有舍利事,习凿齿致书事,晋孝武帝诏文事,多闻广识例子,梦宾头卢事,制僧尼轨范事,愿生兜率事,异僧来迎事。
40法和/道安附传/卷5•义解/相同,唯后者较长。/后者增载传主入蜀而后又入关事、亦载与道安共登山岭事。
41慧远/卷15/卷6•义解/相同,唯后者较长。/后者增载道安听其不废俗书事、道安分张徒众事、立龙泉寺事、桓伊为立东林寺事、录佛影铭五首、阿育王像通灵事、请僧伽提婆译毗昙事、录与鸠摩罗什往返书信、桓玄入庐山事、节录慧远与桓玄论料简沙门书、录桓玄与慧远往返论沙门不应敬王者书、节录《沙门不敬王者论》、雷次宗著《丧服经》义疏事、临终拒饮药酒事。
42道生/卷15/卷7•义解/基本相同,唯后者较长。/后者增载龙光寺建立渊源、过午用餐事、宋太祖追思事;不载请佛大什译《五分律》事。
43竺佛念/卷15/卷1•译经/相同/相同
44法显/卷15/卷3•译经/相同/相同
45智严/卷15/卷3•译经/相同/后者增载传主能驱鬼事。
46宝云/卷15/卷3•译经/相同/相同
47智猛/卷15/卷3•译经/相同,唯后者文末多一段评述。/后者增载同伴去世事。
48昙无竭/卷15/卷3•译经/相同/相同


注37:《出三藏记集》载传主译《成具光明经》,与其卷2之经录(页27)所载一致。《高僧传》载多一部《小本起经》,其后始见录于法经《众经目录》卷3,页127。
注38:《出三藏记集》载传主译《中本起经》,与其卷2之经录(页28)所载一致。《高僧传》载多一部《修行本起经》,其后始见录于《历代三宝纪》卷4,页54。《高僧传》所加与竺大力共译经事,后见于佛教经录。
注39:《出三藏记集》载传主“重译出《首楞严》,又《须赖》及《除灾患经》,凡三部”,而《高僧传》则称传主“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凡六部经”,此外前者作“白延”,后者称传主“帛延”。据《出三藏记集》卷7《首楞严经后记》云:“时译者归慈王世子帛延善晋胡音。延博解群籍,内外兼综。”(页271)白延即帛延。彦琮《众经目录》依《高僧传》著录,至智昇《开元释教录》则将二部传所列之经皆著录于帛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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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传》所载译经师分三卷,正传三十五人,附传三十二人,实际六十七人。比照《出三藏记集》所载,二者同列为译经师正传的有二十四人,另有四人《高僧传》将之列入义解僧,即朱士行、道安、慧远与道生。细察四僧纪事,除了道生曾参与鸠摩罗什的译场外,其他都仅是礼请或组织他人译经,他们的贡献主要还是在为人广说或为经论作注疏的“义解”,因此《高僧传》的调整是合理的。此外尚有四人原本在《出三藏记集》属正传的,在《高僧传》中则列为附传,他们是安玄、支谦、竺叔兰及安阳侯。这是因为四人的身份都是优婆塞,《出三藏记集》将他们列入正传尚符合他们译经师的身份,《高僧传》却不能将优婆塞视为“高僧”,故改为附传。而《出三藏记集》列为附传的僧人维祇难与释法和,《高僧传》则列为正传传主。
未见于《出三藏记集》译经师列传,而《高僧传》正传所增加的共有十人,包括后汉的摄摩腾、竺法兰,魏的昙柯迦罗,晉的昙摩耶舍、弗若多罗、昙摩流支、卑摩罗叉,宋的佛驮什、浮陀跋摩及畺良耶舍;附传增加十四人,即康巨、竺大力、康僧铠、昙帝、聂道真、僧伽罗叉、竺法度、道进、法盛、法维、僧表、僧伽达多、僧伽罗多哆及僧伽婆罗。其中昙摩耶舍、弗若多罗、昙摩流支与佛驼什的纪事,基本与《出三藏记集》卷三的《新集律来汉地四部序录》相关纪事相同;浮陀跋摩纪事与卷十所载的道梴《毗婆沙经序》所载相同;僧伽罗叉纪事见于卷九所载的道慈《中阿含经序》;竺法度纪事见于卷五所载《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由此可见,就传主而言,《高僧传》的确多取材于《出三藏记集》。慧皎仅作重新归类与调整。
再就纪事而言,上表可见《高僧传》并非完全因袭《出三藏记集》,而是作了适当的增删。这可概括为几方面:其一,引用其他文献以考证事迹的真伪。例如安世高传,引用了道安《经录》及康僧会注《安般守意经序》以证《安清别传》、庾仲雍《荊州記》、宋临川康王《宣验记》及昙宗《塔寺记》所记之谬误;鸠摩罗什传则论述其卒年记载的差异。其二,若译经师为在家居士,《高僧传》仅着重记其译经事业,不转述其家世背景,例如支谦传、竺叔兰传便是。反之,若译经师为出家僧人,《高僧传》则增载其家世背景,如维祇难是。其三,引用其他传记的材料以丰富传主的纪事。上表中列明《高僧传》为鸠摩罗什、昙无谶、佛驮跋陀罗、求那跋摩、昙摩蜜多、道安、法和、慧远、道生、智严、智猛等增载不少纪事。其中可考的如佛驮跋陀罗往兜率事,昙摩蜜多于长沙寺祈得舍利事,道安家世、立檀溪寺事、苻坚送金箔像事、愿生兜率事、异僧来迎事等纪事,皆出《名僧传》;慧远立龙泉精舍事则见《冥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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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高僧传》与《出三藏记集》传记写作手法之异同

除了传主与纪事的差异外,《高僧传》与《出三藏记集》译经师列传的不同还可以从二者的记事手法看出。这可从《高僧传》增删《出三藏记集》的部分看出。首先论《高僧传》删除《出三藏记集》所载的事项:
壹、如前文已述,《高僧传》记载在家居士的传记,仅着重于其译经事业,对于《出三藏记集》列传中所载的其他事项,一律删除。例如支谦传,《出三藏记集》详细记载了传主七岁时为狗所啮,却阻邻人杀狗取肝傅疮事,以及传主在寒夜中为贼夺走唯一的被却不吭声事,都足以突显人物的性格特征,但《高僧传》都舍弃不载。又如竺叔兰传,《出三藏记集》记其年少时“性颇轻躁,游猎无度,常单骑逐鹿,值虎堕马,折其右臂,久之乃差”,其母虽然屡劝之,却不肯改。其后发生在传主身上的事迹是:

无疾暴亡,三日还苏。自说入一朱门,金银为堂,见一人,自云是其祖父,谓叔兰曰:“吾修善累年,今受此报。汝罪人,何得来耶!”时守门人以杖驱之,入竹林中,见其猎伴为鹰犬所啄啮,流血号叫,求救于叔兰。叔兰走避数十步,值牛头人欲叉之,叔兰曰:“我累世佛弟子,常供二沙门,何罪见治?”牛头人答:“此唯受福,不关猎罪。”俄而见其两舅来,语牛头曰:“我等二人恒受其供,恶少善多,可得相免。”遂随道人归。既而还苏,于是改节修慈,专志经法。 (《出》页520)

《高僧传》引录此事,但仅简略作:“兰少好游猎,后经暂死,备见业果。因改励专精,深崇正法。”(《高》页146)

贰、《高僧传》志在为“高僧”立传,因此对传主形象不利的言行,一律不载。例如昙无谶传,《出三藏记集》有这么一段记载:

顷之,王意稍歇,待之渐薄。谶怒曰:“我当以甖水诣池,咒龙入甖,令天下大旱。王必请咒,然后放龙降雨,则见待何如?”遂持甖造龙。有密告之者,王怒,捕谶。谶惧诛,乃赍《大涅槃经》本前分十二卷,并《菩萨戒经》、《菩萨戒本》奔龟兹。 (《出》页539)

《高僧传》记载此事时,却改作:“谶以久处致厌,乃辞往罽宾。”(《高》页77) 慧皎将昙无谶因畏惧被杀而离开中天竺的原因改写成是“久处致厌”,乃是保护其“高僧”形象之举。又如竺法护传,《出三藏记集》记载:

时有沙弥竺法乘者,八岁聪慧,依(法)护为师。关中有甲族欲奉大法,试护道德,伪往告急,求钱二十万。护未有答。乘年十三,侍在师侧,即语客曰:“和上意已相许矣。”客退,乘曰:“观此人神色,非实求钱,将以观和上道德何如耳。”护曰:“吾亦以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余口,诣护请受五戒,具谢求钱意。 (《出》页518-519)

以上纪事实际上突显了竺法乘的机智,相对的,竺法护倒有点儿临事迟疑的性格弱点。《高僧传》在为竺法护立传时,不载此事。但在另为竺法乘立传时,上述纪事则作为传主“幼而神悟超绝,悬鉴过人”的一例证(《高》页155)。
即使是细微之处如求那毗地传,《出三藏记集》载传主“性颇蓄积,富于财宝”,虽然其后又说他“然营建法事,己无私焉”,亦难掩传主蓄财之举(《出》页552)。《高僧传》将之改为“供献皆受,悉为营法”,则其无私形象更为明显(《高》页139)。唯见例外的是鸠摩罗什传,《高僧传》亦记载了他“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事(《高》页53)。但慧皎其后却在其论中为此辩解曰:“童寿有别室之愆,佛贤有摈黜之迹,考之实录,未易详究。或以时运浇薄,道丧人离;故所感见,爰至于此。若以近迹而求,盖亦珪璋之一玷也。”(《高》页142)可惜的是慧皎没有看到其后《晋书》所用的一条材料,否则一定为之所引。《晋书》载:

尔后不住僧坊,别立解舍,诸僧多效之。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诸僧愧服乃止。 (注40)

鸠摩罗什吞针以阻众僧仿效,此事要比只论圣者行为非凡夫所能测量要更具形象性,若慧皎见之必当采摭(注41)。

此外,慧皎亦为安世高、昙无谶、法祖、法祚等的不得善终作解释,其论曰:“将由业有传感,义无违避,故罗汉虽诸漏已尽,尚贻贯脑之厄,比干虽忠謇竭诚,犹招赐剑之祸,匪其然乎?”(《高》页142)


注40:《晋书》卷95《艺术•鸠摩罗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2502。
注41:慧皎立传言事,多采具体形象以表现高僧行迹,如“亡身”一科载诸僧自焚事,突显了传主为道忘躯的高行。然而,这种行迹总叫世人难于理解,慧皎论中亦云:“考而为谈,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违戒。”既然如此,又何以为自焚的僧侣立传?慧皎自云:“若其位邻得忍,俯迹同凡,或时为物舍身,此非言论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鉴察无广,竟不知尽寿行道,何如弃舍身命?”(页457)可见慧皎不认为“亡身”是人人可为的高行,若凡夫为之,倒是违戒不孝的行为了。以此对比鸠摩罗什传,吞针以阻凡僧仿效事迹正是形象表述慧皎立场的素材,故作此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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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出三藏记集》文质兼重,《高僧传》相对质重于文。首先见于《高僧传》引录《出三藏记集》时多删除其用典,例如僧伽跋澄附赵政传,《出三藏记集》赞他“博学有才章,即(苻)坚之琳、瑀也”[出]页522,将赵政比作建安七子中的陈琳、阮瑀。《高僧传》相应传记中即删之不取,而在昙摩难提传中以具体事例说明赵政的“博学有才章”。又如道生传,《出三藏记集》赞之曰:“虽宿望学僧,当世名士,皆虑挫辞穷,莫能抗敌。虽杨童之豫玄文,鲁连之屈田巴,无以过也。” [出]页570“鲁连之屈田巴”典出《鲁连子》(注42),但“杨童之豫玄文”语焉不详,不知典出何处。《高僧传》不载以上全句,宋慧琳《龙光寺竺道生法师诔》虽引用,却不引“杨童”之典而改称:“鲁连之屈田巴,项托之抗孔叟,殆不过矣。”(注43)

注42:曹植《与杨德祖书》:“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注曰:“《鲁连子》曰:‘齐之辩者曰田巴,辩于狙丘而议于稷下,……’(繁不具引)。”见《文选》卷4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1903。
注43:见《广弘明集》卷23,载《大正藏》第52册,页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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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二者在叙事时的文采的差异:


传主 /《出三藏记集》/ 《高僧传》
1 安世高/ 幼怀淳孝,敬养竭诚,恻隐之仁,爰及蠢类。其动言立行,若践规矩焉。(页508)/ 幼以孝行见称。(页4)
2 求那毗地/ 为人弘厚,有识度,善于接诱,勤躬行道,夙夜匪懈。是以外国僧众,万里归集。(页552)/ 为人弘厚,故万里归集。(页139)
3 道生/ 年至具戒,器鉴日跻,讲演之声,遍于区夏。王公贵胜,并闻风造席,庶几之士,皆千里命驾。生风雅从容,善于接诱,其性烈而温,其气清而穆,故豫在言对,莫不披心焉。(页570-571)/ 年至具戒,器鉴日深。性度机警,神气清穆。(页255)
4 智猛/ 既而西出阳关,入流沙,二千余里,地无水草,路绝行人。冬则严厉,夏则瘴热。人死,聚骨以标行路。骆驼负粮,理极辛阻。……三度雪山,冰崖皓然,百千余仞,飞緪为桥,乘虚而过,窥不见底,仰不见天,寒气惨酷,影战魂慓。汉之张骞、甘英所不至也。……再度辛头河,雪山壁立,转甚于前。下多瘴气,恶鬼断路,行者多死。猛诚心冥彻,履险能济。既至罽宾城……(页579)/ 出自阳关,西入流沙,凌危履险,有过前传。……渡辛头河,至罽宾国。(页125)
5 法勇/ 登葱岭雪山,栈路险恶,驴驼不通,增冰峨峨,绝无草木,山多瘴气,下有大江,浚急如箭。(页581)/ 登葱岭,度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页93)

以上诸例可见《高僧传》文句以洁简为重。《高僧传》较《名僧传》的文字要朴质简练,但求能清楚表述,不着重于文采。《出三藏记集》文句典雅,虽不像《名僧传》般华丽,但相对而言仍是《高僧传》讲究文采。慧皎之重质于文的风格是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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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论《高僧传》增载的部分,这可归纳为几方面:其一,如前文所述,若传主是出家僧人,《高僧传》除记载其译经事业外,亦会增载其家世背景或行迹。例如维祇难传,慧皎即增载了以下文字:

世奉异道,以火祠为正。时有天竺沙门,习学小乘,多行道术,经远行逼暮,欲寄难家宿。难家既事异道,猜忌释子,乃处之门外,露地而宿。沙门夜密加咒术,令难家所事之火,欻然变灭。于是举家共出,稽请沙门入室供养。沙门还以咒术,变火令生。难既睹沙门神力胜己,即于佛法大生信乐,乃舍本所事,出家为道,依此沙门以为和上。受学三藏,妙善四《含》,游化诸国,莫不皆奉。(《高》页21-22)

其他如赵政、竺法乘皆类此。赵政协助译经时仍为优婆塞,不过其后出家号道整,事迹散见附传,唯《高僧传》所记较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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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高僧传》对于史实作了较严密的考证,并对《出三藏记集》中的错误作了修正。以昙摩难提传为例,《出三藏记集》记载传主在长安译“二《阿含》,凡一百卷”(《出》页523),而《高僧传》则载“译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毗昙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高》页35)。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著录,昙摩难提译“二部,凡九十二卷”,即《增一阿含经》三十三卷、《中阿含经》五十九卷[出]页47。这与传记中所载一致。何以慧皎说传主尚译《毗昙心》和《三法度》?何况《出三藏记集》卷十载有慧远的《阿毗昙心序》(《出》页379)与《三法度序》(《出》页380),亦明言二经出自僧伽提婆。然而《历代三宝纪》卷七著录僧伽提婆译《三法度论》二卷,下云:“别录云一卷,与昙摩难提出者大同小异。”(注44)由此推测,慧皎所言当是据别录。此又另有根据。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僧伽提婆传》载:

(道安)令昙摩难提出二《阿含》,时有慕容之难,戎世建法,仓卒未练。安公先所出《阿毘昙》、《广说》、《三法度》等诸经,凡百余万言,译人造次,未善详审,义旨句味,往往愆谬。俄而安公弃世,不及改正。(《出》页524)

可见在僧伽提婆翻译《毗昙心》与《三法度》之前,已另有昙摩难提翻译,只不过昙摩难提所译因故未善,故未流传。慧皎当是发现此项,因此在记载昙摩难提在长安译经时,将《毗昙心》与《三法度》也算在内。此外,慧皎在《高僧传》卷一《译经•僧伽提婆》亦云:“昙摩难提所出二《阿含》、《毘昙》、《广说》、《三法度》等,凡百余万言。属慕容之难,戎敌纷扰,兼译人造次,未善详悉,义旨句味,往往不尽。”其说法前后一致,可证在此细节上慧皎比僧祐尚要注重。


注44:《历代三宝纪》卷7,载《大正藏》第49册,页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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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16-09-05 星期五 8:19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又如道生行迹,二传所载略有差异:

初住龙光寺,下帷专业。隆安中,移入庐山精舍,幽栖七年,以求其志。常以为入道之要,慧解为本。故钻仰群经,斟酌杂论,万里随法,不惮崄远。遂与始兴慧叡、东安慧严、道场慧观,同往长安,从罗什受学。关中僧众,咸称其秀悟。义熙五年还都,因停京师,游学积年,备总经论。(《出》页571)

初,入庐山幽栖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为本。故钻仰群经,斟酌杂论,万里随法,不惮疲苦。后与慧叡、慧严同游长安,从什公受业。关中僧众,咸谓神悟。后还都止青园寺。寺是晋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种青处,因以为名。生既当时法匠,请以居焉。……其年夏,雷震青园佛殿,龙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号曰龙光。时人叹曰:“龙既已去,生必行矣。”(《高》页255-256)

比较二文,所载事迹发生的时间有矛盾:一是道生居龙光寺的时间,二是道生还都的时间。二文都称道生离开关中后“还都”,可见道生游学之前曾在京都活动过。《出三藏记集》当是为了强调这点,故有“初住龙光寺”之说(注45)。慧皎显然不以为是,所以在《高僧传》中记载了龙光寺前称青园寺,是恭思皇后褚氏所建,道生是在离开关中后才入主此寺。据《晋书》载,恭帝于元熙元年立皇后褚氏,第二年恭帝即被刘裕废为零陵王,居于秣陵(注46)。因此,青园寺当是在晋元熙元年至二年之间建立,《高僧传》载道生还都入主此寺,时间上较《出三藏记集》所载的“义熙五年”要晚了约十年。唐代慧琳为道生写诔文云:“自杨徂秦,登庐蹑霍。”(注47)这一说法反映了道生“游学积年”的生涯,当更偏向慧皎所载。
此外,《出三藏记集》载道生于隆安中移入庐山精舍,亦不为慧皎所认同。这是因为道生到长安随鸠摩罗什学习当是在弘始四年至九年之间的事(注48),隆安元年距弘始四年不过五年时间,何况《出三藏记集》所言是“隆安中”,而道生在庐山幽栖七年后才到长安,时间上显得不太合理,慧皎删除道生幽栖庐山的年号当是恰当的。


注45:龙光寺位于京都,这是僧祐亦认同的,例如《出三藏记集》卷3《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记载《五分律》的翻译情况云:“宋景平元年七月,有罽宾律师佛大什来至京都。其年冬十一月,琅琊王练、比丘释慧严、竺道生于龙光寺请外国沙门佛大什出之。”(页120)
注46:详见《晋书》卷10《恭帝纪》,版本同上,页268-269。
注47:详见《广弘明集》卷23《龙光寺竺道生法师诔》,载《大正藏》第52册,页265。
注48:此据印顺法师所言,其考证甚详细,可参见印顺《佛教史地考论》,台北:正闻出版社,1973年,页38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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