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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雲先生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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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ng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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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Batu Pahat, Johor

帖子发表于: 11-11-09 星期三 11:37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檳榔嶼早期傳奇人物:緞羅申


檳榔嶼喬治市早年的銀行街Beach Street,從大鐘樓向南延伸,尾端有一段在Armenian Street(打銅仔街)和Acheen Street(打石街)之間,當地人稱為緞羅申街;這土名又羅又緞,給人一種綺麗又旖旎的遐想,彷彿這裡曾經是布匹批發商總匯。街角有一幢老土樓,樓高四層,人稱“高樓仔”(唸閩南音),當年(大約180年前)確是檳島最高建築之一。緞羅申街土名的來歷,與一位來自亞齊的王公Tuanku Syed Gussein Al-Aidid有關;緞是Tuan的對音,羅申則是Hussien的變音,緞羅申街就是胡申公街。Syed是阿拉伯人的氏族名,具此名號者都是莫罕默德先知的嫡傳後人,此名也可作普通名詞用,如說他是個賽益,意即他是先知後裔;阿拉伯人名字後面一字都是誌其郡望或原籍,Al-Aidid就是來自艾迪之意,中國古代也有此俗,晚至清末仍未變,如康有為“人稱康南海而不名”(歐洲人中古時代也如此,達芬其其實不是這位天才畫家的姓名,da Vinci是說他來自芬其這個鄉鎮)。

民間用一個人名涵蓋一整個地方,可見此人富甲一方,“緞羅申”當年確是如此。那街角的“高樓仔”當年就是他的棧房兼營運處,更是檳城土產轉口貿易的中心,馬來半島、亞齊和蘇島、南印度、泰南和海洋東南亞的各類經濟作物、森林物產等,都以此地為集散地。緞羅申在世時(他於1826年逝世)是否享受過四層高樓的風光不得而知,現存此樓可能是他千古後後人所建,但他後人肯定無法企及他在世時在檳城和亞齊的威望。

緞羅申是在萊特主政檳島後期申請舉家遷居過來,他的家庭於1770年代從亞齊遷移至馬六甲,到他申請來檳時可能其父家產已歸入其名下,他以家長身分攜帶妻兒、妻姨、姐弟以及佣人和奴隸總共數十人,挾巨資到檳城落戶。根據萊特寫給英國東印度公司加爾各答總部的信,緞羅申要求檳城當局給他書面保證,讓他們擁有本身的司法權,用回教法治理本族人和審理本身的訴訟案件。

檳城開埠初期土地政策十分寬鬆,用自由港轉口貿易吸引區域內的海商,不抽出入口稅,土地也任人申請,只要有財力僱人開發就可領得永久地契,緞羅申就在這種情況下領得大片土地。今天在椰腳街東南面、打石街馬來回教堂暨其周邊地方,很多就是當年緞羅申的產業;他逝世後依其遺囑成立信托會管理,其中在沓田仔尾端的地皮,幾年前老店屋被拆除後興建商業大廈,變成大“白象”,民間團體近年正展開民意運動,鼓吹將它發展為回教文化中心。緞羅申去世後遺體葬在打石街回教堂內,夫婦連墓合葬。

緞羅申家族在亞齊和馬六甲都有廣大的商貿人脈,在檳島又與英人官場和“私商”(privateers,英國東印度公司特准的非公司商人,又稱country traders)結交,長袖善舞,很快成為島上回教族群的領袖,雖然他並未被封為哪一族的甲必丹。他富裕到何種程度,可以從兩件事反映出來,那就是檳城政府於1815年7月和1816年8月兩度向他借錢週轉,前一次借西班牙金元5萬元,第二次借3萬元,年利12%,而當年檳城總督居住的官邸,也是向緞羅申租賃的。

緞羅申自稱是亞齊速檀迦麥爾沙的孫兒,亞齊王朝世系表上的迦麥爾是Jemalal-Alam Badr al-Munir,統治時代從1703年至1726年;由於他有阿拉伯血統,早年檳島官方檔案都強調這一點。他的亞齊王室血統大概沒有問題,亞齊方面的統治階級並沒有質疑,否則他後來也不會牽涉到爭奪王位的鬥爭。這樁驚動到檳島和印度總部的風波,折騰了好幾年,到英國公司和亞齊簽訂1819年協定方才結束。

亞齊最盛時期在16、17世紀,這兩百年裡不時圍攻葡治與荷治馬六甲,到18世紀末時其速檀(sultan)已幾成虛位,被蘇島北端東西兩岸逐漸興起的各商港的領主(Panglima Sagis)所架空。速檀王位是由各領主選舉,傳位是須各領主支持才安然過渡,有爭議也由各領主商議決定。1802年就位的速檀璪哈(Ala'ad-din Jauhar al-Alam Syah,前此任攝政王達7年)眼見經濟利益流失,為充實國庫和鞏固王位,下令規定西方商船一切貿易概須經由亞齊港(王國都邑)經手,因而開罪各港口領主,聯手把他推下王位。

這群領主隨後找到檳島的緞羅申,遊說他繼承王位,他登上王位只3天,就讓位給兒子,王號Syarif Saif al-Alam Syah。緞羅申在前往亞齊之前,被推翻的速檀璪哈來到檳島,要求英國人施援主持公道,檳島當局不讓他上岸,他遂派遣母后晚間喬裝易服上岸,密訪官商有力人士;其時島上商界有兩股勢力,一派挺緞羅申,一派挺璪哈,後一派中以華人甲必丹辜禮歡最出力。璪哈被阻上岸,困蟄船上數月,在嗣後數年的鬥爭中,他獲得辜禮歡的大力支援,繼續與他控制的港口交易,購買胡椒等土產。緞羅申也不順遂,出航前被密告船上私藏大批軍火,後來雖經檢查放行,唯已先嘗了牢獄之災。他那個登上王位的兒子,任速檀4年餘(1815至1819),也沒有一天安樂日子好過,最後在英國人君臨之下(印度總公司派遣萊佛士和龔伯斯與老速檀談判,所謂Raffles- Coombs Mission, 達成政治與貿易協議)黯然遜位。緞羅申交出王位給兒子後就返回檳島,邱思妮說他死於1840年,李錦興則說是1826年,孰說確實有待考定。

緞羅申所建的打石街回教堂在19世紀中葉曾經是馬來私會黨紅旗幫的總部,紅旗幫與建德堂(義興會)結盟,與海山會和馬來人白旗的另一陣營爭奪地盤,1867年檳城大暴動就是兩陣營對抗的高潮事件。打石街回教堂以馬來人為堂眾,與椰腳街的吉寧甲必丹回教堂也有過衝突,有一年雙方對計算開齋節日期有分歧,前者的阿訇Sheikh Omar Basheer 把大(石駁)扛到椰腳街回教堂前開火,宣示開齋節的到來,翌日椰腳街朱利亞人堂眾正式慶祝開齋,雙方演成毆鬥,一名銅匠的兒子被打死。事後,經檳島當局斡旋,結果協議星期五的禮拜由雙方分期輪流舉行,一星期在椰腳街,下星期就在打石街,此制至今仍在實行。


星洲廣場‧作者:張景雲‧2004/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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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ng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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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2-11-09 星期四 3:05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方濟各與馬六甲


客歲8月在檳城參加一項為期5天的研討會,某日下午有外遊節目,其中一個觀光地點是丹絨道光的天主教神學院。這神學院原址在浮羅池滑(Pulau Tikus),不知幾年前被徵用,就遷移到丹絨道光某段山脊上;學堂和宿舍都是新建,地勢較高的禮拜堂和一幢老屋則有百餘年歷史。憑高遠眺,一位神學院學生指著海面說,我們最早的神學院就是建在那個也叫浮羅池滑的小島上。檳城人都知道這小島上從前有一座大伯公廟,建德堂和丹絨道光大伯公廟兩幫理事都喜歡說這故事,然而這島上曾經有一所神學院,就不是很多人所知道的。至於海上的浮羅池滑後來如何衍生出市區內的浮羅池滑,據當天同行的拿督瑪麗(Dato Mary Ritchie)說,那名字是隨著早年緬甸人的聚落向內陸遷移的;拿督瑪麗是檳島緬甸人協會主席,現正致力推動組織檳島少數族群聯合會。

倫敦傳教會(英國國教派,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於1821年派出兩名教友前來亞洲巡視,奔納(G.Bennet)和泰爾門(D.Tyerman)足跡遍及南太平洋群島、紐西蘭、澳洲、南中國、荷屬東印度、馬來半島、印度和東非,歷時8年始歸航;兩人於1826年初抵達新加坡,隨後沿半島西岸向北航行,在馬六甲和檳島都有停留視察。兩人在檳島時曾造訪“老鼠島”上的天主教神學院,當時這所神學院還是用拉丁文教學,有學生18名,悉數是華人子弟;奔納的報告特別強調華人學生,以之比較本身教會的馬六甲英華學院所收的學生都不是純種華人,而是馬來婦女所生的混血兒,在傳教功效上不理想。

天主教和佛教都講究保存聖人聖徒的遺物,特別是遺骸,哪怕是骨灰舍利子都好,我們在丹絨道光那禮拜堂和神學院附設的博物館也見識了一些。天主教經教廷正式封聖(Canonized)的聖徒頗不少,其中與馬來半島沾上一點邊的(恕我孤陋寡聞)恐怕只有聖芳濟(St.Francis Xavier)一人吧。今天馬來半島與聖芳濟有關聯的古蹟,據我所知有檳島的聖芳濟學校,馬六甲的聖芳濟教堂和聖保祿山的教堂,當年聖芳濟從印度西海岸的果阿(Goa)轉到群島東南亞,是以馬六甲為基地,出航摩鹿加(香料群島)多趟都要回半島,因此馬六甲與他淵源最深。馬六甲兩古蹟之中,聖芳濟教堂是他的遺體從南中國運往印度途中,在馬六甲停厝數月的那年1553年始建,現存建築物是在1849年修建,只能說是後來的紀念物。聖保祿教堂則是他生平經歷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他曾在此處宣化教眾,在此處靜修親近上帝,今天教堂遺址聖壇東首聖台處仍安置著一口空墳,那是當年他的遺體移葬馬六甲,果阿教會派遣來的神職人員重新開壙驗屍,遺體後來運往果阿之後,遷移奉厝於此的紀念物。

聖芳濟的時代離我們雖謂湮遠,然而由於天主教會各級人員都要做詳細的工作記錄和述職報告,他在南中國病逝的情況和遺體屢經埋葬、檢驗和轉運的經過,後世都知道得相當清楚,他逝世30年後就有傳記問世。1552年12月3日,聖芳濟病逝在廣東珠江口的上川島上(Sanchian),他的忠僕安東尼歐(中國人)和一些葡萄牙商人為他安排後事,為了打算日後拾金運回果阿或葡萄牙,他們在簡單的棺木裡灑滿生石灰,以便使屍體盡快腐爛;翌年春天當“桑達克魯茲號”船長令手下打開壙穴時,竟發現屍體完好無損,後來數度在馬六甲和果阿檢驗,1975年甚至經過一次醫學專家的科學檢驗,證實金身不壞之說,這就是今天果阿耶穌堂內聖芳濟金身的來歷。

聖芳濟死在中國,他在上川島生活不過四個月,中國當年實行海禁,葡萄牙商船在廣東海岸貿易形同海盜,對域外宗教更是嚴加禁制打壓,聖芳濟主觀條件也不足,自然闖關無功。比起遲30年來扣中國大門的利瑪竇(Mateo Ricci),聖芳濟在天主教的“中國事業”上,只是個小小的前奏曲:“(利瑪竇)在澳門接受中國文化的各種訓練,作了充分準備,並吸收30年前因不懂中國國情被拒入境而病死在珠江口外上川島的西班牙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事件的教訓。”(司徒尚紀)中國對外交通/文化交流史著錄裡的方濟各‧沙勿略就是馬來西亞人所說的聖芳濟,Francis是原名Francisco 的英文式。上川島在珠江口,珠江三角洲頗遼闊,共有8個出海口,山川群島在西端,上川島最大,今隸屬台山市治,島上其原葬地山背上建有一教堂和雕像。

聖芳濟於1506年出生於沙勿略堡(Xavier Castle),母親是西班牙貴族,此堡在納伐雷(Navarre),是家族領地;身為貴冑子弟,聖芳濟自幼接受良好教育,19歲獨自出外游學,進入巴黎大學深造。他在這裡結識羅約拉(Ignatius Loyola),受其影響而轉向宗教尋求功名,與同學合組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或稱the Jesuits),投效於羅馬教皇旗下,作為天主教廷“反宗教改革”的前衛隊伍,立誓蹈火赴湯,到世界任何角落去傳播天主福音。耶鮮會的志業獲得葡萄牙國王的支持,十五、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葡萄牙在歐洲向東方(印度、香料群島、中國)開發海上貿易與航路的諸國中首著先鞭,傳教士與航海商人結成親密的同路人。這就是聖芳濟出現在馬六甲、摩鹿加、日本、珠江口的契機所在。

我不是教徒,對聖芳濟的種種神通傳說和記載,只能說抱持存疑態度,但宗教“話神”(myth,借用張澄基的譯法)自有它的文化/倫理意義,實在不必斤斤計較其科學實證的條件。譬如說有若干聖芳濟神話,幾乎就跟林默娘的傳說如出一轍,無人不說是美談。何況世人皆愛殉道(教)者,聖芳濟的失敗反而更映襯其志行高潔,這就是何以聖徒們會令後世忘我愛戴,因為高尚的情操附麗在凡人身上,就會耀眼到變成單維的存在。人們涉獵聖芳濟事,即使讀到他筆下對異教徒主觀強烈的苛評,或許也會如此為他開釋:他畢竟是個另類的、在精神事業與人間事業上的“東征十字軍”。

至於其神職人員在歐洲天主教國家朝廷權傾一時的耶穌會,鼎盛兩百餘年後,在18世紀開始失勢,1759年葡萄牙把所有耶穌會人員驅逐出境,5年後西班牙也把耶穌會勢力連根拔起,再9年後梵蒂岡收回一切授予耶穌會的權力。可以再誌一筆的是,在它活躍時期,它派遣到地球各個角落的傳教士無慮千計,其中殉教者過半。


星洲廣場‧作者:張景雲‧2004/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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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6-11-09 星期一 12:10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兩個華蓋,一批博物畫


檳島喬治市海邊最早開發的東北部紅鐵樹岬(Point Penaga),華人稱為關仔角(唸閩南音)的地區,有一條華蓋街(Farquhar Street),從“大咯”高等法庭和聖喬治教堂之間開始,經過大英義學(60年代後改做州博物館)和幾間教會和修道院(中馬人稱為姑娘堂)英校,與蓮花河(Leith Street)相連。這條街道是以檳島第四任主政官華蓋(R.T.Farquhar)命名,他後來被封爵士(Sir Robert),最後派往東非洲毛里裘斯任總督。此華蓋非彼華蓋,另一位同時代人華蓋名威廉(William Farquhar),是個工兵隊隊長,在馬六甲駐劄長達23年,當中任駐節官兼統軍(Resident Cum Commandant)15年。在檳城的華蓋是總督,馬六甲的華蓋是他的屬僚,各有各的關心對象和利益立場,在摧毀馬六甲的政策上針鋒相對,不過檳城那華蓋只任了一年多總督就他遷,馬六甲的華蓋就得與他的繼任者旦達斯(Philip Dundas)繼續周旋了。

威廉華蓋(1774-1839)是蘇格蘭人,16歲加入英國東印度公司當學徒,1791年出航印度在公司部隊當工兵,1795年英國從荷蘭手中接管馬六甲,那時他是接收部隊裡的工兵隊長,1803年任統軍,不久就升任主政官(駐節官)兼統軍,直至1818年底把馬六甲交回給荷蘭為止。翌年初他隨萊佛士南下,1月29日佔領獅子島,萊佛士離開時委他為新加坡首任駐節官──萊佛士時以印度總督代辦身分擔任蘇門答臘明古連(Bencoolen / Benkulu)副總督,轄區包括剛開始拓殖的新加坡──直至1823年被萊佛士停職。

檳城的華蓋(後來的羅柏爵士)於18歲時(1795年)加入英國東印度公司馬德拉斯總部(Madras Presidency,公司在印度有三個首邑,另二在加爾各答和孟買)任會計師,嗣後隨軍出征香料群島,曾任班達群島(Banda Island Group)和安汶(Amboyna)駐節官,1802年返印度總部,旋又銜命東來接管荷蘭的領地(官銜是特別專員Special Commissioner),1804年接任檳島主政官。檳島早期的主政官官銜不定,萊特(Francis Light)只是Superintendant,後來稱為Lieutenant Governor ,可譯為副總督,華蓋就是這個職稱,再後來才稱總督。

18世紀末葉至19世紀初葉,有一段約二十餘年時期,馬來半島和群島東南亞地區(今天的馬來西亞和印尼)的英荷勢力範圍,由於歐洲政局的動蕩而不穩定。拿破侖戰爭時期,法國佔領荷蘭,拿破侖委其弟路易士為荷蘭國王,荷蘭王子威廉逃亡到英國,英國政府和東印度公司在威廉同意下接管荷蘭在海外的領地,以阻撓拿破侖建立環球帝國的野心,在海洋東南亞,英國人接管馬六甲是一個步驟(這是1795年的事),攻取爪哇(1811年)是另一項行動。

馬六甲在受英國公司保護管治(所謂protective custody)後,被置於檳島管轄內;東印度公司在取得威省之後,逐漸改變萊特主治時期對檳島愛理不理的消極態度,甚至把檳島的行政地位提高到首邑(presidency),與印度三首邑平等。檳島主政官在那幾年頻密換人,個個都很忠於檳島利益,印度公司總部遂浮現一種主張,就是要拆毀馬六甲的堡壘等防衛設置,拆毀碼頭,把具生產力的人口移往檳島,一方面藉以提升檳島的經濟力量,另一個考量是馬六甲將來會花落誰家前途未卜,先發制人將它毀掉,可防來年檳島在馬六甲海峽要面對一個強勢的對手。這裡面主張摧毀馬六甲最力的人,就是羅柏華蓋,而極力主張保存馬六甲的城堡和港口的,則是在馬六甲總共居住了23年的另一個華蓋;威廉華蓋不但向印度總公司呈文,還組織當地商人聯署陳情,結果被馬德拉斯方面彈劾,簽發彈劾信的就是萊佛士。

毀城棄港政策往返討論了幾年,1807年才真正動手,但城堡營建容易拆毀難,進度緩慢。1808年萊佛士從檳島南下馬六甲養病,親睹當地民情,方始覺得毀棄政策不妥當,於是修長書向印度政府進言,印度大總督閔都倫爵(Earl of Minto)是他的恩公,萊佛士一點即通,馬六甲在葡萄牙與荷蘭統治下始建的許多公共工事才得以保留下來。(去年底有個新雜誌問世:Heritage Asia,創刊號有馬六甲特輯,內文說威廉華蓋下令摧毀堡壘,幸有萊佛士加以制止,這說法簡單化,對華蓋不公平。)

萊佛士在馬六甲養病時,住在主政官官邸,算是華蓋的客人,華蓋還是工兵隊長時,收養了一個馬來姘頭,她為他生了四個孩子,三女一男,升任駐節官後入住官邸,生活就比較單調和寂寞了。他在官邸後面闢了個獸苑,其手下本地人為他獵捕蒐集珍禽異獸和花木標木;那個時期歐洲動植物學的分類法還未上軌道,瑞典生物學家林內斯(Cari Linnaeus, 1707-1778)的拉丁文雙名符分類命名法還不普及,華蓋的研究就比較常識化。

此外他還僱請當地華人畫師用水彩把這批飛禽走獸和花卉寫生描繪下來,然後連同標本和科學說明寄往孟加拉亞洲學會(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的前身)。他後來駐節新加坡,政務繁忙,就較少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萊佛士那年在馬六甲養病,與華蓋同住,肯定見過後者的博物收藏,然而在過去近二百年裡,萊佛士在博物學研究方面的成就卻較有名氣,甚至《阿都拉自傳》的作者(在馬六甲時還是個少年)對萊佛士收集博物標本的記述,也遠遠超越過對華蓋的記述。早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東方的官員,頗有不少對亞洲這個新世界的自然和人文事物下過研究工夫,其中當然不免含有通過科研打造帝國的隱議程,在這方面萊佛士是個佼佼者。此中萊佛士比華蓋享有較高的歷史地位,雖說與他後來的官階和成就不無關係,他也確實做出具體的成績(如一部爪哇史和發起組織倫敦動物學會等),興趣也比較廣博。

威廉華蓋則似乎運交華蓋,總是被華蓋星罩住難以伸展,他後來告老退休返回蘇格蘭,曾經呈函向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爭討開發新加坡的功勞,也碰了個大釘子。他在馬六甲把標本和分類說明寄往孟加拉學會,很多資料都被束之高閣,別人到學會辦公室翻查文物,把華蓋的資料改頭換面另行改寫,發表出來之後,“發現”的功績就歸給他們,這些新動物植物的學名就掛上篡改者的名字,這些人中就包括了萊佛士。

1993年,倫敦蘇富比拍賣行(Sothebys)拍賣一批博物學繪畫,賣主是皇家亞洲學會,他們要籌款修葺會所,所以讓出被認為價值較低的藏品,這就是當年華蓋從半個地球外辛苦蒐集得來的畫作。客觀評估的話,這批為數477幀畫作的科學價值並不高,當年那些畫匠並不瞭解科學標本畫的要求,動物的姿勢僵硬,周遭生態環境不相配,比例失調,透視法錯誤等等,然而對馬來半島的人來說,卻有一種特殊的歷史價值。這批畫被一個新加坡人Goh Geok Kim 購得,現藏於新加坡歷史博物館。


星洲廣場‧作者:張景雲‧2004/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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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咖啡的血淚控訴


在世界殖民地文學史上,在不同地域不同時期,偶爾會出現一部著作,引起宗主國的社會巨大的思想震撼,重新發見被貪婪蒙蔽的民族集體良知,並且在施政上改弦更張。西班牙傳教士迪拉卡莎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的《(西)印度毀滅述略》(寫成於1542年,出版於1575年)記述他目睹西班牙征服者在中南美洲實行的大規模種族滅絕惡跡,表面上是獻給國王的陳情表,實質上是傳播給整個基督教世界的訴求,它無情的暴露和譴責了殖民者的暴行,也改變了殖民地史的寫作規範,更促成了西班牙殖民統治法律制度的逐漸改良。

在東南亞,荷印安汶大屠殺曾經在啟蒙時代的英國引起一場外交和思想騷動,卻似乎沒有產生可歌可泣的作品;來到20世紀初葉,荷蘭作家盧洛夫斯(Madelon Lulofs)的兩部長篇小說:《苦力》和《橡膠》,狀寫殖民統治給奴役者和被奴役者所帶來的相似的精神麻痺,但此時世界殖民主義勢力已進入強弩之末階段,這兩部小說也只是在荷蘭引起一陣輿論騷動而已。穆達杜里(Multatuli)的長篇小說《麥斯‧哈維拉爾》(Max Havelaar)在荷蘭所引起的反響則較大,此書暴露了荷蘭在爪哇實行強制性經濟農作物耕種制度下的飢荒、貪污和剝削情況,給荷印殖民地統治階層敲響警鐘,促成了農耕制度和土地政策的改革。

《麥斯‧哈維拉爾》出版於1860年,當時正值荷蘭在東印度(今天的印尼群島)的殖民統治勢力如日中天的時期,這個宗主國對外實行壟斷貿易,對內實行與農奴無異的強制農耕,壓迫當地人民,從17世紀起大約兩個半世紀下來都不手軟。爪哇在萊佛士主政時期(1819年之前)曾經見過較為開明的土地與農耕政策,荷蘭人重臨後實行強制農耕制度,規定農地主人必須耕種巴達維亞殖民政府所指定的經濟作物,而被迫放棄稻米等主食的耕種;最初是種植咖啡,以應付歐美國家對這種時麾飲品原料的殷切需求(這種制度稱為koffiestelsel),後來強制農耕範圍擴大到涵蓋蔗糖、藍靛草等,這種農耕制度是為了滿足宗主國掠奪經濟資源的欲望,為大財主和買辦階級製造財富,然而卻違反了民以食為天的自然經濟原則,造成大規模的飢荒,也滋長了當地貴族與殖民官員間的貪污舞弊。

《麥斯‧哈維拉爾》有個副題:“荷蘭商行的咖啡拍賣”,它所寫的正是咖啡這種熱門產品強制耕種所衍生和牽涉到的種種行政與社會黑暗面,從某個角度說,這是一部紀實小說,因為整個情節都是作者的切身經歷,只是小說用第三人稱手法寫成。作者化名∕化身為主角,然而書中卻有不少夫子自道式的章節,發表作者對各種社會制度的議論,其實整部書根本就是一本不同體例的陳情書,內文誌明獻給荷蘭當軸(特別是殖民地部長),作者希望通過本書為自己在爪哇官場的遭遇伸冤平反。

“穆達杜里”在爪哇方言是“我受夠了”的意思,他原名爹克(Eduard Douwes Dekker),於1820年誕生於阿姆斯特丹,12歲時入讀荷京拉丁文學校,準備將來跟隨兄長進入教會任傳教士,但他顯然沒有實現願望。18歲時他隨父親出航東印度(其父是船長),進入巴達維亞政府總審計司署任職,他盡管常會做出一些警世駭俗的舉止,但還是很快就遷陞,說明他是個相當幹練的人。他首次外調是於22歲時被派往蘇門答臘的拿達爾擔任縣長,他在這窮鄉僻壤一人身兼警長、法官、出生∕死亡∕婚姻註冊官、郵局長、米鹽舖經理、稅官、拍賣官和書記等;此後他曾被派至別的一些地方擔任類似官職,包括安汶這個首府,在當年的荷屬東印度官場,他算是官運亨通的。

32歲那年他攜眷返回荷蘭度長假,3年後他重回爪哇時被任命為西部鄉鎮勒巴克(Lebak)的副駐節官;荷蘭殖民地官員的任免通常是由巴達維亞的一個高層委員會集中處理,他的任命卻是當時的總督梵吐伊斯特(Van Twist)親自簽發,顯見他受器重之一斑。然而他在任不到3個月就憤然辭職,此後直到去世。他在爪哇或荷蘭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自己的名譽和官職(包括俸祿)平反。

後世學者研究荷印歷史,或是解讀《麥斯‧哈維拉爾》之後兩相印證,一般都認同爹克在勒巴克被逼離職,是由於他得罪當地士紳和殖民地官員勾結起來的既得利益集團,而這也是他的前任者黯然去職的原因。他在書中也描繪了當地農民生活水深火熱的某些面向,反映出他深沉的人道精神,這些也與他身後浮顯出來的特立獨行的性格相契合。

爹克於39歲時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寫成此書,隨後交給一位名作家兼律師兼出版商範連內普(Jakob Van Lennep),後者為迴避官司麻煩,把書中多數真實人物改換了姓名,出版時還把版權據為己有。他於1857年從荷印返回歐洲,浪跡四方謀生計,除《麥斯》之外還寫了別的“不值一提”的書;此書在臨面世之時,他給範連內普開了四個條件,如果殖民地政府能恢復他的名譽和官職,以及給予他適當的賠償,他可以不出版這本小說;他在這個問題上是矛盾的,但他不是偽君子,他把只要求平反的話說得明明白白,寫在書裡和給出版人的信裡。真君子也要吃麵包。(後世學者對這問題當然也多所爭議,同樣是分成然否褒貶兩個陣營。)

《麥斯》出版後,荷蘭政界紛紛議論,文學界也對這部藝術手法相當創新的小說熱烈討論,爹克可說憑此書一舉成名,然而他的生活境況並沒有改善,他繼續寫書,最後以67之年死於異鄉德國。《麥斯》出版後兩年(1862),荷印政府廢除胡椒的強制農耕制,嗣後相繼取消強制農耕制的農作物範圍包括丁香和肉豆蔻(1863)、茶葉(1865)、煙草(1866)等等。1870年荷蘭國會通過土地改革法令,推行所謂的自由農耕政策,准許私人公司或個人申請長期地契和自由耕作。

《麥斯‧哈維拉爾》作為一部長篇小說的藝術價值如何?它給予讀者的第一個印象是大雜燴結構,包含著很不調和的寫作手法,有小場景的寫實描繪,有高度抒情的心理刻畫,有各式各樣的官場公文,有社會現象或文化課題的哲理探討,有列表和私函,不一而足,堪稱變幻無窮,讓讀者對主題時幻時真捉摸不定。在19世紀的歐洲文學界,這無疑是創新的現代主義的先聲。華萊斯在《馬來群島》(1869)裡表示他不欣賞此書,他不是文藝作家,在這方面態度較保守;60年後勞倫斯就很看重此書,他點出“真實”的特點,這特點,用20世紀的中國文學現象來作喻,就像鴛鴦蝴蝶派作品流行時,突然出現《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這類“直面慘淡的人生”的作品一樣。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炎方叢脞.張景雲.15/0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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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孤的原鄉


香港街邊小食舖有賣一種甜品,食品牌上說是西谷米,我知道那原料就是我們叫碩莪的東西,只是中間那個字,無論是簡體的谷或繁體的穀,跟米字聯繫起來,總是產生與實物很不一樣的聯想。我們把凡是小顆粒狀的食物都叫做米:花生米、蝦米、蒜米等等,猶之英文的pearl,西谷米就是Pearl Sago,這就是大多數只見盤中餐而不知粒粒皆辛苦的消費人(我第一個報上名字)所熟悉的形狀。從西谷米還原到碩莪樹,或者想像如何把一棵碩莪樹變成一小粒一小粒的西谷米,那過程確是件又簡單又神奇的事。

香港西谷米的原產地是南洋,這南洋是印尼和馬來半島,我們看有關半島和群島東南亞的老書,到處可看到有關碩莪的記載,譬如公元1519年隨麥哲倫作環球航行的意大利人皮加費塔(Antonio Pigafetta)的著作裡,就記述了在香料群島土人吃碩莪“麵包饅頭”的情形:“他們吃一種從狀似棕櫚樹的樹上做成的饅頭,他們從樹上砍下軟木,抽出一種大黑刺,將它們搗碎,做成饅頭。”比這更早的記載見於中國明朝鞏珍的《西洋番國志》,他是明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9年間,跟隨鄭和下西洋歸國後寫書記錄見聞的三名隨員之一(另二人是馬歡和費信);此書〈滿剌加國〉章有記:“山野有樹名沙孤,鄉人取其皮搗浸澄濾成粉丸綠豆大晒乾名沙孤米,賣與人做飯”。有些書上說南印度也有產碩莪,泰國以北中南半島各國有無產碩莪,著錄中皆未見。

所謂賣與人做飯,這飯字當然是借用的引申說法,就像西洋人著錄中所說的bread,只能權且譯作饅頭或麵包,其實跟麥粉都沒關係,而是碩莪棕櫚樹身內的木髓揉捏成的團狀物。這“麵”團是碩莪加工後的最初狀態,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碩莪食品跟這澱粉團相去甚遠,很難想像500或300年前摩鹿加島民或婆羅洲內陸山民是如何煮食這種食物的。

這是19世紀末英國博物學家的妻子安娜.福柏斯(Anna Forbes)探險記里有關的記述,說的是在安汶(Amboina)的見聞:“那些男人在吃一種像是用木鋸屑做成的銹色糕品,從某個意義上說它們確是用木鋸屑做的。”數百年前海洋東南亞的山林居民多數是以收集森林產物和狩獵為生,港汊居民則做海商或海盜行當,無論定居或航行,碩莪麵團都是最方便的食品,因為它主要成分是澱粉,含醣量高,最重要的是具麵筋的粘性,可儲存一兩年不壞(想像華人的年糕),可塑性高,成塊成團成條成珠悉聽尊便。

東南亞原住民古早所採食的碩莪,都是來自半野生的棕櫚,一棵碩莪棕櫚需要大約15年才開花結果,結果后就枯死,山民就是在開花前從根部略高處將它砍下。由於這種主糧容易取得,無論是收割或烹煮都不太費勁,山民都靠它來果腹,稻米農業的發展就很滯後。由於偏食而造成營養不良也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安娜、福柏斯這樣形容安汶的兒童:“健康的兒童很少見,絕大多數肚皮不自然的浮腫,這是由於主食碩莪一成不變,碩莪粉團經過一次烘焙成團之後沒有再加工就可取食。他們的四肢瘦得可憐,每根肋骨都凸出來,表情也隨這不健康的狀況而顯得沮喪。”

華萊斯(Alfred Russel Wallace)的名著《馬來群島》對碩莪的採割、烹煮等過程有頗為詳盡的描述,他也對碩莪作為一個地區的主糧,作了相當有趣的微觀經濟的觀察;他說,看到一整棵樹,大約20呎長,4或5呎圓周,經過如此少的加工就變成食品,實在是件令人歎為觀止的事。接著他作了一個我可能需要計算機幫助演算的應用題,這裡就撿一兩點來說:一棵樹可製成30袋麵團,每袋可製成60塊碩莪“糕”,一個成人大約每天只需吃5塊“糕”,1年共需1千800塊,一棵樹可供應一個成人一整年的食物。兩個男子砍伐一棵碩莪粽櫚,將木髓淘洗過濾和揉捏成生麵團,需費兩天時間;5個婦女再加工將這生澱粉烘焙成熟麵團,需費5天。當年香料群島的工資每天5便士;他的結論是,碩莪產區的居民生活素質比稻米產區的人較差:“此地很多人既不種蔬菜也不種果子,完全靠吃碩莪和一點魚過活。”華萊斯是與達爾文同時而獨立的發展物種進化論的英國科學家,他在19世紀中葉花8年時間在荷屬東印度群島往返航行探險,採集種植物標本和觀察研究。

像東南亞的很多種棕櫚樹那樣,碩莪棕櫚也是全身都有用處,而華萊斯記述碩莪澱粉的製作過程,就提到碩莪樹身軟組織從擊搗、搓捏、淘洗、過濾到烘烤、篩分等,每一工序都是貼身取材,用樹身的各個部分作為工具和器皿,不假外求。

此外其葉梗、葉柄、乾葉等,又可以蓋屋頂、編牆壁、織籃箱、鋪地板等等。我們所熟知的“阿答”葉,多數來自尼巴(Nypa)棕櫚,唯也有採自碩莪棕櫚。東南亞棕櫚品種很多,馬來半島就有二百多種,碩莪棕櫚學名Metroxylon;談到名字,有一事不妨一記,英國人所說的婆羅洲島,印尼正名為加里曼丹Kalimantan,這名字是從lamatan訛變而來,在原住民語言裡,這個字指的就是碩莪澱粉。

再談“賣與人做飯”,五百多年前這種買賣恐怕只是一個小地方內部的市集買賣,到了19世紀初葉,碩莪這種能久存的植物澱粉,特別是篩抖成小米珠形狀的,已變成歐洲殖民地宗主國社會的奢侈副食品,另一種原料貿易遂又形成。華倫(James Francis Warren)研究19世紀蘇祿群島島民對外關係及民族意識的演變,其巨著內就有多處談到島民販運碩莪到新加坡這個新興的轉口貿易港。新加坡牛車水區有一條以碩莪為名的街道,今已不存,20世紀初葉與鄰近的恭錫街都是著名的紅燈區(“公館街”),有個時期也是棺材街,但它取名碩莪廊,是因為1840年代此地有好多碩莪;“到了1850年,新加坡共有30家碩莪廊,每年總產量8千噸,其中大多數開設在碩莪街一帶。”這是Victor Savage和Brenda Yeoh研究新加坡地名專書所記的故實。

從主糧到副食品,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碩莪形狀;摻和黑糖漿和椰漿的碩莪米甜品,還有Kuih lapis、bubur caca和碩莪布丁。據Alice Yen Ho說,碩莪還可作配料,如馬來人炸脆“蝦餅”就用其澱粉做底,不一而足。有人說“嘆”咖啡何必知道咖啡的來歷,如此則不知“茶餘飯後談資”這意思如何而來;至於我自己,我因為曾經在唐林先生面前鬧過關於碩莪的大烏龍(唐林兄嫂移居沙巴前不時請我吃飯),所以翻找些資料來補償前愆,這篇蕪文就致贈唐兄。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炎方叢脞.張景雲.29/0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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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砵威到十八丁


我有兩個來自十八丁的朋友,一位是畫家,一位是退休中學數學教師,但他們的家庭在他們少年時代就遷離這個衰落了的港口,對它印象不深。最近讀到有人提起這地方的名字,而且還著意鼓勵讀者前往一遊,是在Robertson Collins的文集裡;此人是來自美國的一位古蹟保護專家,現在給新加坡旅遊局擔任文化旅遊顧問。依他所說,十八丁並不是人們印象中那樣的死水一灘,小小的市區已呈現新面貌,就連銀行自動提款機也有幾台,可見市場頗具生機。

十八丁(Kuala Sapetang)在殖民地時代舊名叫砵威(Port Weld),在馬來半島的開發歷程中曾經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但是它的風光歷史極為短暫,它的經濟作用很快就被釜底抽薪般的廢掉,沉淪在歷史的塵埃裡。十八丁港口是夾在兩條河(十八丁河與拉律河)之間,兩河出口的三角洲及周圍海岸,包括堵住出海口的洲島Pulau Kechil,全被茂密的紅樹林覆蓋著,這個“全世界最大”的紅樹林沼澤地,為十八丁港口的經濟轉型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十八丁的歷史必須從太平說起,因為十八丁這個港口是為了輸出太平及附近地區的錫產而興建,從太平到十八丁大約距離8英里,英國當局在這裡舖設了一條鐵道,這是馬來半島鐵路網開發之始。太平(拉律)地區錫礦的發現(應該說重新發現,因為前此數百年來,葡荷英等海商與半島土著民貿易,早就有錫這個項目)始於1840代年,隆佳發(Long Ja’afar)不久從檳城帶進華人苦力來開礦,而此地錫米運到檳城轉出口,最早的記錄是1844年。(邱家金∕李永球∕黃麟根)嗣後將近50年裡,拉律地區是半島最大的產錫區,後來才被近打區、吉隆坡和蘆骨等地超越。

早年拉律地區的錫產,是用牛車沿森林邊的泥路運到威省,再用船運過海到檳城,而錫礦的生產工具和民生物質,也是由檳城沿此路運送供應。1874年第二次拉律動亂結束後,河清海晏,錫礦業高速發展,到1878年,拉律地區共有80個礦場,僱用礦工6千843人。到此時運錫米出檳城的路途已有所改變,就是把錫米設法運到最靠近的海岸渡口二關(Telok Kertang),然用用船運到大約50里外的檳島;從拉律到十八丁有兩條路,一條是沿拉律河邊的泥路,用牛車。 馱載,另一個方法是用平底駁船沿拉律而下。然而隨著錫礦產量的持續增加,這兩條路都不足以應付需求,英國當局遂在這裡舖設了半島的第一條鐵道,並在其西端終站建造了一座碼頭。

十八丁是個小島,它被選為新港口的所在地,因為它比二關較近海口,錨泊較深,可供較大的海船靠岸。當年英國當局手下缺乏有經驗的鐵道工程師可以監督施工,於是決定委任錫蘭政府舖設這條鐵路,以便竣工後才交給霹靂政府,孰料由於礦場對勞工市場的吸力更大,僱不到勞工來舖鐵路,所以最後又要向錫蘭引進勞工,只是請來的是兩師工兵。這條只長8英里有餘的鐵道,費了4年時間才建竣,而於1885年6月通車;同時啟用的砵威是以當年的海峽殖民地總督威爾德(Sir Frederick Aloysius Weld,任期為1880年至1887年)命名。

太平至砵威的鐵道通車後,砵威的港口設施生意興隆,吞吐量大增,從這裡輸出的除拉律地區的錫米之外,還有皮革、咖啡、蔗糖和金雞納,進口的則是日益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生活物質;最興旺時連近打地區的錫米也通過這個港口運出,而為了應付錫產增加的需求,太平鐵路線於1889年/1890年間延伸到甘文丁。1890年代初,近打谷的鐵道網開始發展,最先是從打巴路16碑至安順的20哩路段,於1893年建竣,接著是從怡保南下打巴路16碑的34英里路段,於1895年通車。直落安順是個內陸港,它位於霹靂河的河口(其上游是霹靂河與近打河,兩河至安順以北不遠匯流),其三角洲地帶是條曲折蜿蜒的遼闊的河口;港口加上鐵道,為霹靂南部近打區域的錫米出口提供了完備的運輸網。

拉律地區錫礦開發之初,華人礦工是用較原始的方法,用水筆沖洗礦地表層泥沙,到表層錫米淘完之後,就另找礦地,因此拉律地區的錫礦到1890年代後就開始被廢棄,許多礦工轉至近打地區或更南邊的吉隆坡營生,拉律的錫礦要待至20世紀初年用較先進的機械挖礦方法後才再現生機。然而那個時候,砵威的輝煌時代已經過去,從近打鐵道線開發時開始,這個港口就進入了開始衰落的階段;砵威是屬於鐵道局的企業,鐵道局銳意開發半島的鐵道網,把貨運服務轉移到別的地方,砵威就注定要日薄西山了。

砵威這個海港不能發展起來,除開前述經濟因素之外,還有個自然地理因素,簡賅而言就是霹靂州這段海岸線為淤泥充塞,各條河流沖流下來的泥滓沙礫沉澱於河口海岸,為紅樹林提供了極佳的繁殖生態環境。十八丁港口一帶的海岸線,南北數十里全是茂密的紅樹林沼澤,出海口水道淤淺而狹窄,要發展為現代化的海港是沒有條件的。從這個角度看,砵威的衰落算是“自然死亡”。

紅樹這種樹能繁殖在淤淺的海岸,因為它能耐鹽水,不過鹽度不能太高;它還有一種本領,根鬚能從樹幹和樹根向下伸展,形成高蹺狀根叢,既牢固了本身,也為各種生物提供了生存環境。世界各洲都有紅樹林沼澤,然而紅樹∕紅樹林的名字卻是起源於東南亞;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商人和探險家最初到東南亞時,稱紅樹林為mangue,或manguezal,或manglares,這是從馬來語的mang-gurm變化而來,這個馬來字的字根則是阿拉伯語的el gurum,而英文的mangrove則是從萄文∕西文演變而來。十八丁港海岸的紅樹林為這一帶的居民提供了另一種生計:過去近整個世紀,居民就地取材,用平底船到紅樹林裡砍木材,運回來燒成火炭,運出檳城、半島,遠至新加坡;今天在十八丁,最引人注意的地方,除了海鮮餐館之外,就是這些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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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靛:歐亞物流史一頁


檳島蓮花河有一幢老屋,經新業主修復後冠以“藍宅”的雅號:The Blue Mansion∕La Maison Bleu,這就是名聞遐邇的張弼士故居。我少年時代這老宅是個“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大雜院,不管步行或騎腳車,路過這裡都不敢稍作逗留;今天看到它經過翻修後煥然一新,猶之枯樹逢春,展現一片生機,令人心頭感到無比寬暢。新女主人Lin Lee Loh-Lim的專書對修復工程有相當詳細的記述,其中關於外牆的一節,說是用來自印度的藍靛(品名indigofera arrecta)攙和從中國輸入的桐油,再調入灰泥石膏作料來粉刷,可見工料毫不克儉。

在歐亞物流史上,藍靛是個常見的貨品,在歐洲中古以前的文獻裡,indigo是個充滿神秘的東西,然而在它的原產地,比如亞洲的印度,以及非洲和中美洲,原住民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普遍用藍靛做種種用途。歐洲人懂得大量使用藍靛來染布料,大約是在13世紀,也就是藍色成為社會上的流行顏色之後;當然在這之前,亞洲的許多物產,像摩鹿加的肉豆蔻,斯里蘭卡的肉桂、印度的胡椒和藍靛,都已經由海洋商人、駝隊商旅、旅行人、探險家、朝聖者、傳教士等等,以接力的方式,一個驛站接一個驛站的從“神秘的印度”輾轉運到意大利的熱那亞和威尼斯,然後分散到歐洲各地。

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已經接觸到藍靛,他們知道它來自印度,由於它的來貨形狀像是塊大磚頭,堅硬無比,以為它是開礦開採出來的石頭,就稱之為“印度之石”(拉丁名lapis indicus或indicum);我們所說的indigo,則是英國人殖民統治印度後,變化而來的英文詞。藍靛(indigofera tinctoria)其實來自一種草本植物蓼藍,這種植物只適宜在熱帶生長,印度品種只高二、三英尺,製藍靛時摘取其嫩葉,煮沸後讓它發酵,然後壓搾成塊狀如磚頭,呈深藍色,不見葉莖纖維,因此歐洲人一直當它為一種藍寶石,直到16世紀在中美洲發現藍靛草才恍然大悟。

藍色未在歐洲各地流行之前,歐洲人染布、裝飾、繪畫等等也用藍色,但那是天然的藍而不是合成的藍,那些世紀裡從印度輾轉運來的“印度之石”,價格也像肉豆蔻那般昂貴,只有王公巨卿富賈大將之流才有資格用它來染布料。藍色成為流行色之後,歐洲已發現本土的藍色染料植物菘青(woad),但是兩相比較,藍靛色質遠比菘青沉實十倍,菘青染色極易退色;儘管如此,藍靛物以稀為貴(價昂貴),兼且貨源不定,因此有大約兩三百年時間,各呈優劣的藍靛和菘青在歐洲爭奪市場,後者質劣卻佔上風。

菘青作為本土產品,從農民、中介商、染坊、地方稅官、裁縫匠等上下游聯成一線,形成堅固的既得利益集團,對官府施加政治壓力,因此在14世紀整百年裡,歐洲各大城市紛紛頒布法令,禁止染坊用藍靛染布,法國數城市的禁令甚至規定違犯者處死刑。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西班牙殖民者在中美洲群島區發現藍靛草,開發農場用農奴大量種植,歐洲的市場形勢隨即急轉直下,過去兩百年裡不少城市專靠菘青起家發達,有些菘青商人甚至富可敵國,現在面對質佳價廉(因用農奴生產,即使由海外輸入,價錢仍然較低)的競爭,菘青市場全線崩潰,各城市相繼撤消禁令讓藍靛合法化。(關於富可敵國之說,證之法國內戰時,法蘭西斯一世被俘,查理斯五世索巨額贖金,由杜魯斯菘青商人庇耶伯尼做保人,此1525年之事。)

就在歐洲人在中美洲發現藍靛草,大舉種植以輸入歐洲,讓歐洲人大開眼界,發現藍靛原來是提煉自植物之同時,達伽瑪發現好望角,阿拉伯海∕印度洋上的東西航線也被開發,印度的藍靛從此可從海路大量運往歐洲。印度藍靛質地比中美洲產者較差,貨運海路也較遠,然而在歐洲市場還是能站穩腳跟;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都在印度藍靛生意插上一手,但是貨源不廣,兼且面對印度斯坦∕中亞∕阿美尼亞的傳統駝隊商旅的競爭,葡萄牙人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相繼知難而退,僅剩下荷蘭東印度公司奮戰,這就是17∕18世紀之交印度藍靛農民在荷蘭人促使下大規模種植藍靛之始。印度藍靛生產一路來主要供應境內需求,只有少量讓駝隊商旅帶走,這是自然經濟形態,兩家東印度公司是商家,所從事的是資本累積經濟,他們的需索對印度藍靛農民形成極大的壓力。

種植藍靛對印度農人是風險頗高的選擇,一般而言一塊田地種藍靛草只能種三、四年,由於這種草本植物很快就使土地貧乏枯竭,幾年之後田地就要投閑置散一段時日,讓它恢復生機;況且藍靛草對雨水非常敏感,雨量稍微多就要歉收。此外只有第二年的收成才能配給荷印商人供外銷,這一年藍色質最豐沛,第一年和第三年的就較差,只能供內銷,利潤拉長補短,到頭可能白辛苦一場。種植藍靛也需要一筆可觀的成本投資,各種初步提煉所需的工具之外,採摘藍靛葉是個勞力集約的勞作,得僱請大批短工,一個農民家庭的全部成員出動也應付不來。

由於藍靛草對土壤的破壞,種植藍靛草常需要整個村莊的農戶商議以達致集體決定,而批發產品也涉及某種集體的機制。印度農民一般都很貧窮,仰賴農村高利貸者(shroffs)提供生產資金,整個農耕∕融資∕銷售制度形成一種複雜而難以解脫的關係,對農戶造成層迭盤剝的壓迫。凡此種種,都要求讀史者在貿易統計數據的表面下往深挖掘,以看出史冊深處的血淚來。

東南亞(半島和群島)的藍靛種植業顯然規模不大,在馬來半島,根據N.B.Dennys的“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British Malaya”(1894),百年前種植藍靛草的主要是華人,歐洲人不見有涉足此業。19世紀末葉,商界利用先進的化學知識研製新的人造染色料,德國化學家拜耳(Adolf von Baeyer)於1878年發現合成人造藍靛的方法,大財團利用其化學方程式大量生產以供工業用途,天然藍靛於是逐漸式微;今天在馬來西亞,恐怕只有像陳耀威、莊若這類人才會在想到天然藍靛時感到無比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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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羅的兩宗遺產


怡保有一條休羅街,以之命名的那位休羅氏(Hugh Low)在霹靂的發展史上是個重要人物,英國當年在馬來半島開始干政即是最先從霹靂下手,而休羅於1877至1889年在霹靂任駐節官時的施政,從行政的規章制度到對本土冑庶的懷柔政策,為嗣後進一步組成馬來保護邦(後來的馬來聯邦,華人俗稱四州府)奠下基礎。英國干政是從美芝(J.W.W.Birch)受委為霹靂(當年是個獨立的蘇丹王國)駐節官開始,此人施政手段強悍,在任年餘即於1875年底被刺殺;主政官位置接相繼由兩人署理,一年後這燙手山芋才交到休羅手上。(吉隆坡雪華堂前面的道路舊名為美芝路,建國後易名Maharajalela,這其實是官職名,在霹靂王室傳統中位居八大庶卿之首;當年的Maharajalela涉及美芝刺殺案,被英國人放逐到非洲,易名之舉猶如平反,“你的叛徒是我的英雄”,後殖民論述的勝利。)

休羅到霹靂時已經53歲,走到他殖民地官員生涯的晚期,後來的情況發展卻證明這才是他事業的巔峰期,與此相比,他在納閩(Labuan)當各種事務官長達29年,就顯得黯淡無光了。休羅其實和怡保沒有甚麼特殊的直接關係,他擔任駐節官期間,駐節地(Residency)是設在江沙(Kuala Kangsar),其時正值近打河流域錫礦蓬勃開發,怡保和甲板、務邊都還是規模相侔的錫產地,到它突飛猛晉並終於成為行政首府時,休羅已經退休並且離開馬來半島了。

霹靂王室內訌,王親國戚爭奪經濟資源,英國人對馬來人政統缺乏瞭解和尊重,從錫蘭派來一個被後世史家苛評為過度狂熱(fanatic)的美芝擔任駐節官,一開始干政就遭遇重挫。霹靂駐節官一職成為燙手山芋。空置年餘後找到一個30年官宦生涯被認為乏善可陳的休羅來填補,可見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部對控制霹靂並不抱太大期望,然而鬼使神差,霹靂政局和經濟發展從此就漸上軌道,為英治馬來亞在海峽殖民地(檳甲新)之外增添四州府保護邦穩住第一個組件。

英國人開始在馬來半島干政初期,有關政策經歷過反覆的計議和變化,作為政治試驗前線的霹靂,其駐節官在施政上擁有相當大的變通空間,休羅在任上充分運用他在納閩30年與土著民交涉的經驗,打好與王室貴族及庶民的關係。當年霹靂王室內訌頻仍,蘇丹權位不穩,王公間激烈爭奪經濟資源,駐節官在各方勢力間折衝樽俎,須能不亢不卑,剛柔有度;休羅在這方面不僅經驗老到,手腕高明,知性上他深刻瞭解馬來族的政治傳統及其背後的文化心理,感性上他對馬來人具有一種人同此心的感情,使他的管治減少了不少的人事紛擾。

本來駐節官的職權只限於諮詢諫議,然而政令發自王室則不行,須靠駐節官居間斡旋,在具體行政運作中權力逐漸轉移。英國人設立行政議會,讓王室的四大王公和八大庶卿都享有議政權,後來又加入庶民代表,包括華人甲必丹,由駐節官主導商議行政事務。休羅每天坐在官邸的長廊內辦公,接見行政議員以及有冤屈或糾紛的平民,片語解紛,令人折服。著名的維多利亞朝女旅行家柏德(Isabella Bird)在其名著《The Golden Chersonese and the Way Thither》(1883)裡,記述她於1879年到江沙駐節官府邸作客時,親睹休羅平日治事作息的情況;她說休羅坐在長廊辦公案後,兩隻他豢養的大猩猩Mahmoud和Eblis旁若無人似的在他身邊嬉戲,屋前哨兵靜靜換班,不遠處河水靜靜的流,“鎮日裡只有休羅先生的筆在紙上忙碌行走的聲音打破靜寂”。除了兩隻猩猩,休羅還養了一條獵犬,他在霹靂時只有這3隻動物與他為伴。

休羅在納閩30年的歲月裡,生活並不孤寂,只是感情生活為他帶來不少痛苦和煩惱。休羅於1824年誕生於英國倫敦近郊格烈普登(Clapton),父親是個富裕的花種商,他和弟妹都是受家庭教育;20歲那年,父親派他單身到婆羅洲來採集奇花異草的花種和樣本,在古晉他受知於砂越白人羅闍(White Raja)布魯克(James Brooke),兩人相知甚契,他不但從老羅闍身上學到一套實用的政治哲學,有時也從旁輔佐他。這個時期休羅還是個單純的植物學家,3年後他回到英國時,卻接到一份差事,那是在剛於1846年12月汶萊蘇丹在砲艦君臨下簽字割讓的納閩島上新設置的大英殖民地擔任政府秘書。他回英國只居停一年,期間寫了一部開風氣之先的《砂越的居民與物產》(Sarawak:Its Inhabitants and Productions)(1848),就回到婆羅洲來,開始漫長的殖民地官員的官宦生涯。

他的第一個妻子是英巫混血兒,岳父納庇耳(William Napier)是新加坡大財主,英文報Singapore Free Press的老闆;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妻子Katherine於1851年納閩發生瘧疾病疫時病逝。嗣後他與一個出身汶萊名門的馬來女人姘居,育有一女Lucy,這個關係在當時的殖民地官場引來不少風波,休羅本人的岳父兼上司、納閩總督John Pope-Hennessy不斷藉這題目找他的麻煩,一再向殖民地部告狀,不讓他升遷和加薪。休羅初到砂越時,很早就學會馬來語(文),那部《砂越的居民和物產》顯示他對馬來民族文化風俗的瞭解,而他的個人關係也說明他對馬來人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退休后把混血女兒Lucy帶回英倫,由他姐姐照顧。這種感情也反映在他的施政哲學上,他說,我們的任務是要勸諫,但首先我們得締造一個作為勸諫對象的(本土)政府。休羅和繼任者瑞天咸(Frawk Swettenham)聯手為英國人干政定下了“間接管治”的基調。

休羅初到砂越採集植物樣本時,用水彩畫了不少花卉標本畫,寫了很多科學筆記,發現了不少新品種,這些品種的學名都綴他的姓氏,這批標本畫當年遠隔重洋從東南亞運回英倫,現在仍典藏在克佑(kew)皇家植物園裡。1889年退休之前,殖民地部給他一個特別任務,利用他對婆羅洲事務的認識及其外交才幹,請他出面與汶萊蘇丹和砂越羅闍談判,以簽訂一份長久的保護關係協約;他住在汶萊國境邊沿時取得一本《汶萊王朝世系譜》(“Silsilah Brunei”),他把這本重要的爪夷字馬來文文獻譯成英文,加以注釋,發表在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的學報上。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炎方叢脞.張景雲.11/0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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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荖群島的海上浪人


我的老家在丹荖,這地方英治時期稱為Mergui,中譯為墨吉,今天緬甸政府樣樣事情脫英去殖,地方改稱Myeik,無論是舊稱或新名,丹荖都不是正當的對音。丹荖這名字是怎麼來的?原來丹荖這個老漁港是坐落在一條河口,這條河是從北方流來,在丹荖東面不遠處向西轉折流出安達曼海,這條河名叫Tenasserim,通譯丹那沙林,中國古籍也作顛拿沙廉、德林達依等。Myeik這舊名溯自Mrik,這是速龍語,泰語和孟語作Marik,緬語作Baik,中國古代著錄裡的美麗居和窊裡都是這名字的對音。

華僑所說的丹荖,是泰族勢盛時的流行名稱Tannau,這地區最古的名稱應該是孟語Naukasi,《四夷館考》的倒腦細是泰語訛變的Tanaos的對音,馬來語作Tanah Sari,《武備志》的答那思里為其對音,緬語作Ta-nen-tha。打開地圖來看,馬來半島以北是一條長長的地峽(古書稱為土腰者),最狹處是克拉地峽,而丹荖/丹那沙林這一帶,無論是海岸線或橫跨安達曼海和邏羅灣的陸地橋,自中古以來都是海洋東南亞的舶商和腳伕商旅互市貿易的地區商市,並且早在歐洲人出現之前,已經為東方兩個大市場印度和中國搭起了海陸接力的貿易橋樑。

丹荖海岸外有個丹荖群島,蕞爾小島星羅棋布,向南延伸到泰緬交界的海域,由此往西是另一個範圍更大的安達曼群島,那是屬於印度的領土,是英國殖民者留下來的另一個遺產。三百多年之前,從印度往東開發中華大帝國的貿易市場或尋找摩鹿加群島等地的香料貨源,孟加拉灣以南這個海域是必經的海道,今天即使緬甸軍人政府不是閉關自守了40年,在地球表面上怎樣東西穿梭往還,你也可以不必經過這個被時間遺忘了的地方。而以丹荖群島為補給地的海上浪人莫肯人(Moken),至今仍然過不知時間為何物的生活。

東南亞有三個海上浪人(sea nomads/populations aquatiques)聚落,分散在馬來西亞沙巴州蘇祿海沿岸、廖內群島至蘇門答臘東岸,以及丹荖群島;這些海上浪人人口不多,除莫肯人之外,其他兩聚落都是更大的族群的一個支系,同時除開海上生活形態所規定的特殊習俗之外,文化上與母族群是大同小異。此外,沙巴和廖內/蘇島東岸的海上浪人,在與現代生活接觸的過程中逐漸趨向靜態化(sedentary),在不同程度上過水陸兩棲的生活,或向陸居生活過渡。

在這三種海上浪人之中,莫肯人與西洋人接觸最遲,然而被研究調查卻最早。1826年第一次英緬戰爭結束並簽訂《楊達波條約》後,南緬甸被割讓給英國,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加爾各達管治,由此時起英國開始在丹荖群島的大約800個大小島嶼上測量勘查。這許多官方報告於1890年被彙編成一部今天已成為經典的文集“The Selungs of the Mergui Archipelago”,編者是G.Anderson。1902年,另一位英印殖民地官員W.J.S.Carrapiett乘搭汽輪從緬甸南下檳島,途中經過普吉(Phuket)南北幾個小島時,見到一些莫肯人的船隻,不過他當時並不熟悉普吉島的歷史,不知道普吉島的馬來古名叫Ujung Salang,1909年他給緬甸殖民地政府提呈的報告裡,卻稱這些海上浪人為Salons,這是緬甸人給莫肯人取的名字。從Selung/Salon的名字看來,緬甸人最先接觸到的莫肯人是從南方遷移上來的,這正與後來的學者所得到的結論契合。(至於普吉的名稱,Ujung Salang後來被英國人訛變為Junk Ceylon,泰國人今稱Ko Thalang即沙蘭島,Th=S。中國古籍裡此島譯名有養西嶺、色崙等。)

如果說Selung/Salon是外人給他們的名稱,那麼莫肯Moken應該就是他們的自稱了。每個民族都有創生神話來詮釋本族的來歷以及文化特徵,莫肯人的神話稱為《加曼大傳》(Epic Of Gaman),大約20年前由一位法國人類學家(Jacques Ivanoff)筆錄整理出來。根據此神話,加曼是個馬來航海者,他為原生莫肯人聚落帶來稻米,使原來靠挖樹根食澱粉的這些島民有米糧可吃,原生莫肯人的女王Sibian遂下嫁這位英雄,後來加曼與王妹Ken偷情,Ken被溺死(lemo),莫肯人從此放棄陸居生活,這就是莫肯人(Le)mo-Ken自稱本族名稱的來歷;究其意謂,頗類某種神話所述祖先犯天規遭天譴被逐出天堂的永恆懲罰。

東南亞海上浪人聚落的研究零零落落,惟也自成一學門,有不少研究成果也成為名著,其中莫肯人的研究方面,近30年有一對父子學者已經成為傳奇人物。法國人類學家Pierre Ivanoff首次尋訪莫肯人是在1957年,他從泰南海域偷渡入境,嗣後陸續到來,1973年那次遇海難溺斃;其子Jacques繼承父業,以泰國為基地,在緬甸軍政府仇外態度下艱苦從事田野調查,有幾部專著問世。Pierre最後一次採訪莫肯人,與平時一樣跟隨一支船隊,莫肯人上岸採集糧水土產或出海漂流捕水產,行止作息都是即興而發,遇海難是在大風雨的黑夜出海,數戶莫肯人盡皆無恙,唯獨Pierre溺斃,小孩們都諳水性,個個senang senang duduk di atas air。

莫肯人屬於南大陸語系人種,其祖先古早可能從海洋東南亞沿馬來半島西岸向北遷移,今天的莫肯人與廖內群島/蘇島東岸的Orang Laut聚落,大約有四成語彙相同,衍生自馬來字根。小Ivanoff於1985年估計丹荖群島的莫肯人總人口有5千,泰南海域的另一支Moklen只有一千人,後一支基本上已經改變為陸居。莫肯人上岸或出海,大體上依一年兩次季候風而定,出海時航向群島西向最遠的海面,在海上叉捕大魟和鷂魚,採集貽貝和烏賊,潛海撈取珍珠殼,水產曬乾後賣給華裔商人。他們若上岸避風雨,就充分利用森林或沙磯資源,挖蠔、牡蠣、海蚯蚓,採集班丹葉等。他們有時也種稻米,惟所產只供祀祭之用,食用的米是物物交易買來的;從百餘年前的記載可知,他們與華裔商人老早已建立一種共生關係,這些商人不時乘船尾隨莫肯人船隊,互市互助。緬甸軍人政府一直都很“保護”莫肯人,外人要考察研究都不容易,國際社會也有一些愛心人士把他們當作“受保護”人種,見到旅行作家要來觀察就諱莫如深。不過今天軍人政府的幕幔已揭開一小隙縫,准許某個旅遊社從泰國組織劃獨木舟探險團入境,看來莫肯人就要給放在旅遊業的“像陽具般的攝影機”鏡頭前了。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炎方叢脞.張景雲.25/0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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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哲倫與拉布拉布


皮加菲達(Antonio Pigafetta)所撰寫的《麥哲倫航行記》(Magellan’s Voyage)在世界航海、探險及交通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為盡管葡萄牙當年(16世紀中葉)的官方文書檔案對此次航行有明確的記載,然而若是缺少了皮加菲達的記述,航程中的諸多詳情就不會為世人所知。麥哲倫這次航行,是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環球航行,是平地說(flat earth theory)破產,人們想像向東或向西航行都能抵達原點之後的第一次試驗繞地球探險航行,是划時代的創舉,在交通、政治、商貿和科學研究等各方面都具非凡的開創性意義。

《航行記》是後世的簡稱,原書的題目,像大多數中世紀的書籍一樣,有冗長的獻詞,說明獻給某某恩公,主題上所標出的航行目的地則是“上印度”和摩鹿加群島,反映出航行的主要目的,是探尋香料(當年歐洲市場上最搶手的貨物)的原產地,以便在開闢香料航線上搶先鞭。

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葡萄牙文原名是Fernao de Magalhaes(1480-1521),出生貴冑世家,從年輕時就開始航海生涯,曾參加開闢印度西海岸商港航線,以及攻打馬六甲的戰役,唯當時尚無籍籍之名。1513年他在北非摩洛哥帶兵打仗時,因涉嫌買賣綿羊交易中打油水而失寵於葡國曼奴爾王(King Manuel),幾年後他向朝廷提呈繞道新發現的“新世界”美洲大陸向西航行到摩鹿加群島的計劃時,遂遭到葡王的拒絕。因此他便轉向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投效尋求資助,這就是他在西班牙旗號下帶領艦隊出航的原因。

麥哲倫於1519年10月率領一支五艘船的艦隊和為數270人的船員,從西班牙德納瑞夫港出發時,他並沒有想到他最終要環繞地球航行;1492年哥倫布首航發現美洲新大陸時,他站在巴拿馬地峽的東岸,設想只需要再航行19天(以當時的航行技術和速度來估計)就可以抵達摩鹿加!麥哲倫的艦隊在繞過南美洲以他命名的麥哲倫海峽後,用了98天時間才橫越南太平洋。三年之後,只剩下一艘船回到西班牙,同艦隊一起出發的船員則只有18人歸來。皮加菲達是倖存歸來的一人,麥哲倫則已經在菲律賓中部一場“別人的戰爭”中陣亡。

在麥哲倫艦隊裡,皮加菲達還不算是正式的船員,而是個“掛單”的觀察員。麥哲倫本人的航海日誌,以及接任的2位艦隊長的日誌,全都沒有保存下來;西班牙官方文書檔案裡的資料,就只是孑存的船艦“維多利亞號”靠岸後,塞維爾(Seville)地方官舉行聽証會時,最後1位艦隊長第爾卡努(Captain J.S.del Cano)的口頭報告記錄。

皮加菲達(1491?生)是意大利威尼斯人,也是個貴族,早年申請或在隨麥哲倫出航之前已經成為羅德島聖約翰騎士團成員,這些騎士仿如遊俠,僅對羅馬教皇效忠,整個歐洲都是他們的戰場,平時過的是“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的生活。皮加菲達於1522年10月返抵西班牙後,就開始根據3年來在航程中所作的現場筆記撰寫報告,以便呈獻給意大利的恩公,然而在接下來的歲月,他幾乎都是馬不停蹄的奔波,穿梭於里斯本、法國、(西班牙)曼圖亞、威尼斯、羅馬等地,因此他的報告也數易其稿,抄繕後獻給不同的大公邑主以邀青睞。此外在那個時期,歐洲人對於地球另一邊的情形全不瞭解,求知欲旺盛,這手稿就被輾轉翻譯和抄繕,在王公鉅卿的權貴圈子內流傳。

我手頭的一冊《航行記》,是根據1969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兩卷英譯本影印再版本,耶魯大學圖書館抄本室於1964年獲校友朋涅克(Edwin J.Beinecke)贈送一個珍本,由大英博物館古地圖室前主任史克爾登(Dr.R.A.Skelton)譯成簡潔典麗的英文,卷首還附有一篇詳明的緒論。耶魯抄本是法文本,是世上僅存4種手抄本之一,其“權威性”自然須要學術界鑑定;惟由於皮加菲達的手蹟以及獻給騎士團主公的原本皆已散佚,當年(1526年之前)的抄本之中現存的4種,3個法文和1個意大利文,就成為魯殿靈光的命根了。史克爾登在緒言中,對這4種珍本作了審慎詳盡的交叉校點,譯文盡管以耶魯手抄本為依據,惟各本互有長短,他就在註腳裡詳加說明。

皮加菲達既然是艦隊裡“掛單 ”的觀察員,在船上沒有正式的職務,就能專心觀察和作筆記,從他的書裡可以看到,他心細膽大,明察秋毫,又具語言天分,對異域山水禽獸以及風土人情,都詳加記錄。他的書中有4份“夷語”對譯表,採自海洋東南亞的有2份,1份是在菲律賓南部Cebu(宿務)蒐集,另1份則是在摩鹿加群島西北角小島帝陀雷(Tidore)採集,這種採風工作是由船上1名來自蘇門答臘的馬來裔奴隸擔任臨時通譯來協助的,此人有個葡文名叫Enrique。(“夷”是古代中國漢人對境外人具侮蔑性的稱呼,歐洲人也有類似態度,他們稱作Heathen People。)

根據西方學者的考究,菲律賓那份詞彙,所記的是Bisayan語,這支語言與馬來語同屬Austronesian南大陸語系,由於地域接近,區內海上貿易很早開發,在歐洲人出現之前,兩種語言已有相通之處;《航行記》法文手抄本謄寫人就因2份詞匯相似,在帝陀雷部分就把前表重抄一遍,幸虧意大利文本沒有紕漏。摩鹿加群島族群的語言則屬於南大陸(安汶/帝汶)語系,與印尼馬來語較接近。《航行記》裡摩鹿加語詞匯,學者都簡單稱為馬來語。

楊貴誼先生說“……間接記錄下來的屬於印尼麻魯古(Maluku)島上的摩力斯語(Moorish),那是屬於印尼地方語言的一種。”(楊文見《人文雜誌》2003年6月號。)

此處可以澄清幾句。菲南地區如棉蘭佬島,和摩鹿加群島這兩個地區,若說其中一地與摩爾人或摩爾語(Moor/Moorish)有某種關係,那應該是菲南,而不是摩鹿加,儘管最早到摩鹿加來開發香料貿易的是葡萄牙人,如本文所說的麥哲倫,就是在阿布奎克1511年中率艦隊從海上圍攻馬六甲,隨後於11月派遣阿布魯(Antonio Abreu)到摩鹿加刺探行情,以及阿澤菲多船長(Antonio de Miranda Azevedo)於1513年率領第一支葡國商船來交易之後,踵步而至的探險者。至於摩爾人與海洋東南亞的關係,則必須回溯到伊伯利亞半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伊斯蘭化,那是西曆第七世紀到第十一世紀間,幾乎整個半島被來自地中海南邊海岸(非洲北岸,即今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亞、伊斯蘭教徒稱此地為Maghrib,意為“極遠西方”地區)的摩爾人所攻佔和統治,整個半島稱為安達魯斯(Al-Andalus)。北非的Berber民族,在先知穆罕默德逝世不及200年內就皈依伊斯蘭教,他們是精明幹練的商人,在被天主教徒驅逐出西班牙之後,一部分人口向東遷徙,通往印度洋海道開闢之後,也遠度重洋東來,一部分流落在菲南;今天菲律賓南部的伊斯蘭教徒自稱是摩洛人,Moro就是從Moor訛變而來。(最後一說,取自馬來西亞社會學研究院MSRI的已故Alijah Gordon,我還未在西方學者的論著中讀到佐證的文字。)

補記:此文是去年底的舊作,是介紹《航行記》的書話,今略作補充。麥哲倫在菲中宿霧和麻當以強悍手段傳播天主教,在宿霧順利,在麻當島遭遇土王拉布拉布(Lapu Lapu)頑抗,在一次凌晨上岸突襲中寡不敵眾,征亡灘頭。今天麻當島港口有一方尖柱碑,銘文有兩個版本,一面迎合西方人觀點,一面則歌頌反侵略英雄事跡。每年4月27日,麻當島人民在海灘演出港灣退敵鏖戰場景,以紀念近500年前這段東西遭遇史實。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炎方叢脞.張景雲.16/0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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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天咸翻越過主幹山脈自西徂東勤帝祚


1885年4月10日,瑞天咸(Frank A.Swettenham)從太平乘火車首途往砵威(Port Weld),準備輾轉前往彭亨河口的北根(Pekan),會見“我的朋友”彭亨邦主旺阿末(Wan Ahmad)。當年新加坡已經成為海峽殖民地(叻檳甲三州府)總督駐扎地,這段旅程最便捷的途徑應當是從砵威乘船南下,繞過新加坡/柔佛海峽北上,這條海路行程大概只需六、七天。瑞天咸去見彭亨邦主是銜有政治使命的,但是他在太平放出的風聲是說要探險勘查,所以他的路線是南下經過邦咯島,由霹雪邊界的白南河口(Kuala Bernam)逆流而上,到河源頭的仕林河,跋涉過半島脊梁的主幹山脈,再循立卑河流入彭亨河直達河口。這條路走了26天,瑞天咸一行人於5月6日抵達北根。

這一年瑞天咸35歲,他是於1871年抵達新加坡,在三州府總督衙門裡當見習官,兩年後被調任檳榔嶼土地行政官,嗣後又派往開始開發的雪蘭莪,駐守冷岳輔佐老蘇丹阿都沙末;1875年1月總督克拉(Sir Andrew Clarke)召集邦咯會議時,瑞天咸被召來做通譯和草擬馬來文本協議書。推行協議條款初期,霹靂駐節官美芝(J.W.W. Birch)遭遇抗拒,瑞天咸被派來協助他,美芝被刺殺時瑞天咸就在鄰村,所幸及時逃脫。1876年至1877年他返英國渡假,重返馬來亞後被委任為海峽殖民地政府助理秘書,駐在新加坡,唯須經常巡視霹、雪、森等地,1882年被委為雪蘭莪駐節官。1884年當休羅(Hugh Low)請長假時,瑞天咸被派去坐鎮江沙署理休羅的職務,就是在這段時期,瑞天咸率領了3名白人隨員,以及一支多達200人的衛隊、錫克兵團、腳伕、船夫和雜役,浩浩蕩蕩,水陸兼程,遠征北根而來。

在當年的官方報告裡,瑞天咸表示他是接受“我的朋友”彭亨大公(Bendahara)旺阿末所發出的“緊迫邀請”,前往北根作客;後世學者包括他的傳記作者都無法在官方檔案中找出這樣一封邀請函,認為這是他一貫的作風,好大喜功,誇大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且說這 位大公旺阿末,他於1863年收伏其他競爭對手後自封為大公,這個官職按理只負責內外安全,然而在實際權力運作上卻猶如一邑主,成為彭亨這個幅員廣大的柔佛藩屬的統治者,到1881年甚至自封為蘇丹,但是這個地位並沒有受到英國(或是柔佛王室)的承認。新加坡英國當局覺得這位大公很難控制,唯一的辦法是派個駐節官在北根,把彭亨同霹靂、雪蘭莪與森美蘭串聯起來,而瑞大咸的使命就是“說服”旺阿末接納英國的駐節官。

那個時代(雖然距今也不過120年)馬來半島內陸仍未開發,第一段鐵道(太平/砵威線)剛啟用,鎮與鎮之間的泥路建在森林或河流邊緣,遇雨季就受阻滯。馬來人是沿河而居的民族(所謂riverine people),貿易用的物質很多是從森林採集而來,這些土產用船漂流到下流的市集或三角洲流域的港埠出售。而英國殖民地勢力在這個時期,在鞏固了沿海岸建立的海峽殖民地政權之後,開始向內陸延伸和試探,初期所派來的官員人數不多,但不少是年輕的帝國夢想家,雖面對瘴煙暑癘也不辭。瑞天咸20歲出頭就遠適馬來半島,每調派至一處新任所,都得翻山越嶺,披荊斬棘,出巡時更不免要跋山涉水,因此這趟從太平啟程前往北根,所經過的地方雖不盡是處女地,離這種狀態也不遠,說是探險旅行雖不是目的,卻也是實情。

瑞天咸一行人在北根逗留了8天 ,最後是無功而返,乘船南下新加坡。最初他的“朋友”旺阿末禮貌上接見他一次,後來就避而不見,經他修函一再催促才再勉強接見,唯對瑞天咸所提的事始終虛於委蛇。當時在北根的一個英國商人威廉弗雷舍後來回憶說,瑞天咸一見旺阿末就急不及待的問,殿下甚麼時候才準備接受一名英國駐節官?因此認為瑞天咸缺乏外交手腕,儘管他是個傑出的行政官。

其實旺阿末那時基本上已有接受英國駐節官的意向,但是由於英國還不願承認他的蘇丹地位,他當然要利用這個局面來斟盤以套取 更具保障的優勢。不過瑞天咸在北根倒是完成了一個與此不無相關的任務,就是把旺阿末的叛徒弟弟帶去見大公,使他倆重歸和好;原來這個王弟旺曼梳(Wan Mansur)為了爭奪王位,一直都在柔佛,後來又轉去霹靂境內,向旺阿末發動攻擊,而英國人對此事一直不加理睬,似乎是要用這個叛亂來誘迫旺阿末接受英國的“諮政”。

此事再折騰了3年,彭亨蘇丹於1888年8月才寫信給新加坡,要求派駐節官去北根,至此馬來聯邦(四州府)的最後一個環節就銜緊了。在柔佛/廖內蘇丹王國時代,彭亨這地方傳統上是柔佛的藩屬,1824年倫敦條約簽署後,英荷最後瓜分東南亞勢力範圍,柔佛派官員管治彭亨各地,待這些大公們羽翼豐滿後逐漸與柔佛分庭抗禮,柔佛王室在彭亨各地都有經濟利益,都使雙方矛盾日深。

馬來聯邦(保護邦)於1896年組成,這是瑞天咸的大計劃,他也因此獲得報償,被委為首任總駐節官,1901年他受委為馬來保護邦最高專員兼海峽殖民地總督,並在此職位上退休(1904年)。瑞天咸在馬來亞服務逾30年,這在19世紀殖民地官員中是個紀錄,從最低級見習官遷升到最高官階,他又享高壽(1946年逝世),在漫長退休歲月裡又勤於著作和發表政見,最後一次是戰後支持馬來民族主義勢力反對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計劃,在近現代馬來亞歷史上是個具影響的人物。

那年他從太平出發遠征北根,隨員中有一個季里斯(George Giles),他是霹靂錫克兵團隊長,瑞天咸特地調他過來身邊幫手,主要是借助於他的繪畫才華,委他為隨行記錄畫家。在這4個星期的行程中,瑞天咸本人也作了不少水彩畫和炭筆素描,這兩人的這一輯畫作放在一起看,受到瑞天咸高度稱許的季里斯的作品,反而是平淡無奇,素描功也不嫻熟,倒是瑞天咸的作品較為突出,雖說是業餘畫人的手筆,還是達到了一定的水平。瑞天咸的畫作跟他的“小說”和隨筆一樣,對景物觀察細膩入微,顯見他是個細心而又有耐性的人;這一組畫作,連同他在江沙所作的若干風景畫,為120年前馬來半島的某些自然環境留下了寶貴的記錄。這兩人的這批畫作於30年前從英倫東渡到馬來西亞,現歸檳城著名建築師拿督林蒼吉收藏。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炎方叢脞.張景雲.30/0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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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嶼英制司法的濫觴(上)


萊特船長(Capt.Francis Light)主政檳島8年期間(1786-1794年),他手下只有一名行政助理,社區治安主要靠英國東印度公司派來跟隨他登陸的印度僱傭兵團(Sepoys),以及他委任的三大族群的甲必丹(Capitans)來維持。當年檳島道里闢置範圍不大,大概是以紅樹林角的康華麗堡(Fort Cornwallis)為起點,向南和向西作扇形輻射,向南的一條路就是Beach Street,顧名思義就知是濱海的路,當年檳島這一帶海濱直到日落洞都是淺灘,海港和威爾德碼頭(Weld Jetty)這條路還未開闢。向西的一條路就是萊特街,而在這兩條路之間的扇形地帶,萊特就以矩陣格式闢設街道,作為檳島最初的市區。

萊特銳意把檳島開發成孟加拉灣以東首要的商埠,一開始就致力吸引四面八方的人前來定居和貿易,當年他所標舉的“賣點”就是大英帝國的旗號,而這旗號的一個重要涵義就是英國法律及其所給予的保障。那時的新移民中,有來自吉打、爪哇、蘇門答臘的馬來人,來自南印度的朱利亞人,來自蘇島的亞齊人和阿拉伯人;還有從印度來的阿美尼亞人、中國人,以及一批隨萊特登岸的來自泰南的天主教徒,他們多是緬甸人和暹羅人,也有若干具葡萄牙血統的混血兒(如萊特的同居妻子Martina Rosells就是)。

海洋貿易開發初期,任何海商到一處固有政治傳統的商港互市,要麼靠砲艦壓陣加強談判籌碼,不然就是完全服從當地土王的遊戲規則。殖民勢力的出現並不表示一定有超然的仲裁力量作為保障,西歐最早的殖民勢力多數是貿易壟斷者,而萊特(以及後來的萊佛士)在檳榔嶼可說在海洋東南亞代表了最初的開明的自由貿易思想。英國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為這種自由貿易提供保障,使各方海商近悅遠來,檳島在這個條件下繁榮起來。

新移民來自四面八方,操不同語言,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迥異,商貿交易觀念和手法也各有所本,糾紛和摩擦在所難免。萊特把新移民按族裔分類,安頓在新市區的不同街道,這種原始的分而治之的手法,在開埠初期似乎還相當有效;然而隨人口增加,市區擴大,種族分區的辦法就無法硬性實施了。當年分區的歷史遺,今天在喬治市某些街市還尋繹得到,如阿齊人和阿拉伯人在緞羅申街,南印度回教徒在牛干冬和椰腳街,暹羅人/緬甸人/天主教徒在浮羅池滑等,也有些遺完全湮滅了,像義興街的阿美尼亞教堂就是。

一個主政官兼管民事、司法、軍事等事務,即使是在開埠初期,一切可以因陋就簡,長此下去也要使萊特疲於奔命。各族群內部的小民事糾紛,由各該族甲必丹負責仲裁,刑事案才提交主政官處理,而族群之間的民事和刑事案則交主政官審判。萊特時期較棘手的若干案件都是涉及歐洲人,他們不同於亞洲族群,後者都各有本身的傳統法律規範,歐洲人都得以英國法律來處理,而當年正當完整的英國司法體系尚未在檳島建立起來,刑事犯就得運送印度審理。

在1794年初的一件述職報告長函裡,萊特向印度當局集中討論建立司法制的問題,他除了向印度政府要求委派足夠的專人辦理各級司法事務之外,還特別強調司法獨立的需要。他說,“為了保障社會的安定和福祉,也為了提供他們(居民)保護的那個國家的榮譽,必須建立一個正常有序的司法制度。同理,讓總督一人全權憑其個人觀念任意對各種人和事作出裁判是不正當的;不管(總督的)這個裁判是否極不公正,這種(司法)方式對整個社會也還是隨意和難以接受的。”

經過多年的延宕,印度當局終於在1801年委派迪更斯(John Dickens)到檳島,擔任第一位法官兼推事,這位迪更斯是後來的大小說家查爾斯迪更斯的伯父,他是孟加拉首邑的執業律師,他到檳島後在檔案中找到總督致萊特的一封信,這就是他的新職務的全部指示,他於是寫了一封措詞強烈的信給印度總督,抗議他的工作有位無權,他也發現他的判案受到主政官李斯(George Leith,蓮花河街為紀念他而命名)的掣肘和干預,兩人都是固執而脾氣火爆的人;李斯是武官出身,完全不懂行政和司法分家的道理,故常有爭議發生。然而迪更斯還是在檳島服務了8年,並見證了法制的第一項突破,那就是1805年英國呈家政府應允頒發一份司法特准諭令給檳島,但兩年之後有關公文才下達到檳島。1808年東印度公司政府委任的首任最高法庭法官(職稱是Recorder)史丹利(Sir Edmond Stanley)蒞檳履新,至此檳島的司法史掀開了新的一頁。

檳島最高法庭的設立並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伴隨另一個事件而來的結果,那就是東印度公司董事局在1805年決定把檳島提升為首邑(Presidency),與印度的三個首邑轄區平等。當年為執行這個決策,東印度公司委任了一批新官員到檳島,使檳島的行政官僚系統立時膨脹起來,而其中一名從倫敦首次東航的青年官員就是萊佛士,他在檳島的職位是政府副秘書,他在檳島期間也受委兼任最高法庭的主簿官。

1827年,東印度公司把馬六甲和新開闢的新加坡納入檳島首邑轄區,英國呈家政府又再頒發一項新特准諭令,讓檳島的最高法庭涵蓋這兩地的司法服務;隨此變法委任的新法官是克拉瑞奇(Sir John Claridge),他任職年餘就遭解職。嗣後的最高法庭法官是瑪爾京(Sir Benjamin Malkin)和傑夫考(Sir William Jeffcott),這時期新加坡的經貿規模已經凌駕檳島,英國當局遂計劃在新加坡設立本身的最高法庭,當時受委去新加坡主持此事的就是傑夫考,唯他尚未就任就病逝於檳島,他的遺體葬於紅毛路基督教墳場,與萊特為鄰。1867年,英國呈家政府殖民地部接管檳島首邑三轄區,再後來又成立三州府海峽殖民地,檳島統領檳甲新司法系統的歷史至此落幕。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炎方叢脞.張景雲.13/0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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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嶼英制司法的濫觴(下)


檳島喬治市和新加坡兩地,都各有一條阿迷年街(Armenian Street),新加坡小坡的那一條,中文大概就是這個譯名,檳城那一條當地人用閩南語稱為“打銅仔街”。石叻那條阿迷年街,一端在史丹佛路,英文書店MPH(早年是美以美教會出版社 Mission Publishing House)坐落於角頭,另一端銜接福康寧山路(Fort Canning Hill Road),往南走幾步到禧街“王家山腳”路口,角頭就是阿美尼亞教堂和墳場。短短不過百米的街道,中間一邊有具百年歷史的道南學校(福建會館創辦,今已闢為華人文物館)和同德閱書報社(孫中山南遊時同盟會創辦),另一邊則是六十年代興建的美國新聞處。喬治市的打銅仔街,一端穿過緞羅申街直達姓氏橋碼頭,與“打石仔街”(Acheen Street)平行,以淺淺的弧線在另一端與本來平行的打石仔街相接,而在由此形成的U形地帶中,就是名聞遐邇的邱氏龍山堂建築群。孫中山於辛亥革命前一年在這條路120號店屋居停,兩位檳城地方史學者邱思妮與夫婿Abdur-Razzaq Lubis現居於此。

前面這些閑話,其實含有些許地名學(toponymics)上的意義;這兩條阿美尼亞街,都是坐落在這兩個商埠最早開闢的地區。打銅仔街毗鄰的老街,有阿齊街(Acheen Street)、椰腳街(吉寧甲必丹回教堂街)、朱利亞街(牛干冬街),都反映開埠初期梯山航海到此新商埠來互市甚至定居的各方各族海商的來源。石叻的阿迷年街和一端角頭的阿美尼亞教堂,就在最早被萊佛士和華蓋(前者委任的主政官)佔為護城堡所在地“王家山”(Government Hill)的山腳,由此往南,就是哥里門街、聖安德魯大教堂、市政局大廈、高等法庭大廈而到新加坡河口,整個地帶就是早年新加坡的商貿行政心臟。

阿美尼亞人在檳島和石叻兩地拓殖史上佔有如此顯著的地位,可說是與其人口規模相當不成比例的,實則這兩地的阿美尼亞人的數目,在整個19世紀裡,在當地總人口中都是微不足道的。根據檳島方面的一項統計,從1802年算起的150年,阿美尼亞裔居民不過175人;但是過境和短暫僑居的舶商應該不在此數內,因為在東方的阿美尼亞人多數以印度兩三個大城市為大本營,他們東航至爪哇和馬來半島,常會回歸印度終老。

新加坡的阿美尼亞教堂於1835年初動工起建,在此之前,阿美尼亞僑民於1825年一月開會討論,決定致函波斯一位大主教請他派遣教士來服務(何以向波斯請命,待後文解釋),並發動籌款,以及向常駐政務官(Resident Councillor)申請土地。此教堂的設計者是哥里門(G.D.Coleman),他是新加坡的首位公共工程總監,負責早期新加坡的地理勘查和測量工作。不過此教堂於1854年被拆除,原址今天仍在的大教堂是在1856至1863年間重建的。新加坡阿美尼亞教堂的倡始人包括Johannes Simeon,Carapiet Phanos,Gregory and Isaiah Zechariah,Mackertich Moses等。

檳島開埠雖說比石叻早三十餘年,此地阿美尼亞教堂的倡建卻只早於新加坡十年,發起人Catchatour Galastaun是個大商家,坐落於漆木街(Bishop Street)的這座教堂落成於1824年,這條街道與萊特街平行。此教堂於1906年被拆除,可能因為到這時檳島的阿美尼亞人已經稀少到教堂形同虛設而被廢置,終被當成危樓封鎖;拆除後原址上建立起一座紀念碑塔,最後到1930年代連這個小建築物也被拆掉了。今天在檳島,阿美尼亞人的遺物除兩條街名(另一條是Aratoon Road)之外,就是依茵奧酒店(E.& O.Hotel)了。

依茵奧酒店的創業人是薩奇斯兄弟(Sarkies Brothers),這個商號是他們開辦東方酒店(Oriental Hotel)時註冊的,時在1886年,酒店開設在華蓋街現址;這兩兄弟是Tigran和Martin。在此之前兩年,Tigran已在萊特街開辦了Eastern Hotel(同樣可譯為東方酒店),1889年他們把兩家毗鄰的酒店合併和擴建,重新取名為Eastern & Oriental Hotel;他們先後從印度帶進幼弟Aviet 和Arshak來協助經營。在這個時期,他們把酒店業擴展到其他地區,在仰光有the Strand,在新加坡有更為聞名遐邇的萊佛士酒店(Raffles Hotel),兄弟四人分頭管理。萊佛士酒店開辦於1886年,房屋原為萊佛士女校,啟業初期只有 48間客房。薩奇斯兄弟在檳島還經營別的酒店,包括丹絨武雅的海景(Sea View Hotel)和升旗山的格烈酒店(Crag Hotel),那時已是二十世紀初葉。

與薩奇斯兄弟同時代或稍晚的檳島阿美尼亞人,有安東尼(the Anthonys)家族三代,他們多是專業人士,以及在紅毛土庫街(Beach Street靠近大鐘樓的一段)開設“喬治市藥房”的阿維通醫生(Dr.Thadeus Avetoom)。在檳島和新加坡的阿美尼亞人,除業商之外,也多屬社會棟樑類型人物,他們被委為太平局紳或外國(如葡萄牙)的名譽領事,交易所或商會董事,社交團體如體育俱樂部、賽馬公會的董事,參加各類福利和教育團體的慈善公益活動,甚至被委為地方議會議員。

要說馬來半島的阿美尼亞人,就得先說阿美尼亞族群的擴散(Armenian diaspora),甚至回溯到阿美尼亞人祖居地的多災多難的歷史。阿美尼亞地處南高加索高原,夾在黑海和裡海之間,讀者不靠地圖就想像在土耳其之東、伊拉克之北。阿美尼亞人在基督紀年300年時(其時伊斯蘭教尚未創立 )就皈依基督教,唯至今仍保存獨特的宗教文化習俗,這個弱小民族在中世紀前後的閃族宗教宗派斗爭,如基督教的十字軍東征和奧圖曼帝國擴張和伊斯蘭化中,其祖居地常淪為慘遭蹂躪的過境地帶。16世紀波斯和奧圖曼突厥兩大帝國爭雄,瓜分南高加索的阿美尼亞祖居地,是為1590年條約,14年後波斯王阿巴斯大王(Shah Abbas)越界侵佔奧圖曼帝國領地,把大批阿美尼亞人帶回波斯定居,其中的商民被安頓在依斯法罕市(Isfahan),阿美尼亞人把新居留地取名為新朱爾法(New Julfa,阿美尼亞語Nor Jugha),以紀念祖國的老商鎮朱爾法。

波斯帝國擄回大批阿美尼亞人,是要借重阿美尼亞人的貿易長才,可見在16世紀末葉,阿美尼亞商人在東亞和小亞細亞,甚至於整個歐亞大陸,早已享有傳奇性的聲譽。在印度洋海路開發之前,甚至在基督紀年第一個千禧年裡,阿美尼亞人就以駝隊商旅流販方式到境外各地經商,向東海路開發後,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裡存有大量英國人與阿美尼亞商人合作的愉快記錄。到19世紀,阿美尼亞商人在印度、馬來半島和群島東南亞經商,從出入口商、代理商行、零售商、金融業和保險業,幾乎全線無所不包,行行出眾,令殖民當軸和移民社群矚目。阿美尼亞商人分布廣闊,網絡性強,運作縝密而具機動性,令大英帝國的野心家們也自嘆弗如。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炎方叢脞.張景雲.27/0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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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天主教神學院


檳島丹絨武雅海濱(Tanjong Bunga)靠山的內陸一邊,有一處天主教建築群,從地勢較低的住宅區拾階而上,最先到達的是教室、辦公樓和學生宿舍,這些都是屋齡不到20歲的新建設,是檳城神學總院(Penang College Generale)於80年代從浮羅池滑(Pulau Tikus)遷出後逐步營建的。再往上走是幢兩層老屋,百年前是神學院教師和教堂神父們的度假屋,現已闢設為小文物館,樑脊高聳,屋身多處頹敗失修,展陳著東方殉教者們的遺物。最高處緊貼著山邊,是一幢小大教堂,有大教堂的規格而無其規模,屋身大約只有一間半普通店屋那麼深,堂內的設置與裝飾古色古香,未經“現代化”,以其逾百年歷史,可列為檳島古蹟珍品之一而無愧。

整幢大教堂四壁都嵌裝高高的落地窗,人在堂中,清風盈袖,站在堂額聖壇後的窗口遠眺海面,檳島東北海岸線蜿蜒而過,吉打日萊峰的淺黛輪廓依稀可見;神學院學生解釋說,大教堂坐南望北,堂額對正北方,這在基督教是好風水。這整個建築群有個名號,稱為Mariophile,直譯是“愛(崇拜)瑪利的人”;天主教的教堂等建設,傳統上供奉三個聖人:聖嬰、聖母瑪利和聖祖母安妮,這地方是供奉聖母。

檳島的天主教神學總院,在“東印度”地區(半島和海洋東南亞),甚至中國的天主教歷史上,都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神學總院的母體組織也在島上興辦學校,從小學而中學,從男校女校到各教各派兼容並蓄,百五年來樹人無數,對馬來亞的教育事業有巨大的貢獻。

馬來半島(包括新加坡)基督教事業的歷史,主要分成三個系統分頭發展,兩支是天主教系統,一支是新教(主要是英國教會)系統,馬來亞華文文獻中最著名的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馬理遜系統,是源出英國的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這其實已是19世紀中葉的較晚近的事。英國人插足半島始於萊特船長開闢檳榔嶼商埠,然而在此之前,葡萄牙人攻佔馬六甲後,獲葡國國王支持的(天主教)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the Jesuits)就以印度果阿為踏板登陸半島,並以此為基地向群島東南亞、日本,甚至南中國擴張。17世紀耶穌會開始呈現頹象,法國的巴黎域外傳教會(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的神學院應運而起,這個系統在東方的第一所神學院於1665年在暹羅大城(Ayutthaya)創立,其后歷經多次壓制、屠殺、遷徙,最後跟隨萊特船長登陸檳榔嶼,並在此落地生根。

法國傳教士們何以不循海路,通過馬六甲海峽擴散?巴黎域外傳教會於1660年代獲得梵地岡批准向東方派遣傳教士時,葡萄牙人已被荷蘭人驅逐出馬六甲,爪哇、香料群島和馬六甲海峽被串聯起來,成為荷蘭勢力范圍,不過葡萄牙人在印度東西海岸的胡椒帝國版圖仍然強盛。對法國傳教士而言,荷蘭人是強悍的新教徒,嚴厲實行貿易壟斷,葡萄牙人則在其國王御准下(padroado)厲行海外傳教壟斷(梵地岡教廷的御令是緣於雙方有矛盾),葡荷兩國在南亞和海洋東南亞所控制的商港因此都是危險地帶。

法國傳教士是隨西亞和印度伊斯蘭商旅東來的,在西歐亞大陸西部和亞洲腹地是隨馬幫駝隊,在東北印度和北半島東南亞北邊則是乘象而行。其實在前近代之前,就是在東南亞古代史名學者惠特里(Paul Wheatley)所說的“地峽時代”(The Isthmian Age,大約從公元550年到1400年間)的漫長歲月裡,馬來半島地峽南北地帶的東西兩邊海岸線,早已形成一條腳伕象隊商旅應接不暇的繁榮的貿易通道。

巴黎城外傳教會於1662年後派出3名傳教士到“東方”,其中一人在途中病死,兩年後抵達暹羅的兩位傳教士取得邦主的御准,在大城創辦神學院,當年只有6名越南裔學員。葡萄牙人1511年攻佔馬六甲後,阿布奎兵臨暹羅灣,暹羅邦主與里斯本簽訂和平友好條約,讓葡萄牙派兵在大城、董布里等地駐防,及至百年後馬六甲易幟時,暹羅境內已有不少葡人後裔(包括葡暹混血兒)居民。荷蘭勢力1641年奪取馬六甲,在圍城戰及嗣後對天主教徒的血腥殺戮中,2萬信徒中只有3千人倖存,有些遁隱,有些外遷,流落到吉打、蘇島、果阿等地,其中有些落足在今天的普吉(舊稱Junk Ceylon/Ujong Salang)。

當年的吉打港口和普吉島不僅收容從馬六甲北遷的葡萄牙/馬來人混種天主教徒,百年後暹羅國王開始壓迫取締天主教徒時,泰境的葡暹混種天主教徒舉社南徙,把大城的神學院關閉,有些渡海往印度蓬地遮里,有些流落至吉打和普吉。萊特船長在佔領檳榔嶼之前20年裡,一直在孟加拉灣以南海域各大商港從事海上貿易,遊弋所至到過亞齊、吉打港口、普吉、丹老及印度西岸各大港,他從1772年起就在普吉營巢,1786年他登陸檳島紅樹林角(Point Penaga,后來當地人稱為舊關仔角)時,帶著一批來自普吉島和吉打港口的混種的天主教徒,其中包括他的同居妻子Martina Rozells。

開埠初期,萊特在康華麗堡附近撥一塊地給混種天主教徒居住,這地區是檳島最早墾拓的地方,在今天的Pitt/Bishop/China/Church Streets四條街方圓內,他們在這裡建立了首座亞答棚教堂;當年,今天稱為漆木街/義興街的地帶還是淺灘,漲潮時淹水,教堂於是建成高腳屋。後來更多混種天主教徒遷來檳島,他們多數在灣島頭和丹絨督光上岸,定居在灣島頭(Bagan Jermal)和後來稱為廣東民路(Cantonment Road)兩條小河之間的地帶,並且把丹絨督光海珠嶼岸外的老鼠島(Pulau Tikus)名稱也帶過來,(混種人社會有此說法)這就是浮羅池滑地區名稱的來源。

暹羅大城的神學院,由於政局的動蕩和政策的反覆無常,在1767後曾三度遷徙,最後遷至印度蓬地遮里,1783年關閉;顧德和伽瑙兩位神父(Fr. Coude and Garnault)於1781年被逐出暹羅後,南遷至吉打港口,顧德逝世后,伽瑙率信眾遷往新開埠的檳島。1808年神學總院在檳島重新開辦,巴黎總會從澳門派遣洛利維爾神父(Fr. Lolivier)到來主持校務,他帶來了5名中國學員。神學總院於1665年在暹羅開辦後,廣招各國學員,包括來自暹羅、越南、印度、中國、日本等,宗教課用拉丁文教授,也教暹文和巴利文(原始佛典文字)。在檳島的神學總院的學員來源更廣,包括緬甸人、柬埔寨人、爪哇人、朝鮮人、新加坡/馬來亞的華人、斯里蘭伽人等;由於這個區域特色,它一直以“ 總院”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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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塞舌爾漂來的國歌


對羅闍阿都拉(Raja Abdullah)而言,1874年1月在海峽殖民地總督克拉克爵士(Sir Andrew Clarke)主持下簽訂的邦咯協議(Pangkor Engagement),代表著過去近3年來他爭取霹靂王位的鬥爭終於獲得勝利,然而他在位不到兩年──而且是極其動盪不穩定的兩年,就發生了1875年11月霹靂首任英國駐節官柏芝(J.W.W.Birch)被暗殺事件,阿都拉被傳召到新加坡(其時已是海峽殖民地行政樞紐),遭軟禁半年,嗣後就被放逐到非洲東海岸外的塞舌爾群島,結束了他在霹靂的短暫統治。這段時期正值霹靂錫礦業方始興隆,馬來王公們激烈爭奪政權和經濟利益,而英國殖民地勢力也從不干政轉變為明目張膽干政(華人私會黨及其頭目礦家們所扮演的,其實只是次要、然而又最喧囂和血腥的角色),預告了馬來半島往後百年的歷史命運,因此成為後世史家特別注意的歷史時期。在這整個歷史畫幅裡,蘇丹阿都拉的遭遇遂變成一段不起眼的注腳。然而阿都拉是否真的牽涉入暗殺陰謀,或者說馬來王公們是否真的有進行暗殺陰謀,真相如何,如何詮釋(包括後殖民史的詮釋),這些問題都是極其耐人尋味的。

1871年,羅闍阿都拉是王儲(Raja Muda);霹靂王室有其獨特的王位繼承制度,居首者是王儲(多數是太子,但不盡然),接下來是四位大公:Raja Bendahara、Maharajalela 、Shahbandar(市舶司)、Orang Kaya Mantri。根據傳統禮法,繼任蘇丹者必須在故王葬禮上親自接受權位象徵物,如權杖、寶球、王冠等。那年,老王蘇丹阿里(Sultan Ali)逝世,葬禮上大公巨卿雲集,鵠候王儲前來接位,可是阿都拉始終沒有出現,在場的王公們就議定把王位傳給大公之中居首位的羅闍依斯邁(Raja Ismail)。

阿都拉何以缺席?原來他要是從下霹靂領地北上王城,必須路過某些政敵的領地,他擔心會在這些地方被暗算。然而王位被最大政敵僭奪,阿都拉自然心有不甘,接下來的兩年,他不斷向英國當局申訴和爭取,要求海峽殖民地政府承認他是合法的蘇丹。

到1873年,拉律錫礦華人私會黨對抗造成的動蕩,影響到生產活動,英國礦家商人紛紛向新上任的總督克拉克申訴,他遂於1974年初召集馬來貴族大公和華人頭家們到邦咯島開會,軟硬兼施透迫出席者簽署和解協議。蘇丹伊斯邁抗命不出席(上霹靂的大公們也多數缺席),這回輪到他失去王位,邦咯協議第一條就說明到會的王公們皆承認阿都拉為蘇丹;然而在接下來的兩年,新委任的駐節宮柏芝盡管不斷逼迫,伊斯邁始終沒有移交權杖、王冠等象徵物。

柏芝遭暗殺後,英國當局從檳城、新加坡、印度和香港等東方領地調來大批兵員鎮壓,到翌年底Maharajalela、Dato Sagor和他們的4名隨員被逮捕、受審判和處決。同年9月,蘇丹阿都拉和4名大公被召到新加坡受審,他最初被軟禁,半年後被關進牢房,不過始終未被召到法庭,因為他是個主權國家的君王,沒有法律基礎提審他。蘇丹阿都拉後來被傳召向海峽殖民地政府行政理事會(內閣)答話,主席是總督杰弗士爵士(Sir W.Jervois),理事共7名高官,最後以4票對3票判決他涉及暗殺陰謀,將他發配到非洲塞舌爾群島。

蘇丹阿都拉在新加坡“受審”時,殖民地政府委任一名律師(I.Swinburne Bond,律師公會主席)幫他辯護,他的長篇辯詞堅決否認他涉及暗殺陰謀;1877年後他被放逐到塞舌爾,歐洲政治界不時有人前往訪問他,在這些國際友人協助下,他不斷修函向英國政府陳情申冤。從18世紀末葉開始,英國政治改革思潮方興未艾,政界開明人士關注海外殖民地的人權狀況,像原住民保護協會之類的團體紛紛出現,一些前殖民地高官也加入要求改革的運動行列,其中包括曾任海峽殖民地大法官的麥斯威爾爵士(Sir Peter Benson Maxwell)。麥斯威爾其時已退休返英,他在人權組織委托下檢閱蘇丹阿都拉的審查檔案,結論是阿都拉(以及其他“同謀共犯”)並沒有涉及暗殺陰謀,他的放逐是一宗政治(而非司法)案件。

(蘇丹依斯邁也被株連,他和兩名追隨者被放逐到柔佛限制居留,至1889年逝世。蘇丹阿都拉被英國人罷黜後,羅闍尤索夫〔Raja Yusuf〕被立為王儲,十年后(1886年)才立為蘇丹,他在位1年即謝世,嗣立者蘇丹依德里斯〔Sultan Idris〕在位長達29年〔1887-1916〕。)

英國殖民地官員退休後所寫的,或殖民地時代出自英國史家筆下的霹靂史,全都接受殖民地當局的片面之詞,把阿都拉描繪成“反英”陰謀分子,然而獨立後出現的有關歷史著作,並沒有推翻英國人的論斷,因為這種描繪正好吻合後殖民論述的要求,可將阿都拉塑造成一個“抗英/抗殖”英雄的形象。這就是歷史遺產被政治(學術政治)利用,而犧牲掉歷史真實的典型例子。十餘年前理大的謝文慶教授曾寫過兩篇長文,梳理分析阿都拉在塞舌爾寫給英國政府的數封申冤長函,認為應該從尊重歷史的角度為阿都拉翻案。

廢王阿都拉在塞舌爾群島(和毛里裘斯)度過15年漫長的流放歲月,1893年他在英國國會下議員亨尼格‧希登(J.Henniker-Heaton)的大力運動下,獲得英國政府釋放。翌年,他從非洲北上訪問倫敦,居留數月。他在倫敦期間爭取到往後以廢王名義(ex-Sultan)在社會上活動,以及讓他的子嗣重新納入霹靂王室繼承王位的名單(他的兒子之中後來最顯赫的一位,是羅闍朱蘭〔Raja Chulan〕,1909年被封為三王Raja di-Hilir,又被英國當局封為爵士)。然而,廢王阿都拉並未完全恢復自由身,英國當局限制他居住在新加坡,至晚年(1903年)才准他回霹靂家鄉,1922年他在霹靂王城江沙(Kuala Kangsar)逝世。

在塞舌爾流放期間,廢王阿都拉時常在園遊會之類的公開場合聽到法國銅樂隊演奏一首悠揚悅耳的民謠似的小調,家居偶爾也會信口哼幾節,他的長子羅闍朱蘭到塞舌爾探望他時就聽過他吟唱這小調,羅闍朱蘭回到半島,也把這小調帶回家鄉,他的二弟羅闍曼梳(Raja Mansur)和兩個幼妹羅闍阿敏娜(Raja Aminah)和羅闍哈里惹(Raja Halijah)因此對它也耳熟能詳。很多年後,有一年蘇丹依德里斯去英國訪問,官方迎接典禮上必須演奏雙方的國歌和邦歌,英國官員問到蘇丹的幕僚長(A.D.C.,Aide-de-camp)羅闍曼梳,後者私忖,若是回說霹靂沒有本身的邦歌未免失禮又無顏面,遂回應說未帶曲譜,不過可以吟唱出來讓樂隊指揮抄下來,而他所吟唱的“Terang Bulan”這首月光曲,也即是廢王阿都拉在塞舌爾聽到的小調。據慕賓雪柏(Mubin Sheppard)後來考證,這小調的作者是法國詩人作曲家貝冷爵(Berenger, 1780-1887)。在這之後,這首月光曲就正式成為霹靂的邦歌,馬來亞獨立時,此曲韻律被修改,加快節奏,譜以新詞,就挪用來成為國歌,再後來又成為馬來西亞聯邦的國歌。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炎方叢脞.張景雲.25/0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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