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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永强先生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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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留言
kuanghong



注册时间: 2005-11-22
帖子: 5727

来自: Batu Pahat, Johor

帖子发表于: 26-08-10 星期四 10:50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不愧是潘永强!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141106


政党不应侵占无线频谱


马华党政势力控制的988无线电台,由于主持人迦玛被令休假,而引发“言论自由”的争议。本人在8月20日接受《独立新闻在线》访问时,针对此事提出了两点意见。

一是,党营媒体内受政治庇佑的主持人,在政党权力更替后被撤换,是自然的权力变化过程,并不是一个直接与言论自由相关的命题。

访谈中第二点意见,则提及无线电台频谱的稀有性特质,所以不应由政党侵占或拥有,政党必须退出媒体经营。

受政治任命者离开无关言论自由

第一点意见,资深报人张木钦先生和著名博客、留英博士Botak的观点,与本人相近,并有进一步发挥。

此处试举一例再加说明:某人在国阵执政期间,被巫统委任为马新社总编辑,负责从事政治宣传。一旦民联取得政权,上台后一定会换掉这个人,此人可以宣称,他的言论自由被打压吗?

按政治伦理,受政治任命者就应与委任者共同进退。

除非公共媒体就另当别论

除非,迦玛所服务的是一家公共媒体,则另当别论,如英国广播公司(BBC)或香港电台(港台)。在这些公共电视或公共电台,它们的经费来源独立,有法定的宪章或明文保障其独立运作,不受政治滋扰。

在这种情况下,要是英国保守党上台后,撤换它不认同的BBC主播,就是天大的政治丑闻,又或者1997年后,每当亲中左派要干扰港台节目内容时,都会引发社会哗然。

988不是公共电台,而是党营电台,迦玛不是中立、超然的主持,只是得到失势党领袖关爱的主持人。个中的分野与界线,浅显易明。

国家介入管理有限频谱资源

至于第二点意见,由于没有来得及阐明,故需要在本文加以说明。

无线的广电媒体,都需要通过无线电频谱输送讯息,才能把影音传送出去,因此无线频谱的使用非常重要。但是,无线频谱是有限的,属于稀有资源,通常在频谱稀有性的考虑下,它还被视为公共财,而国家为了作必要的管理和分配,就必须动用公权力介入,以便善用稀有的频谱,满足公共利益需要。

公权力为何要介入无线频谱资源的管理?根据传播学者的研究,1912年铁达尼号沉没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航行时受无线电频谱相互干扰,导致通讯不良而酿成惨剧,自此才使美国当局正视无线电波管制的重要性。

事缘无线广播的频谱不只是一种稀有资源,大气电波和频率也不能无限增加,因此理应是公共财,须由全民共享。其次,无线频谱具有互斥性,若未经规划多人同时使用,会造成相互滋扰的反面效果,这时国家介入就有其需要,以作有序与合理的分配。

频谱使用应增进公共利益

另外,由于其稀有性的特质使然,无线频谱的使用应以增进公共利益为前提,而为了避免稀有的频谱资源受少数人垄断和支配,不符社会利益,就有国家公权力介入以作合理规划和运用之必要。

事实上,无线频谱并不可以完全开放给民用和商业用途,基于公共安全,国家需要保留部分频谱,以作军事、情报、航运、医疗和救灾等用途,所以更加需要适当的规划和监管。

易言之,无线频谱的稀有性和公共财的性质,使到国家介入管理是无可避免的。然则,也正是由于频谱资源属于稀有性和公共财,又造成这种资源不应轻易被侵占和垄断,否则就危害公共利益。结果,国家如何管理、如何分配,就成为大家务必重视的部分。

无线频谱资源被不合理垄断

试设想,如果现有的无线频谱受国家控制,不被合理释出,就会导致公共财无法被有效利用,而达不到增进社会利益的目标。可是,倘若频谱资源被不合理的分配和运用,也同样会伤害到社会集体。在这里一大关键就是,甚么人可以取得稀有的无线频谱从事广播营运?他们又是以甚么方式获准使用这些稀有的资源?

因此,在马来西亚的广电媒体生态中,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稀有的无线广播频谱通常都被政党势力所占有,而侵占频谱资源的党营电子媒体,并不以增进公共利益为目的。它们若非以牟利为动机,就是控制广播频率之后,压缩言论空间,以及制作软性和喧嚣的节目,取代优质内容。

无线频谱本来就是稀有的资源,而这些稀有的频谱,又落入少数政党手中,垄断了无线电台的营运和节目取向,对社会而言其实是极大的风险,也严重伤害公共利益。

执照获取充满政经利害关系

在商业操作与自由市场中,表面上无线电台的执照和所有权属于私有财权,可以买卖和转让,看似“合理”,虽然在执照与产权取获的背后,充满政经利害的痕迹。但是,就电台享用和占有的频谱资源而言,则无疑还是公共财货,理当全民共享,而非任由少数朋党和政治势力所侵夺,为本身政治议程而服务。

基于频谱资源全民化和公共化的原则,国家机关必须以中立、专业和透明的方式,进行频谱资源的管理与分配,不能偏袒少数利益集团。同时,无线频谱既然是公共财,宜以增进社会利益为前提,就不应放任政党的侵占和垄断,遂其狭窄的政治议程。也就是说,迫使政党退出广电媒体,是实现频谱资源全民化和公共化的其中一个努力目标,这个目标远比尾随迦玛的百万听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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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的思念



注册时间: 2006-05-21
帖子: 385

来自: Kuantan

帖子发表于: 20-11-10 星期六 5:29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经过好一段时间,公正党直选也终于接近尾声了。在此特别附上潘永强对公正党直选的一些评论及看法

链接自:http://malaysiakini.com/columns/148679


党内直选与耶尔钦效应


公正党的党内直选程序,即将届入尾声。对一个有意入主布城的在野党而言,在朝向执政的半途上,任何党内外的举动,都理应营造一种予人清新和理想性格的形象,才会在选民当中塑造期待和信心。可惜,公正党的党选并没有为该党加分,反而带来不少混乱和伤害。

连月来围绕在公正党党选的消息充斥报端,有人认为由党员一人一票选出党领袖,是党内民主的新猷,但更多的却是负面新闻,包括党选的混乱和弊端,以及候选人之间的攻讦与喊话。

增进参与但未必扩大民主

总的来说,这次党内直选不能说没有诚意,但却无法为公正党树立起有改革魄力和执政愿景的形象。反而,党选引发的一些争议事件,却让马华公会和行动党的当权者松了一口气,不必面对跟进的压力,反而更有理由延续两党目前的党选传统。

不过,打从该党提出直选的建议后,我就持保留态度,并在2009年6月29日的《当今大马》专栏中指出,公正党的直选最多是增进参与,但未必扩大民主。如今,公正党直选未能掀起更多正向的能量,是不是直选制度所直接造成,还需要更多的讨论,但著名部落客拉惹柏特拉日前点出的一个问题,个人则有甚大同感。

党架构轻便能够专注普选

拉惹柏特拉认为,公正党目前的结构和运作模式,都是重蹈巫统的覆辙,包括党职的安排,也是同出一辙,结果党选的文化,也就完全复制巫统盛行的一套。

他认为公正党应该抛掉巫统式的架构,把那些臃肿的职位取消,例如全党只需要一位党领袖及一位党主席,至于署理主席、副主席、青年团团长、妇女组主席之类,可以一概不要。党选也只是主席需要竞选,其它职位由中选的党主席委任其团队即可。

乍看之下,有人会认为拉惹柏特拉的建议非常激烈,正好像这位网络狂人平日的言论,语不惊人死不休。可事实上,现代民主政党不少就是如拉惹柏特拉所言,采取架构轻便的体制,本身也不十分重视党内选举,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普选上。

过度的民主只会自食其果

我对拉惹柏特拉的观点极有共鸣,因为本人也曾在2009年7月29日于《风云时报》撰文评论马华党争时,提出过同样看法。我当时的观点就是,党内民主一旦超越了政党体质所能负荷的地步,那么过度的民主只会自食其果。

NONE马华公会的党职竞选幅度过大,把本来应该用来进行整合的资源,也开放竞选,过度的民主造成超常的竞争,导致政党虚弱的体质无法负荷与消化。如今看来,这个问题不只出现在巫统、马华,也同样适用于复制巫统模式的人民公正党。

以亚洲的民主政党为例,日本民主党和自民党只选举总裁一职,然后由总裁委任其它干部。过去自民党“党三役”(干事长、政调会长和总务会长)全由总裁委任。台湾国民党的高层改选,只选举党主席一职,副主席若干人全由主席提名,然后交由党大会“鼓掌通过”。民进党也是只选举党主席,甚至不设副主席,如果在该党执政期间,连党主席都不必选举,由总统自动兼任。

说得简单一点,不是全党大小职位都摊出来竞争一番,才称得上党内民主,这只是一种美丽的误解。

党内或形成“耶尔钦效应”

健全的党内民主体制,通常只需选一位负全责的党魁,由他统合政策、路线和大选成败,党内其它职位,如副主席之类,则根据功能需要、派系实力和功能专业,委任若干人出任。如此一来,也保留了可用来进行整合的党务资源。

在这种安排下,其它派系领袖并非没有角色可扮演,他们的派系实力可以反映在中委会席次上,或在公职提名和委任部长时有发言权,在幕后从事日常政治运作,权力由派系共治。

另一方面,如果公正党不正视目前直选制度的问题,或不加以进一步完善的话,不排除未来还可能在党内形成“耶尔钦效应”。

副手强大民意撼动老大

以本届党选而言,实权领袖安华不参选,党主席旺阿兹莎不受挑战,但署理主席却有党内强人竞逐。这会造成一种情况,就是安华和旺阿兹莎都没有经过选票洗礼,却坐享大位,但是其副手(极可能是阿兹敏)却是经历一番基层动员,具有厚实的选票基础。署理主席是好几万票选上来的,你安华和旺阿兹莎有几票?

当年在苏联解体前,居苏联版图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其总统是由直选产生的,反而苏联主席不是,结果耶尔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地方首长的民意基础马上冲击到中央领袖,甚至凌驾后者,这就是政治学上所谓的“耶尔钦效应”。后来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耶尔钦就挟其民意声势,产生极大影响。

徒令“选举拜物教”信徒过瘾

当一个人当上老大,却发现他的支持票远低于他的副手,这种情况就很危险,也很棘手。目前公正党的党内直选制度,老大老二老三还有其它青年团的四五六号 人物,全部拿出来竞选,看起来很民主,但只是徒令“选举拜物教”信徒们过一过瘾的产物。“选举拜物教”一直认为,只要有选举就是民主,只要有选举就万事大吉,但没有考虑到其它风险性,以及背后的政治逻辑,也没有做好制度设计。


高低职位之间也出现竞争


如果党主席和署理主席、副主席的选民基础高度重迭,也就是说,都是同一批党员选出来的,那么不同职位的得票高低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的话题。换言之,在这种选制中,主席候选人不只要击败对手而当选,他取得的得票也要高过署理主席当选人,才具有安全感。

幸好本次公正党直选,由于再益闹出不少风波,加上一些弊端传闻,已影响到署理主席竞选的严肃性,加上投票率甚低,当选者未必可在党内卷起强势风潮。可是设想一下,倘若党选是在深具规范之下进行,又有极大投票率,那么署理主席当选人可能就是享有二十万、三十万得票的“民意强人”,安华和旺阿兹莎在这个副手面前,除了虚虚实实的道德声望之外,还有甚么?如何号令?有没有可能被逼宫?

我认为,经过这次党内直选后,公正党必须重新检讨和评估直选的适宜性。这不是反民主、反直选的问题,而是关乎政党良性运作和权力妥善分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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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中,有我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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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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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26203

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10-01-11 星期一 2:52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快意恩仇告别脑残 (书序)
2010-12-02
来源:《风云时报》
作者:潘永强

Picture:Click to zoom

叶子麟是我的三德中学校友,怡保人,这是最近才知道的事情。他比我年长,人生经验比较丰富,应该称他为学长,他还是从事中国研究的留英博士,与我有相同的学术兴趣。我们虽是校友,却是近期才认识的新朋友,只见过一次面,但非常投缘,如今他出版新书,邀我作序,我义不容辞很快就答应下来。

自从新媒体崛起之后,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和书写的模式,互联网上各种言论和写手也井喷而出,一个人就是一个言论平台,有点像家庭承包制下的自留地,不受生产大队约束!姑且不论新科技带来的舆论冲击和对民智的影响,即便就阅读趣味而言,有时在网上发现不同风格的作者,经常也会带来一阵惊喜。

因此,当博客(或称部落客)兴起之后,在我们的观念市场上,就立刻出现了海量般的信息和替代选择,还令许多人可以在网上张扬个性,突显自我,同时不必受传统媒体的支配和筛选。就我的观察,博客书写形成风潮后,文字似乎也重新恢复了它的力量与魅力。

从舆论生态来看,博客群中卧虎藏龙,浮现不少有见地有思想的写手,他们“和平崛起”,马上就把那些长期占据在传统媒体上,却味如嚼蜡、人云亦云的时评文字,明显的贬压下去。

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平面媒体《南方周末》上,曾有一篇短文,就把这类枯燥乏味的评论,形容为脑残文体。作者叶匡政在〈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中就以调侃语气说,黑夜给了时评家一双黑色的眼睛,他们只用它来翻翻白眼。因为“这类时评家看起来像是会咬人的狼狗,实际上骨子里都是些叭儿狗……装出了一副爱憎分明样子,其实只是一群圆滑世故、见怪不怪、假情假意的文字老油条。”

马来西亚传统媒体上每日大量生产的各色时评,经常也是试图复制着一种脑残逻辑,有时甚至还摆出一幅有思想有深度的外貌,可是“它虽在读者面前堆满了文字,却依然找不到任何思想的出路。”对于受尽脑残文体之苦的读者来说,博客和互联网上打开的空间,无疑是创世纪的突破。

我对叶子麟的认识,就是从他的博客开始。他自称中年怒汉,早年因对国家失望,决定去国游学,多年后回流返乡,国事不只没有起色,反而更加沉沦破败。董桥说:中年是下午茶,看似诸事可为,却又百无聊赖。人到中年,有话要说,只好带出强烈的冲动和爆发力。

跟我认识的三德人不同,叶子麟的文字处处展现他的正义感和原则性,毫不掩饰(甚至不加修饰)个人的立场与好恶,不会投机谄媚、假装中立,而且中文水平特好。虽然他在博客上的文章用词大胆、语言草根,有时还流露不少怡保人的幽默,但是细心阅读会发现,其实他的观点和评论都有非常清晰的思路与逻辑,判断精确,而且立场一致,往往是饱经社会历练后,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绝非一般玩弄政治正确的脑残文体可以相比。

我把叶子麟的文字,看作是一位心智成熟、有思考能力、具有跨国经验,同时洞悉世情,而又嫉恶如仇的中年男人之社会批判。不过,他采取的书写策略,是一种快意恩仇、狂狷肆意的文风,不同于一般所谓“知识分子”的道貌岸然。这种书写策略可能是作者释放内在激情和刚烈感受的一种方式,但无形中也使到他的文字增加不少冲撞力和争议性。

目前叶子麟人在企业界,所以跟没有学术的学术界及没有文化的文化界保持距离,可以避免被恶心的陋习侵扰。我希望他可以保持这份距离,继续特立独行,不需要向任何人卖帐,维持人格上的孤高。虽然他这系列的文章可能是无心经营的成果,却表达出个人的忠诚和判断,社会需要有人不断有个性地愤怒,有愤怒才会有要求,这是维系进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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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26203

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10-01-11 星期一 2:55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不要做政治行销的消费者
2011-01-07
来源:《风云时报》
作者:潘永强

人们需要领袖,在东西方都一样。柏拉图说,领导就等于舵手,毛泽东也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强而有力的领导,使人觉得可靠有方向。

可是,领袖不是自然产生的,只有领袖也不能成事。事实上,领导人是来自追随者,不能只谈领导而忽略被领导者,也就是选民,以及选举。但是,从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以及他的老师柏拉图眼中,就从不把选举当成好东西,甚至认为选举是坏东西,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很长一段时期。

现在我们认为,用选举方式选出领袖,就是民主的做法,但从历史渊源上讲,选举原本与民主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当时认为,选举过程容易被操控,必然导致精英统治。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断言,用抽签的方法来产生领袖才是民主,用选举的方法产生决策者就是寡头政治。

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抽签这种方式最公正,不会给任何人特殊的机会;每个公民有同样的机会被选中,防止有钱有势的人来控制挑选过程。

近世以来,争取民主逐步演化为争取选举。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后,一开始就排斥用抽签来实现民主目标,反而看上“选举”。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主要是用选举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正当性的问题。

当时的政府都要摆出一个正当性的架势,于是就用逐步放开投票权的方式,让一些社会群体(尤其是劳工)慢慢取得投票权,但这个过度极度缓慢与谨慎。有了选举后,人民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好像当家作主了,体制也解决了合法性的问题。

选举承诺的是一种选择领导人的程序,它跟意识形态不同,不会许诺一个未来的乌托邦。选举的优点在于,如果有领导人犯错或是政治丑闻,它可以重新选举更换一个领袖,但不会影响造成意识形态上的破产,所以不会动摇整个体制的合法性。其次,选举是人人有机会,连反对力量也愿意选举,而不是推翻体制。

可是,选举只是选出领导人的过程,选举没有决策的功能,选民不参与决策。不过,选举会让人产生虚幻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以为人民是老板,这对维护政治体制的稳定当然是很有好处的,但不意味着人民从此成为主人。

如今我们也预设了选民皆理性,理性判断后选出一个好政府。可不要忘记,选民是由每个普通民众组成,但有些个人连处理自己的事情都很不行,怎能期待每一个人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同样有能力。

选举只是解决量的问题,不能解决质的问题。选举不保证选出好人好政府,也不保证良好的治理,刘天球和基尔都是选举选上来的。换言之,选举无关伦理,也不是解决品质的最好方式。

选民在投票时,勉强来说只是在大政方针上把关,但日常管理还需要专业官僚来处理。但越专业和越关键的人员,都不能靠选举产生。

例如,社会上大部分需要强调道德、知识、原则、专业的职位,都不能用选举来决定。如法官、警察总长、大学校长、央行总裁。也就是说,选举只能用来产生人民代表,面对专业和道德判断,选举这种手段就失效,不会将之交给选民手上。

有学者认为,民主选举首先是中性的,有时投票立场跟理性判断往往是两回事。如果一个国家大部分人是种族主义,选出来的总统只能是种族主义者。其次民主选举是保守的,政客为了要多拿选民,往往会向传统势力伸手,结果巩固了原有的社会结构。

不同选民也有不同利益取向,政客可以逐一满足各个利益需求,让选民不能形成统一的共同群体。在政客眼中,选民是没有个性,没有面孔,没有主体的东西,可以任意切割和移动。在选举技术上,就把选民定为游离选民、中间选民、基本盘,各取所需。

事实上,现代的选举政治,还让选民成了政治行销的消费者。政客要包装,要宣传,要公关,要有大口号,大论述,要适时表态,适当地卖弄,表达感性的语言等等,但其实许多都是行销手法。他们知道,选民是感性多于理性,善忘的,喜新多于念旧,所谓民意如流水,选民是很容易被操纵的。

因此,美国政治学家巴伯(Benjamin Barber)认为现有的选举政治只是程序民主,缺乏实质的民主参与,这种程序民主只是徒有虚名的“弱民主”(thin democracy),只有全面积极动员的参与式民主才是“强民主”(strong democracy)。

当下,即使在西方学界,也出现许多讨论探讨在选举以外,有没有实现民主的其它形式,如何改进选举的缺憾?非选举的形式可以如何运作?这些新形式对民主核心观念如包容、平等、商议有什么影响?

就实践层面而言,传统的非选举形式已经存在已久,以弥补选举的问题,如公民投票,民意调意,游说活动,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更多新的形式也在讨论,如电子民主,社区民主,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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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2-01-11 星期三 12:36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153126


王权、相权、副署权
潘永强,2011年1月11日



雪兰莪州秘书人选的风波,涉及联邦与地方的人事任命权冲突,也牵涉到君主立宪底下,苏丹所应扮演的角色,当然更冲击到民选政府首长之权力是否受到削弱的争议。

如今雪州议会将以修改州宪法的途径,来进行补救措施,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先要正本清源找出症结,才能把握到修宪要怎么修、要朝哪一个方向修改的问题。

中央政府指古斯林委任合法

若从法制的狭窄层面解读雪州宪法,联邦公共服务局委任古斯林为雪州秘书一事,是合法和有效的。古斯林要在雪州大臣前作的宣誓,只是保密宣誓,不是到任就职宣誓。

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宣称,“雪州宪法并没有规定,公共服务局在委任州秘书之前,必须先征询苏丹的同意,也无需事先跟雪州政府磋商。”如果从蛮干的角度出发,西迪此言无疑也是合乎宪法规定,我们不得不接受。

事实上,再论政治伦理与礼仪规范,政府首席秘书也在形式上做了表面工作,把人选名单交给原任的雪州秘书蓝利玛目,即使“雪州宪法并没有规定”。然则,由于雪州政府在这个环节上经验不足,犯了严重政治错误,才让他人侥幸偷渡过关。

合法却何以产生宪政冲突?

至于为何这么多人不挑,偏偏挑了一个人品与能力都最烂的古斯林,摆明是向民联当局找碴,这就不属于宪政要处理的部份,而是政治割喉的问题了。

由于这项人事任命是合法且有效的,如今即连雪州政府也很难在司法层面上挑战,它只能消极地抵制,不让古斯林与闻机要,但此举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惟有寻求州议会修宪,以求防堵宪政上的漏洞。

可是,为何一项“合乎宪法”的任命程序,依然产生重大的宪政冲突呢?这就关系到宪法与宪政主义的关系了。

民选首长竟无三大幕僚委任权

立宪有两大功能,一为保障基本人权,二为规范政府行为,因此宪法条文绝不能天空行马、随心所欲地设计,宪法条文必须符合宪政运作的逻辑与规范,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应实际的权力运作,让各方权力能在平稳和谐中达到相互制衡的作用。也就是说,设计宪法不是靠想象力权宜迁就,想怎样设计就怎样设计,设计宪法跟设计马桶是两回事。

然而,1993年雪州修改宪法,把委任州秘书、州财政和州法律顾问三人的权力,从州政府手中取走,就是几个法匠、法妓们,用设计马桶的脑筋胡乱增删扭曲制造出来的无厘头宪法。民选政府首长最重要的三大幕僚,竟然可以由他人委任,而根据宪法,本人却是全无置喙之余地!

藉这次危机让宪法妥当成长

这样的宪法设计不会确保宪政运作顺畅,反而注定一定会撞车失事,若用比较规范的说词,就是这样的宪法无法适应政治变迁的需要。过去未出事不代表宪法有效,而是未形成国阵与民联的政治割喉局面,一旦权力竞争剧烈,这些宪法条文就完全无法适应实际的权力运作。一部缺乏适应性的宪法,就不是一部好宪法。

宪法学界强调,“宪法不能靠创造,而是靠成长”,靠设计马桶的脑袋去生硬地创造宪法,更加不可。然而,宪法出现矛盾与危机的时刻,通常也是宪法获得成长和加强适应力的最佳时机,此际雪州政府欲通过修宪来调节当前危机,正是允许宪法成长的妥当途径。

本次修宪关乎内阁制副署权

这次宪法危机的关键问题,是民选政府首长无法参与重要的人事任命,所以修宪要修的是:雪州大臣“拿回”人事权。在宪政理论上,就是关乎内阁制底下的副署权(countersign)。

按内阁制精义,在发布重大政令时,政府首长必须具有副署签名的权利,即使这些重大政令是以虚位的总统或立宪君主的名义颁布,都必须经过总理/内阁大臣的副署签名。副署的意义是同意、认可以及更重要的,承担政治责任。政府首长没有副署权,或者副署权被取消,都是动摇内阁制精神的重大变动。

在英、日的内阁制精神下,民选出身的首相必定享有副署权利。在法国第五共和宪法里,即使是采取总统——总理的双首长制,亦明文规定总统所签署的政令,除任命总理、举行公民投票、解散国会……等以外,均需总理副署,未经副署之文件不具法律效力。

副署意味政治责任由其负责

我们知道,依内阁制精神,虚位的总统或立宪君主不负具体的政治责任,总理/内阁大臣的副署意味着政治责任由其负责,倘若总理/内阁大臣拒绝副署,就表示他反对某项政令,或不愿肩负政治责任。

好了,如今要问的问题是:雪州政府三大幕僚的任命权,依据州宪,既可以不必州务大臣的副署,也无需事先跟雪州政府磋商,那么这项任命权的政治责任由谁负责?由州务大臣负责、由苏丹负责,由政府首席秘书负责,还是由联邦公共服务局负责?

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原本规定:“总统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之副署。”1997年修宪后,行政院长副署权被取消,此后宪法学界就认为台湾的宪政体制已从内阁制,逐渐向双首长制倾斜,可见副署权存在与否,涉及政体变更,滋事体大。

所以同样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一州大臣连任命政府幕僚的副署权都可以失去,那么现时我们雪州的政体究竟是内阁制,还是苏丹制,或是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制,乃至联邦公共服务局制?

雪州这次修宪能匡正弊制

副署权这项设计,不是现代宪法所独有,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已存在。据史学名宿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指出,唐代皇帝的勅诏,如未经宰相副署而直接发出,不受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

钱穆另外还举了一个例子。宋太祖为开国皇帝,在建德二年恰逢三个宰相相继去职,他想委派一位新人为相,却找不到宰相副署,勅旨无法生效,最后找来开封府尹(相当于首都市长)副署盖印,才解决这个尴尬。

由此可见,即使是传统中国政制,君权与相权早有严格区分,不是一人独断,它可以通过宰相的副署来调和君权的滥用,中国传统政治不完全是电视连续剧呈现出来的专制和独裁。

现代马来西亚的宪政,如果连这一部分的权责也无法厘清,任由错乱的宪制设计,为社会衍生诸多权力冲突,不只显得我国宪法体例的落后和缺乏适应性,也不利于宪法的成长和发育。就此而言,雪州这一番修宪的动议,不啻是拨乱反正、匡正弊制的正确举措,但愿顺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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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7928.html

民联创下巨大胜利
砂州晋入政治主流

Apr 16, 2011

本届砂州选举,人民联盟赢得15个州议席,创下了巨大的胜利。其最大的意义,就是宣告砂拉越终于晋入马来西亚政治主流,不再孤立于国家政治改革的大潮。

在十天竞选期间,民主行动党在三大城市举行的讲座人潮惊人,以致人们开始相信民联将可否决国阵的三分二议席,甚至夺下州政权,然而那只是人们因求变心切而产生的想象,实是过度乐观,缺乏实际考量。

2006年州选,民联只赢得九个城市议席,这次来自半岛的民主行动党和人民公正党一举攻下15个州议席,且将人联党党魁陈康南拉下马、让攻打19席的人联党输剩六席,并攻克三个非华裔选区议席,已在砂拉越的城乡选区掀起一阵旋风,使本土政党承受重大压力。

经此一役,砂州选民深切表明,他们不再接受“本土政党”和“西马政党”的分别,所有政党都是一个马来西亚天空下的政党。选民只问理念和诉求,不分地缘,打破狭窄的地域意识。

一旦政治上的狭窄地域意识被攻破,贪腐和无能的人联党和土保党,就不能躲在“本土政党”的旗帜下,漠视选民求变的呼声。

民联经历过这趟民意洗礼,通过了砂州选民的信任投票,它们不再是“外来政党”,而是取得了本土选民的民意基础。

相反的,标榜为本土政党的势力,却被在地的选民淘汰和唾弃,这些丧失本土选民认可的政党,还能称为本土政党吗?

砂州选民这种只问理念,不分地缘的政治转变,也有助于全国人民在政治价值上同声共气,同一呼吸,让砂拉越不再自外于马来西亚政治的边缘,而是进一步融入全国政治改革的主流,不再只是国阵的定期存款,予取予求。

此后,国阵和巫统不能再漠视广大的砂拉越民意,或是任意剥夺砂州的财富与资源。

民联虽然无法打破国阵三分之二多数,但不能抹煞州选的结果,仍然是历史性大胜。未来民主行动党和人民公正党有望在广阔的砂州土地上,深入城乡各地,建立基层组织。

这次的砂州选举,是砂拉越现代政治史上最关键的选举。由在野党掀起的街头政治集会,也是砂州自1960年代反殖斗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政治集会。

人联党在这次州选后,基本上将丧失过去四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声望,砂州华人政治将全盘由民主行动党取代。

人联党未来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重建形象,和培养新一代领袖。也就是说,经过这次州选后,人联党未来十年,将是失落的十年。

由于人联党是在地政党,有广泛的组织基础,相信不会泡沫化,可是若不思改革,相信“去荷兰”还是有可能的。

选后不只人联党内部会追究败选责任,它与泰益的关系也充满变量,泰益领导的土保党也面临继承危机。

民联的选战主轴对准泰益,使到泰益难辞其咎,这将进一步让首相纳吉借力使力,加速迫使泰益下台。

巫统近年来一直希望泰益下台,由土保党其它领导取代,但泰益意犹未尽,同时巫统也投鼠忌器。但是,面对砂州人民,特别是城乡选民都吹起反风,正好让纳吉可以借用民气,进一步向泰益施压。

民主行动党的火箭兵团,在三年前歼灭了民政党,如今又铲平了人联党,展现无穷的战火,现在尚剩下半生不死的马华公会。人联党败在一心为白毛,白毛吃肉,人联党喝汤,马华公会应从人联党的败亡得到启示,如果仍旧一心为巫统,下场也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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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284106

错过公民社会运动黄金十年
论者指董总失去新生代支持

2014年12月21日

董总最近内斗风波不断,政治学者潘永强指出,董总在主席叶新田与署理主席邹寿汉领导下,错过了公民社会运动的黄金十年,失去一个世代的年轻人支持。

潘永强指出,虽然大马过去十年历经两场大选、政治大海啸、换了首相和多名的马华总会长,但董总过去作为公民社会运动先锋的角色却不断在退步。

“过去10年8年之间,是大马政治社会转型重要的年代,也是公民社会黄金十年。但是,董总在叶新田和邹寿汉领导下,错失了这黄金十年。”

“一个最明显的情况是,在过去的8年,董总或华教运动失去整个世代年轻人的认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指出,这些年轻人逐渐对华教运动失去热情,反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反对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上,进而导致董总和新纪元学院无法掌握大量年轻的专业与进步人才。

他举例,虽然董总最近发生危机,但许多年轻人既不关心,也不注意。

潘永强也是尊孔独中校长,他昨晚在“董总领导危机与华教运动的民主化”讲座上,剖析董总所面对的挑战。

他继指,董总错过这黄金十年,也导致新纪元学院的学生素质降低,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公民社会运动优秀人才。

他指出,新院从1998年创办以来的首10年,许多学生都看着董总崇高的声望而选择报读,因此新院培养出不少人才。

但他表示,若非2008年的新院风波导致新院沦陷,那相信新院还是可以培养很多社会领袖与人才,可是这个环境已慢慢崩析。

潘永强语重心长地说,由于大马的高等学府泛滥,因此新院能培养出未来所需的公民社会人才方是华社和董教总所期待的。

“特别是董总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力量,它需要有很强大的后援来支撑,包括学术和专业人员。”

“如果董教总好好经营新院,使之成为出色兼有规模的(学府),这对整体华教运动或华社公民社会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可是,过去几年的发展,很显然没看到这种迹象。”

潘永强引述美国作家柯林斯(James Collins)的著作《从优秀到卓越》指出,一个组织要从优秀迈向卓越,取决于有无找到对的领袖。

他举例,林晃升过去领导董总时,总会找“对的人”来共事,但董总在叶新田的领导下,那他就会找“其他更糟糕的人”加入董总,结果导致董总衰退。

“如果是正确的人,好的优秀领导人,他自己可能有80分,那么他会根据他的眼光和品位,找与他水平差不多,也是80分的人(共事)。最低程度,他也会找75分或70分的人。”

“如果你找一个领导人,他本身只有50分的水平,加上他心胸又狭窄,视野又低浅,他怕人家超越他,因此他可能找30分或25分的部属。”

“所以,你的团队只有25分,跟另一支有75分至80分的团队相比,中间相差50分,距离是非常远的。这个25分的团队有时就会偷懒,吹水,蛇王,可能这25分的功力都发挥不出来。”

潘永强认为,由于董总与公民社会民主化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重建董总,重新扛起公民社会运动领导大旗。

“重建董总也与政治民主化息息相关。董总在80和90年代是大马最重要的民权运动领航者,也是华社政治思潮和政治观念的发动机。

“包括我们现在朗朗上口的‘两党制’,‘两线制’,其实就是源自当年的华团民权委员会的林晃升等人。”

他补充,行动党过往没今天那么强大时,董教总就是大马社会抗衡国家霸权的“实际代言人”。

“所以,一个健康、理性、稳健的董总,不只是对华教发展很重要,对我们的公民社会和国家民主化也是非常重要。”

这场讲座假林连玉纪念馆进行,由独大有限公司、隆雪中华大会堂、林连玉基金和华社研究中心联办,吸引约50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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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67328

建国六十年,教育大崩坏
发表于 2016年12月27日中午12点25分
更新于 2016年12月28日下午3点50分

马来西亚是全球极少数罕见的国家,本身的基础教育办得一塌糊涂,却宣称要成为本区域的高等教育中心。但是,由于基础教育素质低落,不只直接冲击到它的高教体系,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它奢想要建立的区域高等教育中心,最终也沦为商业化和市场化导向。

这个教育大崩坏的国家,已经为它的企业界丧失创造力和研发条件,以及国民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而付出沉重代价。

大马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上的低素质表现,是有国际比较数据提出证明的,也就是说,它的教育崩坏是得到国际“承认”的。我们在2017年将迈入建国六十周年,但它在各种制度机制上日渐破败,是全面和系统性的崩败,教育体制自然不能幸免,其崩坏情况更是无以复加。

在最近公佈的2015国际学生能力评估(PISA)中,马来西亚原是参与国之一,但在最后发布的报告却没有列在排名中,原因是学生测试的样本数不足。这项由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每三年进行一次的学生综合能力评估,分为数学、科学和阅读素养三项,马来西亚为何样本数不足,是否表现严重落后而致有效样本不足,需要教育部严正解释。

但是,如果根据2012年的评估,本地学生表现已经惨不忍睹。参与评估的6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大马综合排名第52,在东盟只比印尼好,但不如一些低收入国家,如越南(第17)。大马的排名不只大幅落在世界后端,在实际分数上也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有极大距离。

PISA的评估对象为15岁的中学生,从各国教育成效,其实可以预见未来十年的国家竞争力,当十年后学生年龄达二十五岁,就是各国人力资源的新生力量。PISA项目的发起人,OECD教育技能司司长施莱歇尔(Andreas Schleicher)同意,该评估很大程度上可预测他们日后发展。

该组织在加拿大跟踪了在2000年参加过测试的学生,发现取得良好PISA成绩的学生更快地融入了就业市场。以此观之,如果大马基础教育素质仍旧低落,至少未来十至二十年的竞争力非常值得忧虑。

其实不少对大马教育有所了解的人士,特别是企业家和外国学者,都知道教育体制濒临崩坏的局面,亚航主席东尼最近应《The EDGE》邀请,撰文讨论国家最值得关注的几项议题时,就直接只着重教育危机,因为纵使大马问题重重,但教育崩坏更值得关注。PISA的好处在于,它对同年龄层学生的跨国评估,毫无掩饰地反映出不同国家教育体制的进步低落,最后让大马教育部门不得不承认崩坏的严重性

世界银行在2013年,即上一次PISA评估公佈后,就发布过一份《马来西亚经济观察──高效能教育报告》,指出如果教育素质不改善,会妨碍大马成为高收入国。据分析,不只超过一半的大马学生数学不达标,即使最优秀的5%,其表现也只能与韩国和日本学生的平均水平相等。报告也指出,大马不分城乡表现一律低落,即使城市的学生也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如泰国、越南、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学生相差甚远。

从这个面向,也可以暴露大马的公共考试,尤其是高中SPM考试,早已失去信度(reliability)和效度(validity)。意思是指,这些公共考试不能反映出学生真正能力,程度中等考生可以得到特优,连程度偏低者也能考得合格,可是当面对国际评估时,大马学生数理成绩就比他国有明显的差距水平。换言之,每年公共考试年年升高的及格率和人数浮滥的特优生,既没有意义也是自欺欺人,造成国内公共考试日渐丧失评估信誉。

教育部的确需要对当前教育大崩坏作出严肃回应,因为这攸关国家长期发展与竞争力。2009年大马首度参与PISA,成绩之低落引起政府震惊,因此制定《2013-2025年国家教育大蓝图》(有些人却将此蓝图误解为意图消灭母语教育),订下在2025年前要在PISA和TIMSS (国际数学和科学趋势调查)成为全球前三分之一的目标。前任教育部长慕尤丁还在2014年前往当时全球排名第一的上海访问,向中方取经。岂料教育大蓝图施行后的第一个PISA评估,大马就被剔出名单。

基础教育的崩坏,不是一日造成,也不是两三任教育部长的责任。事实上,大马教育拨款充足,儿童入学率高,基础教育的开支也比其他东盟国家多出一倍,但是学习成效却高度不彰

普遍人所共知的原因,包括课程发展落后,教学方法僵化,对国际教改趋势无法掌握、资讯应用力低落、教育行政体系保守迟滞,公立学校种族和宗教气氛强烈等等。但世界银行则认为,主因是学校缺乏自主权、家长参与度偏低以及缺乏有素质的教师

以上原因,我们都承认各有基础,但更重要的根源,是长期隋性和不专业。其最大问题反映在教育研究能力的长期低落与不重视,缺乏有水平的师范大学体系,无法对教育相关领域作出有意义的研究,以及符合专业的培训,纵使有充足的教育经费也虚耗和配置不当

马来西亚师资培训体制长期存在着严重危机,私立学校如此,公立学校同样有问题。如果缺乏有意义的教育研究支撑,解决教学现场问题的师范教育就不可能有效,我们的师训学院内素质参差不齐,学术底气和知识视野都有不足,经常是教学的人假装在教,上课的人假装在学

相比中国和台湾,他们的师培体制的研究与培训能力较完整与专业,而相对起新加坡和香港,他们对全球教育趋势的变化也相对敏锐和前瞻。马来西亚由于隋性和非专业使然,这些工作都做不好,甚至对教师的入职门槛也相对宽松。

曾有经济学家指出,马来西亚的家庭债务高居不下固然是个问题,但教育素质低落更令人担忧,因为教育素质改善就可以提高家庭收入,届时家庭债务的问题就可以减缓。

在教育成效的问题上,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把矛头指向教师素质,含意是公立学校教师在能力和态度上都存在很大问题,它建议政府考虑以绩效作为教师薪资的标准之一,在某些层面以合约的性质聘用教师,但不保证长期任职,为低素质教师设下退场机制。《国家教育大蓝图》基本上接受教师素质是大问题,未来只录取成绩前三分之一者成为教师,但实际执行尚需观察。

此处针砭教育崩坏只谈及基础教育的冰山一角,尚未涉及高教危机。PISA表面上反映各国教育的成败,背后更深刻是暴露国家能力的强弱。东亚地区教育有两大极端,新港台中日韩甚至越南,都在前列,他们都是广义的儒家文明圈;而泰国、大马和印尼,则远为落后。

目前大马教育停留在普鲁士模式,只能为大规模工业生产培养大量守纪律但无创见的传统工业劳动力,而无法适应未来工业4.0、物联网、人工智能所需的创意人才。其实当下的国家競争力比并,就包括了对未来教改趋势与需求的敏锐掌握,在这方面新加坡与中国正在追赶,我们则依旧还在原地上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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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16461

高教危机根源:种族化与市场化
发表于 2018年3月21日

马来西亚教育体制的素质,从小学至大学各个阶段,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评论:“教育普及,素质低落”。论普及程度,小学和中学已是十二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达到机会遍布的情况,若论教育品质则处于全球中下位置。

不过,我国高等教育之发展不失特殊和弔诡意义,它虽然在水平和素质上并无卓越之处,政府却刻意将其打造成本区域的高等教育中心,政策初衷不在于推动知识和科技的进步,而是让教育产业成为经济领域的一环,不意竟然还有一定成效,使我国成为东南亚内高等教育最具自由化和商品化的一员。尽管如此,由于体制和方向上问题丛生,高教发展充满危机和困局,对人才素质和产业升级的负面效果已经浮现,为国家竞争力带来莫大影响。

研究过大学发展的政治学者丁学良指出,人类过去一千年历史说明,哪里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兴起,哪里就有世界一流国家的崛起。当今科技与经济快速变化,“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流大学的智力支持,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新观念和知识,这样的国家就只能在世界分工体系里处于下等或中下等的位置。”(丁学良, 2004)

姑且不论马来西亚有无可能出现一流大学,就现代大学的功能而言,我国的大学与现代综合型大学应有的理念和功能,都还有一段距离。西方综合型大学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优质的教学,以教化国民心灵 ;二是卓越的研究,以探索知识和智力 ;三是专业的训练,以满足社会需求。要达到以上功能,一所大学在精神和气质上就必须做到开放包容,自由宽阔,实现宇宙之美。我国的大学,还远远做不到。

马来西亚现代大学的肇建有六十余年历史,但至今未能建设起一两所在本区域内备受尊重的大学。综观而言,我国高等教育深受两个问题困扰,一是大学种族化,二是大学市场化,导致学术生态和教育质量面容模糊。近年政府意识到两者危害至深,有意匡正,但恶质的结构性传统不易铲除,既得利益也根深柢固。未来若不能摆脱这两个干扰,将继续在中低水平之间徘徊浮沉, 难望卓越成就。

我国高等教育史几乎与亚洲主要国家同步开始,但现代大学的建立,却起步较慢。英殖民政府早于 1905 年就在新加坡设立英王爱德华七世医学院(King Edward VII College of Medicine),1928 年又成立了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

当局在二战后成立 Carr-Saunders 委员会,评估高教发展,同意在这两所学院的基础上,成立马来亚大学。1949 年马大成立,校址设在新加坡, 十年后另在吉隆坡设立第二校园。不过,两地政府后来认为,有必要把马大两个校园独立分家,于是 1962 年 1 月 1 月新的马来亚大学在吉隆坡成立,新加坡校园则改称新加坡大学。由此可见,在马来半岛上现代意义的大学要迟至 1950 年代末才出现。

早期的马来亚大学,如同英殖民政府设立的香港大学一样, 精英导向,培养少数社会治理所需的技术人才和行政官僚,不以研究学术和钻研知识为目的。由于招生名额少,受录取者多为优秀尖子,教授虽不偏重研究,但学风优良,校园维持英式传统, 崇尚自由宽容。

但是,马来西亚独立后日渐面临社经矛盾、贫富悬殊和族群冲突,校园外的社会动荡不可能不波及大学氛围,最终影响到高等教育走向。最大的冲击来自 1960 年代后期的学生运动与五一三族群冲突。1969 年全国大选期间,马来族学生在各地巡回演讲,在群众大会上批评联盟政府的政经方向。大选后吉隆坡爆发五一三族群暴动,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被迫下野,巫统少壮派领袖拉萨在 1971 年制定“新经济政策”,为建国策略和教育政策带来巨变。

新经济政策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解决马来人的贫穷与社经状况低落,确保马来人在国家政经体制各个关键位置的支配地位, 巫统的少壮势力主张保障马来人的大学教育机会。为此大学的种族化风潮随之开启。

在新经济政策之前,马来人大学生人数甚少,政府为扭转非华人学生偏低现象,从 1960 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采取两个步骤增加马来裔大学生人数。首先是增设大学,在 1969 年创办理科大学,1970 年成立以马来文教学的国立大学,同时把一些历史悠久的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例如沙登农学院在 1973 年升格为农业大学(今博特拉大学前身),1975 年国家工艺学院升格为工艺大学。

第二个步骤,则是变更大学的教学语言,从英文改为马来文和英文双语教学,让马来文中学毕业生可以顺利衔接大学教育。政府根据《马吉报告书》建议,大学不以学业成绩为标准,按种族的人口比例作为收生根据,从 1971 年起实行种族配额(quota system,俗称固打制)。结果马来亚大学的华人学生从原本占七成之多,进入 1970 年代后逐渐减至三成左右,马来族学生则大量增加。

原本根据种族配额的协议,本地大学的马来人与非马来人比例是 55 : 45,通常马来人都超过 55% 的比例。其中一个原因是, 政府把出国留学的非马来人,也算在大学就读人数中,故需要增加马来人的入学人数。据第三、四、五大马计划的资料,1970 年马来大专学生占 53.7%,1975 年是 71.3%,1980 年为 73.3%,1985 年则是 75.5%。

虽然马来人大学生骤增,但他们就读的科系却偏向马来研究、回教研究等文科,而理科和工科的人数甚少,令政府颇为担心。根据《马吉报告书》的资料,1970 年本地大学毕业的 493名理科生中,马来人只有 22 名 ;71 名工程科系毕业生中,只有1 位马来人 ;49 名农科毕业生中,马来人占 15 位 ;而 67 名医科毕业生中,马来人仅有 4 位。

政府认为,如果任由马来人选读科系不平衡的现象发展下去,不只妨碍马来人的技术和工艺能力, 也会影响新经济政策下马来人在各领域的主导地位。为此,政府也力求各科系的马来族人数,都符合族群配额。

国立大学不按成绩择优收生,必然对教育素质造成致命的打击,这种恶果慢慢浮现。首先,大学收生门槛降低,在教学和考试上也得降低要求,但对学术水平最大的伤害,则是学术人员的遴聘和职等升迁,也受种族因素干扰,近亲繁殖屡见不鲜,损害专业尊严和引致人才出走。由于授课语言逐步改用马来文,不利于国际交流与发表,教材和读本的马来文翻译本也跟不上需求。加上学术规范尚未健全,学术风气惰怠不彰,逐渐难以跟国际前沿互动。

据统计,马来亚大学在 1999 年至 2009 年的十年内,在 SCI和 SSCI 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为 3,440 篇,仅为香港科技大学的三分之一左右,后者同期发表论文 10,400 篇。可是香港科技大学拥有大约 400 名学术人员,而马来亚大学 2008 年的学术人员则是 1,918 名。(Hena and Poh, 2011)

在治理和行政上国立大学日益种族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化,导致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益发严重。校长由官方任命,任期 3年,但流动性高。1962 年至 2010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共有 5 位校长,都由知名学者出任,同一时期马来亚大学则有 10 位校长, 当中不全是有名望学者,包括两位非学术性的高级公务员,其中数人只任 3 年,有两位连一个任期都没有做完。委任国立大学校长也有种族和政治考量,没有出现过华裔的大学校长。

政府一方面用种族配额压缩非土著的入学机会,另一方面则增设马来人专属的大专学府,形成教育上的种族隔离。玛拉工艺大学(UiTM)履行了这个政治功能,该校只录取土著,前身是乡村与工业发展局(RIDA)的职业训练中心,后改称玛拉学院,是土著人民信托局(MARA)的单位,1999 年升格为大学。

论学生人数和校园规模,该校可称为全国最大的大学,除了莎亚南总校外,还在各州共设有 13 个分校和 21 个卫星校区(satellite campuses),2015 年的学生人数近 17 万人。前雪州州务大臣卡立在 2008 年建议开放 10% 学额招收非土著,很快遭到反对。

其他机制上也出现种族隔离安排,如教育部所设的寄宿中学,以裁培马来学生进入大学理工科为目的,不开放给非马来人。国立大学另设立大学预科班(matriculation),只偏重招收马来人报读,造成大学收生轨道不一致。

国立大学掀起种族化风潮,形成机会不平等现象,马上对社会的集体心理产生冲击。首当其冲是华人社会,既感受强烈的升学压力,也对社会流动受阻而沮丧。种族矛盾没有因扩大马来人的入学名额而得到舒解,反而激化族群之间的心结,影响一部分非土著的国家认同。1970 年代出现独立后第一波中产精英移民潮,以华人占多。许多马来人以种族配额进入大学,却没有增加他们的信心和竞争力,高等教育的机会偏差和不平等,最后转化为政治力的矛盾。

1970 年代初的学生运动,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多面的,事后政府延缓国立大学的发展步伐。第六间大学北方大学,迟至1984 年才成立,且设在远离首都的吉打州新笃。但是,随着1980 年代我国进入工业化发展,吸引外资前来,开始感受到人力资源匮乏,尤其在专业和技术领域缺乏人才。

本地大学经历十余年的种族化氛围,校风丕变,学术水平明显下滑,学额也不足以应付人口增长需求,政府开始寻求因应策略。政府在 1990 年代加速建立国立大学,目前已达 20 间,但种族化政策没有改变, 另一方面则是新辟途径,推动私立教育和市场化,使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迎向新局面和新冲击。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5 年的数据,马来西亚只有29.9% 人口有大专学历,相对新加坡的 46% 和泰国的 41% 都来得低,比起韩国 89% 更是距离甚远。高学历人口多寡,对经济和科技水平有直接影响。1970 年时韩国的人均收入还落后于马来西亚,但 2005 年韩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马来西亚的三倍多。(IMF,2009)

80 年代大部分非土著出国接受大学教育,为政府带来莫大的政治压力,加上 1985-86 年经济不景,留学支出造成大量外汇流失,因此马哈迪政府开始让高等教育松绑。但他的松绑是以当时西方风行的新自由主义去解决问题,运用市场和社会去满足高教的需求,而不是由国家大力承担。在政策论述上则以高等教育的自由化和私营化为名,试图由社会力协助国家填补角色。在政治上,也以此解决非土著对大学教育的焦虑与渴望。

事实上,我国自独立后就有私立院校存在,但主要是提供基础的职业训练,如会计、秘书、电子等课程。早期我国受英国传统影响,高等教育向来由国家主导,加上族群和语言分歧等因素,不轻易由社会力量介入。华人社会在 1970-80 年代曾要求创办华文大学,以违宪为由遭拒绝。1980 年代中后期,政府逐渐开放私立学院开办文凭和双联课程,以营利为导向的私立学院才蔚为风气,初期这些私校多为华人资本,采英文教学,很大程度舒解华人不满情绪。

1996 年私立高等教育法令通过后,进一步规范私立院校的成立和升格事宜,私立高等教育的商品化和资本化出现高潮,其时也是私立教育获利的高峰年代,个别在商业上成功的大学还能挂牌上市。根据高教部数据,到 2017 年已发展成 46 间私立大学,30 间私立大学学院,再加上 398 间学院,9 间外国大学的本地分校,合计共 483 间私立大专院校。对人口只有 3,300 万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数量不可谓不多,收生人数已经超过国立大学。

由于国内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导致高教入学率和劳动力中拥有大专学历的数字都是偏低。1990 年代,马来西亚只有 7.2%在大学年龄层的人口进入本地大专,同时期的阿根廷是 35.8%,韩国是54.8%。透过国立大学扩张,以及私立大学的快速发展,17 至 23 岁年龄层的高教入学率,从 1965 年的 2% 增加至 2009 年的 38%,目标是 2020 年达到 50%。

同时,劳动人口中具有大专学历者,已从 2005 年的 20% 增加至 2010 年的 27%,希望在2020 年达到 33%。由于在第十大马计划下,政府不打算增设国立大学,因此增加高教入学率的任务,将寄望在私立院校的努力。

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变了马来西亚社会的面貎,也取得一定成就。私立大学的爆发式成长,为许多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取得学历或改变命运。另一方面,国家的人力素质有一定提升,而英文的回潮和使用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也就是说,马来西亚在高教领域发展出的市场化模式,无论就社会面和商业面而言, 都有它成功的部分。

开办私立大学本身不是问题,更是世界常态,特别是非营利的私立大学,在日本、台湾和韩国都有卓越的例子。美国的非营利私立大学甚至比公立大学出色。在全球范围来看,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团体是私立大学的主要力量。但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在自由化后,政策上却鼓励营利导向的私立大学,大学发展充斥市场化和商业化逻辑,还附带许多扭曲和不健康的牟利行为与资金运作,对国内的高教生态和大学精神,都带来负面和受争议的影响。换言之,我国选择了一个带有病态和机会主义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

西方国家因应社会需要,也有商业化的私立大学,以教学为主,但始终不是社会主流。社会需要培植的核心价值和研发创新,也不能由追求营利的大学来提供。马来西亚高教的危局在于,国立大学长期受制于种族化和政治化,无法完全满足社会期待,但蓬勃兴旺的私立大学却受市场化和功利思维主宰,一样不能填补众多社会功能。当社会趋向多元与转型,目前的大学生态就无法培养各领域所需的优质人材。

我国开放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一开始并没有宏观的政策理想,主要是解决人力需求和政治压力,其次就是庸俗的教育产业化目的,因此鼓励企业和财团办学,跟其他国家愿意协助公益团体和宗教组织办学,在政策动机上完全不同。在政治管控上, 企业财团比较令政府信任,他们以牟利为主,不重视崇高理念、不挑战既有社会价值。若在开放私立高教初期,协助有教育理想的社会力量入场,相信今日私立大学面貎或稍有不同。

盈利导向的私立大学站在投资人立场,重视营收和财务,以教学为主,没有资源投入研究与学术,如购置科研仪器和电子期刊数据库,图书馆藏书以教科书为主。尽管私立大学办学较具活力,又淡化种族色彩,却有格局规模不足、学生视野受限、师资没有研究累积、缺乏科研创新能力等弱点。这类大学可提供社会劳动力,但无法带动企业变革和经济转型。

财团开办私立大学,尚有多重利益考量,包括跟地产和圈地挂钩。大学周边的土地和房地产,因学生人流和住宿需求而提高价值,不少私立大学的投资者就是房地产发展商,或是拨地与大学合作。年前著名投资家兼慈善家官有缘有意捐助三千万元,资助拉曼大学兴建学生宿舍,因有违房地产商利益,遭到大学当局拒绝。

除此,我国还有一些政党创办的私立大学,背景特殊。执政的国阵主要成员党都设有自己的大学,巫统有敦拉萨大学,马华公会有拉曼大学和拉曼大学学院,印度国大党有亚洲医药科学技术大学(AIMST University),民政党有宏愿大学,人联党也曾办过联合学院(现改称拉莱泰益学院,Kolej Laila Taib)。

持平而言,政党办校不见得是传播政治意识形态,主要为了掌握教育资源,方便与社会连结和动员,国阵非土著政党自办大学,也为化解政治压力,显露他们无力在体制内纠正大学固打制的窘境。此外,有些政府官联公司(GLCs)和州政府也开设大学,背后各有动机与利益。表面上私立大学似有多元特色,其实理念紊乱、体制复杂,不利我国大学培育学术传统与精神。

基于私立大学的利益复杂,加上市场压力,遂使在科系设置上,多为迎合市场和就业需要,以应用性和实用性为优先,如商管、理工、资讯、设计为主要大类,形成科系的单一化和集中化,千校一面,着重轻巧浅薄的课程,导致学府没有特色,学生欠缺专业特长。

上述科系并非不重要,可是随着社会变迁所需的众多领域却没有受到关注,例如法政、教育、社工、翻译等,遑论基础科学。每每造成社会面对治理困境和论述匮乏时,经常感叹大学虽多,但无人可用。大学科系趋向功利、低端和重复,造成社会整体在思辩、讨论、知识上的短浅与浮躁。

由于私立院校初期开放力度过大,监管失当,不足二十年内市场渐告饱和,在生源和财务压力下,只好降低入学门槛,学历和成绩俱在贬值。大部分大学学制 3 年,不是美式主流的 4 年制,加上入学要求宽松,许多学生无法应付艰深和需要抽象思维的课程。

我国学术传统本非深厚,公私立院校在二十余年内暴增到500 所以上,也导致师资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论培养能力和学术水平,即使与东亚一般学府相比也有差距。我们不必从量化后的世界大学排名来检验,只要观察国内有没有好的出版业、好的媒体,好的阅读生态,就可以一窥大学教育的良窳,并没有与外在的繁盛和喧哗成正比。

高等教育的种族化和市场化,已经拉开大学之间的族群分野。国立大学因固打制和低学费,学生有 60% 以上是马来人, 私立大学因收费偏高和英语授课,80% 以上是非土著,不利于长期国民融合。较少人提及的是,私立大学因缺乏校园冲击,课程偏向实务和应用,大学又以顾客服务导向,无法带动学生运动, 欠缺培育学生思辨和社会意识的土壤。近年所见的政治和社运精英大多来自国立大学和留学归国者,与此不无关系。

东亚国家如日韩和新台,都从经济发展和科技升级的战略角度,来规划大学的发展目标,马来西亚则从政治和社会秩序为目标,来思考大学的建设。两种不同的政策目标,最后呈现不同的大学水平,也反映在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上。

哈佛大学研究东亚发展的著名学者 Dwight Perkins(2013)指出,马来西亚想在高科技产业做出成绩并不容易,因为这些企业依赖工程和理科人才, 我国大学却对专才的培养心有余而力不足。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也指出,我国家庭债务过高固然是个问题,但教育素质低落更令人担忧,因为改善教育品质可以提高家庭收入,届时家庭债务就可以减缓。

困扰我国高等教育的这两个因素,已是牢不可破的结构性体制,随着时间推移,也嵌坎在大学文化内,并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短期实难以改变。不过,自 2000 年后各类世界大学排名相继盛行,通过评比暴露出我国高等教育的颓败和危机,反观东亚其他研究型大学则达到一流水平,我国难望其背,为教育部和国立大学增添巨大压力。

国立大学为图振作,近年引进绩效评估(KPI),增加奖助、推动研发以及教师评鉴,这对招聘、通过试用期和升等,提供较明确要求。可是这种有限的改革,并非有方向感或是追求卓越的理念转型,只是着力于争取排名改善,以化解舆论压力和政绩需要。无论如何,提高评鉴要求确实达到部分效果,对学术人员的潜力也有了较客观的评估标准,更重要是在职等升迁上,减少种族因素干扰,这对非土著学术人员是有利的。

但在大学治理上,国立大学仍面对中央行政集权,自主性不足的限制,且管理层流动性高,决策受高教部主导。大学在招聘、收生、预算执行效率、待遇水平都需要加强,也难以解僱水平低下的学术人员。课程设计上,只要变更内容超过 30%,都要国家学术鉴定局(MQA)批准,凡此种种都不利大学发展。虽然近年情况略有改善,但许多工作思维、规章制度和财务管理已经根深柢固,改革不是易事。(Salmi, 2009: 39-43)

对私立大学而言,他们在师资和研究上并无突出之处,只是英语授课和颁授外国学位等优势,还能招收到中国、南亚、中东和非洲的学生,但对新台日韩学生并无吸引力。私立院校的成长期已经结束,中低素质的学院面临退场压力,从数量上看,1999 年私立院校高达 611 所,2017 年减至 483 所。学院之间的合并、收购或易名之事纷纷上演,但纯属商业和财技操作,并无考虑办学的传承与延续。

尽管如此,外国大学分校近年仍前来设校,理由何在?厦门大学大马分校在筹备期间,其主管曾约我晤谈,我当时说过 :我国的高教市场非常拥挤,可是高校众多却缺乏优质学府,外国大学若认真投入办学,相信仍有莫大空间。

高等教育攸关国家发展,近年来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共识, 各国政策制定者纷纷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所较有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无论对高端人才、研究创新、经济升级和全球竞争力,都有不利影响。可是,马来西亚公立和私立大学接近 100 所, 传统上都是教学型大学,缺乏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无法参与高端的知识创造和科技研究。

除美国和日本以外,研究型大学几乎都是公立大学,如果我国要发展一两所研究型大学,肯定还是要由政府主导。政府要怎样主导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呢?

据国际上经验,建设研究型大学可以遵循三种途径 :一是选择现在具有潜力的大学,重点加以发展,二是鼓励现有的大学合并,三是重新出发,另外创建一所大学。(Salmi, 2009)目前我国政府似乎是想从现有大学选择一两所有潜力者,以择优的途径让它转型为研究型大学。但是,现有的大学继承了太多保守的规章制度、体制陋习和既得利益,要转型成功并不容易。

比较好的模式,应该是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由政府建设一所全新的研究型大学,在新起点和新理念下,抛开旧包袱和人事阻力,按全新治理模式组建起来,反而更有成功机会。创建一所新的研究型大学,比起改造原有的大学更可取,可以在全新的使命和架构下,按国际一流大学治理模式,赋于较高的行政自主, 面向全球争取人才,则三十至五十年或许能看到成绩。若不准备迈出脚步,我国的整体竞争力将长期落后于周边国家。

世界上优质的大学,都有普遍主义的精神、心怀宇宙的态度,才能容纳一流教授、一流学生和一流研究。马来西亚若要从高等教育的困局中重新站起来,政府不能只是着重琐碎和虚浮的措施,反而正本清源,呼唤应有的大学精神,才能制定有视野有愿景的高教改革方案。

参考文献

丁学良,2004,《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Abdul Majid bin Ismail, 1971,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 to Study Campus Life of Students.

Dwight Perkins, 2013, East Asia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Strategie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ena Mukherjee and Poh Kam Wong, 2011,“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Common Roots and Different Paths”, In Philip G. Altbach and Jamil Salmi eds., 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Making of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ies ,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p. 129-16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9,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almi Jamil, 2009, 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编按:本文原为潘永强主编“马来西亚教育大未来”丛书首册—《浮躁•族群•市场化—困局中的大学》之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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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23234

巫统全党袖手,静待纳吉下台
发表于 2018年5月5日下午5点50分
更新于 2018年5月5日晚上8点15分

打从去年底以来,纳吉从未为本届大选设定成绩指标,也即是KPI目标。对于统领大型选战的主帅而言,不去设定战役的胜利指标,让全军有奋勇战斗的方向,实在不可思议。

纳吉只说过,胜负在于议席,而不是得票率,这就说明他在选战开始之前,已流露信心不足。相反的,他的副手扎希则至少两度公开声称,国阵目标是取回三分之二,其姿态等同于为纳吉的去留,设下评估指标,暗示纳吉这次可能头过身不过。

什么是头过身不过?就是指大选后国阵即使可以重回执政,若只有简单多数而非赢回三分之二,巫统党内可能就要为选绩不理想而追究政治责任,纳吉不会轻易过关。

如何衡量选举的胜败标准,虽有不同基础,但如果自己不定义标准,就由他人为其定义。我曾说过,假设出现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巫统不同派系也许就会要求纳吉下台。一、巫统议席少过上届大选。二、无法取三分之二席次。三、丢失多一个州政权。四、巫统的马来人选票显着下滑。

目前看来,纳吉的情势岌岌可危,极有可能无法符合以上标准,进而触动巫统党内逼宫,发生宫廷政变。

随着马哈迪效应在西马全面发酵,巫统元老精英表态挺马遭开除,以及深具魅力的聂奥玛加盟诚信党,三起重大变故已对马来人政治产生冲击,导致巫统选情极不理想,加大了纳吉下台的机率。多种迹象显示,纳吉在选后有可能被逼退下台,是有其脉胳可言。

纳吉夫妇在国内外的形象恶劣,民望低落,又摧毁建制中各种制度规范,几乎是巫统的负资产和烂包袱。巫统党内各派系山头,以及体制内高层官僚,对此不可能没有感受。纳吉在道德形象和领导威望上,早已经褪色和崩解,但碍于他掌握党国资源,以及制度上权限 ,加上大选的提名权力,众多党内外成员被迫扈从。可是,一旦纳吉在民意面前崩败,党内就有条件回头对其施压。

选战开打至今,巫统全党对辅选显得袖手旁观。提名日过后,选举应该进入直路狂奔的阶段,不过至今为止,除了台面上纳吉一人,整个巫统高层异常低调,也少有与纳吉同台的场景。用力辅选争取表现者甚少,选战犹如纳吉独脚戏,加上各地基层的资源发放缓慢,组织动员有欠积极,整体情势诡异。

纳吉民望低形象差,但选战开启后主要的文宣与看板,仍然是他一人的肖像,许多候选人和州领袖似乎有意切割,甚至在竞选广告上故意与国阵保持距离。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巫统选情不利,马来票流失超出预期,另一方面却可能有意为之,即党内各派暗自盘算,有意让纳吉一人,完全承担这次选举的成败。一旦巫统比上届表现更加不济,党内将要纳吉全面负起败选责任,概括承受不能推卸。

巫统党内各派冷对竞选,静待选后迫使纳吉负完全责任而下台,这在过去巫统历史上并非没有发生过。2008年阿都拉面对马哈迪的攻击,党内有人没有全力辅选,导致大败后阿都拉被迫下台。更早以前,马哈迪在1999年的烈火莫熄时期,在大选中流失甚多马来选票,结果也黯然安排退位。

纳吉面对党内竞选机器的阻力,加上马来人反风比表面上更强劲,他走投无路之下,在选战后期转打中国牌,力挽华人选票。巫统本来放弃华人票,如今继统考牌、部长牌失利后,纳吉大谈中资的角色,但为时已晚。

绝大多数华人选民,可以清楚区分国内政治与中国因素,是两个不同范畴的议题,彼此不能挂钩,不会因而产生民族主义中国梦的想象,主流社会正是反对中资与利益输送结盟,质疑北京在马来西亚培植权力买办。

纳吉在最后阶段以恐吓和夸张方式谈论中资课题,并无助于华人票回流,却可能激发马来选票对中资的疑虑和怀疑。此迹象亦表明,纳吉业已阵脚大乱,战略部署完全混乱。

但是纳吉的选情低迷,主要是为他带来了严重的连锁反应。巫统的离心派系和异议分子正好利用时机痛击巫统,结果反而扩大内部分歧。巫统在选前三天,开除了达因、拉菲达二名前内阁部长的党籍,将给全党暴露一个讯息,就是巫统高层已经浮现信心危机,党内精英也对纳吉失去信任。

这一效应可能触动为数众多的公务员转投在野党,甚至鼓励更多巫统中高层领袖的叛离。巫统从崩而不溃,走到崩盘边沿。

马来西亚公务员团队人数庞大,达160万人之众,当中不少人是具有相当的专业和行政能力,有者也确实有见识和尊严,在体制内参与政府日常运作时,肯定更加清楚国阵政府的崩坏和腐败,目睹更多荒谬和不公,以及凌驾专业的弊端。

公务员团队对国阵的不满和批评,绝对不在少数,如果他们找到足以令人恢复信心的替代选择,肯定有不少人会集体拒绝国阵,重建政府体制。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军队和警察阵营内,特别是专业主义盛行的军方,在纳吉可能下野之际,面对强大的民意浪潮,他们也转趋谨慎和中立,犯不着捲进政治漩涡。

巫统内部各个权力山头,放任与旁观纳吉的低迷与窘态,本意是选后迫其下台,但会否伤及政权维系?其实经过选区划分后,加上支配选委会的运作,巫统相信即使以40%得票也可以简单多数执政,加上选后可能拉拢伊斯兰党组建联合政府,政权可保无疑。可是随着马来人政治的连串突变,若再发生反对阵营之间的弃保效应,国阵政权其实已陷入危急状态。

无论如何,由于纳吉的弱势,巫统的分歧,加上马来海啸的逐步形成,也可能有效遏阻选后的违宪行为发生。如果国阵失去政权,或朝野阵营的议席差距甚少,即使政局陷入短暂的混乱,但不承认选举结果,或颁佈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因为底气和正当性不足的政治领袖,又无法取得党内一致的拥护,将缺乏动用爆烈手段去维系权力的能力。在强大的民意狂潮面前,王室和军方相信也会超然中立。

马来西亚能否通过选举程序,就可以实现政党轮替,仍在未定之天,但国阵的党国威权体制业已步入黄昏,则是肯定的事实。不过,即使国阵依然保住政权,但纳吉下台或遭遇党内逼宫的可能性,是越来越明显。

如果本届大选无法一步到位的变天,但在民意的摧毁下逼退纳吉,也是民主重大胜利,对在野党士气和未来民主抗争,仍能起到激励和振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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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23-08-18 星期四 9:30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0823/20482654

馬哈蒂爾逼中國退讓的啟示
作者:潘永強(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助理教授)


馬來西亞93歲高齡的首相馬哈蒂爾訪華五天,在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之後,在離開北京前向記者宣佈,取消中國在馬來西亞的東海岸鐵路計劃和兩項油氣輸送管工程。該決定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無疑是重大挫敗,惟北京基於內外形勢和長期利益,不得不妥協退讓。馬哈蒂爾成功的外交博弈,說明小國面對區域強權,若善用策略並非沒有選擇。

馬哈蒂爾在今年5月領導在野陣營,擊退執政61年的國民陣線,再次出任首相。他在選前質疑當時的首相納吉向中國妥協,讓中資取得眾多基建工程和房地產項目,既出賣國家利益,也從中謀取不法好處。馬哈蒂爾領導的希望聯盟在競選政綱中聲明,一旦執政就要在百日內檢討有爭議的外資項目,劍指這類中資項目。

當前馬來西亞對外關係中,馬中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馬哈蒂爾訪華行程備受關注。他在北京批評一些中資合同存在不平等條款,也在李克強面前反對新殖民主義,既捍衞國家利益,也宣示周邊國家有能力抵擋中國強權壓力,並全身而退。究竟馬來西亞如何做到?

事實上,馬哈蒂爾訪華受北京冷待。他在杭州和北京參訪企業,雖有多名大馬內閣部長隨行,但沒有中國的中央大員陪同,會見李克強與習近平的日程,還安排在回國前一天,似有意為馬哈蒂爾一行降溫。一般相信,北京在行前已了解大馬要中止東鐵和兩項油氣工程,在馬哈蒂爾特使和王毅互訪之際,基本上交涉清楚,但北京仍接待馬哈蒂爾到訪,其實是基於他的個人聲望。

馬哈蒂爾上任僅三個月,但在東盟缺乏有影響力的領袖之時,他儼然已是東南亞最具資望的政治強人。馬哈蒂爾早前執政時,曾在六四事件後推動中國成為東盟對話夥伴,協助北京突破外交孤立,自此成為中共重視的外國領導。他在90年代強調亞洲價值觀,反對西方的中國威脅論,更與中國領導人惺惺相惜。

在時機上,近期習近平處於內外交困,在中美貿易戰慘遭重挫,一帶一路又在各國引發債務危機,加上近年外交戰線上放棄韜光養晦,導致澳日歐等大國警覺,中共黨內已有異議。此時若再失去大馬這個東南亞中等強國,一帶一路或許大事難成,故習近平仍需爭取馬來西亞,才能穩住一帶一路勢頭和黨內權威。

另外,馬哈蒂爾在解決中資議題時,態度理性,立場堅定。首先他對不合理的項目,擺明事證,令中國無可迴避,北京與納吉的利益輸送證據確鑿,中國押寶錯誤亦無話可說。但是博弈過程中,不去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沒有在南海和台海問題上挑釁,同時認可中國崛起與一帶一路,皆為習近平保留迴轉台階。最重要是向中國表明,大馬只是處理兩家事宜,不在中美之間作出傾斜與選擇,令北京得以釋懷,也無從發作。馬哈蒂爾老練和堅定的外交技巧,把馬來西亞從債務風險中挽救回來。

大馬新政府在對華態度上,疑中但不反中,一再聲稱是國內債務嚴重才中止原定項目,給北京體面的說詞。與此同時,馬哈蒂爾行程中密集參訪中國企業,表明仍然歡迎中資,但要求中資必須能為大馬人民創造就業與技術轉移,同時提醒中資,不要受特定勢力誤導,而在他國政治上選邊站

大馬在外交博弈中,不斷拋出中資項目的弊端,但不出惡言,在東南亞外交精英圈子內,顯得有理有節。北京如果對大馬採取報復,恐會迫使馬哈蒂爾在美日中之間選邊,其實並不符中國長期利益。最重要是,馬哈蒂爾此番對華外交,將矛盾控制在局部範圍,目的是清理戰場,只為了處理納吉時期債留子孫的手尾,未來將重新開展新政府的對華關係。中國如果不願停損妥協,只會因小失大。

馬哈蒂爾處理馬中關係,為面臨中國強權壓力的發展中國家作出示範。馬來西亞的案例說明,小國外交需要務實理性、主動出擊,同時利用矛盾,方能進退得宜,這也是大馬外交政策的特徵。馬哈蒂爾延續不結盟的思維,對中美都不刻意討好,反而取得更大的戰略空間,在強權之下為中小型國家尋找外交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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