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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治学经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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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6-03-17 星期日 2:27 am    发表主题: 莫砺锋治学经验谈 引用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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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治学经验谈:功底与眼光
作者:莫砺锋教授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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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先生

许多研究生入学以后,不管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经常会听到这样两句话,一句是:“我们的功底很差,基础很差,怎么办?”还有一句就是问:“我们发现不了问题,找不到题目,怎么做研究?”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就可归结为我今天要讲的两点,一个就是怎么打功底,第二个就是怎样培养锻炼自己的眼光。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更需要勤奋而不是天才的学科。也就是说,即使你入学时候功底比较差,只要你在老师的指导下很勤奋地学习,都是可以补上的。那么,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生,我们需要加强的是哪几方面的功底?我想,主要是下面四个方面:

第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无论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还是自己要写个东西,都是用文字来表达的。所以,语言文字方面的功底非常重要。当年我考到南京大学跟程千帆先生读研究生时,程先生第一个任务就是叫我写三篇自传,一篇用白话文,一篇用文言文,还有一篇用外文。写三篇内容一样的自传,就是想了解我语言文字的功底、我的表述能力。

首先是文言文。中围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生,将来要面对的文本基本上都是文言。除非专治古代的白话小说,不过里面也夹杂些文言。对研究诗、文、词的人来说,面对的都是文言的材料。但是古人留下的文言作品,并没有做好标点、做好注解,我们要面对的是大量的原文,也就要求我们有一定的阅读古文的能力。《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学了一年,要看你有没有学好,就考查你离经辨志的本领怎么样。所谓“离经”,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就是给古文断句。不能断句,就表示你没有读懂,或者没有读通;而断句有差,就会导致文章意思南辕北辙。所以在研究生阶段,我们必须要训练自己有比较强的对于古代的文献进行准确断句的能力。此外,还要注意诗词格律的问题,它是古代汉语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南大,曾有一个硕士生同学来找我,说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里有一首苏东坡的七言律诗前后押的韵不一样,转韵了,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可能,七言律诗一定是一韵到底。我把那本书拿来一看,原来是《宋诗选注》的初版本。这个版本是竖排,排在一起的实际上是两首七言绝句,正好二十八个字一排,到头就换行了,诗题中也没有注出“两首”,他就误以为是一首七言律诗。我想,如果这位同学有比较扎实的古代汉语知识,学过一些诗词格律,一眼就能看出这不是七言律诗,它中间两联不对仗,还转韵,这肯定是两首绝句。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文言文的水平。

然后是外文。也许有些从事我们这个学科的同学比较轻视外文,说外语跟我们的学科关系不大。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任何学术都是具有国际背景的。古典文学,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整个汉学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我们中国的学人在研究,外国的学人也在研究,他们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当然主要是用外文发表,比如,日本的汉学研究,美国的汉学研究,都是不可忽视的。假如不懂外文,不太关注国外的文献,也就不知道国外的同行在做些什么、国际上现在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样就会使你的研究视野受到局限。当然,更长远的目标也许是要用我们的学术去影响国外,把我们好的学术传统、好的学术成果用外文的方式译介出去,推广出去。

第三,白话文也是重要的。同学们也许觉得白话文为什么还要提,我都读到硕士、博士了,难道白话文还过不了关?不是每个人都过关的。因为语言文字的表达,除了要文从字顺以外,我们还希望有更高的要求。大家在读闻一多先生的论文时,或者在读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这一类书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文章除了观点新颖之外,它的文字本身也是相当有魅力。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应该说都是美文。既然研究对象是美文,你写一篇论文来论述、分析这个美文,而你的论文本身却写得干巴巴的,毫无文采,你的研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或者说,其他人读了你的研究文章后,也许还没读到原典,就怀疑这个原典也许是不美的。所以,希望我们的论文能写得比较通顺,写得比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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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6-03-17 星期日 2:34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第二,校雠学,或者说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校雠学是指导我们治学门径的一门学科、一种学问。也就是说,治学从什么地方开始,在确定研究方向以后,从哪些地方去找文献,找到资料以后怎么来考订这些资料本身的全、缺、真、伪的问题,那么,这一门课就是教给你具体的方法。我们研究一个对象,首先必须要掌握全面的材料。我们有时候对同学们的论文,特别对本科同学的论文,最不满意的就是还没有读过全部的作品,甚至只读了一小部分,就轻易地大发议论。当然,我们处理文献的时候,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还不是全或不全的问题,而是真和伪的问题。因为全或不全会使你的结论片面,但是真和伪的问题可能会使你的结论荒谬。因为古代文献中,白纸黑字的许多古书不完全是真的,它里面有大量假的、错误的材料,比如《全唐诗》。

在《全唐诗》第四百五十七卷,有这样一个诗人,叫牟融,他一共有六十九首诗。牟融生平无考,也没有什么材料,但是看他的文本,会发现蛛丝马迹。在《全唐诗》六十九首牟融诗中,标题上出现了一些其他中唐诗人的名字,比如,乐府诗人张籍,还有朱庆余等,像《赠张籍》《答朱庆余》,诸如此类。假如有哪位同学选牟融做题目,根据这些题目来考证一下,可以确定他的生活年代是中唐,说他跟张籍等有交往,然后再分析他这六十九首诗的内容、艺术等等,敷衍成一篇论文。如果做了这篇论文,那么,你就大倒其霉了。为什么?你受误导了,原来唐朝根本就没有牟融其人。他是不存在的。可怎么会有一卷诗保留在《全唐诗》中呢?这是明朝人的伪造。清朝人批评明朝人,说他们一是学风空疏,还有一个就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为什么?他们乱造。他们造假的古书,真伪掺杂在一起,弄得莫辨真伪。牟融就是这样,他是明朝人伪造出来的一个唐代诗人。明朝文坛主张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所以就有这样的不法书商,在明代诗人的中这里找一首,那里找一首,再把标题改头换面,本来是《赠某某》,改成《赠张籍》,等等,伪造了一个所谓的唐代诗人牟融。现在这六十九首所谓的牟融诗,都已由学者在明诗中全部找出来了。清朝编《全唐诗》的时候,没有仔细地辨别,就把他收进去了。这个问题学界已经证实了。湖南湘潭师范学院的陶敏教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全唐诗·牟融集>证伪》,已经把他证伪了。这样大的伪文本都收在《全唐诗》里,混杂在我们的古文献里,那么,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怎么能不对它进行一番文献学上的追问?如果不问青红皂白,不追究一下它的来源,不考证一下它的真伪的话,怎么能匆匆地拿起笔来写文章?所以,文献学的根底非常重要。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同学,一定要把这一个本领学到手,要会自己做一些考辨的工作。我的导师程千帆先生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就是考据学的研究跟文艺学的研究要结合起来,他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批评要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后来又说文献学和文艺学要相结合,也就是要特别关注你所研究的这个对象的文献真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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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6-03-17 星期日 2:37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第三,要有比较广泛的阅读面。同学们读书千万不要只局限在跟自己论文有关的范围。这是一种最不好的读书方式。在研究生阶段,我们都主张晚一点选题,不要一入学就选题,一选了题,你就老是读和它有关的书。一开始还是要比较广泛地读书。关于治学,胡适之有一句名言:“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金字塔的根基太小的话,是建不高的,它要倒塌。一定要根基很大,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读书也是这样。当年黄季刚先生还在北大的时候,北大的同学为他们的文科教授编了一首七言诗,给每一个人编了一句七言的话。黄季刚教授那句话最不好听,叫“八部书外皆狗屁”。就是说黄季刚只号召读八部书,这八部书最重要,其他都不需要读。这当然是歪曲了黄季刚的精神。但黄季刚特别重视八部书是对的。哪八部书?《毛诗》,也就是《诗经》,然后是《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再加上一部《文选》。这是黄季刚在北大时候最强调的八部书。这八部书一定要非常仔细地读,要读得滚瓜烂熟。当然实际上,黄季刚终身治学远远不止八部书,他甚至几次标点整部十三经。但即使是这八部书,里面也包括经部、史部、集部,唯一缺少的是子部,他后来到了中央大学以后,就很强调《荀子》和《庄子》,就是说,他经史子集的书无所不读。对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来说,除了自己文学方面的书以外,也一定还要读一点思想史、史学方面的书。因为在古代,学术是混沌一体的,文史不分家,学术就是一个整体,而且这些学术都是触类旁通,互相有关联的。史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文学的文本发生背景,没有一些史学常识的话,如何能知道这个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来的。经学,或者思想史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作家的心态、思想状况。要是不了解这一点,又如何能分析他们的作品?也就是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要尽量地把面放得宽一些,千万不要只沉溺于自己论文的选题,这样会影响我们所能达到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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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6-03-17 星期日 2:41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第四,读书要读得熟,特别是一些基本典籍,要下狠功夫读。我很佩服朱熹的读书法。关于读书,朱熹有一个比喻,在他的《朱子语类》,就是他跟他的弟子们的谈话中,两次提到这个比喻。他说读书像煮东西,先要“大火煮滚”,然后“细火文煨”,就是烧开后要用文火、慢火来煨,而不能一直用猛火烧。具体地落实到我们的读书上面,就是第一步要猛读一阵,要比较广、多、快地读;第二步从中间挑出一些最重要的典籍,或者跟你的研究方向特别有关的那些重要的书,慢慢地咀嚼、体会。这两步缺一不可。没有第一步,你读书太少;没有第二步,你没有一本书是读得精的,对治学都是不利的。对一些基本典籍,最好能达到熟读成诵的地步。也许同学们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我们现在到了电脑时代,检索很方便,什么东西上网去一查就查到了。但电脑永远不能取代人脑,它只能辅助人脑。从电脑屏幕上搜索来的东西,并不是你的知识结构中的东西,它是临时性的、借来的东西,不属于你,只有熟记在心的,它才属于你。而属于你的那些东西,在你的胸中盘旋,你久久地体会它,就会产生联想,而一切学术的新观点都是从联想开始的。没有联想,就没有任何新观点。而电脑是产生不了联想的。

上世纪初,当敦煌文献刚刚发现的时候,古代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终于读到了韦庄的那首成名作《秦妇吟》。但是,《秦妇吟》从北宋开始就失传了,因为韦庄临终前,在遗嘱中交待弟弟韦蔼,给他编文集不许收《秦妇吟》,没有收也就失传了。到了20世纪初,敦煌洞窟里发现了一个卷子,这个卷子没头没尾,既没有作者,也没有标题,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文本是什么,后来这个卷子辗转到了王国维手中。王国维一看就大喜,说这就是《秦妇吟》。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卷子,而王国维一看就知道是《秦妇吟》?原来这个卷子中有两句话:“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秦妇吟》是写黄巢的起义军攻破长安以后的那种残破情形,里面有两句描写当时长安的整个内府都被烧掉了,“烧为锦绣灰”就是指里面堆藏的锦绣都化为了灰烬,“天街”就是长安的街道,“踏尽公卿骨”,唐朝的那些公卿都被杀死,尸骨抛在街道上。而王国维记得在五代西蜀词人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里记载过这两句诗。正因为王国维读书读得熟,记得牢,所以一看见敦煌卷子后,马上认出这就是《秦妇吟》。然后才有陈寅恪先生研究到底为什么韦庄不愿意收录《秦妇吟》,才有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假如没有第一步,没有王国维因为读书广又记得熟的话,这后来的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可见,记诵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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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6-03-17 星期日 2:45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以上四个方面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字,就是“功底”。大家要尽可能地抓紧研究生学习阶段,来打好自己的功底。因为只有研究生阶段才是人生中最好的读书阶段。将来毕业以后,不管留校也好,做其他工作也好,你都不可能这么集中地读书了。

下面讲第二点“眼光”,我也把它分成四个方面来讲。

第一,治学要有怀疑的眼光。古人说读书有隙,读书善疑,就是读书要能够从字缝中间看出问题,能够产生疑问。朱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朱熹所以学问做得那么大,成为一代宗师,得益于他“好学深思”。他说:“某读书皆尝疑来。”只有具备怀疑精神,才可能发现问题。要是读了所有的书都信以为真,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发现不了问题,也不可能开展任何学术研究。

朱熹就非常敢于怀疑、善于怀疑,比如《古文尚书》的问题。《古文尚书》从古代直到朱熹那个年代,都被认为是儒家经典。《今文尚书》是经典,《古文尚书》也是经典。朱熹却怀疑它不是原来的经文,不是先秦传下来的。他怎么会怀疑呢?当然,朱熹没有像清初的阎若璩那样用细密的考证来推翻它,他就是从感觉出发。他的一个基本的思路是,《古文尚书》是用先秦古文字写的,它应该最接近先秦的语言文字。而《今文尚书》是经过几代学者们的口耳相传,再用汉代的文字写下来的。按常理推测,语言文字越是距离我们近,越是容易懂;距离越是遥远,就越是佶屈聱牙、古奥难懂。也就是说,《古文尚书》应该比《今文尚书》更加古奥难懂。但朱熹读了以后发现恰好相反,《古文尚书》反而文从字顺,反而接近他当时的语言。所以他怀疑这不是原来面貌的《古文尚书》。他这种怀疑非常深刻,发现了学术史上一个绝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现代学者也有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比如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陈教授做文献学是做得最好的。他前几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我想,所有的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学史,在谈到晚唐文学思想,在谈到唐代诗学的时候,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不能不提的,但谁也不曾怀疑,更不认为会有什么问题。但陈尚君却提出一个观点,说《二十四诗品》根本就不是司空图写的,原来也不叫《诗品》。他认为这是明朝人的作品。当然,后来经过学界的反复商讨,现在比较多的学者认为是元朝人的作品。但不管是明朝、元朝,反正不是晚唐的,也肯定不是司空图的。那么,陈尚君怎么会怀疑的?复旦大学的郭绍虞先生著有《二十四诗品集解》,把后代有关《二十四诗品》的注释、批评等都收在一本书里。陈尚君读过这本书后发现,司空图是晚唐人,那么,《诗品》也应是晚唐的作品,但是在郭绍虞的这本集解中,所收的关于《诗品》的材料最早的是明代中叶。也就是说,在整个五代、整个宋代、整个元代、半个明代,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人提到过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而司空图并不是无名之辈,无名之辈也许大家没有注意,他是著名诗人,著名诗人写的一部作品,不但深刻,而且优美,为什么那么长时间都没有人提到过?他就开始逆向思维,提出怀疑,这是不是假的,是不是这本书根本就不是晚唐人的作品。然后他开始追索,追出来这样一个公案,写了这篇论文。所以,读书要善疑,就是读书的时候要深入思考,不要单纯地接受,而要主动地去读、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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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6-03-17 星期日 2:49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第二,选题的眼光。选题实际上是体现一种问题意识。对于研究生阶段的人来说,我们的选题有两重性。论文选题,除了注重学术价值以外,还要注意量的大小和难度的适中

当年我们选题的时候,程千帆先生告诫我们说,不要一味地追求大,追求重要,太大、太重要的问题,你处理不来。他打过一个比方,说你们现在是初出茅庐的小猫,任务就是逮老鼠。假如你看见一只长得特别大的耗子,觉得这耗子很有价值,就扑过去一口咬住。但问题是,虽然咬住了这只耗子,可耗子比你还大,你拖不走它,它反而拖着你走。所以,选题忌太大、太难。根据自己的学力,经过一定的努力,用两三年时间能够完成的,这样的题目才程度适中。

在这一点前提之下,我们还要选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题目即使你选的是一个从没被研究过的唐代诗人,但这个诗人没有任何代表性,他在整个唐诗发展史上不形成任何轨迹点,他的存在没有多大意义,你的研究也就意义不大。所以,要选择比较有学术价值的题目。当然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先举个例子。程干帆先生一辈子写的论文并不多,但他有几篇论文的选题非常好,比如有一篇论文选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为题。应该说,《春江花月夜》自从王闿运评它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自从闻一多先生说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自从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它是由初唐到盛唐那种“青春精神”的代表等以后,我们就很难措辞了。我看过不下三十篇关于《春江花月夜》的论文,意思都差不多,不停地重复,说不出多少新意。而程千帆先生那篇论文究竟好在哪里呢?他不作老生常谈。他发现,虽然今天大家都公认《春江花月夜》是名篇,是唐诗中的代表作,可是,自从张若虚写了这首诗一直到明代李攀龙把它选进《唐诗选》以前,却没有任何人注意过它,它也从来没有得到任何评论,也没有在选本中出现过。也就是说,这样一首杰作为什么长期以来被冷落了?而且,为什么在李攀龙把它选进《唐诗选》以后,后来就很多选本都选它?大家对它的评价也越来越高?程先生追究的是这个问题。他通过一首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变迁来考察文学史上观念变迁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角度。老的题目,已经研究得比较多的题目,只要换一个新的角度,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题目。这就是选题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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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6-03-17 星期日 2:53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第三,普查文献的眼光。我们要培养尽可能掌握整个学术界的完整动态的眼光。眼光不能局限于一个角落,不能只看《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是否发表过这方面的论文,还得看看所有其他的学报、刊物,甚至还要看看国外的。也就是说,选题时候,每选一个题目,一定要注意到关于这个题目,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哪些成果,学者们已经进行过何种思考,得出过何种结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接着来思考。

古代文学是一个传统性非常强的学科。可以说,我们一切有研究价值的问题都已经被研究过了,很难说一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还完全没有被人碰过。一个完全新的、处女地的矿藏是没有的,都是人家开采过的。要在人家开采过的这个矿里继续开采出有价值的矿物,我们就一定要全局在胸,要对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要是不关注的话,也许我们辛辛苦苦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却与学界已有的成果撞车,甚至完全一致,这个时候,人家会怀疑你是剽窃,至少说你是毫无独创性。

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程干帆先生还在招研究生,有一年有个东北的考生来投考,那个考生基础很不错,也发表了几篇不错的论文。但程先生看了他其中一篇论文以后,就决定不录取他。那篇论文写的是北宋初期的诗人王禹偁跟西昆派的关系问题。当时的文学史有这样一种表述,说王禹偁矫正了西昆派的不良倾向。西昆派脱离现实,不太关注社会,过多地关注典故,从书本文献中去找题目,等等,而王禹偁则用他的写作纠正了这种不良风气。那个考生发现,在《西昆酬唱集》编成的时候,也就是西昆派形成的时候,王禹偁已经去世了,也就是说,王禹偁的写作年代要早一点,所以他不可能来矫正西昆派,而只能说他代表了一个不同的写作倾向而已。但是,程先生看了这篇论文以后说:“这个学生不关注学术界的现状,不了解学术界的动态。”他的这篇文章是发表在东北某师院的学报上,就在他这篇文章发表的两年以前,学界已经有一篇同样题目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题目一模一样,结论也差不多,而且人家还早两年发表在一个重要的刊物上,他却完全不看,不了解学界的现状,自己闭门造车。程先生还说,由于这位考生年龄比较大,再矫正这种倾向也比较难,所以不愿意招他。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告诫我们要关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在学界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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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6-03-17 星期日 2:56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第四,关于方法的眼光。就是解决一个问题,要选择什么方法来解决。方法不是用得越多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方法本身的好与坏,主要体现在方法对于研究题目符合不符合、恰当不恰当

朱熹在《朱子语类》谈到治学方法,说有的人用车子装着一车兵器,十八般武器都装了,一会使枪一会使刀,一件件地轮换着来用,但是我只用寸铁——一寸长的一把小刀就可以杀人。也就是说,只要击中要害,很小的武器就能发挥效用。对于学术研究也是一样,现在我们的研究生总认为,在古代文学这门传统学科,凭功底,我们肯定比不过老一辈的先生。比如十三经,我们读一遍就不错了,但老一辈学者十三经正文全部背过,从头到尾倒背如流。可倒背如流在乾嘉学者看来并不算学问,乾嘉学者是十三经注疏也背下来。这样的功底我们是没办法达到的,肯定不如老一辈学者,而我们要做学术,又想要把学术往前推,该怎么办?大家就关注新方法,用老一辈学者不知道的方法,这样肯定能超过他们。很多同学对方法倾注过多的热情,总以为只要有了很好的新方法,就像神魔小说里的法宝一样,一下制敌于死命,旧题目就做出新意来了,而不知道方法的实际意义是有限的

方法一定要跟你的研究对象契合、适用。如果不适用,这个理论再时髦、再深奥,都是没用的。我们在读前辈学者的论著时,比如闻一多、陈寅恪、王国维的书,我们要学些什么?接受他现成的结论?不是。大家看一看剑桥版的隋唐史,里面到处在驳陈寅恪,好几处都说他不对。为什么?学术在进步,观点也在不停地更新。读老一辈学者的著作主要是从中吸取方法论上的启发。比如,比较喜欢用新方法的王国维,无论用尼采,还是用叔本华,他都不是直接地引用别人的若干话、若干结论,而是采用那种观察问题的视角来思考我们传统的东西。同样,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楚辞》的时候,也用了大量国外的神话学、民俗学方法,可他几乎没有引用任何人的著作,而只是借其方法,学其精神。总而言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掌握好,研究问题就好;工具不对头,往往是方凿圆枘说不到点子上。

>原载《中国研究生》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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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30-03-17 星期四 10:47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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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治学经验谈:文献与史实(上)
演讲:莫砺锋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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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先生

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传统学科。从古到今,前辈们为我们积累了很多研究的方法。

我的导师程千帆先生在学术理念上与其他老一辈不太一样。他比较强调“文艺学的研究要和文献学结合起来”,这也是他经常对我们要求的。程先生在五十年代就曾提出过这种观点,他说:“把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他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说你要做文学的研究,首先要把握好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然后考据。把这个搞清楚后,再来进行文学性的研究,进行艺术的探寻、分析。因此,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文献与史实。

古代文学的最高层次的研究应该是对文学作品、对文本进行分析、进行阐释,应该对古代文学进行一种总结性的研究。我一直认为衡量一个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总体性水平如何,主要是看这个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对于它以前的整个文学史提出了什么总体评价,有没有新的东西。我们承认宋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做得很好,为什么?就是北宋确立了之前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单。杜甫作为“诗圣”,作为中古最伟大的诗人,其地位是宋人确立的,唐人没有。(唐人选唐诗基本没有选杜诗,到晚唐韦庄《又玄集》中才选,中唐有人选过,但没有传下来。)唐代杜甫的地位不如李白高,元稹说杜甫比李白好,韩愈就骂他:“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到了宋代,经过苏轼等人的阐释,杜甫的诗圣地位就牢牢地确立了。也同样是在宋代,同样通过苏轼的嘴,把陶渊明作为八代第一大诗人的地位确立下来了,以前从来没有过,(陶渊明在诗史上的地位一直到唐五代都不如曹植、谢灵运、陆机这些人。)苏轼把他定为八代第一大诗人。宋人给我们排定的大家名单基本上一直影响着我们后人。这很了不起,而且这一点直接影响着宋代文学的发展。它的学术研究又转化为对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指导,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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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这么多人在做总体的研究,后人评价我们看什么呢?应该也是看这一点。但这个工作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做到的,是一个学术界整体积累之后,最后出现一个像苏轼这样的人物,站得非常高,以一种高屋建瓴的姿态把它提出来。我们一般的研究者、一般的学者做什么?做前面阶段的工作,对这些作品、资料、文献进行整理、搜集、解释、解读。对一个个个案进行研究,把历史上的个案都搞清楚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是:史实与文献。古代文学研究,研究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研究的是古人传给我们的文本。这些作品都不是我们当代人所写,跟现当代文学是不一样的。当代文学研究的作者还活着,刚发表的文章,你来研究,你甚至可以去问作家本人是怎么想的。古人已经不可复生了,我们研究的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古人传下来的东西,就是文本。

在目前,我们的研究对象放到了我们的书架上、书桌上,放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它距离发生的那个年代已很遥远。在这么长时间的流传过程中,这个文本、文献本身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最合乎逻辑的变化是一部分文献亡佚了,没有传下来。杜甫的诗原本是很多的,中唐韩愈说:“流落人间者,泰山一鸿毛。”可见中唐时杜甫的诗已遗失很大部分。可以想象,流传到今天的是多么的少之又少啊!我们今天的研究所面对的很多都是一个不完整的文献。其次,文献的流传过程中还会发生变异。文本在传抄或翻刻的过程难免不会出现一些文字上的变化。当然,还会有作伪,还会有张冠李戴。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文献,它是不是完整的,是不是准确的,文献是不是有问题?是需要我们去分辨的,并不是说白纸黑字就是可靠的、是完整的。

因此,当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搞清楚面对的文献材料。我们所占有的文献,它的可信度如何,能否据此得出正确的结论。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句话有一定的科学性。确切地说,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或者说史料学是历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古典文学研究是有一些历史科学的性质的,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过去的东西,是历史遗存的东西,我们的工作就是将其复原,所以这句话也适用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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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与《史源学杂文》

我们首先要重视材料。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研究做什么,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到了材料,你就可以研究,材料是非常重要的。陈垣先生曾经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原话来自《诗经·郑风·扬之水》:“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就是不要相信别人说的话,别人是骗你的。我们都知道《郑风》乃郑卫之音,靡靡之音,多为爱情题材。陈垣这样一个老先生怎么在课堂上讲爱情诗呢?他不是在讲爱情诗。这话的本意大概是:一个男的对女的说(也可能反过来),你不要轻信别人的话,别人是骗你的,我是爱你的,别人是在挑拨离间,你不要信啊!诸如此类。陈垣先生为何要用此话?原来陈垣先生不是在讲爱情,他引用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要强调你们不要轻信白纸黑字,不要一看到古书上写的什么就相信什么。他在《史源学杂文》这本书指出了很多史料的不可靠,是怎样错的。而且不仅仅是客观方面弄错了,可能有主观方面弄虚作假的。我想当时程先生让我们读一个历史学家的著作,大概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也将陈垣先生的那种历史学研究态度、研究方法引入到古典文学研究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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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30-03-17 星期四 11:05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古典文学研究同样也存在着“无信人之言”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开始研究前,必须对文献有高度的重视。对待文献无非是两条:一是求其全。现在的同学尤其是年轻人,本科生更是如此。南大的学生考分都比较高,考进来的都是聪明的同学,太聪明了,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老师让他写一篇小论文,比如评价李白的诗歌。他根本不读《李太白全集》,他读《李白诗选》,一百来首。有的甚至就看作品选所选的几首,便下笔总结李白诗歌怎样怎样,侃侃而谈,举例也就是那几首。当我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便问他:李白共九百多首诗,你现在只读了一百首,就评价他如何如何,你怎么知道其他八百首诗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刚才说过我们这个学问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仅靠聪明是不行的。你至少也要把《李太白全集》看完,现在只读这部全集已经不够了,学界已有两本今人校注的《李白全集》,又补充了一些,当然真伪难定。所以我们对待文献第一要求其全。你研究某个作家,研究某个时代的文学现象,你读到的作品是不完整的、局部的,你得出的结论也一定是片面的

我当年读王力《汉语诗律学》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说到唐诗中间的犯孤平(所谓犯孤平就是平仄格律的一个现象,就是一句诗除了押韵的那个平声字之外,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平声字),而犯孤平是唐代诗人非常忌讳的。他的结论是怎么来的?他说:“《全唐诗》里犯孤平的例子只有三例。”《全唐诗》五万多首诗,近体诗起码也有一半,两三万的样子,中间只有三例,这个比例基本可以忽略。所以同学们写律诗、写绝句,一定要注意犯孤平的问题,犯孤平就是不合格律,就要救,要在后面多用一个平声字来救。我佩服王力先生,但如果我们把他说的例子拿到今天来说,就不够全面了。现在除了《全唐诗》之外,我们又有了《全唐诗补编》,又增加了六千七百首的唐诗,如果你要排除,一定要将《补编》里的唐诗排查一遍,如果没有,那才全面,这样,分母才是一个完整的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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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与《宋诗选注》

同样我们再举一个宋诗的例子。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个非常有名的选本,一本有学术意义的选本。钱锺书先生看过的宋诗当然很多,他是在博览群书后才来选的,而且其眼光也非常锐利,我们相信他所选的应该是很有代表性的。当然,他也会受到时代局限,没能完全真实地表达他的意愿。有些他比较喜欢的诗人没有选进去。那时强调人民性,处在一个阶级斗争的时代,他不敢也不能选。但排除这个因素,我们看他的选本还有什么问题。《宋诗选注》里有这样一个例子:选了南北宋之交的诗人吕本中的诗,选了他的一组诗,这组诗的写作背景很特殊,他这组诗在《宋诗选注》中的标题是《兵乱后杂诗》,兵乱就是战乱,兵荒马乱的时候创作的一组诗。诗写在靖康事变后的汴京。金兵围攻汴京,后来把北宋消灭了。此时的吕本中正在围城中,他目睹了金兵怎样围城,南宋军民怎样抵抗,然后怎样城破的,等等。目睹这些情况以后,他写了一组诗。那么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结论。钱锺书《宋诗选注》初版时,选的是两首,都是五言律诗,他下面加了注释:原作五首。钱先生从五首中选出两首,应该是选的最好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分子没有问题,那么分母呢?实际上,问题就出现在分母上。如果我们追问:吕本中在围城之际写的一组诗是五首吗?我们知道,实际上不是五首,也不是六首七首,而是二十九首。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想:假如钱先生看到了二十九首,再让他从中选,他会还选两首吗?会不会选另外的两首?会不会多选几首?这些是完全可以追问的。当然,在《宋诗选注》的修订本中这个问题已解决了。因为我做博士论文时做江西诗派,吕本中是江西诗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发现吕本中的这组诗原来是二十九首。不怪钱先生当时没看到,那书实在不大容易找到,是在吕本中的《东莱先生外集》里,此集大陆没有,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一个本子,后来北京图书馆从他们那里拍了一个缩印胶卷,放在北图,我当时就借的那个缩微胶卷看的。钱先生在做《宋诗选注》时没有这个条件,没能看到缩微胶卷,后来可能是看到了,在修订版中又补充了。即使像像钱先生这样博览群书的人,在做选本、做学术工作的时候,也同样面临着他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是否全面的问题。所以,我刚才举的王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的例子,就是想说明这一点。我们要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开始的时候你先要对你搜集到的材料追问一下是否全面、是否还有遗漏。全面搜集材料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只要不怕辛苦,努力地去图书馆寻找,去看图书馆馆藏目录,问题是很快就可以解决的,没有太大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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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产生问题,而大家又重视不够的第二点是:文献的真伪问题。孟子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你完全相信书,相信白纸黑字,就容易被误导,因为历史留存下来的书籍中,有许多是不可靠的。“不可靠”也有多种:由于传抄、翻刻,由于校对不精,由于有意伪造,甚至不法书商造假书,出版非法出版物,等等。我们如果用了不可靠的材料,对我们的研究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材料不全,你的结论可能是偏颇的,如果是一个假材料,你被它误导了,你得出的结论就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所以,材料真伪的问题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文献是有真伪的。前几年学术界争论比较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一般认为是晚唐司空图所写,但复旦大学的陈尚君认为不是司空图所写,是明朝人伪作。后来学界反复争论,现在较多人认为是元朝人所为,也还是有人坚持是晚唐司空图所写。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文献真伪问题,它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以前所有的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学史在讲到唐代尤其是晚唐诗歌,总离不开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很多书都是将其单列一章,体现它的重要性。说它体现了唐人独特的审美思想,体现了唐朝人对唐诗的理论总结。问题也就在这里,从文献方面看,如果《二十四诗品》不是唐人所写,而是元朝人所写,它怎么能反映唐代人的审美思想呢?最多也就是后人对唐代审美思想的一种回顾。现在的问题就是,原来的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文学史均要改写,所以说,这个问题的影响非常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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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讲一个影响小的例子。当我们看闻一多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论文时(主要是四五十年代的论文),他们在谈到唐诗出处时,一般都引用《全唐诗》,说该诗见于《全唐诗》某卷,那个时候学者们认为没有问题,只要引用了《全唐诗》,材料就是可靠的,文献就是对的。但现在我们明确知道不对、不可靠,因为《全唐诗》中问题太多,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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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

《全唐诗》卷三八有一首王绩的诗,标题是《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是一首五言古诗,写得很有趣。内容主要是王绩问乡人家乡的情况,如我家院子里的梅花开花了没有,竹子活了没有,我家的亲戚怎么样了,一口气问了十二个问题,当然都是没有答案的。这首诗的构思很像王维的短诗《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当然王绩的诗比较啰嗦,没有这么凝炼。我当时读《全唐诗》的时候,读到这首诗时,眼睛一亮,为什么呢?读初唐诗,宫廷诗比较多,读到王绩的田园诗,突然感到一股田园气息扑面而来。这首诗文字质朴,很像陶渊明的诗,在初唐很难见到这类诗,所以印象非常深刻。至于如何解读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们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这首诗的问题所在。关于王绩诗歌的版本现在有流传下来的唐写本,确实存在这首诗,可以肯定其来源没问题,可以放过去。

那么,对于《全唐诗》卷三八我们还有什么怀疑的呢?我们所怀疑的是下面一首诗,标题是《答王无功见乡人问田园》,就是回答王绩的这首诗,从内容上看,就是对上面那首诗的问题一一作答,从逻辑上看,一问一答,相互衔接,是没有问题的。从文献角度看,问题就来了。由于两首诗是一问一答式,所以两个作者应该是同时代人,我们来看《答王无功见乡人问田园》的作者署名是朱仲晦,问题是唐朝哪里有朱仲晦这个人?那么朱仲晦是什么时代的人呢?原来这个朱仲晦根本不是唐朝人,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我做过朱熹研究,所以对他比较熟悉。朱熹字晦庵,一字仲晦,朱熹就是朱仲晦,那么南宋的朱熹怎么会写一首诗跟初唐的王绩进行问答呢?原来这是古人的一种写作习惯。最明显的例子是屈原写了《天问》,后来中唐的柳宗元写了一篇《天对》,一一回答屈原提出的问题。异代的人进行问答,在古人是很正常的事情,朱熹就是这样写的。有什么证据这样说呢?在南宋刻的《朱文公文集》里,就存在这首诗,其文集是朱熹的儿子朱在所编的,版本绝对可靠。于是《全唐诗》里的文献错误就直接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研究。我曾经看到我们江苏某兄弟院校的老师集体编著的一本书,里面就有这两首诗,说这两首诗写得十分有趣,他们一问一答,语气亲切,以诗歌的形式交流,等等。那本书分析得很仔细,文字也很优美。可问题是,王绩和朱熹一个在唐,一个在宋,如何能亲切地交流?如果说该院校的老师们所编写的书仅仅作为通俗性读物,情有可原,那么我们来看学术性的书如何。山西大学的康金声先生做过《王绩集编年校注》,在为《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注释时,“乡人”就注释为朱仲晦,也是被误导了。所以文献错误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研究,影响我们的判断,影响我们对文本的解读。

如果说上面的例子是偶然搞错的话,那么《全唐诗》里还有不少是有意造假之作。《全唐诗》里有一个诗人单独编成一卷,他叫牟融,他大概有69首诗,如果用他来做硕士生的毕业论文,数量上正好。但假如哪位同学选了牟融来作研究,那你就会很不幸,你的论文也就呜呼哀哉了,为什么呢?因为《全唐诗》里牟融这一整卷诗都是伪造的,唐代根本没有牟融这个人,那么《全唐诗》怎会有他的诗呢?假如有人研究的话,只看他的诗,基本可以断定他是中唐人。他的诗歌里有跟朱庆馀、张籍进行问答的,乍一看,牟融应该是中唐人,是张籍的朋友,那你就上当了,因为根本没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哪里来的呢?陶敏先生用坚实的考证证明了这些诗都是明朝人的诗,是明朝的不法书商伪造的,把无名诗人的诗拿来改头换面。比如说,它原本是赠明代的某某人,把它改成赠朱庆馀的,然后说这个是牟融的诗,是新发现的唐诗孤本,然后把它刻印出来,因为明代诗坛上宗唐,诗歌创作追步盛唐,一旦有海内孤本的唐诗出现,大家都争相去买,不法书商就赚钱了。不幸的是它被编进了《全唐诗》。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唐诗,用《全唐诗》中的材料,一定要非常小心,看看它有没有问题,特别是一些罕见的版本,正如陈垣先生所说: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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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全唐诗》很大,加上现在的补编有五万多首诗。我想,一般的同学也没必要把它全部读一遍,我也只是通读过一遍,读得很痛苦,因为有些诗很糟糕。唐诗并不是篇篇珠玑,有些诗很差,甚至比我写的诗还要差些,(笑声)这些诗读起来没什么味道。假如有人去通读,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但一般同学不会通读,所以上面说的危险离大家还很远,正如伊拉克有地雷有炸弹,我们不去伊拉克,危险就不会威胁到我们,问题不大。现在的问题是你的身边有没有其他危险,离我们比较近的危险有没有呢?有!当你读唐诗选本的时候,有没有文献问题呢?有!每本书都有不同的版本,在翻刻、翻印的过程中,它的文本同样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以《唐诗三百首》为例。《唐诗三百首》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唐诗选本,应该说所有的唐诗选本中没有哪一个选本能像《唐诗三百首》这样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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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注本《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曾碰到过的。南大的学生很喜欢提问,尤其是本科生,我几年前给本科生上课时,遇到过这么一个问题。在讲唐诗时,我顺便讲到《唐诗三百首》,说了对该选本的一些看法。我说《唐诗三百首》选的好,初盛中晚,大家名家,包括各种诗体,选目比较有代表性。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缺陷,它没有选李贺的诗,一首都没有选。为什么不选李贺是缺陷呢?因为无论我们从哪一种价值标准来判断,李贺的诗歌在唐诗中间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如果是我来选,我会选他的诗歌四到五首,这样才比较符合他的真实地位,《唐诗三百首》一首都没有选,是不对的。我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个女同学站了起来:“莫老师,您说的不对!”我说:“什么不对?”她说:“《唐诗三百首》已经选了李贺的诗歌!”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已经五六年没给本科生上课了,如果今天有同学站出来说我不对,我肯定承认我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老年昏聩了,快六十岁了,头脑糊涂,记不清楚。可那是我还没有老,头发还没有白呢,头脑记得也比较清楚。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家里的《唐诗三百首》有七八个版本,我都看过的,而且看过不止一遍,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李贺的诗呀。我就怀疑地问那个学生:“有吗?”那个学生很快就从书包里抽出一本《唐诗三百首》,非常熟练地翻到那一页,拿给我看。我一看,果然是李贺的诗,一共有四到五首,像《金铜仙人辞汉歌》《梦天谣》《苏小小墓》,都是我所喜欢的,让我选我也会把这些诗选进来。翻开封面,是《唐诗三百首》啊,清蘅塘退士编,没有什么“改编、改选”的字样,前面没有前言,后面也没有后记。我当时是目瞪口呆。这可是给学生上课啊!我就对学生说:“大家停一下,我来翻翻书,找找原因。”我翻到最后一页,我恍然大悟,就把这本书还给那位同学。我说:“这个不算,你这是本伪造的《唐诗三百首》。”那个同学理直气壮地说:“这怎么会是伪造的呢?我又不是从地摊上买来的,我专门跑到新华书店去买的,出版社是华北某省的人民出版社。”我说肯定是伪造的,我有证据证明它是伪造的。这本《唐诗三百首》不但选了李贺的诗,而且它还选了另外一位诗人的两首诗,其中有一句由于张艺谋的一部电影而风靡一时:“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诗,黄巢有两首咏菊花的诗,一首是:“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于桃花一处开。”一首是:“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的两首诗竟然选进了《唐诗三百首》,那么很显然这个版本是伪造的。为什么呢?因为《唐诗三百首》的编选年代我们很清楚,是在清乾隆二十九年由江苏无锡人士孙洙选编,乾隆二十九年正是文字狱最严酷的年代,满族统治者要消灭汉族人的民族意识、反抗情绪,就拼命地搞文字狱。那时有人写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都要被满门抄斩,居然有人编选《唐诗三百首》把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诗编选在内,还能风行海内,这可能吗?所以我说这是一本伪书。

我当时对他说:“很幸运,你是本科生,不要写什么论文,假如你是研究生,你就要倒霉了!”因为校方对研究生有这么一个规定:要发表论文。假如哪位研究生看到了这本《唐诗三百首》,写了篇论文,写什么呢?说清乾隆年间思想非常开放,没有什么禁忌,一个唐诗选本把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诗编选在内,不但没有遭到严禁,还风行海内,说明当时社会是多么和谐。这不是开玩笑嘛!这样写岂不荒唐!所以,错误的材料,我们要非常的警惕。事后,我搞清楚了究竟怎么回事。原来是华北某省的那个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先生,在重印《唐诗三百首》时觉得不满意:怎么没有李贺的诗歌呢?就补几首进去。这位先生又特别喜欢黄巢,一看也没有黄巢的诗在里面,于是就补了两首进去。他补进去了,但没有作说明。像上面这样恶劣的例子,是比较少见的。那么比较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比较常见的是诗作本身没有被偷换,但是由于校对不精或传抄的关系,他的文本发生了变化,字句发生了变异。我这里也举个例子,同样是《唐诗三百首》。

我1986年到哈佛大学访问,因为没什么事情可做(访问学者很自由),我就去旁听他们的课。当时我去听了一位美国副教授开的研究生讨论课。他讲唐诗,当时很有兴趣,也很好奇,就想听听外国人怎样用英语来讲唐诗。我是外文系出身,有一点外语基础。当时讲的是《唐诗三百首》里韦庄的《金陵图》,原诗是:“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这首诗的正确标题应该是《台城》,《唐诗三百首》里叫《金陵图》,写的是南京的一个画面。美国人很能侃,这首诗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分析来分析去,当然了,他的话我没有完全听懂。大家上英语听力课时,肯定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某个单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你就能把它抓住。我听他的课也是这样,有一个单词的频繁出现:crow,汉语的意思是“乌鸦”。他反复讲乌鸦怎样怎样。我当时就很纳闷:这首诗跟乌鸦有什么关系?后来我搞清楚了,原来是“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中的“鸟”字被他解释为“乌鸦”。他的大意是这样的:在中国人看来,乌鸦是不好看的鸟,“乌黑”就是从“乌鸦”来的。乌鸦的叫声不好听——嘶哑。所以中国人都觉得乌鸦叫声不吉利,都很讨厌它。晚唐诗人韦庄走到南京的古城墙下,春雨霏霏,杨柳丝丝,正是鸟语花香的季节,但是六朝古都繁华衰落的城墙上,竟然只有一只乌鸦在那里叫,你想这是多么的凄凉。他说这首诗好就好在一个“乌”字,这是诗眼,一个“乌”字,全诗意境全显出来了。他讲完以后,看到我在旁听,回过头来问我:“莫教授,我讲得怎么样?”他大概很得意。我说你讲得很好,但是据我所知,这首诗里面没有“乌”字,是“鸟”字。他不相信,马上回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唐诗三百首》,翻给我看。果然是“六朝如梦乌空啼”,是一个台湾出版社出版的,台湾是繁体字,“鳥”字少了一笔变成了“烏”字。他给我看的《唐诗三百首》里确实是印的“乌”字,但是我说这肯定是印错了。我当时就跟他说,这不可能是“乌”字。这是首七言绝句,又是晚唐的韦庄写的。韦庄是词人,他更是非常讲究平仄的。如果是“乌空啼”,则是三个平声字连用,变成了三平调,这是律诗的大忌,晚唐人是不可能写出三平调的。所以平声字“乌”一定是仄声字“鸟”。他听得似信非信,当时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说实话,出于维护中美人民友谊的良好愿望,我还没说另外一条呢。我本来想说这首诗好就好在一个“鸟”字上。清初的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说过这样一个原则:“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首诗就好在韦庄的意思是自然不变、永恒,尽管南京已不是都城了,但是依然鸟语花香、杨柳依依,只有人事变迁了。如果说春雨霏霏的南京城头只有一个“乌鸦”,这首诗也就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了!上面这个例子说明:《唐诗三百首》也有一个文字的问题,流传中文字发生了讹变。

扯的太远了,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我本来是想讲这样一个问题:我在读《唐诗三百首》时读出了一首宋诗。2001年我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唐诗三百首》中有一首张旭的七言绝句《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我考证了它是宋朝书法家蔡襄的诗,混进了《唐诗三百首》,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文章。

上面就是我说的第一点。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时,应该非常注意文献的问题。文献是否全面,文献是否可靠,也就是文献的真伪问题,将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研究结果,甚至会造成致命性的影响。如果是受到了一篇伪文献的影响而写就的论文,那么你的论文将可能完全被推翻。

>原载《东方丛刊》2008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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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治学经验谈:文献与史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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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先生

下面我们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史实。古代文学,它的发生背景是在古代,发生年代距离我们很遥远,一个文本到底有什么样的发生背景?这个作品是作家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创作而成的?作家的心态如何?他本人当时的遭遇如何?这些对我们理解文本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英美的新批评派非常强调文本本身的独立意义,文本是自给自足的,一个文本和作家没有关系,他们反对研究作家,反对作家评传,认为研究作家会影响我们对文本的理解。这种观点至少说在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古代抒情性文学像诗词等,是不可取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搞清楚作家的生平和文本的创作背景,对于我们理解文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在解读文本时,一个相当重要的工作就是作家研究,也就是作家论,就是我们所说的史实问题。(像宋代文学,新旧党争、元祐党争等,就是作家研究中很重要的背景材料。)下面我就举一些具体的例子看一看作家生平如果搞不清楚,对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反过来说,如果搞清楚了作家生平,对我们的研究究竟有什么帮助。

上世纪80年代,李白研究界争论最多的是李白究竟几入长安的问题。南大举办唐代文学研究会是在1990年。我排代表名单时特意将那些研究李白几入长安的学者分进同一组,这样便于他们讨论时有共同的话题,也不会影响到别的学者的讨论。为什么学界那么关注李白几入长安的问题呢?旁观者如果不是研究李白,或者说研究方向距离比较远的,会很纳闷: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花那么大的力气?我们知道,我们搞清楚了李白几入长安,不仅是对李白这个人的生平经历有更详细的理解,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李白很多诗歌的解读。李白有很多诗歌是在长安写的,如果不搞清楚李白几入长安,具体到某一篇作品是哪一年在长安写的,理解时就会产生矛盾。所以说这个问题是有研究价值的。下面再来看杜甫研究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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