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学生涯

人老了,越爱想当年,越爱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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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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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学生发过来的n年前的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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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穿的都是圣约翰救伤队的制服。
当年我们都必须负责一项课外活动(像中学时期),我被分配到圣约翰救伤队。真的是分配,因为我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经验的。
总教练是Mr Lim Ah Poi,他会。
最记得他一直叮咛学员,不要随意穿着有救伤队标志的衣服满街走,因为救伤队是随时候命救急的,如果穿着徽章却不会救济,后果是严重的。

我们每周都要亮相,只是出席观摩。
我真的帮不了什么。
只记得有一次有个什么环球还是半岛义跑的,火炬传到关丹时,学生叫我去接领然后领跑,我也真去了。结果是大活动,还像奥林匹克点圣火般让电视台拍摄,让我上了新闻。
印象中是叶贵矿做的安排。

我也随团队去过Camping,在Tasek Paya Bungor(曾经是个漂亮的地方,经营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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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日,我到学院报到。
是的,这一年是在年底开学的。因为政府说年底是雨季,会有水患,SPM考试经常受到影响。所以把SPM提前到9月考,12月开学。好像就只维持那一两年,过后又回复1月开学了。

院长Koe Chong Aun(他姓高,后来到中央去掌管考试局。我进入学院时,中央BPG的Pengarah也是华人)在一次的讲师集会上宣说新制度是讲师都要兼教其他科目。然后提到我的名字,要我兼教数学。
就这样,我在学院的第一年是兼课的。除了华文课,还教数学。

新讲师的培训课程,则远赴丁加奴Marang的技术学院参与。
同期的华文讲师有砂拉越古晋的许讲师。

除了制服团体,我们也得带学会。
我和涂讲师负责羽毛球学会。
我参加过教练课程,是县级的教练。
若非后来腰椎病加剧,使我不能再做剧烈运动,我至今应该还是会打羽毛球的,因为我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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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风波:

到学院后,便听说学员都必须参与KLMS的课程。
KLMS 是 Kursus Latihan Membina Semangat,于1990创办,1994年因故取消。
网上看到有人探讨我国的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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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提到了K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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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学院时,不管是讲师或学员,对KLMS都视为非常可怕的活动,差评如潮。可是,上面却坚持要进行,每一名学员在受训期间都必须参与,不能豁免。

讲师也要参加,是专给讲师参加的。参加一次后,就摇身一变,成为了教练,以后再去就是以教练身份训练学员。

有一回我到文冬去视察实习生教学,约一位老同学见面。他是高级警官。他问起学院的KLMS,我略知一二,告诉他如此如此。他说他们有发现师范办这个活动,他们是担心的。因为这个课程一般会进行21天,我们却浓缩成7天,体力上是难以应付的。我在中学教书时,学生会报名参加红土坎的外展训练学校的课程(Outward Bound School, Lumut),回来后都是容光焕发,兴奋未消退。我问警官这样的培训是不是就类似红土坎的了?他说是。奇怪怎么到了师范学院,这个课程就变成可畏的了?

很不幸的,1994年我也被院长Ganasa Muthy指示去参加培训。我拒绝。院长召见我,我向他说明我不去的原因。我说叫我去,勉强还可以接受,但是叫我过后就成为教练,则绝对不能接受。例如游泳,我觉得我还可以,但是救生我就不行。万一有学员在我面前遇溺,我是终生不能原谅我自己的。其他野外救生也是如此。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培训,承担不了这个任务。

院长说意外人人都可能遇上的,就算坐在家里,也可能会被突而起来的汽车撞毙。我知道这是官腔,标准说法。我反驳是的,意外是难免,但我们还是可以小心预防意外的发生,如果明知道马路上危险,我们依然鲁莽驾驶,这是自己找意外,但是若小心驾驶,遵守规则,意外还是可以避免的。参加危险度高的活动却没有合格的教练指导,这是把学员的生命暴露在很大的风险之中。抱歉,我不能接受。

院长说就此他可以对我采取纪律行动。我说没有关系,我准备回到中学任教。

院长奈我不何,他改派另一位新讲师去。这次他很聪明,直接买机票,指示这名女讲师去。结果她哭了。

再后来,讲师提早回来了,据说,这次的培训牺牲了两名讲师。不是出了意外,而是体力透支,一睡不醒。

又再后来,这个活动取消了。像文章所写一样。1995年,这个活动改良,用另一种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

我也没有因为抗令而被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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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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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和草:

我到德伦敦时,华文组学员有六班。
两班是Sem 5,Sem 6就要出去实习。大概有40人。
一班是Sem 3,据说是大选年的“红包”,特别录取的一班。20多人。
三班是Sem 2,91人,是人数最多的一届。

Sem 5有几位学员特别受主任喜爱,是主任眼下的优秀生。
Sem 2也有,毕竟质从量中求,人多人才也多。他们之中有同学出任学生会主席,获得各族学生支持,这是罕见的。而且,学生会还敢和爱贪小便宜的行政人员对着干,更是少见。

我加入德伦敦后才来报到的学员,先是来两班,后来又来一班。
有新人,当然就要重头培训。
可是这个GAP似乎没有处理好,以致闹过华文学会主席被批评不会办事的风波,学员也似乎酝酿不满的心理,常说“学长都是宝,我们都是草”。

这种心理,一直到我们给他们办了一届生活营才平息。
1994年3月,我们选择在林明山开办全国第一次的“儿童文学研习营”,请来柔佛州东家和麻坡的年红、梁志庆、方理三位老师主持。这三天,我们三位讲师都和学员一起,和三位主讲人也同在。三位受邀的主讲人自称“南方三轮车”,我们也自豪的说我们是“东方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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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泼的童诗,精彩的儿童故事,深深吸引了学员。在座谈会中,年红校长对教育的热情,深深感动大家,一句“假如有来生,我还是要当老师”更是让大家燃起心中的那一团火,立志要当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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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另外一个帖子提到这一届学员:
https://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t=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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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班:

我在中学时,就参与佛教活动。
大学预科班时,更是因为要参与佛教活动,放弃理科转投文科。
上了大学,一样活跃于马大佛学会,曾任主席,也带过不少活动。

到了中学执教,学校没有佛学会。
我们上过金马仑三宝万佛寺办周日佛学班,不料却碰了钉子,被“逐出”寺门。
其后因婚姻触礁,我暂时离开佛教界。

1991年到德伦敦师训学院执教,一些学生认识我(毕竟曾在佛教圈子活跃),引我再加入他们的活动。
https://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 ... 8#p1217278
本来想专注在教学和阅读的我,又再战江湖,协助德伦敦学员办多项活动。开办佛学班给他们讲课,承办全国师范学院学员佛学生活营,出版《法情》周刊,主持静坐班。也因为借用彭亨佛教会办静坐班,被会长何振森居士相中,调查了我的背景后,邀请我担任彭亨佛教会总务一职。

就这样,我又和佛教活动攀上不解之缘了。

在14号课室上佛学课,几乎是每周例常活动。学员喜欢听我讲佛学,主要是因为我把佛法和教育扣得很紧。由于佛学班只是我负责,因此学员投诉我只是注重佛学会的活动,不关心华文学会。还真冤枉!学院华文学会有两位讲师负责,凌、涂二人都是办活动的好手,我只是从旁协助就好。佛学班则不然,我不参与,便没有讲师协助了。

通过佛学会,我和学员建立起的法情更使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一起办活动,一起为教育而奋斗。
在关丹办师范生佛学营时,午夜载四大美人去夜宵(她们忙着布置,连晚饭都没有吃),结果被咖啡店老板娘调侃我好命,女儿这么大了。四人是苏秀满、李素敏、陈莉珍和珠英。
也有一批学员曾经到太平参加教师佛学营,到过我家去做客。这是92/94年的学员。绝对不是“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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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过课程发展司科长何慧贞老师赞我们的毕业生,说他们的服务精神很好。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学院接触佛学。听了感到很欣慰!
Wishe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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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wrote: 20-01-08 Sun 12:09 am 老顽童周伯通在桃花岛给郭靖讲故事,郭靖没有问“后来怎样”,他就没有兴致讲下去了。
老黄比老顽童厉害,没有人追问,也会自己讲下去,因为老黄曾经得过公务员最高荣誉——ASS(Anugerah Syiok Sendiri)。

当年住的木屋,月租250元。
我们都非常喜欢。
可是好景不长,最后被屋主下令一个月搬出。

事情是这样的:
老黄在大学时期,就活跃于佛教事业。
毕业后,想到金马仑教书,陈耀德是最高兴的,因为我可以过去那边推动佛教活动。
此前,他已在金马仑三宝万佛寺成立了成人佛学班,每个周日下午上课。学校方面,也在酝酿着佛学会的成立。
陈老师其实在佛教组织上不太有经验。他之所以那么顺利,是因为有“贵人”撑腰。他的义父邱宝光老师是修密宗的,而高原上也有一位地方闻人好修密。因此,陈耀德来了,他当然高兴,因为他认为陈老师可以帮助他带动学佛风气。

可是,一年后,老黄也上来了。
老黄有很强的佛教工作背景。其中最重要的是帮助继程法师推动了不少活动,被视为继程法师手下的大将。偏偏继程法师在早年曾经撰写过一篇《看清修密者的心态》,得罪不少修密的朋友。
老黄来了,当然要有避忌。除了我的教学生涯之外,我还通过电子游戏《反恐精英》赚钱。 我只是打开箱子,从中获得武器皮肤,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其他玩家。

这些,老黄此前是不知情的,是事后孔明。

谈回陈老师他们创设的佛学班。
因为经验的缺乏,他们只是谈谈一些佛学知识。
后来庙里来了一位中年男子,参与了他们。时间上与老黄上山的时间稍晚一点。不过,他三两下就俘虏了佛学班所有成员的心。何故?
因为他说他是癌患病人,骨癌,正在接受治疗。他给大家看他刚动过手术的膝盖,让他们更加相信。
然后,他说他是《星槟日报》的记者(当年有这么一份报纸的)。
他又说他可以帮助他们注册佛学会。他还说他当过马佛青总秘书。
最重要的是他会说佛法,生活佛法。

结果,佛学班诸人都奉他为偶像了!

但是,他吹牛吹过了头。
老黄在80年代初期就参与马佛青的活动,从陈颖春当总会长时期,便与陈总会长、梁国兴总秘书等人相熟,老黄就没有听过张某人的名字。
不过,见大家兴致正高,老黄只存疑,不敢大力否定这个人,毕竟打压“癌患病人”是很不厚道的。所以,我们依然和他保持来往。

但是,我们酝酿着的注册佛学会计划,问题浮上了水面。
老顽童周伯通讲故事需要听众的互动,而老黄则像是一位自说自话的演说家,即使没人追问,他也滔滔不绝。这或许与他拥有“ASS(Anugerah Syiok Sendiri)”——“自我陶醉奖”的荣誉有关。

老黄的佛学经历丰富,在金马仑推动佛教活动卓有成效。然而,他却遇到了一个会说“生活佛法”的张某人,并被其所折服。这位张某人自称是《星槟日报》记者、马佛青总秘书,还声称自己患有骨癌。然而,老黄却对他的身份存疑。

老黄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他从80年代初期就活跃于马佛青,与陈颖春、梁国兴等会长熟识,却从未听过张某人的名字。此外,张某人所宣扬的“生活佛法”也与正统佛法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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