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林宏祥脸书
04/03/2020
https://www.facebook.com/limhongsiang/p ... 6119516542
5.09后的22个月,“马哈迪会否交棒给安华”这个课题,始终挥之不去。外媒访安华/马哈迪时不约而同提问,本地媒体竞相翻炒。九旬的马哈迪只要字句上略带模糊,两年或两年多一点、两年是5.09算起还是受访日期算起,大家像解梦猜万字一样不亦乐乎。轰炸到一个程度,我拒绝就此课题受访。我没有把录音笔藏在马哈迪桌底,更不是马哈迪肚子里的蛔虫——我无法单靠预设立场就把话说得斩钉截铁。我无法演绎要把马哈迪摔下神台却把他形容为“神到策划一个阴谋来推翻自己”的逻辑。别人有能力造一块自己抬不起的石头,但我不能。
马哈迪是好是坏,是死性不改抑或洗心革面,说真的,辩赢了又如何?马哈迪确是个种族主义者,但他重掌政权后委任林冠英出任财长、Tommy Thomas出任总检长、东马的Richard Malanjum为联邦首席大法官。有人评断这些委任是橱窗,用来讨好非马来人/穆斯林、社运份子的欢心,一句“假假做场戏证明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了结。既然已判死刑,还需要审讯吗?话说回来,真情也好,假意也罢——现实是,不管出自于什么动机,这些委任确实打破国家重要职位由单一族群垄断的惯例,让贤与能有机会在此岗位上为国家服务,难道不是5.09局面促成的一个突破吗?
5.09前,我们确实陷入两难。倘若纳吉政权在极致贪腐的情况下还能屹立不倒,国家很难撑得下去。希盟(前身:民联)在执政党烂到贴地的形势下依然连输两届大选(2013年与2018年),一个多元的在野党阵线,恐怕就走不了多远。除非弃权,让其他选民为我们做决定——否则,我们就被逼做抉择,在两害中选其轻。投选希盟,是我们在当时封闭的死局中,撬开一个缺口的尝试。
惟这个决定被简化为“天真地相信马哈迪”、“为马哈迪回锅抬轿”,或直接被标签为“舔马”。仿佛必须狠批马哈迪,才能证明自己稳守原则、占据道德制高点。记得5.09后由马哈迪签署、委任穆克里兹为浮罗交怡发展机构(LADA)董事会联席主席的公函吗?网上浮现daddykasi的嘲讽,但该机构法令明文规定:联合主席之一必须是吉打州务大臣。就那么巧,首相是马哈迪,大臣是穆克里兹。法令不改,谁都没辙。即便往后你对马哈迪政权所犯的过失开声,换来的还是“小骂大帮忙”的调侃,或追究到“当初不是你把马哈迪捧上台的吗?”之原罪。你若因此沉默,就是静静了。
没错,马来西亚国家制度的崩坏,马哈迪必须负上责任。只是,把一个国家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人的问题,是否意味着:只要此人不在了,国家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那我们这几年就游山玩水风花雪月把酒当歌,时间一到,老人家双腿一直,世界不就变好了吗?
然而,如果你相信马哈迪不在以后,马来人社会里不管城乡、不计经济收入、横跨老中青世代当中依然有一票人迷信威权、相信宗教压倒自由,甚至某种程度上摆不脱“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则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个死结该怎样解?我们要打造怎样的一个政治生态,制造什么条件,好让民主、自由、多元、平等价值,在未来开花结果、开枝散叶?
更准确的是:问题不仅仅出在马来人社会。华社里不也有人嘴里讲的是民主心里念的是专制、视中国为“祖国”,歧视甚至排斥他族文化?用马来人霸权来合理化自己的受害者心态——于是仇恨恶性循环,在有心人炒作下,加剧马来社会的焦虑与防备,围墙因此越筑越高。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状况,而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多元兼容、温和开放、民主自由、公正平等的国家,我们是不是应该花更多心思,去解构马哈迪过去为马来西亚设下的、有形无形的框框?如果我们知道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问题、跨不过的障碍,反之有往牛角尖里钻的趋势,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一点省思、甚至自我批判的声音,把各走两极的群体,往中间拉?
然而,当批判的声音出来,如果不是网络痞子“汉奸走狗”的标签,就是“竟然回避权势、批判弱势”的责怪。但是,等等,你确定我们没有向多数族群反映少数群体的困境、焦虑与不安吗?我们难道用中文来表演自己向马来人呛声,满足你期待的“敢怒敢言”吗?
我们当然是用马来文跟马来群体对话、讨论甚至辩论。但只有我们几个人,够吗?当我们呼吁更多人能用马来语跨界对话的时候,换来的是什么?从“屈服于马来文化霸权”到“用马来文讨好马来人”不等。但我们有说过“说马来文才更像马来西亚人”这样的话吗?我们向华社反映“马来社会对一些华人不谙马来语这件事很感冒”之后,回过头就用马来文撰文提出“马来语不是衡量爱国情操的唯一标准”——这些人是看不到,还是假装看不到呢?
在这样恶劣的讨论环境里,谁能不沮丧呢?黄进发在5.09后撬开的空间里,畅谈选举制度改革,掀起议论,不管是否同意其论点,整个讨论却让国人见识到不同的可能,以及选制如何改变国家政治的生态。Bersih 2.0的领导南下北上,东奔西跑,配合选举改革委员会召开的会议,花心思撰写厚厚的报告书与建议书。如果最终这些改革得以落实——即便是局部落实,仅仅把不公的选区划分矫正,何尝不是好事一件呢?
这些一步一脚印的经营,最终都敌不过情绪的煽动与尖酸的嘲讽。我们只想看到问题马上解决,却拒绝思考如何解决,甚至没有作为旁观者最起码的耐性。民主行动党领袖选前夸口“马上承认统考”固然是错,但这个政府愿意设立特别委员会,召见相关stakeholder,撰写一份官方报告书,探讨是否承认统考,是不是45年来比任何时刻都更认真思考这个课题呢?而华社究竟是要认真看待,还是报以“只是忽悠我们的假动作”之不屑,放弃这个可能可以改变的机会?
说得再多,已是徒然。如果要幼稚一点,2020年3月1日我们一朝醒来就当酸民:反正希盟是烂政府,现在倒了,何必惋惜呢?快去开啤酒庆祝啊喂。只是,等等,温馨提醒:记得囤足啤酒哦。伊斯兰党要上台了。不禁也会贵吧。咳咳。
我们可以当酸民,但是我们不要。不管是2018年5.09前后,还是2020年3月1日之后。要做的我们已经做了,于是问心无愧。至于事情发生到这等地步,我们可以继续“我早说过投选马哈迪没好结果”,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如果要这个国家败坏来证明自己是对的,从而沾沾自喜,我也没什么话好说了。
林宏祥先生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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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这个国家败坏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March 5, 2020
509后的22个月,“马哈迪会否交棒给安华”这个课题,始终挥之不去。外媒访安华或马哈迪时不约而同提问,本地媒体竞相翻炒。九旬的马哈迪只要字句上略带模糊,两年或两年多一点、两年是509算起还是受访日期算起,大家像解梦猜万字一样不亦乐乎。轰炸到一个程度,我拒绝就此课题受访。
我没有把录音笔藏在马哈迪桌底,无法把阴谋论说得绘声绘影;我不是马哈迪肚子里的蛔虫,无法单靠预设立场就把他的主观意愿说得斩钉截铁,毫无翻转的余地。我更无法演绎要把马哈迪摔下神台却把他形容为“神到策划一个阴谋来推翻自己”的逻辑。别人有能力造一块自己抬不起却能砸伤自己脚趾的石头,但我不能。
马哈迪是好是坏,是死性不改抑或洗心革面,说真的,辩赢了又如何?
马哈迪确是个种族主义者,但他重掌政权后委任林冠英出任财长、汤米·汤姆斯出任总检长、东马的理查玛兰尊为联邦首席大法官。有人评断这些委任是橱窗,用来讨好非马来人、穆斯林以及社运份子的欢心,一句“假假做场戏证明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了结。既然已判死刑,还需要审讯吗?话说回来,真情也好,假意也罢——现实是,不管出自于什么动机,这些委任确实打破国家重要职位由单一族群垄断的惯例,让贤与能有机会在此岗位上为国家服务,这不正是509局面促成的一个突破吗?
509前,我们确实陷入两难。倘若纳吉政权在极致贪腐的情况下还能屹立不倒,国家很难撑得下去。希盟(前身:民联)在执政党烂到贴地的形势下依然连输两届大选(2013年与2018年),一个多元的在野党阵线,恐怕就走不了多远。除非弃权,让其他选民为我们做决定——否则,我们就被逼做抉择,在两害中选其轻。投选希盟,是我们在当时封闭的死局中,撬开一个缺口的尝试。
惟这个决定被简化为“天真地相信马哈迪”、“为马哈迪回锅抬轿”,或直接被标签为“舔马”。仿佛必须狠批马哈迪,才能证明自己稳守原则、抢占道德制高点。记得509后由马哈迪签署、委任穆克里兹为浮罗交怡发展机构(LADA)董事会联席主席的公函吗?网上浮现daddykasi的嘲讽,但该机构法令明文规定:联合主席之一必须是吉打州务大臣。就那么巧,首相是父亲马哈迪,大臣是儿子穆克里兹。法令不改,谁都没辙。即便往后你对马哈迪政权所犯的过失开声,换来的还是“小骂大帮忙”的调侃,或追究到“当初不是你把马哈迪捧上台的吗?”之原罪。你若因此沉默,就是静静了。
没错,马来西亚国家制度的崩坏,马哈迪必须负上责任,这点毋庸置疑。只是,把一个国家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人的问题,是否意味着:只要此人不在了,国家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那我们这几年就游山玩水风花雪月把酒当歌,时间一到,老人家双腿一直,世界不就变好了吗?
然而,如果你相信马哈迪不在以后,马来人社会里不管城乡、不计经济收入、横跨老中青世代当中依然有一票人迷信威权、相信宗教压倒自由,甚至某种程度上摆不脱“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则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个死结该怎样解?我们要打造怎样的一个政治生态,制造什么条件,好让民主、自由、多元、平等价值,在未来开花结果、开枝散叶?
更准确的是:问题不仅仅出在马来人社会。华社里不也有人嘴里讲的是民主心里念的是专制、视中国为“祖国”,歧视甚至排斥他族文化?用马来人霸权来合理化自己的受害者心态——于是仇恨恶性循环,在有心人炒作下,加剧马来社会的焦虑与防备,围墙因此越筑越高。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状况,而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多元兼容、温和开放、民主自由、公正平等的国家,我们是不是应该花更多心思,去解构马哈迪过去为马来西亚设下的有形无形的框框?如果我们知道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问题、跨不过的障碍,反之有往牛角尖里钻的趋势,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一点省思、甚至自我批判的声音,把各走两极的群体,往中间拉?
然而,当批判的声音出来,如果不是网络痞子“汉奸走狗”的标签,就是“竟然回避权势、批判弱势”的责怪。但是,等等,你确定我们没有向多数族群反映少数群体的困境、焦虑与不安吗?我们难道用中文来表演自己向马来人呛声,满足你期待的“敢怒敢言”吗?
我们当然是用马来文跟马来群体对话、讨论甚至辩论。几个人的力量毕竟单薄,但当我们呼吁更多人用马来语跨界对话的时候,换来的是什么?从“屈服于马来文化霸权”到“用马来文讨好马来人”不等。我们有说过“说马来文才更像马来西亚人”这样的话吗?我们向华社反映“马来社会对一些华人不谙马来语这件事很感冒”之后,回过头就用马来文撰文提出“掌握马来语不是衡量爱国情操的唯一标准”——这些人是看不到,还是假装看不到呢?
在这样恶劣的讨论环境里,谁能不沮丧呢?黄进发在509后撬开的空间里,畅谈选举制度改革,掀起议论,不管是否同意其论点,整个讨论足让国人见识到不同的可能,以及选制如何改变国家政治的生态。Bersih 2.0的活跃分子南下北上,东奔西跑,配合选举改革委员会召开的会议,花心思撰写厚厚的报告书与建议书。如果最终这些改革得以落实——即便是局部落实,仅仅把不公的选区划分矫正,何尝不是好事一件?
这些一步一脚印的经营,最终都敌不过情绪的煽动与尖酸的嘲讽。我们只想看到问题马上解决,却拒绝思考如何解决,甚至没有作为旁观者最起码的耐性。民主行动党领袖选前夸口“马上承认统考”固然是错,但这个政府愿意设立特别委员会,召见相关人士(stakeholder),撰写一份官方报告书,探讨是否承认统考,是不是45年来比任何时刻都更认真思考这个课题呢?而华社究竟是要认真看待,还是报以“只是忽悠我们的假动作”之不屑,放弃这个可能可以改变的机会?
说得再多,已是徒然。如果要幼稚一点,2020年3月1日我们一朝醒来仿效酸民的语气:反正希盟是烂政府,现在倒了,何必惋惜呢?快去开啤酒庆祝啊喂。只是,等等,温馨提醒:记得囤足啤酒哦。然后轻率的加几个标记(#)——伊斯兰党要上台了、不禁酒也会卖贵吧、可能刘特佐请喝香槟咧,咳咳。
我们可以当酸民,但是我们不要。不管是2018年509前后,还是2020年3月1日之后。说实在的,马来社会民意基础扎实的国民联盟新政府,其实比希盟更具条件向非马来人与穆斯林释放善意。未来是前进或倒退,还有待我们共同努力。
我不是不明白509前就马哈迪统领希盟课题的辩论。实际上,面对马来社会,我曾在509前撰文反对希盟推举马哈迪为首相人选,惟无法扭转当时的民意。历史没有如果——倘若倒带追回去,它会引来“如果当时不是马哈迪,阿兹敏吗?慕尤丁吗?”、“如果是末沙布或阿兹莎,纳吉挑战辩论怎么办?”等等当下再争辩也没用的问题。
我没有因此选择割席,我知道一个人可以走比较快,但一群人可以走比较远。每个人一生中总有缺陷,三千万人的国家,又岂会完美?后509,我们得到一些,失去一些。莱纳斯(Lynas)之战我们输了,但洋垃圾课题处理得不错;统考没有立刻承认,但华校的拨款提升了;悬案冤案尚未平反,但言论空间松绑不少;钳制民主恶法未完全修废,但过去的政治逮控逐一销案。
最后,我非马哈迪粉丝。或许,断定“马哈迪是政治老狐狸”与断言“人总会死”一样容易。对马哈迪的批判是正确的,但如果因为对马哈迪的批判,而嘲讽过去22个月里拒绝放弃改变的每一个努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以国家的崩败来印证自己是对的,从而沾沾自喜,我也没什么话好说了。至少在丧礼中,我就说不出“我都说了,人总会死的。抢救的医生是坑钱的吧?”这样的话。
如果要这个国家败坏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March 5, 2020
509后的22个月,“马哈迪会否交棒给安华”这个课题,始终挥之不去。外媒访安华或马哈迪时不约而同提问,本地媒体竞相翻炒。九旬的马哈迪只要字句上略带模糊,两年或两年多一点、两年是509算起还是受访日期算起,大家像解梦猜万字一样不亦乐乎。轰炸到一个程度,我拒绝就此课题受访。
我没有把录音笔藏在马哈迪桌底,无法把阴谋论说得绘声绘影;我不是马哈迪肚子里的蛔虫,无法单靠预设立场就把他的主观意愿说得斩钉截铁,毫无翻转的余地。我更无法演绎要把马哈迪摔下神台却把他形容为“神到策划一个阴谋来推翻自己”的逻辑。别人有能力造一块自己抬不起却能砸伤自己脚趾的石头,但我不能。
马哈迪是好是坏,是死性不改抑或洗心革面,说真的,辩赢了又如何?
马哈迪确是个种族主义者,但他重掌政权后委任林冠英出任财长、汤米·汤姆斯出任总检长、东马的理查玛兰尊为联邦首席大法官。有人评断这些委任是橱窗,用来讨好非马来人、穆斯林以及社运份子的欢心,一句“假假做场戏证明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了结。既然已判死刑,还需要审讯吗?话说回来,真情也好,假意也罢——现实是,不管出自于什么动机,这些委任确实打破国家重要职位由单一族群垄断的惯例,让贤与能有机会在此岗位上为国家服务,这不正是509局面促成的一个突破吗?
509前,我们确实陷入两难。倘若纳吉政权在极致贪腐的情况下还能屹立不倒,国家很难撑得下去。希盟(前身:民联)在执政党烂到贴地的形势下依然连输两届大选(2013年与2018年),一个多元的在野党阵线,恐怕就走不了多远。除非弃权,让其他选民为我们做决定——否则,我们就被逼做抉择,在两害中选其轻。投选希盟,是我们在当时封闭的死局中,撬开一个缺口的尝试。
惟这个决定被简化为“天真地相信马哈迪”、“为马哈迪回锅抬轿”,或直接被标签为“舔马”。仿佛必须狠批马哈迪,才能证明自己稳守原则、抢占道德制高点。记得509后由马哈迪签署、委任穆克里兹为浮罗交怡发展机构(LADA)董事会联席主席的公函吗?网上浮现daddykasi的嘲讽,但该机构法令明文规定:联合主席之一必须是吉打州务大臣。就那么巧,首相是父亲马哈迪,大臣是儿子穆克里兹。法令不改,谁都没辙。即便往后你对马哈迪政权所犯的过失开声,换来的还是“小骂大帮忙”的调侃,或追究到“当初不是你把马哈迪捧上台的吗?”之原罪。你若因此沉默,就是静静了。
没错,马来西亚国家制度的崩坏,马哈迪必须负上责任,这点毋庸置疑。只是,把一个国家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人的问题,是否意味着:只要此人不在了,国家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那我们这几年就游山玩水风花雪月把酒当歌,时间一到,老人家双腿一直,世界不就变好了吗?
然而,如果你相信马哈迪不在以后,马来人社会里不管城乡、不计经济收入、横跨老中青世代当中依然有一票人迷信威权、相信宗教压倒自由,甚至某种程度上摆不脱“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则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个死结该怎样解?我们要打造怎样的一个政治生态,制造什么条件,好让民主、自由、多元、平等价值,在未来开花结果、开枝散叶?
更准确的是:问题不仅仅出在马来人社会。华社里不也有人嘴里讲的是民主心里念的是专制、视中国为“祖国”,歧视甚至排斥他族文化?用马来人霸权来合理化自己的受害者心态——于是仇恨恶性循环,在有心人炒作下,加剧马来社会的焦虑与防备,围墙因此越筑越高。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状况,而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多元兼容、温和开放、民主自由、公正平等的国家,我们是不是应该花更多心思,去解构马哈迪过去为马来西亚设下的有形无形的框框?如果我们知道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问题、跨不过的障碍,反之有往牛角尖里钻的趋势,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一点省思、甚至自我批判的声音,把各走两极的群体,往中间拉?
然而,当批判的声音出来,如果不是网络痞子“汉奸走狗”的标签,就是“竟然回避权势、批判弱势”的责怪。但是,等等,你确定我们没有向多数族群反映少数群体的困境、焦虑与不安吗?我们难道用中文来表演自己向马来人呛声,满足你期待的“敢怒敢言”吗?
我们当然是用马来文跟马来群体对话、讨论甚至辩论。几个人的力量毕竟单薄,但当我们呼吁更多人用马来语跨界对话的时候,换来的是什么?从“屈服于马来文化霸权”到“用马来文讨好马来人”不等。我们有说过“说马来文才更像马来西亚人”这样的话吗?我们向华社反映“马来社会对一些华人不谙马来语这件事很感冒”之后,回过头就用马来文撰文提出“掌握马来语不是衡量爱国情操的唯一标准”——这些人是看不到,还是假装看不到呢?
在这样恶劣的讨论环境里,谁能不沮丧呢?黄进发在509后撬开的空间里,畅谈选举制度改革,掀起议论,不管是否同意其论点,整个讨论足让国人见识到不同的可能,以及选制如何改变国家政治的生态。Bersih 2.0的活跃分子南下北上,东奔西跑,配合选举改革委员会召开的会议,花心思撰写厚厚的报告书与建议书。如果最终这些改革得以落实——即便是局部落实,仅仅把不公的选区划分矫正,何尝不是好事一件?
这些一步一脚印的经营,最终都敌不过情绪的煽动与尖酸的嘲讽。我们只想看到问题马上解决,却拒绝思考如何解决,甚至没有作为旁观者最起码的耐性。民主行动党领袖选前夸口“马上承认统考”固然是错,但这个政府愿意设立特别委员会,召见相关人士(stakeholder),撰写一份官方报告书,探讨是否承认统考,是不是45年来比任何时刻都更认真思考这个课题呢?而华社究竟是要认真看待,还是报以“只是忽悠我们的假动作”之不屑,放弃这个可能可以改变的机会?
说得再多,已是徒然。如果要幼稚一点,2020年3月1日我们一朝醒来仿效酸民的语气:反正希盟是烂政府,现在倒了,何必惋惜呢?快去开啤酒庆祝啊喂。只是,等等,温馨提醒:记得囤足啤酒哦。然后轻率的加几个标记(#)——伊斯兰党要上台了、不禁酒也会卖贵吧、可能刘特佐请喝香槟咧,咳咳。
我们可以当酸民,但是我们不要。不管是2018年509前后,还是2020年3月1日之后。说实在的,马来社会民意基础扎实的国民联盟新政府,其实比希盟更具条件向非马来人与穆斯林释放善意。未来是前进或倒退,还有待我们共同努力。
我不是不明白509前就马哈迪统领希盟课题的辩论。实际上,面对马来社会,我曾在509前撰文反对希盟推举马哈迪为首相人选,惟无法扭转当时的民意。历史没有如果——倘若倒带追回去,它会引来“如果当时不是马哈迪,阿兹敏吗?慕尤丁吗?”、“如果是末沙布或阿兹莎,纳吉挑战辩论怎么办?”等等当下再争辩也没用的问题。
我没有因此选择割席,我知道一个人可以走比较快,但一群人可以走比较远。每个人一生中总有缺陷,三千万人的国家,又岂会完美?后509,我们得到一些,失去一些。莱纳斯(Lynas)之战我们输了,但洋垃圾课题处理得不错;统考没有立刻承认,但华校的拨款提升了;悬案冤案尚未平反,但言论空间松绑不少;钳制民主恶法未完全修废,但过去的政治逮控逐一销案。
最后,我非马哈迪粉丝。或许,断定“马哈迪是政治老狐狸”与断言“人总会死”一样容易。对马哈迪的批判是正确的,但如果因为对马哈迪的批判,而嘲讽过去22个月里拒绝放弃改变的每一个努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以国家的崩败来印证自己是对的,从而沾沾自喜,我也没什么话好说了。至少在丧礼中,我就说不出“我都说了,人总会死的。抢救的医生是坑钱的吧?”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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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祥:多元的美丽与哀愁
2020年01月17日
数周前,在题为“爪夷字:互相理解”的论坛上,发生一个有趣的小细节。
先是董总秘书长黄再兴坦言自己曾学过爪夷字,如今依稀念得出alif、ba、ta几个字母,惟无法拼凑成词。后来发言的伊斯兰友好协会(IKRAM)署理会长巴德里沙(Badlishah Sham Baharin)即兴露两手,以泰米尔文念出一到十;主持人陈仁义接著开玩笑挑战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主席莫哈末费沙(Muhammad Faisal Abdul Aziz),用中文从一数到十,来自怡保的费沙改用粤语一口气完成它,引起哄堂大笑。
其实此场景见怪不怪,周遭不少马来友族都有这个能力。我记得一个超爱周星驰电影的马来朋友,会用粤语加十足到位的表情说“死八婆”、“救命啊”、“收皮啦”。走进本地电影院看功夫片,捧场的必然包括友族同胞,虽然我也曾怀疑,他们如何理解,遭打伤过程中不小心通了任督二脉,何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厉害。
我也曾在面书发现,不少马来人其实透过本地电视台看了港剧《肥猫正传》,还说得出最感动自己的几个情节。近年来一些印度电影拍得不错,吸引了不少影迷,甚至成为跨族朋友之间的话题。
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马来西亚,因为多元而比他国拥有相对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的文化产品。如果在民间办一场电影分享会,华裔会透过P.Ramlee的电影缅怀1960年代马来社会的氛围,然后马来友族会补充鬼才P.Ramlee对族群政治、性别不平等、封建、阶级的批判视角。倘若邀请印裔同胞开讲,他会告诉我们何以宝莱坞电影要载歌载舞三个小时,把电影拖到飞机都快著陆了还舍不得剧终。而华裔当然也可以把武侠电影里逆著地心吸引力的飞檐走壁谈得天花乱坠,道尽江湖中的正义与背叛。
遗憾的是,我们不知为何省略了此过程,直接争议国民型学校要不要介绍爪夷字、国家官方语言、官方宗教地位、国家文化政策等。而这些议题一登上媒体,各方神经线立马紧绷,势不两立、剑拔弩张,仿佛三页爪夷字就开了缺口、官方文告补充了中文翻译版本就是罪该万死的叛国。然后各自动员网上联署,誓把对方一并消灭。
然而,这几十年来,不就因为多元,才让马来西亚人变得比其他国人不一样吗?我们不就是因为各自的存在,才丰富了彼此的世界,让我们面对差异时,不会浑身不自在,反而比他人更有适应的能力,具备更宽更广的视角吗?
我们走在商场看到穿黑袍的穆斯林,不会神经兮兮地莫名恐慌;街角遇到外国旅客,自动就能调到他们的语言、甚至腔音,为他们指引方向;我们在同一张海报上看到不同的字体,一点都不会眼花缭乱——因为现实生活锻炼我们,用包容而非排斥的心态,去面对一些自己还未理解的事与物。
把杯空了,才能倒入新的水。握住一杯盛得满满的水,把自己搞得动弹不得,不小心还沦为蚊虫繁殖的温床。何苦呢?
林宏祥:多元的美丽与哀愁
2020年01月17日
数周前,在题为“爪夷字:互相理解”的论坛上,发生一个有趣的小细节。
先是董总秘书长黄再兴坦言自己曾学过爪夷字,如今依稀念得出alif、ba、ta几个字母,惟无法拼凑成词。后来发言的伊斯兰友好协会(IKRAM)署理会长巴德里沙(Badlishah Sham Baharin)即兴露两手,以泰米尔文念出一到十;主持人陈仁义接著开玩笑挑战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主席莫哈末费沙(Muhammad Faisal Abdul Aziz),用中文从一数到十,来自怡保的费沙改用粤语一口气完成它,引起哄堂大笑。
其实此场景见怪不怪,周遭不少马来友族都有这个能力。我记得一个超爱周星驰电影的马来朋友,会用粤语加十足到位的表情说“死八婆”、“救命啊”、“收皮啦”。走进本地电影院看功夫片,捧场的必然包括友族同胞,虽然我也曾怀疑,他们如何理解,遭打伤过程中不小心通了任督二脉,何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厉害。
我也曾在面书发现,不少马来人其实透过本地电视台看了港剧《肥猫正传》,还说得出最感动自己的几个情节。近年来一些印度电影拍得不错,吸引了不少影迷,甚至成为跨族朋友之间的话题。
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马来西亚,因为多元而比他国拥有相对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的文化产品。如果在民间办一场电影分享会,华裔会透过P.Ramlee的电影缅怀1960年代马来社会的氛围,然后马来友族会补充鬼才P.Ramlee对族群政治、性别不平等、封建、阶级的批判视角。倘若邀请印裔同胞开讲,他会告诉我们何以宝莱坞电影要载歌载舞三个小时,把电影拖到飞机都快著陆了还舍不得剧终。而华裔当然也可以把武侠电影里逆著地心吸引力的飞檐走壁谈得天花乱坠,道尽江湖中的正义与背叛。
遗憾的是,我们不知为何省略了此过程,直接争议国民型学校要不要介绍爪夷字、国家官方语言、官方宗教地位、国家文化政策等。而这些议题一登上媒体,各方神经线立马紧绷,势不两立、剑拔弩张,仿佛三页爪夷字就开了缺口、官方文告补充了中文翻译版本就是罪该万死的叛国。然后各自动员网上联署,誓把对方一并消灭。
然而,这几十年来,不就因为多元,才让马来西亚人变得比其他国人不一样吗?我们不就是因为各自的存在,才丰富了彼此的世界,让我们面对差异时,不会浑身不自在,反而比他人更有适应的能力,具备更宽更广的视角吗?
我们走在商场看到穿黑袍的穆斯林,不会神经兮兮地莫名恐慌;街角遇到外国旅客,自动就能调到他们的语言、甚至腔音,为他们指引方向;我们在同一张海报上看到不同的字体,一点都不会眼花缭乱——因为现实生活锻炼我们,用包容而非排斥的心态,去面对一些自己还未理解的事与物。
把杯空了,才能倒入新的水。握住一杯盛得满满的水,把自己搞得动弹不得,不小心还沦为蚊虫繁殖的温床。何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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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祥:希盟夺权后能撑多久?
2020年05月23日
2020年2月“喜来登夺权行动”来得太突然,随后适逢新冠肺炎疫情恶化,希盟之间撕裂的伤口直到当下,都未来得及处理。痛失政权后希盟悲愤难抑,加上慕尤丁政权面对以微差多数执政、盟友随时叛变而垮台的窘境,激发希盟“重夺政权”的冲动。只是,眼前至少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即便真让希盟重夺政权,这一次又能撑多久?
就谈两点。
一、若把希盟与“巫统、伊党、马华”对立起来放置两端,夹在中间的土著团结党这个区块则是“造王者”。撇除了叛将,希盟当下能拉拢的土团党议员极其有限;而拉拢其他党议员则失去道德制高点(同样以跳槽策动变天)。种种局限下,希盟若再次上台,很大可能也是“微差多数”。而这个政权,又能撑多久呢?
二、“509变天”直到“喜来登行动”之前的22个月,需要一个认真、完整的检讨。人事恩怨固然是希盟垮台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政治理念的不协调、施政的弱点、几乎瘫痪的沟通机制,无不加剧恶劣的舆论氛围,让狭隘的宗教、种族言论趁势抬头。我们见证土团党如何在这样的氛围中接二连三败走补选,也看到何以国盟以不光彩手段上台,却没面对来自民间顽强的抵抗。
直接跳过对22个月执政的检讨,回避马哈迪──安华之间的矛盾——不管希盟在7月的下议院会议,抑或未来的财政预算案中绊倒慕尤丁,我们都极可能把“希盟1.0的22个月”在更短的时间内重演一遍。在疫情蔓延、经济萧条的低迷中,如果希盟重夺政权后却没有更大作为,然后又陷入宗教种族气焰的叫嚣、勾心斗角的权力交接,情况不见得有利于希盟执政的稳定。
届时,放不下马来民族主义、抹不去伊斯兰宗教色彩却抗拒巫统、伊党的中间选民,非但不会靠向希盟,甚至“希盟传统支持者”也会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期待落空,而被损耗掉。
换句话说,我们憧憬的制度改革会变得不汤不水,本来热情澎湃的选民会意兴阑珊,甚至变成犬儒。如果希盟无法重燃选民的激情,在第15届大选中大幅度惨败,则尚未巩固的民主化,很可能随著保守、排他势力的反扑,逐渐被吞噬。
故此,希盟若要重振旗鼓,则必须结合第14届大选前推出的共同纲领,与22个月的执政经验,从中磨出新的共识。相较于509前,希盟如今更具备条件组织影子内阁,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团队推崇什么理念、打算落实什么政策。
遗憾的是,“喜来登行动”后,丢失正副部长官职后的领袖,多数变得消沉,仿佛一下子人间蒸发。社交媒体上零星的支持者尝试向国盟发动攻势,惟很快就沦为口水战。举个例子:在马来语圈子里,希盟马来人支持者就列出清单,挑战伊党落实过去高喊的议程,如关闭赌场、投注站、禁酒、通过355法案等,打脸伊党。
虽说希盟就在这种烂招下被挫得灰头土脸,但如今以同样方式回击,亦不见得高明。更重要的是,若巫伊落实了,对穆斯林而言,巫伊兑现承诺,比希盟更能捍卫伊斯兰;若巫伊不为所动,反问:诚信党愿意在议会中支持这些议程吗?诚信党领袖要怎么回答呢?行动党领袖又会如何反应呢?
最后,22个月执政期固然短暂,却不失为一大突破。在野党第一次进入联邦政府体系,施展抱负——那些来不及解释的政策、那些在官僚系统里互动的经验、那些在种种局限中为未来制造的条件,都值得记录。交通部前部长陆兆福在马来社会的形象,乃行动党众多领袖中,最被接受的一个。不管是视频或文字,这个记录必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打破既定的偏见,勾勒全民的想像——而非陷入没完没了的口水战。
509打破巫统旧有一党独大的模式,遗憾的是我们尚未确立新的模式。年迈的强势领袖几乎是强弩之末,我们要为未来的局势做好准备,制造更多对改革有利的条件。马来政治从一分为五,到如今三合一对抗公正党与诚信党,这个局面恐怕还要维持好一段时候。在政治战场上输赢乃兵家常事,希盟更大挑战在于如何说服群众:这场仗,值得大家一起打。
林宏祥:希盟夺权后能撑多久?
2020年05月23日
2020年2月“喜来登夺权行动”来得太突然,随后适逢新冠肺炎疫情恶化,希盟之间撕裂的伤口直到当下,都未来得及处理。痛失政权后希盟悲愤难抑,加上慕尤丁政权面对以微差多数执政、盟友随时叛变而垮台的窘境,激发希盟“重夺政权”的冲动。只是,眼前至少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即便真让希盟重夺政权,这一次又能撑多久?
就谈两点。
一、若把希盟与“巫统、伊党、马华”对立起来放置两端,夹在中间的土著团结党这个区块则是“造王者”。撇除了叛将,希盟当下能拉拢的土团党议员极其有限;而拉拢其他党议员则失去道德制高点(同样以跳槽策动变天)。种种局限下,希盟若再次上台,很大可能也是“微差多数”。而这个政权,又能撑多久呢?
二、“509变天”直到“喜来登行动”之前的22个月,需要一个认真、完整的检讨。人事恩怨固然是希盟垮台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政治理念的不协调、施政的弱点、几乎瘫痪的沟通机制,无不加剧恶劣的舆论氛围,让狭隘的宗教、种族言论趁势抬头。我们见证土团党如何在这样的氛围中接二连三败走补选,也看到何以国盟以不光彩手段上台,却没面对来自民间顽强的抵抗。
直接跳过对22个月执政的检讨,回避马哈迪──安华之间的矛盾——不管希盟在7月的下议院会议,抑或未来的财政预算案中绊倒慕尤丁,我们都极可能把“希盟1.0的22个月”在更短的时间内重演一遍。在疫情蔓延、经济萧条的低迷中,如果希盟重夺政权后却没有更大作为,然后又陷入宗教种族气焰的叫嚣、勾心斗角的权力交接,情况不见得有利于希盟执政的稳定。
届时,放不下马来民族主义、抹不去伊斯兰宗教色彩却抗拒巫统、伊党的中间选民,非但不会靠向希盟,甚至“希盟传统支持者”也会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期待落空,而被损耗掉。
换句话说,我们憧憬的制度改革会变得不汤不水,本来热情澎湃的选民会意兴阑珊,甚至变成犬儒。如果希盟无法重燃选民的激情,在第15届大选中大幅度惨败,则尚未巩固的民主化,很可能随著保守、排他势力的反扑,逐渐被吞噬。
故此,希盟若要重振旗鼓,则必须结合第14届大选前推出的共同纲领,与22个月的执政经验,从中磨出新的共识。相较于509前,希盟如今更具备条件组织影子内阁,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团队推崇什么理念、打算落实什么政策。
遗憾的是,“喜来登行动”后,丢失正副部长官职后的领袖,多数变得消沉,仿佛一下子人间蒸发。社交媒体上零星的支持者尝试向国盟发动攻势,惟很快就沦为口水战。举个例子:在马来语圈子里,希盟马来人支持者就列出清单,挑战伊党落实过去高喊的议程,如关闭赌场、投注站、禁酒、通过355法案等,打脸伊党。
虽说希盟就在这种烂招下被挫得灰头土脸,但如今以同样方式回击,亦不见得高明。更重要的是,若巫伊落实了,对穆斯林而言,巫伊兑现承诺,比希盟更能捍卫伊斯兰;若巫伊不为所动,反问:诚信党愿意在议会中支持这些议程吗?诚信党领袖要怎么回答呢?行动党领袖又会如何反应呢?
最后,22个月执政期固然短暂,却不失为一大突破。在野党第一次进入联邦政府体系,施展抱负——那些来不及解释的政策、那些在官僚系统里互动的经验、那些在种种局限中为未来制造的条件,都值得记录。交通部前部长陆兆福在马来社会的形象,乃行动党众多领袖中,最被接受的一个。不管是视频或文字,这个记录必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打破既定的偏见,勾勒全民的想像——而非陷入没完没了的口水战。
509打破巫统旧有一党独大的模式,遗憾的是我们尚未确立新的模式。年迈的强势领袖几乎是强弩之末,我们要为未来的局势做好准备,制造更多对改革有利的条件。马来政治从一分为五,到如今三合一对抗公正党与诚信党,这个局面恐怕还要维持好一段时候。在政治战场上输赢乃兵家常事,希盟更大挑战在于如何说服群众:这场仗,值得大家一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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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祥:东马首相对抗保守旧势力?
2020年07月06日
从2015年6月15日民联瓦解,到2018年5月9日希盟入主布城之前——尽管纳吉政权因丑闻爆发陷入危机,在野党阵营状况却更为低迷,一度看不到未来。2016年6月希盟在大港与江沙双补选中落败,士气低糜的2017年,甚至无从回应猪毛漆刷、麦当劳快餐店禁带非清真认证蛋糕、清真手推车、清真洗衣店等看似琐碎却又棘手的争议。
希盟固然可说,即便对上述课题没有明确立场,可他们最终还是在509大选中取得胜利。惟后来的政治演变也让我们见识到,希盟即使掌权,在族群宗教议题上面对右翼势力铺天盖地的排他言论时,依然束手无策。实际上,宗教议题在马来西亚比想像中复杂,既有不同教派学派的分歧,又有不同利益党团的较劲,暗流汹涌,漩涡处处。
最近,泛希盟阵营为突破首相人选争议僵局,提名沙巴民兴党主席沙菲益出任首相。一些支持者扬言此选项让东马领袖扮演更重要角色,抗衡西马“保守旧势力”,从而改写政治版图。
诚然,没人否定任何一方在死局中开拓出路的努力,但若为附议此选项而无限夸大其效应,恐怕会给支持者不切实际的期待与幻想,并为将来事与愿违后的失落埋下伏笔。
举个发生在2009年底爆发的“阿拉”字眼争议,当时巫统发动舆论攻势,希望借此课题分裂在野党阵营——民联。由于害怕有心人使用“阿拉”字眼混淆穆斯林,本地穆斯林社会民意趋向“禁止非穆斯林使用‘阿拉’字眼”。双方的冲突会否一触即发,关键就在民联成员党——伊斯兰党领袖的立场与态度。
当时安华邀请本地伊斯兰学者、宗教司、穆斯林党团领袖到其私宅做客,并办了严肃的讨论会,从学术、宗教、历史、政治等不同角度切入,探讨此议题。安华还引述其好友兼世界知名伊斯兰学者尤索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的观点,以支撑非穆斯林能够使用“阿拉”字眼的立场。有了权威宗教学者论述的装备,伊党领袖同意采纳相对温和的立场,在不滥用前提下允许非穆斯林使用“阿拉”字眼,化解了当时被刻意制造的冲突。
此议题断断续续延烧多年,伊党领袖之后的立场又是后话了。安华是否完全化解了本地穆斯林社会的防备之心?当然没有,惟在那个风风火火的时刻,他运用手头上的人脉与资源,缓和了原本紧绷的气氛。如今上网搜寻还是不难找到网军声称“安华今日上台,明日就允许基督徒使用‘阿拉’字眼”的恶搞贴文,旨在制造安华出卖穆斯林利益的印象,或也间接成了“安华在马来人社会受欢迎程度不高”的原因之一。
为了对照, 我在网上搜寻了沙菲益在“阿拉”字眼争议上的发言。《Free Malaysia Today》一则2017年11月19日的报道引述沙菲益:“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应该允许此字眼在沙巴与砂拉越被使用,不计宗教或族群。只有在半岛,此字眼不能为其他信徒或其他信仰追随者使用。”
沙菲益之后还加了一句:“我们不憎恨来自半岛的人,但我们不喜欢他们的政策。”
若沙菲益放眼角逐相位,或许他应该认真地告诉我们,他能如何改变自己不喜欢的政策,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提出一套具备高度的论述,集结宗教司、活跃分子、意见领袖等力量,拆解排山倒海的保守舆论攻势。可以预见的是,追求多元开放、进步自由的政治主张,必跋涉深浅莫测、急缓难料的暗流漩涡。伊斯兰知识渊博的安华且摔个人仰马翻,我们又岂敢轻易相信,只要沙菲益扬起东马的旗帜,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林宏祥:东马首相对抗保守旧势力?
2020年07月06日
从2015年6月15日民联瓦解,到2018年5月9日希盟入主布城之前——尽管纳吉政权因丑闻爆发陷入危机,在野党阵营状况却更为低迷,一度看不到未来。2016年6月希盟在大港与江沙双补选中落败,士气低糜的2017年,甚至无从回应猪毛漆刷、麦当劳快餐店禁带非清真认证蛋糕、清真手推车、清真洗衣店等看似琐碎却又棘手的争议。
希盟固然可说,即便对上述课题没有明确立场,可他们最终还是在509大选中取得胜利。惟后来的政治演变也让我们见识到,希盟即使掌权,在族群宗教议题上面对右翼势力铺天盖地的排他言论时,依然束手无策。实际上,宗教议题在马来西亚比想像中复杂,既有不同教派学派的分歧,又有不同利益党团的较劲,暗流汹涌,漩涡处处。
最近,泛希盟阵营为突破首相人选争议僵局,提名沙巴民兴党主席沙菲益出任首相。一些支持者扬言此选项让东马领袖扮演更重要角色,抗衡西马“保守旧势力”,从而改写政治版图。
诚然,没人否定任何一方在死局中开拓出路的努力,但若为附议此选项而无限夸大其效应,恐怕会给支持者不切实际的期待与幻想,并为将来事与愿违后的失落埋下伏笔。
举个发生在2009年底爆发的“阿拉”字眼争议,当时巫统发动舆论攻势,希望借此课题分裂在野党阵营——民联。由于害怕有心人使用“阿拉”字眼混淆穆斯林,本地穆斯林社会民意趋向“禁止非穆斯林使用‘阿拉’字眼”。双方的冲突会否一触即发,关键就在民联成员党——伊斯兰党领袖的立场与态度。
当时安华邀请本地伊斯兰学者、宗教司、穆斯林党团领袖到其私宅做客,并办了严肃的讨论会,从学术、宗教、历史、政治等不同角度切入,探讨此议题。安华还引述其好友兼世界知名伊斯兰学者尤索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的观点,以支撑非穆斯林能够使用“阿拉”字眼的立场。有了权威宗教学者论述的装备,伊党领袖同意采纳相对温和的立场,在不滥用前提下允许非穆斯林使用“阿拉”字眼,化解了当时被刻意制造的冲突。
此议题断断续续延烧多年,伊党领袖之后的立场又是后话了。安华是否完全化解了本地穆斯林社会的防备之心?当然没有,惟在那个风风火火的时刻,他运用手头上的人脉与资源,缓和了原本紧绷的气氛。如今上网搜寻还是不难找到网军声称“安华今日上台,明日就允许基督徒使用‘阿拉’字眼”的恶搞贴文,旨在制造安华出卖穆斯林利益的印象,或也间接成了“安华在马来人社会受欢迎程度不高”的原因之一。
为了对照, 我在网上搜寻了沙菲益在“阿拉”字眼争议上的发言。《Free Malaysia Today》一则2017年11月19日的报道引述沙菲益:“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应该允许此字眼在沙巴与砂拉越被使用,不计宗教或族群。只有在半岛,此字眼不能为其他信徒或其他信仰追随者使用。”
沙菲益之后还加了一句:“我们不憎恨来自半岛的人,但我们不喜欢他们的政策。”
若沙菲益放眼角逐相位,或许他应该认真地告诉我们,他能如何改变自己不喜欢的政策,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提出一套具备高度的论述,集结宗教司、活跃分子、意见领袖等力量,拆解排山倒海的保守舆论攻势。可以预见的是,追求多元开放、进步自由的政治主张,必跋涉深浅莫测、急缓难料的暗流漩涡。伊斯兰知识渊博的安华且摔个人仰马翻,我们又岂敢轻易相信,只要沙菲益扬起东马的旗帜,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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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權之外,希盟還能做什麼?
《當代評論》2020-7-26
新冠肺炎疫情擴散期間,若希盟仍是聯邦政府,能否有效執行行動管制令,壓平曲線?
稍有留意馬來社會輿論動態者不難想像,單是禁止週五祈禱,恐怕就無力招架了——「希盟執政,穆斯林現在連上清真寺祈禱的權利都沒了!」這還未包括行管令下諸多限制的開齋節——伊斯蘭受威脅論(Islam terancam),鐵證如山。若加上行管令期間醉駕司機撞死人的案例,我們都不敢想像了。
第十四屆大選政黨輪替後,希盟執政的二十二個月,面對穆斯林黨團與個別宗教司攻擊——不管是政黨如巫統、伊斯蘭黨,抑或非政府組織如馬來西亞穆斯林聯合會(ISMA),還是知名宗教司如阿斯里Mohd Asri(玻璃市Mufti)等,都在各自佔據的光譜上炒作「伊斯蘭受威脅論」,鼓動追隨者施壓希盟。
從承認統考爭議、爪夷字風波,延伸到廢除多元源流學校,再到線上連署敦促政府查禁董總;社交媒體上有宗教司造勢的「購買穆斯林產品」(Buy Muslim First)運動;首都街頭有數萬人遊行反對簽署《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ICERD)。興都廟騷亂中死因成謎的消防員阿迪(Muhammad Adib)讓時任總檢察長湯米湯姆斯(Tommy Thomas)、掌管國民團結和社會和諧的首相署部長瓦塔慕迪(P. Waythamoorthy)成為眾矢之的;印度籍伊斯蘭傳教士扎基奈爾(Zakir Naik)的失言猶如火上加油,「誰才是恐怖分子」的互扣帽子最後演變成「淡米爾之虎」(LTTE)逮控的爭議,課題與課題之間充滿張力的拉扯,變成一個越扯越緊的死結。
即便只是接見了本地性少數群體代表,希盟首相署宗教事務部長慕加希(Mujahid Yusof Rawa)都要在穆斯林群中飽受千夫所指,斥責他接受了伊斯蘭禁止的LGBT。這名來自國家誠信黨的部長曾宣佈停止破門捉姦的檢舉行動,試圖確立政府不介入個人隱私空間的觀念,即被蓄意詮釋為「希盟允許通姦亂性」。這些粗糙、惡意的指控,旨在建構希盟在穆斯林社會的觀感——此政府無力捍衛伊斯蘭,反之讓傷風敗俗、墮落的自由派(Liberal)抬頭。
希盟非但擋不住排山倒海的攻勢,甚至連本身端出的政策,都拿不出一套能夠理直氣壯面對全民的論述。2019年1月,時任財政部長林冠英在華社面前,風光移交二百萬元撥款給新紀元學院;另一邊廂,其副部長阿米鲁丁(Amiruddin Hamzah)接受伊斯蘭電視臺(TV Alhijrah)直播訪談時,就無從回答主持人針對此事的追問,在馬來觀眾面前狼狽尷尬。
相對之下,國盟政府2020年3月上臺至今,在面對類似課題與爭議時,即使稱不上遊刃有餘,也至少沒有面對太大阻力。主因自是當時帶風向的黨團、輿論領袖、網紅等偃旗息鼓,而過去起哄的群眾不管是基於疲憊、茫然,或沒意識到過去的自己不過是聞風起舞——昔日喧囂戛然而止,義憤怒火餘煙裊裊。仿佛就在國盟上臺一瞬間,「伊斯蘭不再受威脅」;而華社從媒體到華團,要不大頭條化小新聞,要不「靜靜就好」,更高境界的,當然是對自己的靜靜靜靜了。
這種雙重標準讓希盟成員黨心有不甘。過去挨悶棍的誠信黨支持者就列舉巫伊在野時對希盟的攻擊,反過來要巫伊逐一落實,如提呈並通過355法案、禁酒禁賭、廢除多元源流學校、查禁董總等——力揭巫伊在野時空口說白話的假面具,也試圖逼出巫伊與國盟成員黨,特別是砂拉越政黨聯盟之間的矛盾。尺寸拿捏失準時,自然有玩弄宗教情緒之嫌,例如攻擊國盟委任「自由派」人權律師艾力保森(Eric Paulsen)為通訊及多媒體諮詢理事會(MPKM)成員;又或意有所指地嘲諷過去巫伊口中「自由派」的下議院議長阿茲哈(Azhar Azizan)、不戴頭巾的阿查麗娜(Azalina Othman Said)。
此現象顯示,馬來社會潛伏的不僅僅是領導真空的問題,還是政治論述蒼白貧瘠的危機。可以預見,相互潑糞的口水戰,演變到最後必然失焦。希盟支持者之所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惡搞巫伊,除了那是最淺白易懂的民粹論述之外,更是因為主要領導人缺乏一套具備高度、不失深度,卻容易贏得共鳴的全民論述。
人民公正黨主席安華儘管始終堅持「不分膚色扶貧」,在資歷輩份上亦有能力與其他德高望重的領袖齊肩,惟受個人歷史包袱、政治污名束縛,一度遭「急於重奪政權的盟黨」割捨。受「華人政敵」標籤的行動黨、在穆斯林社會被視為叛徒的誠信黨,企圖把籌碼押注在一個九十五歲的馬哈迪身上,仰賴他在馬來社會殘存的威望,孤注一擲,期待翻盤。當兩黨發現馬哈迪當下遠不及五〇九前後的人氣,加上其舊觀念與新時代脫節太遠,於是把籌碼轉押到沙巴民興黨主席沙菲益(Shafie Apdal)身上,揚言以東馬政治破解半島種族宗教保守勢力。
實際上,當下最艱巨的挑戰不在各懷鬼胎的國盟會不會崩盤,而在於希盟能不能籌組一個理念相近,能夠長久作戰的政權。把話說白了,若再度入主布城,假設過去二十二個月的事蹟再發生一次,希盟能否更從容應對?倘若右翼黨團聯手反撲,希盟能否建立出一套機制,抵住來勢洶洶的攻擊?再把問題簡化成一個例子:如果希盟再度執政,行動黨籍正副部長宣佈撥款給華教時,其馬來同僚是否已經具備一套論述,讓他在馬來受眾面前,說得理直氣壯,絕不心虛?
如果沒有,希盟是否打算重複第一個二十二個月的窘境?如果沒有,希盟憑什麼給選民許下廉價的承諾,宣稱自己若重返布城,必能兌現諾言?如果屆時承諾期限已至,而希盟依然無能為力的時候,許諾的人要怎樣負責?個人引咎辭職,抑或率黨退出政府,還是什麼?
沒錯,希盟是該重奪政權,糾正國陣與國盟對國家體制造成的破壞。然而,五〇九後首二十二個月的執政期,是不是應該有一個誠實、全面的檢討——為何當初無法終結萊納斯稀土廠?為何趙明福命案遲遲無法翻案?為何一再拖延廢除鉗制民主自由的惡法?這一切難道只是推給「慕尤丁玩的把戲」,就能脫罪抽身?泛希盟陣營若再度執政,難道就不會再面對公務員體系裡的「暗勢力」?若加盟的政黨在理念上天南地北,泛希盟陣營如何能確保重返布城後不會南轅北轍?就舉近期的例子:《當今大馬》因讀者留言而惹的官司、背負侮辱國徽指控的書籍封面、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就疫情擴散期間製作的紀錄片等一連串攸關言論自由的爭議中,泛希盟陣營,究竟有沒有統一的立場?
與其坐等議席號碼會不會開,希盟能否踏實一點,把時間投資在打造共識、經營輿論、建立機制、擬定路線圖,當個在人民眼中,有行動、有誠信的政黨?
奪權之外,希盟還能做什麼?
《當代評論》2020-7-26
新冠肺炎疫情擴散期間,若希盟仍是聯邦政府,能否有效執行行動管制令,壓平曲線?
稍有留意馬來社會輿論動態者不難想像,單是禁止週五祈禱,恐怕就無力招架了——「希盟執政,穆斯林現在連上清真寺祈禱的權利都沒了!」這還未包括行管令下諸多限制的開齋節——伊斯蘭受威脅論(Islam terancam),鐵證如山。若加上行管令期間醉駕司機撞死人的案例,我們都不敢想像了。
第十四屆大選政黨輪替後,希盟執政的二十二個月,面對穆斯林黨團與個別宗教司攻擊——不管是政黨如巫統、伊斯蘭黨,抑或非政府組織如馬來西亞穆斯林聯合會(ISMA),還是知名宗教司如阿斯里Mohd Asri(玻璃市Mufti)等,都在各自佔據的光譜上炒作「伊斯蘭受威脅論」,鼓動追隨者施壓希盟。
從承認統考爭議、爪夷字風波,延伸到廢除多元源流學校,再到線上連署敦促政府查禁董總;社交媒體上有宗教司造勢的「購買穆斯林產品」(Buy Muslim First)運動;首都街頭有數萬人遊行反對簽署《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ICERD)。興都廟騷亂中死因成謎的消防員阿迪(Muhammad Adib)讓時任總檢察長湯米湯姆斯(Tommy Thomas)、掌管國民團結和社會和諧的首相署部長瓦塔慕迪(P. Waythamoorthy)成為眾矢之的;印度籍伊斯蘭傳教士扎基奈爾(Zakir Naik)的失言猶如火上加油,「誰才是恐怖分子」的互扣帽子最後演變成「淡米爾之虎」(LTTE)逮控的爭議,課題與課題之間充滿張力的拉扯,變成一個越扯越緊的死結。
即便只是接見了本地性少數群體代表,希盟首相署宗教事務部長慕加希(Mujahid Yusof Rawa)都要在穆斯林群中飽受千夫所指,斥責他接受了伊斯蘭禁止的LGBT。這名來自國家誠信黨的部長曾宣佈停止破門捉姦的檢舉行動,試圖確立政府不介入個人隱私空間的觀念,即被蓄意詮釋為「希盟允許通姦亂性」。這些粗糙、惡意的指控,旨在建構希盟在穆斯林社會的觀感——此政府無力捍衛伊斯蘭,反之讓傷風敗俗、墮落的自由派(Liberal)抬頭。
希盟非但擋不住排山倒海的攻勢,甚至連本身端出的政策,都拿不出一套能夠理直氣壯面對全民的論述。2019年1月,時任財政部長林冠英在華社面前,風光移交二百萬元撥款給新紀元學院;另一邊廂,其副部長阿米鲁丁(Amiruddin Hamzah)接受伊斯蘭電視臺(TV Alhijrah)直播訪談時,就無從回答主持人針對此事的追問,在馬來觀眾面前狼狽尷尬。
相對之下,國盟政府2020年3月上臺至今,在面對類似課題與爭議時,即使稱不上遊刃有餘,也至少沒有面對太大阻力。主因自是當時帶風向的黨團、輿論領袖、網紅等偃旗息鼓,而過去起哄的群眾不管是基於疲憊、茫然,或沒意識到過去的自己不過是聞風起舞——昔日喧囂戛然而止,義憤怒火餘煙裊裊。仿佛就在國盟上臺一瞬間,「伊斯蘭不再受威脅」;而華社從媒體到華團,要不大頭條化小新聞,要不「靜靜就好」,更高境界的,當然是對自己的靜靜靜靜了。
這種雙重標準讓希盟成員黨心有不甘。過去挨悶棍的誠信黨支持者就列舉巫伊在野時對希盟的攻擊,反過來要巫伊逐一落實,如提呈並通過355法案、禁酒禁賭、廢除多元源流學校、查禁董總等——力揭巫伊在野時空口說白話的假面具,也試圖逼出巫伊與國盟成員黨,特別是砂拉越政黨聯盟之間的矛盾。尺寸拿捏失準時,自然有玩弄宗教情緒之嫌,例如攻擊國盟委任「自由派」人權律師艾力保森(Eric Paulsen)為通訊及多媒體諮詢理事會(MPKM)成員;又或意有所指地嘲諷過去巫伊口中「自由派」的下議院議長阿茲哈(Azhar Azizan)、不戴頭巾的阿查麗娜(Azalina Othman Said)。
此現象顯示,馬來社會潛伏的不僅僅是領導真空的問題,還是政治論述蒼白貧瘠的危機。可以預見,相互潑糞的口水戰,演變到最後必然失焦。希盟支持者之所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惡搞巫伊,除了那是最淺白易懂的民粹論述之外,更是因為主要領導人缺乏一套具備高度、不失深度,卻容易贏得共鳴的全民論述。
人民公正黨主席安華儘管始終堅持「不分膚色扶貧」,在資歷輩份上亦有能力與其他德高望重的領袖齊肩,惟受個人歷史包袱、政治污名束縛,一度遭「急於重奪政權的盟黨」割捨。受「華人政敵」標籤的行動黨、在穆斯林社會被視為叛徒的誠信黨,企圖把籌碼押注在一個九十五歲的馬哈迪身上,仰賴他在馬來社會殘存的威望,孤注一擲,期待翻盤。當兩黨發現馬哈迪當下遠不及五〇九前後的人氣,加上其舊觀念與新時代脫節太遠,於是把籌碼轉押到沙巴民興黨主席沙菲益(Shafie Apdal)身上,揚言以東馬政治破解半島種族宗教保守勢力。
實際上,當下最艱巨的挑戰不在各懷鬼胎的國盟會不會崩盤,而在於希盟能不能籌組一個理念相近,能夠長久作戰的政權。把話說白了,若再度入主布城,假設過去二十二個月的事蹟再發生一次,希盟能否更從容應對?倘若右翼黨團聯手反撲,希盟能否建立出一套機制,抵住來勢洶洶的攻擊?再把問題簡化成一個例子:如果希盟再度執政,行動黨籍正副部長宣佈撥款給華教時,其馬來同僚是否已經具備一套論述,讓他在馬來受眾面前,說得理直氣壯,絕不心虛?
如果沒有,希盟是否打算重複第一個二十二個月的窘境?如果沒有,希盟憑什麼給選民許下廉價的承諾,宣稱自己若重返布城,必能兌現諾言?如果屆時承諾期限已至,而希盟依然無能為力的時候,許諾的人要怎樣負責?個人引咎辭職,抑或率黨退出政府,還是什麼?
沒錯,希盟是該重奪政權,糾正國陣與國盟對國家體制造成的破壞。然而,五〇九後首二十二個月的執政期,是不是應該有一個誠實、全面的檢討——為何當初無法終結萊納斯稀土廠?為何趙明福命案遲遲無法翻案?為何一再拖延廢除鉗制民主自由的惡法?這一切難道只是推給「慕尤丁玩的把戲」,就能脫罪抽身?泛希盟陣營若再度執政,難道就不會再面對公務員體系裡的「暗勢力」?若加盟的政黨在理念上天南地北,泛希盟陣營如何能確保重返布城後不會南轅北轍?就舉近期的例子:《當今大馬》因讀者留言而惹的官司、背負侮辱國徽指控的書籍封面、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就疫情擴散期間製作的紀錄片等一連串攸關言論自由的爭議中,泛希盟陣營,究竟有沒有統一的立場?
與其坐等議席號碼會不會開,希盟能否踏實一點,把時間投資在打造共識、經營輿論、建立機制、擬定路線圖,當個在人民眼中,有行動、有誠信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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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还有多少能耐?
发布于 2020年08月18日
马哈迪展现顽强战斗力,宣布成立斗士党,准备与慕尤丁周旋到底。然而,相较于2018年5月9日前后,马哈迪人气锐减,未来还有多大能耐,有待观察。
成立新党,意味著马哈迪以大选为战场,否则若旨在下议院策动“反政变”,只需在原任222个议员身上下手,有无党籍,非关键问题。既然面向选民,马哈迪有必要处理几个矛盾:
一、不管是基于策略考虑,抑或本身政治信仰,马哈迪坚持马来民族主义路线。在过去的论述里,马来民族要强大,必然要团结,方能抵挡外敌的威胁。吊诡的是,这些年来马哈迪直接卷入的权斗,衍生了更多的马来政党,越斗就越分裂。过去两年,马来社会好不容易才见证宿敌巫统伊党和解,再到与土团党拥抱,组织以“马来人为核心的政府”。站在当下,他们是否愿意因为马哈迪,把马来政治推向一分为六的局面?
二、随著慕尤丁放手法院为纳吉定罪,把官司缠身的数名巫统领袖孤立起来,马哈迪“与盗贼领袖同流合污”的指控,是否依然奏效?加上反贪委会近期高调逮控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慕尤丁在马来社会竖立起“公正不阿”、“不向行动党低头”的形象,在某程度上缓解了马哈迪施加在其身上的压力,甚至证明在行动党面前,自己把头抬得比马哈迪更高。
马哈迪声称“斗士党”不属于国盟或希盟,只会在大选后加入某个阵营,以组织政府。问题来了,在来临的第15届全国大选,希盟是否要让路斗士党,避开三角战?若希盟不加入混战,不属于任何联盟的斗士党在胜选后与国盟结盟,该当如何?若希盟加入三/多角战,分散选票,让国盟坐享渔翁之利,此策是否有利希盟?
显然,希盟在与马哈迪派系领袖合作的课题上,存在未解的分歧。行动党与诚信党不惜承担风险,把筹码投注在95岁的马哈迪身上。一、承认与否,斗士党是马哈迪权宜之计,无长远经营的规划,在权力阶梯上,比土团党更排不出像样的接班队伍;二、马哈迪在“喜来登夺权”后,状况远不及掌政之时,常常有个人偏执凌驾政治判断的时候,其论述亦不见得前瞻、锐利,反之偶尔让人感觉自相矛盾,甚至语无伦次。
最近他在下议院声称自己没有辞职,立刻引来政敌的嘲讽;他要写诗煽动马来民族情绪,却意外将笔锋捅向“邻国”新加坡,落得灰头土脸的下场。斗士党社交媒体上扬言“马来人是斗争的民族”,即刻引来马来网民的奚落:掌权时马来人就是懒惰的民族,丧权后马来人就是斗争的民族?!
诚然,马哈迪在表面上,依然起得到破坏作用,例如拉拢土团党领袖跳槽、策动党员集体退党,尝试在声势上打击慕尤丁,令后者疲于扑火。只是,马哈迪错过了自己的第二个政治巅峰,如今疲态尽露,常有言行前后矛盾的状况,要在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中力挽狂澜,乃不简单之任务。
马哈迪还有多少能耐?
发布于 2020年08月18日
马哈迪展现顽强战斗力,宣布成立斗士党,准备与慕尤丁周旋到底。然而,相较于2018年5月9日前后,马哈迪人气锐减,未来还有多大能耐,有待观察。
成立新党,意味著马哈迪以大选为战场,否则若旨在下议院策动“反政变”,只需在原任222个议员身上下手,有无党籍,非关键问题。既然面向选民,马哈迪有必要处理几个矛盾:
一、不管是基于策略考虑,抑或本身政治信仰,马哈迪坚持马来民族主义路线。在过去的论述里,马来民族要强大,必然要团结,方能抵挡外敌的威胁。吊诡的是,这些年来马哈迪直接卷入的权斗,衍生了更多的马来政党,越斗就越分裂。过去两年,马来社会好不容易才见证宿敌巫统伊党和解,再到与土团党拥抱,组织以“马来人为核心的政府”。站在当下,他们是否愿意因为马哈迪,把马来政治推向一分为六的局面?
二、随著慕尤丁放手法院为纳吉定罪,把官司缠身的数名巫统领袖孤立起来,马哈迪“与盗贼领袖同流合污”的指控,是否依然奏效?加上反贪委会近期高调逮控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慕尤丁在马来社会竖立起“公正不阿”、“不向行动党低头”的形象,在某程度上缓解了马哈迪施加在其身上的压力,甚至证明在行动党面前,自己把头抬得比马哈迪更高。
马哈迪声称“斗士党”不属于国盟或希盟,只会在大选后加入某个阵营,以组织政府。问题来了,在来临的第15届全国大选,希盟是否要让路斗士党,避开三角战?若希盟不加入混战,不属于任何联盟的斗士党在胜选后与国盟结盟,该当如何?若希盟加入三/多角战,分散选票,让国盟坐享渔翁之利,此策是否有利希盟?
显然,希盟在与马哈迪派系领袖合作的课题上,存在未解的分歧。行动党与诚信党不惜承担风险,把筹码投注在95岁的马哈迪身上。一、承认与否,斗士党是马哈迪权宜之计,无长远经营的规划,在权力阶梯上,比土团党更排不出像样的接班队伍;二、马哈迪在“喜来登夺权”后,状况远不及掌政之时,常常有个人偏执凌驾政治判断的时候,其论述亦不见得前瞻、锐利,反之偶尔让人感觉自相矛盾,甚至语无伦次。
最近他在下议院声称自己没有辞职,立刻引来政敌的嘲讽;他要写诗煽动马来民族情绪,却意外将笔锋捅向“邻国”新加坡,落得灰头土脸的下场。斗士党社交媒体上扬言“马来人是斗争的民族”,即刻引来马来网民的奚落:掌权时马来人就是懒惰的民族,丧权后马来人就是斗争的民族?!
诚然,马哈迪在表面上,依然起得到破坏作用,例如拉拢土团党领袖跳槽、策动党员集体退党,尝试在声势上打击慕尤丁,令后者疲于扑火。只是,马哈迪错过了自己的第二个政治巅峰,如今疲态尽露,常有言行前后矛盾的状况,要在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中力挽狂澜,乃不简单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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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尤丁与未来首相
发布于 2020年09月09日
“喜来登政变”之后,被讥讽走后门篡位的慕尤丁,民望迅速飙升。最近发布的几个民调报告中,过去表现不起眼、政绩平庸的第八任首相,在马来社会满意度甚高——Kaji Data Research的数据是66%,而默迪卡民调中心的数据甚至逼近90%。智库灵感中心(ILHAM Centre)针对仕林州席补选进行的民调也显示,92.9%受访者满意慕尤丁表现。
走高的民望成了慕尤丁与巫统、伊党博弈的筹码。之所以这样,乃因突如其来的“喜来登政变”,一下子把台面上的马来领袖几乎横扫出局。相较于509变天前后,马哈迪人气剧降;安华持续低迷,来自沙巴的沙菲益对马来社会而言相对陌生,未成气候。巫统主席阿末扎希官司缠身、署理主席末哈山仅是森美兰州议员,在联邦舞台上尚未发光发热;中生代领袖如希山慕丁、凯里略嫌火候不够,无法越过前辈接棒,挑起国家大梁。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没有全民领袖形象,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最近为硬撑违反SOP的同僚凯鲁丁(原产部长)而频频闹笑话;善于权谋的阿兹敏在“喜来登政变”后形象大落,巫伊乃至土团党领袖无不戒备,处处防堵,第15届大选恐怕是其政治生涯中关键的生死战。
再把镜头转回希盟,诚信党主席末沙布未展现稳健的大将之风,公正党二线领袖如赛夫丁虽不缺才干,惟尚未绽放光彩。一度锋芒毕露的拉菲兹、努鲁依莎如今状况不明朗,日渐淡出人民的想像。
那谁会是马来社会期待的未来首相人选?“纳吉!”一个勤于在民间走动的民调中心负责人,以半开玩笑半无奈的口吻回答此问题。他解释,尽管背负一马公司丑闻包袱,纳吉善于调整姿态与论述,包括到处发誓坚称自己对4200万令吉汇款一无所知,更强调自己将99.9%的款项输送至福利机构与慈善团体,在心理上赢得部分穆斯林的信任与同情。若能摆脱司法障碍,纳吉即使无法重拾昔日光辉,亦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人物。
把首相接班人课题放置到近年本地政治权斗的脉络里,无疑,“喜来登政变”打乱了原本的局面。希盟执政22个月,巫伊致力打造“行动党财长以国家即将破产为借口,削减对马来人(农民、渔民)的津贴”论述,而此说法在慕尤丁上台后为缓和疫情冲击大量派钱得到“印证”(事实证明国家没有因为提供津贴而破产),马来社会于是更倾力保住“没有行动党的政权”——与行动党扯上关系的马来人政党或领袖,要不是叛徒,就是傀儡。
故此,在非常时刻出现、撑住马来人穆斯林政权的慕尤丁,成了马来社会拥戴的首相。在此之前,慕尤丁甚至不在首相人选名单内。根据灵感中心于2018年6月至7月进行的民调,马来人支持的首相接班人名单中,慕尤丁仅得7%,远远被安华(42%)、阿末扎希(巫统主席,24%)、末哈山(巫统署理主席,8%)抛在后头。
任相逾半年,若将抗疫成就归功于卫生总监诺希山,慕尤丁实无过人之举。这名内阁首领多以直播亮相,甚至不敢公开面对媒体的提问,竭尽所能避开一脱稿就失误的状况。行管令期间,他在镜头前祈祷,让穆斯林动容,不无加分。但退一步想,以安华、沙菲益、扎希或凯里的能力条件,慕尤丁所能做的,他们未必做不到。惟此时此刻,登上权位的是慕尤丁,在民意上俨如鹤立鸡群。
过去马来政治离不开ketokohan(领袖魅力),不管是马哈迪、安华、聂阿兹,都具有独特、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慕尤丁不同,他唯一让人留下印象的名言,大概就是在社交媒体上被恶搞的“jangan ke sana ke sini”(别乱跑)。倒是形象鲜明的马哈迪、安华,由于备受争议,结果一次过双双败给了平平庸庸的慕尤丁。
领袖可来可走,惟现实政治局势让马来社会如今优先考量政党平台、马来人主导权的大局。只要能撑住此“大局”,不受争议的领袖反会是马来社会中被各方接受的“折中人选”,立场鲜明、锋芒毕露的“强人”,都要认输。
慕尤丁与未来首相
发布于 2020年09月09日
“喜来登政变”之后,被讥讽走后门篡位的慕尤丁,民望迅速飙升。最近发布的几个民调报告中,过去表现不起眼、政绩平庸的第八任首相,在马来社会满意度甚高——Kaji Data Research的数据是66%,而默迪卡民调中心的数据甚至逼近90%。智库灵感中心(ILHAM Centre)针对仕林州席补选进行的民调也显示,92.9%受访者满意慕尤丁表现。
走高的民望成了慕尤丁与巫统、伊党博弈的筹码。之所以这样,乃因突如其来的“喜来登政变”,一下子把台面上的马来领袖几乎横扫出局。相较于509变天前后,马哈迪人气剧降;安华持续低迷,来自沙巴的沙菲益对马来社会而言相对陌生,未成气候。巫统主席阿末扎希官司缠身、署理主席末哈山仅是森美兰州议员,在联邦舞台上尚未发光发热;中生代领袖如希山慕丁、凯里略嫌火候不够,无法越过前辈接棒,挑起国家大梁。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没有全民领袖形象,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最近为硬撑违反SOP的同僚凯鲁丁(原产部长)而频频闹笑话;善于权谋的阿兹敏在“喜来登政变”后形象大落,巫伊乃至土团党领袖无不戒备,处处防堵,第15届大选恐怕是其政治生涯中关键的生死战。
再把镜头转回希盟,诚信党主席末沙布未展现稳健的大将之风,公正党二线领袖如赛夫丁虽不缺才干,惟尚未绽放光彩。一度锋芒毕露的拉菲兹、努鲁依莎如今状况不明朗,日渐淡出人民的想像。
那谁会是马来社会期待的未来首相人选?“纳吉!”一个勤于在民间走动的民调中心负责人,以半开玩笑半无奈的口吻回答此问题。他解释,尽管背负一马公司丑闻包袱,纳吉善于调整姿态与论述,包括到处发誓坚称自己对4200万令吉汇款一无所知,更强调自己将99.9%的款项输送至福利机构与慈善团体,在心理上赢得部分穆斯林的信任与同情。若能摆脱司法障碍,纳吉即使无法重拾昔日光辉,亦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人物。
把首相接班人课题放置到近年本地政治权斗的脉络里,无疑,“喜来登政变”打乱了原本的局面。希盟执政22个月,巫伊致力打造“行动党财长以国家即将破产为借口,削减对马来人(农民、渔民)的津贴”论述,而此说法在慕尤丁上台后为缓和疫情冲击大量派钱得到“印证”(事实证明国家没有因为提供津贴而破产),马来社会于是更倾力保住“没有行动党的政权”——与行动党扯上关系的马来人政党或领袖,要不是叛徒,就是傀儡。
故此,在非常时刻出现、撑住马来人穆斯林政权的慕尤丁,成了马来社会拥戴的首相。在此之前,慕尤丁甚至不在首相人选名单内。根据灵感中心于2018年6月至7月进行的民调,马来人支持的首相接班人名单中,慕尤丁仅得7%,远远被安华(42%)、阿末扎希(巫统主席,24%)、末哈山(巫统署理主席,8%)抛在后头。
任相逾半年,若将抗疫成就归功于卫生总监诺希山,慕尤丁实无过人之举。这名内阁首领多以直播亮相,甚至不敢公开面对媒体的提问,竭尽所能避开一脱稿就失误的状况。行管令期间,他在镜头前祈祷,让穆斯林动容,不无加分。但退一步想,以安华、沙菲益、扎希或凯里的能力条件,慕尤丁所能做的,他们未必做不到。惟此时此刻,登上权位的是慕尤丁,在民意上俨如鹤立鸡群。
过去马来政治离不开ketokohan(领袖魅力),不管是马哈迪、安华、聂阿兹,都具有独特、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慕尤丁不同,他唯一让人留下印象的名言,大概就是在社交媒体上被恶搞的“jangan ke sana ke sini”(别乱跑)。倒是形象鲜明的马哈迪、安华,由于备受争议,结果一次过双双败给了平平庸庸的慕尤丁。
领袖可来可走,惟现实政治局势让马来社会如今优先考量政党平台、马来人主导权的大局。只要能撑住此“大局”,不受争议的领袖反会是马来社会中被各方接受的“折中人选”,立场鲜明、锋芒毕露的“强人”,都要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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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的政治豪赌
发布于 2020年09月26日
无疑,这是安华的政治豪赌。过去数次自称掌握足够议席,最终却落得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结局,现年73岁的安华若再功亏一篑,将赔上自己政治生涯中残存的威信,甚至道德制高点。
从政治利益角度,安华目前与慕尤丁的共同处境是,闪选对自己不利。对希盟,尤其是人民公正党与诚信党,若巫统与伊党双剑合璧,则希盟将要折损好一些马来人选民居多的议席。对慕尤丁而言,他与土团党在闪选后遭巫伊吞噬,几乎已是定局。
而安华与阿末扎希之间,在现阶段又分享共同目标:拉倒慕尤丁政权。只是安华盘算的是取代慕尤丁出任首相,而阿末扎希放手一搏的是,解散国会。
于是安华下注:结合巫统部分议员势力,推翻慕尤丁政权;再赌国会不解散,让自己一圆首相梦。安华假设自己掌握的简单多数,会因“西瓜靠大边”的心理促成“人滚人”的效应,凑成比国盟更稳固的大多数,好让自己不受个别议员要挟,处理问题时具备更大弹性与空间。
理想的算盘是如此,惟现实仍充满变数,取决于接下来慕尤丁与安华之间的博弈。第一、慕尤丁能否在国家元首接见安华前,不管用什么方式,凑回足够的多数议席,继续掌政;第二、慕尤丁与安华达成协议,在某些条件下共组政府;第三、慕尤丁放手解散国会,交由选民定夺各自命运。
从另一个角度,509大选后所发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党派势力重组。“喜来登夺权”背后的概念是:筹组一个排除行动党与安华的政权,惟因为纳吉、扎希等官司缠身的领袖参与,导致马哈迪最后一刻抽身。若慕尤丁与安华联手,其联盟排除的是马哈迪势力(还有阿兹敏派系、伊党势力),甚至在条件成熟时,隔离巫统官司缠身的领袖。当然,也不排除慕尤丁与马哈迪联手的可能,将安华(公正党)、行动党、纳吉等派系扫出局。
如果政治是可能的艺术,以原则要求政客,就变得不切实际。然而,这不代表政客可以毫无底线,不顾一切追求权力。若纳吉等人在安华的名单内,对安华个人,甚至是希盟,都是一大污点,往后要用理想召唤群众,就更难了。
实际上,“喜来登夺权”之后,希盟要“反政变”,已是难上加难。扣除土团党(亲慕尤丁派系)、公正党叛将(阿兹敏派系)之后,希盟能够拉拢回来的议员,已是少之又少,只能往其他阵营里撬门。如是一来,国盟乃“后门政府”的标签,又要打脸自己了。
遗憾的是,希盟执政22个月,尚未建立起制度,导致后来的权争,充斥政治利益的交换。说白了,如果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司法制度,今天谁会相信自己能以跳槽的方式,洗脱罪名呢?而谁又会因为担心自己遭受不公审判,迫不及待回朝掌权呢?
安华的政治豪赌
发布于 2020年09月26日
无疑,这是安华的政治豪赌。过去数次自称掌握足够议席,最终却落得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结局,现年73岁的安华若再功亏一篑,将赔上自己政治生涯中残存的威信,甚至道德制高点。
从政治利益角度,安华目前与慕尤丁的共同处境是,闪选对自己不利。对希盟,尤其是人民公正党与诚信党,若巫统与伊党双剑合璧,则希盟将要折损好一些马来人选民居多的议席。对慕尤丁而言,他与土团党在闪选后遭巫伊吞噬,几乎已是定局。
而安华与阿末扎希之间,在现阶段又分享共同目标:拉倒慕尤丁政权。只是安华盘算的是取代慕尤丁出任首相,而阿末扎希放手一搏的是,解散国会。
于是安华下注:结合巫统部分议员势力,推翻慕尤丁政权;再赌国会不解散,让自己一圆首相梦。安华假设自己掌握的简单多数,会因“西瓜靠大边”的心理促成“人滚人”的效应,凑成比国盟更稳固的大多数,好让自己不受个别议员要挟,处理问题时具备更大弹性与空间。
理想的算盘是如此,惟现实仍充满变数,取决于接下来慕尤丁与安华之间的博弈。第一、慕尤丁能否在国家元首接见安华前,不管用什么方式,凑回足够的多数议席,继续掌政;第二、慕尤丁与安华达成协议,在某些条件下共组政府;第三、慕尤丁放手解散国会,交由选民定夺各自命运。
从另一个角度,509大选后所发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党派势力重组。“喜来登夺权”背后的概念是:筹组一个排除行动党与安华的政权,惟因为纳吉、扎希等官司缠身的领袖参与,导致马哈迪最后一刻抽身。若慕尤丁与安华联手,其联盟排除的是马哈迪势力(还有阿兹敏派系、伊党势力),甚至在条件成熟时,隔离巫统官司缠身的领袖。当然,也不排除慕尤丁与马哈迪联手的可能,将安华(公正党)、行动党、纳吉等派系扫出局。
如果政治是可能的艺术,以原则要求政客,就变得不切实际。然而,这不代表政客可以毫无底线,不顾一切追求权力。若纳吉等人在安华的名单内,对安华个人,甚至是希盟,都是一大污点,往后要用理想召唤群众,就更难了。
实际上,“喜来登夺权”之后,希盟要“反政变”,已是难上加难。扣除土团党(亲慕尤丁派系)、公正党叛将(阿兹敏派系)之后,希盟能够拉拢回来的议员,已是少之又少,只能往其他阵营里撬门。如是一来,国盟乃“后门政府”的标签,又要打脸自己了。
遗憾的是,希盟执政22个月,尚未建立起制度,导致后来的权争,充斥政治利益的交换。说白了,如果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司法制度,今天谁会相信自己能以跳槽的方式,洗脱罪名呢?而谁又会因为担心自己遭受不公审判,迫不及待回朝掌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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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九後的馬來政治:分裂、整合、重組
【当代评论】14/10/2020
馬來西亞第十四屆全國大選中,馬來主流政治勢力一分為五,即巫統、伊斯蘭黨、人民公正黨、土著團結黨與國家誠信黨。根據默迪卡民調中心後來發佈的資料分析,巫統與伊黨分別掌握43.5%與34.0%馬來選票,而希盟則僅獲22.3%馬來選民支持。
509遭遇重創、倒臺下野的巫統,一度陷入低潮。貪污官司纏身的阿末扎希(Ahmad Zahid Hamidi)以微差過半支持當選巫統主席,繼而引發退黨潮,唯以告假半年,緩解黨內脅迫自己辭職的壓力。馬哈迪欲解散巫統的傳言四起,把巫統推向懸崖,並暗中策動巫統議員退黨、過檔土團黨——這個1946年創立的老牌政黨,樹倒猢猻散,狼狽不已。
然而,巫統沒有坐以待斃,嘗試結合伊黨力量,向希盟反撲。這對政治宿敵相鬥數十年,衝突最為激烈的80年代,多少馬來人穆斯林家庭甚至因兩黨之爭撕裂感情,不歡而散。但是,509後約17個月,兩黨從達致默契讓路對方在補選中單挑希盟,再由穆斯林聯合會(Ikatan Muslimin Malaysia,ISMA)牽線,以反對簽署反歧視公約(ICERD)之名號召集會,製造機會讓兩黨最高領袖同台;接著伊黨在補選中公然為巫統站臺造勢,確認巫伊合作能取得「一加一等於二」的成效(不流失彼此支持者)後,終于在2019年9月14日正式結盟,取名Muafakat Nasional。
馬來政黨在野勢力整合後,2019年10月6日的「馬來人尊嚴大會」,企圖延續此勢頭,將「馬來人/穆斯林大團結」的對象,進一步擴張到希盟馬來政黨。儘管當時無法一氣呵成,卻讓希盟馬來政黨,尤其是土團黨飽受壓力。同年11月以巨差多數敗走丹絨比艾(Tanjung Piai)國席補選後,更讓土團黨上下信心崩盤,為2020年2月「喜來登奪權」計畫,埋下伏筆。
馬來政治勢力得以整合,乃因巫伊、穆斯林組織、個別意見領袖啟動的「馬來人/伊斯蘭受威脅」輿論攻勢奏效,成功營造「行動黨華人主導希盟政權」危機感,在馬來社會散播恐慌與不安。邁入希盟執政兩周年之際,馬哈迪與安華之間的猜疑、矛盾無從釋解,環繞兩者周圍的政治領袖對不確定的未來存在焦慮——私心、權欲、偏執等張力相互拉扯,希盟最終破局。
然而,整合後的馬來政治勢力,雖然成功組織以馬來人為核心的聯邦政權,卻沒有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先談下野的政黨——馬哈迪因拒絕與納吉、阿末扎希派系領袖為伍,攜帶五名國會議員與土團黨劃清界限,另起爐灶——祖國鬥士黨(Pejuang)。後來愛徒賽沙迪(Syed Saddiq)為擺脫馬哈迪影子,集結另一批年輕人,籌組馬來西亞民主聯合陣線(MUDA)。公正黨在阿茲敏率領一批部長級領袖出走後,中生代馬來領導陣容實力大幅度削弱,元氣大傷。民興黨敗走沙巴州選,黨魁沙菲益(Shafie Apdal)鋒芒黯淡下來。誠信黨走不出伊黨籠罩的陰影、套下的標籤,表現甚無起色。
剔除行動黨、安華、馬哈迪而籌組政府的土團黨、巫統與伊黨,則進入三黨既競爭又合作的博弈新階段。慕尤丁運用首相特權籌組內閣,在部長數量、份量方面皆壓下擁有最多國席的巫統,讓後者無法佔據主導位置。巫統目前擁有39個國席,僅透過國防部長伊斯邁沙比利(Ismail Sabri)從四席中拿下一席資深部長,內政部、教育部、財政部,甚至掌握馬來政治命脈的鄉區發展部、農業部等,皆非巫統囊中物。
更玩味的是,慕尤丁委任國陣總秘書安努亞慕沙(Annuar Musa)為聯邦直轄區部長,卻同時委任土團黨的莫哈末拉茲(Mohd Radzi Md Jidin)為教育部長(資深部長之一)。論資歷,安努亞慕沙馳騁政壇逾40年,曾任青體部、鄉區發展部部長,而現年43歲的莫哈末拉茲僅從政3年;論選績,509大選中,前者在格底裡(Ketereh)國會選區三角戰中挫敗得票墊底、險些痛失按櫃金的後者。如今後者官位凌駕前者,不管是安努亞慕沙或巫統,一樣不是滋味。
掌握18個國席的伊黨,表面上扮演巫統與土團黨之間的「和事佬」,實地裡卻打著「左右逢源」的算盤,以「造王者」身份讓自己水漲船高。雖說三黨一致劍指馬來人/穆斯林選民市場,但伊黨在市場定位上尚能與巫統、土團黨錯開。伊黨以伊斯蘭為政治鬥爭議程,勢力盤踞半島東海岸與北馬;同是以馬來民族主義為鬥爭路線的巫統與土團黨,則在西海岸開打,甚至穿越南中國海,廝殺到沙巴。
顯然,伊黨深悉在「Muafakat Nasional」這個一對一的模式裡,巫統會吃定自己。論專業形象與治理能力,伊黨擺在前線的領袖,選擇有限,與巫統爭官位、搶資源,必處於下風。如今,土團黨能瓜分巫統市場,兩者較勁時都需要借助外力。舉個例子:倘若未來土團黨得席少於巫統,而慕尤丁堅持蟬聯首相,則需要伊黨議員湊數。在一票不能少的情況下,伊黨用支持交換官職、資源,是目前對自己最有利的局面。
由於巫統當下最高領導層多為官司纏身,慕尤丁與土團黨得以佔盡便宜,填補要職空缺。慕尤丁讓形象欠佳的巫統資深領袖坐冷板凳,卻也同時讓形象相對正面的巫統中生代領袖如希山慕丁(Hishamuddin Hussein)、凱里(Khairy Jamaluddin)掌管不在權力核心的外交、科藝部,在巫統兩派之間製造矛盾——舊勢力擺不上臺卻揮之不去,新進勢力於是擠不上來。納吉在SRC公司案中罪成的高庭判決,更激化兩派矛盾,例如凱裡就頻頻疾呼巫統「向前走」,明示資深領袖讓路新生代。惟納吉勢力在巫統依然老樹盤根,把支持者對自己的同情轉換為對國盟政府的不滿,而他在網上、民間掀起「Bossku」旋風後,更不可一世。
簡言之,當三黨成功把共敵行動黨剔除後,三黨之間的矛盾、施政弱點,與勾心鬥角,即開始一一浮現。
慕尤丁內閣成員多達32人,外加3名部長級特使、38名副部長,臃腫程度僅次於納吉時代最高峰的37名部長,另加32名副部長。儘管如此,慕尤丁內閣在投入運作後,很快便出亂子,惹人詬病。以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為例,衛生部長阿當峇峇(Adham Baba)發表「喝溫水殺菌」誤導性言論,至今尚未收回道歉。高教部長諾萊妮(Noraini Ahmad)不止一次在政策上反覆,造成混亂,大專生無不大吐苦水。而教長莫哈末拉茲慢半拍的決策亦引惹家長不滿,只能抬出「第一次面對此危機」理由,給自己開脫。
伊黨黨籍原產業部長凱魯丁(Khairuddin Razali)因土耳其返國後違反自我隔離標準作業程式(SOP),如今已成了慕尤丁政權致命的累贅。在此個案中,慕尤丁左右為難,因為凱魯丁若不出席7月13日下議院會議,其撤換議長之舉遭否決的風險將大大提高。然而,若不以同樣標準追究凱魯丁,不管是前線醫護人員,抑或違法受罰的平民百姓,同樣不服。慕尤丁最近否認自己雙重標準,並祭出「藤鞭論」的演說,即在社交媒體上引爆反彈,可見一斑。
把伊黨總秘書達基尤丁哈山(Takiyuddin Hassan)安置在首相署掌管法律事務,後者於是直接面對「何時通過《三五五法案》【修改《1965年伊斯蘭法庭(刑事權限)法令》】」、「莫哈末阿迪何時沉冤得雪」的壓力。巫伊在野時大力渲染宗教、族群課題,指控希盟馬來政黨任由行動黨使喚,更利用阿迪之死(Muhammad Adib,在一場拆遷興都廟騷亂中殉職的消防員),攻擊時任非穆斯林總檢察長湯米湯姆斯(Tommy Thomas),暗示後者包庇暴徒。巫伊入主布城後,《三五五法案》課題並未迎刃而解,面對群眾質疑時,伊黨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Tuan Ibrahim Tuan Man)辯稱「以前火爆(施壓),因為當時是在野黨!」
2020年10月之前,國盟尚可依賴慕尤丁走高的民望,撐住局面。慕尤丁上任首相逾兩百天,沒有口號,更無願景,讓人印象深刻的唯獨成為惡搞材料的「jangan ke sana ke sini」。他深諳「少說少錯」的道理,儘可能迴避媒體,在直播鏡頭前念出撰稿員寫好的演詞,一次脫稿的玩笑「如果夜店永久關閉也好」,就立刻碰釘子,讓業者心驚膽跳,至今都未公開澄清,究竟是政府立場抑或首相戲言。隨著內閣成員一再闖禍、慕尤丁政府雙重標準作業卻向人民揮出「藤鞭」,其走高的民望如今已扭曲成一個問號。
這個以土團黨、巫統與伊黨馬來領袖為主的政權,很快就來到了瓶頸。在野的巫伊可以借煽動馬來穆斯林情緒上臺,惟執政後就要往中間調整,理性論政,為一頭熱的支持者潑了冷水。礙於施政專業能力,甚至政權本身正當性的不足,加上個別黨派利益的牽扯,在沒有共同綱領、毫無方向的領導下,馬來政治很快來到政黨重組的十字路口。
不管安華是否掌握「強穩的多數議席」,慕尤丁以113對109國席微差多數撐住的政權,只能是拖一天是一天的苟延殘喘。把時間線拉長,這是馬來西亞後509的政治新常態,是建立新政治模式的摸索過程——政客的權欲與私利,和社會的躁動與不安,搓揉而成。我們推翻了巫統一黨獨大的舊模式,如今苦惱著如何建構一個多元相處、差異共存的政治方程式,同時也思索著如何把廉政、誠信、公正、自由等價值一併擺上軌道。
我們都在摸著石頭過河,偶爾進兩步退一步,有時甚至踩空而濕了全身。這是一個相互磨合、學習、成長的過程,由於不容易,未來的成就,才可歌可泣。
五〇九後的馬來政治:分裂、整合、重組
【当代评论】14/10/2020
馬來西亞第十四屆全國大選中,馬來主流政治勢力一分為五,即巫統、伊斯蘭黨、人民公正黨、土著團結黨與國家誠信黨。根據默迪卡民調中心後來發佈的資料分析,巫統與伊黨分別掌握43.5%與34.0%馬來選票,而希盟則僅獲22.3%馬來選民支持。
509遭遇重創、倒臺下野的巫統,一度陷入低潮。貪污官司纏身的阿末扎希(Ahmad Zahid Hamidi)以微差過半支持當選巫統主席,繼而引發退黨潮,唯以告假半年,緩解黨內脅迫自己辭職的壓力。馬哈迪欲解散巫統的傳言四起,把巫統推向懸崖,並暗中策動巫統議員退黨、過檔土團黨——這個1946年創立的老牌政黨,樹倒猢猻散,狼狽不已。
然而,巫統沒有坐以待斃,嘗試結合伊黨力量,向希盟反撲。這對政治宿敵相鬥數十年,衝突最為激烈的80年代,多少馬來人穆斯林家庭甚至因兩黨之爭撕裂感情,不歡而散。但是,509後約17個月,兩黨從達致默契讓路對方在補選中單挑希盟,再由穆斯林聯合會(Ikatan Muslimin Malaysia,ISMA)牽線,以反對簽署反歧視公約(ICERD)之名號召集會,製造機會讓兩黨最高領袖同台;接著伊黨在補選中公然為巫統站臺造勢,確認巫伊合作能取得「一加一等於二」的成效(不流失彼此支持者)後,終于在2019年9月14日正式結盟,取名Muafakat Nasional。
馬來政黨在野勢力整合後,2019年10月6日的「馬來人尊嚴大會」,企圖延續此勢頭,將「馬來人/穆斯林大團結」的對象,進一步擴張到希盟馬來政黨。儘管當時無法一氣呵成,卻讓希盟馬來政黨,尤其是土團黨飽受壓力。同年11月以巨差多數敗走丹絨比艾(Tanjung Piai)國席補選後,更讓土團黨上下信心崩盤,為2020年2月「喜來登奪權」計畫,埋下伏筆。
馬來政治勢力得以整合,乃因巫伊、穆斯林組織、個別意見領袖啟動的「馬來人/伊斯蘭受威脅」輿論攻勢奏效,成功營造「行動黨華人主導希盟政權」危機感,在馬來社會散播恐慌與不安。邁入希盟執政兩周年之際,馬哈迪與安華之間的猜疑、矛盾無從釋解,環繞兩者周圍的政治領袖對不確定的未來存在焦慮——私心、權欲、偏執等張力相互拉扯,希盟最終破局。
然而,整合後的馬來政治勢力,雖然成功組織以馬來人為核心的聯邦政權,卻沒有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先談下野的政黨——馬哈迪因拒絕與納吉、阿末扎希派系領袖為伍,攜帶五名國會議員與土團黨劃清界限,另起爐灶——祖國鬥士黨(Pejuang)。後來愛徒賽沙迪(Syed Saddiq)為擺脫馬哈迪影子,集結另一批年輕人,籌組馬來西亞民主聯合陣線(MUDA)。公正黨在阿茲敏率領一批部長級領袖出走後,中生代馬來領導陣容實力大幅度削弱,元氣大傷。民興黨敗走沙巴州選,黨魁沙菲益(Shafie Apdal)鋒芒黯淡下來。誠信黨走不出伊黨籠罩的陰影、套下的標籤,表現甚無起色。
剔除行動黨、安華、馬哈迪而籌組政府的土團黨、巫統與伊黨,則進入三黨既競爭又合作的博弈新階段。慕尤丁運用首相特權籌組內閣,在部長數量、份量方面皆壓下擁有最多國席的巫統,讓後者無法佔據主導位置。巫統目前擁有39個國席,僅透過國防部長伊斯邁沙比利(Ismail Sabri)從四席中拿下一席資深部長,內政部、教育部、財政部,甚至掌握馬來政治命脈的鄉區發展部、農業部等,皆非巫統囊中物。
更玩味的是,慕尤丁委任國陣總秘書安努亞慕沙(Annuar Musa)為聯邦直轄區部長,卻同時委任土團黨的莫哈末拉茲(Mohd Radzi Md Jidin)為教育部長(資深部長之一)。論資歷,安努亞慕沙馳騁政壇逾40年,曾任青體部、鄉區發展部部長,而現年43歲的莫哈末拉茲僅從政3年;論選績,509大選中,前者在格底裡(Ketereh)國會選區三角戰中挫敗得票墊底、險些痛失按櫃金的後者。如今後者官位凌駕前者,不管是安努亞慕沙或巫統,一樣不是滋味。
掌握18個國席的伊黨,表面上扮演巫統與土團黨之間的「和事佬」,實地裡卻打著「左右逢源」的算盤,以「造王者」身份讓自己水漲船高。雖說三黨一致劍指馬來人/穆斯林選民市場,但伊黨在市場定位上尚能與巫統、土團黨錯開。伊黨以伊斯蘭為政治鬥爭議程,勢力盤踞半島東海岸與北馬;同是以馬來民族主義為鬥爭路線的巫統與土團黨,則在西海岸開打,甚至穿越南中國海,廝殺到沙巴。
顯然,伊黨深悉在「Muafakat Nasional」這個一對一的模式裡,巫統會吃定自己。論專業形象與治理能力,伊黨擺在前線的領袖,選擇有限,與巫統爭官位、搶資源,必處於下風。如今,土團黨能瓜分巫統市場,兩者較勁時都需要借助外力。舉個例子:倘若未來土團黨得席少於巫統,而慕尤丁堅持蟬聯首相,則需要伊黨議員湊數。在一票不能少的情況下,伊黨用支持交換官職、資源,是目前對自己最有利的局面。
由於巫統當下最高領導層多為官司纏身,慕尤丁與土團黨得以佔盡便宜,填補要職空缺。慕尤丁讓形象欠佳的巫統資深領袖坐冷板凳,卻也同時讓形象相對正面的巫統中生代領袖如希山慕丁(Hishamuddin Hussein)、凱里(Khairy Jamaluddin)掌管不在權力核心的外交、科藝部,在巫統兩派之間製造矛盾——舊勢力擺不上臺卻揮之不去,新進勢力於是擠不上來。納吉在SRC公司案中罪成的高庭判決,更激化兩派矛盾,例如凱裡就頻頻疾呼巫統「向前走」,明示資深領袖讓路新生代。惟納吉勢力在巫統依然老樹盤根,把支持者對自己的同情轉換為對國盟政府的不滿,而他在網上、民間掀起「Bossku」旋風後,更不可一世。
簡言之,當三黨成功把共敵行動黨剔除後,三黨之間的矛盾、施政弱點,與勾心鬥角,即開始一一浮現。
慕尤丁內閣成員多達32人,外加3名部長級特使、38名副部長,臃腫程度僅次於納吉時代最高峰的37名部長,另加32名副部長。儘管如此,慕尤丁內閣在投入運作後,很快便出亂子,惹人詬病。以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為例,衛生部長阿當峇峇(Adham Baba)發表「喝溫水殺菌」誤導性言論,至今尚未收回道歉。高教部長諾萊妮(Noraini Ahmad)不止一次在政策上反覆,造成混亂,大專生無不大吐苦水。而教長莫哈末拉茲慢半拍的決策亦引惹家長不滿,只能抬出「第一次面對此危機」理由,給自己開脫。
伊黨黨籍原產業部長凱魯丁(Khairuddin Razali)因土耳其返國後違反自我隔離標準作業程式(SOP),如今已成了慕尤丁政權致命的累贅。在此個案中,慕尤丁左右為難,因為凱魯丁若不出席7月13日下議院會議,其撤換議長之舉遭否決的風險將大大提高。然而,若不以同樣標準追究凱魯丁,不管是前線醫護人員,抑或違法受罰的平民百姓,同樣不服。慕尤丁最近否認自己雙重標準,並祭出「藤鞭論」的演說,即在社交媒體上引爆反彈,可見一斑。
把伊黨總秘書達基尤丁哈山(Takiyuddin Hassan)安置在首相署掌管法律事務,後者於是直接面對「何時通過《三五五法案》【修改《1965年伊斯蘭法庭(刑事權限)法令》】」、「莫哈末阿迪何時沉冤得雪」的壓力。巫伊在野時大力渲染宗教、族群課題,指控希盟馬來政黨任由行動黨使喚,更利用阿迪之死(Muhammad Adib,在一場拆遷興都廟騷亂中殉職的消防員),攻擊時任非穆斯林總檢察長湯米湯姆斯(Tommy Thomas),暗示後者包庇暴徒。巫伊入主布城後,《三五五法案》課題並未迎刃而解,面對群眾質疑時,伊黨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Tuan Ibrahim Tuan Man)辯稱「以前火爆(施壓),因為當時是在野黨!」
2020年10月之前,國盟尚可依賴慕尤丁走高的民望,撐住局面。慕尤丁上任首相逾兩百天,沒有口號,更無願景,讓人印象深刻的唯獨成為惡搞材料的「jangan ke sana ke sini」。他深諳「少說少錯」的道理,儘可能迴避媒體,在直播鏡頭前念出撰稿員寫好的演詞,一次脫稿的玩笑「如果夜店永久關閉也好」,就立刻碰釘子,讓業者心驚膽跳,至今都未公開澄清,究竟是政府立場抑或首相戲言。隨著內閣成員一再闖禍、慕尤丁政府雙重標準作業卻向人民揮出「藤鞭」,其走高的民望如今已扭曲成一個問號。
這個以土團黨、巫統與伊黨馬來領袖為主的政權,很快就來到了瓶頸。在野的巫伊可以借煽動馬來穆斯林情緒上臺,惟執政後就要往中間調整,理性論政,為一頭熱的支持者潑了冷水。礙於施政專業能力,甚至政權本身正當性的不足,加上個別黨派利益的牽扯,在沒有共同綱領、毫無方向的領導下,馬來政治很快來到政黨重組的十字路口。
不管安華是否掌握「強穩的多數議席」,慕尤丁以113對109國席微差多數撐住的政權,只能是拖一天是一天的苟延殘喘。把時間線拉長,這是馬來西亞後509的政治新常態,是建立新政治模式的摸索過程——政客的權欲與私利,和社會的躁動與不安,搓揉而成。我們推翻了巫統一黨獨大的舊模式,如今苦惱著如何建構一個多元相處、差異共存的政治方程式,同時也思索著如何把廉政、誠信、公正、自由等價值一併擺上軌道。
我們都在摸著石頭過河,偶爾進兩步退一步,有時甚至踩空而濕了全身。這是一個相互磨合、學習、成長的過程,由於不容易,未來的成就,才可歌可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