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法论上唯西方是尊的取向难免会导致如下结果，一是对传统的研究方法例如目录版本、文字校勘、艺术评点等弃若敝屣，从而漠视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二是由轻视传统方法进而轻视产生这种方法的文化传统，仿佛中华传统文化只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是只具有历史意义的博物馆文化，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不客气地说，有些外国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点居心叵测，像内藤湖南、白鸟库吉那样肆意诋毁中华文化的学者在今天也没有完全绝迹。外国学者这样做自有他们的理由，但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必要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从而妄自菲薄？
与其抽象地谈论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如看看其实际运用效果。1988 年，我编选了一本《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选入十二位西方学者的论文。这些作者中只有两人是美籍华裔，其余的均是非华裔学人。书稿编成后，我请宇文所安写了一篇序，宇文在序中说：“西方的批评本身也决不能保证提供新的见解 ：人们固然利用它作了一些出色的研究，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研究是令人厌烦的、生搬硬套的，甚至不可思议地对诗歌的实际情况视而不见。”我觉得宇文的意见是明智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我自己也写了一篇序，序中肯定“西方学者所接受的文化传统和方法训练都与我们不同，这样，他们的观察角度、研究方法就能在方法论上为我们提供借鉴”，同时也指出“西方学者分析中国古典诗歌时，就较容易产生隔靴搔痒或胶柱鼓瑟的缺点，即使是一些优秀的著作也很难避免”。宇文所安的论著便称得上是此类“优秀的著作”，当时他的著作只有一种《初唐诗》已在中国翻译出版，他对国内学界的影响还不像今天这样显著。几年以后，宇文的第二种著作《盛唐诗》也出版了中译本，于是我将这两部书放在一起写了一篇书评（载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唐研究》第二卷），既肯定其带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理论素养和思维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新颖观点，也指出它们在文本解读、诗意阐释以及论点归纳等方面的错误和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