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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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 靓思淑仪碧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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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丑陋人性的集体大暴露

《笑傲江湖》以“灭门”开头,青城派余沧海在一夜之间就将福威镖局林震南整得家破人亡。本来,像集体大屠杀这样的大事件在武侠小说当中比比皆是。但是,在《笑傲江湖》这部小说,“灭门”事件却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它极容易让人联想到“文革”期间的种种“灭门”事件。文革中,钦州地区被无辜杀害的已脱帽或未脱帽的四类分子及其亲属共计六千三百多人(其中大部份是地富),占整个地区全部被害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多。也就是说,地富及其子女亲属是钦州文革中被害者的最多数。杀人还普通伴随著抄家、拆房、没收所有财物,在经济上同时实行专政,使幸存者也无以为生。[6]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条流传很广的语录,即“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条语录以其独断的话语方式鼓舞了千百万人的施虐行为和暴力手段的产生,从而印证了“阶级斗争的残忍和明确的表达”[7]。但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施虐者所表现出来的所谓仇恨事实上大多是无缘无故的,更是毫无目的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残酷性和暴虐性才显得异常可怕和荒谬,直指人心。

众所周知,在“文革”期间,整人的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戴高帽,游街,剃阴阳头,坐飞机,辱骂,殴打等等,司空见惯。人权受到前所未有的践踏和损害。那个时候,批斗会最为流行。翻开历史一看,就会知道,批斗会这种独特的政治形式其实自中共成立起便伴随着大大小小的运动而产生。不过,论及会次之频繁、开展之普及、手段之野蛮、斗争之残酷,“文革”则是历次运动所望尘莫及的。扫开历史的尘埃,我们就会知道,在“文革”期间,大到成千上万的群众集会,小到车间、班组的现场会,各式各样的批斗会真是层出不穷;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上至国家主席,小到一个平民百姓,都可以成为批斗会的对象。在整个“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批斗会呢?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举个实例:

1966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在校学生揪出该校校长史青云和一名副校长及该校的教导主任,由在校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用皮带、铁棍和从旧桌椅上拆下来的带着铁钉的木棒殴打史青云校长和两名学校领导,逼迫他们跪在地上围着学校操场爬行,红卫兵以此为乐,并“规定”谁爬得慢就要挨打。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体型偏瘦,怕挨打而爬得很快,而史青云校长由于体型较胖,爬得比副校长和教导主任慢而惨遭红卫兵毒打。就被采访者讲,史青云校长被红卫兵打的遍体青紫和血痕,铁钉打出的血洞和衣服的纤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衣服,哪里是被打的血痕。这次批斗之后,史青云校长自杀,并成为西安市第一位被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校长,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也被该校的红卫兵打成重伤。他们目睹了他们的同事、老教育工作者史青云被毒打的经过,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8]

在众多整人的手段当中,其中刑讯逼供更是“文革”最为普遍运用。其手段运用的范围之广、其蛮横程度之高真是令人发指。他们为了陷害好人、杀人灭口,按照他们的“棍棒底下出革命”的法西斯信条,设刑室,兴冤狱,实行惨无人道的肉体和精神折磨。[9]在《笑傲江湖》里头,就有这么一个非常生动逼真的“刑讯逼供”——
《笑傲江湖》 写了:杀到这时,刘门徒弟子女已只剩下刘正风最心爱的十五岁幼子刘芹。陆柏向史登达道:“问这小子求不求饶?若不求饶,先割了他的鼻子,再割耳朵,再挖眼珠,叫他零零碎碎的受苦。”史登达道:“是!”转向刘芹,问道:“你求不求饶?”刘芹脸色惨白,全身发抖。刘正风道:“好孩子,你哥哥姊姊何等硬气,死就死了,怕甚么?”刘芹颤声道:“可是……爹,他们要……要割我鼻子,挖……挖我眼睛……”刘正风哈哈一笑,道:“到这地步,难道你还想他们放过咱们么?”刘芹道:“爹爹,你……你就答允杀了曲……曲伯伯……”刘正风大怒,喝道:“放屁!小畜生,你说甚么?”史登达举起长剑,剑尖在刘芹鼻子前晃来晃去,道:“小子,你再不跪下求饶,我一剑削下来了。一……二……”他那“三”字还没说出口,刘芹身子战抖,跪倒在地,哀求道:“别……别杀我……我……”陆柏笑道:“很好,饶你不难。但你须得向天下英雄指斥刘正风的不是。”刘芹双眼望着父亲,目光中尽是哀求之意。刘正风一直甚是镇定,虽见妻子儿女死在他的眼前,脸上肌肉亦毫不牵动,这时却愤怒难以遏制,大声喝道:“小畜生,你对得起你娘么?”刘芹眼见母亲、哥哥、姊姊的尸身躺在血泊之中,又见史登达的长剑不断在脸前晃来晃去,已吓得心胆俱裂,向陆柏道:“求求你饶了我,饶了……饶了我爹爹。”陆柏道:“你爹爹勾结魔教中的恶人,你说对不对?”刘芹低声道:“不……不对!”陆柏道:“这样的人,该不该杀?”刘芹低下了头,不敢答话。陆柏道:“这小子不说话,一剑把他杀了。”史登达道:“是!”知道陆柏这句话意在恫吓,举起了剑,作势砍下。刘芹忙道:“该……该杀!”陆柏道:“很好!从今而后,你不是衡山派的人了,也不是刘正风的儿子,我饶了你的性命。”刘芹跪在地下,吓得双腿都软了,竟然站不起来。群雄瞧着这等模样,忍不住为他羞惭,有的转过了头,不去看他。刘正风长叹一声,道:“姓陆的,是你赢了!”
这是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强迫幼稚的小孩承认所谓的“真相”的刑讯逼供。其行为之无耻、手段之残忍令人叹为观止。但是,这样荒唐的行为在“文革”期间不断地上演。亲人互相“揭发”的行为也触目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都可能被窥视与告密,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为了保存自己而不惜出卖别人,就是家庭亲人之间也互相设防,自私、无情。”[10]

注:
[6] http://www.epicbook.com/history/battue0.html
[7] [法]李雷尔.论暴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64)
[8] http://humanities.uchicago.edu/faculty/ ... ingyun.htm
[9] 《历史审判》编辑组.历史的审判[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5月版,(174)
[10]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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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崇拜和奴化群体

个人崇拜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总是与奴化群体密不可分。只有奴化群体存在的前提之下,个人崇拜才得以实现。这样,个人崇拜实质上就是专制的需要,成为统治者有力的武器。如果在战争年代,搞个人崇拜还情有可原,甚至说是必要的。但在和平年代,还迷信这个则必定遭受历史的无情惩罚。“在政党制度化阶段仍继续机械教条地采取在政党初建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11]。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毛泽东严重偏离社会现实,认为中国大陆还存在着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阶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因此,他自然而然运用起他那套战争策略,大搞个人崇拜。1965年,他在接见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并认为这是当时需要[12]。这在中国那时的时代背景下,个人崇拜随后进展得如火如荼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而在大搞个人崇拜中,相应地史无前例地产生一个奴化群体——红卫兵。所谓的革命的“急先锋”,红卫兵其实就是病态社会的畸形产物。这些都可以在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找到影子。

首先,关于崇拜口号,文革时期可谓“汗牛充栋”,肉麻至极。例如:让我们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让我们共同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此外,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像章挂胸前,全民大跳“忠字舞”,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以及把毛泽东的讲话谱上曲,使之成为广为传唱的“语录歌”,等等,这种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创造在文革中不胜枚举。

在《笑傲江湖》中,有这样一个段落——
《笑傲江湖》 写了:上官云一见任我行,便即躬身行礼,说道:“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任我行笑道:“上官兄弟,向来听说你是个不爱说话的硬汉子,怎地今日初次见面,却说这等话?”上官云一愣,道:“属下不明,请教主指点。”盈盈道:“爹爹,你听上官叔叔说‘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觉得这句话很突兀,是不是?”任我行道:“甚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
任我行突兀听见部下肉麻地捧自己一开始确实有点不舒服,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但之后不久,“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这句话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在这种环境下,任我行无意间被“同化”也就理所当然。这使我们不禁要想到在文革期间,中国人常常说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继承封建社会的政治口号就在这样在当代社会盲目地上演了一出啼笑皆非的闹剧。

这样的场景在《鹿鼎记》中则更明显。韦小宝进了神龙教。
《鹿鼎记》 写了:韦小宝心中暗骂:“他妈的,好大架子,皇帝上朝么?”过了好一会,钟声连响九下,内堂脚步声响。韦小宝心道:“鬼教主出来了。”
  …………

左首一名青衣汉子踏上两步,手捧青纸,高声诵道:“恭读慈恩普照,威临四方洪教主宝训:‘众志齐心可成城,威震天下无比伦!’”
  厅上众人齐声念道:“众志齐心可成城,威震天下无比伦!”
  …………

那青衣汉子继续念道:“教主仙福齐天高,教众忠字当头照。教主驶稳万年船,乘风破浪逞英豪!神龙飞天齐仰望,教主声威盖八方。个个生为教主生,人人死为教主死,教主令旨遵从,教主如同日月光!”
  那汉子念一句,众人跟着读一句。韦小宝心道:“什么洪教主训?大吹牛皮。我天地会的切口诗比他好听得多了。”
  众人念毕,齐声叫道:“教主宝训,时刻在心,建功克敌,无事不成!”那些少年少女叫得尤其起劲。洪教主一张丑脸神情漠然,他身旁那丽人却笑吟吟地跟着念诵。
  众人念毕,大厅中更无半点声息。
韦小宝前后的心理蔑视在小说当中构成了绝妙的讽刺。神龙教作为一个集团,一直乐此不疲大搞个人崇拜,他们当然很难发现自己的弱点和荒谬。但是,闯进神龙教的韦小宝却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作者于此也借韦小宝的心理描写向世人展现了政治狂热以外的一丝清醒。

有趣的是,《笑傲江湖》和《鹿鼎记》都有关于“宝训”的描写。在《笑傲江湖》中有这样的段落——
《笑傲江湖》 写了:杨莲亭笑道:“教主宝训第三条是甚么?你读来听听!”童百熊重重“呸”了一声,并不答话。杨莲亭道:“童家各人听了,哪一个知道教主宝训第三条的,念出来听听。”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说道:“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宝训第三条:‘对敌须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杨莲亭道:“很好,很好!小娃娃,十条教主宝训,你都背得出吗?”那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读教主宝训,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读了教主宝训,练武有长进,打仗有气力。”杨莲亭笑道:“很对,这话是谁教你的?”那男孩道:“爸爸教的。”杨莲亭指着童百熊道:“他是谁?”那男孩道:“是爷爷。”杨莲亭道:“你爷爷不读教主宝训,不听教主的话,反而背叛教主,你说怎么样?”那男孩道:“爷爷不对。每个人都应该读教主宝训,听教主的话。” 杨莲亭向童百熊道:“你孙儿只是个十岁娃娃,尚且明白道理。你这大把年纪,怎地反而胡涂了?”
这不是明摆着写“红宝书”么?它纯属是思想钳制和“推行愚民政策”[13]的产物,文化的怪胎。但亿万人民拿它当圣旨。林彪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门合说: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可见,“三个忠于”、“三个无限”多么深入人心。

无独有偶,《鹿鼎记》也出现“宝训”的字眼——
《鹿鼎记》 写了:左首一名青衣汉子踏上两步,手捧青纸,高声诵道:“恭读慈恩普照,威临四方洪教主宝训:‘众志齐心可成城,威震天下无比伦!’”
  厅上众人齐声念道:“众志齐心可成城,威震天下无比伦!
……
众人念毕,齐声叫道:“教主宝训,时刻在心,建功克敌,无事不成!”那些少年少女叫得尤其起劲。洪教主一张丑脸神情漠然,他身旁那丽人却笑吟吟地跟着念诵。
这些“少年少女”正好表明了“红卫兵”的年龄特征,他们是一群“自我意识”十分淡薄的狂热崇拜者。所谓的“自我意识”,包括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监督、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等形式[14]。因此,既然青少年的心理与人格特征还尚未成熟和定型,他们本不应在以成人为主的社会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文革”中,年青幼稚且在政治泛滥化过程中被塑造成“急先锋”的“红卫兵”,却被利用来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文革”的政治社会化就把具有革命性和二元对立性等特征的政治文化灌输到他们的幼稚思维里,定位他们为所谓的“革命接班人”,不仅凭空刺激了他们本有的对成人角色的渴望感,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强化了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可见,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广大青少年对“革命”盲目地产生了无限的向往和崇拜。而周围无所不在的煽动性政治文化则强烈刺激了“红卫兵”的反叛意识,在最大程度上地张扬了他们的天真个性和满足他们的幼稚的表演欲。此外,在主流政治文化制造的政治危机感、焦虑感与仇恨意识也就轻而易举自然而然地被“内化”到青少年学生中,同时变成他们的心理需要。这种心理需要是异端强烈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则最大程度满足了他们的这样心理需要,即偶像崇拜需要。从而形成一个打上政治烙印的精神信仰。可以说,在那个荒唐的政治背景下,正是这种煽动性的政治文化与“红卫兵”一代青少年心理的相互激荡和积累,才把作为微观个体的“红卫兵”联合成一个同质群体,从而使“红卫兵”们普遍产生一种体认社会政治现实的政治情绪,并且怂恿他们投入到社会政治运动中去。因此,一个庞大的奴化群体“红卫兵”也就必然性地诞生,在神州大地呼风唤雨,成为政治斗争的盲目工具。

注:
[11] 皮钧、高波.政治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9月版,(297)
[12] 席宣、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版,(33)
[13] 徐庆全.文坛拨正反乱实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301)
[14] 邓雪等.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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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倒老干部

打倒老干部是愈演愈烈的斗争哲学的牺牲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来是把矛盾置于“事物运动的根本原因”这一特殊的、主要的地位,但毛泽东却作出极端的、简单化的概括 “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而其斗争哲学的核心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自1963年开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情结”,即把任何情况都当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处理任何事情都将其视为阶级斗争。在“文革”的一系列斗争中,毛泽东建构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形势的思维模式,这是一个凭高度想象力虚构一幅阶级斗争图画的模式。[15]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一次次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他对阶级斗争的论述,带有一种随心所欲的非理性化的概括性,诸如“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过七八年”就得“再来一次”。[16]

因此,虽然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政治大运动,一方面固然有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以达天下大治的初衷,另一方面也有林彪和“四人帮”的政治阴谋。但不管哪一方面,都无可避免地强烈冲击老干部。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就是如此客观。打倒老干部,对毛泽东而言,就是清除睡在旁边的“赫鲁晓夫”,但对林彪和“四人帮”来说,是为了争取权利真空,好方便进一步培养扶持各自的政治势力,最后到达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在《笑傲江湖》当中,没有明显地出现关于打倒老干部的故事情节。但是,这在《鹿鼎记》里面却有栩栩如生的描绘。例如:
《鹿鼎记》 写了:洪夫人坐回椅中,微笑道:“你自己认了,再好也没有。道长,教主待你不薄吧?委你为赤龙门掌门使,那是教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职,你为什么要反?”无根道人说道:“属下没有反。黑龙使张淡月有大功于本教,只因属下有人办事不利,夫人便要取他性命,属下大胆向教主和夫人求情。”洪夫人笑道:“倘若我不答应呢?”
  无根道人道:“神龙教虽是教主手创,可是数万兄弟赴汤蹈火,人人都有功劳。当年起事,共有一千零二十三名老兄弟,到今日有命丧敌手,有的被教主诛戮,剩下来的已不到一百人。属下求救主开恩,饶了我们几十个老兄弟的性命,将我们尽数开革出教。教主和夫人见著我们老头儿讨厌,要起用新人,便叫我们老头儿一起滚蛋罢。”
当我们看见“洪夫人”这三个字时,我们不禁会联想到谁呢?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接着无根道人又一语道破——
《鹿鼎记》 写了:无根道人大声道:“就是这样。洪教主原是我们老兄弟,他文才武功,胜旁人十倍,大伙儿本来拥他为主,原无二心。自从他娶了这位夫人后,性格大变,只爱提拔少年男女,将我们兄弟一个个的残杀。青龙使这番发难,只求保命,别无他意。教主和夫人既当众立誓,决不追究今日之事,不再肆意杀害兄弟,大家又何反他?再说,神龙教原也少不得这位教主。”
当然这是小说的情节,不能盲目简单地拿来与现实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对号入座。但是,《鹿鼎记》中有关“打倒老干部”的描写是相当深刻而值得后人深思的。小说的隐喻性显示了文学力量的超时代突破。

注:
[15]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M].南海:南海出版社,1999年版,(113)
[16]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M].南海:南海出版社,1999年版,(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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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切灾难的根源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已经过去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来,一直有学者在不断地反思和探求这一民族灾难的根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7]”?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文革”的起源作了简要的回答,是研究“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但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发生若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决议》的结论就显得过于原则化、简单化。因此,我们并不能囿于《决议》的定论,而更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各个角度进行积极的探讨。

毫无疑问,文革的产生与个人崇拜是分不开的。但是,个人崇拜的产生并非凭空而起,它有其某些具体的原因。首先,被崇拜的人存在才智超群这个优越的条件,经过时间的考验,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且每次讲话头头是道,与别人争论,其分析又比别人精辟深刻。于是,个人崇拜之间慢慢兴起。但是,一旦被崇拜的人有时犯错误了,别人也不易觉察,或者觉察也不敢上谏。因此,可以说,个人崇拜绝对不是某个人可以随心所意制造的,它需要一定的社会土壤和历史机遇,总之,它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在《笑傲江湖》中,可见任我行本来很讨厌个人崇拜,但是他们“造反”成功后,任我行在令狐冲等人的帮助下,杀了东方不败,重夺教主之位,坐了东方不败的交椅。且看:
《笑傲江湖》 写了:上官云道:“恭喜教主,今日诛却大逆。从此我教在教主庇荫之下,扬威四海。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任我行笑骂:“胡说八道!甚么千秋万载?”忽然觉得倘若真能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确是人生至乐,忍不住又哈哈大笑。这一次大笑,那才是真的称心畅怀,志得意满。
人性在某一瞬间可能会发生很微妙的变化。本来你也排斥的东西,但当别人都突然赞美时,你就“众望所归”,接着欣然接受,从人的本性角度讲,那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这里我们要分清个人崇拜和维护领袖权威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其实,在中共历史上,包括毛泽东同志,一直都反对搞个人崇拜的。在1958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要区分“两个个人崇拜”、“两个反个人崇拜”的话,他说有的人反对个人崇拜,是反对崇拜别人,而要别人崇拜他自己。但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鼓吹和制造现代迷信,毛泽东开始默认和接受这种迷信,最终在全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热的崇拜。[18]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社会就需要个人崇拜。把“文革”与宗教活动联系起来看,这二者在人们心理上是有共性的,即要寻求超自然力的庇护,以解除外部世界的危机和恐惧。这就唤起了对救世主的渴求,为个人崇拜的狂热铺上了心理之路。另外,中国传统的心理定势——圣贤期待——也起了催化作用。固然这也是原因,但毛泽东个人的接受同样不可忽视。[19]且看以下——
《笑傲江湖》 写了:殿外有十余人朗声说道:“玄武堂属下长老、堂主、副堂主,五枝香香主、副香主参见文成武德、仁义英明圣教主。教主中兴圣教,泽被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任我行喝道:“进殿!”只见十余条汉子走进殿来,一排跪下。

任我行以前当日月神教教主,与教下部属兄弟相称,相见时只是抱拳拱手而已,突见众人跪下,当即站起,将手一摆,道:“不必……”心下忽想:“无威不足以服众。当年我教主之位为奸人篡夺,便因待人太过仁善之故。这跪拜之礼既是东方不败定下了,我也不必取消。”当下将“多礼”二字缩住了不说,跟着坐了下来。
任我行终于认可了这个政治现实。这使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是不是完全是个人道德问题?且看——
《笑傲江湖》 写了:不多时,又有一批人入殿参见,向他跪拜时,任我行便不再站起,只点了点头。令狐冲这时已退到殿口,与教主的座位相距已遥,灯光又暗,远远望去,任我行的容貌已颇为朦胧,心下忽想:“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甚么分别?”
到此,群众拜的既不是任我行,也不是东方不败了,而是那个教义。那个交椅是这个体制的唯一坐标,可以决定臣民的一切言行。因此,可以说,正是政治游戏的规则决定了历史的荒谬性,而所谓的“换人革命”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真正的革命是必须改造社会,改造那个专制的体制。且看——
《笑傲江湖》 写了:只听得各堂堂主和香主赞颂之辞越说越响……

令狐冲站在殿口,太阳光从背后射来,殿外一片明朗,阴暗的长殿之中却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颂辞。他心下说不出厌恶……
在《笑傲江湖》这里,金庸艺术化地将中国的专制体制批判到了极致。如果联系到“文革”,则不能不引起每一个人的深思。中国共产党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执政党,其自身建设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国运的兴衰。而当时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一直存在着领导管理制度建设的严重失误。这方面其实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禁区,还是邓小平首次提出“文革”的错误与现行制度的弊端有直接关系,指出了“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问题由于毛泽东在实际上没有解决,所以导致了“文革”的十年浩劫。[20] 正是由于这些制度问题的缺陷,使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原则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让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而且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是通过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实现的,所以,当他把个人专断强加给集体时,集体又往往只有默默地接受,这种无制约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毛泽东的意志高于党规和国法,集体力量无法纠正他错误的不正常现象,至此,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21]

注:
[17]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版,(456)
[18] Theodor Adorno 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t Propananda",in TimesItalic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Internation UniversityPress ,1951,(103)
[19] [澳]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M].天津:渤海湾出版社,1988年版,(3).
[20] 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293)
[21] 朱元石.“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教训[J].红旗杂志,1981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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