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石：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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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者：胡小石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文脉绵长，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近日，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成为中国首个获此称号的城市，可谓实至名归。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南京大学中文系“三老”之一的胡小石先生（1888—1962）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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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古都，除北方之长安与洛阳外，在长江以南，当首推南京。南京自三国时代，吴孙权于纪元229年定都建业以后，有东晋（317）、刘宋（420）、南齐（479）、梁（502）、陈（557），皆都于此。合之孙吴，即所谓六朝是也。再后又有南唐（937—975）、明（1368—1420）、太平天国（1853—1864）及最近之国民党政府（1927—1949）。此地之有南京称号，则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北迁以后始。

南京在先秦时之文学为状若何，因缺乏纪录，不可得知。惟战国末期，地属东楚，意为楚文学（楚辞）所笼罩。因在西汉初年，其北有枚乘父子，其东有严忌父子及朱买臣等，皆显然受楚辞影响者。

南京文学之显著于世，当自孙吴以后。三国时代，文人多集中北方（曹魏）。孙氏王朝之末期，陆机、陆云兄弟起于吴中。陆机为当时最大诗人之一，其上辈为吴大将，自不能与其首都脱离关系。前代方志，多载二陆有宅，在秦淮之侧。陆机年二十而作《文赋》（杜甫诗所说），为中国最重要之文学理论。此时孙吴尚未亡国，或即作于首都耶？未敢定也。

严格言之，南京文学之最高发展，实为东晋以下南朝时期之诸代，而以后来之南唐为其尾声。盖以有创造性之事实言之，当如此也。愚意中国文学及其有关诸方面真正在南京本地创成者，以次数之，可有下列诸事：

（一）山水文学。
（二）文学教育，即文学之得列入大学分科。
（三）文学批评之独立。
（四）声律及宫体文学。

至若明、清两代之八股文，亦起于此地，虽其前身系来自金、元人之杂剧，然在此不拟论之。今日所述，仅上自东晋下至南唐，叙其特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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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今先言山水文学。

文学以山水作题材者，与图画中写山水同为后起之事。《诗》三百篇言山水者，但有单句如“泰山岩岩”、“河水洋洋”之类，其描写技术亦颇简朴。至《楚辞》乃常有好句，亦非专篇。汉代诗赋多以人事为主，与传世之汉代石画大致相同。

大约西汉自武帝尊崇儒术，以利用厚生等问题为要务。故汉人思想，大体偏于人世间的。东汉中叶以降，海内有长时间之丧乱，旧信条不复能控制现实，故士大夫思想乃由儒术解放而出。至魏、晋而改向道家，形成所谓玄学，轻人事而尚自然。

晋室南渡，北来的玄学，与原先输入或继续输入之佛教相合，支配一般知识阶级之思想。此时一般士大夫之生活、动作与言论，吾人可于刘义庆所著之《世说新语》中见之。于是在人事以外，发见大自然之美。认为宇宙间最理想的完美之物，系以山水为其具体的表现。从此登临游览成为诗人生活之一部，谢安泛海、王羲之集兰亭，皆为佳话。外至大家闺秀（谢道蕴）、佛教高僧（庐山诸道人）等皆有山水名篇。王、谢等贵族从北来南，一方住于浙江东部山阴、上虞等地，一面在首都又各有其田舍，长干、清溪间第宅相望，故当时山水诗人实以南京为大本营。


胡小石书谢灵运诗句

此派文学，至谢灵运、谢朓等而极。彼等赞美自然，多用诗赋韵语。其在河、洛对立之北朝文人，则用散文纪述（如《水经注》）。此南北之不同也。文学对象，由人事转向山水，为中国文学史上开一新境。而大江之浩荡．钟山之嵯峨，后湖之明秀，秦淮、青溪之曲折，方山之开朗，栖霞之幽静，又俱足以启发灵感。故以上诸名胜，在当时皆常常见诸吟咏。而晋末宗炳、顾恺之等又为山水画开宗，与文学配合并进，皆南京艺术上掌故。

于此又有一人，当特别记之，即曾为秣陵令之鲍照是也。鲍照乃一寒族，不能与王、谢等名门抗衡。而诗特道丽，其写山水，别有风格。尤以工为长句如《行路难》之类，翻腾壮阔，为唐人七言歌行作先驱，可谓此时之异军特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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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次论文学教育。

文学在汉代主要是赋。武帝好赋，一般供奉文人等于俳优，故世人不甚重之，扬雄且以作赋为悔。

建安（196—220）中思想解放，魏文帝（曹丕）作《典论 · 论文》，首先确认文学之独立的地位。但其弟曹植亦一大诗人，而意见相反。

后来首先接受而发扬《典论 · 论文》之意见者为晋代人葛洪，其文学理论，可于《抱朴子外篇》中见之。葛洪是句容人，去南京最近。于此有一大事足令人注目者，即《宋书 · 雷次宗传》中，记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在北郊鸡笼山（今之北极阁）开四馆教学。以雷次宗主儒学，何尚之主玄学，何承天主史学，谢元（谢灵运从祖弟）主文学，此为宋之国学。

自汉武帝在太学立博士授经以来，由汉至魏所争者．为今文与古文，由魏至晋，所争者为郑（玄）学与王（肃）学，皆派别问题，不出经学范围。文学在国家大学中无地位。此次开四馆，可为世界分科大学之最早者。而以文学（诗赋）与儒学（经学）平列，又为文学地位增高之新记录。此与唐代自开元起以诗取进士，有同等重要。

吾人于此不得不言对于文学脱尽西汉以来之传统观点，真能明了其价值者，实从南京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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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次论批评独立。

中国批评，首见于《论语》中所记，孔子之论《诗》，然皆单词片语，且偏于借诗以说教者。其有专篇论文，当始于曹丕之《典论》。陆机《文赋》、葛洪《外篇》，亦为专篇，且与南京有关。

至若累卷巨著，则推南齐末年刘勰之《文心雕龙》。其书凡五十篇，前半具体的论文体，后半抽象的论文章得失，实为过去最大论文之专书。其主“为情造文”，不主“为文造情”，尤称卓识。


清刻本《文心雕龙》

至梁则有钟嵘之《诗品》。专论由汉至梁之各诗人，以上中下三品定其价格。其论诗主“直寻”而蔑视粉饰雕绘，对于同时之修辞家，痛下针砭。为后来南宋严羽所作《沧浪诗话》“妙悟说”之所本，亦为名论。

此时由齐入梁，为南朝文化最高之阶段。各种宗教，各种思想，各种艺术及科学，皆自由发展，各种批评，亦皆云蒸霞蔚而出。同时谢赫论画，首标六法．后世画家技术之原则，即本于此。庾肩吾复有《书品》，亦分上中下三格，评骘书家，为书道史不可少之资料。然诸书可能皆成于钟山、淮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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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后论声律与宫体。

文章之有声律，陆机《文赋》已首先注意及之。中间经过范晔、谢庄，以至齐、梁间沈约、王融、谢朓，此一运动乃告厥成功。由范至谢，并官京朝，故此一运动无疑的亦以南京为中心。

声律之启发，当由佛教僧侣梵呗之美，在昔曹植游鱼山已为之闻声流连。则其远源，实来自印度。而南京在南朝又为佛教盛行之地，当时文士几无不通佛典者。

惟此问题原委。若详细言之，恐非一时所能罄。兹但撮要一谈，即此一运动成于南齐武帝永明之世（483—493），最后观其成者，为沈约耳。

所谓声律云云者，其要件之一。为以四声（平上去入）入文，约言之，则文中分平仄而已。中国单节音之字，两两相比时，前后上下，各以平仄声之字互相配合，谓之前“浮”后“切”。易言之，即前“切”后“浮”亦可（浮切即平仄）。如四字为句之文，其分配之式，为：

平平仄仄——南都石黛
仄仄平平——最发双蛾
仄仄平平——北地燕支
平平仄仄——偏开两靥

以二音为一节，四句为一周期。由此演进，中国古诗遂变为律诗。律诗必平仄调协，且其一篇之结构，皆四句（一周期）之倍数也。赋及散文亦同时用此原则。此为中国文体上一极大变化之关键所在。古赋成为律赋，骈文成为四六，乃至后来词曲之失律不失律，无不依此为准。试一读今日人家所悬挂之联语，上下文之平仄，亦甚谐和入耳也。此为修辞发展之极致，崇尚自然者固时时苦其束缚，如钟嵘之《诗品》即力反其说。然事实上其影响中国文学至千年以上。

言声律不禁令人联想及于当时之所谓宫体文学。宫体之名，虽至梁简文帝时始著，然事实上早已有之，谢朓、沈约并为此体之先进作家。

所谓宫体者，以托咏宫闺，词旨轻艳，为纯粹抒情诗之一。此类专言人世男女恩怨之作，实起自民间多数无名人之歌咏。当东晋士大夫阶级创为山水文学，同时江南小儿女咏叹诉情之风，已非常流行。自晋、宋、齐不断有缠绵生动之短篇歌咏。后来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至为丰富。如《子夜歌》十二首，《子夜四时歌》七十二首，《上声歌》八首，《欢闻歌》一首，《欢闻变歌》六首，《前溪歌》七首，《阿子歌》七首，《团扇郎》六首，《七日夜女歌》九首，《黄鹄曲》四首，《碧玉歌》五首，《桃叶歌》四首，《懊侬歌》十四首，《华山畿》二十五首，《读曲》八十四首，总计约有三百首以上，皆回肠荡气，情感真挚。且皆为吴声歌曲。诗中言地名，更有扬州（唐以前南京）、白门等语，尤足证明其多出南京闾巷间青年男女之手。

山水文学盛行后，一般文士更辟新路，即以此等民间俗文学为基础，而加之藻采，复与声律之原则结合，以增声音上之铿锵，纯乎惟美主义。其描写闺阃女性，往往犯色情之诮。然是时帝王以至士大夫能诗者，殆莫不好此，此为南方文学特殊现象之一。陈后主叔宝即以好作此等诗，荒淫失政以至亡国。其乐府名篇，如《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等，亦属此体。隋人平陈，固取得征服者地位。然炀帝杨广即为一出色之宫体诗人，其平陈也，乃并南京之文学而接收之。如《春江花月夜》一曲，陈代原作已失传，今世所见者，反以炀帝所作二首为最早也。

陈氏王朝被灭时，南京之城郭宫阙，悉毁为邱墟，为中国文化之一大厄运。从此繁华中心，不复在江南，而移至今日江北之扬州。唐代诗人过此者，但有凭吊慨叹而已。五代（907—960）时，区宇分裂，群雄割据，南京复建立偏霸之局。即南唐是也，地小而祚短，然文学却有可称。

宫体文学入唐至开元前后，受复古影响，颇遭批评家之抨击，唐诗乃一变颓废之习。然至晚唐而又渐起，故世称温庭筠、李商隐诸家之艳诗。此时五七言定型小诗，渐伸缩而成长短句，为词中小令之起源。

五代之际，盛行于长江上下游诸地，上自蜀（成都），下至江南，作家林立，而以江南称最。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等，君臣上下，并以词相矜尚，而以后主为词中之圣手。影响至北宋，词家如二晏（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皆不宗蜀词而偏重南唐之词。南唐后主李煜与陈后主叔宝，皆以好文学，不务政事而亡国，身为俘虏。后世论者，至以为帝王非诗人所宜作。盖此二后主，皆同为历史悲剧之主角也。前此梁氏三祖（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亦均为帝王之能文者而皆不得其死。


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胡小石题签

后主之词，可分为二期，前期在国内者，多属酣宴嬉游一类，极端颓废。而描画技术则极高。被俘人宋之数年，一变而为悲凉凄咽，有类于庾信留北而作《哀江南赋》《拟咏怀诗》。以身世所遭之惨痛，为其文学成就之代价。以文学言，又非陈后主所及。今所存词，不过三十余首。然其晚年之《浪淘沙》《虞美人》《相见欢》诸阕，顿入名理，其境地之悲哀与高邈，古今词人殆无有出其右者。宫体文学发展至最后，往往浸入玄想，初唐之张若虚、刘希夷诸家之长歌，堪为好例。词则后主如是。近人王君国维论词，谓其伟大之处有基督代人类担负罪恶之意，诚不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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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今说南京文学，暂止于此。合而观之，则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尤以在六朝建都之数百年中，国势虽属偏安，而其人士之文学思想，多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传统之桎梏，而又富于创造能力，足称黄金时代，其影响后世至巨。

自唐而上，中国文学以诗为主体，故述至南唐而止。赵宋以来，平民文学次第高张，戏曲小说起而代诗之地位。在此有足注意者，即明末清初之历史戏剧《桃花扇》本事，殆全出于此地。清代二大小说，一为曹雪芹之《红楼梦》。一为吴敬梓之《儒林外史》。前之作者少年住南京，其书即以金陵为背景。后者为南京寓公，其书专以讽刺当时在南京之知识分子的弱点为主题。以不及详论，请俟异日。

>此稿1950年曾在南京中奥文化协会及金陵大学讲演。原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九卷，1951年。收入《胡小石文史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