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华文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Posted: 19-10-20 Mon 11:11 pm
Kuek Ser Kuang Hong
【来自朱自强的回应】
*讨论一
萧老师:“朱自强先生先是提到所谓‘三老’主张工具论,然后批评‘工具论’时第一点就说‘工具论’将语言看成了‘可以先于交际而存在的一个超时空的固定不变的实体’,这是他的论点。可是他的论述过程没有实际论据——没有提出‘三老’主张语言是一个‘超时空的固定不变的实体’的证据,只有他自己设定的前提(=工具论者是这么认为的)以及对这个前提的论证。这就是明显的举证不足。”
朱自强:叶圣陶先生这样提倡“工具论”:“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是用来达到某一个目的的。比如锯子、凿子、刨子是工具,是用来做桌子一类东西的。”这就等于将语言看成了“可以先于交际而存在的一个超时空的固定不变的实体”。这是不需要举证的,叶圣陶的比喻就是证据。萧老师看不到这两者之间的等同关系,原因也许在于他分不清本质主义的“工具论”(叶圣陶)与我本人主张的建构论的语言观之间的根本区别,或者他本人就持着与叶圣陶们相同的“工具论”的语言观。
*讨论二
萧老师:“6. 朱文先是錯誤引用外國語言學家的觀點來批評已經不在人世的‘三老’,然後又煞有介事地談他的建構論的語言觀。很抱歉,語言學領域早就有建構主義的語言觀了。研究第一語言習得的三種主要理論——行爲主義理論(behaviorist)、天生論(nativist)及功能論(functional)當中,功能論就是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t)的,這些研究都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朱氏文中卻隻字未提,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
朱自强:萧老师用“煞有介事”来形容我谈论我的建构论的语言观,显然是认为我的建构论语言观不能成立。据此,我猜测,萧老师可能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奉行“工具论”语文观的语文教育教学的历史和现状,不清楚我的那篇论文的学术语境。我的建构论语言观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对“工具论”的批判!外国的建构主义语言观再了不起,却并不能直接解决中国语文教育实践中,工具论语文观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的原创性研究深以为荣。我希望萧老师也运用自己语言学方面的学识,对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教学(对中国的语文教育,萧老师似乎不屑于研究)拿出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因为我关注、关心、爱护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希望它越来越好。
*讨论三
萧老师:“最后,烦请转告朱先生,我不会写论文,批评他。为什么?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关注的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学,中国的语文教育问题在我心目中没有那么重要,那只是我茶余饭后跟中国同事们闲聊的话题。”
朱自强:我的论文是有具体针对性的,那就是中国语文教育长期存在的工具论理论及实践,如果认为我的批判“煞有介事”,认为我的建构论语文观“煞有介事”,如果想推翻我的观点(不要纠缠于我的并无学术规范问题,而且在论文中无关紧要的两个引用),必须论证出中国语文教育中的具体的工具论观点以及其指导下的教学实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说,按照萧老师强调的学术规范,是应该就此内容撰写论文,至少也要在现有平台上进行讨论,否则就是学术上的逃避。
还有,因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就不写与我商榷的研究中国语文教育的论文,这种思维方式也是有问题的。中国语文教育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存在诸多交流和密切联系。中国存在的“工具论”问题,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知道,研究马来西亚语文教育并努力推动改革实践的黄先炳博士、郭史光宏老师等,就都十分关注,甚至参与中国的语文教育教学研究和教育实践。
萧老师说:“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所以“我关注的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学”,只把中国语文教育当作“茶余饭后跟中国同事们闲聊的话题”。这也是对围绕我的论文的学术讨论,缺乏尊重的轻慢态度。另外,就逻辑层面来看,既然“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所以“我关注的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学”,那萧老师为什么还那么关注“三老”,还义愤填膺地批判我一个中国学者的关于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的观点呢?
如果真要讨论围绕华文(包括中国和马来西亚)教育教学的“工具论”语言观和建构论语言观的成败得失,我由衷希望萧老师运用自己的语言学功力,撰写商榷的论文,以满足我迫切的求教之心。
【来自朱自强的回应】
*讨论一
萧老师:“朱自强先生先是提到所谓‘三老’主张工具论,然后批评‘工具论’时第一点就说‘工具论’将语言看成了‘可以先于交际而存在的一个超时空的固定不变的实体’,这是他的论点。可是他的论述过程没有实际论据——没有提出‘三老’主张语言是一个‘超时空的固定不变的实体’的证据,只有他自己设定的前提(=工具论者是这么认为的)以及对这个前提的论证。这就是明显的举证不足。”
朱自强:叶圣陶先生这样提倡“工具论”:“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是用来达到某一个目的的。比如锯子、凿子、刨子是工具,是用来做桌子一类东西的。”这就等于将语言看成了“可以先于交际而存在的一个超时空的固定不变的实体”。这是不需要举证的,叶圣陶的比喻就是证据。萧老师看不到这两者之间的等同关系,原因也许在于他分不清本质主义的“工具论”(叶圣陶)与我本人主张的建构论的语言观之间的根本区别,或者他本人就持着与叶圣陶们相同的“工具论”的语言观。
*讨论二
萧老师:“6. 朱文先是錯誤引用外國語言學家的觀點來批評已經不在人世的‘三老’,然後又煞有介事地談他的建構論的語言觀。很抱歉,語言學領域早就有建構主義的語言觀了。研究第一語言習得的三種主要理論——行爲主義理論(behaviorist)、天生論(nativist)及功能論(functional)當中,功能論就是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t)的,這些研究都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朱氏文中卻隻字未提,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
朱自强:萧老师用“煞有介事”来形容我谈论我的建构论的语言观,显然是认为我的建构论语言观不能成立。据此,我猜测,萧老师可能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奉行“工具论”语文观的语文教育教学的历史和现状,不清楚我的那篇论文的学术语境。我的建构论语言观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对“工具论”的批判!外国的建构主义语言观再了不起,却并不能直接解决中国语文教育实践中,工具论语文观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的原创性研究深以为荣。我希望萧老师也运用自己语言学方面的学识,对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教学(对中国的语文教育,萧老师似乎不屑于研究)拿出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因为我关注、关心、爱护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希望它越来越好。
*讨论三
萧老师:“最后,烦请转告朱先生,我不会写论文,批评他。为什么?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关注的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学,中国的语文教育问题在我心目中没有那么重要,那只是我茶余饭后跟中国同事们闲聊的话题。”
朱自强:我的论文是有具体针对性的,那就是中国语文教育长期存在的工具论理论及实践,如果认为我的批判“煞有介事”,认为我的建构论语文观“煞有介事”,如果想推翻我的观点(不要纠缠于我的并无学术规范问题,而且在论文中无关紧要的两个引用),必须论证出中国语文教育中的具体的工具论观点以及其指导下的教学实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说,按照萧老师强调的学术规范,是应该就此内容撰写论文,至少也要在现有平台上进行讨论,否则就是学术上的逃避。
还有,因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就不写与我商榷的研究中国语文教育的论文,这种思维方式也是有问题的。中国语文教育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存在诸多交流和密切联系。中国存在的“工具论”问题,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知道,研究马来西亚语文教育并努力推动改革实践的黄先炳博士、郭史光宏老师等,就都十分关注,甚至参与中国的语文教育教学研究和教育实践。
萧老师说:“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所以“我关注的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学”,只把中国语文教育当作“茶余饭后跟中国同事们闲聊的话题”。这也是对围绕我的论文的学术讨论,缺乏尊重的轻慢态度。另外,就逻辑层面来看,既然“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所以“我关注的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学”,那萧老师为什么还那么关注“三老”,还义愤填膺地批判我一个中国学者的关于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的观点呢?
如果真要讨论围绕华文(包括中国和马来西亚)教育教学的“工具论”语言观和建构论语言观的成败得失,我由衷希望萧老师运用自己的语言学功力,撰写商榷的论文,以满足我迫切的求教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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