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我的著作
我的治学是从校雠学入手的。除了刘衡如先生教过我目录学，兼及版本和校勘，另外我曾向汪辟疆先生请教过目录学方面的问题。自己也曾认真学习过从《汉书•艺文志》到《书目答问》以及郑樵、章学诚等人的有关著作，并且长期在大学里讲授这门课。我的家学和师承决定了我在学术研究中比较注重文史结合的方法，虽然我的著作大多数谈的是文学问题，但都是建立在史学的实证精神和严密的史料考据基础上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不能用历史学的方法去解决应当用文艺学的方法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长期教文学通史和分期文学史的课程，我也曾编写过几种讲义。在结构的安排和资料的运用上，显示了与其它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我还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关系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因而大体上也是同步发展的。我研究、讲授文学史，也很注意与创作同步发展的理论。以上几个方面，也就是我一生著作所涉及的范围。下面，我谈谈自己在写作有关著作时的一些想法：
1、关于《古诗考索》
诗学研究是我的家学，在诗歌的研究方面我的确有许多别人没有提过的看法。《古诗考索》下辑中的文章多数是在四川给《国文月刊》写的。上辑中的文章，有一部分是当了右派在资料室工作的时候写的，当时很空闲，安安静静在那儿坐着，我就开始写一些文章。记得那个时候凡是找不到的资料，我就写信给殷孟伦，叫他给我查对。后来到南京来的时候，《古诗考索》里的文章大多数没有发表，凡是友人问我要文章，我总是很快就拿出来。也有的文章是后来写的，如谈《春江花月夜》、《饮中八仙歌》等。我自己也感到很奇怪的是，我经过十八年的困厄之后，对一些问题在理论上的认识，好像比以前弄清楚许多。我同你们谈过，我说文艺学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文献学在史料上、背景上解决问题，我所追求的是文艺学和文献学的高度结合。但是在替《国文月刊》写稿子的那个阶段，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点。《古诗考索》中的一部分文章，曾经在1954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题为《古典诗歌论丛》。沈祖棻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初我们之所以写这一类的文章并用这样一些方式来研究古代作家与作品，特别是千帆，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就以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据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有些人对作家生平的探索、作品字句的解释是曾经引经据典，以全力来蒐集史料，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但却没有能够根据这些已经取得的成绩，更进一步，走进作家们精神活动的领域，揭露他们隐藏在作品中的灵魂。另外一些人，曾经反覆地欣赏、玩索哪些多少年来一直发散着光和热的作品，被它们所吸引，因而能够直觉地体会到作家们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所存在的一些东西，但因为仅仅是从直觉中获得的印象，也就往往对于其中的“妙处”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或者虽然说出了所以然，但又没有证据，不足以服人。这样，就不免使考据陷入烦琐，批评流为空洞，无疑地，对古代文学史的研究都是不利的。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创造的，例如，伟大的古典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论述文学原理和文学历史，基本上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因而它的著者刘勰，虽然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佛教徒，但由于他的许多结论，都是认真地研究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才作出来的，这部书中就在许多地方显示了、流露了它的自发的唯物论观点。
从这基本观念出发，我们就尝试着利用当时自己所能占有的一些知识来进行对于古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读者们不难看出，我们不仅希望从文学、史学方面获得立论的根据，而且有时还更其广泛地利用了其他科学来解决一些通过这些科学可以获得解决的问题。
这里特别讲到要“两条腿”走路，但要用非常明确的语言把这个意思极其简单地表达出来，是直到现在才能如此。我通过自己这个实践懂得了马列主义的一句话：真理都是极其朴素的。至于说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结合怎样占比例，是要看具体的材料、具体的主题。以前的前辈学者的文艺学论文，如我很佩服的朱自清、陈寅恪、浦江清、朱光潜等先生的文章，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这一点。
关于这个“两点论”，就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这是一个原则。一个东西弄到最后就是这样简单，比如说空间，它的极致是其小无内、其大无外，时间是无始无终，纯哲学的概念就是这么理解。但是具体到任何一个问题，文献学同文艺学的比例，它使用的分寸，每个问题都不同，一定要加上这一条，就是说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儒家讲仁，最后只有一点，仁就是人际关系，两个人，这就变得无所不包了。但是《论语》上孔子同门人谈仁，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你不用担心，无所不包不会一无所包，这是个艺术实践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上，形象永远是大于思想的，所以当它表现出来，被你具体感受的时候不一样，解决的途径也就不同了。我是这样体会这个问题，否则的话的确会变得空空荡荡。学术史上的大师研究一辈子，最后一定能够用极其简单的道理概括是一个原则，但是你实践到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必须是非常具体的。所以说两点论永远颠扑不破。
我写《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以及《闲堂文薮》，整个来说，我写文章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一般的、很容易证明的，这样的文章我是不写的。如果文章写得像一汪清水一样，一上来一眼就能看到底，这样的文章没有必要写。总之，如果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想法最好不写。清朝有个古文家说写文章，最重要的是删题，剩下的文章就会较好，我写论文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写的论文不是很多。我如果觉得一个题目没有多少意思，就不写了。同时，我就情愿写得很短。我有一篇文章写那个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要是写成一篇大文章，不知要写多长，但是我最后就写了两千字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太忙，没有时间写。其实这个题目你将来如果有好学生，好学深思的，还可以写成一篇博士论文，这是个好题目。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了。其实我的《治学小言》里，每一个题目往往只有千把字、几百字，都可以写成大文章。还有一点，无论是写论文，还是抒情文字，我始终非常注意文字的简洁。有好多人，能够把文章写得很长，是一种本领。我没有这种本领。鲁迅的小说真是了不起，他写得很短。现在人文章越写越长，这个与物质文明的发达也有关系。大家用电脑打字，非常方便。这里面，很大的问题是学风。怎样写才能在学问方面得到益处，或是在经济、物质方面得到好处？一心想到多得稿费，自然文章越写越长。但从另外一方面想，写得短些，人家看起省力。三个钟点能够看完的，为什么要他五个钟点看完呢？这还是个群众观点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个学风问题。我们现在要保持南京大学的良好的学风，如果能够保持个三代四代传下去，不是要完全亦步亦趋。孔子说的“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学风的培养，不是让你抹杀个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个性。既不能够没有规范，又不能够丧失个性。难就难在这里。我早年在散文方面没有用过功，到了南京以后，我在这方面下过一些工夫，在《闲堂诗文合钞》里面大概有五六十篇文章。以前几乎没有，根本不做，回避了问题，后来我就迎头赶上，有一些进步，但不能令自己满意。自己会写，在回过头来看古人的文章，就能够有体会。比如你写论诗的文章，我总劝你们自己写点诗，并不是要你们能够写得像陆放翁、杨万里那样好，但是自己能做，就有体会，理解古人的诗就深刻。这个不带勉强，自己感觉到非写不可了，那就写吧。那个时候我写了几首诗批评郭沫若，在安徽的《艺谭》杂志上发表了，就有人去告，主编不理他，告的人也只好算了。如何能够宽容，不仅是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宽容，在文学艺术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做法的宽容，也非常重要。否则的话，结果吃亏的是自己。特别是搞文学理论的人，应该允许、欣赏异量之美，能够体会别人。
2、关于《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最早我写的一些文章，多半是学生问我问题，有的能够回答，有的答不出。答不出的问题，我就摆在那里，慢慢地想。行卷问题，就是从王维的那首诗《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引发而来的。沈德潜对这首诗有个评论，他还是科举时代的人，他的时代虽然与唐代不同，但那个社会结构、制度，特别是科举考试，与唐代没有太多的区别。所以沈德潜的评语是有一定的生活依据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看到了寅恪先生谈唐朝行卷的文章。后来我遇到有关的资料，就纂录下来。但在后来写的时候，对这些资料又去掉很多。这些去掉的资料，不约而同，后来傅璇琮先生都注意到了。他就把题目扩大了，写成《唐代科举与文学》，有三十多万字。我最后把这里去掉，那里去掉，只剩下六万多字。我觉得这是一个钻得较深的题目。现在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有关唐朝人的笔记、小说中讲科举的，丢失得太多，不是很完备。所以，我能找到的就找，实在找不到的，就算了。比如说，像王涯被刺的事情，甘露之变，那一年的进士行卷，很多人是写小说，就是写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材料一点也找不到。我这本书出来以后，比较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就是因为它在很窄的范围内开掘得很深。傅先生读书范围很广、很博雅，但是关于行卷这一部分，他的书能够补充我的也很少。后来台湾的罗联添先生也写过这个问题，不过他是偏重书札，收集得相当详备。如何通过历史材料同文学的考试制度结合起来，文史结合的研究，我做得比较具体的就是这本书。后来我就再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关于这样一个题目，基本上差不多了。稍微有个别的可以加上去，也可以不加的材料，比如说穿锦半臂，就是穿很漂亮的衣服，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材料，才又加上去的。所谓“真销得锦半臂也”。就是说，进士行卷制度不仅是本身一个考试的问题，也牵涉到社会的风习，连穿衣服都有影响。这个同《东城老父传》讲那个天下之人皆衣皂，穿黑衣服，因为唐朝的军队是穿黑衣服的。进士都是穿锦半臂的衣服，少年爱漂亮也穿。这种材料其实是可加可不加的。黄耀先先生就说，这种材料可以删掉。因为他喜欢做古文，主张雅洁。
介绍我的太老师程千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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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被开拓的诗世界》
讲杜诗我从武汉大学到南京大学，讲过多少遍。每一次我都换讲义，实际上就是换内容。我当时的想法，是要通过对讲义的改变，使学生通过讲义能够了解到杜诗的各个方面。最后一次是给你们讲杜诗，后来就再也没有开过这门课。我就想，是不是可以通过论文的形式，把我对于杜诗的一些想法总结一下。当时我就找到砺锋同宏生两个人，我对他们说：“想写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已经有了结论，你们把这个结论作有条理的表达。”后来他们就试了一下。我提出一个结论，你如何达到这个结论，我不说。《被开拓的诗世界》里的论文，我自己写了一篇，就是谈《饮中八仙歌》的那篇。砺锋、宏生也各自写了一篇。还有八个题目，我就分给他们两个人，一人写四篇。这样一来，有的题目比较容易，有的题目比较困难。所以有的写得比较好，有的写得不能满意。写得不好，我就改；写得好的，我就再使它精密一些。我曾经提到其中有一篇我改得很厉害，就是关于“白战体”的那篇。宏生起初没有体会到我的意思，我几乎完全重新写过，后来他就理解了。所以我觉得，老师与同学合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导研究生的方法。而且先告诉他结论，再要他把这个结论完全弄清楚，又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后来宏生作毕业论文《江湖诗派研究》，傅璇琮先生称赞他，说他进步得很快，这与我同他们合作写上面的论文或许有很清楚的关系。这本书出来以后，对于人们研究杜诗还是有帮助的，因为其中提出的问题，是过去研究者没有十分注意的方面。我一方面注意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同时注意到以前人忽略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与同学合作，有明确的结论，也有解决的方法，可是要同学亲自做一遍，这样对他们的发展比较快。这本书所起的很大的作用是在培养学生方面。
4、关于《校雠广义》
我的治学可以说是从校雠学入手的。1934年秋，我跟刘衡如老师学习目录学，写了一篇题为《〈韩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的学期论文，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屈赋、荀赋、陆赋三家分类的标准，作了合理的说明。此文发表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二卷第一期。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那时我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为了巩固自己的学习，我又连续写了几篇论文，其中有《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杂家名实辨证》、《杜诗伪书考》等。这些论文后辑为为《目录学丛考》，193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为我的第一本论文集。我在1938年写的以首诗中，曾描述过当年学习校雠学的心态：
恒情恶贫贱，得饱更求馀。
吾亦常苦贫，而不乐簪裾。
撑肠借旧业，发箧著我书。
注杜称千家，幽閟烦爬梳。
孳孳事目录，琐琐及虫鱼。
埋梦盈荒斋，聊可鬼载车。
虚窗对平野，此意同春锄。
当时学术界对校雠学的名称、范畴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对于校雠学的主要内容版本、目录、典藏，往往又专精其中的某一方面。我对这一问题，曾作过深入思考，并将思考的结果记录在1941年写的《校雠广义叙录》中。略云：
今欲尽其道，则当折中旧说，别以四目为分。若乃文字肇端，书契即著，金石可镂，竹素代兴，则版本之学宜首及者一也。流布既广，异本滋多，不正脱讹，何由籀读？则校勘之学宜次及者二也。篇目旨意，既条既撮，爰定部类，以见源流，则目录之学宜又次者三也。收藏不谨，斯易散亡，流通不周，又妨锢蔽，则典藏之学宜再次者四也。盖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录，由目录而典藏，条理始终，囊括珠贯，斯乃向、歆以来治书之通例，足为吾辈今兹研讨之准绳。而名义纷纭，当加釐定，则校雠二字，历祀最久，无妨即以为治书诸学之共名，而别以专事是正文字者，唯校勘之学。其馀版本、目录、典藏之称，各从其职，要皆校雠之支与流裔。庶几尚友古人，既能追溯而明家数；启牖来学，并免迷罔失鉴衡，其亦可也。
余以颛蒙，尝攻此道，熏习既久，利钝粗知。阅览古今著述，其治斯学也，或颇具深思，而零乱都无条理或专精一事，而四者鲜有贯综。其极至主版本者，或忘其校勘之大用，而陷于横通；主校勘者，或详其底本之异同，而遗其义理；主目录者，或侈谈其辨章考镜，而言多肤廓；主藏弆者，或矜秘其一廛十驾，而义乏流通。盖甚矣，通识之难也。今辄以讲授馀闲，董其纲目，正定名义，釐析范畴，截取旧文，断以律令，明其异同得失，详其派别源流，成书四篇，命为广义。俾治书之学，获睹其全，入学之门，得由斯道。
1942年秋，金陵大学已迁至成都，我就母校之聘。那时，衡如先生仍然担任着文学院长，工作非常忙，因为知道我在继续学习校雠学，并且计划写一部比较全面的书，就将这门功课派我担任。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既求之不得，又诚惶诚恐的事。于是就一边讲，一边写下去。1945年，我改到武汉大学工作，担任的课程当中，仍然有这一门，积稿也随之逐渐充实。解放以后，进行教学改革，这门课被取消了。随后我又因人所共知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近二十年，对这部没有完成的稿子更是理所当然地无暇顾及了。但是对衡如先生的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我一直铭记在心，尝写《上衡如先生》诗二首：
老厌京尘自闭关，还将肠胃绕钟山。
长怀寂寞刘夫子，广座春风梦寐间。
争关梦觉叹何曾，敬业传薪愧不能。
未死白头门弟子，尚留孱愧感师承。
1978年，我重新出来工作，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考虑到如果要他们将来能够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则校雠学的知识和训练对他们仍然是必要的，于是就从十年浩劫中被抢夺、被焚烧、被撕毁、被践踏的残存书稿中去清查那部未完成的《校雠广义》，结果是校勘、目录两部分还保全了若干章节，至于版本、典藏两部分，则片纸无存。但因为工作需要，也只好仓促上马，勉力讲授。这就是后来由南京大学研究生徐有富、莫砺锋、张三夕和山东大学研究生朱广祁、吴庆峰、徐超等同学记录整理的《校雠学略说》。
有富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和当年我随刘、汪两位先生学习这门科学时深感兴趣一样，他也对校雠学有强烈的爱好，并且有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决心。因此，我就不仅将这门功课交给了他，而且将写成这部著作的工作也交给了他。我能够与有富合作写这部书，教学相长，薪尽火传，实为晚年的一大乐事。
《校雠广义》一书可以说写了半个世纪，终于在1996年完成了。根据我国传统文化而建立的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个部分的校雠学，也许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我们将重点放在这门科学的实际应用方面，而省略其历史发展的记载。应该指出的是，校雠学并不是我专攻的专业，本书也说不上是一本校雠学的学术专著。前辈的目录学大师如余嘉锡、姚名达先生，其学术水平非我能望其项背者。同时代的专家如张舜徽、来新夏等先生，其专业知识也远胜于我和有富。我比较有自信心的是，上述诸名家的校雠学著作或综论校雠学史，或专论校雠学某一分支的深奥问题，而本书则是比较全面地论述校雠学的实际操作方法的教科书。所以对于初涉文史研究工作的学生而言，本书或许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5、关于《文论十笺》
最初我到武汉大学工作，中文系主任刘博平先生根据文学院长刘永济先生的提议，想把中文系的学生与一般性的大一国文课区别开来，一周五小时。我就问刘永济先生用什么样的讲义。他想了一下说：“你可以自己编讲义。”当时大一国文用的讲义，是黄耀先（焯）先生选的，比较偏重散文。后来我就想讲一点带有文学理论的内容。当时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个讲义，分上中下三篇，一篇是总论，一篇是骈文，一篇是散文。骈文和散文主要是选本的序跋，比如《古文辞类纂》的序，《骈体文钞》的序，等等。总论就选了十篇文章。拿给刘先生看，刘先生就让我试着边教边改进。我就开始对这十篇文章作注解。头一篇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学总略》，庞石帚先生有个注，注得很详细。后来才晓得《文史通义》也有叶长青先生的注，当时我没有看到。一年讲下来，根本没有时间讲总论以外的东西，我就向文学院长、系主任汇报了，他们认为比一般的大一国文在程度上是提高了。后来我到金陵大学，我就要求系主任高文先生，仍然用这个讲义教中文系一年级的国文。在金陵大学的时候，这个书的初稿写好了，金大有些钱，他们就印了出来。用线装的，题为《文学发凡》。我后来也没有时间把骈文和散文的部分继续注解。当时叶圣陶先生已经回复了开明书店编译所，他是所长。我就把这部稿子给他，他就接受了，寄到上海。抗战胜利以后，开明书店就把它印出来了，把题目改成《文论要诠》。开明一共就印过那一回，但是后来台湾和香港都有盗版，没有通知我，也不给任何报酬。后来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印的时候，我就把书名改成《文论十笺》。后来又收入我的选集之中。每次重印，我都尽可能地作些修改补充。日本学者把这本书当成文学概论的教材来用。这部书不是很完整的体系，就我来说，是第一次伴随着前人的工作，加了一点工。十篇文章，有注解，有按语，还成个体系。当时我下了个决心，也和刘先生商量过，没有选《文心雕龙》。现在想来，这是对的，因为《文心雕龙》太完整。这本书许多人喜欢，生命力很强。
讲杜诗我从武汉大学到南京大学，讲过多少遍。每一次我都换讲义，实际上就是换内容。我当时的想法，是要通过对讲义的改变，使学生通过讲义能够了解到杜诗的各个方面。最后一次是给你们讲杜诗，后来就再也没有开过这门课。我就想，是不是可以通过论文的形式，把我对于杜诗的一些想法总结一下。当时我就找到砺锋同宏生两个人，我对他们说：“想写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已经有了结论，你们把这个结论作有条理的表达。”后来他们就试了一下。我提出一个结论，你如何达到这个结论，我不说。《被开拓的诗世界》里的论文，我自己写了一篇，就是谈《饮中八仙歌》的那篇。砺锋、宏生也各自写了一篇。还有八个题目，我就分给他们两个人，一人写四篇。这样一来，有的题目比较容易，有的题目比较困难。所以有的写得比较好，有的写得不能满意。写得不好，我就改；写得好的，我就再使它精密一些。我曾经提到其中有一篇我改得很厉害，就是关于“白战体”的那篇。宏生起初没有体会到我的意思，我几乎完全重新写过，后来他就理解了。所以我觉得，老师与同学合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导研究生的方法。而且先告诉他结论，再要他把这个结论完全弄清楚，又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后来宏生作毕业论文《江湖诗派研究》，傅璇琮先生称赞他，说他进步得很快，这与我同他们合作写上面的论文或许有很清楚的关系。这本书出来以后，对于人们研究杜诗还是有帮助的，因为其中提出的问题，是过去研究者没有十分注意的方面。我一方面注意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同时注意到以前人忽略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与同学合作，有明确的结论，也有解决的方法，可是要同学亲自做一遍，这样对他们的发展比较快。这本书所起的很大的作用是在培养学生方面。
4、关于《校雠广义》
我的治学可以说是从校雠学入手的。1934年秋，我跟刘衡如老师学习目录学，写了一篇题为《〈韩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的学期论文，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屈赋、荀赋、陆赋三家分类的标准，作了合理的说明。此文发表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二卷第一期。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那时我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为了巩固自己的学习，我又连续写了几篇论文，其中有《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杂家名实辨证》、《杜诗伪书考》等。这些论文后辑为为《目录学丛考》，193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为我的第一本论文集。我在1938年写的以首诗中，曾描述过当年学习校雠学的心态：
恒情恶贫贱，得饱更求馀。
吾亦常苦贫，而不乐簪裾。
撑肠借旧业，发箧著我书。
注杜称千家，幽閟烦爬梳。
孳孳事目录，琐琐及虫鱼。
埋梦盈荒斋，聊可鬼载车。
虚窗对平野，此意同春锄。
当时学术界对校雠学的名称、范畴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对于校雠学的主要内容版本、目录、典藏，往往又专精其中的某一方面。我对这一问题，曾作过深入思考，并将思考的结果记录在1941年写的《校雠广义叙录》中。略云：
今欲尽其道，则当折中旧说，别以四目为分。若乃文字肇端，书契即著，金石可镂，竹素代兴，则版本之学宜首及者一也。流布既广，异本滋多，不正脱讹，何由籀读？则校勘之学宜次及者二也。篇目旨意，既条既撮，爰定部类，以见源流，则目录之学宜又次者三也。收藏不谨，斯易散亡，流通不周，又妨锢蔽，则典藏之学宜再次者四也。盖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录，由目录而典藏，条理始终，囊括珠贯，斯乃向、歆以来治书之通例，足为吾辈今兹研讨之准绳。而名义纷纭，当加釐定，则校雠二字，历祀最久，无妨即以为治书诸学之共名，而别以专事是正文字者，唯校勘之学。其馀版本、目录、典藏之称，各从其职，要皆校雠之支与流裔。庶几尚友古人，既能追溯而明家数；启牖来学，并免迷罔失鉴衡，其亦可也。
余以颛蒙，尝攻此道，熏习既久，利钝粗知。阅览古今著述，其治斯学也，或颇具深思，而零乱都无条理或专精一事，而四者鲜有贯综。其极至主版本者，或忘其校勘之大用，而陷于横通；主校勘者，或详其底本之异同，而遗其义理；主目录者，或侈谈其辨章考镜，而言多肤廓；主藏弆者，或矜秘其一廛十驾，而义乏流通。盖甚矣，通识之难也。今辄以讲授馀闲，董其纲目，正定名义，釐析范畴，截取旧文，断以律令，明其异同得失，详其派别源流，成书四篇，命为广义。俾治书之学，获睹其全，入学之门，得由斯道。
1942年秋，金陵大学已迁至成都，我就母校之聘。那时，衡如先生仍然担任着文学院长，工作非常忙，因为知道我在继续学习校雠学，并且计划写一部比较全面的书，就将这门功课派我担任。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既求之不得，又诚惶诚恐的事。于是就一边讲，一边写下去。1945年，我改到武汉大学工作，担任的课程当中，仍然有这一门，积稿也随之逐渐充实。解放以后，进行教学改革，这门课被取消了。随后我又因人所共知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近二十年，对这部没有完成的稿子更是理所当然地无暇顾及了。但是对衡如先生的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我一直铭记在心，尝写《上衡如先生》诗二首：
老厌京尘自闭关，还将肠胃绕钟山。
长怀寂寞刘夫子，广座春风梦寐间。
争关梦觉叹何曾，敬业传薪愧不能。
未死白头门弟子，尚留孱愧感师承。
1978年，我重新出来工作，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考虑到如果要他们将来能够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则校雠学的知识和训练对他们仍然是必要的，于是就从十年浩劫中被抢夺、被焚烧、被撕毁、被践踏的残存书稿中去清查那部未完成的《校雠广义》，结果是校勘、目录两部分还保全了若干章节，至于版本、典藏两部分，则片纸无存。但因为工作需要，也只好仓促上马，勉力讲授。这就是后来由南京大学研究生徐有富、莫砺锋、张三夕和山东大学研究生朱广祁、吴庆峰、徐超等同学记录整理的《校雠学略说》。
有富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和当年我随刘、汪两位先生学习这门科学时深感兴趣一样，他也对校雠学有强烈的爱好，并且有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决心。因此，我就不仅将这门功课交给了他，而且将写成这部著作的工作也交给了他。我能够与有富合作写这部书，教学相长，薪尽火传，实为晚年的一大乐事。
《校雠广义》一书可以说写了半个世纪，终于在1996年完成了。根据我国传统文化而建立的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个部分的校雠学，也许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我们将重点放在这门科学的实际应用方面，而省略其历史发展的记载。应该指出的是，校雠学并不是我专攻的专业，本书也说不上是一本校雠学的学术专著。前辈的目录学大师如余嘉锡、姚名达先生，其学术水平非我能望其项背者。同时代的专家如张舜徽、来新夏等先生，其专业知识也远胜于我和有富。我比较有自信心的是，上述诸名家的校雠学著作或综论校雠学史，或专论校雠学某一分支的深奥问题，而本书则是比较全面地论述校雠学的实际操作方法的教科书。所以对于初涉文史研究工作的学生而言，本书或许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5、关于《文论十笺》
最初我到武汉大学工作，中文系主任刘博平先生根据文学院长刘永济先生的提议，想把中文系的学生与一般性的大一国文课区别开来，一周五小时。我就问刘永济先生用什么样的讲义。他想了一下说：“你可以自己编讲义。”当时大一国文用的讲义，是黄耀先（焯）先生选的，比较偏重散文。后来我就想讲一点带有文学理论的内容。当时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个讲义，分上中下三篇，一篇是总论，一篇是骈文，一篇是散文。骈文和散文主要是选本的序跋，比如《古文辞类纂》的序，《骈体文钞》的序，等等。总论就选了十篇文章。拿给刘先生看，刘先生就让我试着边教边改进。我就开始对这十篇文章作注解。头一篇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学总略》，庞石帚先生有个注，注得很详细。后来才晓得《文史通义》也有叶长青先生的注，当时我没有看到。一年讲下来，根本没有时间讲总论以外的东西，我就向文学院长、系主任汇报了，他们认为比一般的大一国文在程度上是提高了。后来我到金陵大学，我就要求系主任高文先生，仍然用这个讲义教中文系一年级的国文。在金陵大学的时候，这个书的初稿写好了，金大有些钱，他们就印了出来。用线装的，题为《文学发凡》。我后来也没有时间把骈文和散文的部分继续注解。当时叶圣陶先生已经回复了开明书店编译所，他是所长。我就把这部稿子给他，他就接受了，寄到上海。抗战胜利以后，开明书店就把它印出来了，把题目改成《文论要诠》。开明一共就印过那一回，但是后来台湾和香港都有盗版，没有通知我，也不给任何报酬。后来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印的时候，我就把书名改成《文论十笺》。后来又收入我的选集之中。每次重印，我都尽可能地作些修改补充。日本学者把这本书当成文学概论的教材来用。这部书不是很完整的体系，就我来说，是第一次伴随着前人的工作，加了一点工。十篇文章，有注解，有按语，还成个体系。当时我下了个决心，也和刘先生商量过，没有选《文心雕龙》。现在想来，这是对的，因为《文心雕龙》太完整。这本书许多人喜欢，生命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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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史通笺记》
我第二次到武汉大学，我开了一门《史通》的课，作为一门专书研究的课。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作注。拿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作底本，他不完整的地方，我就增补；他有错误的地方，我就纠正。《史通笺记》前面有八条凡例，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后来交给中华书局，他们提出应该有凡例才完整，所以是后来才写的。我一直很感谢邓广铭先生，那个时候胡适当北大校长，他当秘书，他可以指挥底下的工作人员抄书。当时金克木先生也在武大，金先生和邓先生关系很好。我要是在武汉大学找不到的书，我就请金克木先生写信给邓先生，他就帮我从图书馆里把书借出来，请人抄好，抄得很工整。我这部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丢掉了。学生说拿去审查，实际上就往一个地方一丢，不管了。隔了四五年，他们又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交给沈祖棻。除了《史通笺记》以外，还有《行卷》等一大堆稿子，沈祖棻气喘嘘嘘地抱回来，以为我会很高兴，因为我一直念叨着这些稿子，可是我拿到之后，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不知说什么好。再后来，我就重新整理一下，并且把每部书都抄了一个副本，因为那时没有复印机。保存这些东西很不容易。《史通笺记》较《通释》更为完备，特别是收入了近代学者的研究资料。
7、关于《两宋文学史》
1956年的时候，教育部想组织一个班子，写一部文学史的教科书，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我和冯沅君先生是一个组，她是组长，我们负责的是宋元部分。我那时才四十多岁，就有一个想法，如果自己能够像刘大杰先生那样，写一部中国文学通史，是一项值得尝试的工作，那时很少有个人写文学通史的。我最初的想法是受到刘大杰先生的启发，我写文学史的时候，很多文学史著作还没有出来，比如余冠英先生的三卷本，或者游国恩先生的四卷本。我所能够作为基础，或者说是学习的对象，就是刘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部书后来因为评法批儒的关系，被改得一塌糊涂。刘先生这个人是很善良的，他在上海呆久了，当然也善于世故应酬，所以他当系主任、文学院长，都很会当。他是受了当时评法批儒的影响，自己不由自主地陷进去了。这个问题我后来在北京开会，见了面也和他谈过，他也很后悔。这个人非常聪明，学问上很有通识，所以文学史写得很好。后来改成那个样子，不是他的意思。我最初就是根据刘先生这个书作为基础，想把它再扩大一点。我就把这个想法同冯先生谈了，她是个在女性学者中很有气派的人，就认为很好。她作为主编之一，也很赞成。我就这样开始写了。那时我的工作很紧张，因为当时倾向于把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很重要的课，每周六小时。我大约连材料带自己的讲授，一小时需要二千五百字的讲稿。按照这样来算，一个星期差不多要写一万五千字。武汉大学的印刷条件很好，随时写出来，随时就可以排出来。于是我就先写了宋元部分的文学史稿，到了第二学期，也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最初学校对这些所谓犯了“错误”的人究竟能不能上课，也拿不准，因为教育部没有命令，后来一直到很迟，才决定右派不上课，统统要改造。在这之前，我就基本上把宋元两代写完了。写完了以后，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我就把这些稿子搁在那里了。此外，也有一部分明清文学史的稿子，记得是有关几部长篇小说的，后来这些稿子也不知去向了。到了南京以后，我有条件整理旧稿。但如果要整理，就必须化很多时间来看材料，特别是二十多年中的一些学术记录。我考虑了一下，就觉得化太多的时间来整理宋元文学史，会不会妨碍带研究生的工作，当然也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后来偶然一次我同吴新雷先生谈起，自己有一部稿子，想把它整理一下，但没有时间，问他是否愿意做。吴先生是专门研究戏曲的，也作一些小说的研究。他过去研究问题比较细致，但范围相对较窄，所以要他写这样一部大书，他也要好好考虑。我就对他说，在这部书中，自己感觉不足的主要是宋代的话本、南戏，也就是说，是宋元时期处于萌芽状态的戏曲、小说，而这一方面正是他的长处，如果他来担任的话，这部书可以写得很好。我已经有一个基本的稿子，请吴先生来看，不满意的地方就去掉，满意的就保留。他就答应下来了。他这个人有个非常好的特点，就是重然诺，答应了的事情就不会在中间打退堂鼓。他写得很快，我们又在一所学校，经常讨论。我也有些意见和他不一样，他也很爽快，可以就改，不可以就坚持。他也是胡小石、汪辟疆先生的学生，毕业比我迟，我们的私人关系还是很好的。后来我们把这部书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们很快就接受，并印了出来。本来还有元朝部分，写完宋代以后，我就问吴先生是否愿意继续将辽金元代部分合作完成。但他的工作方面有个转折，就是匡老请他去主持思想家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他当了一阵也不习惯，就辞掉了。他后来专心于戏曲史的写作，也有了成果。总的来说，这部书是以我下决心写一部文学通史开始，其结果是写了个两宋的断代文学史，而且最后还是请吴先生帮忙才写完的。所以我在后记中很有感慨的说：“就我个人来说，一部1957年春天就写成了初稿的书，一直要等到1988年，还是在一位朋友的大力协同之下，才能完成，历程竟达31年之久，这是不幸呢，还是幸运？亲爱的读者们，请在读完这部书之后，代我回答这个使我不无迷惘的问题吧。正是：‘韶光到眼轻消遣，过后思量总可怜。’”
8、关于《程氏汉语文学通史》
关于文学史，我尝试过好多种写法。一种是摹仿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那个在旧的历史学家中有这么一派，他们把原始材料低两格写，个人的观点如同纲目一样，顶格写。很有名的书有邓之诚的《中国二千年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还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学通史纲要》（就是《十四朝文学要略》），都是这一派。我也尝试着写了六七篇，曾在湖北大学的学报上连续发表过。后来收在书里的时候，我觉得汉魏六朝部分写得较好，其馀的不行，我就留了三章，收在《闲堂文薮》里。另外我还写过宋元文学史，那是一个断代文学史。此外，我还写过一个很压缩的文学史，那是我在武汉大学当中文系主任的时候，历史系的吴于廑先生，同我私人关系非常好，他当时是历史系主任，想要让历史系的学生扩大一些知识面，学一门中国文学史和一门中国哲学史，希望中文系能给他们开这门课。我就和一些先生商量，但他们已经习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段中讲课，要从上古讲到近代，觉得很麻烦。这样一来，只有我自己讲。我就在历史系开了中国文学通史的课，后来就当了右派。这部稿子还在，但我也一直没有想到把它完成。一直到前年，有人问我是否还有什么存稿，我就说有一部文学史的稿子，但不完整，现在也没有这个精力来从头至尾写一遍了。我对程章灿一直有个想法，他在本科阶段读的是历史系，偏重于亚洲史，后来转到中文系来，文学史的基础不够，要好好再学一学。我就问他：“我有一部稿子，你能不能帮我看看。”不是要他审查，而是要他补充。通过改这部文学史稿，使他从中得到提高。后来他就说试一试。因为我们都姓程，就取名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所以我是写过一个纲目式的文学史，写过一个断代文学史，又写过一个文学通史。最初写这部文学通史的时候，好多文学史都还没有出版，我就根据自己的想法，认为哪些东西是应该要写的，我就把它们写进去了。写得很简单，所以只要自己手上掌握的材料够，我就写一章，所以内容和一般的文学史很不一样。最初拿给辽海出版社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出了一批文学史，包括章培恒他们的文学史，他们就有个疑问，这部书会不会与别的文学史重复，到时卖不出去。我就说，能否卖出去我不知道，但不会重复，因为我写的东西别人没看到，我从来没有发表过。比如说，八股文我们就列了一章。还有一些游戏文字，只要有材料，我们都写。另外像汉魏六朝的传记文学，这是受到朱东润先生的启发，我们觉得那些材料根据《隋书•经籍志》的目录以及清人的辑佚，很容易将它写成一章。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游戏文字在文学史上不占有重要性。照我的看法，这个重要性在不同角度会得出不同结论。比如说对联，它对于民间的风俗，从过年贴红对联起，过寿、结婚，到名胜古迹，非常普遍。它事实上就是小骈文。骈文里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很好的对联，它是从骈文中分化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很重要。但真正要说哪一个人作对联做得非常出名，比如说清朝末年在扬州有个方地山，被人称作“联圣”，的确做得很好，但总不能把“联圣”和曹雪芹、吴敬梓相提并论。到现在为止，在湖南、广东这些地方，还非常注重对联，在民间还是受到普遍欢迎。如果我们认为文学史不仅仅是文士手上的工具，也包括老百姓的话，那么就应该把这些文学样式的地位提高一下。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朱东润先生总是说刘博平先生的观念守旧，不把白话文看成是文学。五四时期像这样的人不稀奇，刘博平就是黄季刚先生在北大的学生，当时把新文学看成是引车卖浆者流的作品。当时胡适敢提出《尝试集》，“八不主义”，还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现在倒过头来看，比如说一个人教古诗，可以说自己不会作诗，也反对作旧诗。这个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不行，如果汪辟疆先生教苏诗，王伯沆先生教杜诗，他说自己不会作诗，我们是难以想象的。我不过毕业了六十年，就完全改变了。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作旧诗，做得怎样是另外一回事，旧诗体的刊物比起新诗的刊物《诗刊》这么独此一家要多得多，总有好几十家。有人赞赏，也有人反对，这就比较正常。所以，如何理解文学样式的社会化，在文学史的写作中要考虑到。我们这部文学史是比较有条理地介绍了一些过去文学史上所不提的内容，我们写了，大家不欢迎，那将来不重印，也就消失掉了。但总应该试一试。我们原来还有个想法，就是把五四运动以后直到现在也写几章。后来我们觉得自己在这一方面没有用过功，临时学习恐怕会使这部书本身的质量降低，所以就没有再写下去。这部书出来之后，很难说学术界会给个什么样的评价，但至少是与别人的不太相同。总的来说，我就感觉到，写文学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作品，我们要用文字去表达它，而且又不能形象的文字而是要用抽象的文字。怎么能够抽出一些条条框框来，而这些条条框框与文学的实际又不是想去太远，很难捉摸。依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往往是自己被哪些作品所感动，然后用你所认为适当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写得很不错，但究竟写得怎样，也很难讲。要把文学史写好，就必须对每个作家都研究得很精深，这就需要专家；而写文学史又需要通才，具有广博的知识，而且还要很泼辣，不能太拘谨，这是一对矛盾。你对一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看法，往往你的实际功底达不到那个高度。幸亏我们的合作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我认为和同学、朋友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没有顾忌，彼此之间能够坦诚交换看法。
9、关于《宋诗精选》
这部书在收入我的文集的时候，改成了《读宋诗随笔》，就是把这部书中的品评的部分辑出来汇集而成。这部书就我个人的爱好而言，我非常喜欢。它不是一部很好的宋诗选本，并不能够反映整个宋诗的面貌，但是，凡是我所选的诗，都是我有些个人想法，也仅仅把自己的那点想法写了出来，就几百个字。当时出版社有个很奇怪的想法，希望不要写得太多。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有些先生写起东西太长，前辈当中，俞平伯先生就是这样。他讲词，一高兴起来，一首小令可以讲上几千字。而我原来就是不喜欢写长文章，所以我只写几百字。我特别注意所选的诗有什么特点，我有什么体会。如果有特点，而我又没有能够发现，我就不写。一定要既能发现起特点，又能将它表达出来，在这个前提下，我才会写下来。所以，写作的时候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只要喜欢这首诗，有所体会，就选了。这是一部晚年之作，自己在写作时没有什么拘束，比较自由。其中所表达的道理都比较朴实，能够代表我晚年的一些看法。写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比如说我写到王安石的《明妃曲》，我觉得朱自清先生讲得很好，我就抄上去了，自己不加一语。我觉得一个人写文章，写到最后，自己不约束自己，很随便，这是一个到老年才能达到的境界。锺仲伟说“文多拘忌，伤其真美”。我早年的文章多少有些矜持，有意识想把文章写得好一些，这样就不够自然。写这部书的时候，因为比较放松，写得比较快，也不苦。我觉得做学问能够做到自我放松的自在的境界，是比较高的，这个境界不是一下子能够达到的。我现在就是觉得当时选少了一点，现在也没有精力再写了。我觉得这部书对于一个才学宋诗的人，作为宋诗入门的书是很好的。你有我早年和缪琨先生合作的《宋诗选》，把这两部书放在一起合看，就可以看出我的进步了。
我第二次到武汉大学，我开了一门《史通》的课，作为一门专书研究的课。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作注。拿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作底本，他不完整的地方，我就增补；他有错误的地方，我就纠正。《史通笺记》前面有八条凡例，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后来交给中华书局，他们提出应该有凡例才完整，所以是后来才写的。我一直很感谢邓广铭先生，那个时候胡适当北大校长，他当秘书，他可以指挥底下的工作人员抄书。当时金克木先生也在武大，金先生和邓先生关系很好。我要是在武汉大学找不到的书，我就请金克木先生写信给邓先生，他就帮我从图书馆里把书借出来，请人抄好，抄得很工整。我这部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丢掉了。学生说拿去审查，实际上就往一个地方一丢，不管了。隔了四五年，他们又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交给沈祖棻。除了《史通笺记》以外，还有《行卷》等一大堆稿子，沈祖棻气喘嘘嘘地抱回来，以为我会很高兴，因为我一直念叨着这些稿子，可是我拿到之后，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不知说什么好。再后来，我就重新整理一下，并且把每部书都抄了一个副本，因为那时没有复印机。保存这些东西很不容易。《史通笺记》较《通释》更为完备，特别是收入了近代学者的研究资料。
7、关于《两宋文学史》
1956年的时候，教育部想组织一个班子，写一部文学史的教科书，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我和冯沅君先生是一个组，她是组长，我们负责的是宋元部分。我那时才四十多岁，就有一个想法，如果自己能够像刘大杰先生那样，写一部中国文学通史，是一项值得尝试的工作，那时很少有个人写文学通史的。我最初的想法是受到刘大杰先生的启发，我写文学史的时候，很多文学史著作还没有出来，比如余冠英先生的三卷本，或者游国恩先生的四卷本。我所能够作为基础，或者说是学习的对象，就是刘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部书后来因为评法批儒的关系，被改得一塌糊涂。刘先生这个人是很善良的，他在上海呆久了，当然也善于世故应酬，所以他当系主任、文学院长，都很会当。他是受了当时评法批儒的影响，自己不由自主地陷进去了。这个问题我后来在北京开会，见了面也和他谈过，他也很后悔。这个人非常聪明，学问上很有通识，所以文学史写得很好。后来改成那个样子，不是他的意思。我最初就是根据刘先生这个书作为基础，想把它再扩大一点。我就把这个想法同冯先生谈了，她是个在女性学者中很有气派的人，就认为很好。她作为主编之一，也很赞成。我就这样开始写了。那时我的工作很紧张，因为当时倾向于把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很重要的课，每周六小时。我大约连材料带自己的讲授，一小时需要二千五百字的讲稿。按照这样来算，一个星期差不多要写一万五千字。武汉大学的印刷条件很好，随时写出来，随时就可以排出来。于是我就先写了宋元部分的文学史稿，到了第二学期，也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最初学校对这些所谓犯了“错误”的人究竟能不能上课，也拿不准，因为教育部没有命令，后来一直到很迟，才决定右派不上课，统统要改造。在这之前，我就基本上把宋元两代写完了。写完了以后，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我就把这些稿子搁在那里了。此外，也有一部分明清文学史的稿子，记得是有关几部长篇小说的，后来这些稿子也不知去向了。到了南京以后，我有条件整理旧稿。但如果要整理，就必须化很多时间来看材料，特别是二十多年中的一些学术记录。我考虑了一下，就觉得化太多的时间来整理宋元文学史，会不会妨碍带研究生的工作，当然也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后来偶然一次我同吴新雷先生谈起，自己有一部稿子，想把它整理一下，但没有时间，问他是否愿意做。吴先生是专门研究戏曲的，也作一些小说的研究。他过去研究问题比较细致，但范围相对较窄，所以要他写这样一部大书，他也要好好考虑。我就对他说，在这部书中，自己感觉不足的主要是宋代的话本、南戏，也就是说，是宋元时期处于萌芽状态的戏曲、小说，而这一方面正是他的长处，如果他来担任的话，这部书可以写得很好。我已经有一个基本的稿子，请吴先生来看，不满意的地方就去掉，满意的就保留。他就答应下来了。他这个人有个非常好的特点，就是重然诺，答应了的事情就不会在中间打退堂鼓。他写得很快，我们又在一所学校，经常讨论。我也有些意见和他不一样，他也很爽快，可以就改，不可以就坚持。他也是胡小石、汪辟疆先生的学生，毕业比我迟，我们的私人关系还是很好的。后来我们把这部书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们很快就接受，并印了出来。本来还有元朝部分，写完宋代以后，我就问吴先生是否愿意继续将辽金元代部分合作完成。但他的工作方面有个转折，就是匡老请他去主持思想家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他当了一阵也不习惯，就辞掉了。他后来专心于戏曲史的写作，也有了成果。总的来说，这部书是以我下决心写一部文学通史开始，其结果是写了个两宋的断代文学史，而且最后还是请吴先生帮忙才写完的。所以我在后记中很有感慨的说：“就我个人来说，一部1957年春天就写成了初稿的书，一直要等到1988年，还是在一位朋友的大力协同之下，才能完成，历程竟达31年之久，这是不幸呢，还是幸运？亲爱的读者们，请在读完这部书之后，代我回答这个使我不无迷惘的问题吧。正是：‘韶光到眼轻消遣，过后思量总可怜。’”
8、关于《程氏汉语文学通史》
关于文学史，我尝试过好多种写法。一种是摹仿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那个在旧的历史学家中有这么一派，他们把原始材料低两格写，个人的观点如同纲目一样，顶格写。很有名的书有邓之诚的《中国二千年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还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学通史纲要》（就是《十四朝文学要略》），都是这一派。我也尝试着写了六七篇，曾在湖北大学的学报上连续发表过。后来收在书里的时候，我觉得汉魏六朝部分写得较好，其馀的不行，我就留了三章，收在《闲堂文薮》里。另外我还写过宋元文学史，那是一个断代文学史。此外，我还写过一个很压缩的文学史，那是我在武汉大学当中文系主任的时候，历史系的吴于廑先生，同我私人关系非常好，他当时是历史系主任，想要让历史系的学生扩大一些知识面，学一门中国文学史和一门中国哲学史，希望中文系能给他们开这门课。我就和一些先生商量，但他们已经习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段中讲课，要从上古讲到近代，觉得很麻烦。这样一来，只有我自己讲。我就在历史系开了中国文学通史的课，后来就当了右派。这部稿子还在，但我也一直没有想到把它完成。一直到前年，有人问我是否还有什么存稿，我就说有一部文学史的稿子，但不完整，现在也没有这个精力来从头至尾写一遍了。我对程章灿一直有个想法，他在本科阶段读的是历史系，偏重于亚洲史，后来转到中文系来，文学史的基础不够，要好好再学一学。我就问他：“我有一部稿子，你能不能帮我看看。”不是要他审查，而是要他补充。通过改这部文学史稿，使他从中得到提高。后来他就说试一试。因为我们都姓程，就取名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所以我是写过一个纲目式的文学史，写过一个断代文学史，又写过一个文学通史。最初写这部文学通史的时候，好多文学史都还没有出版，我就根据自己的想法，认为哪些东西是应该要写的，我就把它们写进去了。写得很简单，所以只要自己手上掌握的材料够，我就写一章，所以内容和一般的文学史很不一样。最初拿给辽海出版社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出了一批文学史，包括章培恒他们的文学史，他们就有个疑问，这部书会不会与别的文学史重复，到时卖不出去。我就说，能否卖出去我不知道，但不会重复，因为我写的东西别人没看到，我从来没有发表过。比如说，八股文我们就列了一章。还有一些游戏文字，只要有材料，我们都写。另外像汉魏六朝的传记文学，这是受到朱东润先生的启发，我们觉得那些材料根据《隋书•经籍志》的目录以及清人的辑佚，很容易将它写成一章。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游戏文字在文学史上不占有重要性。照我的看法，这个重要性在不同角度会得出不同结论。比如说对联，它对于民间的风俗，从过年贴红对联起，过寿、结婚，到名胜古迹，非常普遍。它事实上就是小骈文。骈文里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很好的对联，它是从骈文中分化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很重要。但真正要说哪一个人作对联做得非常出名，比如说清朝末年在扬州有个方地山，被人称作“联圣”，的确做得很好，但总不能把“联圣”和曹雪芹、吴敬梓相提并论。到现在为止，在湖南、广东这些地方，还非常注重对联，在民间还是受到普遍欢迎。如果我们认为文学史不仅仅是文士手上的工具，也包括老百姓的话，那么就应该把这些文学样式的地位提高一下。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朱东润先生总是说刘博平先生的观念守旧，不把白话文看成是文学。五四时期像这样的人不稀奇，刘博平就是黄季刚先生在北大的学生，当时把新文学看成是引车卖浆者流的作品。当时胡适敢提出《尝试集》，“八不主义”，还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现在倒过头来看，比如说一个人教古诗，可以说自己不会作诗，也反对作旧诗。这个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不行，如果汪辟疆先生教苏诗，王伯沆先生教杜诗，他说自己不会作诗，我们是难以想象的。我不过毕业了六十年，就完全改变了。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作旧诗，做得怎样是另外一回事，旧诗体的刊物比起新诗的刊物《诗刊》这么独此一家要多得多，总有好几十家。有人赞赏，也有人反对，这就比较正常。所以，如何理解文学样式的社会化，在文学史的写作中要考虑到。我们这部文学史是比较有条理地介绍了一些过去文学史上所不提的内容，我们写了，大家不欢迎，那将来不重印，也就消失掉了。但总应该试一试。我们原来还有个想法，就是把五四运动以后直到现在也写几章。后来我们觉得自己在这一方面没有用过功，临时学习恐怕会使这部书本身的质量降低，所以就没有再写下去。这部书出来之后，很难说学术界会给个什么样的评价，但至少是与别人的不太相同。总的来说，我就感觉到，写文学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作品，我们要用文字去表达它，而且又不能形象的文字而是要用抽象的文字。怎么能够抽出一些条条框框来，而这些条条框框与文学的实际又不是想去太远，很难捉摸。依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往往是自己被哪些作品所感动，然后用你所认为适当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写得很不错，但究竟写得怎样，也很难讲。要把文学史写好，就必须对每个作家都研究得很精深，这就需要专家；而写文学史又需要通才，具有广博的知识，而且还要很泼辣，不能太拘谨，这是一对矛盾。你对一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看法，往往你的实际功底达不到那个高度。幸亏我们的合作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我认为和同学、朋友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没有顾忌，彼此之间能够坦诚交换看法。
9、关于《宋诗精选》
这部书在收入我的文集的时候，改成了《读宋诗随笔》，就是把这部书中的品评的部分辑出来汇集而成。这部书就我个人的爱好而言，我非常喜欢。它不是一部很好的宋诗选本，并不能够反映整个宋诗的面貌，但是，凡是我所选的诗，都是我有些个人想法，也仅仅把自己的那点想法写了出来，就几百个字。当时出版社有个很奇怪的想法，希望不要写得太多。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有些先生写起东西太长，前辈当中，俞平伯先生就是这样。他讲词，一高兴起来，一首小令可以讲上几千字。而我原来就是不喜欢写长文章，所以我只写几百字。我特别注意所选的诗有什么特点，我有什么体会。如果有特点，而我又没有能够发现，我就不写。一定要既能发现起特点，又能将它表达出来，在这个前提下，我才会写下来。所以，写作的时候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只要喜欢这首诗，有所体会，就选了。这是一部晚年之作，自己在写作时没有什么拘束，比较自由。其中所表达的道理都比较朴实，能够代表我晚年的一些看法。写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比如说我写到王安石的《明妃曲》，我觉得朱自清先生讲得很好，我就抄上去了，自己不加一语。我觉得一个人写文章，写到最后，自己不约束自己，很随便，这是一个到老年才能达到的境界。锺仲伟说“文多拘忌，伤其真美”。我早年的文章多少有些矜持，有意识想把文章写得好一些，这样就不够自然。写这部书的时候，因为比较放松，写得比较快，也不苦。我觉得做学问能够做到自我放松的自在的境界，是比较高的，这个境界不是一下子能够达到的。我现在就是觉得当时选少了一点，现在也没有精力再写了。我觉得这部书对于一个才学宋诗的人，作为宋诗入门的书是很好的。你有我早年和缪琨先生合作的《宋诗选》，把这两部书放在一起合看，就可以看出我的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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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楼上的要求，一次过，贴完了。
希望有志于学古代文学的人好好看，程千帆先生可是一代大师哦！
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学风与基础可说是先生扎下的，我有幸拜在先生的门徒张师宏生先生门下，故尊称程先生为太老师。
仍留在南京大学授课的程门弟子还有：
系主任莫砺峰教授，张伯伟教授，古籍所所长程章灿教授，曹虹教授，巩本栋教授。
希望有志于学古代文学的人好好看，程千帆先生可是一代大师哦！
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学风与基础可说是先生扎下的，我有幸拜在先生的门徒张师宏生先生门下，故尊称程先生为太老师。
仍留在南京大学授课的程门弟子还有：
系主任莫砺峰教授，张伯伟教授，古籍所所长程章灿教授，曹虹教授，巩本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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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谢谢老黄一次过贴完，让我能一次过看得痛快。
程千帆先生不屈不饶，认真治学的精神很值得学习。
文革让很多人无法好好的生活，更甭谈做研究，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先贤坚持了下来。
尤其喜欢程先生这句：
“我觉得做学问能够做到自我放松的自在的境界，。。。。”
还有“写文章要简洁。。。”
程千帆先生不屈不饶，认真治学的精神很值得学习。
文革让很多人无法好好的生活，更甭谈做研究，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先贤坚持了下来。
尤其喜欢程先生这句：
“我觉得做学问能够做到自我放松的自在的境界，。。。。”
还有“写文章要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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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程千帆先生的学问人生
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 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论坛
http://chin.nju.edu.cn/phpbb2/viewtopic.php?t=1590
在程千帆先生去世一周年前夕，6月2日，接到程先生高足莫砺锋教授的赠书《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即手不释卷，一鼓作气读完（对不少篇目还读了不止一遍）。因为，这本书太吸引人了；这种兴奋而激动的读书滋味，记忆中，只有在读陈平原教授赠送的同样也是纪念文集的《王瑶和他的世界》时才有过。
收入这本《纪念文集》的文章有57篇，另有“程千帆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纪要”（收有32位学者的致辞和发言）以及挽联、挽诗、挽词、唁电唁函选录。尽管这些文章或长或短，作者也长幼有别，但对程先生的道德文章，莫不交口称赞。这是一本纪念集，但又不是一般的悼亡之作、无谓的溢美之辞。“千帆的本色使我感到一种心灵的真实和温暖，在互勉的人生旅途中，常常给我这个接近百岁的老人一种生活的力量，我至今还在分享这份生命的光芒。”对于程先生，99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追怀千帆》中的这段肺腑之言，可能是再好不过的写照了。对于学界中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而言，毋宁说，这是一本难得的人生教科书。
（一）
程先生88年的人生旅途，不无传奇色彩：少年得志，大器早成，而中年厄运、身不由己，晚年大展抱负，教书育人，终成一代师表。先生体现了20世纪中国学人荣辱浮沉的际遇，更是他那一代学人的卓越代表。程先生是享誉学界内外的硕学大家，这当然是与他学问高深、著作等身分不开的，但又不仅止于此。先生之受人敬重和爱戴，还在于他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楷模，还在于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这本书，既是对先生的追悼和纪念，也是对吾等后学的鞭策与激励。读《纪念文集》，给我触动最深的正是这一点。
令程先生本人、也让许多学界中人感慨无限的是，当初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曾经使这位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的学者在武大蹉跎岁月、英雄无用武之地达18年之久，“经受了无穷尽的批判、斗争，乃至谩骂、殴打，不但侮辱人格，而且折磨肉体”（莫砺锋《莫信诗人竟平淡》），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尊严，学术报国而无门。但是，“他是那种只要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只要有一个支点，就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奇才”（吴志达《一炷心香悼恩师》）。多亏了匡亚明老先生在1978年毅然礼聘程先生到南大，先生终于获得了第二次学术青春，“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事实已经证明，匡老不仅改变了程先生晚年的命运，而且还给南大古典文学乃至全国的古典文学学科建设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程先生不负众望，“以惊人的毅力和执着的精神开始了他的暮年之旅”（周勃《垂范永远》），把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为南大带来了一个重点学科的中兴”（钟敬文《追怀千帆》），不仅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古典文学博士和“许多顶尖的人才”（周勋初《纪念程千帆先生》），而且把南大造就成名副其实的古典文学研究基地。
程先生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方法，最应值得关注和效法。程先生1955年首批招收的研究生之一吴代芳先生回忆说，“他不是停留在给我们传授知识的阶段，而是着重为我们引路。他不是只教给我们以现成的知识，而是给我们以钥匙，让我们打开宝库，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半个世纪来的风雨历程》）。程先生另一位50年代的研究生吴志达也说，“他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谈他的看法，而主要谈理解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与治学门径，他不采取填鸭式、满堂灌的方式，重在授与我们解决问题的钥匙，他说：‘我给你们猎枪，要你们自己捕获猎物’”（《一炷心香悼恩师》）。程先生说，“如果要带研究生，真正把他们带出来，就要用母亲般的慈爱和父亲般的严厉两者统一起来”（张三夕《师范》）。先生培养学生，宗旨是“德才兼备，全面教育，不光做学问，做人的方面也从严要求”，并注意因材施教、因学施教，决不拘束学生的学术个性，“不仅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见解，更鼓励学生在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上多方探索”（蒋寅《一代名师千帆先生》）。先生的认真和严格是出了名的，比如，要求学生作业不写错别字，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按先生的明确要求，“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从硕士阶段起，就不允许写任何错别字。你们以后写一个条子向我请假，也要写正楷字，不许写文字改革委员会没有公布的简化字（但可以写繁体字）。一定要注意语法是否正确，意思是否清楚”（《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72-73页）。有个硕士生，作业潦草，经多次批评而不改，最终令其退学。在程先生看来，这并非小题大做，而是为了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认真习惯。学生们都还记得先生的谆谆教诲：“像你们这样，说重了，是把方便留给自己，把困难推给别人；说轻了，也是一种随随便便、马马乎乎的习气。不是说必须一点不写错，但是，要把比例压到最小，比如说，五千个字中勉强可以出现一个。更重要的是，要养成一种谨严的学风，做到有疑便查。一个人在小的地方粗疏，要想在大的地方有成就，也难。”（张宏生《永远的芬芳》）。
著名历史学家、已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旭麓先生说过：子女和学生分别延续着一个人的生命和学术。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学生胜过子女。无独有偶，程先生晚年也是以培养学生为最大乐趣，“我即使再多写一两本书，也不过是在原来的量上增加了一点而已，如果把精力用在培养学生上，即使不写东西了，学术生命却会不断延续下去。”（张宏生《永远的芬芳》）。先生当年在武大的老学生，每每回忆起老师的讲课艺术，总是津津乐道、无尚自豪。1978年执教南大后，“虽然年事已高，但从大学语文到专业选修，他开设了多门功课，到底有多少人受了他的感召而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甚至以之作为毕生的事业，恐怕很难统计”（张宏生《永远的芬芳》）。
在老一辈学者中，程先生可能是最早也最强调学术规范的。先生曾一再说，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注意基本的操作规程和基本训练，书写与叙述要规范化，即使是写作业，“所引用的任何材料都要有出处，都要有篇名、卷数和版本。凡是能找到第一手材料的，不可以用第二手材料；凡是有不同版本、有异文的，应该加以说明”（《学记》第73页）。程先生还特别在《文艺理论研究》上撰文强调，学术研究、学术论文写作“贵在创新”，并呼吁“学术界不乏弄虚作假之风，这正如经济生活中要‘打假’一样，也要‘打假’。”（《学记》第125-134页）先生一向对不良学风“嫉恶如仇”，对学术研究中的弄虚作假“深恶痛绝”（王淮冰《明月清风 何劳寻觅》，“一贯反对华而不实的学风、文风”（贾文昭《难忘的教诲》）。程先生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先生的每一篇论文，每一本著作，无论在观点、材料上，还是在论证、逻辑上，都是非常严谨、规范”（张三夕《师范》），给人以警示。
（二）
我自己在与程先生有限的交往中，也深深体味到这位饱经沧桑的文化老人的可敬与可爱。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拜访先生，是在1998年5月21日。当时《中华读书报》第一版有一个“人物故事”专栏，主要是登载一些老先生的访谈（同时上一幅照片）。我那时在南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作访问学者，于是想就近采访程先生，因为南大要上一个老先生的话，恐怕是非程先生莫属了。
按照前一天的电话预约，下午3点，我前往先生的南秀村寓所，是先生亲自开的门，拄拐杖，但步履稳健，容光焕发。虽说以前从未见过，但先生温和而亲切，跟我谈了他的师承，在武大的遭遇、南大的知遇，盛年之际无所作为的遗憾、晚年“抢时间”的拼搏。当谈起自己培养的弟子及其成就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因为耳朵聋，谈话时，我靠先生坐得很近，而且还要大声讲话。因为患白内障，先生的视力已不行了，但他说有时候还是忍不住要抽看《吴宓日记》。先生说自己已八十五岁半了，没有什么养生之道，但坚持散步，原来喝酒抽烟的习惯也改了。先生住一楼，还特地领我看了楼后的小花园，各色花草，琳琅满目。在花园中，先生为我讲了他当初在农场为小牛接生的故事，这可能是那种无奈的生活留给老人的少有的温馨的回忆了。临走时，程先生取出已事先准备好的三种著作相赠，一种是《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先生当场在扉页上用钢笔题字留念，另两种是《被开拓的诗世界》和《闲堂诗文合抄》，由程夫人陶芸先生用蝇头小楷题字留念。前后一个小时，生怕老人因我的造访而过于劳累，到下午4点，我即向程先生、陶先生告辞了。
拜访过先生后，“学问人生”四个字即从脑际中脱颖而出。因之，我决定以《程千帆：学问人生》为题写稿。近日读《纪念文集》，发现不少学者也都对先生持有类似的看法。如称先生“以学术为第一生命”（黄进德《鞠躬尽瘁 嘉惠后进》）或“以学术研究为第一生命”（张三夕《师范》）。再如，“将生命的价值，将活着的意义与事业的追求，历史的责任感联在一起，正是先生的人生取向”（周勃《垂范永远》）。还有，“对待学术毫无倦怠之意，毫无敷衍之心，这正是晚年的先生给我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傅杰《记忆宝匣中的珠串》）。我很庆幸，自己的感觉大致不差。
在拜访完程先生后，我因为很快即返京办理赴美访学的手续等事宜，故未将访问记及时写出，遂将《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和采访笔记一同打入行囊，随我跨海越洋，到8月初写就（详见附文），随即挂号寄给《中华读书报》。可惜，该报因版面调整，随后取消了原本富有特色的“人物故事”专栏，所以，这篇介绍程先生道德文章的短文（连同《蔡尚思：学坛不老松》、《汪熙：跨学科求索》、《王养冲：治学贵在专、精》等访谈文章），也就无缘见报了。顺带一说的是，我所访学的堪萨斯大学有一个相当成规模的东亚图书馆，自己出国时所带的《现代化新论》等中文书在回国前都送给了该馆，唯一例外的就是这本《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犹豫再三，但恋恋不舍，最后还是把它从美国带回了北京，成为自己最喜爱的珍藏赠书之一。
因为1998-1999年有一年多不在国内，加之采访记迟迟未能发表，我总觉得有愧于先生。一直到1999年9月，《学术界》杂志社社长袁玉立先生来京邀我协助他主持该刊的改扩版事宜，其举措之一是从全国范围内聘请一批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作《学术界》的学术顾问，于是我写信给程先生，诚邀他屈尊就任、惠予支持，10月12日，先生亲笔回复，“愿意受《学术界》学术顾问之聘”。
因写先生的《学问人生》未能刊出，而自己对老一辈学人的这种忘我的学术境界又感佩不已，故我为《学术界》设计的新栏目之一就是“学问人生”。该栏目与“学术批评”等一起，现已成为该刊的特色栏目，也是全国数千家学刊中独一无二的品牌栏目。除了“学问人生”，《学术界》每期还在封一、封二刊载一位著名学者的大幅照片及简介。为此，我于10月中旬打电话给程门高足莫砺锋教授，请他为程先生写一篇学传，篇幅不限，文成后由“学问人生”专栏发表。砺锋教授果然一口应承，并表示将着重从历时的角度论述程先生的治学经历与学术活动。到2000年4月3日，三万余言的《程千帆评传》竣工，砺锋教授在附信中说：“标题如嫌一般，或可改为‘立雪记略’之类，但最好不改。文中事实已经程先生过目审定，均可靠，至于评价之语如有不妥，则敬请审正”。这是一篇相当难得的文情并茂之作，我自然舍不得作任何改动。
与此同时，写信给程先生，希望他选取近照两幅，并劳驾先生为《学术界》赐一墨宝，由封二刊出。4月中旬，收到先生的来信、照片和条幅。信写在一张印有“南京大学”字样的四百字的普通稿纸上，字不多，但很大，占了正好一页，系先生手书：“玉圣先生：赐书收到。今寄上照片两张，又题词一纸，备先生采用。我老病写字用笔力，勿哂也。如蒙赐刊物，请惠四份为感。敬复 即颂 著安 程千帆 上 四月十二日”。条幅写的是荀子语句：“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 庚辰春书荀子语 闲堂老人”。先生虽已年高，但书法飘逸潇洒，如行云流水。我不知道这是否先生留给世人的书法绝笔，但先生的信任、认真、情谊，确实可铭可感。在收到上述文章、题词、照片后，我即将其一并编入第4期，预计6月底7月初即可印出。
可惜，在刊物印行期间，程先生道归西山。于是，人们看到的2000年第4期《学术界》封面上和蔼的先生，竟已是故人的遗像了；面对封二上先生开怀的笑容，编辑部在左下角配发了黑框内的两行黑字：“本刊学术顾问程千帆先生于2000年6月3日不幸逝世，本社全体职员谨致沉痛悼念！” 痛心不已的砺锋教授则在《程千帆评传》加写了如下一段满腔辛酸的“追记”：“此文完成于今年4月2日，那时程先生尚健在。我当时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此文在今年7月发表出来，而由我编集的《程千帆文集》也能在那时出版，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为先生庆祝米寿。谁知道我的一句旧诗‘微愿每乖违’竟又一次成为诗谶，今年入春后身体尚健、在5月上旬还亲自参加《中华大典·文学典》样稿讨论会的先生竟会一病不起！此刻我一边校阅文稿，一边凝视着先生的遗像，泪眼模糊，不知所言。 2000年6月10日”。
今年6月3日，是千帆先生逝世一周年。为了表达自己对先生的深切悼忱，先是商请砺锋教授将《程千帆评传》改题为《程千帆先生的道德文章——纪念程先生逝世一周年》转发于学术批评网（5月26日），之后于6月2日晚上，在学术批评网“首页布告”栏上登出“纪念著名文史学家、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逝世一周年”的标题，并从国学网上转发了程门弟子张伯伟、程章灿、莫砺锋、蒋寅诸教授撰写的怀念或记叙程先生的文章。6月3日，又将《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中钟敬文先生的《追怀千帆》、王元化先生的《悼千帆先生》、陶芸先生的《千帆，你安心地走吧》三篇文章，扫描、上传到学术批评网。这样，纪念程先生的专栏就初具规模了。这是学术批评网3月15日开通以来继4月3日至5日推出纪念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罗荣渠先生逝世5周年之后对一位学界泰斗加以纪念的又一尝试。如果有可能，我本人以及学术批评网将会继续为发扬光大程千帆先生、罗荣渠先生这样杰出的中国学人的道德文章而竭尽努力。
程先生仙逝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但始终未能如愿。读了砺锋教授赠送的《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写下这些文字，姑且算是对千帆先生迟到的纪念罢。
2001年6月5日 于西三旗陋室
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 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论坛
http://chin.nju.edu.cn/phpbb2/viewtopic.php?t=1590
在程千帆先生去世一周年前夕，6月2日，接到程先生高足莫砺锋教授的赠书《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即手不释卷，一鼓作气读完（对不少篇目还读了不止一遍）。因为，这本书太吸引人了；这种兴奋而激动的读书滋味，记忆中，只有在读陈平原教授赠送的同样也是纪念文集的《王瑶和他的世界》时才有过。
收入这本《纪念文集》的文章有57篇，另有“程千帆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纪要”（收有32位学者的致辞和发言）以及挽联、挽诗、挽词、唁电唁函选录。尽管这些文章或长或短，作者也长幼有别，但对程先生的道德文章，莫不交口称赞。这是一本纪念集，但又不是一般的悼亡之作、无谓的溢美之辞。“千帆的本色使我感到一种心灵的真实和温暖，在互勉的人生旅途中，常常给我这个接近百岁的老人一种生活的力量，我至今还在分享这份生命的光芒。”对于程先生，99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追怀千帆》中的这段肺腑之言，可能是再好不过的写照了。对于学界中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而言，毋宁说，这是一本难得的人生教科书。
（一）
程先生88年的人生旅途，不无传奇色彩：少年得志，大器早成，而中年厄运、身不由己，晚年大展抱负，教书育人，终成一代师表。先生体现了20世纪中国学人荣辱浮沉的际遇，更是他那一代学人的卓越代表。程先生是享誉学界内外的硕学大家，这当然是与他学问高深、著作等身分不开的，但又不仅止于此。先生之受人敬重和爱戴，还在于他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楷模，还在于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这本书，既是对先生的追悼和纪念，也是对吾等后学的鞭策与激励。读《纪念文集》，给我触动最深的正是这一点。
令程先生本人、也让许多学界中人感慨无限的是，当初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曾经使这位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的学者在武大蹉跎岁月、英雄无用武之地达18年之久，“经受了无穷尽的批判、斗争，乃至谩骂、殴打，不但侮辱人格，而且折磨肉体”（莫砺锋《莫信诗人竟平淡》），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尊严，学术报国而无门。但是，“他是那种只要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只要有一个支点，就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奇才”（吴志达《一炷心香悼恩师》）。多亏了匡亚明老先生在1978年毅然礼聘程先生到南大，先生终于获得了第二次学术青春，“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事实已经证明，匡老不仅改变了程先生晚年的命运，而且还给南大古典文学乃至全国的古典文学学科建设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程先生不负众望，“以惊人的毅力和执着的精神开始了他的暮年之旅”（周勃《垂范永远》），把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为南大带来了一个重点学科的中兴”（钟敬文《追怀千帆》），不仅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古典文学博士和“许多顶尖的人才”（周勋初《纪念程千帆先生》），而且把南大造就成名副其实的古典文学研究基地。
程先生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方法，最应值得关注和效法。程先生1955年首批招收的研究生之一吴代芳先生回忆说，“他不是停留在给我们传授知识的阶段，而是着重为我们引路。他不是只教给我们以现成的知识，而是给我们以钥匙，让我们打开宝库，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半个世纪来的风雨历程》）。程先生另一位50年代的研究生吴志达也说，“他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谈他的看法，而主要谈理解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与治学门径，他不采取填鸭式、满堂灌的方式，重在授与我们解决问题的钥匙，他说：‘我给你们猎枪，要你们自己捕获猎物’”（《一炷心香悼恩师》）。程先生说，“如果要带研究生，真正把他们带出来，就要用母亲般的慈爱和父亲般的严厉两者统一起来”（张三夕《师范》）。先生培养学生，宗旨是“德才兼备，全面教育，不光做学问，做人的方面也从严要求”，并注意因材施教、因学施教，决不拘束学生的学术个性，“不仅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见解，更鼓励学生在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上多方探索”（蒋寅《一代名师千帆先生》）。先生的认真和严格是出了名的，比如，要求学生作业不写错别字，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按先生的明确要求，“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从硕士阶段起，就不允许写任何错别字。你们以后写一个条子向我请假，也要写正楷字，不许写文字改革委员会没有公布的简化字（但可以写繁体字）。一定要注意语法是否正确，意思是否清楚”（《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72-73页）。有个硕士生，作业潦草，经多次批评而不改，最终令其退学。在程先生看来，这并非小题大做，而是为了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认真习惯。学生们都还记得先生的谆谆教诲：“像你们这样，说重了，是把方便留给自己，把困难推给别人；说轻了，也是一种随随便便、马马乎乎的习气。不是说必须一点不写错，但是，要把比例压到最小，比如说，五千个字中勉强可以出现一个。更重要的是，要养成一种谨严的学风，做到有疑便查。一个人在小的地方粗疏，要想在大的地方有成就，也难。”（张宏生《永远的芬芳》）。
著名历史学家、已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旭麓先生说过：子女和学生分别延续着一个人的生命和学术。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学生胜过子女。无独有偶，程先生晚年也是以培养学生为最大乐趣，“我即使再多写一两本书，也不过是在原来的量上增加了一点而已，如果把精力用在培养学生上，即使不写东西了，学术生命却会不断延续下去。”（张宏生《永远的芬芳》）。先生当年在武大的老学生，每每回忆起老师的讲课艺术，总是津津乐道、无尚自豪。1978年执教南大后，“虽然年事已高，但从大学语文到专业选修，他开设了多门功课，到底有多少人受了他的感召而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甚至以之作为毕生的事业，恐怕很难统计”（张宏生《永远的芬芳》）。
在老一辈学者中，程先生可能是最早也最强调学术规范的。先生曾一再说，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注意基本的操作规程和基本训练，书写与叙述要规范化，即使是写作业，“所引用的任何材料都要有出处，都要有篇名、卷数和版本。凡是能找到第一手材料的，不可以用第二手材料；凡是有不同版本、有异文的，应该加以说明”（《学记》第73页）。程先生还特别在《文艺理论研究》上撰文强调，学术研究、学术论文写作“贵在创新”，并呼吁“学术界不乏弄虚作假之风，这正如经济生活中要‘打假’一样，也要‘打假’。”（《学记》第125-134页）先生一向对不良学风“嫉恶如仇”，对学术研究中的弄虚作假“深恶痛绝”（王淮冰《明月清风 何劳寻觅》，“一贯反对华而不实的学风、文风”（贾文昭《难忘的教诲》）。程先生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先生的每一篇论文，每一本著作，无论在观点、材料上，还是在论证、逻辑上，都是非常严谨、规范”（张三夕《师范》），给人以警示。
（二）
我自己在与程先生有限的交往中，也深深体味到这位饱经沧桑的文化老人的可敬与可爱。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拜访先生，是在1998年5月21日。当时《中华读书报》第一版有一个“人物故事”专栏，主要是登载一些老先生的访谈（同时上一幅照片）。我那时在南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作访问学者，于是想就近采访程先生，因为南大要上一个老先生的话，恐怕是非程先生莫属了。
按照前一天的电话预约，下午3点，我前往先生的南秀村寓所，是先生亲自开的门，拄拐杖，但步履稳健，容光焕发。虽说以前从未见过，但先生温和而亲切，跟我谈了他的师承，在武大的遭遇、南大的知遇，盛年之际无所作为的遗憾、晚年“抢时间”的拼搏。当谈起自己培养的弟子及其成就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因为耳朵聋，谈话时，我靠先生坐得很近，而且还要大声讲话。因为患白内障，先生的视力已不行了，但他说有时候还是忍不住要抽看《吴宓日记》。先生说自己已八十五岁半了，没有什么养生之道，但坚持散步，原来喝酒抽烟的习惯也改了。先生住一楼，还特地领我看了楼后的小花园，各色花草，琳琅满目。在花园中，先生为我讲了他当初在农场为小牛接生的故事，这可能是那种无奈的生活留给老人的少有的温馨的回忆了。临走时，程先生取出已事先准备好的三种著作相赠，一种是《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先生当场在扉页上用钢笔题字留念，另两种是《被开拓的诗世界》和《闲堂诗文合抄》，由程夫人陶芸先生用蝇头小楷题字留念。前后一个小时，生怕老人因我的造访而过于劳累，到下午4点，我即向程先生、陶先生告辞了。
拜访过先生后，“学问人生”四个字即从脑际中脱颖而出。因之，我决定以《程千帆：学问人生》为题写稿。近日读《纪念文集》，发现不少学者也都对先生持有类似的看法。如称先生“以学术为第一生命”（黄进德《鞠躬尽瘁 嘉惠后进》）或“以学术研究为第一生命”（张三夕《师范》）。再如，“将生命的价值，将活着的意义与事业的追求，历史的责任感联在一起，正是先生的人生取向”（周勃《垂范永远》）。还有，“对待学术毫无倦怠之意，毫无敷衍之心，这正是晚年的先生给我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傅杰《记忆宝匣中的珠串》）。我很庆幸，自己的感觉大致不差。
在拜访完程先生后，我因为很快即返京办理赴美访学的手续等事宜，故未将访问记及时写出，遂将《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和采访笔记一同打入行囊，随我跨海越洋，到8月初写就（详见附文），随即挂号寄给《中华读书报》。可惜，该报因版面调整，随后取消了原本富有特色的“人物故事”专栏，所以，这篇介绍程先生道德文章的短文（连同《蔡尚思：学坛不老松》、《汪熙：跨学科求索》、《王养冲：治学贵在专、精》等访谈文章），也就无缘见报了。顺带一说的是，我所访学的堪萨斯大学有一个相当成规模的东亚图书馆，自己出国时所带的《现代化新论》等中文书在回国前都送给了该馆，唯一例外的就是这本《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犹豫再三，但恋恋不舍，最后还是把它从美国带回了北京，成为自己最喜爱的珍藏赠书之一。
因为1998-1999年有一年多不在国内，加之采访记迟迟未能发表，我总觉得有愧于先生。一直到1999年9月，《学术界》杂志社社长袁玉立先生来京邀我协助他主持该刊的改扩版事宜，其举措之一是从全国范围内聘请一批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作《学术界》的学术顾问，于是我写信给程先生，诚邀他屈尊就任、惠予支持，10月12日，先生亲笔回复，“愿意受《学术界》学术顾问之聘”。
因写先生的《学问人生》未能刊出，而自己对老一辈学人的这种忘我的学术境界又感佩不已，故我为《学术界》设计的新栏目之一就是“学问人生”。该栏目与“学术批评”等一起，现已成为该刊的特色栏目，也是全国数千家学刊中独一无二的品牌栏目。除了“学问人生”，《学术界》每期还在封一、封二刊载一位著名学者的大幅照片及简介。为此，我于10月中旬打电话给程门高足莫砺锋教授，请他为程先生写一篇学传，篇幅不限，文成后由“学问人生”专栏发表。砺锋教授果然一口应承，并表示将着重从历时的角度论述程先生的治学经历与学术活动。到2000年4月3日，三万余言的《程千帆评传》竣工，砺锋教授在附信中说：“标题如嫌一般，或可改为‘立雪记略’之类，但最好不改。文中事实已经程先生过目审定，均可靠，至于评价之语如有不妥，则敬请审正”。这是一篇相当难得的文情并茂之作，我自然舍不得作任何改动。
与此同时，写信给程先生，希望他选取近照两幅，并劳驾先生为《学术界》赐一墨宝，由封二刊出。4月中旬，收到先生的来信、照片和条幅。信写在一张印有“南京大学”字样的四百字的普通稿纸上，字不多，但很大，占了正好一页，系先生手书：“玉圣先生：赐书收到。今寄上照片两张，又题词一纸，备先生采用。我老病写字用笔力，勿哂也。如蒙赐刊物，请惠四份为感。敬复 即颂 著安 程千帆 上 四月十二日”。条幅写的是荀子语句：“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 庚辰春书荀子语 闲堂老人”。先生虽已年高，但书法飘逸潇洒，如行云流水。我不知道这是否先生留给世人的书法绝笔，但先生的信任、认真、情谊，确实可铭可感。在收到上述文章、题词、照片后，我即将其一并编入第4期，预计6月底7月初即可印出。
可惜，在刊物印行期间，程先生道归西山。于是，人们看到的2000年第4期《学术界》封面上和蔼的先生，竟已是故人的遗像了；面对封二上先生开怀的笑容，编辑部在左下角配发了黑框内的两行黑字：“本刊学术顾问程千帆先生于2000年6月3日不幸逝世，本社全体职员谨致沉痛悼念！” 痛心不已的砺锋教授则在《程千帆评传》加写了如下一段满腔辛酸的“追记”：“此文完成于今年4月2日，那时程先生尚健在。我当时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此文在今年7月发表出来，而由我编集的《程千帆文集》也能在那时出版，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为先生庆祝米寿。谁知道我的一句旧诗‘微愿每乖违’竟又一次成为诗谶，今年入春后身体尚健、在5月上旬还亲自参加《中华大典·文学典》样稿讨论会的先生竟会一病不起！此刻我一边校阅文稿，一边凝视着先生的遗像，泪眼模糊，不知所言。 2000年6月10日”。
今年6月3日，是千帆先生逝世一周年。为了表达自己对先生的深切悼忱，先是商请砺锋教授将《程千帆评传》改题为《程千帆先生的道德文章——纪念程先生逝世一周年》转发于学术批评网（5月26日），之后于6月2日晚上，在学术批评网“首页布告”栏上登出“纪念著名文史学家、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逝世一周年”的标题，并从国学网上转发了程门弟子张伯伟、程章灿、莫砺锋、蒋寅诸教授撰写的怀念或记叙程先生的文章。6月3日，又将《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中钟敬文先生的《追怀千帆》、王元化先生的《悼千帆先生》、陶芸先生的《千帆，你安心地走吧》三篇文章，扫描、上传到学术批评网。这样，纪念程先生的专栏就初具规模了。这是学术批评网3月15日开通以来继4月3日至5日推出纪念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罗荣渠先生逝世5周年之后对一位学界泰斗加以纪念的又一尝试。如果有可能，我本人以及学术批评网将会继续为发扬光大程千帆先生、罗荣渠先生这样杰出的中国学人的道德文章而竭尽努力。
程先生仙逝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但始终未能如愿。读了砺锋教授赠送的《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写下这些文字，姑且算是对千帆先生迟到的纪念罢。
2001年6月5日 于西三旗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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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先生著作目录
一、正式出版专著
-------------------------------------------------------------
1 程千帆 目录学丛考 上海中华书局 1939
2 程千帆 文学发凡 金陵大学 1943
3 程千帆 文论要铨（即《文学发凡》的修订本） 开明书店 1948
4 程千帆 文学批评的任务 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 1953
5 程千帆 沈祖芬 古典诗歌论丛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4
6 程千帆 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5
7 程千帆 缪琨 宋诗选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8 程千帆 沈祖芬 古诗今选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79
9 程千帆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0 程千帆 史通笺记 中华书局 1980
11 程千帆校 沈祖芬著 宋词赏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2 程千帆校 沈祖芬著 唐人七绝诗浅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3 程千帆校 沈祖芬著 涉江词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14 程千帆 文论十笺（《文论要铨》的修订本）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15 程千帆 沈祖芬 古诗今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6 程千帆 古诗考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17 程千帆 闲堂文薮 齐鲁书社 1984
18 程千帆主 中国古代文学英华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19 程迁帆校 沈祖芬著 涉江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20 程千帆校 沈祖芬创作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21 程千帆 唐文编 量守庐学记 三联书店 1985
22 程千帆 治学小言 齐鲁书社 1986
23 程千帆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日译本） 日本东京凯风社 1986
24 程千帆 杨扬编 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25 程千帆 孙望 日本汉诗选评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26 程千帆 徐有富 校雠广义·目录编 齐鲁书社 1988
27 程千帆校 汪辟疆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28 程千帆 莫砺锋,张宏生 被开拓的诗世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29 程千帆 程千帆诗论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30 程千帆 吴新雷 两宋文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31 程千帆 徐有富 校雠广义·版本编 齐鲁书社 1991
32 程千帆主 全清词·顺康卷 中华书局 1992
33 程千帆审 徐有富等著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一、正式出版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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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千帆 目录学丛考 上海中华书局 1939
2 程千帆 文学发凡 金陵大学 1943
3 程千帆 文论要铨（即《文学发凡》的修订本） 开明书店 1948
4 程千帆 文学批评的任务 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 1953
5 程千帆 沈祖芬 古典诗歌论丛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4
6 程千帆 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5
7 程千帆 缪琨 宋诗选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8 程千帆 沈祖芬 古诗今选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79
9 程千帆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0 程千帆 史通笺记 中华书局 1980
11 程千帆校 沈祖芬著 宋词赏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2 程千帆校 沈祖芬著 唐人七绝诗浅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3 程千帆校 沈祖芬著 涉江词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14 程千帆 文论十笺（《文论要铨》的修订本）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15 程千帆 沈祖芬 古诗今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6 程千帆 古诗考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17 程千帆 闲堂文薮 齐鲁书社 1984
18 程千帆主 中国古代文学英华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19 程迁帆校 沈祖芬著 涉江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20 程千帆校 沈祖芬创作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21 程千帆 唐文编 量守庐学记 三联书店 1985
22 程千帆 治学小言 齐鲁书社 1986
23 程千帆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日译本） 日本东京凯风社 1986
24 程千帆 杨扬编 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25 程千帆 孙望 日本汉诗选评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26 程千帆 徐有富 校雠广义·目录编 齐鲁书社 1988
27 程千帆校 汪辟疆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28 程千帆 莫砺锋,张宏生 被开拓的诗世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29 程千帆 程千帆诗论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30 程千帆 吴新雷 两宋文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31 程千帆 徐有富 校雠广义·版本编 齐鲁书社 1991
32 程千帆主 全清词·顺康卷 中华书局 1992
33 程千帆审 徐有富等著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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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发表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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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千帆 李商隐《锦瑟》诗张《笺》补正 南京大学学报 No.1 1979
2 程千帆 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 长江丛刊 No.2 1979
3 程千帆 李白《丁都护歌》“芒砀”解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 No.2 1979
4 程千帆 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 南京大学学报 No.3 1979
5 程千帆 李颀《杂兴》诗说 群众论丛 创刊号 1979
6 程千帆 杜诗“曾闪朱旗北斗殷”解 学术月刊 No.7 1979
7 程千帆 韩愈以文为诗说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一辑 1979
8 程千帆 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诗题校释 社会科学战线 No. 4 197
9
9 程千帆 《史通》内篇旧解订讹 南京大学学报 No.2 1980
10 程千帆 唐绝偶评 名作欣赏 No.2 1980
11 程千帆 读诗举例 文艺理论研究 No.3 1980
12 程千帆 读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记疑 文学评论丛刊 第七辑 1980
13 程千帆 古典小说技巧漫谈 青春 1980.12
14 程千帆 校勘略说 社会科学战线 No.1 1981
15 程千帆 相同的题材和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 文学遗产 No.1 1981
16 程千帆 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一）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No.1 1981
17 程千帆 宋诗小话 长江丛刊 No.1.2 1981
18 程千帆 关于治学方法 南京大学学报 No.2 1981
19 程千帆 詹詹录 文史哲 No.3 1981
20 程千帆 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二）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No.2 1981
21 程千帆 校雠目录辨 文献 No.2 1981
22 程千帆 吴新雷 关于宋代的话本小说 社会科学战线 No.3 1981
23 程千帆 略论八代唐宋五七言诗的源流与发展 求索 No.3 1981
24 程千帆 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三）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No.3 1981
25 程千帆 先唐文学源流论略（四）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No.4 1981
26 程千帆 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 抖擞 No.45 1981.07
27 程千帆 关于对联 江海学刊 No.1 1982
28 程千帆 刘永济先生传 晋阳学刊 No.1 1982
29 程千帆 《史通》读法 文史知识 No.5 1982
30 程千帆 言公通义 南京大学学报 No.2 1982
31 程千帆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 文学评论 No.4 1982
32 程千帆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 文艺理论研究 No.3 1982
33 程千帆 对文科教育的几点看法 高教战线 No.4 1982
34 程千帆 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 第六辑 198 2
35 程千帆 说“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旧评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No.562 1982. 11.09
36 程千帆 对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些意见 学语文、文教资料简报 No.1 1983
37 程千帆 自学不可囿于狭义概念 自学 No.5 1983
38 程千帆 谈谈关于怎样培养文科研究生的问题 高教战线 No.5 1983
39 程千帆 黄季刚老师逸事 学林漫录 No.8 1983
40 程千帆 我们所应当争取得到的--关于宋代文学的研究的随想 文学评论 No.6 1983
41 程千帆 关于在研究生培养上作中建立教师梯队的若干问题 高教研究与探索 N o.3
1983
42 程千帆 唐诗鉴赏辞典序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12
43 程千帆 治学小言 高教战线 No.2 1984
44 程千帆 《汪辟疆先生文集》序录 南京大学学报 No.2 1984
45 程千帆 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 中国社会科学 No.5 1984
46 程千帆 诗画漫谈--和西安国画院青年画家的谈话 文艺理论研究 No.3 1984
47 程千帆 《杜诗镜铨》批抄（一） 草堂 No.1 1984
48 程千帆 五点希望 唐代文学年鉴 年号 1984
49 程千帆 清诗管见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No.626 1984.02.21
50 程千帆 周勋初 在探索中前进 高教研究与探索 No.1 1985
51 程千帆 善戏谑兮 不为虐兮 文汇月刊 No.7 1985
52 程千帆 《史记》--史传文学的高峰 中文自学指导 No.5 1985
53 程千帆 汉魏六朝的《杂传》文学 中文自学指导 No.5 1985
54 程千帆 《杜诗镜铨》批抄（二） 草堂 No.1 1985
55 程千帆 序跋辑存 南京大学学报 No.3 1985
56 程千帆 问答录 文学遗产 No.3 1985
57 程千帆 读《倾盖集》所见 读书 No.11 1985
58 程千帆 《杜诗镜铨》批抄（三） 草堂 No.2 1985
59 程千帆 我们希望早日为清词研究提供全面资料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No.67 7 19
85.03.26
60 程千帆 One Solen and Eight Drunk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85.04
61 程千帆 学诗答问 文史知识 No.4 1986
62 程千帆 莫砺锋 苏轼的风格论 成都大学学报 No.1 1986
63 程千帆 张宏生 晚年:回忆和反省 中国社会科学 No.1 1986
64 程千帆 关于知识爆炸与基本功的对话 中文自学指导 No.6,1986 古典文学知 识 No
.1 1986
65 程千帆 关于文学研究改革、创新问题对话（三） （来信摘要） 文学研究参 考 No
.2 1986
66 程千帆 《杜诗镜铨》批抄（四） 草堂 No.1 1986
67 程千帆 《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序 文史哲 No.4 1986
68 程千帆 莫砺锋 忧患感:从屈原、贾谊到杜甫 文艺理论研究 No.5 1986
69 程千帆 莫砺锋 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 名作欣赏 No.6 1986
70 程千帆 莫砺锋 杜诗集大成说 文学评论 No.6 1986
71 程千帆 莫砺锋 崎岖的道路与伟丽的山川 社会科学战线 No.2 1987
72 程千帆 《牧女与蚕娘》序 南京大学学报 No.2 1987
73 程千帆 张宏生 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 中国社会科学 No.4 1987
74 程千帆 学术带头人的责任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No.6 1987
75 程千帆 三十年代金大文学院的课程结构及其它 高教研究与探索 No.2 1988
76 程千帆 闲堂自述 文献 No.2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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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鉴定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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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千帆主 黄季刚先生日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未印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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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千帆 李商隐《锦瑟》诗张《笺》补正 南京大学学报 No.1 1979
2 程千帆 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 长江丛刊 No.2 1979
3 程千帆 李白《丁都护歌》“芒砀”解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 No.2 1979
4 程千帆 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 南京大学学报 No.3 1979
5 程千帆 李颀《杂兴》诗说 群众论丛 创刊号 1979
6 程千帆 杜诗“曾闪朱旗北斗殷”解 学术月刊 No.7 1979
7 程千帆 韩愈以文为诗说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一辑 1979
8 程千帆 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诗题校释 社会科学战线 No. 4 197
9
9 程千帆 《史通》内篇旧解订讹 南京大学学报 No.2 1980
10 程千帆 唐绝偶评 名作欣赏 No.2 1980
11 程千帆 读诗举例 文艺理论研究 No.3 1980
12 程千帆 读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记疑 文学评论丛刊 第七辑 1980
13 程千帆 古典小说技巧漫谈 青春 1980.12
14 程千帆 校勘略说 社会科学战线 No.1 1981
15 程千帆 相同的题材和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 文学遗产 No.1 1981
16 程千帆 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一）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No.1 1981
17 程千帆 宋诗小话 长江丛刊 No.1.2 1981
18 程千帆 关于治学方法 南京大学学报 No.2 1981
19 程千帆 詹詹录 文史哲 No.3 1981
20 程千帆 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二）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No.2 1981
21 程千帆 校雠目录辨 文献 No.2 1981
22 程千帆 吴新雷 关于宋代的话本小说 社会科学战线 No.3 1981
23 程千帆 略论八代唐宋五七言诗的源流与发展 求索 No.3 1981
24 程千帆 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三）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No.3 1981
25 程千帆 先唐文学源流论略（四）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No.4 1981
26 程千帆 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 抖擞 No.45 1981.07
27 程千帆 关于对联 江海学刊 No.1 1982
28 程千帆 刘永济先生传 晋阳学刊 No.1 1982
29 程千帆 《史通》读法 文史知识 No.5 1982
30 程千帆 言公通义 南京大学学报 No.2 1982
31 程千帆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 文学评论 No.4 1982
32 程千帆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 文艺理论研究 No.3 1982
33 程千帆 对文科教育的几点看法 高教战线 No.4 1982
34 程千帆 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 第六辑 198 2
35 程千帆 说“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旧评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No.562 1982. 11.09
36 程千帆 对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些意见 学语文、文教资料简报 No.1 1983
37 程千帆 自学不可囿于狭义概念 自学 No.5 1983
38 程千帆 谈谈关于怎样培养文科研究生的问题 高教战线 No.5 1983
39 程千帆 黄季刚老师逸事 学林漫录 No.8 1983
40 程千帆 我们所应当争取得到的--关于宋代文学的研究的随想 文学评论 No.6 1983
41 程千帆 关于在研究生培养上作中建立教师梯队的若干问题 高教研究与探索 N o.3
1983
42 程千帆 唐诗鉴赏辞典序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12
43 程千帆 治学小言 高教战线 No.2 1984
44 程千帆 《汪辟疆先生文集》序录 南京大学学报 No.2 1984
45 程千帆 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 中国社会科学 No.5 1984
46 程千帆 诗画漫谈--和西安国画院青年画家的谈话 文艺理论研究 No.3 1984
47 程千帆 《杜诗镜铨》批抄（一） 草堂 No.1 1984
48 程千帆 五点希望 唐代文学年鉴 年号 1984
49 程千帆 清诗管见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No.626 1984.02.21
50 程千帆 周勋初 在探索中前进 高教研究与探索 No.1 1985
51 程千帆 善戏谑兮 不为虐兮 文汇月刊 No.7 1985
52 程千帆 《史记》--史传文学的高峰 中文自学指导 No.5 1985
53 程千帆 汉魏六朝的《杂传》文学 中文自学指导 No.5 1985
54 程千帆 《杜诗镜铨》批抄（二） 草堂 No.1 1985
55 程千帆 序跋辑存 南京大学学报 No.3 1985
56 程千帆 问答录 文学遗产 No.3 1985
57 程千帆 读《倾盖集》所见 读书 No.11 1985
58 程千帆 《杜诗镜铨》批抄（三） 草堂 No.2 1985
59 程千帆 我们希望早日为清词研究提供全面资料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No.67 7 19
85.03.26
60 程千帆 One Solen and Eight Drunk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85.04
61 程千帆 学诗答问 文史知识 No.4 1986
62 程千帆 莫砺锋 苏轼的风格论 成都大学学报 No.1 1986
63 程千帆 张宏生 晚年:回忆和反省 中国社会科学 No.1 1986
64 程千帆 关于知识爆炸与基本功的对话 中文自学指导 No.6,1986 古典文学知 识 No
.1 1986
65 程千帆 关于文学研究改革、创新问题对话（三） （来信摘要） 文学研究参 考 No
.2 1986
66 程千帆 《杜诗镜铨》批抄（四） 草堂 No.1 1986
67 程千帆 《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序 文史哲 No.4 1986
68 程千帆 莫砺锋 忧患感:从屈原、贾谊到杜甫 文艺理论研究 No.5 1986
69 程千帆 莫砺锋 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 名作欣赏 No.6 1986
70 程千帆 莫砺锋 杜诗集大成说 文学评论 No.6 1986
71 程千帆 莫砺锋 崎岖的道路与伟丽的山川 社会科学战线 No.2 1987
72 程千帆 《牧女与蚕娘》序 南京大学学报 No.2 1987
73 程千帆 张宏生 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 中国社会科学 No.4 1987
74 程千帆 学术带头人的责任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No.6 1987
75 程千帆 三十年代金大文学院的课程结构及其它 高教研究与探索 No.2 1988
76 程千帆 闲堂自述 文献 No.2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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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鉴定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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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千帆主 黄季刚先生日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未印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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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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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好学生
——敬悼吾师
莫砺锋
敬爱的程千帆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在鲜花环绕的灵堂里，悬挂着由在南大的及门弟子共同拟定的挽联：
绛帐留芳，汉甸江皋，树蕙滋兰荣九畹；
青灯绝笔，文心史识，垂章立范耀千秋。
上联总结了程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从武汉大学到南京大学，这位辛勤的园丁栽下了多少芬芳的桃李！下联总结了程先生对学术事业的贡献，从校雠学、历史学到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这位杰出的学者在广阔的研究领域里留下了多少精深的论著！我相信，这个评价绝不是弟子们的私见，而是天下的公言。《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先生在总结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时，认为成就最大的两位学者是钱钟书先生和程先生，并特别指出程先生在培育人材方面的贡献：“门下人材辈出，形成坚强的学术梯队，在本学科中广受称道赞许。”可见程先生被公认为优秀的学者和杰出的教育家，他在学术和教育两方面的成就是不相轩轾的。然而，在程先生自己心目中，他的平生事业却以教育为第一要务。他在遗嘱中说：“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的确，在程先生一生中，他对教育所付出的心血是远远超过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在他到南京大学任教的最后20年间尤其是如此。要知道程先生曾被剥夺工作权利达20年，一般来说，一个在学术上有深厚积累的学者在长期被禁止从事著述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完成名山事业。然而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他看来，弥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于是，程先生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了母校的讲坛。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面对着几百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程先生仿佛又恢复了青春，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明白晓畅，又逻辑谨严，一丝不苟。他传授给同学的不仅有渊博的知识，更有切实的方法和睿智的思考。他在课堂上神采奕奕，精神抖擞，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的身体特别健康，其实程先生曾经受过严重的折磨，体力并不充沛，他是在用全部生命进行拼搏。当课间休息时，程先生必须抓紧时间坐下来喘一口气，恢复一下精力。可是等到上课铃一响，他又重振精神口若悬河了。如果说课堂是教师的战场，那么程先生就是一位老当益壮、仍然在驰骋疆场的老将。他是多么希望能够一直在讲坛上奋战下去啊！可是年龄不饶人，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工作。对于程先生培养研究生的成绩，学界有口皆碑，不用多说。他在南大培养的10名博士生中，已有8人升任教授，其中5人为博导，就是一个明证。自称“最大的野心便是当教授”的程先生，真是一位天生的良师！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位老师，是何等的幸福！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程先生也是一位好学生，他对当年的老师充满感激之情，时时回忆他们的音容笑貌，并把自己的成绩都归功于老师的教导。在深受学界赞誉的专著《古诗考索》的题记中，先生说：“没有当年老师们的辛勤教诲，连这一点极其微末的成绩我也是拿不出来的。我永远感谢我的母校和我的老师们。” 他在199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缅怀老师们说：“五十多年过去了，除了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商锡永先生还健在外，其余都已返道山，但他们的学识、他们的声音笑貌，却一直不可磨灭地留在我这个年近八十的白发门生脑中。”对于学者来说，最好的纪念就是保存其著作，程先生正是以这种方式来表示对老师们的怀念的。经程先生之手而得以整理出版的此类著作有黄季刚先生的《量守庐学记》、《黄季刚日记》和汪辟疆先生的《汪辟疆文集》、《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等。众所周知，黄季刚、汪辟疆先生都是前代的大学者，他们的点滴言论都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更不用说那些未及整理的文稿了。所以程先生整理老师遗稿，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工作。
今年6月1日，即程先生突发脑梗塞住进南京脑科医院抢救的第16天，也就是先生去世的前2天，程丽则师姐从医院打电话催我快去，说程先生正在不断地喊我的名字。我匆匆赶到先生的病榻边，他已不省人事。过了一会，他喃喃地说了几句难以听清的话，突然，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相当清晰地说：“我对不起老师，我对不起黄先生！”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知道先生牵挂着黄季刚先生日记的出版，因为这部日记虽然早已由程先生整理完毕，且已在出版社排版，但尚未印出，这是先生在弥留之际最放不下心的事情。孟子说：“大孝终生慕父母。”程先生对老师们的敬慕之情，就类似于这种感情。应该说，程先生的一生在学术和教学两方面都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他是完全无愧于他的各位老师的。然而程先生自己却总是为自己没有能光大师门学术而自愧、自责。有这样的一位学生，黄季刚等先生在泉下当感欣慰！
这两天我一直在为程先生守灵。面对着程先生那慈祥的遗容，面对着络绎不绝地走进灵堂来致哀的程先生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我对先民们把师生关系视为人生“五伦”之一有了更深的理解。师生关系不仅是一所学校赖以继承、发扬其学风、校风的关键，也是中华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命脉。2000年6月6日
——敬悼吾师
莫砺锋
敬爱的程千帆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在鲜花环绕的灵堂里，悬挂着由在南大的及门弟子共同拟定的挽联：
绛帐留芳，汉甸江皋，树蕙滋兰荣九畹；
青灯绝笔，文心史识，垂章立范耀千秋。
上联总结了程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从武汉大学到南京大学，这位辛勤的园丁栽下了多少芬芳的桃李！下联总结了程先生对学术事业的贡献，从校雠学、历史学到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这位杰出的学者在广阔的研究领域里留下了多少精深的论著！我相信，这个评价绝不是弟子们的私见，而是天下的公言。《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先生在总结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时，认为成就最大的两位学者是钱钟书先生和程先生，并特别指出程先生在培育人材方面的贡献：“门下人材辈出，形成坚强的学术梯队，在本学科中广受称道赞许。”可见程先生被公认为优秀的学者和杰出的教育家，他在学术和教育两方面的成就是不相轩轾的。然而，在程先生自己心目中，他的平生事业却以教育为第一要务。他在遗嘱中说：“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的确，在程先生一生中，他对教育所付出的心血是远远超过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在他到南京大学任教的最后20年间尤其是如此。要知道程先生曾被剥夺工作权利达20年，一般来说，一个在学术上有深厚积累的学者在长期被禁止从事著述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完成名山事业。然而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他看来，弥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于是，程先生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了母校的讲坛。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面对着几百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程先生仿佛又恢复了青春，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明白晓畅，又逻辑谨严，一丝不苟。他传授给同学的不仅有渊博的知识，更有切实的方法和睿智的思考。他在课堂上神采奕奕，精神抖擞，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的身体特别健康，其实程先生曾经受过严重的折磨，体力并不充沛，他是在用全部生命进行拼搏。当课间休息时，程先生必须抓紧时间坐下来喘一口气，恢复一下精力。可是等到上课铃一响，他又重振精神口若悬河了。如果说课堂是教师的战场，那么程先生就是一位老当益壮、仍然在驰骋疆场的老将。他是多么希望能够一直在讲坛上奋战下去啊！可是年龄不饶人，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工作。对于程先生培养研究生的成绩，学界有口皆碑，不用多说。他在南大培养的10名博士生中，已有8人升任教授，其中5人为博导，就是一个明证。自称“最大的野心便是当教授”的程先生，真是一位天生的良师！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位老师，是何等的幸福！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程先生也是一位好学生，他对当年的老师充满感激之情，时时回忆他们的音容笑貌，并把自己的成绩都归功于老师的教导。在深受学界赞誉的专著《古诗考索》的题记中，先生说：“没有当年老师们的辛勤教诲，连这一点极其微末的成绩我也是拿不出来的。我永远感谢我的母校和我的老师们。” 他在199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缅怀老师们说：“五十多年过去了，除了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商锡永先生还健在外，其余都已返道山，但他们的学识、他们的声音笑貌，却一直不可磨灭地留在我这个年近八十的白发门生脑中。”对于学者来说，最好的纪念就是保存其著作，程先生正是以这种方式来表示对老师们的怀念的。经程先生之手而得以整理出版的此类著作有黄季刚先生的《量守庐学记》、《黄季刚日记》和汪辟疆先生的《汪辟疆文集》、《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等。众所周知，黄季刚、汪辟疆先生都是前代的大学者，他们的点滴言论都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更不用说那些未及整理的文稿了。所以程先生整理老师遗稿，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工作。
今年6月1日，即程先生突发脑梗塞住进南京脑科医院抢救的第16天，也就是先生去世的前2天，程丽则师姐从医院打电话催我快去，说程先生正在不断地喊我的名字。我匆匆赶到先生的病榻边，他已不省人事。过了一会，他喃喃地说了几句难以听清的话，突然，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相当清晰地说：“我对不起老师，我对不起黄先生！”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知道先生牵挂着黄季刚先生日记的出版，因为这部日记虽然早已由程先生整理完毕，且已在出版社排版，但尚未印出，这是先生在弥留之际最放不下心的事情。孟子说：“大孝终生慕父母。”程先生对老师们的敬慕之情，就类似于这种感情。应该说，程先生的一生在学术和教学两方面都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他是完全无愧于他的各位老师的。然而程先生自己却总是为自己没有能光大师门学术而自愧、自责。有这样的一位学生，黄季刚等先生在泉下当感欣慰！
这两天我一直在为程先生守灵。面对着程先生那慈祥的遗容，面对着络绎不绝地走进灵堂来致哀的程先生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我对先民们把师生关系视为人生“五伦”之一有了更深的理解。师生关系不仅是一所学校赖以继承、发扬其学风、校风的关键，也是中华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命脉。2000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