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04-09-05 Sun 8:33 am
七、我的著作
我的治学是从校雠学入手的。除了刘衡如先生教过我目录学，兼及版本和校勘，另外我曾向汪辟疆先生请教过目录学方面的问题。自己也曾认真学习过从《汉书•艺文志》到《书目答问》以及郑樵、章学诚等人的有关著作，并且长期在大学里讲授这门课。我的家学和师承决定了我在学术研究中比较注重文史结合的方法，虽然我的著作大多数谈的是文学问题，但都是建立在史学的实证精神和严密的史料考据基础上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不能用历史学的方法去解决应当用文艺学的方法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长期教文学通史和分期文学史的课程，我也曾编写过几种讲义。在结构的安排和资料的运用上，显示了与其它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我还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关系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因而大体上也是同步发展的。我研究、讲授文学史，也很注意与创作同步发展的理论。以上几个方面，也就是我一生著作所涉及的范围。下面，我谈谈自己在写作有关著作时的一些想法：
1、关于《古诗考索》
诗学研究是我的家学，在诗歌的研究方面我的确有许多别人没有提过的看法。《古诗考索》下辑中的文章多数是在四川给《国文月刊》写的。上辑中的文章，有一部分是当了右派在资料室工作的时候写的，当时很空闲，安安静静在那儿坐着，我就开始写一些文章。记得那个时候凡是找不到的资料，我就写信给殷孟伦，叫他给我查对。后来到南京来的时候，《古诗考索》里的文章大多数没有发表，凡是友人问我要文章，我总是很快就拿出来。也有的文章是后来写的，如谈《春江花月夜》、《饮中八仙歌》等。我自己也感到很奇怪的是，我经过十八年的困厄之后，对一些问题在理论上的认识，好像比以前弄清楚许多。我同你们谈过，我说文艺学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文献学在史料上、背景上解决问题，我所追求的是文艺学和文献学的高度结合。但是在替《国文月刊》写稿子的那个阶段，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点。《古诗考索》中的一部分文章，曾经在1954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题为《古典诗歌论丛》。沈祖棻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初我们之所以写这一类的文章并用这样一些方式来研究古代作家与作品，特别是千帆，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就以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据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有些人对作家生平的探索、作品字句的解释是曾经引经据典，以全力来蒐集史料，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但却没有能够根据这些已经取得的成绩，更进一步，走进作家们精神活动的领域，揭露他们隐藏在作品中的灵魂。另外一些人，曾经反覆地欣赏、玩索哪些多少年来一直发散着光和热的作品，被它们所吸引，因而能够直觉地体会到作家们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所存在的一些东西，但因为仅仅是从直觉中获得的印象，也就往往对于其中的“妙处”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或者虽然说出了所以然，但又没有证据，不足以服人。这样，就不免使考据陷入烦琐，批评流为空洞，无疑地，对古代文学史的研究都是不利的。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创造的，例如，伟大的古典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论述文学原理和文学历史，基本上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因而它的著者刘勰，虽然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佛教徒，但由于他的许多结论，都是认真地研究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才作出来的，这部书中就在许多地方显示了、流露了它的自发的唯物论观点。
从这基本观念出发，我们就尝试着利用当时自己所能占有的一些知识来进行对于古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读者们不难看出，我们不仅希望从文学、史学方面获得立论的根据，而且有时还更其广泛地利用了其他科学来解决一些通过这些科学可以获得解决的问题。
这里特别讲到要“两条腿”走路，但要用非常明确的语言把这个意思极其简单地表达出来，是直到现在才能如此。我通过自己这个实践懂得了马列主义的一句话：真理都是极其朴素的。至于说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结合怎样占比例，是要看具体的材料、具体的主题。以前的前辈学者的文艺学论文，如我很佩服的朱自清、陈寅恪、浦江清、朱光潜等先生的文章，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这一点。
关于这个“两点论”，就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这是一个原则。一个东西弄到最后就是这样简单，比如说空间，它的极致是其小无内、其大无外，时间是无始无终，纯哲学的概念就是这么理解。但是具体到任何一个问题，文献学同文艺学的比例，它使用的分寸，每个问题都不同，一定要加上这一条，就是说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儒家讲仁，最后只有一点，仁就是人际关系，两个人，这就变得无所不包了。但是《论语》上孔子同门人谈仁，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你不用担心，无所不包不会一无所包，这是个艺术实践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上，形象永远是大于思想的，所以当它表现出来，被你具体感受的时候不一样，解决的途径也就不同了。我是这样体会这个问题，否则的话的确会变得空空荡荡。学术史上的大师研究一辈子，最后一定能够用极其简单的道理概括是一个原则，但是你实践到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必须是非常具体的。所以说两点论永远颠扑不破。
我写《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以及《闲堂文薮》，整个来说，我写文章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一般的、很容易证明的，这样的文章我是不写的。如果文章写得像一汪清水一样，一上来一眼就能看到底，这样的文章没有必要写。总之，如果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想法最好不写。清朝有个古文家说写文章，最重要的是删题，剩下的文章就会较好，我写论文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写的论文不是很多。我如果觉得一个题目没有多少意思，就不写了。同时，我就情愿写得很短。我有一篇文章写那个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要是写成一篇大文章，不知要写多长，但是我最后就写了两千字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太忙，没有时间写。其实这个题目你将来如果有好学生，好学深思的，还可以写成一篇博士论文，这是个好题目。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了。其实我的《治学小言》里，每一个题目往往只有千把字、几百字，都可以写成大文章。还有一点，无论是写论文，还是抒情文字，我始终非常注意文字的简洁。有好多人，能够把文章写得很长，是一种本领。我没有这种本领。鲁迅的小说真是了不起，他写得很短。现在人文章越写越长，这个与物质文明的发达也有关系。大家用电脑打字，非常方便。这里面，很大的问题是学风。怎样写才能在学问方面得到益处，或是在经济、物质方面得到好处？一心想到多得稿费，自然文章越写越长。但从另外一方面想，写得短些，人家看起省力。三个钟点能够看完的，为什么要他五个钟点看完呢？这还是个群众观点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个学风问题。我们现在要保持南京大学的良好的学风，如果能够保持个三代四代传下去，不是要完全亦步亦趋。孔子说的“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学风的培养，不是让你抹杀个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个性。既不能够没有规范，又不能够丧失个性。难就难在这里。我早年在散文方面没有用过功，到了南京以后，我在这方面下过一些工夫，在《闲堂诗文合钞》里面大概有五六十篇文章。以前几乎没有，根本不做，回避了问题，后来我就迎头赶上，有一些进步，但不能令自己满意。自己会写，在回过头来看古人的文章，就能够有体会。比如你写论诗的文章，我总劝你们自己写点诗，并不是要你们能够写得像陆放翁、杨万里那样好，但是自己能做，就有体会，理解古人的诗就深刻。这个不带勉强，自己感觉到非写不可了，那就写吧。那个时候我写了几首诗批评郭沫若，在安徽的《艺谭》杂志上发表了，就有人去告，主编不理他，告的人也只好算了。如何能够宽容，不仅是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宽容，在文学艺术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做法的宽容，也非常重要。否则的话，结果吃亏的是自己。特别是搞文学理论的人，应该允许、欣赏异量之美，能够体会别人。
2、关于《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最早我写的一些文章，多半是学生问我问题，有的能够回答，有的答不出。答不出的问题，我就摆在那里，慢慢地想。行卷问题，就是从王维的那首诗《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引发而来的。沈德潜对这首诗有个评论，他还是科举时代的人，他的时代虽然与唐代不同，但那个社会结构、制度，特别是科举考试，与唐代没有太多的区别。所以沈德潜的评语是有一定的生活依据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看到了寅恪先生谈唐朝行卷的文章。后来我遇到有关的资料，就纂录下来。但在后来写的时候，对这些资料又去掉很多。这些去掉的资料，不约而同，后来傅璇琮先生都注意到了。他就把题目扩大了，写成《唐代科举与文学》，有三十多万字。我最后把这里去掉，那里去掉，只剩下六万多字。我觉得这是一个钻得较深的题目。现在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有关唐朝人的笔记、小说中讲科举的，丢失得太多，不是很完备。所以，我能找到的就找，实在找不到的，就算了。比如说，像王涯被刺的事情，甘露之变，那一年的进士行卷，很多人是写小说，就是写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材料一点也找不到。我这本书出来以后，比较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就是因为它在很窄的范围内开掘得很深。傅先生读书范围很广、很博雅，但是关于行卷这一部分，他的书能够补充我的也很少。后来台湾的罗联添先生也写过这个问题，不过他是偏重书札，收集得相当详备。如何通过历史材料同文学的考试制度结合起来，文史结合的研究，我做得比较具体的就是这本书。后来我就再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关于这样一个题目，基本上差不多了。稍微有个别的可以加上去，也可以不加的材料，比如说穿锦半臂，就是穿很漂亮的衣服，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材料，才又加上去的。所谓“真销得锦半臂也”。就是说，进士行卷制度不仅是本身一个考试的问题，也牵涉到社会的风习，连穿衣服都有影响。这个同《东城老父传》讲那个天下之人皆衣皂，穿黑衣服，因为唐朝的军队是穿黑衣服的。进士都是穿锦半臂的衣服，少年爱漂亮也穿。这种材料其实是可加可不加的。黄耀先先生就说，这种材料可以删掉。因为他喜欢做古文，主张雅洁。
我的治学是从校雠学入手的。除了刘衡如先生教过我目录学，兼及版本和校勘，另外我曾向汪辟疆先生请教过目录学方面的问题。自己也曾认真学习过从《汉书•艺文志》到《书目答问》以及郑樵、章学诚等人的有关著作，并且长期在大学里讲授这门课。我的家学和师承决定了我在学术研究中比较注重文史结合的方法，虽然我的著作大多数谈的是文学问题，但都是建立在史学的实证精神和严密的史料考据基础上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不能用历史学的方法去解决应当用文艺学的方法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长期教文学通史和分期文学史的课程，我也曾编写过几种讲义。在结构的安排和资料的运用上，显示了与其它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我还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关系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因而大体上也是同步发展的。我研究、讲授文学史，也很注意与创作同步发展的理论。以上几个方面，也就是我一生著作所涉及的范围。下面，我谈谈自己在写作有关著作时的一些想法：
1、关于《古诗考索》
诗学研究是我的家学，在诗歌的研究方面我的确有许多别人没有提过的看法。《古诗考索》下辑中的文章多数是在四川给《国文月刊》写的。上辑中的文章，有一部分是当了右派在资料室工作的时候写的，当时很空闲，安安静静在那儿坐着，我就开始写一些文章。记得那个时候凡是找不到的资料，我就写信给殷孟伦，叫他给我查对。后来到南京来的时候，《古诗考索》里的文章大多数没有发表，凡是友人问我要文章，我总是很快就拿出来。也有的文章是后来写的，如谈《春江花月夜》、《饮中八仙歌》等。我自己也感到很奇怪的是，我经过十八年的困厄之后，对一些问题在理论上的认识，好像比以前弄清楚许多。我同你们谈过，我说文艺学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文献学在史料上、背景上解决问题，我所追求的是文艺学和文献学的高度结合。但是在替《国文月刊》写稿子的那个阶段，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点。《古诗考索》中的一部分文章，曾经在1954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题为《古典诗歌论丛》。沈祖棻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初我们之所以写这一类的文章并用这样一些方式来研究古代作家与作品，特别是千帆，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就以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据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有些人对作家生平的探索、作品字句的解释是曾经引经据典，以全力来蒐集史料，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但却没有能够根据这些已经取得的成绩，更进一步，走进作家们精神活动的领域，揭露他们隐藏在作品中的灵魂。另外一些人，曾经反覆地欣赏、玩索哪些多少年来一直发散着光和热的作品，被它们所吸引，因而能够直觉地体会到作家们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所存在的一些东西，但因为仅仅是从直觉中获得的印象，也就往往对于其中的“妙处”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或者虽然说出了所以然，但又没有证据，不足以服人。这样，就不免使考据陷入烦琐，批评流为空洞，无疑地，对古代文学史的研究都是不利的。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创造的，例如，伟大的古典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论述文学原理和文学历史，基本上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因而它的著者刘勰，虽然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佛教徒，但由于他的许多结论，都是认真地研究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才作出来的，这部书中就在许多地方显示了、流露了它的自发的唯物论观点。
从这基本观念出发，我们就尝试着利用当时自己所能占有的一些知识来进行对于古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读者们不难看出，我们不仅希望从文学、史学方面获得立论的根据，而且有时还更其广泛地利用了其他科学来解决一些通过这些科学可以获得解决的问题。
这里特别讲到要“两条腿”走路，但要用非常明确的语言把这个意思极其简单地表达出来，是直到现在才能如此。我通过自己这个实践懂得了马列主义的一句话：真理都是极其朴素的。至于说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结合怎样占比例，是要看具体的材料、具体的主题。以前的前辈学者的文艺学论文，如我很佩服的朱自清、陈寅恪、浦江清、朱光潜等先生的文章，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这一点。
关于这个“两点论”，就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这是一个原则。一个东西弄到最后就是这样简单，比如说空间，它的极致是其小无内、其大无外，时间是无始无终，纯哲学的概念就是这么理解。但是具体到任何一个问题，文献学同文艺学的比例，它使用的分寸，每个问题都不同，一定要加上这一条，就是说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儒家讲仁，最后只有一点，仁就是人际关系，两个人，这就变得无所不包了。但是《论语》上孔子同门人谈仁，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你不用担心，无所不包不会一无所包，这是个艺术实践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上，形象永远是大于思想的，所以当它表现出来，被你具体感受的时候不一样，解决的途径也就不同了。我是这样体会这个问题，否则的话的确会变得空空荡荡。学术史上的大师研究一辈子，最后一定能够用极其简单的道理概括是一个原则，但是你实践到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必须是非常具体的。所以说两点论永远颠扑不破。
我写《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以及《闲堂文薮》，整个来说，我写文章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一般的、很容易证明的，这样的文章我是不写的。如果文章写得像一汪清水一样，一上来一眼就能看到底，这样的文章没有必要写。总之，如果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想法最好不写。清朝有个古文家说写文章，最重要的是删题，剩下的文章就会较好，我写论文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写的论文不是很多。我如果觉得一个题目没有多少意思，就不写了。同时，我就情愿写得很短。我有一篇文章写那个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要是写成一篇大文章，不知要写多长，但是我最后就写了两千字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太忙，没有时间写。其实这个题目你将来如果有好学生，好学深思的，还可以写成一篇博士论文，这是个好题目。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了。其实我的《治学小言》里，每一个题目往往只有千把字、几百字，都可以写成大文章。还有一点，无论是写论文，还是抒情文字，我始终非常注意文字的简洁。有好多人，能够把文章写得很长，是一种本领。我没有这种本领。鲁迅的小说真是了不起，他写得很短。现在人文章越写越长，这个与物质文明的发达也有关系。大家用电脑打字，非常方便。这里面，很大的问题是学风。怎样写才能在学问方面得到益处，或是在经济、物质方面得到好处？一心想到多得稿费，自然文章越写越长。但从另外一方面想，写得短些，人家看起省力。三个钟点能够看完的，为什么要他五个钟点看完呢？这还是个群众观点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个学风问题。我们现在要保持南京大学的良好的学风，如果能够保持个三代四代传下去，不是要完全亦步亦趋。孔子说的“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学风的培养，不是让你抹杀个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个性。既不能够没有规范，又不能够丧失个性。难就难在这里。我早年在散文方面没有用过功，到了南京以后，我在这方面下过一些工夫，在《闲堂诗文合钞》里面大概有五六十篇文章。以前几乎没有，根本不做，回避了问题，后来我就迎头赶上，有一些进步，但不能令自己满意。自己会写，在回过头来看古人的文章，就能够有体会。比如你写论诗的文章，我总劝你们自己写点诗，并不是要你们能够写得像陆放翁、杨万里那样好，但是自己能做，就有体会，理解古人的诗就深刻。这个不带勉强，自己感觉到非写不可了，那就写吧。那个时候我写了几首诗批评郭沫若，在安徽的《艺谭》杂志上发表了，就有人去告，主编不理他，告的人也只好算了。如何能够宽容，不仅是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宽容，在文学艺术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做法的宽容，也非常重要。否则的话，结果吃亏的是自己。特别是搞文学理论的人，应该允许、欣赏异量之美，能够体会别人。
2、关于《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最早我写的一些文章，多半是学生问我问题，有的能够回答，有的答不出。答不出的问题，我就摆在那里，慢慢地想。行卷问题，就是从王维的那首诗《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引发而来的。沈德潜对这首诗有个评论，他还是科举时代的人，他的时代虽然与唐代不同，但那个社会结构、制度，特别是科举考试，与唐代没有太多的区别。所以沈德潜的评语是有一定的生活依据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看到了寅恪先生谈唐朝行卷的文章。后来我遇到有关的资料，就纂录下来。但在后来写的时候，对这些资料又去掉很多。这些去掉的资料，不约而同，后来傅璇琮先生都注意到了。他就把题目扩大了，写成《唐代科举与文学》，有三十多万字。我最后把这里去掉，那里去掉，只剩下六万多字。我觉得这是一个钻得较深的题目。现在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有关唐朝人的笔记、小说中讲科举的，丢失得太多，不是很完备。所以，我能找到的就找，实在找不到的，就算了。比如说，像王涯被刺的事情，甘露之变，那一年的进士行卷，很多人是写小说，就是写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材料一点也找不到。我这本书出来以后，比较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就是因为它在很窄的范围内开掘得很深。傅先生读书范围很广、很博雅，但是关于行卷这一部分，他的书能够补充我的也很少。后来台湾的罗联添先生也写过这个问题，不过他是偏重书札，收集得相当详备。如何通过历史材料同文学的考试制度结合起来，文史结合的研究，我做得比较具体的就是这本书。后来我就再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关于这样一个题目，基本上差不多了。稍微有个别的可以加上去，也可以不加的材料，比如说穿锦半臂，就是穿很漂亮的衣服，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材料，才又加上去的。所谓“真销得锦半臂也”。就是说，进士行卷制度不仅是本身一个考试的问题，也牵涉到社会的风习，连穿衣服都有影响。这个同《东城老父传》讲那个天下之人皆衣皂，穿黑衣服，因为唐朝的军队是穿黑衣服的。进士都是穿锦半臂的衣服，少年爱漂亮也穿。这种材料其实是可加可不加的。黄耀先先生就说，这种材料可以删掉。因为他喜欢做古文，主张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