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客气，难得有知音。xuer0504 wrote:thanks a lot
不过，楼上的好像不是本地人。
听莫砺锋老师谈杜诗
-
老黄
- Site Admin
- Posts: 29109
- Joined: 29-07-05 Fri 12:07 am
- Location: 太平 --〉关丹
- Contact:
不过，楼上的好像不是本地人。
-
老黄
- Site Admin
- Posts: 29109
- Joined: 29-07-05 Fri 12:07 am
- Location: 太平 --〉关丹
- Contact:
日期：2003年3月27日（星期四）
时间：1000至1200
地点：南京大学逸夫馆I－206室
主题：唐宋文学专题（杜诗）第五讲
讲者：莫砺锋教授
聆听人数：约60人
记录：黄先炳
仇兆鳌（1638-1717）的《杜诗详注》25卷，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杜诗注解。书成于康熙四十三年（1706），仇年67岁（1）。书成后进呈给朝廷，因此而升官，任翰林院检讨、翰林学士。这可看出朝廷对此书的重视。其后，此书又被收入《四库全书》中，是清代唯一被全文收入的杜诗注本，更可看出它得到封建皇帝的承认。学界因此怀疑它会不会因受帝王包庇而曲解杜诗？应该说，是有一些成分的，里头过于强调杜甫的忠君思想，便是一大缺点，但却还不至于影响到文本的真实面貌。仇注基本上还是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的。
此书后由中华书局出版，是篇幅较大的杜诗注本，有130万言，是集注集评之集大成。它的特点就是一个“详”字，其长处在于详尽，几乎采尽了康熙前之旧注。许多罕见的注本如明代单复的《读杜愚得》、张綖的《杜律本义》（一作《杜诗本义》）、清代吴见思的《杜诗论文》、卢元昌的《杜诗阐》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王嗣奭的《杜臆》。我们今天看到的《杜臆》在60年代之前是看不到的，之所以知道有这本书也是通过仇注本。如果加以对照，两者出现许多不同的地方，至于哪个是先哪个后，目前可说不清楚。不过，仇兆鳌引录《杜臆》是很有眼光的，因为这本书在当时并不著名。此外，仇注本也广泛地收录各种笔记和诗话中对杜诗零星的见解，如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等。仇将这些散见于书中的见解，收录在杜甫相关诗作的后面，给予我们很大的方便。虽然不能说收录已全，但比较有代表性的见解都已收录，所以“详”字是肯定的。我们读仇注本，就像是在读多本书一样。仇注虽不称“集注”，但却也有“集注”的涵义。
仇注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这是因为书是他用几十年时间“磨”出来的，他在序中评价自己“内注解意、外注引古”（2）。 所谓内注是指对诗的主旨的分析，可以用自己的看法；外注则是针对典故词语的出处，多引用前人的注解。我们看几个例子。
首先看杜甫的《羌村三首》其一：“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是写杜甫与家人因战乱而长年失散后，彼此未知生死，当他回到陕北家乡见家人，夜里点烛对望的情形。仇注云：“此记悲欢交集之状。家人乍见而骇，…偶然遂，死方幸免。如梦昧，生恐未真。”仇分析了诗歌的主旨，也说明杜甫当时的心情，既高兴，又害怕不是真的。下面他又引：“司空曙诗：‘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是用杜句。陈后山诗：‘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是翻杜语。’”前人引诗多没写标题，前一首引的是司空曙的《云阳馆与韩绅宿别》，后一首是北宋陈师道的《示三子》。司空曙的经历与杜甫相似，诗句也与杜甫的相近，被视为模仿杜甫而作。陈师道曾迫于生计而让妻子携带三稚子随岳丈到四川去，数年后妻儿回来，孩子已长大，几乎认不出了（3）。不过，陈师道用的是与杜甫相反的手法，先肯定那不是梦，可是心情却稳定不下来。仇的做法与正常的注释不同，正常的注释是引前人的，这里却是引后人的。既有正面的比较，也有反面的比较，有助领略杜诗艺术上的特色。这是“内注解意”，引了旁证比较，解得很好。不过，清人鄙视词，认为那是小道，所以，仇没有引晏几道的《鹧鸪天》中相似的句子：“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注：
（1）按：1706年实为康熙四十五年，时仇兆鳌应为68岁。中华书局《杜诗详注》，1979年，出版说明：“自序作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但书刻成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莫砺锋师的《杜甫评传》页414亦作“书成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写成进呈。此处有误。
（2）按：查仇序未见此句，给康熙皇帝的进书表也未见，倒是在凡例20则中的第6和第7条出现。
（3）陈师道妻儿于元封七年（1084）入四川。元祐二年（1087），陈充徐州教授才接回妻儿。（后世又有关丹人黄先炳抛妻弃子赴宁深造，亦恐有归乡稚子相见不相识之忧。）
时间：1000至1200
地点：南京大学逸夫馆I－206室
主题：唐宋文学专题（杜诗）第五讲
讲者：莫砺锋教授
聆听人数：约60人
记录：黄先炳
仇兆鳌（1638-1717）的《杜诗详注》25卷，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杜诗注解。书成于康熙四十三年（1706），仇年67岁（1）。书成后进呈给朝廷，因此而升官，任翰林院检讨、翰林学士。这可看出朝廷对此书的重视。其后，此书又被收入《四库全书》中，是清代唯一被全文收入的杜诗注本，更可看出它得到封建皇帝的承认。学界因此怀疑它会不会因受帝王包庇而曲解杜诗？应该说，是有一些成分的，里头过于强调杜甫的忠君思想，便是一大缺点，但却还不至于影响到文本的真实面貌。仇注基本上还是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的。
此书后由中华书局出版，是篇幅较大的杜诗注本，有130万言，是集注集评之集大成。它的特点就是一个“详”字，其长处在于详尽，几乎采尽了康熙前之旧注。许多罕见的注本如明代单复的《读杜愚得》、张綖的《杜律本义》（一作《杜诗本义》）、清代吴见思的《杜诗论文》、卢元昌的《杜诗阐》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王嗣奭的《杜臆》。我们今天看到的《杜臆》在60年代之前是看不到的，之所以知道有这本书也是通过仇注本。如果加以对照，两者出现许多不同的地方，至于哪个是先哪个后，目前可说不清楚。不过，仇兆鳌引录《杜臆》是很有眼光的，因为这本书在当时并不著名。此外，仇注本也广泛地收录各种笔记和诗话中对杜诗零星的见解，如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等。仇将这些散见于书中的见解，收录在杜甫相关诗作的后面，给予我们很大的方便。虽然不能说收录已全，但比较有代表性的见解都已收录，所以“详”字是肯定的。我们读仇注本，就像是在读多本书一样。仇注虽不称“集注”，但却也有“集注”的涵义。
仇注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这是因为书是他用几十年时间“磨”出来的，他在序中评价自己“内注解意、外注引古”（2）。 所谓内注是指对诗的主旨的分析，可以用自己的看法；外注则是针对典故词语的出处，多引用前人的注解。我们看几个例子。
首先看杜甫的《羌村三首》其一：“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是写杜甫与家人因战乱而长年失散后，彼此未知生死，当他回到陕北家乡见家人，夜里点烛对望的情形。仇注云：“此记悲欢交集之状。家人乍见而骇，…偶然遂，死方幸免。如梦昧，生恐未真。”仇分析了诗歌的主旨，也说明杜甫当时的心情，既高兴，又害怕不是真的。下面他又引：“司空曙诗：‘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是用杜句。陈后山诗：‘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是翻杜语。’”前人引诗多没写标题，前一首引的是司空曙的《云阳馆与韩绅宿别》，后一首是北宋陈师道的《示三子》。司空曙的经历与杜甫相似，诗句也与杜甫的相近，被视为模仿杜甫而作。陈师道曾迫于生计而让妻子携带三稚子随岳丈到四川去，数年后妻儿回来，孩子已长大，几乎认不出了（3）。不过，陈师道用的是与杜甫相反的手法，先肯定那不是梦，可是心情却稳定不下来。仇的做法与正常的注释不同，正常的注释是引前人的，这里却是引后人的。既有正面的比较，也有反面的比较，有助领略杜诗艺术上的特色。这是“内注解意”，引了旁证比较，解得很好。不过，清人鄙视词，认为那是小道，所以，仇没有引晏几道的《鹧鸪天》中相似的句子：“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注：
（1）按：1706年实为康熙四十五年，时仇兆鳌应为68岁。中华书局《杜诗详注》，1979年，出版说明：“自序作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但书刻成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莫砺锋师的《杜甫评传》页414亦作“书成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写成进呈。此处有误。
（2）按：查仇序未见此句，给康熙皇帝的进书表也未见，倒是在凡例20则中的第6和第7条出现。
（3）陈师道妻儿于元封七年（1084）入四川。元祐二年（1087），陈充徐州教授才接回妻儿。（后世又有关丹人黄先炳抛妻弃子赴宁深造，亦恐有归乡稚子相见不相识之忧。）
-
老黄
- Site Admin
- Posts: 29109
- Joined: 29-07-05 Fri 12:07 am
- Location: 太平 --〉关丹
- Contact:
再看一个“外注引古”的例子。杜诗《望岳》：“决眦入归鸟。”仇引曹植的《孟冬篇》：“张目决眦。”而不引《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上林赋》：“弓不虚发，中必决眦。”司马相如的句子是赞颂神箭手，古人谓能够射中鸟的眼睛才是真正的神箭手，只射中鸟的头并不稀奇。司马相如的名气不比曹植低，而且生卒年也较早，照说仇兆鳌应该引司马相如的。这里便看出仇的眼光。司马相如的“决眦”是被动式的，是眼睛被射了；而曹植写的是以自己为主体，这与杜甫的诗是一致的，登高望远，飞鸟远去，张目眺望，以致“决眦”。可见引曹植的诗句是较贴切的。仇兆鳌自己没有说明，这是我的分析。同诗“一览众山小”也有类似的注解。一看杜甫这句子，一般人都会想到《孟子》的“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可是仇兆鳌却引扬雄的《法言》：“登东岳者，然后知众山之峛崺也。”扬雄的句子是说登上较高的山，一望下来，其他山则成了连绵起伏的小山丘。这与杜甫的“一览众山小”是更接近的。这里可看出仇兆鳌“外注引古”方面下了功夫，是作了比较后才作抉择，取最贴切的。
第三个特点是仇注本有很多附录材料，这包括传记、年谱、列代注本序跋、诸家咏杜、诸家论杜等。其中列代注本序跋最难得，因为许多序跋已很难找到。读古书的人，往往都会先看序跋，因为根据序跋可以知道许多与作者、作品和时代相关的资料。
仇注本也有其缺点。这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情况，其败笔也是在一“详”字。有些不需要注的地方，他也注了，变成画蛇添足。例如杜诗《又呈吴郎》：“无食无儿一妇人。”这是很白话的写法。杜甫在草堂居住时，西邻有一老妇人常来采他家门前的枣子。后来杜甫去了夔州，草堂让给一个姓吴的亲戚住。这首诗是交代吴郎不必禁止老妇人来采枣子。诗句很浅白，没什么艰难的，可是仇兆鳌仿佛不注不过瘾似的，引了很多注。（哄堂）针对“无食”，他引贾谊《新书》：“民无食也。”“无食”在古书很普遍，如果要找，应该有比贾谊更早的出处。“无儿”，他也引《晋书》：“皇天无知，邓伯道无儿。”《世说新语》也记载了邓攸无子的故事，那是说西晋灭亡时，邓攸带了两个小孩儿往南方逃，一个是他自己的儿子，另一个则是他的侄儿，那时候他哥哥已死（1）。后来被迫得丢下一子，他考虑到自己还年轻，日后可以再有儿子，哥哥的血脉却要保存，所以便舍弃自己的儿子。可是，日后他却没有再生儿子，所以人们对这么好的一个人却有此遭遇，而认为天理不公，故说“皇天无知。”就连“一妇人”，仇兆鳌也要注。他引宋玉《神女赋》：“见一妇人。”这里也注得很怪，按理真要注也该注“妇人”，何必把量词也带入？他这么做是花了很多功夫的，但是对于读者了解杜诗却没有帮助，甚至会起干扰。杜甫写的时候也信手而写，不会想到要引什么典故吧？对于这些例子，你们读的时候跳过去就是，不必深究。施鸿保的《读杜诗说》是专挑仇兆鳌的毛病而写成的，同时对着读会有帮助。
注：
（1） 按：或当是弟。《世说新语•德行》第28则：“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又，王隐《晋书》：“攸以路远，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以叛。贼又掠其牛马。攸语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遗民。今当步走，儋两儿尽死，不如弃己儿，抱遗民。吾后犹当有儿。’妇从之。”
第三个特点是仇注本有很多附录材料，这包括传记、年谱、列代注本序跋、诸家咏杜、诸家论杜等。其中列代注本序跋最难得，因为许多序跋已很难找到。读古书的人，往往都会先看序跋，因为根据序跋可以知道许多与作者、作品和时代相关的资料。
仇注本也有其缺点。这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情况，其败笔也是在一“详”字。有些不需要注的地方，他也注了，变成画蛇添足。例如杜诗《又呈吴郎》：“无食无儿一妇人。”这是很白话的写法。杜甫在草堂居住时，西邻有一老妇人常来采他家门前的枣子。后来杜甫去了夔州，草堂让给一个姓吴的亲戚住。这首诗是交代吴郎不必禁止老妇人来采枣子。诗句很浅白，没什么艰难的，可是仇兆鳌仿佛不注不过瘾似的，引了很多注。（哄堂）针对“无食”，他引贾谊《新书》：“民无食也。”“无食”在古书很普遍，如果要找，应该有比贾谊更早的出处。“无儿”，他也引《晋书》：“皇天无知，邓伯道无儿。”《世说新语》也记载了邓攸无子的故事，那是说西晋灭亡时，邓攸带了两个小孩儿往南方逃，一个是他自己的儿子，另一个则是他的侄儿，那时候他哥哥已死（1）。后来被迫得丢下一子，他考虑到自己还年轻，日后可以再有儿子，哥哥的血脉却要保存，所以便舍弃自己的儿子。可是，日后他却没有再生儿子，所以人们对这么好的一个人却有此遭遇，而认为天理不公，故说“皇天无知。”就连“一妇人”，仇兆鳌也要注。他引宋玉《神女赋》：“见一妇人。”这里也注得很怪，按理真要注也该注“妇人”，何必把量词也带入？他这么做是花了很多功夫的，但是对于读者了解杜诗却没有帮助，甚至会起干扰。杜甫写的时候也信手而写，不会想到要引什么典故吧？对于这些例子，你们读的时候跳过去就是，不必深究。施鸿保的《读杜诗说》是专挑仇兆鳌的毛病而写成的，同时对着读会有帮助。
注：
（1） 按：或当是弟。《世说新语•德行》第28则：“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又，王隐《晋书》：“攸以路远，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以叛。贼又掠其牛马。攸语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遗民。今当步走，儋两儿尽死，不如弃己儿，抱遗民。吾后犹当有儿。’妇从之。”
-
老黄
- Site Admin
- Posts: 29109
- Joined: 29-07-05 Fri 12:07 am
- Location: 太平 --〉关丹
- Contact:
下来介绍清注本第五家，浦起龙的《读杜心解》6卷。书成于雍正二年（1724）。为何叫“心解”呢？作者自己在前言中有解释，他在发凡中说：“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家诠释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摄吾之心以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他说排除了他人对杜诗的解说，才能更好理解杜诗。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怎么可能置前人的功夫于不理呢？不过他采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来求“直指”诗人的心，是可取的。浦注于旧注一般只取钱、朱、仇三家，极简。他的强处是在“解”，对一些重要的篇章的主旨，理解得非常准确。例如，对杜诗《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理解是：“乱源已兆，忧患填胸，触境即动。只一凭眺间，觉河山无恙，尘昏满目。”我在80年代与程千帆先生合作写《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1） ，就《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这首诗收集了不少资料，最后还是觉得浦起龙的解说最好。浦是针对杜甫写作的心态作评述，他看出杜甫已感受到安史之乱的先兆，也体会杜甫当时在长安的不如意，个人与国家的忧患心境，一接触到外境便完全涌出来了。登高眺望，河山依旧，但已看到“尘昏满目”，前途黯淡。浦起龙的这段话说得非常正确。在分析段意方面，浦注颇能提纲挈领，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认为前人把它分得太细、太琐碎，影响了对全诗的理解，所以他说：“断不宜如朱、仇诸本，琐琐分裂，通篇只是三大段。”这么一来倒简明扼要地把主题思想给突显出来了。
浦注有两个缺点是较明显的。一是他的编次非常凌乱。他采用“分体后各自编年”法，即先按诗体分成六卷，然后又各自编年，体例欠妥当。如果要看杜诗的编年，是不看这本的。另外一点与仇注一样，对杜甫的忠君思想过于强调，观点陈腐。与仇注相比，浦注受封建的钳制更深，在维护封建礼教上更严。例如杜诗《北征》：“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至今国犹活。”这几句是歌颂陈玄礼的。陈是发动马嵬兵变的主谋，处死了杨国忠与杨贵妃等人，挽救了唐帝国的命运。陈并非针对杨贵妃，而是针对整个政治形势，杜甫把这点看得很清楚，所以在诗中赞美他。“仗钺”是因陈玄礼是御林军将领，“微尔”句是效仿孔子语，《论语•宪问》中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便仍是未开发的野蛮部落。将陈喻管仲，自是很高的评价。但浦起龙却不以为然，他说：“玄礼为亲军主帅，纵凶锋于上前，无人臣礼。老杜既以‘诛褒妲’归权人主，复赘‘桓桓’四语，反觉拖带。不如并隐其文为快。”他的意思是说陈玄礼是亲军的主帅，没有得到玄宗的同意而杀杨国忠，又逼玄宗杀贵妃，这是大逆不道的。杜甫诗中既然已提到“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玄宗自行决定处死贵妃就够了，不该再提这四句赞美陈玄礼，甚至建议将之删除。观点之陈腐落后实是时局所影响，因为他是生在雍正年间的。
最后介绍杨伦的《杜诗镜铨》20卷。成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书中一字不引钱谦益所注，这是因为钱注当时被禁，并非杨伦不看好钱注。这部书的特点是“集众注之长，出之以简洁”。由于晚出，所以能参酌众长，作较好的整理。我认为杨伦是做到了对朱注“取其考证，补其漏略”；对仇注是“取其注释，删其繁冗”；对浦注则“取其解意，弃其穿凿”。因此平正通达，简明扼要，较少有穿凿附会之病是它的特色。虽然杨伦本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但却尽取前人的精华。若非专攻杜甫，只想较全面地读杜诗，我们还是推荐这本书。从1791年到现在，没有再出现杜诗的全注。是不是没有新的注本？有，山东大学早在二十多年前便着手编《杜甫全集校注》，据说有550万字。很可惜大部分的藁本仍在萧涤非先生（1906－1991）的弟子那儿。所以现在只能推荐《杜诗镜铨》。
注：
（1）此文今收录在《程千帆全集》第九卷《被开拓的诗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118-134。
（2）
浦注有两个缺点是较明显的。一是他的编次非常凌乱。他采用“分体后各自编年”法，即先按诗体分成六卷，然后又各自编年，体例欠妥当。如果要看杜诗的编年，是不看这本的。另外一点与仇注一样，对杜甫的忠君思想过于强调，观点陈腐。与仇注相比，浦注受封建的钳制更深，在维护封建礼教上更严。例如杜诗《北征》：“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至今国犹活。”这几句是歌颂陈玄礼的。陈是发动马嵬兵变的主谋，处死了杨国忠与杨贵妃等人，挽救了唐帝国的命运。陈并非针对杨贵妃，而是针对整个政治形势，杜甫把这点看得很清楚，所以在诗中赞美他。“仗钺”是因陈玄礼是御林军将领，“微尔”句是效仿孔子语，《论语•宪问》中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便仍是未开发的野蛮部落。将陈喻管仲，自是很高的评价。但浦起龙却不以为然，他说：“玄礼为亲军主帅，纵凶锋于上前，无人臣礼。老杜既以‘诛褒妲’归权人主，复赘‘桓桓’四语，反觉拖带。不如并隐其文为快。”他的意思是说陈玄礼是亲军的主帅，没有得到玄宗的同意而杀杨国忠，又逼玄宗杀贵妃，这是大逆不道的。杜甫诗中既然已提到“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玄宗自行决定处死贵妃就够了，不该再提这四句赞美陈玄礼，甚至建议将之删除。观点之陈腐落后实是时局所影响，因为他是生在雍正年间的。
最后介绍杨伦的《杜诗镜铨》20卷。成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书中一字不引钱谦益所注，这是因为钱注当时被禁，并非杨伦不看好钱注。这部书的特点是“集众注之长，出之以简洁”。由于晚出，所以能参酌众长，作较好的整理。我认为杨伦是做到了对朱注“取其考证，补其漏略”；对仇注是“取其注释，删其繁冗”；对浦注则“取其解意，弃其穿凿”。因此平正通达，简明扼要，较少有穿凿附会之病是它的特色。虽然杨伦本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但却尽取前人的精华。若非专攻杜甫，只想较全面地读杜诗，我们还是推荐这本书。从1791年到现在，没有再出现杜诗的全注。是不是没有新的注本？有，山东大学早在二十多年前便着手编《杜甫全集校注》，据说有550万字。很可惜大部分的藁本仍在萧涤非先生（1906－1991）的弟子那儿。所以现在只能推荐《杜诗镜铨》。
注：
（1）此文今收录在《程千帆全集》第九卷《被开拓的诗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118-134。
（2）
-
老黄
- Site Admin
- Posts: 29109
- Joined: 29-07-05 Fri 12:07 am
- Location: 太平 --〉关丹
- Contact:
-
老黄
- Site Admin
- Posts: 29109
- Joined: 29-07-05 Fri 12:07 am
- Location: 太平 --〉关丹
- Contact:
这个？有情报。
不过，如果用IE登录，一大堆广告会弹出来，很烦，所以便少去了。
不过，如果用IE登录，一大堆广告会弹出来，很烦，所以便少去了。
http://comet1314.blogspot.com/
從手到口，從口到手
——莫礪鋒先生《杜甫詩歌演講錄》附一光盤，是近來聽過最精采的講演。
演說是一門藝術。學者留守書齋與走上講台，必須承認一點，前者要求典雅莊重，雖不至於一字一血痕，但明顯講究文氣，可後者就不一樣，講演者除了博學多識，還需「屈降身份」，與觀眾同在。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從文字脫化成口水，必然要經過一層傷筋動骨的改造。能文者未必能說，這點稍微讀過歷史的人大概並不陌生，當然也有不願意講學不願意收徒的（如顧炎武），可這畢竟是明清之際士大夫獨特的選擇，來到新世紀能說會道已成學者的「專業條件」，尤其以才子著稱的中文系，不能說則近於自殺，實在不是甚麼駭人聽聞的事。一小時內將平日所學，深入淺出，加上演說技巧，隨著觀眾的現場反應調整策略，並不比寫一篇論文輕鬆多少，尤其還要照顧不同群體的接受，唯一的秘訣就是說得「卑之無甚高論」。
換句話說，講演的時候，情緒氣氛都得掌握的恰到好處，忌掉書袋把祖宗纏腳布拉得沒完沒了，風趣不失莊重，加上幾則冷門笑話當甜品，才能在有限時間內令人回味。為甚麼是冷門笑話？太熟悉的典故，你還沒說觀眾全知道了，這是最失敗的技巧，但也不能過於複雜，我不只一次在走道聽見剛從其他教室出來的學生抱怨「自己說自己爽」。可見除了表情達意，還要知己所長避短，免得調和不來。
梁啟超早已言及演說為「傳播文明三利器」，從內容到形式，媒介與反應，日逐受到學界的注意。近年各種講稿編成書後備受歡迎，已不容我們忽視。把演講寫成書，當然得修飾，不然有些笑料屬興之所起，今兒看來，少了時空的滋潤倒顯得有點不知所云。作為讀者唯一的要求就是，有必要保留現場感，讓人如臨聽講，包括原先聽眾反應的小暗示。書寫與講演不一樣這個好理解，公開講演與校內授課也大有不同。公開講演因為是一次性，未必每次都需要照顧系統，不妨敞開胸懷，天南地北，可校園教學，觀眾是熟悉的，就不容許過於放肆，免得落下「不務正業」的惡名。相比起來，公開的藝高人膽大，自己人聽的難免瞻前顧後，中文系出身的似乎更習慣於借引經據典，以壯己之聲勢。
-
老黄
- Site Admin
- Posts: 29109
- Joined: 29-07-05 Fri 12:07 am
- Location: 太平 --〉关丹
- Contact:
以下我们谈的是杜甫的诗歌。我们通过《饮中八仙歌》学习一个具体的问题，即如何断定诗歌的创作年代。
先谈这首诗的艺术特色。这首诗在形式上是非常特殊的。不但是在杜诗中显得特殊，即便在古典诗史上也非常特殊。十八世纪德国学者莱辛在《拉奥孔》（1）说过，画和诗的最大区别是一是空间的艺术，一是时间的艺术。（2）可是任何定义总有其例外，《饮中八仙歌》就是一个例外。这首诗写了没有时间先后关系的八段，像是并列展示了八幅画面，所以实际上是空间的排列。其二、有人认为这首诗像“柏梁体”。相传汉武帝在柏梁台上和群臣共赋七言诗，一人一句，每句用韵，后人便称这种一韵到底的七言古诗为“柏梁体”。“柏梁体”诗写得最好的是曹丕的《燕歌行》，全诗不重韵。诗为什么要压韵？朱光潜说在相隔一段距离后压韵，会产生声音上的委婉美感，使诗读来朗朗上口（3）。读《燕歌行》便有此感。压韵一般都不出现重复的韵脚字，如果同一韵字在一首诗之韵脚重复出现，就叫“重韵”。这是古人较注重的，一首好的近体诗，一般都不会重韵。其内在原因是诗是篇幅小的文体，内容必须在有限的字数中表达出来，重复在内容与寓意的表达上都是一种奢侈，而且也反映诗人的语汇不丰富。苏轼在《送江公著》中有那么两句：“忽忆钓台归洗耳，……亦念人生行乐耳。”“耳”是重韵了，他在诗末自己加注说明：“二耳义不同，故得重用。”从这个事例可猜测唐宋诗人认为重韵是毛病，所以苏轼才要说明他是用字形相同但字义不同的字压韵。
《饮中八仙歌》却重韵，包括有二眠、二天、三前。不但形同义也同。这本该是个毛病，杜甫也没有理由会不知道。我们猜想，杜甫是把诗中的八个片段当成是独立的，是不相关的。章和章之间重韵，就不是问题。但是杜甫却没有像他写的其他组诗般称为“八首”，而是把它当成一篇的。八首写八个人的醉态，意义上是连贯的，但前后篇却没有时间上的联系，也没有逻辑上的关系。这就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结构。《杜臆》说：“此创格，前无所因。”这种写法是“前无所因”，是不是“后无所继”？有！吉川幸次郎《杜甫诗注》中便举了吴梅村的《画中九友歌》。这是写九个明末清初的九个画家的。程千帆先生看了《画中九友歌》，认为是狗尾续貂，吴梅村先生是不该写的，因为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实在难于模仿。程千帆先生对《饮中八仙歌》是有很深的理解的，所以写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一文（4）。这是论点非常精辟的一篇文章，你们该去找来看。
杜诗编年大致上已完成了，还可以斟酌的不多。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有名句“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过去这首诗被认为是天宝七载（748）的作品，没有什么争议。韦左丞是韦济。杜甫到长安后，曾得到他的资助，所以杜甫写过几首诗送他，标题都写明韦济的官职，河南尹或左丞（5）。《旧唐书•韦济传》云：“七载迁尚书左丞。”黄鹤便是据此判断这首诗作于七载。这种说法一直没有被怀疑，一直到80年代许多唐碑在陕西（唐长安城郊）出土，有了新材料的出现，才作了修订。按新墓志的说法，韦济是“九载迁尚左书丞”（6）。陈铁民反应很快地写了单篇论文说明这首诗是天宝九载（750）写的（7），遂成了定论。顺带提一下，学界纷纷讨论李商隐的《无题》诗所写的爱慕对象，到底是有多少人。据台湾苏雪林统计，已超过二位数。王蒙据此而说李商隐爱的到底是谁，有多少位，已无法说清，除非从地底下找出李商隐的日记才知真相。这里说的是，除非有新材料的出现，杜诗的编年才可以重新考订。这种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是一种消极的等待。我们要谈的当然不是这类的。程千帆先生对诗的编年的意见，是从文本中找内证，这在方法论上是有所启发的。
注：
（1）拉奥孔原是16世纪在罗马发掘出来的一座雕像，表现一位老人――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被两条大蛇绞住时的苦痛挣扎的神情。其蓝本据称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史诗《伊尼特》（Aeneid）的第二卷。莱辛的《拉奥孔》是对史诗和雕像的比较。
（2）莱辛：“如果图画和诗所用的模仿媒介或符号完全不同，那就是说，图画用存于空间的形色，诗用存于时间的声音。”见朱光潜《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一文，收在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119。【按：没有第一手资料，未知莱辛何许人也。】
（3）朱光潜：“中国诗的节奏有赖于韵，与法文诗的节奏有赖于韵，理由是相同的：轻重不分明，音节易散漫，必须借韵的回声来点明、呼应和贯串。”又谓：“句末一字是中文诗句必顿的一个字，所以它是全诗音节最着重的地方。如果最着重的一个音，没有一点规律，音节就不免杂乱无章，前后便不能贯串成一个完整的曲调了。”两段文字可相互比较，见朱光潜《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下）：论韵》，书同前注。
（4）《程千帆全集》第九卷，页102-117。
（5） 杜甫写给韦济的诗包括：《赠韦左丞丈济》、《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6）韦述《大唐故正议大夫行仪王傅上柱国奉明县开国子赐紫金鱼袋京兆韦府君（济）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二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1995年，页25－26。不知哪年出土？好像是西北大学的韩理洲教授发现的，还发现了很多很多……（与农民养猪有关的事……），后来就此“发现”出版了专书。
（7）陈铁民《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
先谈这首诗的艺术特色。这首诗在形式上是非常特殊的。不但是在杜诗中显得特殊，即便在古典诗史上也非常特殊。十八世纪德国学者莱辛在《拉奥孔》（1）说过，画和诗的最大区别是一是空间的艺术，一是时间的艺术。（2）可是任何定义总有其例外，《饮中八仙歌》就是一个例外。这首诗写了没有时间先后关系的八段，像是并列展示了八幅画面，所以实际上是空间的排列。其二、有人认为这首诗像“柏梁体”。相传汉武帝在柏梁台上和群臣共赋七言诗，一人一句，每句用韵，后人便称这种一韵到底的七言古诗为“柏梁体”。“柏梁体”诗写得最好的是曹丕的《燕歌行》，全诗不重韵。诗为什么要压韵？朱光潜说在相隔一段距离后压韵，会产生声音上的委婉美感，使诗读来朗朗上口（3）。读《燕歌行》便有此感。压韵一般都不出现重复的韵脚字，如果同一韵字在一首诗之韵脚重复出现，就叫“重韵”。这是古人较注重的，一首好的近体诗，一般都不会重韵。其内在原因是诗是篇幅小的文体，内容必须在有限的字数中表达出来，重复在内容与寓意的表达上都是一种奢侈，而且也反映诗人的语汇不丰富。苏轼在《送江公著》中有那么两句：“忽忆钓台归洗耳，……亦念人生行乐耳。”“耳”是重韵了，他在诗末自己加注说明：“二耳义不同，故得重用。”从这个事例可猜测唐宋诗人认为重韵是毛病，所以苏轼才要说明他是用字形相同但字义不同的字压韵。
《饮中八仙歌》却重韵，包括有二眠、二天、三前。不但形同义也同。这本该是个毛病，杜甫也没有理由会不知道。我们猜想，杜甫是把诗中的八个片段当成是独立的，是不相关的。章和章之间重韵，就不是问题。但是杜甫却没有像他写的其他组诗般称为“八首”，而是把它当成一篇的。八首写八个人的醉态，意义上是连贯的，但前后篇却没有时间上的联系，也没有逻辑上的关系。这就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结构。《杜臆》说：“此创格，前无所因。”这种写法是“前无所因”，是不是“后无所继”？有！吉川幸次郎《杜甫诗注》中便举了吴梅村的《画中九友歌》。这是写九个明末清初的九个画家的。程千帆先生看了《画中九友歌》，认为是狗尾续貂，吴梅村先生是不该写的，因为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实在难于模仿。程千帆先生对《饮中八仙歌》是有很深的理解的，所以写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一文（4）。这是论点非常精辟的一篇文章，你们该去找来看。
杜诗编年大致上已完成了，还可以斟酌的不多。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有名句“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过去这首诗被认为是天宝七载（748）的作品，没有什么争议。韦左丞是韦济。杜甫到长安后，曾得到他的资助，所以杜甫写过几首诗送他，标题都写明韦济的官职，河南尹或左丞（5）。《旧唐书•韦济传》云：“七载迁尚书左丞。”黄鹤便是据此判断这首诗作于七载。这种说法一直没有被怀疑，一直到80年代许多唐碑在陕西（唐长安城郊）出土，有了新材料的出现，才作了修订。按新墓志的说法，韦济是“九载迁尚左书丞”（6）。陈铁民反应很快地写了单篇论文说明这首诗是天宝九载（750）写的（7），遂成了定论。顺带提一下，学界纷纷讨论李商隐的《无题》诗所写的爱慕对象，到底是有多少人。据台湾苏雪林统计，已超过二位数。王蒙据此而说李商隐爱的到底是谁，有多少位，已无法说清，除非从地底下找出李商隐的日记才知真相。这里说的是，除非有新材料的出现，杜诗的编年才可以重新考订。这种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是一种消极的等待。我们要谈的当然不是这类的。程千帆先生对诗的编年的意见，是从文本中找内证，这在方法论上是有所启发的。
注：
（1）拉奥孔原是16世纪在罗马发掘出来的一座雕像，表现一位老人――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被两条大蛇绞住时的苦痛挣扎的神情。其蓝本据称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史诗《伊尼特》（Aeneid）的第二卷。莱辛的《拉奥孔》是对史诗和雕像的比较。
（2）莱辛：“如果图画和诗所用的模仿媒介或符号完全不同，那就是说，图画用存于空间的形色，诗用存于时间的声音。”见朱光潜《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一文，收在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119。【按：没有第一手资料，未知莱辛何许人也。】
（3）朱光潜：“中国诗的节奏有赖于韵，与法文诗的节奏有赖于韵，理由是相同的：轻重不分明，音节易散漫，必须借韵的回声来点明、呼应和贯串。”又谓：“句末一字是中文诗句必顿的一个字，所以它是全诗音节最着重的地方。如果最着重的一个音，没有一点规律，音节就不免杂乱无章，前后便不能贯串成一个完整的曲调了。”两段文字可相互比较，见朱光潜《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下）：论韵》，书同前注。
（4）《程千帆全集》第九卷，页102-117。
（5） 杜甫写给韦济的诗包括：《赠韦左丞丈济》、《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6）韦述《大唐故正议大夫行仪王傅上柱国奉明县开国子赐紫金鱼袋京兆韦府君（济）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二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1995年，页25－26。不知哪年出土？好像是西北大学的韩理洲教授发现的，还发现了很多很多……（与农民养猪有关的事……），后来就此“发现”出版了专书。
（7）陈铁民《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
-
老黄
- Site Admin
- Posts: 29109
- Joined: 29-07-05 Fri 12:07 am
- Location: 太平 --〉关丹
- Contact:
《饮中八仙歌》作于哪一年？我们看看前人的意见：《九家注》里提到蔡兴宗的杜甫《年谱》说是“天宝五载（746）”；“黄鹤本”中引梁权道编在“天宝十三载（754）”；《读杜心解》卷首中浦起龙采折衷的说法，说是“天宝五载至十三载（746-754）”作；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系此诗是“天宝三载（744）”作；萧涤非在他的《杜甫研究》中则认为是“到长安头一二年（746，747）里所写的。”我们先排除绝对错误的说法。第一个要排除的是四川文史馆的，因为那是完全违背诗歌中的内容的。《饮中八仙歌》写李适之的提到“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李适之于天宝五载（746）四月被李林甫排挤而罢相，七月贬宜春太守，到任后即仰药死。期间他写了《罢相》：“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他道出了世态人情的炎凉，被罢相后没几个人莅访。杜甫写“衔杯乐圣称避贤”，肯定是根据李适之的诗写的。所以我们可以确定《饮中八仙歌》的创作年代上限是天宝五载（746），四川文史馆的说法是可以排除掉。那么下限呢？萧涤非所判断的写作年代，理由是他认为杜甫是以欢乐的心情来描绘友人的欢乐。而诗人的这种欢乐心情，只有到长安后的最初一二年才有（1）。陈贻焮在他的《杜甫评传》中也附和这种说法，认为“（萧）这估计是可信的。”可是程千帆先生的看法就截然不同。程先生从文本出发，判断杜甫写这首诗时的心理状态不是欢乐的，就因这基本情感的不同倾向，便会有不同的结论。
我们看看程先生的思路：首先探究八仙的来源。浦江清在《八仙考》中说：“汉、六朝已有八仙之词。”浦江清写的论文很少，清华大学为他编过《浦江清文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里头收的文章都不长，而且也只有五、六篇，就是他一生的作品了。可是浦先生的作品写一篇是一篇，很有分量。现在我们仿佛重视发表文章的数量，像X师大一位年轻教授，便已发表了800多篇论文。浦江清认为八仙一词古已有之是有根据的，汉代牟融《理惑论》便提到：“王乔、赤松八仙之游。”六朝陈代的沈炯《林屋馆记》也提到：“淮南八仙之图。”可见《饮中八仙歌》是借用历史名词来写唐人。那么这八人是谁呢？所有的文献引这八人都有不同。李阳冰《草堂集序》说：“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时人又以公（李白）及贺监（贺知章）、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新唐书•文艺传》：“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新唐书》所载已是北宋人的看法了，所写的八人与杜甫写的一样。钱注：“此因杜诗附会耳。且既云天宝初供奉，又云与苏晋同游，何自相矛盾也。”说杜甫附会是正确的，因为既说李白供奉翰林（天宝元年的事），又提到苏晋（676-734），苏晋时已去世，是不可能和他们在一起喝酒的。这说明杜甫写的八人，是曾经先后在长安，但却不一定同时，也不是在一起喝酒。他是基于八人的心理状态的一致而将他们放在一起，里面的多数人，杜甫也许不认识，也没见过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杜甫所写的八人喝酒是虚拟的。限于时间，我们下周再讲。
注：
（1）萧涤非：“往后生活日困，不会有心情写这种歌。”，《杜甫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
我们看看程先生的思路：首先探究八仙的来源。浦江清在《八仙考》中说：“汉、六朝已有八仙之词。”浦江清写的论文很少，清华大学为他编过《浦江清文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里头收的文章都不长，而且也只有五、六篇，就是他一生的作品了。可是浦先生的作品写一篇是一篇，很有分量。现在我们仿佛重视发表文章的数量，像X师大一位年轻教授，便已发表了800多篇论文。浦江清认为八仙一词古已有之是有根据的，汉代牟融《理惑论》便提到：“王乔、赤松八仙之游。”六朝陈代的沈炯《林屋馆记》也提到：“淮南八仙之图。”可见《饮中八仙歌》是借用历史名词来写唐人。那么这八人是谁呢？所有的文献引这八人都有不同。李阳冰《草堂集序》说：“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时人又以公（李白）及贺监（贺知章）、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新唐书•文艺传》：“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新唐书》所载已是北宋人的看法了，所写的八人与杜甫写的一样。钱注：“此因杜诗附会耳。且既云天宝初供奉，又云与苏晋同游，何自相矛盾也。”说杜甫附会是正确的，因为既说李白供奉翰林（天宝元年的事），又提到苏晋（676-734），苏晋时已去世，是不可能和他们在一起喝酒的。这说明杜甫写的八人，是曾经先后在长安，但却不一定同时，也不是在一起喝酒。他是基于八人的心理状态的一致而将他们放在一起，里面的多数人，杜甫也许不认识，也没见过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杜甫所写的八人喝酒是虚拟的。限于时间，我们下周再讲。
注：
（1）萧涤非：“往后生活日困，不会有心情写这种歌。”，《杜甫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