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三、失落。


“但恨时我遗”。李长之大约也像陶渊明“越来越有遗老的感觉了”。假如说时代对他的弃置尚属外因，那么，真正的失落倒在痛感自由、“浪漫”本性之失落与自我角色期待之幻灭，这才更富悲剧性。正像他在１９５２年论陶渊明时所说：“人在四十岁的时候，大概是容易反省过去，思索未来的吧。因为，这时的社会经验也丰富了，已得到一些便于作出结论的材料；况且‘人生七十古来稀’，到了四十岁，也就是走了一半多，因而在情感上也就容易触动瞻前顾后的念头；加上古人‘四十而不惑’，在熟读古书的人无异于先有一个这是临于思想成熟的阶段的暗示；——假如就陶渊明论，他这时又是饱经世变和风波的，住的地方浔阳更是此出彼入的争夺之地，当然就更容易有所感发了”。


是年，李长之四十二岁，刚过不惑之年，不难体会他涂抹在陶渊明身上的那片浓重的生命底色。然不惑之年似乎并没赐他一双透视人生的慧眼，反而遮蔽了他回顾“苍苍横翠微”即所来之径的视线。而期冀借“忘川之水”来洗涤旧脑，遗忘过去，这对每个对生命满怀敬畏与热爱的人来说，更是噬心的悲哀。叹李长之却太计较“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之遭际，故当１９５６年允许“百家争鸣”时，他竟“欢欣鼓舞”得“喜而不寐”（可见其心底“独立”“自由”的精神种子并未死绝），几近忘乎所以，并立即针对有涉“争鸣”的诸多问题如批评、教学、文章风格等畅其欲言，甚而指手画脚，俨然又激活了昔日写《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为中国文化把脉的豪迈心境，然却很少有对自我的冷静反思，更谈不上对中国国情有鲁迅式的冷峻透视。


诚然，与其清华老师冯友兰在“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彻底“失落自我”相比，李长之的失落似还不算彻底。李仿佛一直没放弃“文化启蒙师”的角色自期与责任。他不愿一味做“顺着说”的应声虫。他对“文革”时有人砸毁曲阜周公庙、孔林，破坏珍贵字画文物皆极愤慨；在谈到对孔子的看法时，他也不屑讳言“对一个在历史上影响这么大的人物，简单地进行否定，一棒子打死，是不负责而又无能的表现”；对所谓“儒法斗争”，他更敢说：“对不同意见就扣上‘儒家’，叫人不敢说真话，搞顺我者昌，逆我者忘，迟早失天下，这种人最笨！”又说：“我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切都推翻，都打倒，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我就反对文化专制！”……李在“文革”时尚存这份鲠直，很不容易，虽不乏书生气；但当李看到他的老师周一良进“梁效”时，李却还真以为周已改造好了呢。——这又足见李对中国政治乃是书生。


“文革”时有个看管他的“专政队”学生找他要书看，他竟真的热情地找书给他，李的爱人说，你不怕人家说你“放毒”吗？他却又一次认真到天真的地步，说：他是要看书啊，书怎么是毒呢！憨态可掬。可这又让我看到一个真诚的文化守灵人的良知未泯。也因此，唯恐李长之永远也学不像金应熙的，因为金作为陈寅恪所唾弃的门生，他为了适应官场的风云变幻，竟能在两个口袋同时放两份不同倾向的文稿，以便能随时应付风向突变也。

四、怨愤。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１９５６年，李长之写了一系列纪念鲁迅的文章，俨然要做一篇新的《鲁迅批判》。最引人关注的当是《文学史家的鲁迅》。共和国初年，人们大多在政治思想上借鲁迅做文章，李长之却独出机杼，别辟新径，关注起鲁迅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来，诸如鲁迅治文学史时所用的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目录学方法，辑逸方法，以及作家与时代并重，体系与历史顺序并重，全面与重点结合，略古详近原则，文学史与作品分析之结合，材料的审慎考证，乃至文学史著作中所列的参考书等等，详尽而周到。撰文展示作为学界的一代宗师之风采，可谓倾注了李长之自共和国以来六、七年间的独特思考与体会。而它正写于“百家争鸣”时期。比如他说鲁迅“特别重在风格分析。换句话说，就是特重艺术上的独创性”；又说鲁迅“特别反对那些以说教为主而压倒了艺术性的书”；还有“文学史既是科学，有关文学研究的学术性的问题就仍应该提到，不是只分析思想性、艺术性就算了事的”等等。显然，李长之是希望能把鲁迅放到学术层面上来研究。这种学统自觉与文化尊严感，是一个对人类文化依然怀抱梦想与痴情的人才具有的。李在文末说：“鲁迅文学史著作在探求作品或作家的社会意义时虽有不够深入的地方，然而在艺术的分析上是充实而突出的，在这里不但体现了鲁迅的美学敏感，高尚趣味，而且表现了鲁迅对现实主义传统的捍卫，而在今天尤其是可以救庸俗社会学的肤浅和偏颇的”。可见此文正是李出于对独霸学界的庸俗社会学的不满与怨愤而写的。


“鸣放”确实给李长之封闭甚久的思想打开了一扇窗，可晒晒阳光，透透气了。然这是在１９５６年，严寒还未开始。当１９５７年暴风雪大作，李长之就干脆关上了心灵大门。是年，其工资降了好几级，教授级别也相应下降，孩子患病，他自己则早在１９５２年就因患风湿病而手脚都变形了。一双曾经一天能写一万八千到二万字的妙笔生花之手，此时却被迫用胳膊夹起扫帚，去扫厕所，扫落叶了；有时因胳膊夹不住扫把，垃圾扫得不干净，又得遭人唾骂、毒打……他也曾想自杀，即像他笔下的屈原那样为了自己的尊严而死——但又终于有所不忍……毕竟心愿未了……“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哪儿才是李长之的精神家园呢？家园早已荒芜了，唯有野草萋萋……田园将芜胡不归！……直到１９７５年“摘帽”，１９７６年中共北京师大党委派人来看他……当时他的腿已因病僵硬得连坐都坐不下去了，他让子女们帮着按到座位上……他呆在小角落里，周围是积满灰尘的书，他想转过头去迎接客人，然而头也转不动……党委代表走到他跟前，一句“你受苦了”，他顿时感到有一缕阳光照到身上，和煦、温暖而惬意……“我又可以写作了！”他终于嚎啕大哭……这位坚强的山东汉子，“文革”受了那么多苦，也没这样哭过……然而悲剧却在于，其实他再也写不出好文章了。


１９７８年６月举行老舍骨灰安放仪式，他去了。之前他还写了《忆老舍》，发在《新文学史料》１９７８年创刊号，这可是他在文坛销声匿迹二十多年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呵！然而他还是一个劲儿地在那儿表白：老舍的政治热情，老舍政治进步……俱往矣，“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也许到了这个份上，他写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总算有权在生前以书写方式寄托对老舍的哀思了，这一挽歌已足使人悲凉不已了。半年后，他便再也起不来了……这篇《忆老舍》，也算是他祭奠自己的墓志铭吧。

五、羞愧、自卑及自负。


一叶知秋。读１９５０年李长之发在《光明日报》的《〈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一股秋气扑面而来。从写此文始，李长之的“浪漫”精神就已经萎顿了。李在文中说，当他在书店见其旧作《鲁迅批判》“摆在显眼的或不显眼的角落里，这真叫我脸红”，他原是希望人们忘记它的，这是羞愧；他在文末申明，这本书若“为普通读者，我以为最好不看，书店也最好自动停售”，“最低限度，书局如果还印行这本书，应该加上我这个批判，那或者可以对读者的毒害减轻些，我也就心安些了”，这是自卑；他又说，但“这本书却也不是全无是处”，如“这本书指出了鲁迅前半的思想中心是生物学，后半的思想中心是阶级学说。这一点，现在已成了公论。这自然不是说大家受了这本书的影响，但至少可证明这本书和大家的结论是一致的”——这是自负。


麻雀虽小，而五脏俱全。脸红是一种保护色，是以否定过去的自己来保护当下的自己；相信自己有毒，相信自己肮脏，这是一种近乎原罪的体验，不忏悔，无以生，忏悔了，也依然刻着耻辱的红字，一篇篇重写的传记，实已成为他借传主来清洗自己，却又永远洗不净的污渍。肯定自己，得有赖与公众意见一致与否来取舍，以公众的眼光来置换自我的眼光，这种难耐寂寞、害怕孤独的价值体验，大约也是整整几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体验吧？


自负的另一面是自辱。或许对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来说，守护孤独与寂寞，近乎守住信仰，守住回忆，守住人格的尊严。守护孤独与寂寞，就是不自卑，不羞愧，不忏悔，正是对自我理想的担当与践履。或许，也正是从这一点说，１９５７年的政治风暴对李长之来说未必仅仅是灾难：因为当一个人被无端剥夺了向公众发言、表白、忏悔、启蒙的权利后，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促使他一个人静静地面对自己，不必表演，只需闭上疲惫的双眼，在内心，让过去、现在与未来默默地对话、凝望、沉思，当忏悔真正成为良知的自言自语，他会发现，自由的天使已从他心灵袅袅升起，她正衔着爱的火种，欲去翱翔澄净的天空，以期寻找菁菁树林，点燃理想的火炬，让灵魂获得涅。

代跋： “因为他是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常新” 于天池 李书

（略）

长之先生首先阐述“大可注意的是，汉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还有齐。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乃是楚”。接着论述说：“齐、楚文化是一系，都是浪漫精神的代表，那么，汉代在楚文化的胜利之余，又加上齐，真是如虎添翼，自然可以造成浪漫文化的奇观了。”他总结说：“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而作为其焦点，又留了一个永远不朽的记录，那就是司马迁的著作！”

（略）

在这之后，他深入探讨司马迁的人格，他说：“孔子的精神是理性的---纵然根底上也不尽然；但司马迁终于是情感的。孔子的趣味，表现而为雅，这是古典；但司马迁的趣味，表现出来，却是奇，这却是浪漫的了。”司马迁的“情感极浓烈，平常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极苦闷、极寂寞的郁结的烦恼在；德文所谓Leidenschaft,zui，最足以表现他这种心情。”


他特别强调李陵一案在司马迁人格发展中的位置：大概自李陵以后，司马迁特别晓得了人世的艰辛，特别有寒心的地方（如赏识韩信，劝高祖登坛拜将的是萧何；骗了韩信，使之被斩的，却也是萧何），也特别有刺心的地方（如李同告诉平原君的话：“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得耳”），使他对于人生可以认识得更深一层，使他的精神可以更隽洁，更峻峭，更浓烈，更郁勃，而更缠绵了！这也就是我们在《史记》里所见的大部分的司马迁的面目，总之，这必然发生的李陵案，乃是他的生命和著述中之加味料了，他的整个性格是龙，这就是睛！

（略）

自古以来对于《史记》文章风格的评论，真是“多极了”。李长之超迈前人之处，不仅在于能阐幽明微，更在于其能综合。他说：“对于司马迁的风格的认识，虽然用语不同，但大致却可以得到共同或相似的看法。韩愈所谓‘雄健’，就是章学诚所谓‘质苍；韩愈所谓‘雅’，就是章学诚所谓‘轻灵’，也就是柳宗元所谓‘洁’。苏辙所谓‘疏荡有奇气’，就是姚祖恩所谓‘逸品’，就是王懋所谓‘笔墨之外’，就是刘熙载所谓王献之的书法那样‘逸气纵横’。其中‘逸’的一点，尤为一般人所一致的感觉。究竟‘逸’是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可说就是司马迁在风格上所表现的浪漫性而已。浪漫者在追无限，所以司马迁在用字遣词上也都努力打破有限的拘束，所谓‘疏荡有奇气’也不过是这意思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像他的精神是在有所冲决，有所追求，有所驰骋一样，他的风格也是的。这可以说是他的风格之本质的特征。”假如我们排比古文家对于司马迁文章风格的评论，确实用词各异，甚至莫衷一是，而经长之先生整理爬梳，以浪漫性统驭之后，便豁然开朗。当然这种综合，依然得力于体系的方法，得力于长之先生用司马迁的浪漫的自然主义人格精神来统驭分析他的文章。

（略）

作为批评家，长之先生“在性格上更占大量成分的乃是他的浓烈的情感”。他在许多地方是与司马迁像极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长之先生的情感像奔涌的洪水那样泛滥。......司马迁在枯燥冷列的人生中渴望友谊，要求得极为急切；李长之在自己的一生中也充满着对于友谊的渴望，虽然在反右斗争后，他只能在孤寂中添噬自己的伤口。

（略）

长之先生对于司马迁的最终认识是：“因为他是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常新，情感本是常新的。”.....如果说《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存在某些不足的话，那就是它带有长之先生太多的、太浓洌的情感，而且也有着太深切的悲剧意识。比如在本书的结尾，他说“司马迁的一生是一幕悲剧，连着和司马迁最有精神上的联系的亲属也以悲剧终”就有些诗人而非学者的论断的味道。但仿佛是谶语，这个在现代文学史上与司马迁情感意识最相通，写了最好的司马迁评论的学者最后也以悲剧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