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反思”还可以？
从杭州回来三天了，久久未能动笔把自己当下的心情写下来，因为有好一段时间没认真地写作了，笔头越来越钝了。许多名师都说身为老师更应勤于写作、乐于写作，我是认同的。只是自己太贪心，想写的事情太多，结果无从下手，一直拖。此刻就让我以最简单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作为对参加了四天的“千课万人”写作教学研讨观摩会的反思吧！
回国的那一天早上，光宏问我这趟活动可值得，我诚恳地点头，答案是肯定的。这几天我只是个观摩者，然而观摩者所能学习、体会的也不少，我们都在不断地交流和思量着一些问题。如果问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认为有二：其一，打破了我对“权威”的认知，以为每个名师或每种立场非白即黑的迷思；其二，让我见识到名师们未必百战百胜，在公开课里也会有“出状况”的时候，却也因这样的挫败更突显他们那不停歇地挑战新方法、突破自己和接受批评的可贵精神。
弱弱地说，其实还有第三个收获（想法的改变），就是看了一些中国老师上的课和呈现的报告后，与我们的代表宏爷所上的课和呈现的报告进行对比，真心觉得我们的语文教育其实不比中国差得很远很远，我们若能自强不息，就算不能迎头追上，也定能紧随在其后，与他们并肩学习的。几位名师称赞说，上次来个老黄，这次来个光宏，两人一出场都把别人比下去了。讲师们猜想这是不是基于“海外华人能拥有这样的水准，值得赞许”的出发点所给的美言，但我们还是十分引以为荣的。在用餐间谈起这样的想法时，宝丽不断提醒我们这些厚脸皮的说他们的阅读教学其实很强大，我们却还是很积极地期待和相信着马来西亚的潜力，竟也开起玩笑说要满中国老师来马的愿望在我国办个“十人百课”，呵呵。我在想，能像老黄和光宏把课堂和报告做得这般水平的老师，除了老黄和光宏，好像也只是老黄和光宏啊。（中枪的，见谅。）就像李宗伟啊，我国目前有多少个李宗伟？但也不排除可能，我国在未来会陆陆续续出现几个李宗伟的，一定。就想说大风那句话，“自强不息”嘛，我们这趟旅程都有个共识，就是不要太自我矮化了。中国的语文教育强大，我们也定能慢慢强大起来的。在这一方面，人家中国老师比我们自己还更看好马来西亚呢。
扯远了，说回这次的主题吧。来活动前不知头不知尾的，没思考过“自媒体”和“新常态”这两个词意味着什么。摘录八十岁的周一贯老先生在“活动小册子”（是很厚，很精致和很高资本的一本“小册子”）里写的几段文字：
自媒体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指的是一种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新闻传播工具，是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实时信息的一种新媒体的总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博客、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社区。
在‘自媒体’时代，各种不同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人们不再授受被一个‘统一的声音’告知是与非、对与错、好与坏，而是使每一个人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的生命，根据自己获得的资讯去作出独立的判断。
现在，‘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每一个普通人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可以相互表达交流，提供分享自身的事实。这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生存状态和自我认识，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写作、对交流、对分享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也从根基上推动了人们的写作观。这当然也为小学生的写话、习作教学，展开了一个新的全视野景观。（打破了写作的神秘化、爱上了写作的自由化、习惯于写作的交际化。）
这样的影响和推动，已使学校习作课堂的改革，呈现出不少新常态。
一、淡化‘命题’的新常态，让习作回归内容。
二、淡化‘要求’的新常态，让写作回归自主。
三、淡化‘章法’的新常态，让写作回归说话。
四、淡化‘字数’的新常态，让写作回归表达。
五、淡化‘怕错’的新常态，让写作回归真实。
在这次的习作教学观摩会中，我们看了二十五堂公开课，老师们运用的“自媒体”包括了绘本、电影/短片、幻灯片、“穿针引线法”（词语组合命题）、照片、漫画、连环画、设计灭蝇器、聆听描述猜人物、问答游戏测“熟悉”、投篮游戏、辩论、阅读故事/诗歌/小说范本等技术，都很创新很有想法，个个让人眼前一亮，让人蠢蠢欲试。我们说每一堂课可能都不完美，但也都有可取之处，这话说来不假。然而，一些课堂处处显摆着“自媒体”的方法，却也同时处处流露旧式的写作观，像是我们这里热烈推行的Pdp Abad Ke-21，很多时候尽是徒有形式的硬体呈现。
周老先生说：“当然，自媒体社会的网络写作活动，不能完全等同于小学的写话、习作教学，两者无论从目标、行为到结果，都有不少根本性的区别。”看了几位老师的课，感觉又要大胆使用自媒体，又要细心理解小心操作，真不简单。如，感觉上有的老师对画面分镜原理的理解不深入，引着学生复杂化、“程序化”地写作，把“整合感知”变作“分割剖析”，本末倒置？如，感觉上有老师对绘本好像不太了解（我自己也没多少了解，你可以觉得我乱说），把美丽的“无声”绘本搞成“有声”绘本，或把自己出版的系列绘本用作课堂范本，既能教仿写又能现场推销，一石二鸟。如，感觉上老师教应用文教得出神入化了（无可否认应用文也该归纳为常态作文），水平高得能在公开课里示范给观众看怎么让学生把文字从一篇网络文章搬到另一篇不同体裁的文章（表格）里，变成应用文。读到这里，可能有人不喜欢我老说“感觉上”，毕竟这些都只是我自己的“感觉上”，我对“自媒体”的琢磨而已，可以有所保留。
说说光宏的课。光宏的课是读说写结合的，体现浓浓的阅读气息。我喜欢这堂课，我想学生也应该喜欢这样的课，除了因为对于绘本的解读、停顿点的设计、引领朗读的技巧等营造而成的高趣味性，也因为学习气氛是平等和谐的，这班低学生的随时都可以快乐地发言。（这不是废话，看过某些老师的课堂，这一点是我们这些常“被欺负”的老师所拥有的极珍贵的特质。）另外，光宏选择的话题也很启发，如一开始时问学生“猜猜小石头会有什么神奇之处”（学生说变大小、变颜色、变动物、变方向等），老师较后确实成功引领学生朝着这个所预设的方向去研究和观察，结合得很好。
周老先生对这堂课给予好评，只是提出写作实践/写作时间的指导和教学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问题。（也看过光宏的作文公开课，他之前的立场是说作文课未必要现场写很多，只要集中局部训练，时间长短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印象中周老先生认为光宏教得不够深入，较注重阅读，可以更具体（“模式化”？）地教。第三天的其中一位评课人吴忠豪教授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该让写作课回归写作，好像是说写作课要能做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在写作才像样。如此说来，管建刚老师“先写后教”的概念恰恰解决了课时不足的问题，纵观二十五堂课，好像只有何捷老师用上了。当时我把他拿来和他那先上了同一堂课的太太胡元华老师做比较，我说他这是“偷步”，同时也佩服他高明。
我并没有说何老师或管老师的做法一定完全正确，也没有说胡老师或其他老师、光宏（是“激发”还是写前教？我们一线老师不会分，嘻）的做法一定略输一筹，我此时只是觉得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用途。为什么？光宏问道，胡老师回答得很巧妙（以女人的角度来说，答得极棒，酷毙了）：“可能是因为性别的差异。他是爸爸，先让孩子跌倒了再扶正；我是妈妈，在孩子跌倒前就要叮咛。母亲所承受的社会和家庭压力更大，可不能像父亲那样让孩子受伤了再打算（这句是我说的）。是因为这样的性别差异，所以男女教师性格和风格不同，教法也不同。”我十分认同。不过我却是比较喜欢写后教的，因为我很懒惰，教“规范作文”太伤神了，等他们写了再来欣赏和点评比较轻松。这里得到的结论是，各有所好，各有长处吧。
然后是第二堂课，张祖庆老师的《那些让人喷饭的镜头》，让学生针对憨豆先生影片内出现的搞笑片段进行联想，练习画面描写。周老师提醒要注意选材，应该要选一些“健康”的、不让孩子看了学坏的片子来教。我们从小到现在长这么大，从来没想过憨豆先生的内容是教坏人的，是不是我们太不懂礼貌了。林格伦笔下的人物都是没大没小的，近年来大家却越读越火，或许是因为“道德沦陷”了？可我们感觉上“道德的沦陷”和“儿童的解放”其实不是同一回事，毕竟是观念的问题。本次研讨会的核心观念之一：淡化“怕错”的新常态，让写作回归真实。在推动新常态写作的当儿，我们对于坚持“聆听”的立场又站得有多稳？“道德”规范的接受程度实在又有多大、该多大呢？我记得管老师来马演讲时欣慰说今日的中国大大开放了，电话短信里可以用毛主席、习大大来作文章。那么我们今日在中国课堂里看到学生以国家总理为创作冒险故事的题材，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又显得老师过于开放、不懂得国家的敏感和禁忌呢？马来西亚老师也该借此思考。
还有一个是“命题”的讨论点。周老师提出“淡化命题”的概念，胡元华老师则主张在教学写作时要好好揣摩“命题”，让“命题”到位、准确，辩课主持人兼点评人也称赞胡老师在这一方面做得特别好。我对于这样的矛盾是充满着疑问的，光宏解释说这是个必经的过渡期，意思是说在“淡化命题”之前，必须先让学生“掌握命题”，没有冲突。我也是在想着这个平衡点：是不是一定要淡化，或说否定掉那些可恶绑死人的“命题”？比如说王崧舟老师分享的《刷牙记》和《写水果》写得那么好，这些也像是命题的，可不可恶？我自己在牛角尖里钻了一番，终于以一个很简单的吃货法则来理解了：今天我不知道我要吃什么，你教会我吃快餐，告诉我那是麦当劳或肯德基或必胜客或美丽饱；今天我知道我要吃什么了，我自己下厨煮一顿美味，我告诉你这是“女神的菜”（你受不受也罢，我就喜欢）。这样子表达“命题”好像不准确，求个大概吧。“命题”与“自主选材”在写作教学中是互补的，“淡化命题”也要注意别走得太极端去了，我这样提醒自己。
讲到命题，就会提到“常态”。严格狭义的常态，指的主要是记叙文，记录学生自身真实的常态生活状况。这次的观摩会约有五分之一课堂使用了记叙文为材料，而多数的课堂都是纯创作或观察/效仿教师所供材料进行描写。不管是自身真实的生活材料或是外在的启发材料，我想也必须是相辅相成的。有学者主张说小孩应先写真实的免得落入说假话的写作习性里，若真如此，观摩会中那五分之四的执教老师曾否考虑这一点？他们都认同这样的说法吗？管建刚老师不赞成活动作文，那么“活动”的定义又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师站上椅子做个动作后让学生观察并描写，这算不算活动作文？比如说学生没题材了，故意引起他们的误会害他们起纠纷后让他们写下感受，这样又是不是活动作文？说回这次的观摩研讨会，刘冰老师和耿玉苗老师都用自己当题材，前者让学生学写人，后者让学生学创作奇想故事，这般做法据林志芳讲师说，是不符合“常态”的。是否真有如此严格的定义？当然，我认同说能常常让学生写切身经验的事情是最好的，不怕冒牌货，也不怕学生把我写成是颜值不高的少妇，不合实情哪。纯创作不简单，也该教的。
讲到“教”，我们这几个人在听课时老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吵个不停。我们都问：其实这些写作技术是在这堂课里被老师指导会的，还是那些精英学生本来就会的？其中一些课感觉更像是：老师扮演提供材料/题目的角色，学生自然就写成，没太多技术性的指导和提升。如果说技术并非一时半刻练出来，那么公开课的意义是什么，技术展示的重点和焦点在哪个部分，执教者就要重新思考，好好设计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好一些老师较强势，这究竟是种教风，还是种目的、手段呢？看起来是老师们在心中预设了答案（学生必须这样答），这样的预设是合理也是必然的，而最考功夫的是怎样让学生在半开放的交流过程中把他们引向核心话题。感恩能观看老师们的课，让我们有机会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
有的老师天生有引领的能力、应变的智力、说话的魅力，这是他独特的教学风格，别人怎么学也学不来。我们学不来何捷的幽默，学不来胡元华的温柔，学不来刘冰的气质，学不来耿玉苗的甜美，学不来季锋的高帅，学不来蒋军晶的犀利……研讨会中有一个人不是老师，但我很欣赏他，是他不帅不圆滑却很踏实的陈金铭。他是中国著名教育期刊《小学语文教师》的副主编，算是很有口才，但他的口才不是花俏的，而是因为懂得聆听，懂得组织，懂得提问，懂得总结而显现出来的。他亦敢于质问权威、摆正谈话点的失焦，是个头脑清晰的主持人，看来也努力地确保听众走在一条清晰的路上探讨事情。这种较真的精神也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以前不明白好朋友说“锐气是可贵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好像有点听懂了。这个“锐”不是故意处处与人针锋相对、卖弄辩才的意思，而是在大气候不接受的情况下也能鼓起勇气坦荡荡地吐露自己的想法，也就是“够姜”。大家较喜欢当大火炉，只要是名家讲的我们都能接受，要是出现矛盾我们也统统接收，没有半点对比和疑虑的习惯，这样真的行？我听薛瑞萍老师说了她两个重要的信念：一，写作从来不简单，写作是很难的，那些说写作很简单的都在乱说。二，孩子自己是没有写作素材的，他们缺少生活经验，所以我们要多让他们去生活，别老只是要求写那么多。薛老师提出这两点是从某个角度出发而言的，这个我们明白。但还是难免不联想起管大啊。研讨会中好几位做报告的名师也说，学生绝对是不缺乏写作材料的，写作其实也很简单，只是你不要要求那么多。可能有人听了薛老师和管老师们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反倒会觉得说没冲突啊，出发点的差异而已。对啊，是有差异的，听众大致上会感觉薛老师是同情孩子的，然而再听清楚一点，就能隐约感觉到是成人本位在彰显吧。“要求孩子一定要写好文章，作文便难了”，这道理不是常听见吗。观察这些老师后，我确实明白不能把话说得太过的意思。
公开课，如果没有大众评课，专家的点评也多数只褒不贬，其效用必定大大贬值。这一点，儿协的说课评课制度可取，老黄光宏教得不好也要让我们说的，这才是真民主。另外，每当名师们上完课后都有一大堆粉丝蜂拥而上签名、合照，意义在哪里？这些神仙的光环是否能持久普照着各门派的“信众”呢？信众有自己的思辨力、判断力吗？要是名家各执一词，各个名家说了算，缺少有组织的交流，这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是危险的。我们总爱说马来西亚的学生消极不配合发言，要是有一天变得“积极”了，我们也得确保学生已掌握起聆听力、整合力、融汇力等。
哎，话说回来，我什么都不是，连站上台的真本事都没有。在评论别人的当儿，或许我们该好好向人学习，多多开放自己的心态和实践环境，他日说不定也能站在那里成为别人批判的反面教材，这样岂不是也很荣幸。
（老黄说，不要光说不练，要收声了。）
（我今年一定会好好实践的！不骗。）
（其实，真的很感恩认识老黄、光宏、讲师们和所有儿协/法情的朋友，是儿协/法情让我们有机会学习那么多。那几天我们在中国聊起法情的往事，好开心，也好想念。但愿大家的缘分长长久久，永远保持联系。惜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