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古典文学研究同样也存在着“无信人之言”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开始研究前，必须对文献有高度的重视。对待文献无非是两条：一是求其全。现在的同学尤其是年轻人，本科生更是如此。南大的学生考分都比较高，考进来的都是聪明的同学，太聪明了，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老师让他写一篇小论文，比如评价李白的诗歌。他根本不读《李太白全集》，他读《李白诗选》，一百来首。有的甚至就看作品选所选的几首，便下笔总结李白诗歌怎样怎样，侃侃而谈，举例也就是那几首。当我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便问他：李白共九百多首诗，你现在只读了一百首，就评价他如何如何，你怎么知道其他八百首诗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刚才说过我们这个学问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仅靠聪明是不行的。你至少也要把《李太白全集》看完，现在只读这部全集已经不够了，学界已有两本今人校注的《李白全集》，又补充了一些，当然真伪难定。所以我们对待文献第一要求其全。你研究某个作家，研究某个时代的文学现象，你读到的作品是不完整的、局部的，你得出的结论也一定是片面的。

我当年读王力《汉语诗律学》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说到唐诗中间的犯孤平（所谓犯孤平就是平仄格律的一个现象，就是一句诗除了押韵的那个平声字之外，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平声字），而犯孤平是唐代诗人非常忌讳的。他的结论是怎么来的？他说：“《全唐诗》里犯孤平的例子只有三例。”《全唐诗》五万多首诗，近体诗起码也有一半，两三万的样子，中间只有三例，这个比例基本可以忽略。所以同学们写律诗、写绝句，一定要注意犯孤平的问题，犯孤平就是不合格律，就要救，要在后面多用一个平声字来救。我佩服王力先生，但如果我们把他说的例子拿到今天来说，就不够全面了。现在除了《全唐诗》之外，我们又有了《全唐诗补编》，又增加了六千七百首的唐诗，如果你要排除，一定要将《补编》里的唐诗排查一遍，如果没有，那才全面，这样，分母才是一个完整的分母。


▲钱锺书与《宋诗选注》

同样我们再举一个宋诗的例子。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个非常有名的选本，一本有学术意义的选本。钱锺书先生看过的宋诗当然很多，他是在博览群书后才来选的，而且其眼光也非常锐利，我们相信他所选的应该是很有代表性的。当然，他也会受到时代局限，没能完全真实地表达他的意愿。有些他比较喜欢的诗人没有选进去。那时强调人民性，处在一个阶级斗争的时代，他不敢也不能选。但排除这个因素，我们看他的选本还有什么问题。《宋诗选注》里有这样一个例子：选了南北宋之交的诗人吕本中的诗，选了他的一组诗，这组诗的写作背景很特殊，他这组诗在《宋诗选注》中的标题是《兵乱后杂诗》，兵乱就是战乱，兵荒马乱的时候创作的一组诗。诗写在靖康事变后的汴京。金兵围攻汴京，后来把北宋消灭了。此时的吕本中正在围城中，他目睹了金兵怎样围城，南宋军民怎样抵抗，然后怎样城破的，等等。目睹这些情况以后，他写了一组诗。那么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结论。钱锺书《宋诗选注》初版时，选的是两首，都是五言律诗，他下面加了注释：原作五首。钱先生从五首中选出两首，应该是选的最好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分子没有问题，那么分母呢？实际上，问题就出现在分母上。如果我们追问：吕本中在围城之际写的一组诗是五首吗？我们知道，实际上不是五首，也不是六首七首，而是二十九首。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想：假如钱先生看到了二十九首，再让他从中选，他会还选两首吗？会不会选另外的两首？会不会多选几首？这些是完全可以追问的。当然，在《宋诗选注》的修订本中这个问题已解决了。因为我做博士论文时做江西诗派，吕本中是江西诗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发现吕本中的这组诗原来是二十九首。不怪钱先生当时没看到，那书实在不大容易找到，是在吕本中的《东莱先生外集》里，此集大陆没有，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一个本子，后来北京图书馆从他们那里拍了一个缩印胶卷，放在北图，我当时就借的那个缩微胶卷看的。钱先生在做《宋诗选注》时没有这个条件，没能看到缩微胶卷，后来可能是看到了，在修订版中又补充了。即使像像钱先生这样博览群书的人，在做选本、做学术工作的时候，也同样面临着他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是否全面的问题。所以，我刚才举的王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的例子，就是想说明这一点。我们要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开始的时候你先要对你搜集到的材料追问一下是否全面、是否还有遗漏。全面搜集材料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只要不怕辛苦，努力地去图书馆寻找，去看图书馆馆藏目录，问题是很快就可以解决的，没有太大的难度。

可能产生问题，而大家又重视不够的第二点是：文献的真伪问题。孟子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你完全相信书，相信白纸黑字，就容易被误导，因为历史留存下来的书籍中，有许多是不可靠的。“不可靠”也有多种：由于传抄、翻刻，由于校对不精，由于有意伪造，甚至不法书商造假书，出版非法出版物，等等。我们如果用了不可靠的材料，对我们的研究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材料不全，你的结论可能是偏颇的，如果是一个假材料，你被它误导了，你得出的结论就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所以，材料真伪的问题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文献是有真伪的。前几年学术界争论比较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一般认为是晚唐司空图所写，但复旦大学的陈尚君认为不是司空图所写，是明朝人伪作。后来学界反复争论，现在较多人认为是元朝人所为，也还是有人坚持是晚唐司空图所写。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文献真伪问题，它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以前所有的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学史在讲到唐代尤其是晚唐诗歌，总离不开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很多书都是将其单列一章，体现它的重要性。说它体现了唐人独特的审美思想，体现了唐朝人对唐诗的理论总结。问题也就在这里，从文献方面看，如果《二十四诗品》不是唐人所写，而是元朝人所写，它怎么能反映唐代人的审美思想呢？最多也就是后人对唐代审美思想的一种回顾。现在的问题就是，原来的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文学史均要改写，所以说，这个问题的影响非常之大。

我们再来讲一个影响小的例子。当我们看闻一多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论文时（主要是四五十年代的论文），他们在谈到唐诗出处时，一般都引用《全唐诗》，说该诗见于《全唐诗》某卷，那个时候学者们认为没有问题，只要引用了《全唐诗》，材料就是可靠的，文献就是对的。但现在我们明确知道不对、不可靠，因为《全唐诗》中问题太多，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全唐诗》

《全唐诗》卷三八有一首王绩的诗，标题是《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是一首五言古诗，写得很有趣。内容主要是王绩问乡人家乡的情况，如我家院子里的梅花开花了没有，竹子活了没有，我家的亲戚怎么样了，一口气问了十二个问题，当然都是没有答案的。这首诗的构思很像王维的短诗《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当然王绩的诗比较啰嗦，没有这么凝炼。我当时读《全唐诗》的时候，读到这首诗时，眼睛一亮，为什么呢？读初唐诗，宫廷诗比较多，读到王绩的田园诗，突然感到一股田园气息扑面而来。这首诗文字质朴，很像陶渊明的诗，在初唐很难见到这类诗，所以印象非常深刻。至于如何解读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们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这首诗的问题所在。关于王绩诗歌的版本现在有流传下来的唐写本，确实存在这首诗，可以肯定其来源没问题，可以放过去。

那么，对于《全唐诗》卷三八我们还有什么怀疑的呢？我们所怀疑的是下面一首诗，标题是《答王无功见乡人问田园》，就是回答王绩的这首诗，从内容上看，就是对上面那首诗的问题一一作答，从逻辑上看，一问一答，相互衔接，是没有问题的。从文献角度看，问题就来了。由于两首诗是一问一答式，所以两个作者应该是同时代人，我们来看《答王无功见乡人问田园》的作者署名是朱仲晦，问题是唐朝哪里有朱仲晦这个人？那么朱仲晦是什么时代的人呢？原来这个朱仲晦根本不是唐朝人，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我做过朱熹研究，所以对他比较熟悉。朱熹字晦庵，一字仲晦，朱熹就是朱仲晦，那么南宋的朱熹怎么会写一首诗跟初唐的王绩进行问答呢？原来这是古人的一种写作习惯。最明显的例子是屈原写了《天问》，后来中唐的柳宗元写了一篇《天对》，一一回答屈原提出的问题。异代的人进行问答，在古人是很正常的事情，朱熹就是这样写的。有什么证据这样说呢？在南宋刻的《朱文公文集》里，就存在这首诗，其文集是朱熹的儿子朱在所编的，版本绝对可靠。于是《全唐诗》里的文献错误就直接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研究。我曾经看到我们江苏某兄弟院校的老师集体编著的一本书，里面就有这两首诗，说这两首诗写得十分有趣，他们一问一答，语气亲切，以诗歌的形式交流，等等。那本书分析得很仔细，文字也很优美。可问题是，王绩和朱熹一个在唐，一个在宋，如何能亲切地交流？如果说该院校的老师们所编写的书仅仅作为通俗性读物，情有可原，那么我们来看学术性的书如何。山西大学的康金声先生做过《王绩集编年校注》，在为《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注释时，“乡人”就注释为朱仲晦，也是被误导了。所以文献错误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研究，影响我们的判断，影响我们对文本的解读。

如果说上面的例子是偶然搞错的话，那么《全唐诗》里还有不少是有意造假之作。《全唐诗》里有一个诗人单独编成一卷，他叫牟融，他大概有69首诗，如果用他来做硕士生的毕业论文，数量上正好。但假如哪位同学选了牟融来作研究，那你就会很不幸，你的论文也就呜呼哀哉了，为什么呢？因为《全唐诗》里牟融这一整卷诗都是伪造的，唐代根本没有牟融这个人，那么《全唐诗》怎会有他的诗呢？假如有人研究的话，只看他的诗，基本可以断定他是中唐人。他的诗歌里有跟朱庆馀、张籍进行问答的，乍一看，牟融应该是中唐人，是张籍的朋友，那你就上当了，因为根本没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哪里来的呢？陶敏先生用坚实的考证证明了这些诗都是明朝人的诗，是明朝的不法书商伪造的，把无名诗人的诗拿来改头换面。比如说，它原本是赠明代的某某人，把它改成赠朱庆馀的，然后说这个是牟融的诗，是新发现的唐诗孤本，然后把它刻印出来，因为明代诗坛上宗唐，诗歌创作追步盛唐，一旦有海内孤本的唐诗出现，大家都争相去买，不法书商就赚钱了。不幸的是它被编进了《全唐诗》。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唐诗，用《全唐诗》中的材料，一定要非常小心，看看它有没有问题，特别是一些罕见的版本，正如陈垣先生所说：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当然了，《全唐诗》很大，加上现在的补编有五万多首诗。我想，一般的同学也没必要把它全部读一遍，我也只是通读过一遍，读得很痛苦，因为有些诗很糟糕。唐诗并不是篇篇珠玑，有些诗很差，甚至比我写的诗还要差些，（笑声）这些诗读起来没什么味道。假如有人去通读，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但一般同学不会通读，所以上面说的危险离大家还很远，正如伊拉克有地雷有炸弹，我们不去伊拉克，危险就不会威胁到我们，问题不大。现在的问题是你的身边有没有其他危险，离我们比较近的危险有没有呢？有！当你读唐诗选本的时候，有没有文献问题呢？有！每本书都有不同的版本，在翻刻、翻印的过程中，它的文本同样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以《唐诗三百首》为例。《唐诗三百首》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唐诗选本，应该说所有的唐诗选本中没有哪一个选本能像《唐诗三百首》这样家喻户晓。


▲章注本《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曾碰到过的。南大的学生很喜欢提问，尤其是本科生，我几年前给本科生上课时，遇到过这么一个问题。在讲唐诗时，我顺便讲到《唐诗三百首》，说了对该选本的一些看法。我说《唐诗三百首》选的好，初盛中晚，大家名家，包括各种诗体，选目比较有代表性。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缺陷，它没有选李贺的诗，一首都没有选。为什么不选李贺是缺陷呢？因为无论我们从哪一种价值标准来判断，李贺的诗歌在唐诗中间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如果是我来选，我会选他的诗歌四到五首，这样才比较符合他的真实地位，《唐诗三百首》一首都没有选，是不对的。我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个女同学站了起来：“莫老师，您说的不对！”我说：“什么不对？”她说：“《唐诗三百首》已经选了李贺的诗歌！”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已经五六年没给本科生上课了，如果今天有同学站出来说我不对，我肯定承认我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老年昏聩了，快六十岁了，头脑糊涂，记不清楚。可那是我还没有老，头发还没有白呢，头脑记得也比较清楚。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家里的《唐诗三百首》有七八个版本，我都看过的，而且看过不止一遍，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李贺的诗呀。我就怀疑地问那个学生：“有吗？”那个学生很快就从书包里抽出一本《唐诗三百首》，非常熟练地翻到那一页，拿给我看。我一看，果然是李贺的诗，一共有四到五首，像《金铜仙人辞汉歌》《梦天谣》《苏小小墓》，都是我所喜欢的，让我选我也会把这些诗选进来。翻开封面，是《唐诗三百首》啊，清蘅塘退士编，没有什么“改编、改选”的字样，前面没有前言，后面也没有后记。我当时是目瞪口呆。这可是给学生上课啊！我就对学生说：“大家停一下，我来翻翻书，找找原因。”我翻到最后一页，我恍然大悟，就把这本书还给那位同学。我说：“这个不算，你这是本伪造的《唐诗三百首》。”那个同学理直气壮地说：“这怎么会是伪造的呢？我又不是从地摊上买来的，我专门跑到新华书店去买的，出版社是华北某省的人民出版社。”我说肯定是伪造的，我有证据证明它是伪造的。这本《唐诗三百首》不但选了李贺的诗，而且它还选了另外一位诗人的两首诗，其中有一句由于张艺谋的一部电影而风靡一时：“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诗，黄巢有两首咏菊花的诗，一首是：“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于桃花一处开。”一首是：“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的两首诗竟然选进了《唐诗三百首》，那么很显然这个版本是伪造的。为什么呢？因为《唐诗三百首》的编选年代我们很清楚，是在清乾隆二十九年由江苏无锡人士孙洙选编，乾隆二十九年正是文字狱最严酷的年代，满族统治者要消灭汉族人的民族意识、反抗情绪，就拼命地搞文字狱。那时有人写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都要被满门抄斩，居然有人编选《唐诗三百首》把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诗编选在内，还能风行海内，这可能吗？所以我说这是一本伪书。

我当时对他说：“很幸运，你是本科生，不要写什么论文，假如你是研究生，你就要倒霉了！”因为校方对研究生有这么一个规定：要发表论文。假如哪位研究生看到了这本《唐诗三百首》，写了篇论文，写什么呢？说清乾隆年间思想非常开放，没有什么禁忌，一个唐诗选本把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诗编选在内，不但没有遭到严禁，还风行海内，说明当时社会是多么和谐。这不是开玩笑嘛！这样写岂不荒唐！所以，错误的材料，我们要非常的警惕。事后，我搞清楚了究竟怎么回事。原来是华北某省的那个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先生，在重印《唐诗三百首》时觉得不满意：怎么没有李贺的诗歌呢？就补几首进去。这位先生又特别喜欢黄巢，一看也没有黄巢的诗在里面，于是就补了两首进去。他补进去了，但没有作说明。像上面这样恶劣的例子，是比较少见的。那么比较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比较常见的是诗作本身没有被偷换，但是由于校对不精或传抄的关系，他的文本发生了变化，字句发生了变异。我这里也举个例子，同样是《唐诗三百首》。

我1986年到哈佛大学访问，因为没什么事情可做（访问学者很自由），我就去旁听他们的课。当时我去听了一位美国副教授开的研究生讨论课。他讲唐诗，当时很有兴趣，也很好奇，就想听听外国人怎样用英语来讲唐诗。我是外文系出身，有一点外语基础。当时讲的是《唐诗三百首》里韦庄的《金陵图》，原诗是：“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这首诗的正确标题应该是《台城》，《唐诗三百首》里叫《金陵图》，写的是南京的一个画面。美国人很能侃，这首诗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分析来分析去，当然了，他的话我没有完全听懂。大家上英语听力课时，肯定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某个单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你就能把它抓住。我听他的课也是这样，有一个单词的频繁出现：crow，汉语的意思是“乌鸦”。他反复讲乌鸦怎样怎样。我当时就很纳闷：这首诗跟乌鸦有什么关系？后来我搞清楚了，原来是“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中的“鸟”字被他解释为“乌鸦”。他的大意是这样的：在中国人看来，乌鸦是不好看的鸟，“乌黑”就是从“乌鸦”来的。乌鸦的叫声不好听——嘶哑。所以中国人都觉得乌鸦叫声不吉利，都很讨厌它。晚唐诗人韦庄走到南京的古城墙下，春雨霏霏，杨柳丝丝，正是鸟语花香的季节，但是六朝古都繁华衰落的城墙上，竟然只有一只乌鸦在那里叫，你想这是多么的凄凉。他说这首诗好就好在一个“乌”字，这是诗眼，一个“乌”字，全诗意境全显出来了。他讲完以后，看到我在旁听，回过头来问我：“莫教授，我讲得怎么样？”他大概很得意。我说你讲得很好，但是据我所知，这首诗里面没有“乌”字，是“鸟”字。他不相信，马上回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唐诗三百首》，翻给我看。果然是“六朝如梦乌空啼”，是一个台湾出版社出版的，台湾是繁体字，“鳥”字少了一笔变成了“烏”字。他给我看的《唐诗三百首》里确实是印的“乌”字，但是我说这肯定是印错了。我当时就跟他说，这不可能是“乌”字。这是首七言绝句，又是晚唐的韦庄写的。韦庄是词人，他更是非常讲究平仄的。如果是“乌空啼”，则是三个平声字连用，变成了三平调，这是律诗的大忌，晚唐人是不可能写出三平调的。所以平声字“乌”一定是仄声字“鸟”。他听得似信非信，当时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说实话，出于维护中美人民友谊的良好愿望，我还没说另外一条呢。我本来想说这首诗好就好在一个“鸟”字上。清初的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说过这样一个原则：“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首诗就好在韦庄的意思是自然不变、永恒，尽管南京已不是都城了，但是依然鸟语花香、杨柳依依，只有人事变迁了。如果说春雨霏霏的南京城头只有一个“乌鸦”，这首诗也就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了！上面这个例子说明：《唐诗三百首》也有一个文字的问题，流传中文字发生了讹变。

扯的太远了，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我本来是想讲这样一个问题：我在读《唐诗三百首》时读出了一首宋诗。2001年我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唐诗三百首》中有一首张旭的七言绝句《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我考证了它是宋朝书法家蔡襄的诗，混进了《唐诗三百首》，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文章。

上面就是我说的第一点。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时，应该非常注意文献的问题。文献是否全面，文献是否可靠，也就是文献的真伪问题，将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研究结果，甚至会造成致命性的影响。如果是受到了一篇伪文献的影响而写就的论文，那么你的论文将可能完全被推翻。

>原载《东方丛刊》2008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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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治学经验谈：文献与史实（下）


▲莫砺锋先生

下面我们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史实。古代文学，它的发生背景是在古代，发生年代距离我们很遥远，一个文本到底有什么样的发生背景？这个作品是作家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创作而成的？作家的心态如何？他本人当时的遭遇如何？这些对我们理解文本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英美的新批评派非常强调文本本身的独立意义，文本是自给自足的，一个文本和作家没有关系，他们反对研究作家，反对作家评传，认为研究作家会影响我们对文本的理解。这种观点至少说在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古代抒情性文学像诗词等，是不可取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搞清楚作家的生平和文本的创作背景，对于我们理解文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在解读文本时，一个相当重要的工作就是作家研究，也就是作家论，就是我们所说的史实问题。（像宋代文学，新旧党争、元祐党争等，就是作家研究中很重要的背景材料。）下面我就举一些具体的例子看一看作家生平如果搞不清楚，对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反过来说，如果搞清楚了作家生平，对我们的研究究竟有什么帮助。

上世纪80年代，李白研究界争论最多的是李白究竟几入长安的问题。南大举办唐代文学研究会是在1990年。我排代表名单时特意将那些研究李白几入长安的学者分进同一组，这样便于他们讨论时有共同的话题，也不会影响到别的学者的讨论。为什么学界那么关注李白几入长安的问题呢？旁观者如果不是研究李白，或者说研究方向距离比较远的，会很纳闷：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花那么大的力气？我们知道，我们搞清楚了李白几入长安，不仅是对李白这个人的生平经历有更详细的理解，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李白很多诗歌的解读。李白有很多诗歌是在长安写的，如果不搞清楚李白几入长安，具体到某一篇作品是哪一年在长安写的，理解时就会产生矛盾。所以说这个问题是有研究价值的。下面再来看杜甫研究中的问题。

关于杜甫的生平，学界研究的比较清楚。相对于李白来说，李杜同时代，同属于一流大诗人，但是李白的生平现在依然有很多谜，例如李白的婚姻情况，李白有没有婚外的性伴侣等等。杜甫则不同，他的生平经历没那么复杂，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的作品比较忠实的记录了他的生平，他的诗歌既是对时代的忠实的记录，也是自己的真实写照，做了什么事，有什么样的遭遇，都写在他的诗歌里面。所以目前对于杜甫生平的研究已经进入了细节性的问题。请看下面的例子。


▲莫砺锋《杜甫评传》与《杜甫诗歌讲演录》

第一个是，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经过长安十年求官的痛苦经历后，终于有了结果，朝廷给了他一个官职：河西县尉（县尉就是我们现在的县级局长一类吧）。杜甫没有接受，他推辞了。唐代时如果授官你推辞的话，是可以改授的。朝廷就给杜甫改授了官职：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两个官职等级只相差一点，一个是从八品下，一个是从八品上，都是下级官员。那么这里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杜甫为什么没有接受河西尉这个官职？他自己有一首诗《官定后戏赠》，就是官职确定以后，开玩笑送给朋友的诗。《官定后戏赠》一开始就说：“不作河西尉，凄凉怕折腰。”这首诗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第一个是郭沫若。郭老说朝廷给杜甫河西尉这个官职，他不做，因为杜甫一心想做大官，不愿去穷乡僻壤接近劳动人民。（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里面，凡是杜甫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凡是李白的，一切都是好的。）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说河西尉距离长安很遥远，很偏僻，在现在的四川宜宾附近。山东大学的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先生的说法则完全相反，他说这是因为杜甫关心劳动人民。因为县尉这个官是直接向劳动人民催交赋税的，所以高适被任命为封丘尉时，就不愿去做（高适《封丘县》中说“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他说杜甫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愿做河西尉。同样一句诗，却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呢？我看他们的根据都是把河西县定的距离长安很远，说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在四川宜宾附近。河西县究竟在哪里？郭沫若应该是沿袭闻一多的结论而来，闻一多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里说过，河西县在云南姚安。后来我查检了资料，原来他们都搞错了，实际上河西县既不在云南的姚安，也不在四川的宜宾，河西县就在陕西，距离长安不到两百里的地方，在黄河边上，距离京城很近。本来古代文学研究很关注历史上地名的变迁，某个地名在这个历史时期叫这个名字，到另一个时期它就变化了，变成另外一个名字。闻一多说的云南姚安的河西县，历史上是有过，公元750年，云南的河西县已经被南诏攻破占领了，就在杜甫被任命为河西尉时，唐王朝正在和南诏打仗，正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战乱年代，当时该地区已经不属于唐王朝了，试问又怎能派遣官员去一个已经沦陷的地方做官？这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郭沫若说的宜宾附近的河西县，根本就不存在。我估计他是查看了《地名大词典》，《地名大词典》说河西县属于剑南道，剑南道的管辖范围包括云南，剑南道首府在宜宾，所以他才说在宜宾附近。所以说他们两人都搞错了河西县这个地名。

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要经常翻看地理志一类书籍，这方面就会比较清楚的了。所谓河西县，在杜甫的那个时代就在距离长安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后来改名夏阳县，今天改名为合阳县，在杜甫那个时代先后有六十年就叫河西县。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杜甫不愿去河西县做官不是嫌它是穷乡僻壤，是因为他有陶渊明的前车之鉴，他不愿意向乡里小儿折腰，杜甫不能忍受向那些低素质的长官恭恭敬敬地行礼！所以，这里就是一个细节问题，仅仅一个地名，就直接影响了我们对杜甫这一时期思想的理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史实问题。

下面我们再举一个关于杜甫的例子。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曾被安史叛军俘虏到了长安，幸亏他官职太小，否则就逃脱不了，因为官职小，不会引起叛军太多的注意。于是，在第二年他从长安逃出来，冒着生命危险，逃到当时唐王朝的临时政府所在地——凤翔。到达凤翔后，朝廷让他做左拾遗，也就是给朝廷提意见的官。杜甫这人很老实，他真的就去拾遗了，向皇帝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完了，皇帝就不高兴了，就逐渐疏远了杜甫，最后是让杜甫回家探亲。杜甫就回老家陕北羌村探亲，此行的结果大家都比较熟悉，都读过《羌村三首》，除了《羌村三首》外还有一首《北征》诗，这也是杜甫集中最长的叙事诗。我经常劝学生一定要把杜甫的《北征》好好读一读，我认为这是杜甫最好的诗。

《北征》里面有这样一个细节。杜甫此行的时间记录的非常清楚：“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就是肃宗皇帝的第二年秋天（763年）闰八月的初一。这一天他离开了凤翔，去陕北老家探亲，看望他的妻儿，杜甫此行带着一位仆人（此时的杜甫官职较高，薪水多点，有条件带个仆人。）杜甫写途中的情景说“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意思是说我已到了水边，我的仆人还在树顶上。胡小石先生讲杜诗时曾经问过：“人非猿猴，怎会爬到树顶上呢？”当然，他的解释非常好：杜甫走的是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地貌大家都比较熟悉，沟壑纵横，就是说杜甫已经走到了谷底的溪水边，而他的仆人还在山坡上（那时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要比现在的好，山坡上还有树），看上去就像是在树顶一样。

前人读诗读得很细。金圣叹读到此处就有疑问：为什么主人跑到前面了，而仆人还在后面？他的解释是：因为杜甫急着要回家探亲，去看望他阔别已久的妻子儿女，仆人就没有这个心态，所以就在后面逍遥自在。他的这种解释很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封建时代，仆人是受雇于主人的，是不可能落后于主人独自在后面消遥自在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原来是两人的行走状态有异。杜甫是骑着马的，仆人则是步行的，还挑着一个担子，因为我们看《北征》诗，写杜甫到家后，他从行李里拿出来好多东西。除了给儿女、给妻子添置衣服和床上的铺盖外，还有化妆品。写到他的妻子本来面黄肌瘦的，化装后就容光焕发了（古代妇女化妆是给丈夫看的，《诗经》里说“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丈夫出征后，妻子在家里蓬头垢面的）。问题是杜甫和他的仆人一起走，杜甫骑着马，他的仆人没骑马，是步行还挑着担子，所以落在后面，这个问题也搞清楚了。如果我们大家要再追问的话，那么杜甫为什么只有一匹马？这匹马是哪里来的？我们很清楚，此时的唐王朝，物质条件非常贫乏，政府正在集结军队，所有军马都要为军队所用，准备反攻长安。所以那时候朝廷里面很多大官都是步行上班，杜甫仅是一个左拾遗，哪里来的马骑？这个问题其实不大，因为杜甫另外一首诗《徒步归行》也是这次旅途中间所写，他在里面写到了借马，写的是向一个李特进将军借的马，他说：“须公枥上追风骠。”我的妻子儿女都正在家里等着我回家，我要借一匹快马回家，这里面说的很清楚，马是借来的。那么，杜甫这匹马是怎样借到的呢？旧注说是走到半路才借的，离开凤翔时，没借到马，主仆两人都是步行，走到了邠州，他的一个朋友驻扎在这里，这样才向这位朋友借的马。在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出现之前，我们对杜甫此行的了解就此为止。


▲陈贻焮与《杜甫评传》

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写得很详细。陈贻焮先生对很多细节问题进行追问，这一追问，问题就出来了，他发现这匹马不是从邠州借的，而是离开凤翔前就借到的，也就是说，杜甫一离开凤翔，就是骑着马的，他的仆人就是步行的，两人就是这个状态。他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杜甫离开凤翔，走到邠州，然后再走到鄜州——羌村的所在地。在凤翔和邠州之间有一个地方叫麟游，这里有唐皇帝的行宫——九成宫，杜甫有一首《九成宫》就是在此时此地所写，其中有一句“驻马更搔首”，意思是把马停下来，惆怅一番，这说明他到麟游时就是骑着马的。麟游在南边，邠州在北边，此时的杜甫心急着回家探亲，不可能到邠州借到马后又回到麟游去游览九成宫。所以他一定是在路过麟游时早已借到了马，这样的解释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杜甫的一个老朋友，是当时驻扎在邠州的李特进将军，由于时局原因被调集到凤翔，杜甫就是向他借到的马。一直到这里为止，我们对杜甫《北征》里面“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的意思解读，才算搞清楚。

以上我举的两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当我们阅读、分析古代文学的文本时，搞清楚具体的史实，哪怕是非常细小的问题，对我们解读文本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来我今天要谈的问题是比较重大一点的——杜甫之死。杜甫是大历五年（770年）去世的，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在于杜甫的具体死亡方式，学界有三种说法：一是在这年夏天因为水灾不能走，多吃了点牛肉、多喝了点白酒死的；二是这年秋冬之际，病死在湘江上的一叶扁舟中；三是这年夏天在耒阳一带碰到洪水，淹死的。我本人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说法。郭沫若则持第一种说法，他在《李白与杜甫》中说杜甫是因为牛肉白酒吃多了，因为是夏天，在唐代又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有冰箱，吃不完可以放在冰箱里，郭沫若是学过医学的，他知道牛肉过了二十四小时是最容易变质的，肉毒素最厉害，所以他说杜甫是食物中毒而死的，这种推测实在有点居心不良！

说实话，唐人关于李白、杜甫的死亡，各有传说。关于李白的死亡传说多是浪漫性的，而杜甫则不同，甚至与之相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我想可能的原因就是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吧！对于浪漫主义诗人，他活着是浪漫的，他死亡也应该是浪漫的；而杜甫太现实了，一生穷困潦倒，最后的死亡也应该是很悲惨的。这些都是民间故事编造出来的，学术上是不足为据的。关于杜甫的死亡我曾经有一篇论文《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里面详细论述了我的看法。同学们如果感兴趣，不妨去看看那篇文章。我认为，像杜甫之死这样的史实，确实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大问题。弄清楚这样的史实，有助于我们对杜甫这个人，以及杜甫的某些作品的理解，所以值得花精力去深入探讨。

今天我们关于文献与史实的问题就说到这里。总的说来，我希望同学们在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时，一定要对文献与史实这两个方面给予密切的关注，要使我们的整个研究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史料基础上，要使我们的结论具备可靠的逻辑起点。

>原载《东方丛刊》2008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