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再回忆当年……

除了正课以外，MPT的华文学会一直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时候，华文学会是学院里的一个课外活动，所以学员参加是可以得到分数的。
至于讲师，顾问是凌、涂二位讲师，不过凌讲师常强调，即使不是华文学会的顾问讲师，也一样可以协助华文学会的活动。我认同这一点，所以几乎所有活动（除了周常的活动）我都参加。

最主要的一项活动就是上金马仑主办儿童写作营了。



由于我不是“顾问”，所以只是配角。
从最初的“看场地”，我就参与其中。我和老凌各驾一辆车上山，载着六七名学员吧？很抱歉，我只记得杜新和、简瑞芳同行。也是那一次上山，老黄得了个“飞车手”雅号。其实很冤的！我在金马仑教过四年书，开车上下山也有三年时光，这段路我是熟悉的，开车上下山当然比一般人要熟练。
那一次的看场地，印象还很深刻的是我因为下山后马上要赶赴MPTAA参加两院的讲师羽毛球对垒赛，所以直奔semambu。来不及吃晚饭，新和不知道哪里找来一把香蕉，说是有效。其实，香蕉吃下去的感觉是饱，但肚子里却依然很虚的，打球时可浑身乏力。我身兼单双打，力气可应付不来。

假期间上金马仑办营，一切是学员带动活动，凌讲师策划。
我们分两头进行，一在冷力，凌讲师督导，新和当营长；一在碧兰璋，老黄坐镇，莉珍当营长。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同学们给学校留下的那幅壁画。

办活动，最重要的就是可以促进师生的感情，培养团队精神。

一些同学可能是办活动的人才，但是却是“一对一是天才，十对十就是庸才”，一切工作只是往自己身上扛，这是失败的。
像这样的活动，则是靠团队。不但是我们的同学要合作，要分配好各自的工作，还得和主方学校老师合作。
还好，这一切，我们都合格！

老黄 wrote:再回忆当年……

其中。我和老凌各驾一辆车上山，载着六七名学员吧？很抱歉，我只记得杜新和、简瑞芳同行。也是那一次上山，老黄得了个“飞车手”雅号。

在Sepang赛车场上，的确是雅号；
在普通公路上，还是乖乖遵守交通规则哦！

老黄 wrote:再回忆当年……

其中。我和老凌各驾一辆车上山，载着六七名学员吧？很抱歉，我只记得杜新和、简瑞芳同行。也是那一次上山，老黄得了个“飞车手”雅号。其实很冤的！我在金马仑教过四年书，开车上下山也有三年时光，这段路我是熟悉的，开车上下山当然比一般人要熟练。

除了出外办活动，学院内部的活动也是重点之一。

华文学会一般都会在传统节庆时办活动，尤其是农历新年和中秋节更为器重。
农历新年还好，可以提早庆祝，称为“迎春晚会”，即使到了农历正月十五，还可以闹元宵。
但是中秋节就那么一天。
华文学会如果在这天办活动，肯定要引起一些学员的埋怨，特别是那些情正浓时的青年男女。

他们不会去想讲师坚持要办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更不会体谅筹委会的辛苦。

有一年（大概是1993），华文学会已经成立了中秋晚会的筹委会，但是到了接近节庆时，突然传来“不办了”的消息。
我不是顾问老师，没有参与会议，不知道详情。
但是后来听说主要是因为大会选出的筹委会主席坚持不办。
同学们责问他当时答应的，他还反说：“是么？也许那时候没有考虑清楚，说溜了嘴！”
呵呵，“说溜了嘴”这句话后来成为很多同学的口头禅。

最后，还是由一群常办活动的同学挑起责任，坚持办下去。
于是，我们重新召开会议，重新选筹委，重新安排活动。
我们办了一届“中秋雅集”。
这个名字是取自马大中文系的常年活动的。



这群同学和我合作办过几个活动，所以他们找上了我帮忙。
我给他们的建议是，我们不必再办舞台表演，各班呈献节目。我们的“雅集”就以“雅”为目的。我们即席而坐，大家聚在一起喝茶、吃月饼、聊天，随兴的表演节目就好。节目尽量与传统的有关，例如吟诗、唱词、提灯笼游街、唱美声、华乐演奏等。

终于，这一年的中秋节，我们轻松愉快地度过。

“中秋雅集”后来我们还继续办下去。
有一年，我们挥师林明主办，而且还请来了好些嘉宾。
（左二是周金亮，我的同乡老大，左三挂满勋章的是南洋商报老总张木钦先生）



对于这些嘉宾，我们是感觉到惭愧的，因为冷落了他们。
其中张老更是因为太累了，而偷偷跑到食堂去休息。
节目太多不是好事。

彭亨佛教会的何振森居士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这一年，他不但自己参与，还带上他的好朋友，著名书法家刘春草先生。

除了校内活动，我们有时候也会走出校园：

福隆港（Fraser Hill之旅）



白叶山之行：



呵呵，乘坐的吉普车，还真惊险：

远赴沙巴爬神山：
（这些恐怕都是年轻的回忆了）

1995年，我得到教育部的奖学金，将到马大去修硕士学位，也意味着我将暂时告别德伦敦。只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告别，竟然成为了永久的……

走得很匆忙。那时候还赶着完成几个实习生的视察工作。唯一没有完成的该是兰花她们那一组的。

年底，我到马大去报到了。

1997年底，我的两年假期期满，硕士论文也提交了，我就到奖学金局（Bahagian Biasiswa）去销假。他们告诉我到BPG去报到。
我去了BPG，那边的官员也二话不说，便叫我回关丹德伦敦师训学院去。
我问：“德伦敦师训学院已经没有华文班，回去做什么？”
对方说：“这你不必担心，你先回去，我们过后会派学生到那边去的。”

于是，我只好回去报到。

1998年开学时，日子很难过，真有物是人非的感觉。
昔日的热闹已经不复再。
没有华文组学员了。
涂讲师也在我离开后，跟着到Seri Kota师训学院去了。
凌讲师教完最后一批学员后，成了“英文组”的讲师。不久也宣告离去，到中学去执教。
所以，学院的华文组只有主任一人，那就是我。

大大小小的会议要出席，但是却不必上课。
这种日子很难过。

所以，我想到一个出走的方法。
我去见院长，申请到学校去执教，名义上是去体会小学教学的经验。
院长也欣然答应，批准我离开半年。

于是，我向教育部申请到两所学校去执教。一是八打灵的育才华小，另外一所是关丹士满慕华小。
为什么如此安排？
原因是我在1996年1月1日结婚了。婚后和太太住在八打灵旧区。完成学业后，太太怀了黄学智（1998年5月13日诞生），我只身先回到关丹，她尚得在巴生继续工作。所以，有机会我当然要回八打灵陪伴爱妻。

为什么又要回关丹呢？这则是因为我在念书的那两年，恰逢彭亨佛教会会长何振森居士肾病发作最紧要关头，佛教会又在筹备着建万佛殿和洗肾中心，两大工程得有人协助处理，所以我并没有卸下总务的工作，依然往返吉隆坡关丹两地。1998年中，有好几项大型募捐活动进行，所以我选择回关丹协助佛教会的工作。

我在小学执教半年的经验如何？下回再说。

老黄 wrote: 我在小学执教半年的经验如何？下回再说。

小学执教经验以后再说，穿插一个Berita Terkini。

《黑到脚趾的故事》

直到2010年2月26日，我，一个在教育部已经服务22年的大学资格教员，却依然是在DG41。
为什么如此？
有些人会说：他没有考获PTK啊！

没错，公务员新薪金制是在2004年推行，我当时在南京留学。所以没有报考PTK（当时也不允许我们报考）。
2005年8月回国，赶得及报考，但是我报考的是“讲师”的试卷。这张试卷不只是给师范学院的讲师，也包括科技学校的。所以有很多道题不会作答。
结果这一年的成绩是3和2。

坦白说，我是不会为这种考试而读书的。我是绝对可以参与出题的人选。我相信那些给SPM/STPM出题的老师，如果自己去考，也有可能要fail的。因为我们太熟悉了，所以不屑去读。

根据当局的标准，成绩是按照分数给的。我不相信我会错得那么离谱。但是我没有去检查成绩。心想，考不到就算了，下次再来。

2006年，我重考同样的试卷。这一年开始，时间更是在赛跑之中度过。我有很多任务要去做，更加不可能去备考。BPG的MS Lim，I4P的何大姐就曾经好意劝过我要读书，先考到成绩。但是我没有听忠言。结果成绩出来还是3和2。我还是认命，没有去查询成绩。

我认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与我同年毕业的同学，好些都在2004年自动升级到DG44。我是1988年5月开始以大学资格教师（PPPS）投身服务的，可是很惊讶就是我的薪金竟然比迟我三年毕业的教师同个等级。原来我的Tarikh Perlantikan出错了（被定在1989年8月），还有是在1998年完成硕士课程后回去服务薪金移动少了一级。这两者影响都很大。自1999年开始，我发现这个错误后，就一直和直属首相署的SPP交涉。那边的官员见到我都很熟悉了，口头上也说我是对的，薪金应该得到调整。如果真的可以追回这笔薪金，少说都可以买辆perdana。

可是，2008年初，我收到一封令我失望的信，要我出示1988年为何没有向当局提出申请晋级的证据。老天！我们是不可以和SPP直接交涉的，一切通过校方。当年学校的两位书记告诉我的话，我还记得：“Don't worry, even if you apply late, they will back dated according to your date when you started service.” 我在1989年才收到正式的委任信，当时就曾经去函询问。我引用了书记的话，但是校长召见我，说这样写不好，要我改写成“客气的询问”。我照做了。结果当年就被拒绝调整。1999年，教师职工会的会讯刊登一封公函，是SPP发出的，清楚说明我们的委任日期是根据大学毕业的日期，而不是根据SPP的开会日期。同事詹耀辉看到了，告诉我机会来了，叫我再上诉……于是我的上诉结果等了10年才知道是NO。要我找证据？校长何书镇、副校长罗江都记得我的情况，学校书记也已经退休，怎么做？

所以我叫NUTP帮我争取。骆燕萍老师的确帮我做了一些事，但是后来她来了一封信，承认她失败，并且建议我采取法律行动。

看来perdana坐不成了。

好，就争取眼前的吧！
师范学院升格为大专，全体讲师都有好处，可以升级。
我却因为PTK而卡住。
2007年，我抱病在亚庇参加考试（因为那时候在那边公干），反而过关了。这次考的是P&P的试卷。
学院也火速帮我递交升级的申请。
一直到2009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原来我的申请书不知道去了哪里。马来文叫kes tercicir。
谁的错？
拜神不够虔诚吧！
于是当局（BSM）要学院重新呈上我的申请，那是2009年5月14日的事。

学院之前已经知道我的情况，所以特别允许我在2009年参与DG44的PTK，以便过后可以让我再跳到DG48。

Tercicir不是我的错，但是我却要被惩罚。
我上去BSM好几回，当局都耍官腔，说要根据程序做事。我说我的时特殊个案，岂可等待？他们说要耐心，要根据程序。

只好等！
2010年2月24日，学院告诉我，得再次报考PTK，因为2009年的无效。还有，即使今年报考，如果在考试时我还没有收到DG44的升级信件，我还不能进入考场，得等明年。

说实在，我对学院升级所带给讲师的福利，已经是不抱希望的了。DG48可能是5年或10年后的事吧！因为今年开始，其它学院有资格进入DG48的已经涌入我们学院填补空缺，您说当局真的会特别记得保留一个位给我么？

如果我没有争取，我不会发牢骚的。
SPP跑了不下10回，BSM也跑了近10回。
BPG更不用说，就连副教育总监我也见了几回。
政治力量？当然也试过了。

我经常要写信，我的信都是基于三大理由提出申请：
一、服务年资（22年，1988年开始以PPPS服务）
二、学历（博士，马来亚大学曾经给我聘书，是DS51高级讲师的职位）
三、工作表现（两度APC，一次最佳课外活动领导奖，还有一个AMP皇室勋章）

可是，一切还是要按章行事，要我慢慢等，然后再慢慢传来一则又一则不利的消息。什么重考啦，什么没有空缺啦，什么没有钱啦，什么……cukup banyak banyak。

好啦，我也得自求多福。
想找个替代方法升级。
2008年，我在副院长的建议下，申请卓越讲师的职位。这一年是不必通过联邦视学团的评估的，BPG自己可以敲定人选。等啊等，过后才被告知我的申请表格不见了，叫我再次申请。

好，沉住气，2009年再度申请。
又是等啊等。结果？联邦视学团说我的表格根本没有交到他们那边。见鬼了，我们的CC亲手交上去，有人签证，我还有副本的，却也离奇失踪。结果？叫我再申请。

打开2010年的表格，却没有DG48的职位了……

算了！只好阿Q一下，我是最资深的DG41教员。
我将会在近期收到升级的信，那是2008年1月1日进入DG44的信，然后再次报考PTK，耐心等5年才有资格申请DG48。
感恩！

老黄 wrote:如果我没有争取，我不会发牢骚的。
SPP跑了不下10回，BSM也跑了近10回。
BPG更不用说，就连副教育总监我也见了几回。
政治力量？当然也试过了。

建议您把事件详情投到“星洲日报”，标题是“致某某部长”或“致某某总监”，相信会有回响。

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加油！

老黄 wrote: 我将会在近期收到升级的信，那是2008年1月1日进入DG44的信，然后再次报考PTK，耐心等5年才有资格申请DG48。
感恩！

近期来得真快。
我告诉宏爷：“瞧！写了这个帖子，马上应验。”
他问：“两者有什么关系？”
呵呵，您信？

升级信终于在昨天到手了。
升级日期是2008年1月1日。

认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与我同年毕业的同学，好些都在2004年自动升级到DG44。我是1988年5 月开始以大学资格教师（PPPS）投身服务的，可是很惊讶就是我的薪金竟然比迟我三年毕业的教师同个等级。原来我的Tarikh Perlantikan出错了（被定在1989年8月），还有是在1998年完成硕士课程后回去服务薪金移动少了一级。这两者影响都很大。

好事成双，同时也收到BSM的信，促学院调整我1997年开始的薪金，每年多移动一级。

且慢恭喜我。
这只是其中两项本就该得的，还有1988年的才重要，接着是IPG之下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