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人

[老黄]

走近古人之九十
中国史上第一位女皇帝

中国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是谁？

标准答案是武则天。武则天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唐高宗时
是皇后（655-683），唐中宗时成了皇太后（683-690），之后索性自立为武周皇帝（690-705），在位长达15年。

不过，近来很多人主张唐高宗时期的睦州女子陈硕真才是第一个女皇帝。那是永徽四年（653）的事，当年陈硕真带兵起义，自称为文佳皇帝。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却打出了皇帝的名堂。

本文论述的是采纳司马迁的史观，主张中国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帝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元配夫人——吕雉。

司马迁写著《史记》，将帝王的事迹编录在“本纪”之中。在《史记》的十二篇本纪中，有两人是无冕皇帝，那就是项羽和吕雉。

大家对项羽都不感陌生。他虽不曾登上皇帝的宝坐，但在消灭强秦上出过力，一度更是诸侯拥护的盟主，号称西楚霸王。灭秦后，项羽还分封诸侯为王，支配着当时的政局，掌握政治实权，俨然就是一代皇帝。司马迁就是因为肯定项羽对当时历史的作用，所以不以成败论英雄，把他的传记列入了“本纪”。
吕雉列入“本纪”的原因，也是因为她掌握实权，实行分封，发号施令。

刘邦驾崩后，继承皇位的是太子刘盈，也就是历史上的汉惠帝。汉惠帝是在公元前195至公元前188在位。其后，先后由他的两个儿子刘恭（公元前188-184在位）和刘弘（公元前184-180）继承皇位。两人都称少帝。关键之处就是在刘盈（汉惠帝）继位到刘恒（汉文帝）继位之间（公元前195-180），实际操控汉朝15年政权的是太后吕雉。这段期间，举凡政治决定，分封诸侯王，都是出自吕雉。吕雉俨然就是继刘邦之后的汉朝皇帝。

因此，司马迁给她立传时，将她归类到“本纪”之中。反而是惠帝、少帝都没有传。这是司马迁独特的历史观点。当然，这种判断必然引起后世的不满。所以班固在撰写《汉书》时，给惠帝立了传，称《惠帝纪》。可是惠帝纪写来苍白无力，内容空洞平凡，一些重要事迹本就不是出自惠帝的决策的，却也纳入了其中。所以，纵使班固在“赞”中称惠帝是“宽仁之主”，但在没有充分论据的基础上给予表扬，则其表扬成了虚赞，欠缺说服力。虽增加了《惠帝纪》，却也等于没有。

反之，司马迁的《吕太后本纪》写得详细，把一个了不起的女人的品质、性格和行为清楚勾画出来。班固虽然写了《惠帝纪》，却也不敢绕开吕太后在汉朝初年的贡献，给她立了传，称《高后纪》。

汉代两大史书都把吕太后的事迹编入了“本纪”之中，说明班马都认同刘邦之后，真正的皇帝是吕太后本人，并非她一手提携上来的傀儡皇帝。司马迁甚至直称当时的年号是“高后某年”，毕竟当时分封王侯的是吕太后，受封的也是她吕氏家族的成员，造就了汉朝初年“外戚干政”的政治困扰。

吕后女皇帝的地位，在“四人帮”的时代充分受到肯定。江青更是极力吹捧吕后，誉之为“法家路线的代表人物”、“伟大的政治家”，这恐怕是司马昭之心，路人尽知的谬论。

[老黄]

走近古人之九十一
刘邦背后的女人

刘邦背后的第一夫人——吕雉，是个厉害的女人。

吕后的父亲避仇举家躲到了沛县。在一次的宴会中刘邦虽然耍无赖出席，但是自负会看相的吕公不但热情招待他，还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吕雉的妈妈气得直骂：“您常说这女儿与众不同，要将她许配给贵公子。沛县县令跟您有交情，要求娶她您不肯，却无厘头地把她许配给刘邦，您这算是什么？”吕公坚持己见。从刘老太的话中看出，吕后小时就已了了。

嫁给刘邦后，吕后长期在田里干活。刘邦后来私自释放罪犯，畏罪而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可是，吕后每回都有办法找到他。问他原因，他说是因为刘邦所在地上空会有云气。这当然是瞎扯的，但却反映吕后是个厉害的女人。她的厉害不只是表现在有办法找到刘邦，而且成功给刘邦造势，使沛中子弟日后乐于跟随异人起义。

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吕后惨被项羽所俘虏。一个女子在敌营生活了两年半，若非有过人的刚毅性格，恐怕早就自尽了。这个女人不简单。

刘邦称帝后，“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太平盛世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刘邦依然要领军四处征讨，让吕后留守后方，跟萧何一起管理内政，镇抚关中，支援前线。可是四处奔波的刘邦，不忘带着戚夫人在身旁，朝夕相对。吕后对此沉得住气，依然在后方辅佐刘邦，厉害！

实际上，刘邦称帝后，异性王侯逐渐被剔除，这都是吕后的功劳。卢绾曾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氏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及大功臣。”说的可是事实。一介妇人可以平定异姓王叛乱、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吕后肯定是个厉害角色。

可是，刘邦看来并不满足。这也难怪，“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
所以刘邦竟然和群臣商议要废掉太子刘盈，改立与戚夫人生的儿子如意。史书上说：“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这段话不尽然，因为《留侯世家》言：“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可见当时大臣的谏争是无效的。留侯即张良，吕后“不知所为”后是去找他出策帮忙。结果在张良成功请来刘邦仰慕而不得的四大隐士辅佐太子刘盈后，刘邦遂发现大势已去，慨叹“吕后真而主矣”！宫廷斗争之中，吕后从“不知所为”到最后的胜利，过程中考验了她的识见、耐心、胆识、谋略。要数成功者最厉害！

刘邦戎马一生，杀人无数，但是面对着家中元配，他却表现出少有的宽容与让步。废立太子一事失败后，他只能高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可见，对吕后，他不敢来硬的。他和诸侯歃血为盟，定下“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盟约，明显是冲着吕氏而来，但他却没有直接对付吕后。可见吕后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

上述种种迹象显示，刘邦这个老婆真厉害！

[老黄]

走近古人之九十二
逃不过良心的谴责

司马迁写《吕太后本纪》，其精彩程度不下于《项羽本纪》。

有些人过急于下判断，以为司马迁写吕后是要鞭挞她擅权，要揭露吕后的阴暗面，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实际上，司马迁笔下的吕后，有功有过，符合历史真实，具有科学性。他一方面写出吕后对权力的眷恋，玩弄权术等阴暗的一面，另一方面却也写了吕后刚毅的一面，对稳定汉朝江山起着的积极作用，使汉朝不至于重蹈秦朝在嬴政驾崩后就瓦解的覆辙。

此外，由于司马迁态度严谨，忠于史实，又善于捕捉题材，让人们从细微之处看到整体，一个活生生的“女皇帝”跃然展现在读者面前。

吕后的刚毅表现在她的果敢上面。诛杀功臣，她比刘邦更果断，在重大的决策上，她发挥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本色。可是这么一个霸气的女主，却又有一般女性固有的特质。例如在写吕后准备杀害齐王刘肥时，有人给刘肥献策说：“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今王有七十余城，而公主乃食数城。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太后必喜，王必无忧。”果然，齐王照办以后，吕后果然欣喜，任由齐王回归封地。用一郡就可以收买吕后，“贪小便宜”是司马迁要点出的性格特征。

“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这是司马迁写刘邦晚年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刘邦晚年常与戚姬一块儿，甚至为了保护戚姬，想要废嫡立庶，改立戚姬的儿子刘如意继承皇位，废掉吕后生的儿子刘盈。吕后对此本来是很被动的，只能束手无策。但是在群臣的拥护下，刘邦没有改立太子。吕后生的儿子顺利继位为皇帝。

这本来是一场宫廷内部的角力。吕后最终胜出，事情就告一段落。如果考量政治上的需要，在帝皇制度下，她可以赶尽杀绝，铲除异己，把情敌戚姬和眼中钉刘如意处死就是。可是，司马迁却详细地写出吕后对付戚姬和如意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因为妒忌而产生的仇恨，因仇恨而采取的报复手段，不禁叫我们不寒而栗。

《吕太后本纪》是这样记载：“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断人手足，挖去双眼，熏聋两耳，药哑声带，其残忍程度不亚于用火药把人炸个粉身碎骨。不但如此，吕后还把这样的一个“废物”丢进厕所，还叫自己的亲生儿子去看“人猪”。妒忌与仇恨，让权霸一方的吕后迷失了本性。

不过，吕后的残忍，却躲不过内心的煎熬。司马迁笔下的吕后，在报复之后经常要受着良心的责备。例如发生日食时，吕后就闷闷不乐，认为“此为我也”。吕后后来因被黑狗（苍犬）咬伤，乃至因此而去世。后人或以为这是“疯狗症”。但是，司马迁的记载却暗示着吕后被狗伤后，认为是“赵王如意为祟”，郁郁寡欢。

这种写法当然反映了剽悍的女主始终摆脱不了良心的谴责，对自己过度残忍的做法付出了代价。如果换着是男性，是否会如此？他是否可以若无其事地担任皇帝？

[老黄]

走近古人之九十三
个人品格与功绩

司马迁的《吕太后本纪》详细地记录了吕后参与诛杀功臣，残酷杀害情敌，消灭带有威胁性的刘邦后代，分封自家吕姓诸人为王侯。从表面上看，司马迁似乎是要阐述吕后的凶残和自私，干尽了种种倒行逆施的劣迹。其实却不然，司马迁在结束前评述曰：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百姓脱离了战乱的痛苦，君臣得以休养生息，罪犯稀少，五谷丰收。显然，这是太平盛世的好格局！可见，司马迁是充分肯定吕后称制后的政治业绩。这种将个人品行上的美丑与他的功绩决然分开看待的做法，不但表现出司马迁卓越的历史观，也反映出司马迁冷静和客观的判断。

司马迁的判断是为后世所接受的。例如班固便支持司马迁的看法，他在总结吕后的一生时也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汉朝的“文景之治”是为后世所歌颂的，这是汉朝江山稳定后的功绩；而稳定大汉江山的，正是吕后本人。不单是在“太史公曰”给予吕后好评，司马迁在传记内文中也强调了“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高帝与吕后平定天下”，显然，司马迁并不憎恶吕后诛杀功臣的做法。吕后此举消除了功臣谋反的可能性，为汉朝的稳定提供了一个保障。

到了今天，如果我们对吕后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依然停留在生硬刻板的解读，认定她是好是坏，是有功还是有过，则未免太过偏颇和迂腐了。两千年前的史学家司马迁就能客观看待吕后的功过，能够辨清个人品格与政治功绩是决然不同的，何以我们今天反而不能如此看待人物？

网络上流传那么一个发人深省的逸事：

如果要您选一名领袖，您会在以下三人中选谁？

候选人甲跟一些不诚实的政客有往来，会星象占卜学，搞婚外情，是一个老烟枪，每天还喝上八到十杯的马丁尼；候选人乙过去有过两次被解雇的记录，睡觉睡到中午才起来，大学时吸鸦片，而且每天傍晚会喝一大夸特威士忌；候选人丙则是一位受勋的战争英雄，素食主义者，不抽烟，只偶尔喝一点啤酒，没有发生婚外情。

您或许不知道，候选人甲是美国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总统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候选人乙是英国最引以为傲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而那位大好先生却是倡导纳粹主义，把全球搞得水深火热的魔鬼亚道夫•希特勒。

个人道德建立起来才可以施政的想法，实在是不合时宜的。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就不这么想了，今天却还有人如此守旧？

若然，希特勒会是最好的领袖，国家领导也必须由孔、孟来担当了。

[老黄]

走近古人之九十四
政治讽刺诗

元代的散曲之中，有不少是无名氏创作的。这些作品之中，不乏反映社会现实的。它们针砭时局露骨而大胆，显现出作者的直率、爽朗、尖锐和泼辣的特有风格。

作品不署名，当然有特定的原因。他们可能是：一、民间艺人或歌女；二、失意的文人墨客；三、政坛失意的官吏。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类。因为仕途中的挫折与苦痛，他们难以自禁地要宣泄，但是又清楚法令上写明“犯上恶言者处死”，所以在高压的统治下，只好不署名的创作一些讽喻现实的政治诗篇。

其中有一首无名氏的《醉太平》，写得非常尖锐，明显出于饱读诗书者。小令只有五十来字，却字字珠玑，写得淋漓尽致，叫人称快。曲曰：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所写的有虚有实，有一般也有特殊。例如批评“奸佞专权”是一般的，概念似的没有明确指名。但是“开河”，“变钞”，“红巾”却是明有所指。

原来在元朝末年，水灾和旱灾交替肆虐，瘟疫爆发，使民不聊生。黄河流域一带的灾民众多，情况严重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

人民没有饭吃，就要造反；人民一造反，当局就会派兵镇压。结果，官府为了筹集军费，一边加重赋税，一边又大印特印钞票，使钞票愈发贬值严重。《元史》载“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一张面值十两纹银的票子尚买不了一斗米，百姓之苦料想可知。

元朝政府努力抗灾，以减少灾民，重新唤回人民的信心，挽救即将失势的政权。其中丞相脱脱决定开河，以恢复大禹故道，遂在公元1351年征召山东15万民夫工作。这造成人民惶恐。“反贼”韩山童悄悄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河道上，并镌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字样，然后散布民间广泛传唱。后来石像掘出，人民更加因为谶言应验，造反更加理直气壮了，于是便发生了红巾起义的事件。

曲中所提的“开河”，“变钞”，“红巾”所指的就是这一桩事儿。

其它诸如“官法滥，刑法重”，“人吃人，钞买钞”，“贼做官，官做贼”等，则是概括了元代统治下的乱象。为了笼络汉人，一些蒙古高官不计汉人是否有德有才，只要有利用价值，便加官赐爵；于是，做贼的当官，岂能不向民间吸血，做官如做贼？

最后一句“哀哉可怜” , 是作者总结“堂堂大元”的衰败所发出的深沉感叹，包含着虚假的惋惜，具有明显的幸灾乐祸的味道。

这样的政治讽喻诗，岂能出自普通小民？

[老黄]

走近古人之九十五
古书中的佛诞日

卫塞节是庆祝释迦牟尼佛诞辰、成道、涅槃的节日。不过这个决定并不是根据史实，而是在1955年由世界佛教徒友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于缅甸首都仰光召开的会议中定下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各个主要的佛教徒聚居地，都遵照这个决定，于阳历五月的月圆日庆祝卫塞节（当时定名为佛陀日）。

但是在中国大陆，传统上却是在农历四月初八庆祝佛诞，当天所举行的庆祝活动，仪式多样，包括浴佛、行像（即用彩车运载佛像游行）、散花等。其中最具特色的，首推“浴佛”。浴佛仪式在祝香、供养及香汤灌浴太子降生像之外，还有念诵经咒、弘扬佛法及回向发愿等。这个习俗流传很广，因此，这一天普遍称为“浴佛节”（日本传承过去，称“灌佛会”）。

《魏书》在二十四史中有一个特色是编录了《释老志》，里头记载了许多珍贵的佛教材料。例如谈到佛诞庆典时，有这么一段话：“（北魏）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其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可见，当时的北朝已经流传着运载佛像出游，观礼者散花的习俗。

在较早前的东晋时期，后赵君王石勒也有奉佛的记载。“每至四月八日，（石）勒躬自诣寺灌佛，为儿发愿。”（《高僧传》）可见四月八日浴佛的节庆早在东晋时已在后赵境内流行。至于中国南方，也有这样的习俗：“（四月八日）诸寺设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龙华。”（《荆楚岁时记》）“灌佛”或“浴佛”已经是普遍的节庆。

再往前看，浴佛节庆的时间还可以推得更前。据载，三国的东吴最后一代皇帝孙皓不信佛，曾经有亵渎佛像以致害病的事。原来某次宫里从土地里挖出一尊金身佛像，形相丽严。但是孙皓却令人将它放置在厕所旁边。到四月八日，孙皓对着佛像说：“今是八日，为尔灌顶。”说着竟然在佛像头上小便。结果，他的阴囊肿了起来，疼痛不已。有人告知他，这是因为“犯大神”，孙皓乃准备香汤，亲手清洗佛像，摆放在殿上，叩头谢过，疼痛才告终止。（《宣验记》）
皇帝亵渎佛像后求忏悔，表示当时佛教流传已广，四月八日有“浴佛”的习俗也早已传开。同期史书也载：“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三国志•吴书》）从其铺张耗费的情况看，当时的“浴佛”节庆显然已是一个重要庆典。

由此可见，浴佛的习俗可能还可以推到更前。不过由于尚未发现有力证明，我们姑且说至少在后汉时期，浴佛已经是一个庆典，距离现在约有1800年。

[老黄]

上个星期太忙，断稿了！抱歉！

走近古人之九十六
萧何的智慧

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他们三人对刘邦的大汉江山的建设，都出过不小的力量。可是，三人的命运却孑然不同：韩信被杀，张良退隐，独有萧何当官终老。

萧何如何能够保身？这是他的智慧使然。

说起萧何的智慧，最为大家熟悉的是他的慧眼识英雄。当年刘邦被困在汉中时，韩信前来投靠，却始终不为所用。萧何认定他是将才，力劝刘邦重用他，刘邦总是不置可否。眼看英雄无用武之地，韩信便失望离去。萧何听到韩信离开，十分焦急，没有禀报便上演“月下追韩信”的一幕。刘邦初时还以为萧何离他而去，正感失望和恼怒之余，萧何回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邦接受萧何的推荐，委任韩信为“大将军”。与其说刘邦赏识韩信而重用他，不如说是刘邦因为怕萧何再离开而勉强任用韩信。

不过，在历史上，萧何最大的贡献是保存了秦帝国的珍贵文献。萧何在追随刘邦起义的群体之中，是出身比较高的。《史记》说他“以文无害”，意思是他能为文书而无疵病（杨树达 《汉书窥管》）。就是这个背景，使他在刘邦攻入咸阳城后，不随众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而懂得进入相府取走“律令图书”。萧何取走的是什么？《史记》有交待：“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可见，萧何取走的都是秦朝保存的重要档案，譬如统治区内的山川地图，国内的交通要塞，各地区的人口数据，各地的风土人情等，这些都是日后管理江山的重要资料。当大家都陶醉在胜利后的掠夺的时候，萧何却冷静的悄悄收起“不值钱”的文献，这是他过人的智慧使然。

这种智慧伴随着一个臣子，有时候是危险的。特别是跟随刘邦身边的人，若处处显露自己的处事智慧，更容易丧命。萧何却“奇迹”般存活下来，而且地位不变，这又是另外一种智慧了。这种智慧古时候叫“明哲保身”，今人则称“老二哲学”。

我们看看萧何如何避免功高震主：

汉三年，萧何在刘邦和项羽斗得天昏地暗时，尽遣“子孙昆弟能胜兵者”到前线去相助刘邦，解除刘邦对他的怀疑。汉十一年，刘邦带兵平定陈豨的造反。正在忙于军事活动的刘邦，却突然“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增封他五千户人家，还派遣五百人的卫兵队保护他。萧何并没有因这番优厚待遇而高兴，相反的，他听从召平的建议，推辞一切的封赐，还把所有家产捐出来佐军，以安刘邦的心。

最绝的一次是汉十二年黥布造反的时候。萧何原本还是依样画葫芦，“悉以所有佐军”，可是后来发现刘邦对他的怀疑，还因为他多年来“得民和”，怕他利用人民的支持造反。对此，萧何竟然一反常态，“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违背良心去干有损名声的坏事，什么低价收购啊，赊欠百姓的，多买田产，大兴土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横征暴敛、贪得无厌的恶棍形象。果然，后来刘邦平乱回来，接到很多老百姓的告状，知道萧何已经“失民心”而不再对他有所顾忌。

自污以换取信任，破坏形象而求自保，萧何实在有过人的处世智慧。

[老黄]

走近古人之九十七
元曲的幽默

“在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中，幽默扮演着最不重要的角色，而在中国人对创造力特质的认知中，更是没有幽默的影子！”这是岳晓东博士对451名北京、广州、香港、台北的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岳博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一向将幽默视作创新能力与国民素质的核心部分，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幽默似乎只是‘搞笑’‘寻开心’‘耍嘴皮子’的代名词，到头来只是使人一笑了之！由此，它难登创造力与理想人格的‘大雅之堂’。”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理想人格的认知，主要就是环绕在责任心、自制力、社会认可、社会服从、谦虚谨慎等特质，缺少了几分的幽默。
可是在非常时期，中国文人的幽默还是会自然流露出来。例如在元代，文人异常苦闷，一方面是因为汉族在社会中的地位排在最低下，另一方面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也名列第九，夹在娼妓和乞丐之中，不平衡的心理可想而知。因此，那个时期的文人的创作，一方面趋向颓废消沉，另一方面却又善于自我调侃，苦中作乐。其中雎景臣的《高祖还乡》便很有特色。

雎景臣的创作灵感来自《史记》。司马迁在写《汉高祖本纪》时，曾穿插了一段高祖还乡的情节。文中写高祖回沛县时，老百姓对他都非常热情和亲切，“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不但如此，高祖逗留十多天后要离开时，“沛父兄因请留高祖”。

可是，雎景臣却找到了新的创作灵感。他不用平铺直叙的方法书写刘邦的风光，而是用一个沛县的乡里口气来看待刘邦的还乡。从小乡民的眼光看，乡里突然热闹了起来，大加整顿，固然不寻常。据说“是车驾，都说是銮舆”，小乡民也搞不清要回乡的是谁，大有皇帝老儿与我何干的豪爽。

下来写迎接皇帝的排场。在小乡民的眼光看，不过是“胡踢蹬吹笛擂鼓”，几面皇家的旗帜，都成了什么兔子旗、乌鸦旗、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的。还有，仪仗队中的器械也变了“甜瓜苦瓜黄金镀”，“白雪雪鹅毛扇上铺”，就连威风凛凛的卫士，也不过是几个乔装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衣服”。

正当小乡民极度纳闷时，正主儿在众人的拥护下出场了。这一下，小乡民可“气破我胸脯”，原来这个被众人迎接的不是什么大人物，竟然就是旧时玩伴，而且还是最无赖的那个。于是，小乡民忍不住发言了：“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是的，这个再熟悉不过的人，可以“从头数”，连刘邦当年当亭长，丈人教书，曾在村里一起喂牛切草的事，全都抖了出来。最有趣的是，小乡民还把刘邦当年的无赖行径说出，还向皇帝讨债呢——“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撮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全曲就是这样借用一个小乡民的口吻来写。一般上，教科书里的评述都说本曲“揭露了‘帝王之尊’的虚伪与可笑”，可是，我觉得不必那么严肃。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想象刘邦当时的尴尬，您将会发现雎景臣的幽默是何其有趣。

[老黄]

走近古人之九十八
辛弃疾的村居

那天观赏了一则中国教师的示范课，教材是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其词曰：“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是脍炙人口的诗作。
教学对象是小学生。教师很有条理地讲解，把教学重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过，我对其中的两点是质疑的。其一是老师说词作描绘了农村的一个五口家庭的和谐生活。二老带点醉意地坐在门前彼此“媚好”，大儿子在溪东豆田里锄野草，二儿子在编织鸡笼，小儿子最潇洒，躺在溪边剥莲蓬。其二是老师说：“这首词描写了农村的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生活。这是作者所向往的生活，因此更会激发他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热忱。”

我对这“五口之家”的怀疑是因为“翁媪”是否还有稚龄儿子？辛弃疾或许是以一个“旁观者”身份写作，没有把自己写入里头。虽然写的不是作者本人的家庭，但却勾画出“老有所养少有所依”的温馨场景。作者自小受儒家思想影响，这种生活正是他所向往的。因此，文中所写的老人与小孩儿，当是相隔了两代的亲情。

“醉里”的解释也待斟酌。老人家何故无端喝酒？辛弃疾的词作常出现“醉里”，例如名句“醉里挑灯看剑”（《破阵子》），“醉里却归来，松菊陶潜宅”（《生查子》）等，就是那么一个“略醉的人”听到吴语的温馨，看到老有所养少有所依而感欣慰。

至于说这是辛弃疾的理想生活，也得仔细讲述。这种温馨的场面也许不过是个苟且偷安的写照。若说这样的场景可以激发他抗金复国，这是有点牵强的。但若说这样的温馨场景使他向往和平，厌恶战争，倒是顺情顺理。可是，这绝非辛弃疾的性格和理想。要知道，辛弃疾自幼怀抱恢复大志，一生戎马中度过，希望的就是能够一洗靖康之耻，回复大宋河山。他和主和派水火不相容，是不会苟同于偏安的局面的。

为什么他又会写如此的农居生活？

辛弃疾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他的作品流传至今的有六百二十多首，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都是两宋词坛中的佼佼者。其中，抗金复国是辛弃疾的作品的主旋律。至于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的作品，数量也不少。何以这两种矛盾的心理会集中出现在一个文武全才的爱国诗人身上？

这恐怕是时代的局限了。南宋偏安苟且的政局，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朝野上下的疲弱无能，使作者的满腔热血难以舒展。因此，南归后的辛弃疾其实是苦闷的，所以常会抒发类似“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极”（《满江红》）的情怀。

[老黄]

走近古人之九十九
会写诗的武将


谈到辛弃疾，我们自然想到他那豪迈的词作，想到他与苏东坡齐名的文学成就。可是，辛弃疾在历史上的地位，却不全然只是一名文学家。邓广铭先生便曾说：“我一向认为，辛稼轩是一个兼具文才武略的英雄豪杰人物，如果只把他当作一个杰出的爱国词人看待，那是不够全面的。”（《辛弃疾词鉴赏•序》）

邓广铭先生早年就以编著《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奠定辛弃疾研究的基本定位，他的话语当然有极大的分量。

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刘扬忠先生，便曾在“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时呼吁：“改变几百年来把辛弃疾视为仅仅是一个‘词人’、一个文学家的惯性思维，对其人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还其人以历史的真面目，给辛氏进行充分的历史地位。”

是的，研究辛弃疾的人都知道，辛弃疾的志向本来就不是在文学，他是在政治、军事上无法成功，才将一腔怨愤寄托在文学之中，创作了一首又一首脍炙人口的词作。

古代文学家，并不一定把自己的人生志向放在创作上面。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的志向。但是，由于文化内涵深厚，心里有话想说时，还是会用上了当时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或许因此而阴差阳错地被后世冠于“文学家”的高名。

早辛弃疾不久的岳飞，是军事天才。他是北宋众多将领之中最为金兵所害怕的一名大将。岳飞虽不以词章名世，但他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写得慷慨激昂，传诵千古。这阕词虽然被学界怀疑是明人的伪作，但在情感上更多人还是倾向他是岳飞的作品。当然，岳飞还有其它作品传世。

具备文学修养的武将，还有南北朝时期的曹景宗。有一次曹景宗带兵打了胜归来，梁武帝设宴庆功。席中武帝命沈约分韵给诸文人赋诗赞扬这次战役。景宗当时是庆功的主角，没有被分配到。也许是喝多了几杯，特别兴奋，坚持要分个韵赋诗。梁武帝还劝他，说他才能多，不必强要赋诗。可是他却坚持要。当时只剩“竞”、“病”二韵，难度比较高。岂知他一提笔，却完成了“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一诗，令沈约惊呆了。诗中说的是他出征时，年轻一辈都悲痛送行；等他打胜归来，钟鼓齐鸣，热闹非凡，所以他得意地反问，我与汉代名将霍去病相比又如何？

可见，要提高文化素养的又岂仅是文人？写诗，又岂仅是读书人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