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走近古人之一〇〇
《满江红》是岳飞的作品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以上这首词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老一辈的人还会哼上几句“怒发冲冠……”，然后告诉您这首歌叫《满江红》，是宋代抗金英雄岳飞所写的。

其实《满江红》不过是词牌，并非词作的题目，像大家熟悉的苏东坡名作《念奴娇》也是词牌，真正的题目是《赤壁怀古》。宋人以《满江红》写词的很多，《全宋词》收录的名家之作包括刘克庄30首、辛弃疾10首、苏轼6首、柳永4首、文天祥2首等，即使是岳飞本人也有两首，一首题作《写怀》，就是“怒发冲冠”这一首，另一首是《登黄鹤楼有感》。

近世学界对于这首词的作者却提出质疑。最早提出的是余嘉锡先生，他编《四库提要辨证》时辨析了明人徐阶为岳飞所编的《岳武穆遗文》。因为徐阶在岳飞逝世400多年后才收录《满江红》，其根据的碑石不是岳飞本人亲题，而是赵宽所书。赵宽没有说明根据什么材料判断是岳飞作品，因此余先生认为“来历不明，深为可疑”。此外，这首词不见于宋元人之书，就连岳珂搜集祖父岳飞的作品编成《鄂王家集》时，也没有收入这首，余文怀疑这首词或是明朝中叶的伪作。

余先生如此质疑，有其明确的立场：“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吾何为不可疑之哉？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这是站在学术立场探讨，不是要否定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的价值。

其后，词学家夏承焘先生在《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文中进一步提出这首词的作者，或是明代武将王越或其幕府文人。其主要的论证是根据“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因为按照贺兰山是在西北，而岳飞伐金攻打的黄龙府却在吉林境内，这不符合地理常识。再说贺兰山在南宋时属于西夏，金人攻打西夏，才说“踏破贺兰山缺”，不该是宋人岳飞所说。夏文进一步根据明朝面对鞑靼人在西北的骚扰，推测“踏破贺兰山缺”是明人抗战的口号。末，夏文还引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为证，因为这出杂剧四折都是岳飞一人所唱，没有一句引用《满江红》。

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写了两篇《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反驳余、夏两位先生的论点和论据。例如邓先生引述证据说明岳珂编《家集》是“不够辛勤认真的”，因此不能这首词不被他收编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此外，邓先生也引用其它碑文说明《满江红》一词有比赵宽写的刻石要早的根据。

针对“贺兰山”之辩，邓先圣认为南宋斗争的对象是金人，不是匈奴。岳飞《满江红》却提到匈奴，因此，贺兰山和匈奴一样，是泛说，不是实指。就像稍晚的辛弃疾也有“西北洗胡沙”，“他年要补天西北”等诗句，都是泛指。邓文认为单凭“贺兰山”一句来论证是明人作品，是断章取义的，因为词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靖康耻，犹未雪”等句，都是南宋抗金时期的特有语境。

邓先生也用了内证法说明。他引录了岳飞的其它诗句，证明岳飞是念念不忘报君仇，雪国恨的，如“斩除顽恶还车驾”，“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深入虏庭，缚贼主，喋血马前，尽屠夷种”等，强调“把这样一些语句加以洗炼，并使用虚实并举的手法，重新排列组合一番，用长短句的体裁并写出来，岂不正就是那首《满江红》吗？”

看学者辩证，不只是要看结论而已，其辩证过程更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走近古人之一〇一
孝顺的黄香

小学二年级课本收录了一篇题为《孝顺的黄香》的文章：

“黄香九岁那年，母亲死了，父亲又得了一场重病，不能起床。黄香整天都小心地照料父亲。白天，黄香忙着烧饭，喂父亲吃清淡的食物。晚上，他为父亲盖好被子后，便坐在床边扇扇子，赶走蚊子和别的害虫。父亲病好后，紧紧地抱着黄香说：‘你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小朋友看了后问老师：“老师，黄香的爸爸得了什么病？为什么要病好了才会抱着黄香说他是孝顺的孩子？”呵呵，真棒的孩子！黄香的父亲生病时是不省人事么？要不，何以要等到病好了才抱着黄香表扬一番？

黄香，有名有姓，不是虚构的人物。迩来小朋友多有背诵《三字经》的，该背过“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里头的“香九龄”指的就是九岁时候的黄香。

黄香，《后汉书》有传，列在“文苑列传”中。根据范晔的记载，黄香字文疆，江夏安陆人。九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思慕憔悴，殆不免丧”，因此乡人都称赞他“至孝”。黄香家境虽贫困，但是却好学不倦，“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所以当时被尊为“天下无双，江夏黄童”。黄香长大后，曾受皇帝肃宗召见，并特许他在东观（当时的史馆）读“所未尝见书”。其后，多有官职，最后担任的是魏郡的太守，都有功绩。

范晔是晋朝人，在他的《后汉书》写就之前，东汉已有《东观汉记》的流传。《汉纪》第17卷也有黄香传。所载与《后汉书》的事迹大同小异。黄香受表扬的重点有两个：孝顺、博学。可是，如何孝顺，两部史册都没有详细记载。
今本《东观汉记》增补了一行比较具体的写法，说黄香“暑即扇床枕，寒即以身温席”。这段话后来流传很广，特别是《二十四孝》的图片与故事流传后，小黄香“扇床枕”更是孝行的代号了。上面说的《三字经》提到的“温席”，指的也是这回事。

这段文字的增补是有根据的。唐代李瀚的《蒙求》有“暑则扇床枕，寒则以身温席”之说，宋代王观国的《学林》卷七收录“扇枕”一条，并载：“《后汉•黄香传》不载扇枕事，陶渊明作《孝士传赞》曰：‘黄香九岁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养，暑月则扇床枕。’”明代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所辑的《士孝传赞》写的与李瀚《蒙求》的一样。其它如《类聚》《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都有类似记载。《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所收的古类书写的则是“冬温席，恐其寒，夏扇枕，恐其热”，意思更明确。

总之，古书的记载，在在说明黄香在热天时为父亲扇凉床、枕，冬天时在父亲就寝前先睡暖床席。这早就是家喻户晓的标志性孝行，何以我们的课本却来个大突破，变成小黄香用扇子赶蚊虫？然后再来个父亲病好后，紧紧抱着小黄香的感人画面？

中国儿童文学家最近反对世界名著简写后编入教科书，因为这会破坏名著的可读性，误导儿童。古人的事迹，若要改编，是不是也应该更谨慎，不要让儿童当着荒谬的笑话来读，侮蔑古人？

走近古人之一〇二
曹参碌碌无为么？

曹参，是汉朝的第二任丞相。

司马迁记载了这样的事迹：汉惠帝埋怨曹相国不治事，于是密令曹参的儿子曹窋回家劝谏。岂知曹窋才开口劝父亲，竟然被鞭打了二百下，还被令回去宫里侍候皇帝，不准谈国家大事。汉惠帝知道后，只好自己出面劝曹参。君臣于是展开了这样的一番对话：

“论圣武，陛下自觉和高皇帝比起来如何？”
“朕怎能和先帝的功绩比？”
“论贤能，陛下认为臣和萧何谁胜？”
“你看来比不上他。”
“陛下的判断是正确的。高皇帝和萧何平定天下，既然已经明布法令，我们现在守着职责，遵循他们的道路，有什么不妥？”
汉惠帝因此无话好说，只好打发他下朝而去。（《史记•曹相国世家》）

是的，曹参继萧何之后为汉朝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看起来的确像是碌碌无为。司马迁还有更绝的描绘：

曹参在任时“日夜饮醇酒”，卿大夫看不过眼，要来相劝，但是每次去见曹参，还来不及说话，就被曹参给灌醉了。某次，与曹参后院临近的官吏宿舍，白天也传来饮酒唱歌的欢乐声。府中的从吏深感厌恶，将计就计把曹参请到后院去，让他听听这种醉言疯语，希望他从而省悟。岂知，曹参听到后，反而在后院摆酒作乐，与对方唱歌应和。

一国之相竟然有此荒唐行径，岂不叫人扼腕，乃至担心汉朝江山？

偏偏历史却不是这样发展。民间歌谣赞扬曹参：“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汉朝之所以可以稳定下来，除了萧何的贡献外，曹参更是扮演重要角色。

司马迁其实对曹参的功过非常清楚，他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这是赞扬曹参懂得看整个局势，知道百姓在秦朝的严酷刑法的压迫，以及其后常年的战乱之后，最需要的是“休息无为”，自然地投入经济生产之中，寻求安定。所以，曹参的“无为之治”是恰到好处地让人民得到重新整顿生活的机会，让大汉江山稳固下来。

　　“举事无所变更, 一遵萧何约束”的政策，使刘邦与萧何制定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得以有效地实施下去。这不像一般继任者那样甫一上台，就要急着表现，不但一改前任之所为，甚至还反其道而行。曹参继任后，想到的不是显现自己的形象，而是谋求国家社会的稳定和确保百姓的安宁。即使是用人，他也是招收那些“木诎于文辞”的“重厚长者”，这是为了避免激进和夸大的行径，破坏了稳健的发展。所以，曹参的无为，反而赢来历史的正面评价，功绩反而在无为之中表现出来。

走近古人之一〇三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

以上一段话出于记述唐代科举制度的书，里头指的“上”是唐太宗，说的是皇帝某次私自视察御史府，看到许多新科进士列队而出，便高兴地说：“天下的有为之士，都进入了我的圈套！”

唐太宗这句话其实很有先见之明，洞悉科举考试的弊病。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自隋代开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被废除，在中国施行了约1300年，影响深远。

科举的原本目的是让统治者从民间选拔人材。相对于先前的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它无疑是比较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唐代延续隋代的科举制度，但做了更细的分类，“唐制……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新唐书》）可见，不管是人才的等级，考试的范围，成绩的级别，唐代科举都日渐完善。

若按这种趋势发展，民间各种人才都可以通过考试得以进入官府，一展所长。这是积极的、公正的，可以激励人民努力读书，追求知识，以图“学而优则仕”。

可是，当时候的皇帝却发现科举也可以是一种笼络、控制读书人的方法，有助于巩固其统治。所以唐太宗才会冒出“天下英雄入吾彀”的狂言。

果不其然，到了明代，科举的考试内容和形式都走向僵化。读书人为了应考，思想都受四书五经影响，作文也走向形式主义的八股文；无论是眼界、创造力、思考力都受到限制。渐渐地，为求功名的读书人，都按统治者的意愿死背经书，完全丧失了独立的思想。这种十年甚至几十年的苦读、应考的风气，怎能不使一代代的读书人思想僵化？科举于是成了为统治者量身打造思想单一的人才的工具。

到了清末，社会日渐开放，西学入侵，学校教育被引进，传统的科举制度下的求学方式，自然要受到淘汰。

《台湾通史》有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当时人们的省思：“科举非能得人才也，又且抑遏之、摧残之，蔀其耳目、锢其心思，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而精捍者亦不敢与我抗，而吾乃可无忧。故学校之设，公也；科举之制，私也。以私害公，霸者之术也。”

只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科举制度终究要淘汰，为公而设的学校教育要取而代之。
历史走进了新纪元，社会是越来越开放了，人们可以接触的信息已经是近乎于无孔不入的程度。可是，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摆脱唐太宗的魔咒，不入皇帝老爷之彀？

走近古人之一〇四
听马来教授谈古代文化

前些时候参加了一个在职培训课程，主讲人是重金礼请过来的大学教授。
这位教授是马来同胞，生活历练丰富，足迹踏遍全球，见识很广。

或许就因如此，他在课程中主讲的内容脱离了主题，更多时候是与大家分享他的生活经历和想法。

他说：“还没有到大学执教之前，我有近十年的时间是在雪隆一带开设补习中心。我教中学生英文和马来文。我的学生八成是华人。其实我发现，以他们的程度，根本就不需要补习，但是他们却来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他们要学习学校课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而我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我上课的时候，我没有根据学校的教材，我和他们谈语文，也谈历史、谈宗教、谈文化。他们都很感兴趣。最叫我惭愧的是他们上了我的课后，会表扬我知道的中华文化比他们自身知道的还多。”

其实，说到这里，他并没有惭愧的颜色，反而是很自豪！

他是有自豪的条件，因为他的确懂得不少中华文化知识。

他知道中华文明的起源在黄河流域；他知道如果不是秦始皇的霸主气概，中国谈不上统一；他知道马来族群其实也是来自中国南方，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他知道中国地广人多，方言数不清，就是因为秦始皇的贡献，中国人有了统一的语言……

我听了，感觉到惭愧的人应该是我，不是他。

惭愧并不是因为我不懂这些知识，而是耻于我们的年轻一代竟然不懂。大都市的青年比较好学，会自掏腰包去听课，即使是用另外一种语言来学习自家文化，却还算是恶补了。可是，其他地区的华裔子弟如何？有多少个华裔子弟已经抛弃了祖先的珍贵文化遗产，而麻醉在科技产品之中？

再说，听别人告诉我们，其实是一种取巧的方法。要走近古人，了解古人的智慧，又岂能不踏实下些功夫？取巧，往往要得到错误的信息，简化了古人的思维。

四处演讲的学者更加要时时自我警惕。俗讲往往只会让自己俗化，把知识给简单化、线条化，忽视了个中该进一步思考的细节。大师级的人物，他们不会多讲，他们对个别的问题，都要求钻研深刻。他们不会把重大的问题给简单化，强求统一，把一切大而化之，草率作出概括和总结。

这位教授就缺少了大师的风范。他在讲述古代文明时，表扬了中国和印度文明。然后他谈了秦始皇的贡献，慨叹印度没有出现始皇帝，所以语言不统一。他说古印度南北有很大的不同，单单人种就有分别，北印度的是白皮肤的，南印度是黑皮肤的。他们的文化有异、语言也不同，所以开创的文明也不一样。说着说着，他又跳回中国。“中国也一样，北中国的人种，其实和南中国也是不一样的……”

我眼睛一亮，抬头看着他。可惜，他没有发现我的反应。

我依然惭愧。

惭愧青年不好学，也不知如何学；惭愧学者在他们打造的文化氛围里迷失了方向，越发俗化。

走近古人之一〇五
张良的功绩

张良是汉朝开国主要功臣。

司马迁除了表扬他谋略出众之外，还写了一段有趣的话：“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子羽，是澹台灭明的字，是孔子的弟子之一，据说“状貌甚恶”。留侯就是张良，因为封地在留，所以史上称留侯。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主要是警惕大家不可以貌取人，谁料像张良那样貌似美女的文雅之士，竟有如此显赫功绩？

有关张良的功绩，留侯庙中有一对联写着：“壮士奋挥锥，报韩已落秦皇胆；大王烦藉箸，荣汉终函项羽头。”这是相当好的一个概括。

张良原本姓姬，祖父和父亲担任过韩国五代君王的丞相。韩国被秦王嬴政灭了之后，张良便过着流亡的生活。那时的张良不过是二十来岁。对于亡国之恨，他是处心积虑要报仇的。后来在齐地找到一位能够挥动一百二十斤（约等于现在的60kg）的壮士，便与他合谋刺杀秦始皇。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这里的“盗”指的就是张良和铁椎壮士。

《留侯世家》则载：“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原来秦始皇经历荆轲行刺之后，更加小心防范，即使出游，也多安排副车。因此秦始皇出游时，整个队伍是浩浩荡荡，非常壮观的。张良虽然观察良久，还是判断错误，让铁椎壮士抛出铁椎时，只是打中副车，没有击中始皇帝。对联说的“壮士奋铁椎”后，秦皇落胆，指的就是这点。秦始皇虽然大规模搜索十天，还是捉拿不到刺客，岂不“落胆”？张良所以行刺秦始皇，为的就是报答祖国——韩。

后来，张良投靠刘邦，为他设谋击败项羽，打下江山。

“大王烦藉箸，荣汉终函项羽头”则是表扬张良成功协助刘邦取下项羽的头。大王，指的是刘邦。箸是筷子，何以要借用大王的筷子？

原来在汉三年时，项羽在荥阳层层包围了刘邦。刘邦非常担忧害怕，便和谋士郦食其商量如何削弱楚霸王项羽的力量。郦食其给出了一个策略，刘邦信之，便委派郦食其去执行。

不久，刘邦在进食的时候，张良进来拜谒。刘邦便告知张良这个计划。张良听了，便借用刘邦手上的筷子比划，成功劝阻刘邦执行郦食其的建议。形势就如张良一再的说法——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当时听了张良的分析，吓得把口里含着的食物吐了出来，直骂：“竖儒，几败而公事！”“而”是你的意思，“而公”就是你爸爸，就像今天方言所说的“令伯”。可见刘邦听了张良的劝告后，是多么的紧张，马上撤销计划，最终才得以消灭项羽的势力，成为汉代开国君王。这一切，还得归功于张良。

走近古人之一〇六
张良也有失算的时候

话说在楚汉相争初期，刘邦有次占尽先机，趁项羽带兵伐齐时，一举攻掠了项羽的老巢——彭城。刘邦入咸阳城便灭了强秦，而今攻下彭城，胜利也应该在望了吧？可是历史却偏偏不是这样发展。

《留侯世家》这么记载：“……复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原来这场战役，张良也在军中。原来这场战役，最终的结果是刘邦失败。

汉如何会战败？这里没有说明。

紧跟着下去的就是写刘邦的逃亡，并在下邑和张良的一次关键性对话。司马迁写得很传神——“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下马踞鞍”表示刘邦当时候心情的着急，逃到下邑，甫一下马，还没休息，就靠着马鞍向张良请教了。

由于刘邦问的是“谁可与共功”，因此，我们知道他经历了这场战役，对楚汉相争的局势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希望能够有人和他共同对抗项羽，不再视天下是刘项之争了。

张良在这次的谈话中，也充分发挥了谋略家的本色。他给刘邦勾画出以三条臂膀钳制项羽的战略，充分利用韩信、彭越、黥布三人对抗项羽。

可是，《留侯世家》的这段记载是无法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何以君臣两人都有战略思想的转变？张良又为什么突然有“下邑战略”？

司马迁把原因写在《项羽本纪》中了。

根据《项羽本纪》的记载，原来彭城之战是何其惊心动魄的一场大战。

那年春天，刘邦带了56万大军，长驱直入攻下项羽大本营——彭城。那时项羽正在讨伐齐，知道彭城沦陷，马上带领3万精兵赶回彭城。结果是：项羽的3万人把刘邦的56万大军杀得落花流水，刘邦在逃亡中还丢失了家人，让父亲和吕后为项羽所俘虏。

请注意司马迁提供的数据。3万人打败56万人。之前，司马迁写刘邦10万军队进入咸阳城，马上又退守霸上，把关中让给项羽的40万大军，原因就是刘邦怕“寡不敌众”。可是，彭城之战，项羽偏偏却是以3万破56万，怎不叫人震撼？

何以刘邦那么不堪一击？张良当时也在军中，竟然也无法预见项羽的回返，落个惨败，怎不叫人纳闷？

原来刘邦轻易攻下彭城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刘邦斯举是弥补他进入咸阳城后不能耍乐的遗憾。当年他对咸阳城秋毫无犯，也是张良的意思。回顾当时的情况，刘邦军力不比项羽，所以只好乖乖让出咸阳城，退军霸上。这一回不同，直捣项羽军力的心脏地带，而且是一举就攻下，怎不会自我陶醉麻木？就连张良、萧何等人，此时也纵容刘邦在彭城的放肆。以致项羽有机会以少数战胜多数，轻易就剿清刘邦的大军。

可见《项羽本纪》在歌颂项羽之余，也点出了一个客观事实：骄兵必败。

历史的发展是，败兵在逃亡中重新整顿，领头人在思想上有了新的冲击，彻底改变思维，于是“下邑”一谈，谋定了新的战略，步步引导刘邦走向最终的成功！

走近古人之一〇七
父母在，不远游？

孔子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被视为孔子倡导孝道的一个重要立场。但是这个立场的诠释，历来的看法却不一。

李泽厚先生说：“今日有人以此语不再适用，有人以为仍然适用因为有飞机汽车的快速交通工具，虽远（地理位置）而不远（往返时间缩短了）。其实，重要的是，孔子讲仁、讲孝都非常之实际、具体。例如这里的重点，不在不要远游，而在于不使父母过分思念（飞高走远难以见面）和过分忧虑（无方向的到处游荡，使父母不放心）。这样具体地培育儿女对父母的爱心，即孝，即仁，它是情感的具体塑造而非抽象的理论概念，重要的仍是作为人子的这种情感态度。”（《论语今读》）

李先生的评述很中肯。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父母在，可以不可以远游，恐怕还有很多争论之处。有者会以为这种说法与市场经济时代是格格不入的；有者则认为科技的进步，已经解决古时交通不便、远游耗时的问题等等。这种争论，见仁见智，各有说法，恐怕没完没了。所以，把重点放在“游必有方”是正确的。

揣摩孔子的说法，孔老夫子的确没有反对远游，而是说“游必有方”。关键也在这里，孔老夫子没有说明“方”是什么意思。

汉代郑玄说：“方，犹常也。”皇侃说：“是必有方也，若行游无常，则贻累父母之忧也。”皇侃是根据《礼记》的“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来解释。可见汉代人认为“方”是“常”的意思，常指的是常理，规矩，也就是说远游该有个合理的原因。

宋代人对此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邢昺说：“方，犹常也。父母既存，或时思欲见己，故不远游，游必有常所，欲使父母呼己得即知其处也。设若告云诣甲，则不得更诣乙，恐父母呼己于甲处不见，则使父母忧也。”（《十三经注疏》）邢昺虽然也引用郑玄的“犹常也”之说，却把常解释为“常所”，即有个固定的去处。同是宋代的大儒朱熹也是这样说：“游必有方，如已告云之东，即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论语集注》）近人杨伯峻说：“如果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论语译注》）这看来是延续宋人的看法，但是却把孔子的话给说得滑稽了。出远门，一定要有个去处，这不是多余的话么？难道出远门还有没有方向的？

看来，汉人的解释是比较合乎孔子的原意的。我们在看同期的作品，提到“有方”的还有多处。例如《礼记》有“就养有方”，“有方之士”，“其恶有方”，“亲人必有方”等，“方”都解释为“道理”的“道”。《韩诗外传》记载公甫文伯死时，他的母亲却不哭。季孙说：“子死不哭，必有方矣。”同书又载晏子受聘于鲁，“上堂则趋，授玉则跪”，人们问孔子晏子这样的行为是否合礼，孔子说：“其有方矣。待其见我，我将问焉。”这里的“方”则是“原因”的意思。

因此，我们把“游必有方”解释为“出游一定有合乎纲常的理由”是比较合理的。

老黄 wrote:走近古人之一〇七
父母在，不远游？


因此，我们把“游必有方”解释为“出游一定有合乎纲常的理由”是比较合理的。

posting到远远的“方”是为了berkhidmat untuk negara 。

走近古人之一〇八
以志养志尽孝道

余历雄博士在第六届马来西亚汉学研讨会发表论文《从〈太学生何蕃传〉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的孝德观》指出：“欧阳詹‘养志’与何蕃‘养亲’二例，适为我们提供两个剖析韩愈孝德观的相应切入点。”

余文指出，“养志”一词源自《孟子》，不过孟子的“养志”概念是相对于“养口体”而说，而韩愈的“养志”概念则是相对于“养亲”的。

我对余文引述《欧阳生哀辞》而谈韩愈的孝德观甚感兴趣，故狗尾续貂，整理一些材料，与大家阐述“以志养志”的孝道。

欧阳生名詹，字行周，福建晋江潘湖欧厝人。韩愈说：“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可见福建人至中唐时期，对考取功名，出任官职都不太感兴趣。欧阳生本来也是这样的想法，只图在家乡读书，奉养双亲。后来因为双亲严命，亲友激励和常衮、席相等长官的提拔，才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他在长安等了六年，五试进士，才和韩愈等二十二人同登金榜。由于他是福建第一位甲等进士，所以韩愈说：“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

欧阳生高中后却没有分配到官职，就回家乡省亲。后来再回到长安，又等了六年，才被朝廷授予“国子监四门助教”的官职。可惜欧阳生在四十多岁壮年期间就去世。与他同榜登科，志同道合的好友韩愈为他写了《欧阳生哀辞》来悼念他。

韩愈在文末的悼词中，概括欧阳生的一生而写：“求仕与友兮，远违其乡；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则既获兮，禄实不丰；以志为养兮，何有牛羊？事实既修兮，名誉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虽云短兮，其存者长；终要必死兮，愿不永伤。友朋亲视兮，药物甚良；饮食孔时兮，所欲无妨。寿命不齐兮，人道之常；在侧与远兮，非有不同……”

悼词与正文“詹事父母尽孝道”相呼应。奉母命求仕；不求丰厚官粮，只求养志；能够养志，则远近没有什么分别，父母就仿佛在身旁。

可是，这种说法始终是存有矛盾的。父母在，为人子女却不能侍奉在侧，岂还能言孝？

对于这样的矛盾，韩愈解释说：“詹，闽越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养以来京师，其心将以有得于是，而归为父母荣也。虽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侧，虽无离忧，其志不乐也；詹在京师，虽有离忧，其志乐也。若詹者，所谓以志养志者欤！”

韩愈把欧阳生的孝行归纳为“以志养志”，即以父母望子女成名荣亲的意志为意志，落实父母的愿望来孝养父母。韩愈在文中还详细论述了子女即使随侍在父母身边，虽然没有离别的愁绪，但是志气却不会得到满足而快乐，所以子女宁可选择有“离忧”，也要成就父母的“志”。这当是读书人疏解自己无法“孝亲”而作的说辞，并冠于“上孝”之称。实际上是不是如此，恐怕还要多有争议，特别是一般世俗眼光，不养体养亲，又如何称得上尽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