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但是，近世文选集子，大多不把这篇文章收入刘禹锡作品之下。
即时《初中语文》收录此文，也仅就文章内容评析，不提作者。

“短评” 例文：评《陋室铭》思想内容

[转贴]《初中语文》
http://www.pep.com.cn/200406/ca429647.htm

全文81字，可说是字字写陋，又字字透着不陋。开篇16字，为全文写不陋奠定了基调。“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从表面看来，“仙”与“龙”是为山、水增色彩，实则是喻陋室之主。陋室主人身居陋室，而精神思想却那般富有充实：“鸿儒”、“金经”、“素琴”，不单从交往、学习、愉悦几方面描写出陋室之主追求之不陋，就是“鸿、金、素”三字内涵之丰富，也是与陋无缘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用芬芳四溢的香气形容其高尚的思想品德，这就突出了陋室之主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无案牍之劳形），也不是荣华富贵（无丝竹之乱耳），而是心之洁，趣之雅，德之馨。作者将其陋室比作“诸葛庐”、“子云亭”，我们说这不但不过分，更突出了陋室主人“安贫乐道”之心，所以说“何陋之有”。

不仅追求之高雅，精神之富有，使人感受的是陋室不陋，就是直接描写陋室的词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也让人体会不到一点“陋”意，给人更多的则是郁郁葱葱的青草掩映下的小屋，充满了勃勃生机。真是陋室不陋。

【点评分析】

全文紧扣“陋室不陋”这一主题，从每字每句与不陋的关系展开论述，论述得充分详细，很有说服力。全文语言简洁层次清楚，有很强的逻辑性。文章第一句总括全文，以下分层论述，最后很自然地概括出《陋室铭》的写作特点。

质疑此文为刘禹锡所作的文章包括：

1）吴汝煜《谈刘禹锡陋室铭》，《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
2）吴小如《陋室铭作者质疑》，《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
3）段塔丽《陋室铭作者辨析》，《文史知识》1996年第6期；
（段塔丽指《陋室铭》是唐人崔沔所作）
4）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1997年第1期；
5）段塔丽《再谈〈陋室铭〉及其作者》，《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3月（网上有pdf版）。

其中，卞孝萱先生的《〈陋室铭〉非刘禹锡作》一文最引人注意。

如上面所言，《陋室铭》向来被认为是刘禹锡被贬时期的作品。但据卞先生考证，此文并非刘禹锡所作，而是宋初一位南方仰慕刘禹锡的无名文人冒名之作。

为什么说是南方的文人呢？卞先生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一定是南方的生活。”说不是刘禹锡的作品，理由是文中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又说‘可以调素琴，阅金经’，这本身就矛盾不说，刘禹锡是勤于政事的人，怎么能‘无案牍之劳形’呢？”还有：“先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仙是道教的名词；后说‘阅金经’，金经是佛教的名词啊；又说‘谈笑有鸿儒’，又出来儒家的了，刘禹锡的思想不会这么乱啊。”

卞先生说：“《陋室铭》一文是读着好，但经不起仔细推敲。《陋室铭》的流传，正在于它不是‘阳春白雪’，而是‘下里巴人’。我们不能惑于《陋室铭》的流传而误认为它是刘禹锡之作。”

老黄按：有兴趣阅读卞先生的文章者，请发信到老黄信箱，老黄乐于复印并寄上（网上搜索不着，包括cnki也没有收录此文）。

[转贴]《对话》
http://www.dialognet.net/Article/2006/200604/11871.html

《陋室铭》作者质疑
作者：吴小如
论著来源：《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

明末清初，坊刻各种古文选本多收《陋室铭》一篇，各本皆署刘禹锡作；而传世历代各种刻本之《刘梦得文集》、《刘宾客集》等，无一本载其文者。故久疑其不出自刘禹锡之手。1996年春，在一次座谈会上偶发此论，并写小文略申己见(拙文载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惟行文之际，既欠深思熟虑，又未稽考古籍，实不够谨严，故不久即遭人驳斥。驳我者据后世晚出文献，谓“陋室”云者在唐之和州(今安徽和县)，且有柳公权所书铭文刻石，惜所列各项证据均已久佚。鄙意既无实物可以征信，则此《铭》作者为谁，仍属悬案。至1996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之《文史知识》第六期，发表段塔丽君大作《〈陋室铭〉作者辨析》一篇，据《新唐书》卷129《崔沔传》，谓《陋室铭》乃崔沔所作。今按，《崔沔传》篇末云：

沔俭约自持，禄稟(癝)随散宗族，不治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见志。子祐甫，至宰相，别《传》(即《新唐书》另外有《传》)。

段文云：“虽是几句简短的记载，却明确告诉我们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崔沔……才是……《陋室铭》的真正作者。”

但《新唐书》所记崔沔事迹，尚非第一手材料。崔之生平及作《陋室铭》事，始见于颜真卿所撰《崔孝公陋室铭记》(《四部备要》本《颜鲁公集》卷五。原《记》题目长达三十三字，今据《颜集·目录》，仅七字)。这篇文章不仅记崔氏一生事迹详于《新唐书》本传，且对崔撰《铭》刻石过程写得也很细致。崔初在长安做官，未买宅；后留守洛阳，才有自己的房产。颜《记》述崔氏“买宅”：

公既留司东都，遂鬻所乘马，就故人监察御史张□子深河南府崇政坊买宅以制居，建宗庙于西南。维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俭而不陋，净而不华，六十余年，榱栋如故。……堂之北五步之外，建瓦堂三间以居之。杂用旧椽，不崇坛，无赭垩。……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捐床帐之后，公徙居他室，或在宾馆，而无常所。

颜《记》所写虽为洛阳宅第，亦可见崔沔在住宅方面是不讲求排场的。想象他居长安时所赁宅第也不会太侈丽。颜《记》接下来便细写崔氏撰《陋室铭》及刻石经过：

为常侍时，著《陋室铭》以自广。天宝末，子孙洒扫，贮书籍剑履而已。逆胡再陷洛阳，屋遂崩圮，唯檐下废井存焉。……(嗣子)祐甫……永怀先德，……乃刻《陋室铭》于井北遗址之前，以抒所志。……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一、崔拜左散骑常侍，在唐玄宗开元十四、五年之间(据颜《记》)，则《陋室铭》当作于此时，而崔时在长安。二、崔氏第一次充东都副留守，在开元十六年(据颜《记》)，其所居宅第，是卖掉乘马而购买的故人之子张□的旧宅，其址在洛阳崇政坊。颜《记》所说的“六十余年”，应指从张氏建宅时算起的时间。三、《铭》之刻石，是崔祐甫在安史乱后大历年间所为，其石在旧宅废井以北、遗址之前。下距颜《记》之作于大历十一年孟夏，相隔不会太久(颜《记》篇末著录了作文的年月)。

然后我们再来读一下传世的凡八十一字的《陋室铭》，看看文中的描述与崔之生平是否相合。一、崔作《铭》时官左散骑常侍，所居即使很“陋”，也不会出现“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景象。二、崔一生居宦途，且屡被迁摧，无论史《传》和颜《记》(包括颜《记》所引述的崔颂所作的崔沔《行状》及李华所作崔的《文集序》)，都看不出崔沔有恬退归隐思想，则《铭》中以初隐后仕的诸葛亮、扬雄自况之语便有点所拟非伦，不相关涉。三、崔既为显宦，又受到唐玄宗宠眷，即使退朝燕居，也不会说出“无案犊之劳形”的话(我前撰小文，已指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二句近于村学究语，与崔之身分地位亦不相称)。我们应该相信“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观点。然则传世之《陋室铭》，其著作权是否确属于崔沔，也还是可疑的。我们说此《铭》为刘禹锡所作固无确据，即使说是崔沔所作，亦不免有启人疑窦之处也。

但我前所撰小文谓此《铭》疑出于明人之手，亦属臆测。稽之载籍，写作时间似应在明代以前。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兄读拙撰小文后，曾有函致我，今节录于下：

元至顺间建妥椿压书院刻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前集卷六《胜迹类》：

“刘禹锡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凡山岳之广，河海之大，……(下略)”“凡山岳之广”以下似非刘氏之语，盖编书者仅引其四句为证而已。

未几，毅中又见示云：“《国色天香》卷二上《搜奇览胜》收《陋室铭》，不题作者。”据以上诸书所引，我们似可初步得出结论：一、盛唐开元时崔沔曾撰《陋室铭》，至大历年间，其子崔祐甫以之刻石于洛阳旧宅遗址；今传世之八十一字所谓刘禹锡作之《陋室铭》，是否即崔作，尚有待进一步征信之，理由已见上述。二、在宋代以前，以《陋室铭》为刘禹锡之作并无确证。后世据传闻追记之词，谓是刘作，皆有待进一步核实。三、宋元之际(《事林广记》成书当在宋末，惟元代又有增补)，始以“山不在高”四句为刘禹锡语，却未点明出自《陋室铭》。四、《国色天香》之编纂者题吴敬所，乃明代人，虽引《陋室铭》全文而未题撰人。可见由宋至明，其文虽见著录，犹未完全坐实为刘禹锡所作。然则《刘梦得文集》、《刘宾客集》之不载其文，良有以也。

退一步言之，假定今所见八十一字之《陋室铭》果为崔沔之作，而所以误为刘禹锡者，以崔与刘皆尝为太子宾客，而刘亦曾寓居东都。崔沔是从政官僚，位虽显而后世知之者少；而刘禹锡乃文学家，是中唐诗人中的大家，其为太子宾客又人所共知，或因此而致误，殊未可知。总之，鄙意以为，今所见《陋室铭》实不类唐人作品。如确信其为唐人手笔，则宁信其作者为崔沔，亦不宜属之刘禹锡。至于说“陋室”在和州，而柳公权且曾手书刻石，除非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得到确凿证据，否则不足以只凭晚出追记之说而予以承认也。

【原载】 《文学遗产》
【出版时间】 1996年第6期

明天进入宋代散文——

朋党论
〔宋〕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译文]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一般说来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团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

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末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得到大治。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

《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但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

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

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

有关朋党之论，后世又有数篇续论。
例如

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

　　欧阳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国，必进朋党之说。”呜呼，国之将亡，此其徵欤？祸莫大于权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徼幸复用，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

　　盖尝论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难，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恶草也，不种而生，去之复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为最难。斥其一则援之者众，尽其类则众之致怨也深。小者复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窃国。善人为之扫地，世主为之屏息。譬断蛇不死，刺虎不毙，其伤人则愈多矣。齐田氏、鲁季孙是已。齐、鲁之执事，莫非田、季之党也，历数君不忘其诛，而卒之简公弑，昭、哀失国。小人之党，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汉党锢之狱，唐白马之祸，忠义之士，斥死无余。君子之党，其易尽也如此。使世主知易尽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惧，则有瘳矣。

　　且夫君子者，世无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无若是之众也。凡才智之士，锐于功名而嗜于进取者，随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从夫子则为门人之选，从季氏则为聚敛之臣。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昔栾怀子得罪于晋，其党皆出奔，乐王鲋谓范宣子曰：“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栾氏之勇也。余何获焉！”王鲋曰：“子为彼栾氏，乃亦子之勇也。”呜呼，宣子蚤从王鲋之言，岂独获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变哉！

　　愚以谓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恶而贷其余，使才者不失富贵，不才者无所致憾，将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报乎！人之所以为盗者，衣食不足耳。农夫市人，焉保其不为盗？而衣食既足，盗岂有不能返农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盗者，开其衣食之门，使复其业。善除小人者，诱以富贵之道，使隳其党。以力取威胜者，盖未尝不反为所噬也。

　　曹参之治齐曰：“慎无扰狱市。”狱市，奸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几于善治矣。奸固不可长，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无所容，君子岂久安之道哉！牛、李之党遍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穷其类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祸也。奸臣复炽，忠义益衰。以力取威胜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续欧阳子之说，而为君子小人之戒。

《读朋党论》
【明】王世贞

朋党之说，盖自古有之，曰：“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势也，亦理也。欧阳氏独曰小人无朋，以为朋者伪也。及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以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苏氏复为之续曰：“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惟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暌也。而君子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徼幸复用，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欧阳氏之说，则虑君子之党见疑于人主，而求所以释之。苏氏之说，则虑小人之党见信于人主，而求所以胜之。斯二说者皆得之，而未能尽者也。

凡为君子而纯者，必不为朋党者也，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已，曰“中心无为，以守至正”而已。凡为小人而纯者，亦必不为朋党者也，曰“见利则趋，利尽则散”而已。其为朋党者有之，不纯乎君子与不纯乎小人者也。

不纯乎君子者，有君子之节而不能尽去其累。所谓累者三，曰近名，曰好胜，曰快心。士固有批鳞蹈刃、出万死而成其是者，一念之名根未除，则士之务为可喜可愕者入之而为党。若东汉之三君八俊、八厨八顾之类是也，宋光、宁之际贤者亦近之。曰好胜，其人虽迹为君子，而一议论之不合，则各持此之是以求伸，为徒者傅益之，则摘彼之非以求其屈。若宋洛蜀闽之类是也，而唐穆、文之际不尽贤者亦似之。曰快心，则忿小人之为奸与其党类之贪横，甚至冒酷吏之法而翦除之，伏机反中其祸，繇身而及国，若党锢诸贤于宦者是也。

不纯乎小人者三，曰无君子之实而慕其事，其心乃欲得小人之利而已，如唐之八司马者，其与伾、叔文比而骤贵则非，其欲夺中人之权而革贞元之政则是，此不纯小人者也。以小人之争起，亦以小人之利合，而时时见君子行，若德裕之政术，僧孺之却赂，栖楚之直言，此亦不纯小人者也。二者皆易察识者也。若乃阳窃君子之似而阴用小人之术，以其可喜可愕者中君子之好而愚之，其君子幸而觉，则彼得持君子之疏而投之祸，不幸而不之觉，则君子亦浸淫与之俱化，荡而无所归。阳则以其似而收天下之誉，阴则以其实而市天下之权。缓之则肆然而来，以与君子同其进；急之则忽然而匿，不与君子同其退。又急之，则甘心为妇寺之吮舐，尽弃其故而了不之耻。此于古或有之，我未之见也。

凡朋党者，先王之所不能废也，而恒示之戒。其于朋也，为书之像形也，若风之袭羽而弗克正也。故《书》丑淫朋，《易》美朋亡。又曰：“君子群而不党。”而欧阳氏、苏氏若以为善，而汲汲乎求白于人主者，何也？凡君子必无朋党，君子而不纯者有之，然多不胜。小人必无朋党，小人而不纯者有之，然多胜，胜则足以忧君子而倾人之国。然至于能夺天下之公议，坏天下之人心者，则未有过于阳窃君子之似而阴用小人之术者也。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

在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文坛盟主。他幼年丧父，家境贫
寒，受母亲教诲，“以荻画地学书”。由于他聪明颖悟，且学习刻苦勤奋，
年方弱冠，已名声远，23岁登进士第。

古代实行科举制，朝廷通过考试选拨人才，授予相应官职。有许多读书
人则把经书作为敲门砖，未成名时，悬梁刺股，夜以继日，手不离卷，一旦
谋求到一官半职，读书二字即置之脑后。欧阳修与他们恰恰相反，他踏上仕
途后仍孜孜不倦寻求学问，并将博学之士尹洙、梅尧臣辈尊为良师益友，经
常与他们互相切磋、唱和、探讨诗文创作理论。他提倡平实朴素的诗文，反
对“形式华丽、内容空虚”的颓靡文风，并积极从事诗词文赋等创作实践，
成绩斐然，以至有“文章名冠天下”之誉。

欧阳修一生勤奋好学，在六十岁之后还是把读书、琴棋、饮酒看作是日
常生活之必需。为此，他还自号六一居士。

关于六一居士名号的由来，欧阳修在63岁那年写的《六一居士传》中讲
得很明白，“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
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
乎？”

景佑三年(1036)革新派人士范仲淹以直言获罪，贬饶州。为人正直的
欧阳修是年29岁，他据理论救，结果也遭降职调任的处分。当年，他被调到远离京城几千里的峡州夷陵当县令。

夷陵地处荆南沿江，地僻人稀。在夷陵任职二年，继后又调任过乾德县令、滑州通判等职，直至37岁那年，被召还京师。仁宗赏识他的才华，破格录用他为“知制诰”，仍供谏职。事隔二年，朝堂上再次风波陡起，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贤臣相继遭排挤，欧阳修愤然上书辨析。朝中小人对其忌恨已久，于是对他乘机攻击。正巧此时他的一个亲戚张氏犯法，群小更是借题发挥。尽管经勘查，张氏一案与他无涉，但最后还是被调任滁州太守。

到了滁州，欧阳修写了散文《醉翁亭记》，文笔优美，流传极广。然后，也有人为此产生了误解，认为欧阳修贬官到滁州，忘情山水，在醉翁亭上宴饮、弈棋，真的是图一个逍遥自在。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醉翁亭记》传诵开以后，精通音律的太常博士沈遵特意到琅琊寻访胜
地，他“闻而往游焉，爱其山水，归而以琴写之，作醉翁吟一调”。后来欧
阳修闻之，二次赠诗，向沈博士倾吐心声，其中《赠沈博士歌》写得十分动
情，“我昔被谪居滁山，名虽为翁实少年”，“国恩未报惭禄厚，世事多虞
嗟力薄。颜摧鬓改真一翁，心以忧醉安知乐？”显然，翁醉并不曾醉，他的
头脑是清醒的，而心情是忧伤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个人遭遇不幸，
犹怀忠报国之心，与范仲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可谓是志同道合。正
是由于欧阳修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后来再次受到朝廷启用，并在培养
人才、主修前朝历史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欧阳修是一位著述颇丰的文学家、史学家，主修了《新唐书》、《新五代史》。

所谓“朋党”，本指一些人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即结成利益集团。在中国古代官场，士大夫结党是常事，发生朋党之争也是常事。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元祐党案、明代的东林党案便是其荦荦大者。这种党派门户之争，不能说全无清浊是非之分，但互相攻伐的结果，往往是敌对的双方都难免意气用事，置国家社会利益于不顾，使政局变得日益混乱，政治变得益发腐败。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主张改革的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新政甫行，就遭遇到这样的怪事：以吕夷简、夏竦为首的保守派官员极力反对改革，反对新政，但他们并不直接攻击新政，而是攻击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使出的杀手锏就是诬蔑范仲淹和欧阳修、尹洙、余靖等人结为“朋党”。一般而言，任你如何清白，只要被戴上“朋党”的帽子，就万事休矣，因而气得大文豪欧阳修牙根痒痒，立马作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朋党论》予以回击。他的这篇《朋党论》雄文，今天读来，仍有深长意味。

与常人朝结党营私方面去看“朋党”问题不同，欧阳修对“朋党”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对“以同道为朋”的君子朋不必紧张，对“以同利为朋”的小人朋就不必客气。为什么？因为明道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所以，他提出，“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倘能如此，不仅不会引发朋党问题，导致朝纲紊乱、朝政失序，而且还将达到“天下治矣”的目标。他所提出的“君子朋”与“小人朋”、“真朋”与“伪朋”的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这篇政论是很有名的。文中连用排比，增加了说理的气势，也使事理在正反两面的对比中显得更加明白清楚。

今天没有上课，由这位美女讲师代劳，给学生讲了一堂创意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