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走近古人之一九五
如何管治人民？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2.3）

孔子这句话是他的政治理想的具体内容，流传很广，一般读书人都能朗朗上口。

用最原始的话注释关键词语，则包括“道”是“导”，“政”是“法教”，“免”是“苟免”，“格”是“正”。整句解释则是“用法制禁令领导人民，使用刑法约束人民，那人民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而不敢造次，内心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领导人民，使用礼制规范人民的言行，人民不但有羞耻之心，还会恪守规矩。”

其实，唐前的注释已说得很清楚，例如梁代皇侃的注文曰：“为政，若以法制导民，以刑罚齐民，则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於免脱罪辟，而不复知避耻，故无耻也。”（《论语义疏》）李零用现代语解释得更加彻底，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以法治国。‘政’是政令，‘刑’是刑罚。按（法国）福柯的说法，就是训练和惩罚。它是按驯养牛马那样来管理社会：听话，给草吃；不听话，拿鞭子抽。”（《丧家狗》）

李零进一步说：“孔子认为，这些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会把老百姓弄得‘免而无耻’，政刑虽在，但心存侥幸，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把不守规矩当自由，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历来人们都喜欢调侃新加坡，说他们以严刑峻法约束百姓，结果百姓在国内不敢乱丢垃圾，但一越过长堤，就把马来西亚当成最大的垃圾桶，任意抛垃圾了。这种说法把孔子的意思诠释得很传神。

下半句，皇侃解释为“既导德齐礼，故民服从而知愧耻，皆归於正也”。李零则说：“它是以德治国。‘德’是自律，自己有道德标准在心里管着自己；‘礼’是他律，对人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有种种规定。”不过，李零显然不赞同这种治国的方法，所以他调侃柏拉图的《理想国》，说“后来他明白了，现实世界，还得交法律管。”

其实，孔子思想的特色就是把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因此，他主张对人民加强教化，并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民，以便实现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发展，这是必然形成的观点。

李零对此甚不以为然，他说：“两千年来，中国人有自己的生存哲学（或曰兵法），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软硬不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始终做不到。”又说：“光讲以德治国，德必伪，国必亡，两样都误。当然，古人说的以德治国，并不是真的以德治国。德只不过是装饰罢了，就像厕所里面撒香水，让你不觉其臭而已。”

我觉得李零的话针对性太强，掩盖了孔子本来的意思。诚然，领导人如果只是以“德”为口号，是很糟糕的。例如强调“以民为本”，动车事故中却无法让人民信服行政当局真的是“以民为本”。对事实遮遮掩掩，说出什么“至于你信不信，我是信了”的荒谬台词；受难的乘客也没有第一时间获得安抚，赔偿金迟迟不公布等等，结果只会让民怨四起，人人忘了老祖宗的遗训。

平心而论，孔子的理想还是非常必要的。他说：“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之，则民有孙心。”（《礼记•缁衣篇》）如果在上的一直企图以刑罚恐吓人民，要人民守规矩，却忘了照顾自己的言行，变得不爱民、不守信、不尊重人，人民焉有不反之理？

8月7日，断稿一期……

走近古人之一九六
爱国词人辛弃疾

学生问我：“古人会有爱国之心，却不服从于朝廷的么？”我说有，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就是其中一位。

辛弃疾（1140-1207）原是山东人，出生前北方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复国。辛弃疾从小受到祖父的熏陶，加上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使他在青少年时就立下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21岁，辛弃疾正式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后归南宋。

可是，归宋后的辛弃疾并没有机会报国。他虽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但都非要职，更无法带军打回北方。一个可以领军打仗的武夫，到了南方后却只能当个文人，用文学来倾诉胸臆。他留下的词作有600多首，作品多抒发其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并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多有谴责。

他有首名篇便是个中的代表作，词曰：“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前几句写景，但却不纯粹是景色的描写，而是寄情于景。最终归结为“把
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抒发内心的苦闷与压抑。

吴钩是身上带的武器，拿来看了又看，摩挲又摩挲，可是却一无所用。在亭子里徘徊，拍遍了栏杆，却没有人懂得他的心意。这不是在谴责主和派么？

下来他引用了历史上的几个典故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其中“刘郎才气”的典故最有意思。

刘郎，就是三国的刘备。《三国志•陈登传》记载，刘备和许汜同事刘表时，某次许汜批评陈登有“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刘备请问具体例子，许汜回答他曾经在下邳见过陈登，陈登这人全无尊重他人的意识，“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刘备听了这个具体的例子，不客气地谴责他空有“国士”之名，却不懂得为国家着想。当时天下大乱，许汜却不思报国，而向陈登“求田问舍”（要求分配田产房子），这必然引起陈登不悦。刘备还不客气地说如果换着是我，“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引得刘表一番大笑。

国家有难，不思解救之策，却成天考虑自己的前途，盘算如何积累自己的财产，许汜这种做法的确该骂。辛弃疾引用这个典故，盛赞刘备有“才气”，奚落许汜小人作风。这难道只是要表达自己对许汜的轻蔑，只说自己羞见刘备？我相信不会那么简单。

辛弃疾爱国，但是却无法苟同朝廷的主和政策。所以一有机会他还是要谴责主和派的。辛弃疾骂朝中人士，是爱国的忠诚表现。

走近古人之一九七
孔子的一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2.4）

这段话流传很广，很多人都引用个中的词句，譬如三十岁说是到了而立之年，四十岁说是年届不惑等等，仿佛孔子这一番话成了人生的指导原则。

李零教授说得好，他说“这是孔子讲自己……是讲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不是讲别人活到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也不是泛泛总结，说大家到了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可不是么，明代顾宪成说这是孔子的“一生年谱”（《四书讲义》），清代程树德说这是孔子的“一生学历”（《论语集释》），都是这个道理。

梁代皇侃说：“此章明孔子隐圣同凡。学有时节，自少迄老，皆所以劝物也。”虽说是“隐圣同凡”，但却是欲盖弥彰，是要表扬孔子超凡入圣。宋代邢昺也附和说：“此章明夫子隐圣同凡，所以劝人也……孔子辄言此者，欲以勉人志学，而善始令终也。”不过，他们的说法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孔子这一番话都锁定在“学习”的范畴上。孔子十五岁志於学，三十岁学有所成立，四十岁志强学广、不再疑惑，五十岁因为学《易》而穷理尽性、知天命之终始，六十岁耳闻其言、则知其微旨而不逆，七十岁从心所欲而不逾越法度。

关于十五岁志于学，杨树达的一番话值得注意：“古人十岁学书计与幼仪，十三学乐、诵诗矣。孔子十有五而始志于学，不过晚乎？寻《述而篇》云：‘志于道。’《里仁篇》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一再言志道，不言志学。此独言志学，不莒志道者，孔子之谦辞，实则志学即志道也。”（《论语疏证》）这是很有见地的。

皇侃说：“古人三年明一经，从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经之业，所以成立也。”这说法和《汉书》所言一致，“三年明一经”，十五年通五经，所以才说“三十而立”，这未免太过僵化了吧？清代多数学者都主张“三十而立”是指“立于礼”，譬如宋翔凤便说：“君子惟明礼，而后可以居室。不然，风俗之衰兴人伦之变，未有不自居室始者。故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也。”（《论语发微》）

“四十而不惑”的说法，还是李零教授的说法最“隐圣”。他说：“（四十多岁这段期间）孔子短暂出国，回到鲁国后，没官可做，只好死心塌地做学问。三十五岁以后，五十岁以前，他一直在家读书习礼，教书育人。四十来岁这阵儿，他全力治学，越学越明白，当然也就‘不惑’了。”（《丧家狗》）我觉得这段时间孔子对“教育”有更加深刻的体会，知道如何整理古籍，又如何用之以教人了，所以说是“不惑”。

至于五十岁之后，则不是“学”的过程，而是体现出来的境界了。“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何等境界？人活到七十岁，还真不得不放下，放下就豁达起来，豁达的人则不再斤斤计较，耳顺且随心所欲了。

世人都喜欢“随心所欲”！孰不知要能不逾矩地随心所欲，还得有至少五十年的学习不可。不学却要随心所欲，则是任性妄为，并非孔子所谓的“不逾矩”的最高境界。

走近古人之一九八
鲁迅的伤逝

《伤逝》是鲁迅小说中少有的一篇以爱情婚姻悲剧的小说。

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妇女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不过其小说的女主人公如祥林嫂、爱姑等都是受到社会欺压的一群，显然是为旧社会男女不平等发出的不平声音。可是《伤逝》的女主人公却代表着有新时代思想特征的女性，因此受到的关注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有趣的是，学界对此文的探索，竟然会与现实中鲁迅的婚恋挂钩。例如李允经的《婚恋生活的投影和折光——<伤逝>新论》（《鲁迅研究动态》，1989），陈留生的《<伤逝>创作动因新探》（《南京师大学报》，2003），宗先鸿的《<伤逝>人物原型的变形艺术》（《北华大学学报》，2005）等就是如此探讨。

现在我们姑且以小说论小说，把焦点放在鲁迅在小说中呈现的新时代青年的爱情婚姻观，通过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的悲剧探讨当时的思想盲点，了解作者的“彷徨”所在。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通过由自由恋爱而结合，但只有短短的一年同居生活，他们又分开了。最后，子君落个忧郁而死的下场，造成了一出新时代的悲剧。因此，小说的主题自然导向探讨这处悲剧的原因所在。

子君在小说中是新时代的女性，有着个性解放的思想，所以她能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话，让涓生为之倾倒。在追逐个性解放方面，子君的确表现得勇敢，她敢于和封建旧家庭决裂，大无畏地对待那些讥笑和轻蔑的眼光，毅然地和涓生建立起小家庭。然而，何以这样的一个新女性最终也会被抛弃？

论者认为“子君是从肤浅的意义上接受个性解放思想的”，因为她的奋斗目标只是婚姻的自主，一旦目标实现后，她就心安理得地以操持家务作为人生意义的全部内容，没有了新的理想和追求。于是，渐渐地，子君的思想流于空虚、庸俗，性格也变得怯弱起来。

论者也认为涓生在这方面倒是较清醒，知道“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所以两人的矛盾和鸿沟逐渐扩大，到最后是涓生的“逃家”，“厌倦”，到最后终于鼓足勇气说了“我不再爱你了”，注定了两人的分手。

不过，我觉得《伤逝》是采用主人公涓生手记的形式叙述，并不是按情节发展说故事，因此我们在分析时，涓生的内心活动不能视为他当初就有的想法。反之，我们应该知道在他的回忆之中有着深深的忏悔，忏悔自己当初的无知害死了子君。“爱情更新”论恐怕是沉痛的打击后才领悟出来的想法。

由于鲁迅曾写过《娜拉走后怎样》一文，指出娜拉在个性觉醒后离家出走到社会上去，但如果没有经济权，没有经济制度的改革，很可能只有两条路：回来或是堕落。因此，有人也把论述放到“社会解放”和“经济权”上去，认为“没有整个社会的改革、解放，恋爱婚姻问题是不能真正解决的”。

我宁可选择比较单纯地看待鲁迅的“彷徨”，不为他寻求“答案”，而只是揭示一些严肃的问题。《伤逝》给我们揭露的是“爱情到底是什么”，“婚姻和爱情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这个命题世世代代纠缠着人类，百思不得其解。

我看着追寻个性解放的青少年早早寻求恋爱和婚姻，不自禁地担心涓生和子君的故事要重复上演。

《伤逝》
“爱情到底是什么”，“婚姻和爱情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

读了斑竹大人《鲁迅的伤逝》有感而发，写了以下游戏文字。
为了符合《伤逝》的基调，以下文字的色彩略灰也有点冷。
《走近古人》这么严肃的主题，以游戏文字跟帖，希望不会冒犯了斑竹大人。


爱情是惊涛骇浪波涛汹涌……
爱情是感官被魔术师催眠了，白开水也可以喝出红酒的醉人滋味
爱情是脑电波调频率撞击擦出火花
爱情是荷尔蒙产生美妙的化学效应

爱情不只是散步、读诗、风花雪月、不食人间烟火
爱情不是甜言蜜语、不是海誓山盟、更不是谎言连篇
爱情不是为了找一个忠实听众或信徒，认同自己所有的价值观
罗大佑高歌：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

婚姻是涓涓细水悠悠地流……
婚姻是感官苏醒回归现实，白开水平淡无味毫无惊喜
婚姻是穿上柴米油盐酱醋茶粗服，把吟风弄月的气质遗忘在布满蜘蛛网的阴暗角落
婚姻是前世欠下的感情债，今世以一生的泪水偿还这笔前世修来的糊涂账

婚姻不是为了找一个说话的对象，驱走孤独、寂寞和空虚
婚姻不是为了少扣所得税或在寒冷的夜晚有人温暖被窝
婚姻不是为了别人的香火开枝散叶，套上别人的姓氏变成隐形人
婚姻徘徊在真实与谎言之间，小我和无我永远地在拔河……

爱情仰赖阳光空气清水
婚姻拥抱瓦片面包薪水
爱情和婚姻都追逐遥不可及的美梦
梦，因遥不可及所以美
一旦落实，既是梦醒时分……

走近古人之一九九
扫墓习俗源自刘邦？

小学三年级课文《怀念您，祖父》是写关于清明节思亲的一篇文章。在教师指南中附录了一篇文章，谈“清明节的由来”，其大意是这样的：

相传在秦朝末年，刘邦和项羽大战数回合后，终于取得天下。他光荣回乡时，想要祭拜父母，却因连年战争，墓地凌乱，无法辨识父母的坟墓，因此非常难过。最后他从衣袖里拿出一张纸，用手撕成许多小碎片，并向上苍祷告说：“我将这些小纸片拋向空中，爹娘在天有灵，就让纸片落在爹娘的坟墓不动。”果不其然，有一片纸落在一座坟墓上，不论风怎么吹都吹不动，刘邦跑过去一看，果然是他父母的墓碑。后来民间也和刘邦一样，每年的清明节都到祖先的坟墓祭拜，并且用小土块压几张纸片在坟上，表示这座坟墓是有人祭扫的。

对古代历史不熟悉的教师不明就里，把它当着史实灌输给孩子，这可就误导新一代了。

其实，这则“民间传说”毫无根据，而且错漏百出。

其一，汉高祖刘邦是于高祖五年（前202）灭项羽。翌年，高祖尊其父为“太上皇”，可见楚汉相争平息后，刘邦的父亲还健在。史书记载，刘邦的父亲是在高祖十年七月才去世。我早前写过《刘邦孝顺不》一文，便提过刘邦当皇帝后，在未央宫设宴时当众奚落父亲，调侃他早年只看重二哥，认为他没出息。不过，刘邦并非全然不孝，他为父亲特别建设的“新丰”市，就把父亲昔日的朋友全部聚在一起以取悦于他。

其二，刘邦在衣袖里拿出一张纸，撕成碎片让风吹散，这也是不符史实的。纸固然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在汉代出现的纸，是用麻皮纤维或麻类织物制造成的，质地粗糙，夹带着许多的纤维束，莫说撕碎，就连书写也不太适合。东汉的蔡伦改良了造纸术后，纸才成为书写的工具之一。刘邦撕纸扬撒，时间上还是错乱了。

其三，古人连“坟墓”都分别看待。孔子曾说“古也墓而不坟”，意思是古人葬死者最初是“墓而不坟”的；孔子也曾自责说“古不修墓”，说自己违反了古制，“修墓”便是指为墓起坟。至于为先人的坟墓立碑纪念，起源则更迟。刘邦在秦朝末年便寻找父母的墓碑，时间上也是错乱了。

根据《三国志》注引《魏略》的记载，汉明帝曾经下诏：“夫礼贤之意，或扫其坟墓，或修其门阁，所以崇敬也。”《后汉书》也记载：“令近遵坟墓，四时奉祠之。”可见，扫墓是一种礼贤的做法，是没有特定时间的做法。一般相信，作为祭奠先人的寒食（清明前一两天）扫墓，在唐以前还没有出现。唐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下诏：“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寒食上墓方成风气。至于清明节的形成，实际上是寒食节的嬗变。这种嬗变过程相信也是在唐代形成，宋以后，则清明节完全代替了寒食节，成为民间的习俗了。

这种假借历史名人转述的故事，民间流传还可以，作为教材的适当与否，则有待斟酌了。我是不赞同这种以假乱真，混淆历史和传说的做法的。再说，以民间传说作为教材，其教学重点和教导历史显然也有差别的，就像我们教《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是有差别一样。

走近古人之二〇〇
孔子论孝道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2.5）

从上面这一则起，《论语》一连四则都是记载孔子对孝道的阐述，分别是对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说的。

“无违”之说流传很广。现今很多人批判儒家，都说孔子的孝道迂腐，举的例子往往就是“无违”之说。“无违”的意思就是“不要违背”，子女不可以违背父母的意愿，这不迂腐么？难道父母错了，为人子女也要听从？

这样的解释太过冤枉孔子了。

其实，孔子自己都进一步讲述了他的意思，那是他的弟子樊迟询问之后，他说所谓的“无违”是指“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很明显，孔子的意思是要尊重和遵照“礼”事奉父母。

可是后人就是爱断章取义，早在梁代的皇侃就说“无违”的意思是“言行孝者每事须从，无所违逆也”。（《论语义疏》）

我们常说孔子“因材施教”，以上四句对孝道的阐述，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要充分理解孔子为什么那样诠释孝道，就得了解听者的背景。

孟懿子是谁？早在孔子出生前的鲁国，在鲁庄公即位时，曾有“三桓”干政的事情发生。三桓指的是庄公的父亲鲁桓公的另外三个儿子庆父、叔牙、季友。他们曾先后拥立不同的人成为鲁国君主，其后，也分封为“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是鲁国的贵族，在政治上拥有很大的权力，其中又以季孙氏的权力最大。孔子的名句“是可忍，孰不可忍”骂的就是季孙氏违背周礼。孟懿子则是“三桓”之一的孟孙氏的第九代宗主。

孟懿子的父亲叫孟僖子，非常崇拜孔子。他在去世前，曾经预言孔子会成为圣人，因此嘱咐两名儿子在他死后，要师事孔子，向他学礼。（《左传》）当年孔子33岁，孟懿子13岁。

上文中提到的樊迟，是孔子后期的学生，比孔子小36岁。以樊迟的年龄推论，孔子上述的一番说话，应该是他60岁前后的事。孔子53岁时曾倡议要“堕三都”，以削减三桓的势力，但却以失败告终。带头反对他的人就是孟懿子。

由此得知，孟懿子请问孝道，孔子却和他讲“礼”，显然是另有所指。《礼记》提到孝子之行有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奉养父母要能“顺”，父母行丧礼时要“哀”，死后要按时祭拜，还要能“敬”。孔子引述这三事，再加以强调要合乎于“礼”，显然是要提醒孟懿子不要像季孙氏般“逾礼”。

宋代邢昺的注释把孔子的观点做了具体的诠释，他说：“生，事之以礼，谓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之属也。死，葬之以礼，谓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之属也。祭之以礼，谓春秋祭祀以时思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之属也。”（《论语注疏》）

其后的朱熹解释“无违，谓不背于理”，则不可取。这一点程树德说得很透，“朱子因欲伸其师穷理之说，其注《论语》到处塞入理字……”（《论语集释》）诚然，南宋儒家进入理学时代，处处说理，这和孔子谈的“礼”是有不同的。

走近古人之二〇一
再谈孔子的孝道观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2.6）

孔子这番话有不同的诠释。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子女唯恐父母生病”，并批评古注“太绕”。在这里，李零采用了经世致用的注释法，说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因此，能不能伺候久病在床的父母，才是对孝子的最大考验。这句话很难唤起共鸣。如此诠释孝道，更能说明儒家的孝道观是实在的。

不过，这种解释是否符合这句话的意思？古人的注释真的太绕么？

我们审视这个句子。造成歧义的应该是“其”字。因为它可以指代父母，也可以指代孩子。李零的解释取的就是前者，所以把“唯其疾之忧”解释成“唯忧父母的疾病”。李零引用了《淮南子》的说法“忧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医”来加强他的论证。此外，东汉的王充也说过：“武伯善忧父母，故曰唯其疾之忧。”（《论衡•问孔》）可惜王充没有进一步给武伯如何“善忧父母”做具体说明。

武伯是谁？今存最早的注释有汉代马融的，其说法是：“武伯，懿子之子仲孙彘。武，谥也。言孝子不妄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忧。”懿子，就是《论语》前一句的孟懿子。武伯是他的儿子。其为人如何，史书记载的不多。有个成语叫“食言而肥”，倒出自武伯。话说鲁哀公某次与臣子饮宴，孟武伯突然对着体胖的郭重嘲讽说：“何肥也？”一旁的季孙打圆场说宴会之中这样问话不礼貌，该罚酒。鲁哀公却说：“是食言多矣，能无肥乎？”这句话是冲着武伯而说的，因为武伯一向不重信用，食言太多。（《左传•哀公二十五年》）王充说武伯“善忧父母”是赞他是孝子。孝子与个人的品行是不是有必然的关系，这难以说清。

不过，大多数的注释家倾向另外一种解释，也就是把“其”当成是指代“儿子”，也就是说“唯其疾之忧”应该解释为“父母忧子之疾”。上面马融说的“孝子不妄为非，惟有疾病然后使父母忧耳”，就是这个意思。宋代的邢昺也是这样说，强调这一章是“言孝子不妄为非也”，并进一步说：“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後可使父母忧之，疾病之外，不得妄为非法，贻忧於父母也。”（《论语注疏》）

钱穆说：“人之疾，有非已所能自主使必无。”（《论语新解》）也就是疾病是无法自主控制的。儿子患病非是主观意愿，所以可让父母担忧的，就只有这一点，其他的品行举止都要小心，不可让父母担忧。钱穆统一这样的解释，这和朱熹的说法是一致的，朱熹说：“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也。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矣，岂不可以为孝乎？”（《四书集注》）

这种说法和《论语》另一则提到的“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矣？”（《颜渊》）意思是接近的。由于一时的忿怒而忘记自身的安危得失，以至连累自己的父母亲人，这不是执迷不悟吗？所以，孝子应该注意保全自己的身体，不让父母担忧。

我比较赞同古人的注释。现代很多年轻人不懂得爱惜自己，言谈举止常让父母担忧。虽说“母年一百岁，长忧八十儿”，父母总是会为子女操心；但从子女的立场，却应该致力不让父母为己操心，才是孝顺。

走近古人之二〇二
孝以外，还得敬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2.7）

子游姓言名偃，小孔子45岁。他与孔子另一名弟子子夏都以“文学”著称，世称“游夏”。这段话对子游没有特别的针对性，是孔子对孝道的另一番阐述。

《礼记》有类似的记载。例如孔子说：“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坊记》）这是相对小人（世俗之人）“只养不敬”的孝道而说的。清代刘宝楠据此说孔子对子游的说法，犬马不是指野兽，而是说“小人”，还真苛刻。

《礼记》也载曾子阐述的孝道观，例如“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祭义》），“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 ”（《内则》）前者把孝分了等级，能够奉养父母只是最下之孝，不让父母受屈辱是中孝，能够以礼事奉父母，尊敬双亲才是上孝。后一则具体说明了孝的行为包括哪些，既要“乐其心”、“乐其耳目”，还要“爱其所爱”、“敬其所敬”。

从以上文献看出，孔子及其门生都很重视孝道，强调孝不只是物质上的供养，还要打从心里尊重父母、孝敬父母。孔子的话是针对当时一些只懂“奉养”，欠缺心理上的“尊敬”的“孝子”而说的。

孟子以养父母之志（心）胜于养其口体来说明正确的孝道。他以曾子奉养父母和被子女奉养为例，他说：曾子养其父曾皙时，一定备有酒肉。父亲吃饱准备彻下食物时，一定请问该当如何处理剩下的，如果父亲问是否更有多余的，则一定回答有。这表示食物足够，不让父亲操心。曾皙死后，轮到曾元奉养曾子了。同样的备有酒肉，但是要彻下食物时，从不问该怎么做，若曾子问起是否有多余的，则回答说没有了。曾元这么说是要把剩余的留待下次奉养曾子（《离娄上》）。孟子以此说明奉养父母该像曾子那样，不只是养父母的口体，还要养其心志。

有关犬马的诠释，汉代包咸以“犬以守御，马以代劳，皆养人者”说明狗能给人看门，马能帮人驮物，都是供养人的活儿，若奉养父母而缺少恭敬，与犬马的本能有什么差别？

宋代邢昺给这句话做更具体的说明，他说：“（犬马）皆能有以养人者，但畜兽无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唯能供养於父母而不敬，则何以别於犬马乎？”犬马养人却不能敬人，人类奉养父母则不可像犬马那样，除了“养”以外还要“敬”。此外，他还进一步说：“人养犬马，资其为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马也，人若养其父母而不敬，则何以别於犬马乎？”人类养狗养马，是希望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间中没有恭敬可言。奉养父母，岂能如此？

朱熹说“养，谓饮食供奉也”，狗和马只能等候人们的喂养，父母岂可等同狗马，也等着子女喂养？所以，奉养父母一定要恭敬，不是施舍。

比较不同的一种解释是清代的李光地。他说把养父母和养狗马作类比很粗俗，不像是圣人所说的话。因此他主张这句话该解释为“禽兽亦能相养，但无礼耳；人养亲而不敬，何以自别于禽兽乎？”（《读论语札记》）看法较独特。禽兽都会奉养父母，贵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又岂能只是奉养而已？该加几分恭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