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18-03-09 Wed 6:45 pm
皇后大道东，原乡，首都
《皇后大道东》是1990年“音乐工厂”正式注册后于隔年年初推出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以粤语创作，集结了梅艳芳，黄沾等多位巨星共同演唱的专辑，成功引发港人讨论香港前途的热潮，在推出后三个星期内即登上香港三大流行榜冠军，创下香港歌坛鲜有的“非偶像派”歌曲磐居榜首的记录。
香港是殖民地色彩浓厚的音乐重镇，很少有人用音乐去表达人的感情或批判一般人的生活态度，切身的“九七”问题更是娱乐事业里不愿正面谈论的话题。罗大佑成功地找到一种轻松搞笑的表现方式，既能引发香港人的共鸣，又能将主题导入一个较严肃的讨论场域。另一方面，香港的文化紧密联结于衣食住行的现实生活，其实是一种很坚固的“在地文化”，因此当《东方之珠》以庄严的曲式恳切描绘出香港独特的时空位置，以及斯地斯人的感情、压力、希望和未来时，的确深化了香港人对这个岛屿的认同。
综观整张专辑，写词风格深受早期罗大佑影响的林夕，与罗大佑搭配出既能够统合粤语本身的音乐性格，又能融入曲式发展的绵长歌词，再加上罗大佑，花比傲专业功力十足的作曲，整张专辑水平整齐，风格明确，打开了香港流行乐坛的新可能性。
至于1991年的台湾乐坛，则在港星笼罩下凸现出音乐更加“感官化”的大方向。那阵子，正当报纸的影剧版上接连传来《笑傲江湖》与《皇后大道东》在香港热卖的讯息，突然间所有关心台湾流行乐坛发展的朋友们之间开始流传“罗大佑要出台语专辑了”。
其实早在1989年年底发片的《新乐园》合辑里，罗大佑就曾经贡献过一首台语歌《故乡》，这首歌作于1987年年底。罗大佑自美国移居香港，在“近乡情怯”的心境中自然而然地用了台语来配合旋律的走势，而这首直接抒发乡愁的作品也成为他自己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之后罗大佑基于专业上的考虑，认为自己对台语的掌握还不够娴熟，所以他后来的台语歌词都和李坤城或王武雄合作，《故乡》也成为他迄今唯一一首完全由自己作词作曲的台语歌。
《原乡》企宣造势的规模比《爱人同志》还大，也的确造成了话题。对台语的听众来说，除了罗大佑唱“台语摇滚”带来的新鲜感，这也是头一次听到他让别人在专辑中诠释自己的作品。林强，周华健，赵传，李宗盛，凤飞飞，娃娃都是知名度甚高的歌者；台语歌词和李坤城等人的合作，加上花比傲的编曲占了极大的比重，都冲淡不少罗大佑的个人色彩，使《原乡》比较像是一张由罗大佑主导的合辑，而非个人专辑。
明眼人当能看出这样的手法和《皇后大道东》如出一辙，甚至连两张专辑的许多旋律都是共通的。这些作法造成当时许多人质疑罗大佑缺乏诚意，才气枯竭，才会出此下策来个“一鱼两吃”；乐评人翁嘉铭则批评《原乡》的内容“模糊摇摆，不统不独”。这驱使罗大佑在次年初写了一篇长文具细靡遗地阐述当时他的创作理念，也对这样的指摘提出毫不留情的反击，这篇后来只在一小群人中间留传的文字，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了解罗大佑眼中的《原乡》，以及之前之后的《皇后大道东》与《首都》两张唱片都有很大的帮助。
根据罗大佑自己的说法，“一曲多用”不仅不是投机取巧，反而是朝向新的音乐可能性开发的尝试，他的野心是用同一个曲调，便能毫无滞疑地配上粤语，国语，台语，并且能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各自扣含当地特有的文化与时代内涵，唱出在地人的心声。这样的野心有点像是早年用“劝世歌”，“思想枝”之类的固定调式，却能承载千千万万种不同内容的唱词，所以对他来说“一鱼两吃”还不够，最好“五吃，十吃甚至一百吃”。姑且不论这个企图成功与否，若仅以“投机取巧”去批判他，的确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在主题上，从《皇后大道东》到《原乡》乃至《首都》，罗大佑一直想探讨“移民”这个课题。从纽约的华埠到殖民地香港，罗大佑看到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是移民者的后裔，甚至连台湾岛上绝大多数的住民，无论本省籍、外省籍都还是移民者的后代，只不过渡海来台的顺序不同罢了。身居香港却以台湾为原乡的罗大佑，不禁对这两个地方新旧移民一再发生冲突的历史产生莫大的感慨。这一系列的作品，其实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在观照这两个布满了移民后裔的华人世界，以及罗大佑认为我们最终不能回避的，血脉相连的故土——中国。在旋律和编曲上，罗大佑花了极大的工夫让音乐能贴切地传达他脑海中移民后裔对“动乱”和“流亡”与生俱来的敏锐触觉，希望能用多样化的曲式来描绘新旧移民的历史、未来与情感。
由此可见，这张专辑的野心的确是罗大佑从事音乐创作以来最庞大的一次，若和《皇后大道东》与《首都》合观，其“经由香港台湾的连线关系，走到中、港、台的三角立体关系”的宏大企图便隐隐可见了。从相似的制作方向与内容看来，《首都》或可视为《皇后大道东》的续篇，但是在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中英关系陷入僵局的当时，这张专辑花了更多的篇幅写中港之间的关系，期待能和大环境有进一步的互动。在音乐上，《首都》选择和许多中国大陆的古典音乐人才以及乐团共同录制部分配乐，为此罗大佑不仅亲自到大陆走了一趟，对各地民谣及地方音乐做认识，自己的家中更堆满了近代史的参考书，思索整个大历史的课题该如何化为自己的语言，用音乐表达出来。
这三张专辑有人称之为“罗大佑的中国三部曲”。它们在市场及舆论造成的反应不一，或许是罗大佑的野心过大，没有能统整出更清晰的脉络，以至于模糊了他最想传达的中心意念，也有可能是九十年代整个时代气氛已经陷入混乱失序，意义不明的浑沌中，这样的东西对大多数听众而言是无法消受的。罗大佑自己认为这三张专辑是一次大规模的实验，至于成果是否能让大家都高兴，其实不是他最在意的。他的看法，这种工作若不持续累积个五年十年，根本不可能沉淀出真正的意义，我们不妨静静等待历史将要作出的判断。
《皇后大道东》是1990年“音乐工厂”正式注册后于隔年年初推出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以粤语创作，集结了梅艳芳，黄沾等多位巨星共同演唱的专辑，成功引发港人讨论香港前途的热潮，在推出后三个星期内即登上香港三大流行榜冠军，创下香港歌坛鲜有的“非偶像派”歌曲磐居榜首的记录。
香港是殖民地色彩浓厚的音乐重镇，很少有人用音乐去表达人的感情或批判一般人的生活态度，切身的“九七”问题更是娱乐事业里不愿正面谈论的话题。罗大佑成功地找到一种轻松搞笑的表现方式，既能引发香港人的共鸣，又能将主题导入一个较严肃的讨论场域。另一方面，香港的文化紧密联结于衣食住行的现实生活，其实是一种很坚固的“在地文化”，因此当《东方之珠》以庄严的曲式恳切描绘出香港独特的时空位置，以及斯地斯人的感情、压力、希望和未来时，的确深化了香港人对这个岛屿的认同。
综观整张专辑，写词风格深受早期罗大佑影响的林夕，与罗大佑搭配出既能够统合粤语本身的音乐性格，又能融入曲式发展的绵长歌词，再加上罗大佑，花比傲专业功力十足的作曲，整张专辑水平整齐，风格明确，打开了香港流行乐坛的新可能性。
至于1991年的台湾乐坛，则在港星笼罩下凸现出音乐更加“感官化”的大方向。那阵子，正当报纸的影剧版上接连传来《笑傲江湖》与《皇后大道东》在香港热卖的讯息，突然间所有关心台湾流行乐坛发展的朋友们之间开始流传“罗大佑要出台语专辑了”。
其实早在1989年年底发片的《新乐园》合辑里，罗大佑就曾经贡献过一首台语歌《故乡》，这首歌作于1987年年底。罗大佑自美国移居香港，在“近乡情怯”的心境中自然而然地用了台语来配合旋律的走势，而这首直接抒发乡愁的作品也成为他自己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之后罗大佑基于专业上的考虑，认为自己对台语的掌握还不够娴熟，所以他后来的台语歌词都和李坤城或王武雄合作，《故乡》也成为他迄今唯一一首完全由自己作词作曲的台语歌。
《原乡》企宣造势的规模比《爱人同志》还大，也的确造成了话题。对台语的听众来说，除了罗大佑唱“台语摇滚”带来的新鲜感，这也是头一次听到他让别人在专辑中诠释自己的作品。林强，周华健，赵传，李宗盛，凤飞飞，娃娃都是知名度甚高的歌者；台语歌词和李坤城等人的合作，加上花比傲的编曲占了极大的比重，都冲淡不少罗大佑的个人色彩，使《原乡》比较像是一张由罗大佑主导的合辑，而非个人专辑。
明眼人当能看出这样的手法和《皇后大道东》如出一辙，甚至连两张专辑的许多旋律都是共通的。这些作法造成当时许多人质疑罗大佑缺乏诚意，才气枯竭，才会出此下策来个“一鱼两吃”；乐评人翁嘉铭则批评《原乡》的内容“模糊摇摆，不统不独”。这驱使罗大佑在次年初写了一篇长文具细靡遗地阐述当时他的创作理念，也对这样的指摘提出毫不留情的反击，这篇后来只在一小群人中间留传的文字，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了解罗大佑眼中的《原乡》，以及之前之后的《皇后大道东》与《首都》两张唱片都有很大的帮助。
根据罗大佑自己的说法，“一曲多用”不仅不是投机取巧，反而是朝向新的音乐可能性开发的尝试，他的野心是用同一个曲调，便能毫无滞疑地配上粤语，国语，台语，并且能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各自扣含当地特有的文化与时代内涵，唱出在地人的心声。这样的野心有点像是早年用“劝世歌”，“思想枝”之类的固定调式，却能承载千千万万种不同内容的唱词，所以对他来说“一鱼两吃”还不够，最好“五吃，十吃甚至一百吃”。姑且不论这个企图成功与否，若仅以“投机取巧”去批判他，的确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在主题上，从《皇后大道东》到《原乡》乃至《首都》，罗大佑一直想探讨“移民”这个课题。从纽约的华埠到殖民地香港，罗大佑看到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是移民者的后裔，甚至连台湾岛上绝大多数的住民，无论本省籍、外省籍都还是移民者的后代，只不过渡海来台的顺序不同罢了。身居香港却以台湾为原乡的罗大佑，不禁对这两个地方新旧移民一再发生冲突的历史产生莫大的感慨。这一系列的作品，其实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在观照这两个布满了移民后裔的华人世界，以及罗大佑认为我们最终不能回避的，血脉相连的故土——中国。在旋律和编曲上，罗大佑花了极大的工夫让音乐能贴切地传达他脑海中移民后裔对“动乱”和“流亡”与生俱来的敏锐触觉，希望能用多样化的曲式来描绘新旧移民的历史、未来与情感。
由此可见，这张专辑的野心的确是罗大佑从事音乐创作以来最庞大的一次，若和《皇后大道东》与《首都》合观，其“经由香港台湾的连线关系，走到中、港、台的三角立体关系”的宏大企图便隐隐可见了。从相似的制作方向与内容看来，《首都》或可视为《皇后大道东》的续篇，但是在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中英关系陷入僵局的当时，这张专辑花了更多的篇幅写中港之间的关系，期待能和大环境有进一步的互动。在音乐上，《首都》选择和许多中国大陆的古典音乐人才以及乐团共同录制部分配乐，为此罗大佑不仅亲自到大陆走了一趟，对各地民谣及地方音乐做认识，自己的家中更堆满了近代史的参考书，思索整个大历史的课题该如何化为自己的语言，用音乐表达出来。
这三张专辑有人称之为“罗大佑的中国三部曲”。它们在市场及舆论造成的反应不一，或许是罗大佑的野心过大，没有能统整出更清晰的脉络，以至于模糊了他最想传达的中心意念，也有可能是九十年代整个时代气氛已经陷入混乱失序，意义不明的浑沌中，这样的东西对大多数听众而言是无法消受的。罗大佑自己认为这三张专辑是一次大规模的实验，至于成果是否能让大家都高兴，其实不是他最在意的。他的看法，这种工作若不持续累积个五年十年，根本不可能沉淀出真正的意义，我们不妨静静等待历史将要作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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