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人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〇三
孝的最高境界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2.8）

子夏姓卜名商，小孔子44岁。他与子游都以“文学”著称，世称“游夏”。《论语》这一章记载孔子对孝的观点，前两则对贵族而说，后两则对弟子而说。这段话和对子游说的一样，没有特别的针对性，纯粹是孔子对孝道的一番阐述。

东汉的包咸说：“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其后的马融诠释孔子的整句话说：“孔子喻子夏，服劳、先食，汝谓此为孝乎？未孝也。承顺父母颜色，乃为孝也。”（《论语注疏》）意思是说，为父母做事，有好吃的先敬奉父母都还不算孝，孝的最高境界是“承顺父母颜色”。

为什么把孔子口中的“色难”诠释为“承顺父母颜色”？包、马的意思又是什么？他们都没有进一步解释。何晏给《论语》注疏时，还延续这种说法，强调“言此（服劳、先食）未孝也。必须承顺父母颜色，乃为孝也”。

南朝颜延之说：“夫气色和则情志通，善养亲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难也。”（《论语义疏》）宋代司马光则说：“色难者，观父母之志趣，不待发言而后顺之者也。”（《家范》）这些说法都源自包、马的注释，是说为人子女的要懂得观颜察色，顺应父母的意思做事，让父母欢心。

南宋朱熹的看法有异，他说：“盖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耳，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不过，朱熹还是谨慎地说“旧说亦通”。（《四书集注》）从这里，我们看到朱熹把“色难”的主角从父母转换为了子女，不再是观察父母颜色，而是子女在孝敬父母时要保持和颜悦色。

朱熹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汉代郑玄注邶风时曾说：“和颜说色，是为难也。”《礼记》中载有朱熹上述的一番说话，并说：“孝子如执玉，如奉盈，洞洞属属然，如弗胜，如将失之。严威俨恪，非所以事亲也，成人之道也。”（《祭义篇》）所谓的成人之道是像执玉、捧盛满的器具般小心翼翼侍奉父母，不是以一副威严的相貌对待父母。简单的说，侍奉父母一定要和颜悦色，心甘情愿，不要露出一丝的勉强不快。

《吕氏春秋》提出奉养父母有五道：养体、养目、养耳、养口和养志。给父母居住和睡觉的地方是“养体”之道，布置优雅美丽的场所是“养目”，给予优美的音乐旋律是“养耳”，供应美食则是“养口”，最上的是“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的“养志”之道。（《孝行览》）

《说苑》也说如果父母发怒的时候，子女“不作于意，不见于色，深受其罪”的是上等的孝行；子女若只是“不作于意，不见于色”是次等的孝行；倘若“作于意，见于色”则是下等的孝行。（《建本篇》）

可见孔子言中的最高孝行，古人也都有相同的看法。“色难”该是子女的和顺脸色。侍奉父母一定要毕恭毕敬，不勉强、不造作，细心侍候，无不耐烦的表现。

后记：我在素食馆用餐时，常见一中年男子细心牵年迈母亲前来用餐，毕恭毕敬的温顺颜色，叫人肃然起敬。这不正是孔子所说的“色难”境界么？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〇四
新官上任三把火

有同道问我：“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所指是哪三把火？”

“三把火”未收录在词源、辞海里。看来还真是个新词，属民间谚语。典故与诸葛亮有关。

根据正史《蜀书•诸葛亮传》，刘备屯新野时，徐庶曾推荐诸葛亮给他。刘备遂三访诸葛，见面时请教天下大事，诸葛亮提出了占据荆、益两州，并且“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战略，深得刘备赞赏。史书说：“（刘备）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其后，刘备委任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助其打天下。

广为大众熟悉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把诸葛亮这中途杀出的“程咬金”如何稳定其地位写得很生动。这过程与“三把火”有关。
话说刘备屯兵新野时，忽报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万杀奔过来。《三国演义》载：“张飞闻知，谓云长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敌便了。’”得靠刘备从中安抚斡旋，平息关羽、张飞的不满。另一边厢，诸葛亮当然也知道情况对他的不利，所以向刘备说：“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得到刘备的剑印后，诸葛亮才发号施令，调兵遣将在博望布阵。张飞当时还调侃诸葛亮：“我们都去厮杀，你却在家里坐地，好自在！”即使派拨已毕，刘备还是“疑惑不定”。结果，这一役一切在诸葛亮的预算之中，一把火把曹家人马杀个“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关、张二人大为钦服，直呼“孔明真英杰也！”这是诸葛亮的第一把火。

第二把火是烧新野。其时，曹操起大军五十万直奔新野，要一举歼灭刘备。在诸葛亮的部署下，新野百姓悉数迁出城外，仅留一座空城给曹军。带兵的曹仁、曹洪进入空城安歇后，突然“满县火起，上下通红。是夜之火，更胜前日博望烧屯之火”，结果又是“军士自相践踏，死者无数”。刘备藉此得到缓息的机会，逃往樊城。诸葛亮的第二把火，保全了刘备的军力。

第三把火不必赘言，就是众所周知的“赤壁之战”，大火将曹操赶回北方，从此天下三分之势形成。在这场战役中，诸葛亮还智算华容，料得关羽在最后关头会放走曹操，却预先让他立下军令而后“特别开恩”饶恕，使关羽、张飞从此不敢再质疑他的能力，乖乖顺从。

诸葛亮这三把火，一把比一把烧得热闹。他也凭借这三把火烧出了气势，让刘备阵营的上上下下为他拜倒，从此言听计从。

后人听信小说家之言，相信诸葛亮的三把火，会烧出气势，巩固地位，便概括出这样的一句名言——新官上任三把火。于是很多走马上任的新官，都要有大动作，以建立自己的形象，稳固地位。不过，我的看法是，若没有诸葛亮之才而强行纵火，最终烧到的恐怕会是自己。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〇五
回也不愚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2.9）

“回”是指颜回，字子渊，孔门第二期的学生，却是孔子最为疼爱的学生。早孔子两年去世，去世时，孔子大为悲恸，直呼：“天丧我也！”

李零教授说孔子经常夸颜回，这段话是夸他“大智若愚”，真是一语中的。可是落实到具体情况的分析，李教授说：“夸来夸去，无非说他道德好，安贫乐道，勤奋好学，比较空。他的最大优点，是听老师的话，绝不顶嘴，其他事迹，嘉言懿行，一点没有，历史记载，一片空白，学都不知道怎么学。”相比之下，李教授更喜欢常被孔子责骂的子路，因为他很有个性。

我觉得李零教授的说法太过“经世致用”了，他是根据现在的情况分析古人言行，以达到警惕今人的目的。最为逗趣的是他说：“现在的学生特会拍老师，很多都是‘回也不愚’。”（《丧家狗》）创造了一个新典故。

我们且省视古人如何理解孔子这段话。

何晏的《集解》引述孔安国的话说：“不违者，无所怪问。於孔子之言，默而识之，如愚。”又说：“察其退还与二三子说释道义，发明大体，知其不愚。”这段注释很清楚地说明情况。孔子既然判断颜回听讲时保持静默是“如愚”，那就表示孔子是允许弟子和他互动，有来有往地讨论课题。孔子又如何知道保持静默的颜回“不愚”呢？原来是观察他退下之后，给他人转述孔子刚讲过的内容时，不但说得头头是道，而且还有自己的新体会。因此，孔子充分肯定颜回的这种学习方式。

这个诠释几乎就是定论。梁代皇侃全盘接受了下半句的诠释，至于上半句，他则进一步解释何以颜回“不违”。皇侃糅合了道家的观点将圣人的大道定位为“形而上”的，贤人所体会的道则是“有形”的。孔子既然“终日所言”，则必落于“有形”，颜回是贤人，自然轻易领会得了，所以便“不违”；其他弟子还没达到贤人境界，所以多有不解，以致多有咨问。

宋代邢昺的《注疏》，完全采纳孔安国的说法。稍后的朱熹亦然。

清代李中孚说：“大聪明似愚，愚而不愚；小聪明不愚，不愚而愚。大聪明黜聪堕明，知解尽忘，本心既空，受教有其地；小聪明矜聪恃明，知解纠缠，心体未空，入道无其机。回之如愚，正回之聪明绝人、受教有地、入道有机处。”（《四书反身录》）这叫人想起禅宗著名的典故：学者向禅师请示佛法大意，禅师倒茶接待，满了还再斟，学者受惊阻止。禅师说：“您就像这茶杯，自恃聪明，心存成见来理解佛法，又如何吸收得了佛法大意？”

皇侃援道入儒，李颙援佛入儒，道理都说得通。中华文化涵摄儒释道思想，自古已然。

若要经世致用，我会如此提醒学生：学习有不同的层次。最上的当然是能够与老师互动，有焦点地讨论问题；其次就是吸收老师所讲，加以消化，化为己有；再次就是迷迷糊糊，全盘接受，却又不知老师所云为何；最下的是为了问而问，不但岔开老师的话题，还搅乱了整个局面。“回也不愚”是第二层次的学习方式。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〇六
马来西亚汉学研究

“汉学”（Sinology）指的是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中国学”。具体的说凡是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学问都可以称为汉学，这包括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经济等等。

不过，在不同的区域，这门学科研究的方法和对象略有差异。例如在美国，特别强调的是用文献和语源学（philology）研究中国的语文和文学，它属于中国学的一个学科；但是在欧洲，汉学研究却等同中国学。

根据《北京日报》2005年发表的《汉学400年》，汉学研究有三大地域特征，即以研究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美国汉学”，以研究宗教与传教士的中国文化问题和现当代中国问题的“欧洲汉学”和以研究中国自古以来到现当代所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东亚汉学”。“东亚汉学”是以日本为中心，近年来韩国、新加坡、越南也崛起成为东亚汉学研究的一个重镇。遗憾的是，马来西亚这个全球仍坚持把中文当母语教学的中国以外的国家的汉学研究，竟然鲜少人关注。

1994年，柳存仁先生曾经在研讨会中发表《马来西亚和汉学》，可是似乎激不起浪花。2004年，郑良树和郑成海两位教授在新山发起主办“马来西亚汉学研讨会”，希望加激本土的汉学研究，并让年轻学者有个平台可以交流汉学心得。这个研讨会成功每年举行，今年10月间回到南方学院举行“第八届马来西亚汉学国际研讨会”。

我想，如果我们要在国际汉学研究占一席位，除了鼓励本土学者努力写文章在国际期刊发表之外，也要争取让国际知名学者知道我们的努力。将“汉学研讨会”从本土拓展为国际，是一件好事。

有报章在报道此项活动时说：“研讨会论文以传统汉学范畴为主，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相关的论文仅两篇。”这两篇文章是《马新百年朱子学史》和《韩、柳作品在马来西亚华文课本的编选》。前者是个大课题，不太好把握，“朱子学”在马新是否成型？是不是在大学开设课程就是“朱子学”？这还有待梳理。后者可以让大家知道我国中学华文课文选编过的韩柳文章，可是要进一步说明问题恐怕也不容易。我国华文课本的编选，是以作家为考量，还是以文体考量？又或者选篇已经沦落到以学生程度为考量？没理清这些问题，我们便难以跳入“韩柳文章在马来西亚造成影响”的结论。

再者，汉学研究是不是要加强对本土的研究？好些朋友向我们反映他们的忧虑，他们担心本地官方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是不是太少传统汉学的研究，而加强了本地社会、文化、宗教的研究？若然，后者是不是可以用国语研究、国语写作，而最终形成以马来西亚的华人研究为主的“中文系”？这或许是杞人忧天的问题，但是避免失衡却是值得关注的。

我们如果还以保留“以母语教学方式学习中文”为荣，那么就该为我们的后代可以在国际汉学界占一席位而作努力！

补充一句：否则我们的后代只能保留汉语学习而已。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〇七
感谢你们的成全

我在第八届汉学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论语•学而>注疏商榷》之后，有两件事给我极大的鼓励，值得一书。

其一，南方学院客座郑成海教授公开给予表扬。郑教授是学界老前辈，出版过多部关于《老子》注疏的论著。老先生一方面赞我在关丹讲《论语》的方式非常正确，另一方面则给予我研究《论语》的方向一个肯定，并希望我早日完成这方面的研究，结集出版成书。

其二，南方学院中文系主任安焕然博士隔天发了一通电邮给我，表示“南院同学反应，很想聆听您的论语讲课。下次如果有机会南下新山，盼告诉我们，我们很想为您安排一场‘南方沙龙’的讲座。”

参与这次的研讨会有点“狼狈”，因为我的论文迟迟未提交。感谢主办方给予的信任和通融，让我在发表之前写就，还帮我影印派发。我在写作时曾在脸书留言说对于这次的学术报告，我还是很有“底气”的，只待具体的成果完成。何以那么托大？原因在于我治《论语》的方向正确，符合师门的教诲——入门要正，起点要高。

话题还得追溯回去年我准备讲《论语》一事。要讲《论语》其实不难，毕竟关于孔子和《论语》的资料很多，只要稍加涉猎，加上自己的口才，便可以天花乱坠地胡吹一番了。可是，我是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的第三代弟子，岂可对师门不忠？于是我决定用两条腿走路——兼顾文献的考辨和文艺的阐述，既要做到“宏观的把握”，也要做到“微观的辨析”。所谓“宏观的把握”是指要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众多文献的爬梳中整理出头绪，让文献说话，而不是我胡乱的诠释《论语》；“微观的辨析”则是指梳理材料之后，还要做到“正本清源，明其流变”，看清何以《论语》的诠释会有那么多的变化，哪家的诠释比较合理，其诠释的目的何在。要做到这点，我必须先充分掌握好材料。去年底，趁着到北京之便，我跑遍大小书店，目的就是把较早期的《论语》注疏本买齐，方便对读。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便着手研究《论语》了。因为要上课，所以会逼着自己每周都完成一章节的阅读。这种阅读是很痛快的，哪怕腾出八九个小时读一章节的注疏也在所不惜。这种笨功夫就叫“积累”。虽然每周的课不一定会讲得好，有时候还会讲黄了，但是庆幸的是我还可以写，把自己讲过的再做梳理，化为文字传达。从这个角度看，您说我对成全我的人和事，能够不心存感恩么？这包括我每周讲课的听众，《星洲日报•东海岸》每周日坚持保留版位刊载我的文章，彭亨佛教会给予的方便，还有阅读我的文章素未谋面的众多朋友。是你们成就了我的《论语》治学道路。

话说回来，现在便肯定我自己的成绩是不对的。为了写研讨会的论文，我重新再看过资料，却往往惊出一身冷汗。我原本以为把我之前发表过的文章加以综合就可以完成学术论文，但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和钱穆先生论学的，更是粗疏不堪。我从中体会到做学问的厚实度的重要。像钱先生这样的大家，他们都是在广泛的阅读之后才下笔，所以在资料的把握上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文字也许您不赞同，但却有他们说话的原因存在。我不该只是看到他们这么想这么说便提出质疑，我该走向更高，了解他们何以这么想这么说，这才是正道！辩驳，还是日后自己的积累更加厚实了再说。

换个角度，看到自己的错误，其实就是一种提升。我很庆幸，更加感恩治学道上一路有你们的陪伴和督促！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〇八
老师不易为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2.11）

今天我们常用“温故知新”来鼓励学生要常复习所学，以求应付考试。这不但是断章取义，而且还浅化了孔老夫子的圣言。

孔子的话是要说明“老师不易为”，这是儒家对“师者”的一种重视和敬畏。孟子也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东汉的赵岐在注释时说：“人之所患，患于不知己未有可师，而好为人师。”这更加透彻地说明要当老师者，一定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是“可师”的，否则冒然为人师则要误己误人了。

怎样才算是“可师”呢？若不明确说明，恐怕大多数人会被圣人吓着，终身不敢为人师。

《礼记》的“学记”篇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这是从反面的角度说明不可以为人师的条件。所谓的“记问之学”，指的就是记诵之学，只懂背诵古人的话语。这样的学习，不过是学舌的鹦鹉；鹦鹉也可以为人师，岂不是要闹笑话？

此外，圣人也说“思而不学”的人也不足为人师。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15），杨树达特别指出这句话和“温故知新”是义相表里的，因为“学而不思”就是“温故而不能知新”，“思而不学”则是“不温故而欲知新”。一个人若善于思考，领悟力强，他是可以“不温故”也有所学的。“思而不学则殆”就是批评这种人只耍小聪明，却不懂得吸取前人的智慧。这就像大学中文系出身的人去教小学生语文，不肯再钻研教学原理，也不肯贴近儿童的心灵，就按自己的理解力去教学那样，岂能不殆？

“温故知新”则是从正面的角度启示我们可以为师的条件。梁代的皇侃说“温”是“温燖”，“故”是“所学已得之事”，“温故”的意思就是“所学已得者，则温燖之不使忘失”。“知新”则是“知其所亡”，也就是说体会到自己还不知的东西。皇侃说，要能做到“温故”和“知新”，才能够为人师。

宋代邢昺则更清楚的解释“温寻”（即皇侃所谓的“温燖”），他引述《左传》哀公十二年子贡的话——“盟可寻也，亦可寒也”，说明“寻”带有“温”的意思，也就是说“温寻”二字是同义词。因此邢昺说“温故”的意思是“言人旧学已精熟，在后更习之，犹若温故食也。”

南宋的朱熹却将“温”解释为“寻绎”。这是“思考”的意思。这不是朱熹首创，因为汉代的何晏就是这样解释——“温，寻也。寻绎故者，又知新者，可以为人师矣。”前一句没问题，上文已辨识过；后一句“寻绎故者”却会误导。因为这么一来，“温故知新”会被解释为要注重思考辨析，否则不足为人师。这与“思而不学”是相悖的。

“温”重视的是“学”，“温故知新”强调的是“要在学习旧的基础上领会出新的”，是个整体概念，不可分开。

钱穆对此理解是深刻的，他说：“心得亦非凭空自创，乃从旧闻中开悟新知，使内外新旧融会成一，如是始可谓之学。”又说：“所谓新者，皆古所未经，师所不传，若仅温故不能知新，则必有学绝道丧之忧矣。故惟温故而能知新，始能胜任为师。”

要“能教”，就得先“能学”。“学”一定要“温故”，即读已经有的学问，不要妄自尊大；“教”则一定要“知新”，在既有的学问上看出新意，联系现实。所以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〇九
孔子读书么？

我在看《论语》的注疏时，有个印象是孔子他老人家很注重阅读。这个印象随着阅读的增广而更加清晰。

我在之前的文章谈过，孔子所谓的“学而时习之”解释为“定时诵习”要比“时时实习”来得好。按一定的时间诵习，当然就是指要读书。下来，我在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时，也发现与读书有关。读书如果只是记诵，不善思考，当然是徒然；反之，如果一味只爱思考，师心不师古，结果还是一样徒然，许多问题也不能打开。皇侃给下半句的解说很棒，他说：“若不广学旧文，而唯专意独思，则精神疲殆也，於所业无功也。”广学旧文，就是“读书”。

再下来，读到“温故而知新”，也发现“温故”是广学旧文，而不是重新思考。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3.9)“文献不足”的“文”，也是书籍，孔子说如果文字资料足够的话，他就有办法向杞、宋两地的人证明夏商两代的礼仪制度。这在在显示孔子是很注重阅读的。

有人在网上求救，说孔子“述而不作”，修《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唯一提到他所读的书是《周易》。至于《论语》是他的弟子汇编的语录，《大学》《中庸》都是后代子弟编的，那么孔子到底读什么书？

问题问得很有趣。孔子既然可以编撰六艺，当然就是在阅读的基础上做到的，这正符合他述而不作的立场。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孔子在总结他的一生时，会强调“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与阅读有关。“志于学”是阅读有了个方向，“立”是确立了基本的学识根底，“不惑”是因为阅读具备了梳理资料的能力，一切学识都不再困扰自己了。至于他下来谈的五十、六十、七十岁以后的事，则是从阅读中建立起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来自他“君子务本”的学习立场，明确知道为什么要读书。

有人在评析孔子的成就时说：“除了他孜孜不倦‘敏以求之’外，笔者认为，与他独特的读书价值观是分不开的。读书价值观就是人们在读书过程中，基于自身读书需求和内容而形成的，对读书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与理解，简单地说就是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怎样去读书，如何读好书等问题。”（刘亚玲《论孔子读书价值观》）

我同意这种说法。不过，我觉得孔子的阅读视野还是画地自牢了，这恐怕是中国人的传统。有学者在探讨文明的现代化为何落在西方而不是东方时这么说：“给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社会带来现代化变革的三大发明，即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已经在中国文明中存在着其源流。在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产业革命以前，世界文明的中心是在中国。但是，遗憾的是，中国只产生了作为现代社会前提条件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早在这一萌芽还未成熟之前，西方已经率先开始现代化，步入了现代社会。”（朱自强《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

对此，我的感触是很深的。我们如何看待阅读？更贴切的说，如何看待自己的阅读，又如何关心别人，尤其是未来接班人的儿童阅读？在方法上，意义上，价值上的思考又是什么？我们已经在起跑点上落后了许多，却还不知跟进，如何与国际文明接轨？

后记：此文为徐冬梅老师前来推广儿童阅读之前而写，希望教师们特别关心此课题。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一〇
行善不一定就是善人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2.10)

从汉代到北宋，人们都认为这句话是孔老夫子教我们如何带眼识人。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用大白话解释这段话：“‘视’是看；‘观’是粗看，看全景；‘察’是细看，看细节。三个字，都是察看的意思。‘所以’，是现在怎么样；‘所由’，是过去怎么样；‘所安’，是将来怎么样。合起来，是说知人要知根知底，有彻头彻尾的了解。”（《丧家狗》）

李零这番话是根据梁代皇侃的注疏说的。皇侃说：“视，直視也。观，广瞻也。察，沈吟用心忖度之也。”这是李零辨识视、观、察三字的意思。
皇侃又说：“以，用也；其，彼人也。若欲知彼人行，当先视其即日所行用之事也。”这句话的确是说要了解一个人就看他平时做些什么。其二，“由者，经历也。又次观彼人从来所经历处之故事也”，这里的“故事”指的就是过去的事情，意思是要彻底了解一个人还要看他的过去。其三，“察，谓心怀忖测之也。安，谓意气归向之也”，是说还得看一个人的志向所在，拥有什么理想。

要这样来了解一个人，恐怕正中古代谚语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天底下找不到几个好人了。所以钱穆说：“然学者亦可以此自省，使已之为人，如受透视，亦不至于自欺。”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做到严以律己的要求，的确比严格看待别人好得多。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解释也值得注意。他先说“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这是大家都晓得的一句话，但紧跟着他说“事虽为善而意之所从来者有未善焉，则亦不得为君子矣”，意思就深刻得多了。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为善，不能就此断定他就是善人，还得要看他的善款是如何得来，这样子做又是什么目的。如此“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一个人是不是君子才能敲定。

朱熹这种诠释法，并非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因为《礼记》也载有类似观点。在论述“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时，《礼记》说：“达观其所举，富观其所予，穷观其所不为，乏观其所不取。”富贵和当官了，要看一个人如何回馈社会，举拔人才；贫穷和困乏时，则要看一个人是否可以坚持不做一些勾当，不贪取不义之财。一个人可以做到如此，才算真君子！

孟子在论述如何观察一个人时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离娄上》）他强调一个人最真实的就是他的眼睛。眼睛不能掩饰一个人的伪善。不过，这说得太绝对，含义上也比较平面，不若《礼记》和朱熹的说法来得深刻。

一个人行善，也许是为了救赎自己的罪恶，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恶名，对别人可以称得上是有帮助，但对自己的德行却是无法将功补过的。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一一
君子小人的不同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2.14)

这是孔子谈君子和小人不同操守的一句话。类似的话，孔子说得还真不少，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23)，“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3.26)。共同的地方是孔子用了相对的概念来阐述他的观点，即把周和比、和和同、骄和泰放在一起，让人了解君子和小人的不同。

后世有“对对子”的教学，让吟诵者对相对的概念记得更清楚，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这还是取材于古人。

什么是周和比？汉代人认为“忠信为周，阿党为比”，这种解释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梁代的皇侃，宋代的邢昺都是如此。邢昺直接了当地说这一章是说明“君子、小人德行不同之事”，“君子常行忠信，而不私相阿党，小人则反是”。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说法比较通俗，也比较全面。他说：“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故圣人于周比、和同、骄泰之属，常对举而互言之，欲学者察乎两间，而审其取舍之几也。”

朱熹把话题岔开，谈到辨析君子小人的不同可以看当事人是“为公还是为私”而定。君子一心为公，小人则一心为自己打算。为什么朱熹会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看皇侃的义疏，他提到“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恶，比名亦有善者”，这是说单说君子忠信，小人结党是不尽然的。因为忠信也有恶，结党也有善。这是朱熹的启示点。如果再看欧阳修辩“朋党”，执着君子也结党，但他们是为了义而结党；小人结党则不同，他们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暂时在一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熹要特别提“为公为私”之说。

朱熹这种说法比较深刻。清代刘宝楠说：“夫子恶似是而非，故于周比、和同、泰骄，及巧言、令色、足恭、乡原，皆必辨之，所以正人心。而凡知人之术，官人之方，皆必辨乎此矣。”这是从朱熹之说延伸开来的。刘宝楠强调对善恶要辨析清楚，不要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其中最为关键的辨识方法就是看一个人做事的心态。心不正则行不正，心正才能有真正的善行。这和“为公为私”之辩还是一致的。

杨伯峻说用“道义来团结人”的就叫“周”，是君子之行；因眼前的“共同利害互相勾结”的则是“比”，是小人之行。钱穆的说法与之前的也一致。他说：“本章言君子以忠信待人，其道公；小人以阿党相亲，其情私。”

看看官商勾结以后的社会，我们就很容易辨识何谓君子，何谓小人。君子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小人全身心只为自己和家族盘算，为名为利。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一二
一起大声吟诵吧！


大陆徐冬梅老师到我国来点灯，推广儿童阅读。

出于关心儿童，爱护儿童，徐老师十多年前创办了“亲近母语”，汇集一班志同道合者带动儿童阅读。不但在激发儿童的兴趣方面做出卓越贡献，还在方法的指引上提高儿童的阅读能力。

儿童该“读什么”，以及儿童该“怎样读”，这两个问题同样重要，是我们在推动儿童阅读时优先要处理好的问题。

近年来我也在积极倡导儿童阅读，而且锁定儿童文学为主要的阅读领域。在做的当儿，内心深处时而会生起一个疑惑：当今儿童文学最优秀的作品，大多都是译作，给孩子们灌输和提倡的都是普世的优良价值，这条路走下去，如何在教育之中传承我们祖先的优秀文化？

“亲近母语”注入的一个新元素，值得我们作参考——吟诵。

吟诵是什么？

“亲近母语“如是说：“吟诵是汉语诗文的传统诵读方式，通过私塾和官学教育系统口传心授，流传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是的，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诗歌”一词就透露了玄机。“歌”当然是可以唱的。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的源头是人民的劳动。先民在劳动时，随口传唱的就是“诗歌”。周代创设学校后，吟诵也规范化，走进了校园。例如《礼记》记载：“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内则》）这说明当时童蒙教育的内容包括了吟诵。《周礼》也载：“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春官•宗伯下》）反映当时的贵族都很重视教孩子诵诗。孔子把教育平民化，他老人家本来就酷爱音乐，吟诵诗歌当然成为重要教材。批判孔子的墨子就说孔门子弟经常“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此后，这门“绝学”也一直流传，文献多有记载，这里不赘述。

清代姚鼐说：“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祗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生作外行也。”把默读称“外行”，语气虽带夸张，但却有真谛。刘大魁说：“歌而咏之，神气出矣。”把古人重视的“气”也拉了进来。梅曾亮说得更具体：“夫观书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则入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夫气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浑合而无间矣。”

北京外国语学院唐晓敏博士也说：“吟诵是动用人的全部精神力量与古人实现心灵的沟通。古人懂得，看面对的无声的文字，看文字时，其声调、节奏是不能直接体会到的，而作品的情感主要包含在声调、节奏中，故只有吟诵，才能深切地体会作者的情感，走进作者的心灵世界。”

由此可见，读而出声才能体会到诗文的声韵之美，进而把握到文中的情感与气韵。这应当是阅读中该注意的一环。

因此，我们也向“亲近母语”看齐，倡导吟诵，“让孩子从小学会感受母语文化的魅力，接触到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从而培养提高儿童的道德品质和学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