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旅美小簡 序》——陈之藩


有一個詩人，作了一首詩，他說這個時代就是塊荒地。到處是怒吼的雷聲，卻沒有一滴雨；人們為雷聲所震聾，卻被無水所乾斃。除非是不知不覺不聞不問的幸福人，在這個複雜得可怕而又空虛得可憐的時代，有這種同感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

一提起筆來寫旅美小簡，似乎就落在憂鬱的影子裏：即使是笑聲也是寂寞的，即使是笑容也是蒼白的。所以有個朋友批評我，一篇一篇讀你的小簡時，似乎天地越來越陰沉，就是偶爾有一線陽光，而瞬息過後，卻帶來更重的陰霾。

我自己看一遍這些小簡，也覺得它有病，但也找不出病在什麼地方。我是一個不大會說謊的人：心有所感即秉筆直書。我既感不出將悲觀情緒傳染給人是否道德，也不計較將憂鬱氣氛侵蝕自己是否合算，但求一吐為快而已。

到美國以後的生活是這樣的：上半天到明朗的課室去上課，下半天到喧囂的實驗室玩機器，晚上在寂靜的燈光下讀書。常到週末，心情上不自主的要鬆一口氣，遂靜靜的想半天，寫一篇小簡，寄回國去。

心情之亂，頗像我的書桌：上面由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到愛默生的散文；由馬克士威爾的電磁學到托馬斯伍爾夫的小說；由微分分析報告到雪萊的詩集與馮夢龍的山歌；這些可以烘托出一個青年精神掙扎的側影。如此，兩年過去了。

兩年過去了，春天又來了。春風會帶來百草，百草會浮起千花，而於一個異國飄零的人似乎卻帶不來什麼。我在年初的日記上寫道：這個世界往壞處轉，是歐威爾筆下一九八四年的提前到來：以奴役為天堂；往好處轉，是赫胥黎筆下《美麗新世界》的重現世上：具衣冠之禽獸。看不到輕靈可人的燕子，也看不見明媚悅目的春光。

這兩年來，我一面思考，一面攻讀，卻得到這樣一個悲哀的結語；而這二十幾篇小簡變成了一個寂寞旅人在荒村靜夜中的嘆息聲。

黛玉諷刺惜春畫事之慢，說：大觀園蓋才蓋了一年，惜春畫個大觀園，又蘸筆，又磨墨，畫兩年半不為多。我比惜春畫事還慢，兩年不過畫了二十幾小幅零落的畫。沒有畫大觀園的萬紫千紅，沒有畫大觀園的釵光鬢影；沒有畫大觀園的溫柔富貴，沒有畫大觀園的倜儻風流。而卻把歌舞場的未來，寫成了衰草枯楊；把滿床笏的底蘊，繪成了空堂漏室。這不是很對不起讀者嗎？
　然而，這二十幾封苦悶愁人的短信，投出去後，得到的覆信可真多。多半是年輕的朋友們，有的在幫助我嘆息，有的在詢問我短長，最動人的還有一個小朋友，為了這些信，竟從那半個地球來看看我。

我感謝這些知音，尤其是在這個時代，「別後寄寺能慰我，似逃空谷聽人聲」。我不會作詩，但，如這些信到朋友的手中，也會帶給朋友們一些靜寥中的歡喜，那是我太大的欣快了。

謝謝《自由中國》讓我把這些短簡集成小書交給書局出版，謝謝編者朋友華苓的始終賞識，謝謝讀者們的鼓勵與讚揚。

最後，我願意把這本小書獻給相知最深，談心最多，前年卻被瘋狗咬死的星沐，我將請一位朋友替我焚化一本小簡，在他荒草沒脛的墓前。



一九五七年元月十五日於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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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与花开》


《我所知道的陈之藩先生》——陈子善


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接待一位来上海搜集张爱玲资料的台湾学者，她也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双方由陌生而熟悉，我问她：台湾文坛散文家众多，如过江之鲫，可以称得上大家的有哪几位？她不假思索就回答：陈之藩当之无愧。他的散文影响了二三代台湾文学青年，当今的台湾散文家有不少是读陈之藩散文成长的。

这位女学者的答复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出乎我的意料。说“意料之中”，是因为我早已读过陈之藩的散文，他那宽广的体验模式，淳厚的思考层次，精致的人间关怀，以及优雅的心灵叙述，确实深深打动了我。胡适之先生逝世之后，海外的悼念文章何止成千上百，但写得最朴实感人的，在我看来，莫过于陈之藩的《在春风里》。陈之藩的文字清澈而又多姿，白话散文能写得像他这样纯净明丽，如行云流水般，实不多见。说“意料之外”，是因为陈之藩的散文其实并不多，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只出了四本薄薄的小册子：《旅美小简》、《剑河倒影》、《一星如月》和《在春风里》，后来汇编成《陈之藩散文集》，再加上九十年代的新著《时空之海》，总共不过四十余万字而已。与那些名噪一时的高产作家相比，似乎有点寒碜，可是文章毕竟是以质而不是以量取胜。


陈之藩是学电机工程的，又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曾长期在美国和台湾多所著名大学执教，特别是他在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电机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的七八年间，“为中大创立电子工程博士制度，培养电子工业专才，对香港电子及电脑工业之起飞多所贡献。”陈之藩现任美国波士顿大学应用科学系研究教授，虽已年过七旬，仍为了他的科学研究经常奔走于美国和港台之间。


我与他通信，每次谈的却是文史（当然，他知道与我谈他的专业，只能是对牛弹琴）。他谈鲁迅、谈梁实秋、谈叶公超、谈钱锺书、谈都兰的《哲学的故事》，兴致勃勃，不厌其详。他显然更为关心在科学如此发达，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人文精神如何保持以及发扬。我前年应邀到日本从事学术研究，他得知后十分高兴，一再叮嘱我别忘了到东京、京都等地的大图书馆访书，他感叹日本保存中国珍稀古籍工作比我们做得要好。他对所谓进步与保守有自己的独到看法，对优秀传统文化不时三致意焉。


一年前，台湾《联合报》副刊评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台湾文学经典”，陈之藩的《剑河倒影》赫然榜上有名。在七种散文类“经典”中，排名仅次于梁实秋脍炙人口的《雅舍小品》，这是名至实归。陈之藩的《剑河倒影》和其他散文集记录了他自己历年思潮的起伏，是一个不断摸索的灵魂在历史湍流的翻腾中所溅起的浪花。陈之藩在他作品中所研究、所思量的，无论涉及宏观的宇宙世界，还是微观的人间琐事，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一个海外自然科学家的人文修养，一个海外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识见。传统的根基与哲学的思辨相结合，科学的知识与隽永的文采相交融，使陈之藩的散文呈现出夺目的异彩。时光在流，世事在变，文坛上各领风骚三五年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而陈之藩散文的魅力却仍然那么新鲜和强烈，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文学现象。


尽管陈之藩的散文（如《谢天》）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选入台湾的中学教科书，尽管到了九十年代，陈之藩的散文（如《钓胜于鱼》）也已编入大陆的中学教科书，但陈之藩散文的全貌大陆读者至今未曾得见，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憾事。去年十二月初，我意外地收到一封来自武汉的陌生读者的信，信中说：“不知您有否留意一个作家：陈之藩？我第一次看他的文章，是在多年以前的《读者文摘》上，《寂寞的画廊》，那时小小年纪就为其中悲凉之气打动，现在仍爱读，他的文章清秀，字句斯文有理”，“您可否再为读书界引进又一位大家呢？”


这封信使我感动。可惜由于地址不详，我无法答复这位“热心读者”。但作为这位读者所信赖的编选者，我现在要告诉她，荟萃陈之藩各个时期散文佳作的这部《剑河倒影》，经过历时三年的努力，终于在大陆问世了。我期待并且相信，她，以及大陆广大读者，在细心阅读了《剑河倒影》之后，定然也会与我一样发出会心的微笑，定然也会与我一样喜欢陈之藩和他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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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天》——陈之藩


常到外國朋友家吃飯。當蠟燭燃起，菜餚布好，客主就位，總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舉起小手，低頭感謝上天的賜予，並歡迎客人的到來。

我剛一到美時，常鬧得尷尬。因為在國內養成的習慣，還沒有坐好，就開動了。

以後凡到朋友家吃飯時，總是先囑咐自己，今天不要忘了，可別太快開動啊！幾年來，我已變得很習慣了。但我一直認為只是一種不同的風俗儀式，在我這方面看來，忘或不忘，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前年有一次，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飯。而這次卻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謝飯。她雪白的頭髮，顫抖的聲音，在搖曳的燭光下，使我想起兒時的祖母。那天晚上，我忽然覺得我平靜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來。

在小時候，每當冬夜，我們一大家人圍域個大圓桌吃飯。我總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總是摸著我的頭說；「老天爺賞我們家飽飯吃，記住，飯碗裏一粒米都不許剩，要是糟蹋糧食，老天爺就不給咱們飯了。」

剛上小學的我，正念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學校就是從前的關帝廟，我的書桌就是供桌。我曾給周倉畫上眼鏡，給關平戴上鬍子，祖母的話，老天爺也者，我覺得是既多餘，又落伍的。

不過，我卻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為這飯確實是他們掙的，這家確實是他們立的。

我感謝面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謝渺茫的老天爺。
這種想法並未因年紀長大而有任何改變。多少年，就在這種哲學中過去了。
我在這個外國家庭晚飯後，由於這位外國老太太，我想起我的兒時；由於我的兒時，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現象。

祖父每年在「風裏雨裏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裏飯裏的自苦」，他們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撿起田中的麥穗，而為什麼要謝天？我明明是個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為什麼卻不感謝老天爺？

這種奇怪的心理狀態，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個謎。

一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頓，瀏覽愛因斯坦的《我所看見的世界》，得到了新的領悟。

這是一本非科學性的文集，專載些愛因斯坦在紀念會上啦、在歡迎會上啦、在朋友的葬禮中，他所發表的談話。

我在讀這本書時忽然發現愛因斯坦想盡量給聽眾一個印象：即他的貢獻不是源於甲，就是由於乙，而與愛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

就連那篇亙古以來嶄新獨創的狹義相對論，並無參考可引，卻在最後天外飛來一筆，「感謝同事朋友貝索的時相討論。」

其他的文章，比如奮鬥苦思了十幾年的廣義相對論，數學部分推給了昔年好友的合作；這種謙抑，這種不居功，科學史中是少見的。

我就想，如此大功而竟不居，為什麼？像愛因斯坦之於相對論，像我祖母之於我家。

幾年來自己的奔波，作了一些研究，寫了幾篇學術文章，真正做了一些小貢獻以後，才有了一種新的覺悟：即是無論什麼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

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無論什麼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遺愛與遺產，即是需要眾人的支持與合作，還要等候機會的到來。越是真正做過一點事，越是感覺自己的貢獻之渺小。

於是，創業的人，都會自然而然的想到上天，而敗家的人卻無時不想到自己。

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這是我們中國的一個最完美的人格所構成的一個最完美的故事。介之推為什麼不言祿，因為他覺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是君子所不屑為，也是君子所不應為的。

愛因斯坦剛到普林斯頓時，主任與他商量報酬問題，他說五千。主任說：「給你五千，如何給一個大學畢業生呢？還是算一萬五千元罷！」這不是外國的介之推嗎？

為什麼介之推與愛因斯坦專幹這類傻事？立過大功，而不居功若此。他們知道作事與立功，得之於眾人合作者多，得之於自己逞能者少。於是很自然的產生一種感謝眾人、感謝上天的感覺。

我們回頭想一想，五六十年來的中國比我七八歲時的思想能強幾何！史家如果寫這五六十年來的我國歷史時，一定命名為狂妄而幼稚，無法與無天的時代。

無論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騙。日子長了，連自己也信以為真了，而大禍至矣。

因為沒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沒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會有謝天的感覺。

哲學家們知道這個症候最為可怕，所以造出許多知好知歹的人物與故事來。

有一個人問一位文學家，我記得是雨果罷，「如果世界上的書全需要燒掉，而只許留一本，應留什麼？」雨果毫不猶豫的說：「只留〈約伯記〉。」約伯是《聖經》裏面的介之推，富亦謝天，貧亦謝天，病亦謝天，苦亦謝天。

我們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時期，需要約伯的精神，需要介之推的覺悟。這個覺悟即是：一粥一飯，半絲半縷，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結晶。感謝之情，無由表達，還是謝天罷。


一九六一年除夕於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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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的画廊》——陈之藩


「你為甚麼去南方？」
「我為甚麼不去？」
於是我像一朵雲似的，飄到南方來。

佛格奈的小說給我一個模糊的印象：南方好像是沒落了的世家。總是幾根頂天的大柱，白色的樓，藍色的池塘，綠色的林叢，與主人褪色的夢。

我在路上看到一些這樣的宅第，並看不出沒落的樣子，南方人的面型也似乎安祥而寧靜的多，但也看不出究竟有甚麼夢。

於是，像一朵雲似的，我飄到密西西比河的曼城，飄到綠色如海的小的大學來。

校園的四圍是油綠的大樹，校園的中央是澄明的小池，池旁有一聖母的白色石雕，池裏有個聖母的倒影。穿黑衫的修士們在草坪上靜靜的飄動，天上的白雲在池中靜靜的悠遊。

這是個學校呢？還是寺院？我正在一邊問自己時，已經坐在校長的面前了。

我面前是一個紅紅的面龐，掛著寂寞的微笑；是一襲黑黑的衫影，掛著寂寞的白領。我在路上時即想出了第一個問他的問題，怎麼知道我，聘我來教書；他已先我而說了。

「去年在此是一位起杜博士，我們很喜歡他。他走了。所以請你來。」
「他不喜歡此地嗎？」
「他也喜歡此地，但他走的原因是因為這裏寂寞。」校長低下了頭。
「寂寞！」我心裏想：「好像這個世界上還有地方不寂寞呢！」

校長已為我找好了房子，一位修士陪看我走了十分鐘路，走到另一片綠叢，有一石頭壘起的小樓，猛看去，像一白色的船在綠海藍天之間緩緩前行。

一位老太太靜靜的開了門，帶我們走到我的住室。

我沒有辦法不喜歡這樣安靜，柔和，潔淨的房子。我安頓下來。我的房子很像一個花塢，因為牆紙是淺淺的花朵，而窗外卻是油綠的樹葉，在白天，偶爾有陽光經葉隙穿入，是金色的。在夜晚，偶爾有月光經葉隙洩入，是銀色的。使人感覺如在林下小憩，時而聞到撲鼻的花香。至於那白色的窗紗，被風吹拂時，更像穿林的薄霧了。

我愛這個小屋。

搬進的當晚，我已經知道了老太太的三代。第二天她又為我溫習一次。在一陣蒼涼的笑聲後，我總是聽到她不改一字的這樣說。

「我大女兒嫁給第一銀行的總裁，我二女兒嫁給皮貨公司的總理，我缺少第三個女兒，不然，我一定有個女婿是美國的總統了。

「我的丈夫是曼城有名的醫生，五年前他死了。我不想賣我這四十年的房子。等我去了以後，給我兒子，把他的診所搬到這個房裏來。這見不是很像個療養院嗎？

「我不論你當什麼教授，我也稱呼你孩子，我是老祖母了。你祖母有我大嗎？我已七十八歲了。」

每天我回來，她向我背一遍身世。但半月來，我既未見過她的女兒，更未見過她的兒子，只是禮拜天，似乎有一個小孫來接她去教堂。

每天早晨，我只聽到她在廚房的弄盆碗聲，每天下午我回來，她總是在她屋裏，大嚷一陣。

「我的孩子，桌上有你三封信，三封啊！」

我一邊拆信，一邊上樓，一邊心酸。我每天可以接到一信，而我們的房東老太太正像每個老年人一樣，在每一年盼望著有一天兒子的聖誕卡片可以和雪花一起飛到房裏來。一年只這麼一次。而有時萬片館毛似的雪花，卻竟連一個硬些的卡片也沒有。

這樣大的一所房子，樓下是鋼琴、電視、吊燈、壁爐、雕花的大收音機，厚絨的沙發，沉重的桌椅，點綴得典雅而大方，每件東西全在訴說它們的過去的光榮，與而今的蕭瑟。而樓上，這六七間大房，出出進進的卻只有兩個生物，老太太與我。

夜很深了，老太太還有時敲敲我的門：「孩子，夜裏涼，不要凍著。」我有時也去敲敲她的門，道聲晚安，我並不怕她寂寞，我實在怕她死在屋裏，而無人知。

如此老太太每天回憶一遍她的過去，我複習一遍她的過去。

其實這個房子與它主人的昔日，不必由老太太每天訴說的。由房內的每件事物，都可以看出一個故事來。

多少年前，一定是一年輕的醫生，帶著一美麗的愛人，風塵僕僕的看過很多地方，忽然發現，這綠色的山坡，碧色的叢林，幽美誘人。

於是，買地、雇工、砍樹、奠基，把他們夢寐了多年的雲朵裏的小屋，在褐色的地球上建立起來。

這片叢林，自是不再寂寞了。以後除了春天的鳥聲與秋天的蟬聲，還有女人的語聲與孩子的笑聲；除了綠色的葉子，還有花色的衣裳了。

紅木的大床，可以說明這對情侶的愛與眠；灰色的壁爐，可以說明他們的談與笑；鋼琴是女兒上學時才抬進來的；燈籠是給兒子過生日才買來的；為慶祝他們的銀婚，開了個特別大的晚會，也同時抬來這厚絨的沙發；為慶祝他們的金婚，人家送來這巨幅的油畫，掛在牆上；為慶祝他們的鑽婚，才點綴上這雕花盒的老收音機。

以後女兒像蝴蝶一樣的飛去了。兒子又像小兔似的跑走了。燕子來了去了，葉子綠了紅了。時光帶走了逝者如斯的河水，也帶走了沉不起的丈夫。

在鏡光中，她很清楚的看到如霧的金髮，漸漸變成銀色的了。如蘋果似的面龐，漸漸變成不敢一視了。從樓梯上跑下來的孩子，是叫媽咪，從門外走來的孩子叫起祖母來了。而逐漸，孩子的語聲也消失了。

這是最幸福的人的一生，然而我卻從她每條蒼老的笑紋裏看出人類整個的歷史，地球上整個的故事來。

這個故事只能告訴我們無邊的寂寞。人們似乎贏得了一切，又似乎又一無所有。草叢間的幼蟲不斷的湧到，廢墟上的花朵不斷的浮現，樓上孩子的哭聲，一個跟著一個的到來，然而征不服這永世的寂寞。

人生中，即使是最得意的人們，有過英雄的此時，有過成功的殊榮，有過酒的醇香，有過色的甘美，而全像瞬時的燭光，搖曳在子夜的西風中，最終埋沒在無垠的黑暗裏。

一位哲人說的好，人類的聲音是死板的鈴聲，而人間的面孔是畫廊的肖像。每一個人，無例外的，在鈴聲中飄來，又在畫廊中飄去。

我看不出有誰比這位老太太再幸福，但我也看不出還有誰比這位老太太再寂寞。

同樣的故事，同樣的戲臺，同樣的演員，同樣的觀眾，人類的滑稽戲在不憚其煩的一演再演。且聽：

「你永遠愛我嗎？」男的問。
「永遠。」女的答。

但請問甚麼叫永遠？

不僅戲中充滿了這些不具意義的句子，而且有些不知所云的句子，用黑字印在白紙上。

　　東方的紙上說：古有三不朽。
　　西方的紙上說：不朽的傑作。

但請問，什麼是不朽？

　　永遠不朽的，只有風聲、水聲，與無涯的寂寞而已。

「你不要著了涼。」老太太又敲我門了。
「謝謝你，我還沒有睡，今夜我想多看些書。」

　　我翻開吳爾夫的《無家可回》，翻書頁的聲音，在這樣靜夜，清脆得像一顆石子投入湖中。


——民國四十六年十月一日於曼城

http://www.cognitiohk.edu.hk/newlit/Cur ... ZhiFan.htm

终于买到 汪晖 写的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太高兴了！

很感谢杨伟添讲师的夫人黄冰心讲师在学林帮小周找到这本书！
小周也要谢谢光宏，没有他的介绍，小周不知道有这本好书！
不过小周买的版本，其封面与光宏那本有些不同哦！




http://www.faqing.org/forum/viewtopic.p ... &start=150 （164楼）

http://www.faqing.org/forum/viewtopic.p ... &start=165 （168楼）

感动……

从来没想过会收到这么有意思的生日礼物，厚厚的一本英文歌簿和CD，这是阿灿从北京带给小周的惊喜！拆开信封的那一刻真的开心得跳起来！
阿灿，谢谢您！
这些经典英文歌让小周仿佛走入时光隧道，往日的流金岁月、美好时光、美丽回忆，在尘埃中若隐若现，随风扬起……


《让人怀念的英文歌曲》






整本歌簿都是经典英文歌曲，且附有中英文歌词对照，真是太难得了！


《随风飘摇—Blowing In The Wind》



《阳光洒在我肩膀—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教华文可以唱英文歌么？有何不可？有些英文歌词美如诗，翻译成中文，也是一首首美丽的诗篇啊！

http://www.faqing.org/forum/viewtopic.p ... &start=240

今天是5月4日，五四运动已进入90周年了……


五四简介
http://54.china1840-1949.net.cn/wsjj.html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 “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 “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 “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 “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转而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学生冲入曹宅，曹汝霖急忙躲藏起来，正在该处的章宗祥受到学生痛打，曹宅也被焚烧，军警当场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北京学生实行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城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也展开了爱国活动。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北京政府被迫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但又下达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分组出发到街头演讲；6月4日出动更多的学生进行宣传活动，两天内竟有近千学生遭到逮捕，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人民首先起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大力声援北京学生。特别是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发动了有六七万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南京、天津、杭州、济南、武汉、九江、芜湖等地工人，也都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北京政府为之震惊，不得不于6月6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10日宣布 “批准”曹、章、陆三人 “辞职”。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胜利地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 “民主”和 “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 “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准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如何看五四运动 五四精神
http://www.educhn.net/news/news_cn/20090428/184033.htm

主持人：危兆盖（本报记者）
特邀嘉宾：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高力克（浙江大学教授）
张宝明（洛阳师范学院教授


记者：自五四运动发生以后，人们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就有着不同的解读，各位认为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

郑大华 ：人们对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五四运动，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而引发的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后来以上海“六三”运动为代表的全国人民的爱国斗争；广义的五四运动，除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外，还包括此前兴起、此后得到发展的新文化运动，人们一般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而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为其结束的年代（也有学者主张以1923年为结束年代）。我们今天通常讲的五四运动，根据不同的语境，两种提法都是可以的。


就广义的五四运动而言，我认为其精神主要有三点：一是爱国主义。北京学生之所以要游行示威，就是因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英、美、法所主导的巴黎和会没有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还给中国，而是交给了日本，使中国的主权受到极大的侵害。所以，爱国学生呼喊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其游行示威的直接目的是要阻止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协定上签字。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背景，是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换言之，挽救民族危亡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之一。二是思想解放。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我非常赞同郑师渠教授提出的观点，即“五四”的思想解放包括两种解放：“对传统求解放”和“对西方求解放”。“对传统求解放”，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批判和重新估定其一切价值。“对西方求解放”，主要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国人一方面要求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另一方面不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唯一选择，而主张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民主与科学。1915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国人疾呼：“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生动地将民主与科学称之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明确表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尤须指出的是，“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不仅指的是民主制度，而且还包括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五四”所倡导的科学，除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外，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五四”对民主与科学的倡导，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变革。正是从“五四”起，民主与科学开始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


高力克 ：由于五四运动有广狭二义，人们对五四精神也就难免有不同的解释，这应视为正常现象。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发表署名“毅”的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文中首次将5月4日北京爱国学潮称为“五四运动”，赞誉其为中国学生的创举、中国教育界的创举和中国国民的创举，并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最看重五四运动之“直接行动”的精神，并将其视为平民运动的第一步。新文化领袖陈独秀则将五四运动视为“国民运动之嚆矢”，他亦强调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其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以上观点，都将五四精神归为一种公民参与政治的直接行动精神和牺牲精神。就广义的“五四运动”而言，“五四精神”则以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价值为精神内核。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高揭之“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阐扬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无疑是“五四精神”之最核心的内涵。“民主”和“科学”为新文化运动追求的两大现代性目标，“评判的态度”则表征着新文化运动之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批判精神。“五四”是一个伟大的启蒙时代，“五四精神”最深刻之内核是思想解放的精神。陈独秀主张：“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这是一种彻底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张宝明 ：“五四”和“五四精神”是两个既相辅相成又自成一体的概念。就前者而言，它是一个囊括了整个五四精神之来龙去脉的一个思想体系。比如它既包括自《新青年》创刊伊始的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也包括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一系列新潮行为和运动；它既包括“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自身的言论行为，也包括由《新青年》杂志激活起来的保守主义等的思想和观念；它有西方资源，也有东方资源；既有“导师”一辈的先驱，也有后生一代的崛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五四、五四运动、五四精神的总结和概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就可以理解了。进一步说，“五四”和“五四运动”也不是一个概念，如上所说，“五四”是一个系统工程，外延和内涵都可以见仁见智，但“五四运动”一般指的是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导师和学生共驱的“直接行动”。如果我们把五四系统工程粗略划分为两个时段，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前一阶段是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启蒙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后一阶段则是以爱国、进步之救亡为主题的社会运动。五四运动高潮之后，主导者陈独秀就发表文章声明“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区别，还专门连续撰写《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和《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对当时各界的误解以及误会予以澄清。现在看来，陈独秀的观点并不过时。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是注重“创造的精神”的运动；五四运动的精神则是“直接的行动”和“牺牲的精神”两个要素。不难看出，当时的策划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要求“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也达到了目的。从注重人文思潮到关注社会革命，“五四”所有的一切正是在这一条被先驱设计好的线路上进行的。

“五四”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

记者 ：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精神遗产？有人说“五四”后期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你们是怎样看的？

高力克 ：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第一个高峰。晚清以降，在西力东侵导致中国深刻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问题的本质是文化冲突与文化再调整，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中国文化重建的方向。“五四”的精神遗产，不仅仅是“民主”和“科学”，它还包括一组体现启蒙运动成果的现代价值，如“自由”、“人权”、“法治”、“个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就将“人权”和“科学”并列为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五四”的另一重大精神遗产，是“评判的态度”，即反思传统的批判精神，它表征着一种伟大的思想解放的精神。普列汉诺夫将法国启蒙哲学归为“解放哲学”，“五四”启蒙思想亦为一种“解放哲学”。同时，“五四精神”的丰富性还在于，它并不仅限于启蒙思想，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对立面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杜亚泉、梁漱溟和《学衡》派等对传统的阐扬和对现代性的反思，亦不乏深邃的思想智慧。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颉颃激荡，构成了“以现代化批判传统，以传统批判现代化”的文化对话。


“救亡压倒启蒙”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诠释“五四”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五四”风潮以后，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逐渐压倒了追求新文化的启蒙运动。此说与胡适晚年的“政治干扰文化”论一脉相承，胡认为五四运动的政治干扰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中断。应该说，“救亡压倒启蒙”说看到的只是历史的一个表面现象，并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观点。他们的“救亡”概念含混地包括民族救亡运动和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完全不同的政治运动。而且这种政治与文化关系的外在解释，忽略了启蒙的内在矛盾和自我瓦解。在中国现代化史上，救亡与启蒙难解难分。自严复始，中国的启蒙即源于救亡，救亡是中国启蒙的深层动因。与法国启蒙运动相比，中国启蒙运动毋宁说是一种落后民族寻求富强之道的“救亡型启蒙”。因而，以“救亡”与“启蒙”对举，本身就有一个历史语境错置的问题，似乎中国有一个欧洲式的纯粹的“启蒙”。“五四”以后，新思潮经历了一个从思想启蒙到“直接行动”、从“价值重估”到“社会改造”的转变，由此革命运动代新文化运动而兴。这种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消长，是“启蒙转化革命”，它本身亦为启蒙逻辑演化的结果。胡适晚年的学术秘书唐德刚就反对胡适的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之说，他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政治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为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阶段。


郑大华 ：救亡和启蒙不仅是“五四”时期的历史主题，也是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主题。因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一部中国近代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过程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之过程的历史。如果说反帝是为了救亡的话，那么反封就必须进行启蒙。反帝和反封，亦即救亡和启蒙，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两个重要的组成方面，始终相伴而行，缺一不可，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压倒谁或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相互推动、彼此促进的关系。以五四运动而言，如前所述，挽救民族危亡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目的。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青年们的思想获得极大的解放。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出现了许多宣传和研究新思潮的社团和刊物（如新潮社和《新潮》杂志）。这些社团和刊物的负责人和成员后来大多成了五四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由此可见，没有新文化运动，便不可能有“五四”和“六三”那样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的发生。而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正是以五四爱国运动为契机，新文化运动开始从北京等少数几个中心城市逐渐发展到全国。以白话报刊为例，五四爱国运动前，全国的白话报刊屈指可数；五四爱国运动以后，全国的白话报刊猛增到400多家。


说“五四”后期救亡压倒了启蒙，主要是说“五四”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及发展，淡化甚至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前期对西方民主、自由的宣传。这种观点，我是不赞成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我们不能说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是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就不是新文化运动。所谓新文化，是相对于中国的旧文化而言的，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属于新文化的范畴。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没有压倒或中断五四前期的启蒙，因为马克思主义也反对封建主义，实际上五四时期激烈批判封建主义的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也主张民主和自由，不过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人民民主和阶级解放、民族自由。从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到阶级解放、民族自由，这是启蒙的深化和提高。第三，中国需要民主和自由，但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中国要实现民主和自由就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而只能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路。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启蒙的中断，而是以一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形式进行的启蒙。实际上，对于广大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来说，他们不是从胡适等人那里知道民主、自由的，而是在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如抗战时期边区的民主改革）知道民主、自由的，并学会了如何行使民主的权利。

如何看待“五四”的历史局限性

记者 ：目前学界在“五四”研究上还存在着不少争论，如“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是否全盘西化等问题。你们怎么看？对“五四”的历史局限性，你们又是怎样看的？

张宝明 ：自从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三天起，就开始有人对此作研究和总结。如同“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一样，90年来学术界关于“五四”思想谱系的论说也可以说是新论迭出，纷至沓来。譬如“五四”是不是全盘反传统、是不是全盘西化，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学术命题。而且，它并不因为论争已久、论争深入而显得无足轻重。实际上，“五四”反传统、西化的全盘性命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问题给予全方位的透视或说一并解决。试想，既然是全盘性，那就有非此即彼的嫌疑。质而言之，如果把传统全盘反了，那还不是要将西方的东西整体位移过来填补这个“真空”？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不必争论，甚至是不辩自明的问题。有哪一个民族会在自己的废墟上再造一个文明呢？


高力克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林毓生、余英时关于“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批评传至中国大陆，引发了思想界关于现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反思和讨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由此成为“国”学而垂两千年。因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学批判是中国文化之典范转换的必要步骤。“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兴起，其远因是儒学作为“国”学的整全性价值系统，以及中西文化冲突之剧烈；其近因则为民初帝制运动与孔教运动合流之刺激。民国时期思想史家郭湛波赞誉陈独秀是中国近50年思想史上第一个大思想家，其最大贡献，是对笼罩中国思想两千年的孔子思想之破坏。但另一方面，“五四”激进知识分子亦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偏颇，如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极化思维、轻率蔑弃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进步主义之迷思和革命崇拜。儒学不能化约为“三纲”和礼教，其仁学、忠恕之道、“五常”等蕴涵着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甚至全盘否定儒学价值的五四激进知识分子亦不批评这些道德传统。“五四”启蒙思想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唯新是尊的进步主义和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诚如张灏所言，“五四”知识分子对“民主”和“科学”的乌托邦期待，使“德先生”和“赛先生”变成了“德菩萨”和“赛菩萨”。“五四”式的全民主义和唯科学主义观点，已蕴涵着“民主”和“科学”异化的内在因子。全民主义是一种激进的高调民主观，其人民自治的绝对民主理想，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乌托邦倾向。唯科学主义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科学的人生观”，尊科学为笼罩一切的绝对真理，亦违背了怀疑、试错、多元的科学精神。


郑大华 ：我是不赞成“五四”是“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观点的。因为就现有资料来看，“五四”反对的主要是儒学，特别是它的核心礼教。就是那些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的学者，也主要是从“五四”激烈地反儒学、反孔教来立论的。我们且不说“五四”反儒学、反礼教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和历史根源，有它历史的合理性，就其反儒学、反礼教的内容来看，“五四”反对的主要是儒学的现实价值，而非历史价值，对于后者，他们还是承认的。胡适自己就说过：“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敬的。”假如我们不囿于儒家中心主义的成见，不把儒学看成是唯一传统，更不把儒学之礼教与儒学、与传统等同起来，而是承认传统只是历史的沿袭，是我们先辈们所创造、吸取并发展至今的一切文化形式，那么显而易见，“五四”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也没有主张“全盘西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四”没有其局限性。我认为，“五四”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没有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对传统文化之糟粕的揭露和批判有余，而对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发掘和弘扬不足，往往把封建时代的文化错当成了封建文化而加以批判，甚至说了不少过头话（如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就像毛泽东批评的那样，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第二，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没有处理好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误把西化当成了现代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西化的道路，用陈独秀的话说：中国“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第三，在对等中西文化的关系上，对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缺乏全面的认识，只重视中西文化的时代落差，而很少领会中西文化的民族特征，往往以时代性的比较取代了民族性的分析。由于在时代性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比西方近代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因此其比较的结果是中国文化百不如人。第四，由于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的原因，“五四”人大多具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情绪，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以为只要输入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前期），或引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期），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而缺乏长期启蒙的思想准备，缺乏对有关问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认真研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往往持一种教条主义的理解，这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承认“五四”有它的局限性，但不能以此而否定它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比较，“五四”的历史意义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评价“五四”应持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