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绅录（上）
程千帆述 蒋寅记
闲堂师夙健谈，思维敏捷，出语风趣，学生环坐，如沐春风。每待先生讲论谈笑，总有如珠妙语深印脑海，归去不免笔于日记，一如子张退而“书诸绅”的意思。兹从日记中辑出若干，以记录时间先后排列，以飨海内外未得亲承音旨的好学之士。
门人蒋寅、巩本栋、张伯伟1999年4月2日记。
1985年3月2日
你们跟我读书，我对你们的要求有个八字纲领：“敬业，乐群，勤奋，谦虚。”
关于“敬业”。要明确弘扬祖国文化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有动力，有观念，有行动，认真对待学习与工作。
要有自制自励的能力，不放松自己，体会古人说的“慎独”的意思。
一切从基本操作开始，书写与叙述要求规范化，养成严肃的工作态度。
作业引用材料要可靠，要根据第一出处，要注明卷数、版本、出处。有异文要说明。力求对字句理解准确，是成说还是私见，要分清楚。
关于“乐群”。师生、同学间要互相帮助。道德品质上互相规劝，学习上互相帮助、支持，决不可互相妒忌和搞小动作。
同学之间应该多交流。不要把材料当成学问，而摘材料保密。这说明心肠狭窄。学者应该大度和开阔，不畏人批评。妒忌别人则塞其受益之路。
关于“勤奋”。要抓紧时间，多读点书。但也要掌握节奏，善于生活，兴趣广泛一些。布置一些课程，有具体要求。但自己要多接触外国文学及现代文学。
注意学与思的关系。学再多，不思也不成为系统的科学知识。学是积累，思是消化。
对博与专的问题一直有争论，可以各存己见。但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掌握。
关于“谦虚”。青年人总是有点骄傲的，这是自信的表现。但要掌握分寸。如果一点也不表现自己，那是学术的“乡愿”。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发现错误一定要改。谦虚不难在一张白纸，难在小有成就时。我年轻时走了一段狂妄的路，是五六十年悟出来的经验。
1985年3月28日
学的东西广，将来不知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前辈基础扎实，刘弘度 (永济) 先生一生对《庄子》下过很深功夫，但不写东西，只是诗词中时时表现出庄意。我曾经问过他，他说：“你以为读了书一定要让人知道吗?”这话说得多好啊!
（问《戴叔伦诗集校注》可否交出版）目前学习紧张，可以不忙出版，等放些时日补充成熟。前辈为学不轻示人，必待养成。
（我说写文章常觉不能把握论题）做学问须有悠游涵润之功，要在脑子里玩味思索。日前有个老同窗编《金陵诗词选》求序，我应下，构思再三不满意。先从六朝繁华说来，过一两天，早晨忽有新意，于是静坐凝神半晌，觉文思条畅才动笔，从交游说起，论及两人关系，这样就比较亲切。
（呈译著《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题“程先生雅正，学生蒋寅敬赠”）做老师便什么都要教，有关行款、方式我也应该告诉你。像这样的关系应称“千帆先生”，或者“千帆吾师”，“雅正”是同辈之间的客气说法，前后辈应用“教正”或“诲正”。当然，我不是怪你。怎么写都可以，只是一些老传统不可不知。
1985年4月11日
读书和研究最好几个题目并行，这可以互相启示，互相贯通。我一般是这样。拼命突击一部书，当时虽然很明白，但不久就会忘掉。你现在读《诗经》，可以和《楚辞》《文心雕龙》一起参渎，《文心雕龙·辨骚篇》便有对屈原的评价，可以帮助你了解古人的观点。
博士论文要有开拓性，或者在别人零碎不成熟的研究上建立体系性的成绩。不管是五十万字也好，十万字也好，总要有个体系。(张宏生说太早定题目容易撞车)撞车当然不好，但如果你估计大家水平差不多，那就不要紧，可以比一比。“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是破汽车怕撞，要是坦克车还怕撞吗?(笑)当然，如果别人已做出相当的成绩，估计不可能超过，或不可能有大突破，那就罢了。莫砺锋本来要作《朱熹研究》，后来听说钱穆写了一本朱子学案，就将题目改了，撞钱穆是撞不过的。
我从刘先生二十多年，得他教益最深。刘先生最精《楚辞》，《屈赋通笺》可备一本。出语极精，深有意味。《唐人绝句精华》也好，只短短一二句评语，却讲得极好。俞平伯《词选》也是，所谓“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注》部头超过刘著一倍，征引极博，但阐发不及刘精深。
博士论文不宜搞一个作家研究，应取一个诗派或一段文学史最好，因为这可锻炼和表现出综合概括能力。莫硕锋做了江西派，江湖派、韩孟元白或大历都可以作文章。你若做韩，我告诉你一句话，
韩愈是要将不是诗的东西硬做成诗，而且要人承认它是诗。这是我几十年得到的结论。
（张宏生打算博士论文做僧诗）僧诗无甚高处，而且一般僧人于释理也不深，诗中典故却有些。《藏经》很好找，但读到熟悉要花不少时间，这样太不值得。明确自己的文学研究中心，就应注意文学方面的内容。
作为文学研究者，对哲学史、思想史是必须了解的，比如曹虹
要搞六朝文学，必须熟悉三玄，把这搞通后可以从哲学和文学的关系作深刻研究。
（张宏生的读书报告准备比较《诗经》和汉乐府的爱情民歌）还可以下推到南朝民歌，其商业特点和市民习气同早期民歌不同。还要注意地域问题，可看《汉书·地理志》《礼乐志》等，注意论地理、人情的部分。《风》为北方诗，汉乐府也有北风，南朝乐府是长江上游，有地域色彩，这似乎还无人注意到。
1985年4月19日
（汇报论《诗经》忧患意识的报告）忧患意识在《诗经》许多诗篇里表现出来，但具体作品产生于何时，是忧的什么，要落实。这就要注意作品的写作年代。古代文学这点很要紧，非要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去解释。解决问题与下结论要设几个驳难，怎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985年4月25日
（博士论文想作“闺怨诗研究”）这个题目太小，而且难有开创性，不易见水平。
辑佚很有意思，我想招一个古典文献方面的博士生，就做《清代辑佚书考》。曾有郭恭伯专门研究大书，作《四库考》《大典考》《宋四大书考》。（问辑自《大典》者可否信其完壁）不可，这要看馆臣主学官的学力、态度。而且辑佚容易出错，古人修书，同书称“同前”、“同上”，一旦漏刻书名，则二书混一。陈寅恪著作引书从不用这类字，宁愿繁复抄写，就为不致出错。甚至阿拉伯数字也不写，必用汉字大写。（抽陈书举例）随便翻一下都是。
1985年5月9日
（张伯伟论庚信《枯树赋》到王渔洋《秋柳》）这个题目有意思。中国文学的继承性很强，一个故事一个意象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自觉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模仿，可以再找些例子，包括戏曲、词、小说最好。这样证成其说，文章显得丰满，也显出它不是凭空而出，而是有着历史的沿袭。
文章要尽量写得精，只拣最需要、不可不说的话说。一般的话简而精说，可说可不说的话尽量不说。呵，三个层次。
（谈到新方法）刘再复、林兴宅两位思想很新，肯探索。而且决不是哗众取宠，是严肃的。文学所以刘为所长，也显出新生力量的活力。但他们的文章，总有点与具体文学现象不合。当然有些地方我不懂，对中国文学我还算较熟悉，看他们的理论总不能和文学现象印合。
我也在探索，寻求新方法新路子，我也不喜欢把眼光局限于某一处。即使写很小的问题，我也喜欢站在高点看它，从中阐述些大问题。比如《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虽然是讲一首诗，实际是说杜甫是怎样觉醒的。杜甫的现实主义的转变，是他自己的自我发现，猛醒到社会。
我自觉才弱，也无能力写很大问题的文章。要我写那种很抽象空洞的文章，我是不敢。我愿从具体问题人手，上升到一定高度，历史主义是不可少的。（我说目前新思潮是逻辑主义倾向）逻辑主义是需要的，光考据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上古，文献太少。顾颉刚先生曾考老子——当时曾有考老子之风，但他对我说，材料太少了，没办法。是啊，这几条材料，你这么组合就是这一观点，他那么组合又是一种说法。现在根据老子的思想倾向，认为是战国人，实际是思想史问题。这就是逻辑方法，但逻辑方法也不能抛开历史，否则就成了唯心主义。不管当前是怎样的倾向，要宽容一些，允许大家探索。
学者心胸应该广阔，要善于把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过来，发挥作用，“偏见比无知更有害”。
（曹虹说有人主张《诗经》成于一人之手）读古书耍有历史知识，有时常识的判断是最准的。《诗经》不说内容涉及几百年，就是风格也决不同：周颂最古奥，其次大雅，小雅和风很接近，但二南和秦又不同。《汉书·地理志》《礼乐志》说音乐与地域的关系是清楚的；《左传》季札观乐，指出音乐也各国各异，说成于一人之手是很难说服人的。当然，他有他的推证，就像顾领刚说禹是一条虫，若说禹是某以虫为图腾的部族尚可，说是虫就未免荒谬了。上古文献少，须加以分析。陈寅恪是很幽默的，韩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他说寅恪平生不敢读三代两汉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