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江》中的“兮”字
《楚辞》的代表作家是屈原，辞体则是屈原的一大创作。辞体在语言上吸收大量楚地民间口语与方言，其句法参差灵活，较多地使用六言，也有四言、五言、七言不等。《楚辞》的艺术成就极高，在语言上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大量地灵活地运用语气词“兮”，如《离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阴又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止则兮，字余曰灵均。”这是屈原继承了楚地民间文化传统民歌影响发展而成的。 “兮”约相等于现今的“啊”及“呀”，用于协调音节、增强节奏、代替虚词起语法作用等。
《涉江》是《九章》的第二篇，是屈原晚年的一部作品。延续辞体一贯的特色，《涉江》仅短短361字，就运用了34个“兮”字！诗中“兮”字句型，既整齐匀称，又参差错落，极富有韵味，有助于诗人表达思想感情。《涉江》中的每一句都用了“兮”字，这大大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感及抒情感，使诗人的感情得到充分的表露。例如：“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以白话文改写之：可叹南夷不理解我啊，一早我就渡过江、湘。一个“兮”字就把诗人的哀伤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如果把“兮”字去掉，诗人的悲叹肯定逊色许多的。
《涉江》中“兮”字位置有三种。第一种在句中，如“ 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这个“兮”字起情感的缓冲作用。第二种在上一句话的末尾。如，“世溷浊而莫余知兮”中的“兮”字表示语意未尽，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一句的是“吾方高驰而不顾。”白话文改之：举世污浊而不理解我啊，我却高视阔步而不管。诵读此类句式时声音可适当延长。第三种在一个完整的意思之后。如：“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意思是：怀抱忠信然而惆怅失意，我还是飘然远行吧！这些“兮”字可以根据整句意思来调整它的读法，有的表悲，有的表恨。
《楚辞》流芳千古，出色的不但是其思想内容具有很高的价值，同时也确立了一种新诗体的产生——辞体。此外，辞体的确立与“兮”的灵活使用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些灵活的句式与委婉轻灵的楚声相结合，很适合于各种不同情绪的表达，并且使《楚辞》具有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 这也是《楚辞》何以在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原因啊！
参考资料：
赵义山、李修生，《中国分体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刘利华，《小议《楚辞》中"兮"的用法 》， 期刊 考试周刊（ 2007年 第15期）
周啸天《涉江》
刘让言，《屈原楚辞注》，新疆人民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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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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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塞》的“秦时明月汉时关”
盛唐时期，边塞诗达到更成熟的境界，出现了很多著名诗人如王维、李白、杜甫、高适、王昌龄等都有很高的成就。王昌龄的《边塞》更是一篇出名的边塞诗。王世贞《艺苑巵言》有这一句话：“七言绝句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
这首诗，《出塞》两首， 其一是乐府古题，《横吹曲》。我们来探讨这首诗的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这一句主要表现的意象是“明月照关”。其实，这种意象在王昌龄前已不是陌生了。《乐府解题》说：“关山月，伤离别也。”无论征人思家，思妇怀远，往往都离不了这“关”和“月”两个字。例子：“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徐陵《关山月》、“关山夜月明，秋色照孤城”王褒《关山月》、“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卢思道《从军行》、“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王维《陇头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曰：“‘秦时明月’在少伯自为常调，用修以诸家不选，故《唐绝增奇》首录之。所谓前人遗珠，
兹则掇拾。于鳞不察而和之，非定论也。“这也显示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平凡。
但，“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句并没有单停留在意境的描写。从字面和语法看来，多人会认为这句指的就是“秦的明月，汉的关”。根据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十六所云：“以月属秦，以关属汉者，非月始于秦，关起于汉也，意谓月之临关，秦汉一辙，征人之出，俱无还期，故交互其文，而为可解不可解之语。”“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句特别的是关键词“明月”与“关”。月和关增加了“秦”、“汉”两个时间性的限定词，浓缩整个历史时段，表明了战争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这句就是说从秦、汉时明月一直照着这战争不息的关塞。秦与汉，明月和关，是互文错举，并不是专指。沈德潜《说诗睟语》曰：“防边筑城起于秦汉，明月属秦关属汉，
诗中互文。”
至于“秦”、“汉”这两个字眼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其实，有不少的边塞诗也写关于秦汉。如李白《战城南》“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和王维的《使至塞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些都是唐代的边塞诗，但为何偏要用“秦汉”呢？由于“安史之乱”期间不是统一的时候。秦汉统一的时候，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诗人用象征手法，用秦汉统一作为时空和背景。让读者感受到，从秦汉时就修筑长城，建设关口，一直到今，明月未变，关城仍在，可战争却仍然不息。
当然，这里之谈的只是诗的第一句，诗里还有更多可以探讨的地方。整首诗虽然是套用前人边塞诗所做，但王昌龄出色的就是如何巧妙地把词语组织和整理起来，构成一首压卷的精品。
参考资料：
1.《唐诗小集 . 王昌龄诗注》 李云逸 注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4年9月第一版
2.《王昌龄诗集》 黄明校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9 月第一版
3.《历代边塞诗赏析》 孔凡信 编 明天出版社 济南 1988
4. 《王昌龄的〈出塞〉是怎样写出来的？》 王立增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6
盛唐时期，边塞诗达到更成熟的境界，出现了很多著名诗人如王维、李白、杜甫、高适、王昌龄等都有很高的成就。王昌龄的《边塞》更是一篇出名的边塞诗。王世贞《艺苑巵言》有这一句话：“七言绝句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
这首诗，《出塞》两首， 其一是乐府古题，《横吹曲》。我们来探讨这首诗的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这一句主要表现的意象是“明月照关”。其实，这种意象在王昌龄前已不是陌生了。《乐府解题》说：“关山月，伤离别也。”无论征人思家，思妇怀远，往往都离不了这“关”和“月”两个字。例子：“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徐陵《关山月》、“关山夜月明，秋色照孤城”王褒《关山月》、“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卢思道《从军行》、“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王维《陇头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曰：“‘秦时明月’在少伯自为常调，用修以诸家不选，故《唐绝增奇》首录之。所谓前人遗珠，
兹则掇拾。于鳞不察而和之，非定论也。“这也显示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平凡。
但，“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句并没有单停留在意境的描写。从字面和语法看来，多人会认为这句指的就是“秦的明月，汉的关”。根据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十六所云：“以月属秦，以关属汉者，非月始于秦，关起于汉也，意谓月之临关，秦汉一辙，征人之出，俱无还期，故交互其文，而为可解不可解之语。”“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句特别的是关键词“明月”与“关”。月和关增加了“秦”、“汉”两个时间性的限定词，浓缩整个历史时段，表明了战争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这句就是说从秦、汉时明月一直照着这战争不息的关塞。秦与汉，明月和关，是互文错举，并不是专指。沈德潜《说诗睟语》曰：“防边筑城起于秦汉，明月属秦关属汉，
诗中互文。”
至于“秦”、“汉”这两个字眼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其实，有不少的边塞诗也写关于秦汉。如李白《战城南》“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和王维的《使至塞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些都是唐代的边塞诗，但为何偏要用“秦汉”呢？由于“安史之乱”期间不是统一的时候。秦汉统一的时候，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诗人用象征手法，用秦汉统一作为时空和背景。让读者感受到，从秦汉时就修筑长城，建设关口，一直到今，明月未变，关城仍在，可战争却仍然不息。
当然，这里之谈的只是诗的第一句，诗里还有更多可以探讨的地方。整首诗虽然是套用前人边塞诗所做，但王昌龄出色的就是如何巧妙地把词语组织和整理起来，构成一首压卷的精品。
参考资料：
1.《唐诗小集 . 王昌龄诗注》 李云逸 注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4年9月第一版
2.《王昌龄诗集》 黄明校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9 月第一版
3.《历代边塞诗赏析》 孔凡信 编 明天出版社 济南 1988
4. 《王昌龄的〈出塞〉是怎样写出来的？》 王立增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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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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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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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好久没发帖了。
最近太忙，迟交isl，不好意思。
我很担心下来的isl 可能也会延迟交，因为也要开始准备我的“小令”。
但，我还是会加油的。
很高兴看到朋友们越来越踊跃交isl了，欢迎宝丽和泰忠同学。
其他同学也加油吧！
实习要到了，有点怕怕！！
无论如何，
祝大家实习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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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水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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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出塞》之诗旨众说纷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怎样有理法？我们就来看一看。
诗旨一：怀念李广，感叹自己身世的作品
第一点，第三句中提到的飞将李广，正是在最后一次远征塞外迷路贻误军机而被迫自杀，“万里长征人未还”中的“人” 应该是李广。
第二点，李广在中国文化里一直以“李广难封”代表很多报国无门的能人，而偏偏王昌龄的境遇与李广多少有类似。
李广在司马迁的笔下是一位才能超群出众的英雄。他骁勇善射，智勇双全，临危不乱，指挥若定，廉洁爱士，忠于朝廷，实乃古之良将。
那么，为何会有“李广难封”之说法？
观点一：有勇无谋
史料1：（李广）尝从行，有所旻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汉文帝曾经评价：如果李广生在高祖时代，凭李广的才能，封个万户侯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汉文帝奉行的是“休养生息”的国策，李广无用武之地。
史料2：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广 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於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而出监护也。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馀骑饹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皇帝身边的一个宦官被3个匈奴人欺负了，李广听到后，没跟部下交代就带着上百人去追，半路上遇到几千匈奴人，于是使用妙计诈退敌兵。从这段我们可以看出李广处事不深思熟虑，作为长官，只为了给太监出气就擅离职守跑得不知踪影。这幸亏是没出事，倘若李广失踪期间匈奴人来犯边，群龙无首的大军如何抵抗？
观点二：武帝不识其才，非也。（世人知道的最多一个理由是，卫青、霍去病与刘彻有亲而得宠，对于李广的遭遇来说是个决定性的因素）
史料1：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於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
《史记》在刻画人物时常用对比法。书中记载：在汉武帝时期，与李广差不多同时进入都城、担任长乐宫（太后的寝宫）卫尉的程不识，因为学识水平比李广高，且善于进谏而在孝景帝时就被升迁。汉武帝继位后，李广担任未央宫（皇帝的寝宫）的卫尉，这说明汉武帝对李广非常的信任，将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交付与他。
史料2：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
因为李广在汉武帝身边，武帝才对其优、缺点一目了然。因此才会认为李广“老”，武帝也知道李广能冲锋陷阵，故而“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
观点三：不善言辞
史料1：太史公司马迁亲眼见过李广：“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口讷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身阔狭以饮。”
史料2：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 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 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 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 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
李广六十多岁时，又一次请求出征。很不幸，这一次他失去向导，迷失道路，没能按时与大将军卫青的军队会合。大将军派人对他进行审查，他一个“口讷少言”的人，怎么会为自己辩护？再说辩护又怎样？他确实没能完成 军令，等候他的只有“入狱——当斩”，最好的结局是“赎罪——贬为庶人”，他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不过那次他还没有这样老，还有机会将功补过，现在他已六十 多岁，已经没有机会了。说罢，引剑自刎而死。
观点四：心胸狭窄
史料1：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 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观点五：缺乏政治敏感性
史料一：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徙为骑郎将。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
在景帝时，李广虽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但并未得到朝廷的封赏。这是因为李广私下接受了梁王（汉景帝的弟弟）所赏赐的将军印。李广犯了一个糊涂的错误：汉朝有制度，朝廷派出的人是不能接受地方政府给的将军印。
王昌龄的境遇
王昌龄的一生是比较坎坷的。他早年家境贫寒。
• 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
•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王昌龄选博学宏词科，超绝群伦，于是改任汜水县尉。
• 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王昌龄北归，游襄阳，访著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患疽病，快痊愈了，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孟浩然由于喝酒过多而病复发，竟因此而死，在这时期，王昌龄又结识了大诗人李白。与孟浩然、李白这样当时第一流的诗人相见，对王昌龄来说，自是一大乐事，可惜与孟浩然一见，竟成永诀，与李白相见，又都在贬途。当时李白正流放夜郎。
•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冬，王昌龄离京赴江宁丞任，此时已与名诗人岑参相识，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交游。
• 数年后贬为龙标县尉，李白有诗遥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 《詹才子传》说他“晚途不谨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
《河岳英灵集》说他“再历遐荒”。
《旧唐书》本传也说他“ 不护细行，屡见贬斥”，被贬为龙标尉。
• 后来连龙标尉也没能保住，离任而去，迂回至亳州，竟为刺史闾丘晓所杀。
• 《唐才子传》载：王昌龄“以刀火之际归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忌而杀。后张镐按军河南，晓衍期，将戮之，辞以亲老，乞恕，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晓大渐沮。”一向同情诗人的张镐终替王昌龄报了仇。
诗旨二：对朝廷用人不当的不满情绪，进而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
这么理解看似有理，但不符合实际。因为那个时候大唐国势强盛，君王开明，诗人在诗歌里只是表现最好的愿望，而非对朝廷不满。再加上在盛唐边塞诗里，诗人们抒发的是高昂的盛唐精神。南宋严羽所言: “唐人好诗, 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 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
诗旨三：表达了边塞将士的希望，体现中华民族关于战争的道德追求
我们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不鼓吹战争，要进行战争的话，一般都是为了自卫。我们只要能镇住敌人，就不愿打仗。所谓的道德追求就是不管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我们只求保家卫国，而决不去主动进攻别人。
参考资料
1） 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
2） 莫砺锋《莫砺锋说唐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九月）
3） 此文刊于《太原道》
《王昌龄》，马斗全
http://www.tydao.com/sxren/wenhua/wangchanglin.htm
诗旨一：怀念李广，感叹自己身世的作品
第一点，第三句中提到的飞将李广，正是在最后一次远征塞外迷路贻误军机而被迫自杀，“万里长征人未还”中的“人” 应该是李广。
第二点，李广在中国文化里一直以“李广难封”代表很多报国无门的能人，而偏偏王昌龄的境遇与李广多少有类似。
李广在司马迁的笔下是一位才能超群出众的英雄。他骁勇善射，智勇双全，临危不乱，指挥若定，廉洁爱士，忠于朝廷，实乃古之良将。
那么，为何会有“李广难封”之说法？
观点一：有勇无谋
史料1：（李广）尝从行，有所旻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汉文帝曾经评价：如果李广生在高祖时代，凭李广的才能，封个万户侯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汉文帝奉行的是“休养生息”的国策，李广无用武之地。
史料2：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广 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於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而出监护也。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馀骑饹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皇帝身边的一个宦官被3个匈奴人欺负了，李广听到后，没跟部下交代就带着上百人去追，半路上遇到几千匈奴人，于是使用妙计诈退敌兵。从这段我们可以看出李广处事不深思熟虑，作为长官，只为了给太监出气就擅离职守跑得不知踪影。这幸亏是没出事，倘若李广失踪期间匈奴人来犯边，群龙无首的大军如何抵抗？
观点二：武帝不识其才，非也。（世人知道的最多一个理由是，卫青、霍去病与刘彻有亲而得宠，对于李广的遭遇来说是个决定性的因素）
史料1：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於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
《史记》在刻画人物时常用对比法。书中记载：在汉武帝时期，与李广差不多同时进入都城、担任长乐宫（太后的寝宫）卫尉的程不识，因为学识水平比李广高，且善于进谏而在孝景帝时就被升迁。汉武帝继位后，李广担任未央宫（皇帝的寝宫）的卫尉，这说明汉武帝对李广非常的信任，将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交付与他。
史料2：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
因为李广在汉武帝身边，武帝才对其优、缺点一目了然。因此才会认为李广“老”，武帝也知道李广能冲锋陷阵，故而“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
观点三：不善言辞
史料1：太史公司马迁亲眼见过李广：“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口讷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身阔狭以饮。”
史料2：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 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 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 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 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
李广六十多岁时，又一次请求出征。很不幸，这一次他失去向导，迷失道路，没能按时与大将军卫青的军队会合。大将军派人对他进行审查，他一个“口讷少言”的人，怎么会为自己辩护？再说辩护又怎样？他确实没能完成 军令，等候他的只有“入狱——当斩”，最好的结局是“赎罪——贬为庶人”，他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不过那次他还没有这样老，还有机会将功补过，现在他已六十 多岁，已经没有机会了。说罢，引剑自刎而死。
观点四：心胸狭窄
史料1：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 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观点五：缺乏政治敏感性
史料一：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徙为骑郎将。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
在景帝时，李广虽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但并未得到朝廷的封赏。这是因为李广私下接受了梁王（汉景帝的弟弟）所赏赐的将军印。李广犯了一个糊涂的错误：汉朝有制度，朝廷派出的人是不能接受地方政府给的将军印。
王昌龄的境遇
王昌龄的一生是比较坎坷的。他早年家境贫寒。
• 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
•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王昌龄选博学宏词科，超绝群伦，于是改任汜水县尉。
• 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王昌龄北归，游襄阳，访著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患疽病，快痊愈了，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孟浩然由于喝酒过多而病复发，竟因此而死，在这时期，王昌龄又结识了大诗人李白。与孟浩然、李白这样当时第一流的诗人相见，对王昌龄来说，自是一大乐事，可惜与孟浩然一见，竟成永诀，与李白相见，又都在贬途。当时李白正流放夜郎。
•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冬，王昌龄离京赴江宁丞任，此时已与名诗人岑参相识，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交游。
• 数年后贬为龙标县尉，李白有诗遥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 《詹才子传》说他“晚途不谨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
《河岳英灵集》说他“再历遐荒”。
《旧唐书》本传也说他“ 不护细行，屡见贬斥”，被贬为龙标尉。
• 后来连龙标尉也没能保住，离任而去，迂回至亳州，竟为刺史闾丘晓所杀。
• 《唐才子传》载：王昌龄“以刀火之际归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忌而杀。后张镐按军河南，晓衍期，将戮之，辞以亲老，乞恕，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晓大渐沮。”一向同情诗人的张镐终替王昌龄报了仇。
诗旨二：对朝廷用人不当的不满情绪，进而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
这么理解看似有理，但不符合实际。因为那个时候大唐国势强盛，君王开明，诗人在诗歌里只是表现最好的愿望，而非对朝廷不满。再加上在盛唐边塞诗里，诗人们抒发的是高昂的盛唐精神。南宋严羽所言: “唐人好诗, 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 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
诗旨三：表达了边塞将士的希望，体现中华民族关于战争的道德追求
我们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不鼓吹战争，要进行战争的话，一般都是为了自卫。我们只要能镇住敌人，就不愿打仗。所谓的道德追求就是不管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我们只求保家卫国，而决不去主动进攻别人。
参考资料
1） 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
2） 莫砺锋《莫砺锋说唐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九月）
3） 此文刊于《太原道》
《王昌龄》，马斗全
http://www.tydao.com/sxren/wenhua/wangchangl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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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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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鸾姐姐，不要紧张啦，我连第1篇isl都还没开始动笔呢！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林秀鸾 wrote:嗨，好久没发帖了。
最近太忙，迟交isl，不好意思。
我很担心下来的isl 可能也会延迟交，因为也要开始准备我的“小令”。
但，我还是会加油的。
很高兴看到朋友们越来越踊跃交isl了，欢迎宝丽和泰忠同学。
其他同学也加油吧！
实习要到了，有点怕怕！！
无论如何，
祝大家实习顺利！
别怕，别怕，我们做isl不是因为怕而做的，怕做不出什么好东西的...
我把isl当成良心功课来看待，必须谨慎处理，不然就对不起老黄，所以到现在我都交不出1篇isl...（哈哈，借口！）
我不理会多少人交了、剩下多少人没交，就算我是最后的那一个交...别人的眼光于我如浮云，我不怕、不紧张，以平常心看待就好了...
算了，大家一定以为我在夸夸其谈的...sien...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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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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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听说能力的训练》阅读报告
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在于使学生能充分掌握听、说、读、写四项技能。这四项能力的训练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然而，一直以来听说能力的训练在语文教学中倍受忽视，也正如覃璐先生在《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听说能力的训练》所说的：“在过去的传统教学中,四种能力训练的地位并不均等。听说能力虽然在前，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建国后四十多年（指中国）的语文教学大多只抓阅读和写作。听说教学无论在理论上强调到怎样的高度，实践中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显然是传统的语文教学的一大缺陷。”
就覃璐先生的说法，这正是因为传统教学方式已在校园里根深蒂固而使听说教学受到忽视。传统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教学通常是单向交流的。学生在课堂上只需专心听教师讲课即可。学生一味吸收，极少有机会发言，这样的教学方式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难免就忽略了听说方面的训练。
覃璐先生在文中提出了一些自身的教学实践，他认为教师必须用好现行教材进行听说教学，具体做法就是把听说训练融入不同类型的课，如识字教学、作文教学、讲读课文教学等等。覃璐先生提出的方法并非单独实施听说教学，而是将听说教学与其他读写教学结合进行。我觉得这算是个一箭双雕的做法。教师给予学生发表意见、复述、提问等机会的同时也帮助学生更深入理解教材，岂不是事半功倍了吗？除此之外，在进行听说教学时都需要一些教材，例如供学生们聆听或讲述的故事、对话、演讲稿、文本、图画等等。其实，教师只要善用课本，配合学生的生活实际经验，便可为听说教学提供充足的教材。教师也无须再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于教材设计之上了。
学习不限于课堂之内，，只要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里课外都能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除了课内训练之外，覃璐先生也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以进行听说训练，具体活动有：班会课、语文知识竞赛和讲故事活动。这些活动都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从旁辅助而已。开展这些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进行听说训练，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开拓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使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
听与说是语文基本能力，它不但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同时也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而进行听说教学时，教师应着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聆听及说话习惯，小心理解别人的说话，懂得把握中心，有条理叙事说理，并做到发音准确、语气恰当、用词正确。而覃璐先生的这篇文章提醒了我们听说教学的实施除了独立进行之外，亦能够与其他读写教学相结合，相辅相成。教师的良好教学心态是十分重要的。多以学生为中心，避免教师单向教学，才能够增强学生的听说训练，培养学生优秀的听说能力。
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在于使学生能充分掌握听、说、读、写四项技能。这四项能力的训练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然而，一直以来听说能力的训练在语文教学中倍受忽视，也正如覃璐先生在《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听说能力的训练》所说的：“在过去的传统教学中,四种能力训练的地位并不均等。听说能力虽然在前，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建国后四十多年（指中国）的语文教学大多只抓阅读和写作。听说教学无论在理论上强调到怎样的高度，实践中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显然是传统的语文教学的一大缺陷。”
就覃璐先生的说法，这正是因为传统教学方式已在校园里根深蒂固而使听说教学受到忽视。传统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教学通常是单向交流的。学生在课堂上只需专心听教师讲课即可。学生一味吸收，极少有机会发言，这样的教学方式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难免就忽略了听说方面的训练。
覃璐先生在文中提出了一些自身的教学实践，他认为教师必须用好现行教材进行听说教学，具体做法就是把听说训练融入不同类型的课，如识字教学、作文教学、讲读课文教学等等。覃璐先生提出的方法并非单独实施听说教学，而是将听说教学与其他读写教学结合进行。我觉得这算是个一箭双雕的做法。教师给予学生发表意见、复述、提问等机会的同时也帮助学生更深入理解教材，岂不是事半功倍了吗？除此之外，在进行听说教学时都需要一些教材，例如供学生们聆听或讲述的故事、对话、演讲稿、文本、图画等等。其实，教师只要善用课本，配合学生的生活实际经验，便可为听说教学提供充足的教材。教师也无须再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于教材设计之上了。
学习不限于课堂之内，，只要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里课外都能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除了课内训练之外，覃璐先生也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以进行听说训练，具体活动有：班会课、语文知识竞赛和讲故事活动。这些活动都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从旁辅助而已。开展这些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进行听说训练，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开拓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使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
听与说是语文基本能力，它不但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同时也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而进行听说教学时，教师应着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聆听及说话习惯，小心理解别人的说话，懂得把握中心，有条理叙事说理，并做到发音准确、语气恰当、用词正确。而覃璐先生的这篇文章提醒了我们听说教学的实施除了独立进行之外，亦能够与其他读写教学相结合，相辅相成。教师的良好教学心态是十分重要的。多以学生为中心，避免教师单向教学，才能够增强学生的听说训练，培养学生优秀的听说能力。
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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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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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屈原在写《涉江》时的心境。
屈原曾两度遭放逐。屈原在怀王时代和襄王时代被分别放逐过一次。此说主要是依据《史记•屈原列传》：“屈平既疾之，虽流放，睠顾楚国，……”和“顷襄王怒而迁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新序•节士》云“屈原遂放于外”《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顷襄王怒而迁之”；《新序•节士》“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
游国恩在《楚辞论文集•说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中说：“屈原之放，前后凡两次：一次在怀王朝，一次在顷襄王朝。怀王时放于汉北，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汉北之放盖尝召回；江南之迁一往不返。”陆侃如在《屈原评传》中用“被疏”、“初放”、“再放”的叙述，考证屈原遭受“一疏两放”。后在其《中国诗史》中，认为屈原在怀王十三四年，“为了宪令事，怀王把屈原的左徒职免去”，此为“去职”或“被疏”；第一次被放逐是在楚怀王十六年，即公元前313年，被放逐之地是汉北。于第二年秦败楚时屈原被召回，并使于齐；第二次放逐是在顷襄王三年，即公元296年的仲春甲日，被放逐至夏浦，即《哀郢》、《涉江》所述的江夏、溆浦。在王逸的《楚辞章句•离骚•序》，也能看见“迁屈原于江南。”屈原的第二次被放逐是因为得罪令尹子兰。顷襄王元年，秦兵进攻楚国，势如破竹。这是顷襄王同子兰之流，将惹怒秦国、招致国难的责任推到屈原身上。
“屈平既疾之，虽流放，睠顾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反”。《《史记•屈原列传》虽然屈原被流放在外，仍然眷恋着楚国，心里挂念着怀王，念念不忘返回朝廷。这可从《史记•屈原列传》看到：“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屈原虽然被怀王放逐，但他仍然挂念楚国，心系怀王。他是多么希望国君总有一天醒悟，世俗总有一天改变。屈原关怀君王，想振兴国家，而且反覆考虑这一问题，在他每一篇作品中，都再三表现出来《史记•屈原列传》。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这作品是在忧愁苦闷时写下的。屈原痛心疾首怀王惑于小人之言，不能明辨是非。小人就留在朝廷里而君子却不为朝廷所容。这就正如《涉江》里提及的“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屈原列传》记载的一段文字：“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行为正直的屈原，诚信却被怀疑，忠实却被诽谤，能够没有怨恨吗？屈原之所以写《离骚》，就是由怨恨引起的。
《涉江》的第一段写的是屈原南行的缘起。此文章是写在屈原第二次被顷襄王放逐期间。文中的“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写的是屈原被放逐前的悲哀、失望表现。悲哀失望的是忠贞、志行高尚的他不被信任！《楚辞•渔夫》记载了屈原的这么一段话：“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对他而言，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只有他一人清白。众人都沉醉了，唯独是他一人清醒。这是屈原第二次被放逐以后，在水泽边对渔夫所说的一番话。这是屈原对整个混浊的世界感到绝望的表现么？
《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当诗人看到船在回水中挣扎奋斗时，无疑会有深刻的感触，此即异日辛弃疫所谓“江头未是风波恶，信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诗人是以“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作为诗第二段的结尾。它最后归结到现实感喟。然而，这正是《离骚》所谓“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的转语。“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这句话，似乎是屈原本身在自我安慰。忠于怀王、襄王的他，对自己被放逐到偏远地方的遭遇感到伤心、失望。
“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当船航入溆浦时，诗人开始犹豫彷徨，心中迷惑不知去向。溆浦在今湘西，地处僻远，在当时是一片穷荒。《涉江》中的“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揭示了当地的僻远。诗人心中的那股彷徨，心中的孤独凄怆之感随着僻远的溆浦逐渐加深。唐代柳宗元被放逐柳州，曾形容那白越文身之地是“惊风乱飐芙蓉水，密语斜侵薛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寄漳丁封连四洲》；白居易贬谪浔阳，也曾形容当地是：“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嘀血猿哀鸣”《琵琶行》。无怪乎屈原写溆浦环境的幽深、凄寂乃至恐怖，均有过之。处境这样幽独，无怪诗人要深哀“吾生之无乐”了。尽管不乐，他仍表明：“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这正是一个忧先天下者的深刻的悲剧。
屈原在《涉江》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这是屈原对自己的遭遇感到绝望而自我安慰？忠心的人得不到信任，而贤能的人做不了官？接舆、桑扈、伍子、比干都是历史上的仁人志士身遭不幸的历史事实。这说明了贤人受害，忠臣遭殃，自古有之。对屈原本身来说，那就是自身现实的遭遇。屈原将自身的遭遇，联系古代贤人的历史悲剧，反问回自己何必为自己如今的遭遇而抱怨！ “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涉江》
综观全诗，诗人通过渡江南行的历程抒发出了他对楚国的忠贞与被放逐的心情。
屈原曾两度遭放逐。屈原在怀王时代和襄王时代被分别放逐过一次。此说主要是依据《史记•屈原列传》：“屈平既疾之，虽流放，睠顾楚国，……”和“顷襄王怒而迁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新序•节士》云“屈原遂放于外”《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顷襄王怒而迁之”；《新序•节士》“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
游国恩在《楚辞论文集•说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中说：“屈原之放，前后凡两次：一次在怀王朝，一次在顷襄王朝。怀王时放于汉北，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汉北之放盖尝召回；江南之迁一往不返。”陆侃如在《屈原评传》中用“被疏”、“初放”、“再放”的叙述，考证屈原遭受“一疏两放”。后在其《中国诗史》中，认为屈原在怀王十三四年，“为了宪令事，怀王把屈原的左徒职免去”，此为“去职”或“被疏”；第一次被放逐是在楚怀王十六年，即公元前313年，被放逐之地是汉北。于第二年秦败楚时屈原被召回，并使于齐；第二次放逐是在顷襄王三年，即公元296年的仲春甲日，被放逐至夏浦，即《哀郢》、《涉江》所述的江夏、溆浦。在王逸的《楚辞章句•离骚•序》，也能看见“迁屈原于江南。”屈原的第二次被放逐是因为得罪令尹子兰。顷襄王元年，秦兵进攻楚国，势如破竹。这是顷襄王同子兰之流，将惹怒秦国、招致国难的责任推到屈原身上。
“屈平既疾之，虽流放，睠顾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反”。《《史记•屈原列传》虽然屈原被流放在外，仍然眷恋着楚国，心里挂念着怀王，念念不忘返回朝廷。这可从《史记•屈原列传》看到：“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屈原虽然被怀王放逐，但他仍然挂念楚国，心系怀王。他是多么希望国君总有一天醒悟，世俗总有一天改变。屈原关怀君王，想振兴国家，而且反覆考虑这一问题，在他每一篇作品中，都再三表现出来《史记•屈原列传》。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这作品是在忧愁苦闷时写下的。屈原痛心疾首怀王惑于小人之言，不能明辨是非。小人就留在朝廷里而君子却不为朝廷所容。这就正如《涉江》里提及的“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屈原列传》记载的一段文字：“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行为正直的屈原，诚信却被怀疑，忠实却被诽谤，能够没有怨恨吗？屈原之所以写《离骚》，就是由怨恨引起的。
《涉江》的第一段写的是屈原南行的缘起。此文章是写在屈原第二次被顷襄王放逐期间。文中的“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写的是屈原被放逐前的悲哀、失望表现。悲哀失望的是忠贞、志行高尚的他不被信任！《楚辞•渔夫》记载了屈原的这么一段话：“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对他而言，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只有他一人清白。众人都沉醉了，唯独是他一人清醒。这是屈原第二次被放逐以后，在水泽边对渔夫所说的一番话。这是屈原对整个混浊的世界感到绝望的表现么？
《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当诗人看到船在回水中挣扎奋斗时，无疑会有深刻的感触，此即异日辛弃疫所谓“江头未是风波恶，信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诗人是以“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作为诗第二段的结尾。它最后归结到现实感喟。然而，这正是《离骚》所谓“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的转语。“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这句话，似乎是屈原本身在自我安慰。忠于怀王、襄王的他，对自己被放逐到偏远地方的遭遇感到伤心、失望。
“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当船航入溆浦时，诗人开始犹豫彷徨，心中迷惑不知去向。溆浦在今湘西，地处僻远，在当时是一片穷荒。《涉江》中的“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揭示了当地的僻远。诗人心中的那股彷徨，心中的孤独凄怆之感随着僻远的溆浦逐渐加深。唐代柳宗元被放逐柳州，曾形容那白越文身之地是“惊风乱飐芙蓉水，密语斜侵薛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寄漳丁封连四洲》；白居易贬谪浔阳，也曾形容当地是：“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嘀血猿哀鸣”《琵琶行》。无怪乎屈原写溆浦环境的幽深、凄寂乃至恐怖，均有过之。处境这样幽独，无怪诗人要深哀“吾生之无乐”了。尽管不乐，他仍表明：“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这正是一个忧先天下者的深刻的悲剧。
屈原在《涉江》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这是屈原对自己的遭遇感到绝望而自我安慰？忠心的人得不到信任，而贤能的人做不了官？接舆、桑扈、伍子、比干都是历史上的仁人志士身遭不幸的历史事实。这说明了贤人受害，忠臣遭殃，自古有之。对屈原本身来说，那就是自身现实的遭遇。屈原将自身的遭遇，联系古代贤人的历史悲剧，反问回自己何必为自己如今的遭遇而抱怨！ “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涉江》
综观全诗，诗人通过渡江南行的历程抒发出了他对楚国的忠贞与被放逐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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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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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仲卿妻》
“小姑刚刚能扶着床走”。这里的“扶床”是指？
汉乐府杂曲《焦仲卿妻》中，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被家姑休逐与小姑告别时有这样四句话：“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其中“小姑始扶床”的一句，一直以来都被解释为“小姑刚刚能扶着床走”。“扶床”被释为“扶着床走”理应上是正确的。
汉代刘熙《释名•床篇》云：“床，自装载也”，“人所坐卧曰床”。当时的床包括两个含义，既是坐具，又是卧具。《历代诗歌选》这样解释“扶床”：“床：古代坐具、卧具都叫床。扶床，指小姑还未长大，身体矮小。”这么一来，就和前文的“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产生了矛盾。试想想，当兰治港加入家门时，小姑才只是一个刚会扶着床走的小娃娃。当二三年后，兰芝要被遣回刘家时，小姑已长得像兰芝一样高，一样大了，是一位大姑娘了。这似乎有点不合理。一个刚会扶着床走路的小娃儿，怎能在二三年间，长得那么高呢？
唯一解释的是，所谓的“扶床”并非指小姑能扶着床走路。根据辞源，“床”有三个解释，即：卧具；安放器物的架子；井上围栏：宋书乐志《古乐府•淮南王篇》“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这里的“床”就是“井栏”而非“坐卧之具”。李白《长于行》：“狼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骑着竹马绕着玩耍的“床”当然不可能是“坐卧之具”抑或安放器物的架子。根据辞源的第三个解释，“小姑始扶床”可被释为扶着井上围栏的意思。既然如此，小姑就不会是刚学走路的小娃儿。他当时的身高得以扶着井上围栏，年龄当在十二三岁左右。然而，兰芝是芳龄十七的新妇。小姑与嫂子的年龄差距并不是很大。
再来，就是《孔雀东南飞》里提到的：“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打从兰芝叮咛小姑勿可在初七下九将她忘怀，就可看得出他们姑嫂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初七”即七月初七。《荆楚岁时记》：“七月初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以金银输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下九”是古代女子结伴嬉游的日子。元伊世珍《嫏孉记》引宋无名氏《采兰杂志》：“每月下九，置酒为妇女之欢，名曰阳会。盖女子阴也，待阳以成。故女子于是夜为藏钩诸戏，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达曙者。”试想想，能参与初七及下九活动的小姑，还会是一个刚学会扶着床走路的小娃儿吗？兰芝的叮嘱：“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更显得她的小姑已是一个大姑娘了。由此可见，兰芝与小姑的年龄差距并不大。因此，“小姑始扶床”所指的是“小姑刚能扶到井栏”。
“小姑刚刚能扶着床走”。这里的“扶床”是指？
汉乐府杂曲《焦仲卿妻》中，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被家姑休逐与小姑告别时有这样四句话：“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其中“小姑始扶床”的一句，一直以来都被解释为“小姑刚刚能扶着床走”。“扶床”被释为“扶着床走”理应上是正确的。
汉代刘熙《释名•床篇》云：“床，自装载也”，“人所坐卧曰床”。当时的床包括两个含义，既是坐具，又是卧具。《历代诗歌选》这样解释“扶床”：“床：古代坐具、卧具都叫床。扶床，指小姑还未长大，身体矮小。”这么一来，就和前文的“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产生了矛盾。试想想，当兰治港加入家门时，小姑才只是一个刚会扶着床走的小娃娃。当二三年后，兰芝要被遣回刘家时，小姑已长得像兰芝一样高，一样大了，是一位大姑娘了。这似乎有点不合理。一个刚会扶着床走路的小娃儿，怎能在二三年间，长得那么高呢？
唯一解释的是，所谓的“扶床”并非指小姑能扶着床走路。根据辞源，“床”有三个解释，即：卧具；安放器物的架子；井上围栏：宋书乐志《古乐府•淮南王篇》“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这里的“床”就是“井栏”而非“坐卧之具”。李白《长于行》：“狼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骑着竹马绕着玩耍的“床”当然不可能是“坐卧之具”抑或安放器物的架子。根据辞源的第三个解释，“小姑始扶床”可被释为扶着井上围栏的意思。既然如此，小姑就不会是刚学走路的小娃儿。他当时的身高得以扶着井上围栏，年龄当在十二三岁左右。然而，兰芝是芳龄十七的新妇。小姑与嫂子的年龄差距并不是很大。
再来，就是《孔雀东南飞》里提到的：“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打从兰芝叮咛小姑勿可在初七下九将她忘怀，就可看得出他们姑嫂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初七”即七月初七。《荆楚岁时记》：“七月初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以金银输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下九”是古代女子结伴嬉游的日子。元伊世珍《嫏孉记》引宋无名氏《采兰杂志》：“每月下九，置酒为妇女之欢，名曰阳会。盖女子阴也，待阳以成。故女子于是夜为藏钩诸戏，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达曙者。”试想想，能参与初七及下九活动的小姑，还会是一个刚学会扶着床走路的小娃儿吗？兰芝的叮嘱：“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更显得她的小姑已是一个大姑娘了。由此可见，兰芝与小姑的年龄差距并不大。因此，“小姑始扶床”所指的是“小姑刚能扶到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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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唐诗是古典诗歌的高峰，而盛唐诗则是这高峰的顶点。李白和杜甫是唐代诗歌的两座高峰，分别称为“诗仙”与“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当时被称为“李杜”。
为何称“李杜”？
李杜并尊的起始时间,两《唐书》杜甫传及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均谓生前齐名。元和八年元稹所作的墓文,在评价杜诗之后说:“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氏长庆集》(卷56)五代后晋时所作《旧唐书》则进一步确定了齐名的时间:“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其说可能采自元稹文。
中唐以后,经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推崇和鼓吹,杜甫的诗名才开始与李白相齐。元稹(779-831)《唐故公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叙曰：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能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元稹首先高度评价杜诗集前人之大成,紧接着,将杜甫与李白作了比较。他认为李白诗“文奇”的特色,是不世天才所造就,其天马行空、自由奔放的艺术风格,或许可与杜甫比肩;但是,杜甫的诗歌造诣,则达到了兼容古今、博取众长的非凡功力和艺术绝诣。在创作诗法谨、声韵和谐的长篇巨制方面,李白远远不及杜甫。元稹主要以纯审美标准衡量。照他的尺子量，李白在铺陈、律对、排比、声韵方面比杜甫差得很远。就纯审美标准看，元稹的看法本有道理，只是夸张得太过火。按理说，他只用了一个标准，就只能量出二者的一个方面，却以偏概全，谬分优劣，足见其眼光的狭隘。
白居易也是抑李扬杜。白居易在《与元九书》（《白氏长庆集》卷四五）中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饣见见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所谓的“人不逮矣”，岂不是比谁都强，也就是天下第一的意思吗？又说杜诗在“饣见见缕格律”方面“又过于李”，显然是分别指出了李、杜二人的长处。李白的“十无一焉”比不上杜甫的“十三四”，这是不如一筹了。这样看来，像是有二比一杜甫胜的意思，然而对人的抑或扬又不是这个算法。白居易使用主要的是教谕标准，及强调思想内容，看重政治倾向性。此处的“风雅”，指提倡“风教”、维护传统道德的诗篇，白居易用当时的教谕标准来评价杜甫，他得出的结论当然没有错。因为杜甫诗的政治倾向性十分显著，尤其在忠君忧国方面，更明显重于李白。
此外，韩愈在《调张籍》说李杜二人“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字里行间蕴含着对世人冷落李杜的不满。通过同时提升李杜的诗名,完成李杜并称,奠定李杜诗坛至尊地位,从而成为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换句话说,李杜的齐名并称,其前提条件是李杜皆须“成名”,成为首屈一指的大诗人。从这意义上讲,韩愈成就了“李杜”。实际上,不唯此诗,韩愈集中并举李杜之处,屡见不鲜:《荐士诗》有“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醉留东野》言“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石鼓歌》谓“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感春四首》其二云“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词”,《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说“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从公元712年到762年，即唐玄宗初年到唐代宗初年这半个世纪，历史上称为盛唐。这一时期诗的创作十分繁荣，杰出的诗人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等多人，都写出了许多传世名篇。而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能不首推李白与杜甫这两位伟大诗人。李白是浪漫主义最高成就者，而杜甫则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诗歌艺术方面是双峰对峙而又相辅相成。
及至晚唐，李、杜齐名已成为诗坛的共识。杜牧诗云：“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樊川文集》卷二）李商隐诗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之二，《李义山诗集》卷六）在被后人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看来，李白、杜甫无疑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
参考资料：
1. 莫励峰《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2. 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3. 魏景波，李杜并称缘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为何称“李杜”？
李杜并尊的起始时间,两《唐书》杜甫传及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均谓生前齐名。元和八年元稹所作的墓文,在评价杜诗之后说:“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氏长庆集》(卷56)五代后晋时所作《旧唐书》则进一步确定了齐名的时间:“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其说可能采自元稹文。
中唐以后,经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推崇和鼓吹,杜甫的诗名才开始与李白相齐。元稹(779-831)《唐故公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叙曰：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能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元稹首先高度评价杜诗集前人之大成,紧接着,将杜甫与李白作了比较。他认为李白诗“文奇”的特色,是不世天才所造就,其天马行空、自由奔放的艺术风格,或许可与杜甫比肩;但是,杜甫的诗歌造诣,则达到了兼容古今、博取众长的非凡功力和艺术绝诣。在创作诗法谨、声韵和谐的长篇巨制方面,李白远远不及杜甫。元稹主要以纯审美标准衡量。照他的尺子量，李白在铺陈、律对、排比、声韵方面比杜甫差得很远。就纯审美标准看，元稹的看法本有道理，只是夸张得太过火。按理说，他只用了一个标准，就只能量出二者的一个方面，却以偏概全，谬分优劣，足见其眼光的狭隘。
白居易也是抑李扬杜。白居易在《与元九书》（《白氏长庆集》卷四五）中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饣见见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所谓的“人不逮矣”，岂不是比谁都强，也就是天下第一的意思吗？又说杜诗在“饣见见缕格律”方面“又过于李”，显然是分别指出了李、杜二人的长处。李白的“十无一焉”比不上杜甫的“十三四”，这是不如一筹了。这样看来，像是有二比一杜甫胜的意思，然而对人的抑或扬又不是这个算法。白居易使用主要的是教谕标准，及强调思想内容，看重政治倾向性。此处的“风雅”，指提倡“风教”、维护传统道德的诗篇，白居易用当时的教谕标准来评价杜甫，他得出的结论当然没有错。因为杜甫诗的政治倾向性十分显著，尤其在忠君忧国方面，更明显重于李白。
此外，韩愈在《调张籍》说李杜二人“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字里行间蕴含着对世人冷落李杜的不满。通过同时提升李杜的诗名,完成李杜并称,奠定李杜诗坛至尊地位,从而成为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换句话说,李杜的齐名并称,其前提条件是李杜皆须“成名”,成为首屈一指的大诗人。从这意义上讲,韩愈成就了“李杜”。实际上,不唯此诗,韩愈集中并举李杜之处,屡见不鲜:《荐士诗》有“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醉留东野》言“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石鼓歌》谓“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感春四首》其二云“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词”,《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说“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从公元712年到762年，即唐玄宗初年到唐代宗初年这半个世纪，历史上称为盛唐。这一时期诗的创作十分繁荣，杰出的诗人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等多人，都写出了许多传世名篇。而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能不首推李白与杜甫这两位伟大诗人。李白是浪漫主义最高成就者，而杜甫则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诗歌艺术方面是双峰对峙而又相辅相成。
及至晚唐，李、杜齐名已成为诗坛的共识。杜牧诗云：“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樊川文集》卷二）李商隐诗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之二，《李义山诗集》卷六）在被后人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看来，李白、杜甫无疑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
参考资料：
1. 莫励峰《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2. 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3. 魏景波，李杜并称缘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