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走近古人之二九〇
古代文学教授的幽默

走近古人的人会有怎样的一个形象？

曾有一位日本朋友这样形容中国现代教育体制训练出来的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教授：莫老师沉默寡言，不善言笑。每两周一次的会面，如果大伙儿找不到什么学术课题和莫老师讨论，他便静默不语。那种气氛，静得叫人心慌。

我上过莫老师的课。非常喜欢。那种上课没有废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学术论文的讲课方式，让我拜倒不已。

前几天，我大陆的同学传来莫老师在《扬子晚报》发表的一篇小文章——《治癌小记》，叫我大大惊讶。莫老师竟然会公开发表那么一篇轻松的随笔？当年师兄给他看问学的笔记，还挨了批评呢！

可是再三拜读后，对莫老师的豁达和幽默，却又钦佩不已。

原来莫老师前些时候竟然换上了直肠癌。医生用内镜电凝术把肿瘤从肠壁上剥离，并把它拨拉到肛门口，然后让莫老师直接把它排泄出来。莫老师自嘲他或许“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自己排除直肠癌肿瘤”！

莫老师在文章中那样写：“出院以后躬身反省：我为什么会得癌症？要说生活习惯，我还算是相当良好的。中文系的教师为了读书作文，颇多深夜不眠的夜猫子，但我不在其中。即使在最紧张的读研阶段，我都保持着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我从不暴饮暴食，不抽烟。当年一起下乡插队的知青战友中，在农村呆到第十年尚未染上抽烟习气的仅我一人。我的心态也相当平和，平日以‘读常见书，坐公交车，吃家常饭’为生活准则，既不羡慕别人的豪宅豪车，更不羡慕别人的乌纱帽。即使是对学者诱惑最大的名山事业，也从不动心，因为自知乃中人之资，决不好高骛远。”

最有趣的是：“思前想后，总算找到一条原因：饮酒太少。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同仁，大多酒量过人，几位五十岁上下的师弟尤其了得。这本来是有学理支撑的：古代的骚人墨客，哪个不是酒中豪杰？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既然他们那些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名章佳句大多是由酒催生出来的，要是一个研究者根本不懂得‘浊醪有妙理’（杜甫诗句），又怎能深解其妙？我则不然，我本是一个误入文科的‘理科生’，酒量既小，性格又有点拘谨，从来不敢像几位师弟那般豪饮。我的同仁都与癌症绝缘，惟我先染此症，原因便在这里。”

然后莫老师又幽默地说：“‘癌症’古已有之，不过古人称它为‘垒块’。《世说新语•任诞》云：‘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这是古人饮酒消除癌症的最早记录。苏东坡谪居黄州，心情郁闷，正是最容易患癌症的时候。幸亏家有贤妻，时时为他备着酒，《后赤壁赋》中记着其妻王闰之的话：‘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这哪里是藏的酒，分明是储备的一罐防癌良药！”

读者不要相信莫老师引经据典的话，他是瞎掰以自嘲的。但是病后可以那么幽默豁达，平常心看待生命，就非一般凡夫俗子能做到了。

今年是莫老师的业师程千帆先生的百年冥诞，很多事还得等他这个大弟子来张罗安排。祝愿莫老师身体健康，继续引领南京大学的古代文学研究。

走近古人之二九一
孔子是私生子？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载： “（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这句话让后世颇多猜疑辨识，众说纷纭。

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中写道：“孔子是个私生子，他的母亲是个受没落贵族凌辱的贫贱妇女。”匡亚明《孔子评传》中则认为：“将‘野合’解释为老夫少妻不合礼仪的结合，更为合情合理；颜徵在（孔子的母亲）的娘家是曲阜的大族，她本人则是一位教子有方的贤母。”

蔡、匡二先生是近代知名学者。他们观点的分歧，出在对“野合”的理解。
蔡先生的说法是根据郑玄的说法延伸得来，郑注《礼仪• 檀弓》说：“孔子之父陬叔梁紇，与颜氏女征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耻焉，不告”。郑玄是东汉经学大师，我们不敢说他乱说，但是这种说法的确不见于其他史料。更重要的是，如果孔子真的是私生子，与他同期或稍后的“敌人”没有理由放过这一点不加以羞辱。与孔子敌对的人不少，有骂他“丧家狗”的却没有骂他“狗杂种”的。蔡先生未免想象太过了。

与郑玄唱反调的王肃编撰《孔子家语》时，则根据史料加以描述孔子的诞生：“纥虽有九女而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颜氏是咨询了三女的意见后，颜徵在自愿下嫁叔梁纥的。王肃不谈“野合”是尊者讳的做法，却绕不开司马迁的记载。

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同期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得更详细：“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毀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

匡先生的说法，应该就是附和以上的观点，认为孔子父母年龄相差太大，老夫少妻不合礼仪，故称“野合”。

近代不少学者则认为“野合而生孔子”是民俗学的问题。他们引经据典，搬出许多证据说明中国许多地区仍保留“野合”的传统，也就是男女在住家以外的地方交配生下小孩儿。例如《周礼•地官》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这是官方指示的“仲春通淫”的群交习俗，民间也不乏这种著述。莫言的《红高粱》不也是写故事主人公的父母亲在红高粱地交配才怀有他的么？

不过，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还是钱穆先生在《孔子传》所辨识的。他说：“此因古人谓圣人皆感天而生，犹商代先祖契，周代先祖后稷，皆有感天而生之神话。又如汉高祖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遂产高祖。所云野合，亦犹如此。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以非礼，不足信。”

美化圣人的诞生，自古有之，而且遍及中外。后稷生于母系社会时代，父亲是谁恐怕难以辨识，但若如此歌颂先祖则近亵渎，只好说母亲上山踩到上帝的脚趾印而怀胎；释迦乘六牙白象从母亲右胁入住母胎，是古印度流传的佳话。司马迁说高祖刘邦的母亲在大泽边梦与神遇怀胎，说叔梁纥野合生孔子，都是惯例，不足为奇。

走近古人之二九二
岳飞背上刺的是什么字？

古装电视剧《精忠岳飞》将在中国开播。岳飞背上的刺字引起广泛讨论，那四个字到底是“尽忠报国”还是“精忠报国”？

根据史料，岳飞背上刺字的来源是：“先是，秦桧力主和议，大将岳飞有战功，金人所深忌，桧恶其异己，欲除之，胁飞故将王贵上变，逮飞系大理狱，先命铸鞫之。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宋史380•何铸传》）

此外，史料还有：“初命何铸鞫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宋史365•岳飞传》）

以上两则史料点明岳飞背上刺的字是“尽忠报国”四字。史料并没有说明刺字的具体情况。

此后涉及岳飞的文学作品，刺字的故事屡经变化。例如明代的传奇《东窗记》沿袭何铸审案的情节，不过却把何铸同情岳飞，不忍加害被贬抑的情节，改成审案官周三畏不满岳飞被陷害而挂冠。传奇仍保留读书人秉持良知，看到岳飞背上的刺字而反省冤案的情节。

稍后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则写了岳飞刺背的具体情节，说是乡间好汉邀岳飞一同入山为寇，岳飞乃令人在背上刺“尽忠报国”四大字，以示不会同流合污。《说岳全传》也承袭这个故事。

明末戏曲《精忠旗》特辟一折专写岳飞刺背。受文臣爱钱、武臣惜死、二帝被掳、

都城陷落的刺激，岳飞要求张宪用刀深刻“尽忠报国”四字于背，突显岳飞以身许国的宏大志愿。

《精忠旗》的故事是有根据的。根据《宋史•岳飞传》记载：“（绍兴三年）秋，（岳飞）入见，（高宗）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这是皇帝嘉奖岳飞的战功而给予的恩赐。

历史记载御赐“精忠”旗的背景是岳飞平江西虔、吉诸地盗贼“剿寇有功”；落到小说家笔下，如《东窗记》《精忠记》等，却被改为岳飞抗金大破拐子马、铁浮屠“御虏有术”。事实上，高宗偏安江南，不但不支持岳飞抗金，还暗许秦桧杀害岳飞以巩固自己的帝位，他是不会嘉许岳飞抗金是“精忠”的。

“尽忠”与“精忠”都是岳飞精神的象征，在明代这二者是分得很清楚的。“尽忠”源于岳飞的刺字，体现的是岳飞个人的高尚意志；“精忠”则源于皇帝对他讨贼的嘉奖，是他人对岳飞价值的一种肯定。“尽忠”与“精忠”，一内一外，并行不悖。

可是到了清代，这种自我评判与外界评判终于合流，融为一体，于是出现了“精忠报国”的岳飞。清初的戏曲《夺秋魁》《如是观》，小说《说岳全传》还出现了岳飞母亲姚氏于岳飞的背上刺字的故事。一方面强调了岳母教子有方，另一方面突显岳飞的孝亲观念。从此，“尽忠报国”一变而为“精忠报国”。

“精忠报国”取代“尽忠报国”，似乎带有政治意图。前者是皇帝的嘉许，后者是自我的期许，二者的意义是有差别的。“精忠”带有奴役人民效忠君王的意思，成为效忠帝皇的代号。这样的观点，背离了岳飞自许“尽忠报国”的宏图壮志。

走近古人之二九三
为什么要梦周公？

《汉语大词典》收录“梦周”一词，并解释说：“语出《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仰慕周公，至形于梦寐。后以‘梦周’为缅怀先贤之词。”

这是不是今人口头上常说的“梦周公”的源头？

如果我们看今天的语境，不管是睡觉、做梦或打瞌睡，我们都说是“梦周公”或“去见周公”，显然这是游戏之词，并不像孔子所说般庄重，更不会是“缅怀先贤”。

周公何许人？为何孔子要梦见他？

根据《尚书》记载：周武王姬发灭了商朝之后的第二年便病危，其弟周公旦设坛祭祀，愿以己身代替武王而死。天不从人愿，武王还是病逝了。由于当时武王的儿子子诵（成王）年幼，周公旦便摄政治国。《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这是表扬周公旦的贡献，若非他摄政，周朝的江山恐怕无法稳定下来。

周公旦不但平乱，而且还通过“制礼作乐”稳定周朝政权，巩固西周三百年的大业。周公的封地在鲁。这个地方五百年后，出现了另外一位圣哲，就是孔子。孔子“崇周”，向往“郁郁乎文哉”的“周公之治”，他孜孜以求的便是周公的事业。在孔子心目中，周公是最为令人敬服的古代圣人，所以他要常常“梦见周公”。

以上《论语》的记载，则说孔子晚年慨叹自己老了，不再梦见周公。这段话的诠释很多，宋代儒家更是围绕这段话进行诸多的讨论。这些讨论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梦本身的一般性问题，如圣人到底有梦无梦，这属于“梦学”的问题；二是孔子梦周公的具体性问题，如孔子为什么早年梦见周公而晚年不再梦见周公，又如孔子不再梦见周公意味着什么等等。孔子梦见周公与不梦见周公，被学生认真地记载下来，就不会是个普通的梦例，应该还反映了孔子心灵深处的思想和情感，包含着文化传承的重要意蕴。

可见，“梦周公”是儒家的一件大事，庄重之中带有深刻的含义。

今天说的梦周公，却是戏言，甚至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探讨谁是周公。譬如有人觉得周公是“公”，太老，所以宁可梦周公的儿子。孰不知周公的儿子也是三千年前的人物，同样是老。

《汉语大词典》还引述后世两段用上“梦周公”的文字。一是晋朝刘琨的《重赠重赠卢谌》诗曰：“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另一个是梁朝简文帝的《请尚书左丞贺琛奉述制旨毛诗义表》说：“故东鲁梦周，穷兹删採。”语境都还是庄重的。

是谁那么大胆把这庄严事件俗话，形成今日的戏言？

《后汉书》有段记载，是关于边韶的。边韶，字孝先，东汉时期的学者，传记收录在“文苑”中。边韶博学多通，善于辞令，在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名声很大，所以学生也很多。由于他曾经“昼日假卧”，弟子便私下嘲弄他“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边韶回复说：“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学生为之语塞，不敢再出言不逊。

我觉得，这个记载更像是“梦周公”的出处。

走近古人之二九四
小心轻舟驶过万重山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是李白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早发白帝城》

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当时李白因投身永王李磷的幕府，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中，被肃宗流放到夜郎。李白还没有抵达被贬居之处，在白帝城便听到朝廷大赦的消息，惊喜交加，即由白帝城东下湖北回江陵。

诗歌表达了李白遇赦后释然解脱的心境。前两句点出了时间、出发地点和目的地，尤其是“千里江陵一日还”最叫人回味，诗人用夸张的手法抒发了归心似箭的心情。后两句则形象地描绘了轻舟快驶的情形：两岸猿猴的叫声还没停止，轻快的小舟已经驶过了千山万岭，把猿声留在后头。

古人提炼句子多有来处。《水经注》有句：“有时朝发白帝，暮宿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加疾也。”又有：“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啭久绝。”李白创作此诗，脑海中一定有这两段文字浮现。

解读诗歌，我们可以对证史料去揣测作者的创作意图，以意逆志地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也可以把文本当作一个客观独立的象征体，去挖掘其潜在的象征含义；甚至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审美观点对文本作自由、灵活和创造性的解读。

以上我做的是探讨作者的原意，通过文本解读诗歌。下来再用“读者之心”诠释李白的名篇。

我尤其喜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两句。猿啼本是凄凉哀怨的，但是诗人这时候轻舟快船，一忽儿便滑过了这股哀怨，留下啼不住的猿声在林边。回首望去，对走过的还是会有无限唏嘘。

几个月前我曾针对关丹独中风波写了“二桃杀三士”一文，含蓄地提醒各造不要像先秦武士般为了分桃而厮杀，落个两败俱伤。没想到几个月过去，争论不但不停息，而且还不断升级。我欲再发言，胸中浮现的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黄集初老师最近为文批评了“成文主义”者，倒是点中了问题的关键。诚然，按照1996年教育法令第7部第74条，所有私立中小学都必须采用国家教育课程，并为学生准备教育部所规定的考试。同样的条文也在第4部的第18条和第19条中阐述，明确指出国家教育体系包括私立学校，而所有学校都必须奉行教育部长所指定的国家教育课程纲要和统一考试。

易言之，在1997年杪通过的96教育法令，全国独立中学已经是排除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是“非法”办学，“违法”考试。可是，过去的十多年来，独立中学却越办越兴盛，统考文凭也越发有它的价值，这说明了什么？

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中，一边是坚持要办校，一边却抬出民族教育大旗来阻止。两方不断通过媒体隔空对骂，“情绪凌驾于理性之上，争论就只有越来越激烈，以致不可能调解”，让亲者痛、仇者快。“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当儿，新的教育蓝图却悄悄执行。《星洲日报》社论说：“大蓝图漠视多源流学校生存的权利……对华教的未来构成不利影响，让华社深感失望和忧虑……”恐怕是空谷之音了。

我担心的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走近古人之二九五
冯妇的故事

孟子说：“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尽心下》）

由于古书没有标点，这段话在理解上引起不少争议。

赵岐注释说：“卒，后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进以为士。之于野外复见逐虎者。”赵岐的意思是冯妇成为“善士”的原因是“善搏虎”，后来在野外看见追逐老虎的人因为老虎发怒而不敢趋前，结果冯妇“耻不如前，见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车，欲复搏之……”

根据赵岐的注，这句话标点作：“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朱熹的注释与赵岐的断句相同，即“卒为善士”为一句，“则之野”为一句。不过朱熹与赵岐的对“善士”的表述略有不同。朱熹认为搏虎不是善行，冯妇“后能改行为善”，成为“善士”，然而“再作冯妇”就要被“笑”，是“笑其不知止也”。

焦循却有另一番解释，他认为冯妇本是无赖不善之人，后“改而为善”。他说：“有勇名而进以为士，如称勇士是也，本称勇士，改而为善，乃为善士也。”所以他主张“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断句法，认为冯妇改为善人后，成为士人表扬（则）的对象。阎若璩则引《周书》的“则至于丰”说明“则”有“走”的意思，也就是：“则之野”是“来到野外”的意思。

杨慎的主张和焦循一样，他说：“前‘士则之’，后‘为士者笑之’，文义相属，而于章旨亦合，特难与迂滞者语耳。”（《升菴集》）

赵岐、朱熹是“权威”注家，影响很大；但焦循的主张却为后世所认同。例如鲁迅便说：“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点句的难》）

说冯妇因善搏虎而成为善士，是比较牵强的，所以我认同冯妇不做搏虎之事改行为善，才被士则之。后句的“其为士者笑之”是很好的一个支持点，因为得到士者称赞的冯妇，在野外因看不惯逐虎者的窝囊而又作搏虎之事，必然引起士者态度的转变。所以“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断句比较合理。但焦循说什么冯妇原是无赖之类的，则没有根据。

冯妇的故事一直流传，后世有刘伯温自创一则寓言说：“东瓯之人谓‘火’为‘虎’，其称‘火’与‘虎’无别也。其国无陶冶，而覆屋以茅，故多火灾，国人咸苦之。海隅之贾人适晋，闻晋国有冯妇，善搏虎，冯妇所在，则其邑无虎。归以语东瓯君，东瓯君大喜，以马十驷，玉二珏，文锦十纯，命贾人为行人，求冯妇于晋。冯妇至，东瓯君命驾虚左，迎之于国门外，并载而入，馆于国中为上客。明日，市有火，国人奔告冯妇，冯妇攘臂从国人出，求虎弗得。火迫于宫肆，国人拥冯妇以趋，火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于是贾人以妄得罪，而冯妇死弗寤。（《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

刘伯温这个寓言明显源自《孟子》，让冯妇复活了。但是他写的恐怕是子虚乌有的。故事内容只是要说明一字之差，往往也要闹出人命！

走近古人之二九六
聪明的学生

文学篇章的解读，有感性的领会，也有理性的分析。

两者都得靠积累来不断提升，否则鉴赏将流于片面和主观。

一般来说，感性是很主观和个人的。但个人的主观感受还是可以通过经验的积累而拔高。单凭主观的感悟，会受到情绪和习惯的影响。如果我不喜欢现代散文，任何现代散文篇章落在我手中都将会受到排斥。经验的积累就是靠多阅读，多感受，以提高对语言的敏感度。

理性则要客观和科学，并要有很强的诠释和辨析能力。罗马不是一日可建成，要有这种科研能力，也得通过训练和实践来达致。训练讲究的是方法，实践则重视积累，实践越勤则积累越深厚。

儿童理性思维不强，所以指导阅读时该重视情感的体验；成人理性思维提高，指导阅读则注重辩证和说理。但二者也要加以缓冲，才能取得平衡。

我曾经写过三篇辩析《论语•先进》收录的《侍坐》章。这是《论语》最长的一章，写孔子让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四人各述其志的故事。我要论证的是里头提到的曾皙并非是“洒脱高稚，卓尔不群”的人物。我相信我的资料还是足于支持我的观点。

最近再读这一章，抛开了理性的辨析，纯粹从感性切入，反而有另一番的体会。当然这种体会和我的生活经历也有关。

重读这一章，直接感受到孔子的学生太聪明了。孔子要他们各述其志，子路作为老大，当然先说。他信心十足地说给他治国，只要三年，他就可以富国强民，而且让他们有德行。孔子听了不免讪笑。这一笑打断了师生间的自由交流。孔子要点名，冉有才跟着发言。他也说给他三年，可以管人民富裕，但却无法训练他们有德。孔子不置可否，再问公西华。公西华善于外交辞令，顺着师兄的话语说：“我不是说我行，只是愿意学习。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够当个‘小相’，为国家主持典礼。”既阐述自己的观点，也照顾到师兄的颜面。孔子重礼乐教化，认为这样才能教出有德的人民。子路过于自负，孔子笑之；冉有治国重绩效轻教化，孔子难以认同；公西华只管礼乐教化，志向太小，孔子难免失望。

文章最精彩的就是对曾皙的描绘。孔子与三子交流时，他在一旁鼓瑟，等到三子说毕孔子请他说时，他还要委婉地说自己比不上三子，等孔子再请他说时，才说出一番“与民同乐”的理想。宋代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描绘与民同乐时，心里一定有《论语》这一章的画面。这是礼乐教化之后的太平盛世之景，所以孔子听后兴奋地说“吾与点”，表扬了曾皙。曾皙被表扬了还意犹未尽，待三子退后，还留下问孔子三子之志如何。

我最近频频给小学生上公开课，深切体会小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时，常常会言不由衷，说老师想听的话。例如问学生如何让偏食者吃他不爱吃的食物，竟然说告诉他食物很有营养，动之以“理”。由是，孔子和学生的一番对答，我也直接感受到只有子路最率真，最直接，其余三子“见风使舵”，顺应老师的要求，说了“理性”的“标准答案”。

孔子毕竟是名师。会后曾皙再询问时，说了一番微言大义，没有针对提问回答。一般教师可会警觉学生的“聪明”，接受学生配合老师需求而说的话语？

走近古人之二九七
乌江过不过

多年前观赏过一个诗歌朗诵会。序幕，诗人就以雄浑的声音高呼“乌江过不过”，台下跟着有人唱和“过不过”，声音此起彼落，叫人印象深刻。

这是揣摩项羽当年在乌江自刎前的心情写的一首诗。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写了项羽兵败垓下后的悲壮场面；“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汝德。’乃自刎而死。”

后世对项羽自刎乌江的情节有不同的看法。

南宋李清照词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肯定项羽的豪迈英雄作风所给予的慨叹。晚唐杜牧则写：“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惋惜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欠缺接受失败的勇气，不肯过江寻求东山再起。

　　司马迁偏爱项羽，把项羽写入“本纪”中。“本纪”本是记载帝王的事迹的，项羽并未称帝，但司马迁却把他的历史定位等同皇帝。对项羽的描述，更是饱含感情，蓄意塑造其英雄形象。司马迁著史是用全知角度书写，写人叙事完整，仿佛亲侍传主身边。像项羽和乌江亭长的一番对话，是不载于史册的，项羽该是根据民间传言写入历史。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使项羽的一生更具传奇，乌江的慷慨悲壮更流传千古。

现今有学者考证项羽并非死于乌江，而是死在东城。两地相距百余公里，项羽既然在东城就被杀，便不可能逃难到乌江。冯其庸、计正山两位先生主此说。

他们以《史记》的其他篇章、《汉书》和《楚汉春秋》的记载对读，发现只有《项羽本纪》记载项羽自刎乌江，其余都说项羽“身死东城”。他们还以古籍考证地理位置，确定项羽死于东城，即今天的安徽定远县。

计正山先生还进一步论述项羽是在定远东城就被“搏杀而死”。如果项羽顺利渡江，那边的将领会全力支持他，项羽是可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再次击败刘邦。所以项羽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渡过乌江，可惜天不从人愿，他逃至东城时被汉军所杀。

不过，也有学者根据《太平寰宇记》等资料，论述两汉时期的东城县，是江淮之间的一个辖境广阔的大县。乌江沿江一带，都包括在东城县内的，因此司马迁所说的“身死东城”与“乌江自刎”并不矛盾，而是为避免反复而使用的描写方法。

司马迁是写人的高手，往往掌握一些典型的事例丰富人物的性格特征。我相信《项羽本纪》中的描写并非杜撰，而是却有如此传闻。项羽不过江而选择自刎，是他的性格所致。他一向自大孤傲、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如此下场是历史的必然。

项羽不会在乌江犹豫要渡过还是不渡过的。

走近古人之二九八
最怕眼前有座大山

中国“二十四史”中有“前四史”是比较著名的，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尤其是《史记》《汉书》成就更大。

很巧合的，这两部书的作者的生活际遇有很多相同点。

第一，两人都是继承父亲的遗愿，完成史书。司马迁的父亲是司马谈，是汉武帝时候的史官，临终前握着司马迁的手，希望他完成他未完成的心愿，即继孔子著《春秋》之后，把期间五百年的历史写出来。班固的父亲是班彪，是东汉光武帝时的史官，曾“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65篇”。班彪死后，年仅25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史记后传》。

第二，两人都莫名其妙地“犯法”入过狱。司马迁是因为给李陵辩解，得罪汉武帝，被关进大牢里，最后选择接受宫刑才脱离牢狱生涯。班固是因为撰写《史记后传》，被人告发“私改作国史”而被捕下狱。后来得到弟弟班超的上书辩解，才免于难。不过，班固后来又因为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兵败受牵连而死于狱中。

若比较两部史书，我还是比较喜欢《史记》。因为《史记》不但是历史丰碑，还是文学巨著；它不但记载了历史的进程，还写活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人物，开创了中国历史以人物传记为骨干的写法。

司马迁著史不尽然“实录”，还夹杂着许多合理的想象，像项羽临死前认输而不服气的数场战役，尤其是乌江渡口与亭长的对话，显然都不是史实，但是司马迁加插这些细节，使项羽作为“失败英雄”的形象更为丰满，留给后人更加深刻的印象，为后世所称颂。

司马迁的成就是很高的，形成了一座难以跨越的高山。

班固写史记后传，也就是后来的《汉书》，显然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

现实中，也是如此。

省视历史，我们的确很难搬出历史中留名的“父子兵”，更莫说是“三代豪杰”了。尤其是“子继父业”又有高成就的，更是鲜见。父亲有高成就，儿子就要面对一座高山在前，想要跨越，谈何容易？父亲即使不给孩子施压，其成就也自然形成一股无形的压力，让孩子活得尴尬、困难。这是比想要跨越没有血缘关系的前人，来得更加困难的。

高山无法跨越时，我们就要另辟蹊径，寻求突破。跨越不了，横渡总行吧？

像班固，其文笔无法像司马迁那么感情浓烈、气势雄放，但是他选择用简洁规范，韵味悠远的文笔著史，自有一种妙处。给《汉书》在史学上占一席地位。

《汉书》的体例承袭《史记》，但班固却将“书”改为“志”，放弃“世家”，官民传记皆并入“列传”。这是体例上的创新。尤其是其《艺文志》，更为后世称颂。

《汉书》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是今天所谓的“抄袭”，但仔细阅读，又会发现班固的局部修订，有好些都是合乎历史写作的规范的。

因此《汉书》被誉为“学者”之著，《史记》则是文人之笔。简而言之，班固是在高山底下小心翼翼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出来。这种另辟蹊径，另求出路的做法是我非常赞赏的。

走近古人之二九九
《桃花源记》是抄袭之作？

黄庭坚是北宋的大诗人，是“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他构建并提出的“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等诗学理论，成为“江西诗派”作诗的理论纲领和创作原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点铁成金”意思是将古人的诗句加以点化，化腐朽为神奇；“夺胎换骨”则是利用前人的诗意，换一种说法。

这句话的出处是黄庭坚的《答洪驹父书》：“诗意无穷，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少陵、渊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古人之为文章，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 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我上周为文说：“最怕眼前有座高山。可是真遇上了，就得另辟蹊径，才能找到出路。跨越不了，打横绕过也行。”诗歌发展到唐代，成就太辉煌，再高的聪明才智之辈，恐怕也难以超出既有的成就，“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法可谓另辟蹊径矣！

不过，这种做法也会引人诟病，例如王若虚在《滹南诗话》中便说：“鲁直（黄庭坚）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剽窃就是抄袭，用今天学术的规范看，是严重的过错。

我认为黄庭坚用古人的意念，附上今日之包装，有时还真能起着画龙点睛，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今举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例。

《老子》第八十章说：“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不就是桃花源的原型么？陶渊明说“设酒杀鸡作食”不正与“甘其食”相应，其他如“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与“美其服”相应，“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与“乐其俗”相应，“土地平旷”二句与“安其居”相应，“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与“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相应等，都看出陶渊明是用晋人语言对《老子》进行改写。可是这种改写却将老子的“理想国”给落实了。

唐代许坚的《初学记》引录了晋宋江南流传的《荆州记》，其文曰：“宋元嘉初，武溪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傍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斫树为记，其后茫茫，无复髣髴。”如果逐段对比，这更加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原型。

黑龙江大学教授范子烨说：“与《桃花源记》相比，《荆州记》显然是一篇粗糙的丛残小语之作，《桃花源记》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它的超越，不仅由于叙事篇幅的增加，更主要的还在于叙事角度的独特性。……具言之，就是以通俗的题材和常见的形式承载‘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从而使这篇短短三百多字的叙事散文成为人类文学宝库中的经典。”（《桃花源记的文学密码与艺术建构》）

何以《老子》第八十章少人问津而《桃花源记》家喻户晓？为什么《荆州记》在文学史中被遗忘淘汰而《桃花源记》却流传千古？我觉得只能以黄庭坚的“夺胎换骨”和“点铁成金”来说明。

如果陶渊明活在现在，《桃花源记》一发表就被判为“抄袭之作”，那可冤大头了！

作于：北京·西郊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