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 of 43

Posted: 03-08-08 Sun 8:35 pm
by 显扬
老黄 wrote:走近古人之四十六
馨香百代的绝笔书

师范学院大学本科教育课程中选了林觉民的《与妻书》。

学生读毕,我问他们可有感动,他们戏言很好笑,文笔很肉麻。诚然,把信中的文言文翻译过来,会有这样的字句:“我非常爱你,就是因为爱你,所以我敢去死!”“我心里非常悲痛,痛得不能以笔墨形容。”“我十分愿意和你相守到老死。”“我死后,在九泉之下,听到你的哭声,我也会陪你哭。”

可是,如果熟悉林觉民写作的背景,设身处地的一想,这一千二百余字的书信,却要让您为之落泪,对作者的敬意油然而生。

我们知道,清朝皇权是在1911年杪被推翻。当时腐败的政权,叫有识之士痛心疾首。较早前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现代化有了更深的认识,愈发觉得中国必须彻底改变不可。改变不是容易的,特别是要改变政治环境。因此,当时的知识界不得不走向革命,与旧政权摊牌!

革命,就会流血,就会有人牺牲。如果成功了,革命斗士就被冠于烈士的称号;反之,假若失败了,就要被视为叛国贼。因此,参与革命的人,不但要为理想而奋斗,还要为历史而下赌注。

当年的4月27日下午,百多名志士臂缠白布,脚穿黑面胶鞋,手执枪械炸弹,攻打两广总督的衙门。可是,毕竟杯水车薪,这些志士或当下成仁,或被捕下狱,其后处决。林觉民就是其中一个被处决的志士。

参与这样的一场革命,他是深知或会壮烈牺牲的。然而考虑到中国的未来命运,他却不得不走这步棋。与其他烈士一样,他想到的是“此举如果失败,死人必然很多,定能感动同胞……!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光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而犹生也,有何遗憾!”历史证明他们当时候的想法是对的。黄花岗起义的确加速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林觉民参与起义之前,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写了两封家书委托给友人,并嘱咐他“如果你听到我死讯,劳把信件转到我家”。其中一封就是给他太太陈意映的。在这封信中,他对妻子交待得很清楚:“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如果他和妻子的感情一般,那么他的从容就死倒不怎样。可是,林觉民当年只有24岁,新婚不久,而且妻子还怀胎八月。“小乔初嫁”本该意气风发的,但是这个家伙却选择去死!在私情和公益上,他选择了后者。对于难以割舍的爱妻,他只能倾注满腔的柔情,“泪珠和笔墨齐下”,在手帕上写下这篇《与妻书》。巾短情长,数次“不能竟书而欲搁笔”,但又不忍对爱妻没有交待,于是情深义切地留下了足于感天地、动鬼神的文章。

“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情操跃然纸上。

我们不必效仿林觉民的行为,但是却不能不学习他的精神。今日之青年,缺少的就是这种“大我”精神。

《与妻书》是现今青年必须精读的篇章!

  
建议同道们在教这篇课文前,不妨找来80年代林青霞和周绍栋合演,曾获金马奖的的《碧血黄花》观赏。这样或许会更明白为何觉民要跟意映诀别。

Posted: 08-08-08 Fri 2:40 am
by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五十八
韩愈论学习

韩愈论学习的文章很多,今天我们只谈《师说》。

也许有人以为《师说》是要论老师的角色,因为“说”的体裁与“解”、“原”类似,近于今日之议论文“谈”什么什么的。《进学解》的确是谈进学的要旨,《原道》谈什么是“道”,《原性》谈人之本“性”,《原毁》谈毁谤何以产生等等。《师说》是不是也是如此?文末作者自己说明:“李氏子蟠年十七……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原来这是他赠送李蟠的一篇文章,为的是表扬他“能行古道”。那个时候,李蟠不过十七岁,爱好学习,所以韩愈写文章勉励他。和一名后生小子,韩愈要谈的不可能是“为师之道”,而是“为学之道”。

文中“古道”指的是什么?上文提到李蟠“不拘于时”,“时”与“古”是相对的概念,承续下文“学于余”,当知韩愈要说的是他的那个年代没有向老师学习的风气,李蟠敢于突破,向古道看齐,拜他为师,所以要作文表扬他。由此看来,韩愈《师说》的目的就是要强调学习之正道,是要有老师指引。

同期的柳宗元给我们更详细的资料。他说:“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看来孟子评述“好为人师”的影响还真大,不但使到学者不敢为师,连拜师都认为是可耻的,要加以讥笑。柳宗元指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韩愈这个举动的结果是“世果群怪聚骂”,而且“愈以是得狂名”。由此可见,韩愈的《师说》可不是一般探讨老师的角色的文章,是敢于在“不拜师学习”的习惯之中,独排众议,强调“学习一定要跟随老师”。

韩愈不讳言他是“好为人师”的,他对“师”的责任更是异常清楚。他在文章开头就指明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当时不是没有老师,人们要学习技艺都会拜师,所以他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可见当时老师的责任不过是“授业”,过程中或会帮学生“解惑”,并不包括“传道”。即连孩子要学习,也只是聘请老师指导“句读”,即等于我们今天只让孩子学习语文的基本技能,不让他们通过语文学习圣贤之道一般。这还是把“学问”当成是“艺业”,老师只是扮演“授业”的责任。

韩愈反对的就是这点。他批评这种学习现象是“小学而大遗”,只学习到枝末细节,忘了更重要的“道”。技术上的东西,会请教老师;大道上的疑惑,却反而不肯拜师学习,这岂不叫人费解?因此,学习应当是承受前人之“道”,继往开来,而不是只是学习技术谋生。“道”在哪里?它不是“生而知之的”,是要靠后天的学习。向谁学习?老师!谁是老师?达者为师(不论年长年短,身份贵贱)!韩愈《师说》的立场非常鲜明,思路也很清晰。






Posted: 10-08-08 Sun 9:25 pm
by 显扬
老黄这块宝希望您们好好珍惜,善知识难求!我们雨城的子弟只能引颈长盼老黄得道还乡,让我们有机会共沾法益。
老黄:

由于家里订《南洋商报》,所以错过了您的专栏。刚刚拜读了几篇您的《走近古人》,欲罢不能,因此花了一些时间把全部稿件都弄进了我的电脑里,改天再慢慢打印出来慢慢咀嚼品尝。不知您将来可会把这些文章都结集成书?《走近古人》这个专栏还会写到什么时候?

Posted: 10-08-08 Sun 11:56 pm
by 老黄
显扬 wrote: 老黄:

由于家里订《南洋商报》,所以错过了您的专栏。刚刚拜读了几篇您的《走近古人》,欲罢不能,因此花了一些时间把全部稿件都弄进了我的电脑里,改天再慢慢打印出来慢慢咀嚼品尝。不知您将来可会把这些文章都结集成书?《走近古人》这个专栏还会写到什么时候?
谢谢显扬的鼓励!

《走近古人》刊登于《星洲日报》地方版(东海岸)而已,承蒙编辑的厚爱,每周如期刊出。
会不会结集成书,还在考虑中。

Image

古文选读:走近古人

Posted: 11-08-08 Mon 2:36 pm
by 显扬
老黄 wrote: 谢谢显扬的鼓励!

《走近古人》刊登于《星洲日报》地方版(东海岸)而已,承蒙编辑的厚爱,每周如期刊出。
会不会结集成书,还在考虑中。
唉呀,怪不得我同事翻遍了这几个星期的《星洲日报》副刊,都找不到我所谓的《走近古人》,诚属可惜!我还是要慨叹一句:生不逢时!我跟那位文学痴同事提起您的《走近古人》时,她眼睛是发亮的。看来,我唯有一篇篇把这些稿件打印出来,与她分享了。(她是我们读书会的台柱,家里没有上网设备)

Posted: 15-08-08 Fri 7:38 am
by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五十九
学生刁难老师?

清代学者治学是很有特色的。他们大多从文字之中去探究古义,精研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不偏某一义理。

戴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有一段记载:

东原先生十六七岁以前,读书时“每一字必求其义”。老师每次给他讲解古书,都无法令他满意。后来老师以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给他讲解,他才满意。三年后,他便尽学《说文》的各条目内容。老师又给他看《尔雅》、《方言》,以及汉儒所作的传注。东原先生就这样每字之义,都上溯六书,并与群经互为训诂。不久后,“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

这一段话,说明戴震的治学之道,就是从古音和文字中求训诂,再由训诂而寻义理。《年谱》也记载戴震告诉段玉裁的一段话:“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

这种由字通辞,由辞通道,通道才算明经的学习方式,实在是硬功夫。今人学习缺少的就是这种耐心,所以大多选择人云亦云,比附权威之说。

由于下的是硬功夫,所以戴震一生考证古书甚多,颇有新发明。例如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三卷,便打破长久以来人们对程朱学派的迷信。戴震从考据训诂的角度出发,重新阐发了孟子的“理”、“天道”、“性”等意义,让大家看出宋明以来理学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枷锁。他在序文中说孔子之后,多有穿凿者以孔子之道诱惑民众,“举一废百”,断章取义,语言“足以贼道”,所以孟子才要挺身答辩。显然他是借用孟子的不得不辩,来说明自己为什么要著述此书。戴震强调错误的诠释圣贤的言论,并不只是“终于言”,它更“将转移人心”,一旦“心受其蔽”,就会“害于事,害于政”,所以对古书的理解不得不谨慎。

戴震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说是大逆不道的。他“不主一家,不偏某一义理”,而是直接从语言文字下手,看遍同时期或稍后的注疏,以探求古书的本义,所以人们又难以驳斥他。

《年谱》记载戴震其实自小就有此质疑问难的辩才。文中说老师在传授《大学章句》时,时年十岁的戴震突然问:“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段是曾子转述孔子的话?哪一段是曾子的门人弟子所记录的?”老师说是朱熹所讲的。戴震不罢休,继续问朱熹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师说是宋朝。戴震又问孔子、曾子是何时人?老师说是周朝人。戴震再询问周朝与宋朝相差多少年?当老师说两个朝代相差几近二千年,这就让戴震抓到毛病而说:“如果相差二千年,朱文公(朱熹)又怎么会知道?”老师一时语塞,无从作答。

这种问答,在本地恐怕会被视为是挑战老师,故意刁难的。可是,在中国,上面一段文字却编在中学课本,篇题称《戴震难师》。

Posted: 22-08-08 Fri 10:19 am
by 老黄
走近古人之六〇
良好的治学态度

戴震治学之道是“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

这是非常务实的学风,但未必会讨好各方。所以他在科举道上并不顺利,年届二十八岁,才勉强“补诸生”,不过仍是一个穷秀才。这种经历并不阻挠戴震的学习。他依然坚持自己治学之道。

三十九岁那年,戴震才中了举人。可是这之后的考试,他还是年年落第,才华依然无法发挥。一直到他五十一岁那年,乾隆皇帝诏开《四库全书》馆,招募人才担任编校之职,他才得到总裁纪晓岚力荐提拔。没有中过进士的戴震破格进入了四库馆参与纂修工作。两年后,因其学识被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职务。

戴震在四库馆工作不过四年,就因病去世。时间虽短,但数十年的治学功力,却让他完成许多编修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小学(训诂)、测算、典章制度。

完成的小学考证的书籍有《六书论》《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后来有王念孙、段玉裁继承。段玉裁注的《说文解字》是现今的通用本。

测算书包括《原象》《迎日推策记》《勾股割圜记》《历问》《古历考》《续天文略》《策算》等。有孔广森继承其学。

典章制度方面有《诗经二南补注》《毛郑诗考》《尚书义考》《仪经考正》《考工记图》《春秋即位改元考》《大学补注》《中庸补注》《孟子字义疏证》《尔雅文字考》《经说》《水地记》《水经注》《九章补图》《屈原赋注》《通释》《原善》《绪言》《直隶河渠书》《气穴记》《藏府算经论》《葬法赘言》《文集》等。任大椿继承。

戴震的一生,给我们的启示是不怕没有成就,只怕没有真才实学。做学问的人如果急着要表现,或以功力来衡量自己的努力,那么他的学术生命肯定是会很短的。唯有孜孜不倦,不在乎功名,坚持自己做学问的方式,最终给大家留下的就不只是一个“名”了。

再说,戴震与许多清代的学者做学问的方式也相当可取。“研精注疏”是说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先摸透前人的研究成果,然后再仔细的勘察比较,从而得到一个更好、更准确的结论。“实事求是”是学习的态度,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夸夸其辞,不说未经考证的话。“不主一家”是不迷信,不盲从权威,不只是根据名家所说的,而是会仔细核对求实。这样的治学方式,是真正做到“继往开来”的,一方面继承了古人宝贵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又可以启迪后人。

常言做学问贵实、贵专、贵精,戴震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






Posted: 30-08-08 Sat 12:40 am
by 老黄
走近古人之六十一
岂可尽信他人的赏析


戴震的“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给我们开启阅读古文的指示——读古文不可以只看他人的分析,还得从语言文字上下功夫。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出版了好多赏析古文的书籍,如《诗经鉴赏辞典》《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古文鉴赏辞典》等等,读者一时趋之若鹜,中学与大专老师尤其喜爱。其实,这些书只供参考,提供选文和阅读的方便,却不能当主要阅读材料。赏析者大多数时候是主观地分析他对作品的了解,有些连注释都省却了,读者无从核对。我们如果把它作为依据,恐怕被误导而不自知。

例如《屈原列传》有那么一句话:“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早期的注疏本大多把重点放在“属”和“上官大夫”,说明“属”是草稿,“上官大夫”是上官靳尚。前者有很强的论据,没有异议。后者却不,上官大夫是谁,恐怕只有司马迁知道。可是如果我们过于肯定地说:“靳尚是当时候的奸臣,非常霸道而又无知,屈原的草稿都还没有写完,他就要抢过去修改。”这恐怕便要误解了。因为“夺”并不只是指“强取豪夺”,还有“改换、改变”的意思。例如“三军不可夺帅”中的夺,就不能解释为“抢夺”,而应作“更换”的意思。临阵换帅乃兵家大忌。这句话出自《论语》,还有下半句“匹夫不可夺志”,“夺志”该怎么解释,相信读者已经知晓。因此,上面那句有关上官大夫“夺”草稿一事,当解释为上官大夫要更改屈原的法令草案,屈原受命于楚王,当然不肯相就,何况这还牵涉到个人的尊严。屈原此举得罪了小人,于是便有了下文。

又如《左传》记载晋文公重耳出奔的事迹,说他到了卫国的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赏析篇通常说野外之人羞辱重耳,在他讨食物的时候给他一把泥土,结果重耳发怒,要鞭打野人。这是说不过去的。《左传》成功的一点是成功勾画出重耳出奔前后的个性转变。这时候的重耳仍不脱公子哥儿的脾气,要鞭打野人是事实,但并不是因为野人羞辱他。野人哪里有那么大胆,给一个有随从跟着的公子一把泥土吃?再说,如果您向人乞食,人家不但不给,还抓把泥土给您,难道您不生气么?古人尚且有不食嗟来之食,孰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我们还得从文字上下功夫。《说文解字》:“塊,俗凷字……凷,墣也。从土凵,凵屈象形。”段玉裁注:“屈者,无尾也。凷之形略方,而体似无尾者,故从土而象其形。”可见“块”是盛土之器具,可引申为土制的器皿。野人带食物去野地耕作,用“块”是很正常的。把“块”赠给重耳,重耳还要发脾气,这才是公子习性,才能凸显重耳的形象。

中国现代小学教育改革后强调“要把语文课当成语言文字训练课”,也就是说在阅读文章的时候,不要只是取其内容,借题发挥,要指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欣赏篇章的优美。阅读古文何尝不也如此?我们岂可根据他人的赏析篇章论断?

可改进

Posted: 01-09-08 Mon 12:33 pm
by ssy
读了一些文字,突然有些感触,为何讲师不在每个文章下设计三两个问题考考我们是否有正确的吸收,也让我们吸收后有回吐的机会,这样一来,会没那么闷.

Re: 可改进

Posted: 01-09-08 Mon 2:31 pm
by 老黄
ssy wrote:读了一些文字,突然有些感触,为何讲师不在每个文章下设计三两个问题考考我们是否有正确的吸收,也让我们吸收后有回吐的机会,这样一来,会没那么闷.
有些人十年发一帖,但是天天会报到,所以对法情的进度瞭若指掌。
有些人发帖不过是一时之兴,对自己的帖子也不关注。

这里的文章不是写给小朋友看的,小朋友的在《法情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