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学者对学者的期望，马华公会听到了么？让真正有抱负的人去挑重担，给他一个表现机会。
[转贴]《独立新闻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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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忠参选与知识份子从政
■日期／Mar 17, 2008 ■时间／12:28:18 pm
■新闻／独立专栏 ■作者／饶兆斌专栏
【竹林杏坛／饶兆斌专栏】前马大中国研究所所长何国忠代表他过去曾批判的马华公会参选，引起马华评论界很多讨论；总的来说，批评何国忠的声音很多，大概基于两种原因：
一、何国忠背离了他的“战友”和过去的立场，特别是身为1997年《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的主导人之一，近年趋向靠近体制，难听点说，就是自愿被收编。
二、知识份子应该保留独立批判的精神人格，时时和体制／权威维持一段距离，发挥社会良知的作用。所谓“知识份子参政”（这里的“参政”是指加入体制／权威而言），简言之不过是自相矛盾的说法。
这里，我主要想对第二点表达一些想法。知识份子的定义很多，如果不执着于知识份子必须扮演独立批判性和对大众启蒙的角色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把知识份子分为三类：智囊型、学者型、公共型。
我们一般认知的知识份子就是公共型的（所谓公共知识份子），他们所写所言的对象是社会民众，独立性、批判性也最强。学院里（及相对少数非学院）的学者的对象主要是他们的同行，而无论是政府或独立智库里的智囊，都是想提出具体政策或问题，希望政府采纳他们的建言，可以说他们的对象是当权者，虽然不一定直接为当权者服务。
粗糙的说，三种类型知识份子是同一个过程里不同的分工阶段，学者主要从事学术研究、生产知识，公共知识份子面向社会展开知识的论述和辩论，而智囊们从事知识的应用。当然，一个人可以同时兼备两种以上的类型，不一定说学者就不是公共知识份子。
想做智囊，变成窝囊
当知识份子顶着“知识份子”的光环从政时，他想扮演那类角色呢？官场生活当然不再容许象牙塔式的研究，最主要应是智囊型角色。他当然还可以偶尔写些文章发挥舆论作用，不过想做公共知识份子的话，最好还是在相对自由的体制外。
虽然我这里很大程度理想化了知识份子的人格，不过相对来说，我们也不必马上认为知识份子参政是“官本位”思想作祟，不必把“学而优则仕”看作是儒家士大夫特有传统。五四反儒家诸公有不少成为蒋政权一员，标榜“去中国化”的民进党政府不知有多少是学者／知识份子出身。
在美国，肯尼迪时代多少学界精英被纳入体制内，被人讽刺性称为“the Best and Brightest”。知识份子从政古今中西皆有之，我也希望大部分是基于爱国心，想通过政府贡献社会，毕竟只有在权力中心才会最大程度的发挥“智囊”的角色，甚至直接成为政策制订者。
只是，历史和现实经验并非总是如此理想。在权力的面前，许多知识份子只是被当权者用以展现“开明化”、 “专业化”的面具和工具，他们想做智囊，结果变成窝囊，被权力阉割了声音，成为了权力的附庸；甚至有的已不在乎“知识份子”的光环和定位，迷恋上了荣华富贵，不只是附庸而已经是权力体制的有机构成部分。
就算体制真的开明，不干扰知识份子去扮演智囊的角色，但知识份子那种社会精英的自我认知，常常造成他们以为掌握真理，容不下不同意见，这种例子很多，例如前述肯尼迪时代的学界精英，视他们的“现代化”理论为真理，结果造成美国长达十年的越战悲剧，在美国知识界留下“文人误国”的臭名。所以，公共知识份子对体制内的智囊知识份子的批判很强烈，也不无道理。
若能造福百姓也是好事
虽然如此，我不愿全盘否定知识份子参政的合理性，毕竟也有知识份子能相对良好的在体制内发挥智囊的角色；他们的独立性虽然被削弱，但要是他们的政策能得到人民认同、当权者执行，造福人群，那也是件好事，例如很少人说龙应台（右图）当了台北市文化局长就不是知识份子了。
即便在不民主的中共，1980年代胡赵当政也囊括了许多智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做出令人尊敬的贡献。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和一般民众都相当认可的环保局副局长潘岳便相对良好的发挥了其智囊角色。退一步说，当发现这个体制和自己的思想理念不符合，又或自己的声音被扭曲被打压时，也可以选择抽身退出，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知识份子”的光环依在。
在我国，尤其是华社，不会忘记“打进国阵、纠正国阵”这个口号。这是知识份子参政的一次实践：在体制内发挥“智囊”角色，纠正长期不公平的教育政策。不过“被国阵纠正”的结果和惨痛教训，让“知识份子参政”这个说法留下污名。体制内被认可的知识份子很少，但游走在体制外的，具有批判性的公共知识份子还很多。他们除了批判知识份子参政，也批判学院里学者们的沉默，例如潘永强在一篇文章里阐述了华裔知识份子从“边缘化到职业化”的忧虑。
的确，不少华裔学者安逸于体制外围（如国立大学，拉大等）的舒适环境，不过，知识份子的“职业化”，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专业化”，在某种程度来说并非坏事。学者们有时的确需要离开现实的烦愁从事研究，陈寅恪在民国乱世时很少参与政治社会活动，但他的学术成就比胡适、陈独秀等人来得大得多。
不过，这种“入世”般的“专业化”要有两个前提：一、这种“专业化”是真正基于学术的独立自由，是一种对学术探求充分尊重的专业伦理，不受朝野任何政治、社会、市场势力的干扰，是一种独立出来的“学术空间”。在这种情形下，偶尔从学院里跳出来议评论事也不会收到秋后算账。二、这种“专业化”不会导致其他类型知识份子的落寞。公共知识份子继续执行他们的批判立场，智囊知识份子继续为社会建设提出有用的政策。要是整个知识界都被纳进象牙塔里不问世事，这是一种知识界分布的不均匀，也是整个知识界“鸵鸟化”的悲哀。
何国忠应改善学术环境
在我国，知识份子“专业化”的出路太少，有心从事学术研究的，除了华研、少数民办学院和自力更生外，资源较丰富的体制外围机构是很大的诱惑，但进入体制外围则必须准备接受行政的箝制和我国大学“学术政治”的污水。
在体制不断收编华团、报界的战略下，把没有“专业化”的“职业化”作为一种策略分化华社知识界、削弱公共知识份子的实力，不可不说是高招，也引起了公共知识份子的警惕；潘永强、唐南发等人对此的忧思并非空穴来风。
至于何国忠说参选“为乡亲父老、选区居民服务”云云是废话，他当然是想进入中央决策层，发挥“智囊”职能。
他是大学研究所所长，理应被分配到的职能是高等教育部门（如果是其他不三不四的部门，那简直是浪费何国忠的一片苦心了）；学术界出身，他应该知道行政干预学术的情况在国立大学里多么严重，对学术界的伤害是多么不堪。
我们不会期望他会“争取”到废除《大专法令》，但要是他能减少行政干预学术的现象，提出且实行有利于学术独立自由的政策，那也算对得起他那批“博士助选团”（我猜想除了出于同门或私人私谊外，这些学者们也希望何国忠能改善大学学术环境吧），也多少对得起他那顶“知识份子”的光环，我们也不必吝啬一些掌声。
不过，如果他和现任高官如出一辙，大学“学术政治”照旧，那他也不过是智囊变窝囊，“知识份子”的光顶可以拆下来了。
饶兆斌是美国东北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