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参观大邮轮》



爸：谁要上厕所？
孩子们：我要！
妈：记得照顾清洁，别玩水。



我：咦？这楼梯上去是什么地方？
爸：上去那里就可以看到海了。

《参观大邮轮》


姐：到甲板上了！这里风景真美，我们来拍照吧！
我：爸爸，妈妈，我想去健身室做运动，可以吗？
爸：去吧。
我：哥哥，我们一起去吧。
哥：好吧。
妈：你们小心一点。
（教师把作者和哥哥的迷你人物图片移到“健身室”去。教师解释：现在，爸爸、妈妈和姐姐在甲板上拍照，作者和哥哥在健身室做运动。）

（教师解释：过不久，天黑了。教师把迷你人物图片移回到“入口处”。）
爸：天黑了，我们回家吧！
孩子们：今天玩得真开心！
（*有几位学生很聪明，立刻发现我把迷你人物图片放在“入口处”后“回家”的错误。其实是我忘了画“出口”，呵呵。）

步骤二：

教师展示课文内容的图表（空的：只有栏目，没有要点的），让学生出来把有关的内容词卡/句卡一一贴上。比如说，教师把“爸爸”的词卡交给学生，学生必须把它归类放到“人物”的一栏。以下是图表的内容：

时间：假期里
人物：作者 爸爸 妈妈 姐姐 哥哥
地点：大邮轮
一家人做什么？：参观
邮轮里有什么？：参观 百货商店 电影院 健身室 客房 厕所
爸爸、妈妈、姐姐做什么？：在甲板上拍照
作者和哥哥做什么？：在健身室做运动
什么时候回家：天黑后

步骤三：

教师口头有关课文的问题，学生回答。

结束：

教师引发学生想象，让学生说说他们认为未来的大邮轮里还会有什么；最后，教师灌输道德价值观：
“那么，你们想不想拥有自己的大邮轮？其实，你们每个人都已经拥有一艘大邮轮了，那就是你们的脑袋。脑袋可以装很多东西，每次你们学了新的东西的时候，知识就会住进里面成为其中一个部分，就像大邮轮里的每个部分那样。如果你们希望你们的“大邮轮”里面的东西会越来越丰富，那就应该认真和努力学习，成为一个有学问的孩子。

反馈：

学生喜欢听故事和看图画，当我把这个记叙文的内容在他们面前形象地呈现出来时，他们开心得像在看动画那样。
过后，我通过步骤二的图表把焦点再次移回到文字和课文身上，让学生进行图与文的联系，并趁机训练他们分类与归类的思维能力。学生雀跃万分，抢着出来把答案贴上；这个巩固阶段得到那么积极的回应，是个不错的现象。
到了步骤三的时候，学生已对教师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于是达成了预期学习成果。（完）

鲁乃实习日记

周记——第3周

转眼间已实习了三个星期，执教的日子过得特别快。扣除一个星期的考试周，与学生相处的时间只剩下四个星期。想到这里，心中浮起一丝丝的不舍之情。孩子总是很讨人喜爱的，每次看着他们纯真的脸和听着他们的童言童语，老忍不住会心一笑。我能当他们老师的日子已不多了，也许一生之中就只有这两个月的缘分……

我常常问自己：老师是什么？就只是教书而已吗？就只是一张长期饭票？如果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希望老师是我的朋友、姐姐（哥哥）或妈妈（爸爸）。那么，身为老师的我到底能为学生做什么？到底又为学生做了什么？至今我依然觉得很惭愧，因为我还不把握学生需要什么，也不把握我所做的一切能否帮到他们。我不是很了解孩子，我已离开我的孩童期快十年了。我得努力追溯过去，把自己那颗童心找回来。我好想跟学生握握手说：“我们当朋友，好吗？”我想要尽我的能力带给他们一段欢乐的小学回忆。我想，我是可以做到的。

上星期我成了一个堕落的老师，那个过渡期真让人不堪回首。我惩罚了学生，心中内疚不已，不断责怪自己却又不找出问题的根源，只在那儿自怜自艾，觉得自己没办法当老师的了。然而，更令我受不了的是学生的宽宏大量——被我罚了之后还跟我很要好，见面时都“老师”、“老师”地叫着我。我比学生还更孩子气，竟然需要得到鼓励才能站起来。不得不承认，我是个很没有信心的老师，孩子的毅力比我强多了。把事情看得简单一点，心中的爱自然能时时刻刻保存着，这是我从孩子身上所学到的东西。用孩子的眼光看待任何事物，人人都可以活得很开心。

孩子的爱是最真诚、动人的。我有两班学生，教华文的那班我通过《我的妈妈》这一课让他们说出对妈妈和老师的爱，教健康教育的那班我通过《我爱我的家》这一课让他们说出对家人、朋友和老师的爱。学生们都表现得很积极，不像大人那般“爱在心中难开口”。他们爱妈妈，便带着感激的眼神朗诵出《我的妈妈》；他们爱朋友，便真心地说出他们愿意为朋友做的事；他们爱老师，便一个接一个开心地走到老师身边，把小礼物送给老师。反观我这位老师，都长那么大了却不曾亲口对家人或朋友说过“我爱你”。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这个习惯，父母没教我怎么说这句话，也没对我说过这句话。所以，自小就对孩子灌输关爱的观念是很重要的，老师和父母在教育的时候若能多留意这一点，定能帮助孩子创建和谐、美好的心灵世界。

我喜欢设计教学活动，因为在那构思的当儿又能运转自己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写教案是一种很好的挑战，并总是对于能否为学生和我自己带来学习的乐趣而感到期待。无论如何，我对于“课室是教师的舞台”这一句话不甚认同。学生为主教师为辅，教师不该顾着自吹自擂和做秀。课室不是给教师机会表现的地方，是给学生机会学得更好的地方。教师不必为自己设计或实践了一堂很好的课而感到沾沾自喜，理应检讨自己是否让学生学会、学透了，学得开心、满足了。课室不是让教师晋升“特级教师”或“优等学员”的机会，是让教师帮助学生成长的机会。常常听见实习老师对学生说：“希望你们配合我，体谅我，跟我合作。”那又有谁体谅学生呢？以前我老是觉得不该让学生过度玩乐而无心向学，但这回我认为蒙特梭利的那番话说得很好——“让孩子在玩乐中学习”。孩子本性喜欢玩乐（大人何尝不是？），若教师一味拘谨于规规矩矩的教学方式，定会成为学生的心理压力，并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只要教师拿捏得宜，记得把玩乐成果引回到教学里，孩子的求知和游戏欲望兼受满足，学习应该会达到比较理想的成效。课室不是教师的舞台，不是学生的牢狱，是孩子的游乐园。我是这么想的。

多希望老师们都能够给孩子多一点关心、包容和自由。当学生犯错的时候，我们应该想想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做；想想如果我们是他们的话，我们会不会那么做。很多老师（包括我自己）都很好笑的，明明了解了儿童心理（虽然只是皮毛），明明自己也曾经是小孩，明明知道小孩就是喜欢讲话、玩乐、跑动，却要三番四次地严厉警告学生说：“不准讲话！不准玩！不住跑！”搞到学生的脸变成一条条苦瓜。这样长期受压制的孩子会不会渐渐变成哑巴和手脚残障人士？我觉得更贴切的形容应该是“月饼”，苦瓜口味的，都是同一个模印出来的，没有一点创意，推出市场后立刻被淘汰丢进垃圾桶里面，从此多了一篇篇可怜的文学作品——《苦瓜月饼的自述》。如果孩子也会抗议的话，也许他们会到街头拉布条游行并大喊：“还我自由！解放儿童！”孩子不是待大人“改造”的奴隶，他们是别于大人的另一种独有“生物”（个体），所以我也要为“把自由还给孩子”这个理想落实一份力量。

当然，也不是说要让学生无时无刻都在说话、玩乐、跑动，应该要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危险等，这些都有必要向孩子解释清楚。小孩很多时候是不懂事，不是故意跟老师对抗或耍顽皮的。如果我们设了一大堆规矩却没让他们明白其用意，硬要小孩跟从的话是会要了他们的命的。用真心去劝告孩子，让他们知道我们所规定的一切是为了他们着想。学生问：“为什么老师可以讲话，我不可以？”老师说：“因为如果你讲话就听不到老师教的东西了，你就学少了一点聪明。”“为什么我不可以跑？”“因为在走廊上跑很危险，撞倒别人或跌到你就会头破血流了，老师和你的爸爸妈妈会很伤心的。”这样的解释应该会让学生更乐于接受。说到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天我和学生上的一堂课——提出要求和指示的方法：要合理。老师和父母要做好榜样，便也得做个讲道理的人。

我有一位学生，皮肤有点黝黑，双眼大大骨碌碌的，是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小男孩。他叫小培，总爱对着老师嬉皮笑脸的，被某位老师请吃了炒果条还是那样，真是惹人喜爱（好气又好笑）。他有时爱耍流氓，有时摆出不屑的样子，很“有性格”。他上课时总不专心和不做功课，时常说他要回家后才做。他交给我的第一份功课（活动卷《我的妈妈》），我经过观察字迹等方式判断那不是他自己做的，便在他的活动卷上写着：“你的妈妈（被画得）很漂亮和聪明，相信你也会像妈妈一样聪明。”过后，他的功课都是自己做的，也都准时交了上来。虽然他上课时还是很爱捣蛋，但他总算比较专心了，好几次还偷了我的图片（教具）自己收藏，还帮我维持班上的秩序：“静啦！老师要说话！”

有一次，小培尝试口头造句，我赞扬了他并引导全班给他一个爱的鼓励，他开心地笑了，过后不断举手尝试回答。我问他有没有跟不上的功课，说如果有问题可以去办公室找我，我教他做。他真的来了，我教完他后，他说下次还要来问我别的华文功课。我很欣慰。有一份作业簿内的功课是仿写童诗，题目为《我的老师》，之前他写着“我的老师是狮子，每天打我。”我不知怎么改，没改就派回去了。前天我把学生的作业簿收回来的时候，发现他改写了：“刘金菁老师像是我的妈妈，每天教我读书和写字，所以我很喜欢她。”其实，小培是个暹罗裔却被华裔领养的孩子。我想，他的妈妈一定很爱他并希望老师帮助他好好学习。我应更关心他。

被我教体育的那班小瓜也很顽皮，得想个办法“搞定”他们。我先找出班上的五大天王，把全班学生分为五组后，安排他们五个各别成为一组之长。我要求他们顾好各自的组员，授权给他们成为我的小帮手。当得到这般受重视的对待后，五大天王立刻露出天真的笑脸和我打勾勾，雀跃地开始实行自己的工作。顽皮的孩子通常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只要能善于“使用”和发挥他们的这项特质，将会是一个个的可造之才。

受到关注的孩子总会走在正道上的，这是我的想法。

鲁乃实习日记

7月22日——教案簿里的文字打仗了

今天竟为了该用什么语言写教案而和一位同校实习的KPLI姐姐闹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实习前LDP给taklimat的时候，有学员问LDP我们的副科教案应该用什么语言写，LDP说根据我们副科讲师的意愿。因此，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如果副科给华人讲师看就写华文，给非华人讲师看就写马来文。

上几个星期我们的主科（华文）讲师来视察，他向校方提出坚持让我们（实习老师）以华文写每一份教案，除了副科讲师要来视察的那一天才能写马来文。讲师吩咐我们那么做，但我始终用马来文书写，因为我觉得未经过副科讲师的同意就那么做是很不尊敬他的。

主科讲师到访的第二次，他检查了我的教案，语气有点重地问我为何还使用马来文写副科教案。我说我担心副科讲师不高兴，他说：“哪里可以这样的？在华校就应该用华文写教案！这是华校的文化。”我无言以对，心想：好吧，讲师你们两方坐下来好好谈，谈妥它再来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只是遵从讲师指示的学员，为什么难为了我们这块夹心饼呢？结果，我选择继续用马来文写副科教案。

今天，副科讲师来视察了。还好我写的都是马来文，一来不必担心被骂，二来方便他检查。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在另一间学校实习的同学用华文写之前的（副科）教案，我不懂要怎样检查，也没办法检查。”后来我和芊慧在办公室谈起这件事，我们一致认为不使用马来文写教案的确会让副科讲师难做。

“你们是第一批用马来文写副科教案的华文组学员，在你们之前从来没发生这样的事。”忽然，KPLI的姐姐出声了。“华文讲师怕你们成了先例，以后别组的讲师就会继续找借口叫华文组的学员用马来文写。”

“这没有什么不妥，马来人当然得看马来文（因为他们不谙华文）。既然是讲师，他们就有检查教案的权力，我们不写马来文不但对他们不大尊敬，也对他们很不公平。如果不让他们检查之前的教案，那不是很多学员瞒天过海混过去？他们不检查副科教案的话，难道主科讲师或导师可以代替他们的权力去检查？这说不过去。另外，让副科讲师检查之前的教案是利多于弊的，因为他们能评评我们的教案写得好不好，观察我们的教学设计得好不好，推测我们的问题源自于哪里等；那他们才能给我们适用的忠告，才能帮到我们啊。虽然只是副科讲师，但既然主科讲师或导师都有权力检查之前的教案，他们理应也有那份权力、责任的。”

“不，你们还不了解实情，你们的mindset还死在那里。华文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如果连我们自己也不捍卫我们的权力，不坚持我们的文化，那我们迟早会消失的。虽然我也觉得写马来文比较方便，但我想为传承文化出一份力——写回华文。你们现在是不明白的了。”

这番话听起来真有够刺耳的。实情是什么？姐姐你没有告诉我。华文很重要？我知道。写马来文比较方便？还好。我不想传承和坚持我们的文化？当然不是。这么多科之中，我最爱华文的了。只不过，爱归爱，“坚持”还得看情况。如果说用华文写副科教案是我们的权力，那讲师检查教案的权力去了哪里？毕竟现阶段的我们是学员，配合讲师的语言范畴是很正常的，何必斤斤计较、针锋相对？他们有说以后我们当了华校老师还得继续用马来文写副科教案吗？没有啊。

过后，维昕说：“XX（KPLI姐姐）说得对。一旦我们妥协一次，他们接下来就会一直找借口叫我们写马来文的了。如果我们任由他们摆布，以后有可能连华文科教案也得用马来文写。因为假如我们成了先例，他们也就有理由安排非华人讲师视察华文科的教学，接着要求我们用马来文写。”

“有那么严重？？”

“是的。以前有一阵子闹出华校校长为非华人的事件，正是这个原因。既然我们妥协了，既然我们不坚持用华文，那他们就很容易找机会，他们就可以断垄所有“市场”，尽量把他们的族群“塞”进各个领域去而抹杀我们的生存机会。”

“真的？”我听得有点呆了。

“真的。你看，现在的毕业论文都得用马来文或英文来写，就算是中文系。这正是我们已经受他人掌控的一个证明。”

我没话说了。口头上是没话说，心里却闷得很。
请恕我“对华文不忠”，我认为用马来文或英文来写毕业论文没什么不正常。只不过，马来文或英文版的论文稿件当然是附带的，主要让讲师评审的一定还得是华文版的。就如我们实习期间写的journal那样，两个语言都得写，讲师检查的只是华文版的，而马来文版的则交由（方便）LDP或其他讲师检查。如果写了长篇大论的论文却只有本科的讲师看得明白，岂不是在闭门造车？

无论如何，通过这番谈话，我才认识到华人是一个何等维护自己的社群，其民族精神不是盖的（我身为炎黄子弟竟现在才知道）。我这回也才“大开耳界”听了那么多，感觉有点意外。但是，话说回来，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副科讲师的一个小小要求竟会影响到整个华社的权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只知道，副科讲师也是出自一片好意想帮我们（毕竟他们叫做pensyarah pembimbing），至少我的副科讲师的确是这样的一位好讲师。真心想要指导我们却受到这样的对待，又有谁可以说我们对他们是公平的？换个身份想想：假设我们是数学组的讲师，被安排视察印度学员，如果他们的数学科教案用泰米尔文来写，我们无法检查和评审时会有什么感想？应该也会不高兴吧。

我们一直说别人（非华人讲师）要夺取我们的权力，但会不会是我们想太多了？
不管各方持着什么看法，我还是想说一句：抱着狭隘心传承和坚持下来的文化，其素质肯定大打折扣。

有一年，我们的学院准备在毕业典礼的舞台背景只书写爪夷文。
我们知道后，都表示抗议，但是院方却表示已经在最高理事会议决了。

后来，询问开会时非巫裔讲师的反应。
惊闻有这样的事情：

原来那天会议只有一位非马来人出席。
大家询问他的意见，他说：“没问题，我会读爪夷的！”

*好小子 wrote: 请恕我“对华文不忠”，我认为用马来文或英文来写毕业论文没什么不正常。只不过，马来文或英文版的论文稿件当然是附带的，主要让讲师评审的一定还得是华文版的。就如我们实习期间写的journal那样，两个语言都得写，讲师检查的只是华文版的，而马来文版的则交由（方便）LDP或其他讲师检查。如果写了长篇大论的论文却只有本科的讲师看得明白，岂不是在闭门造车？

惨痛的经验：

没有马来文版的《三国演义》，也可以用马来文写出硕士论文。
那是1998年的事。
今天，谁敢说论文不能用马来文写？
十多年前就有人做得到，难道今天就不行了？

论文用中文写，只能让懂华文的人看，多么可惜。

*好小子 wrote:鲁乃实习日记

7月22日——教案簿里的文字打仗了

今天竟为了该用什么语言写教案而和一位同校实习的KPLI姐姐闹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实习前LDP给taklimat的时候，有学员问LDP我们的副科教案应该用什么语言写，LDP说根据我们副科讲师的意愿。因此，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如果副科给华人讲师看就写华文，给非华人讲师看就写马来文。

上几个星期我们的主科（华文）讲师来视察，他向校方提出坚持让我们（实习老师）以华文写每一份教案，除了副科讲师要来视察的那一天才能写马来文。讲师吩咐我们那么做，但我始终用马来文书写，因为我觉得未经过副科讲师的同意就那么做是很不尊敬他的。

主科讲师到访的第二次，他检查了我的教案，语气有点重地问我为何还使用马来文写副科教案。我说我担心副科讲师不高兴，他说：“哪里可以这样的？在华校就应该用华文写教案！这是华校的文化。”我无言以对，心想：好吧，讲师你们两方坐下来好好谈，谈妥它再来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只是遵从讲师指示的学员，为什么难为了我们这块夹心饼呢？结果，我选择继续用马来文写副科教案。

今天，副科讲师来视察了。还好我写的都是马来文，一来不必担心被骂，二来方便他检查。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在另一间学校实习的同学用华文写之前的（副科）教案，我不懂要怎样检查，也没办法检查。”后来我和芊慧在办公室谈起这件事，我们一致认为不使用马来文写教案的确会让副科讲师难做。

“你们是第一批用马来文写副科教案的华文组学员，在你们之前从来没发生这样的事。”忽然，KPLI的姐姐出声了。“华文讲师怕你们成了先例，以后别组的讲师就会继续找借口叫华文组的学员用马来文写。”

“这没有什么不妥，马来人当然得看马来文（因为他们不谙华文）。既然是讲师，他们就有检查教案的权力，我们不写马来文不但对他们不大尊敬，也对他们很不公平。如果不让他们检查之前的教案，那不是很多学员瞒天过海混过去？他们不检查副科教案的话，难道主科讲师或导师可以代替他们的权力去检查？这说不过去。另外，让副科讲师检查之前的教案是利多于弊的，因为他们能评评我们的教案写得好不好，观察我们的教学设计得好不好，推测我们的问题源自于哪里等；那他们才能给我们适用的忠告，才能帮到我们啊。虽然只是副科讲师，但既然主科讲师或导师都有权力检查之前的教案，他们理应也有那份权力、责任的。”

“不，你们还不了解实情，你们的mindset还死在那里。华文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如果连我们自己也不捍卫我们的权力，不坚持我们的文化，那我们迟早会消失的。虽然我也觉得写马来文比较方便，但我想为传承文化出一份力——写回华文。你们现在是不明白的了。”

这番话听起来真有够刺耳的。实情是什么？姐姐你没有告诉我。华文很重要？我知道。写马来文比较方便？还好。我不想传承和坚持我们的文化？当然不是。这么多科之中，我最爱华文的了。只不过，爱归爱，“坚持”还得看情况。如果说用华文写副科教案是我们的权力，那讲师检查教案的权力去了哪里？毕竟现阶段的我们是学员，配合讲师的语言范畴是很正常的，何必斤斤计较、针锋相对？他们有说以后我们当了华校老师还得继续用马来文写副科教案吗？没有啊。

过后，维昕说：“XX（KPLI姐姐）说得对。一旦我们妥协一次，他们接下来就会一直找借口叫我们写马来文的了。如果我们任由他们摆布，以后有可能连华文科教案也得用马来文写。因为假如我们成了先例，他们也就有理由安排非华人讲师视察华文科的教学，接着要求我们用马来文写。”

“有那么严重？？”

“是的。以前有一阵子闹出华校校长为非华人的事件，正是这个原因。既然我们妥协了，既然我们不坚持用华文，那他们就很容易找机会，他们就可以断垄所有“市场”，尽量把他们的族群“塞”进各个领域去而抹杀我们的生存机会。”

“真的？”我听得有点呆了。

“真的。你看，现在的毕业论文都得用马来文或英文来写，就算是中文系。这正是我们已经受他人掌控的一个证明。”

我没话说了。口头上是没话说，心里却闷得很。
请恕我“对华文不忠”，我认为用马来文或英文来写毕业论文没什么不正常。只不过，马来文或英文版的论文稿件当然是附带的，主要让讲师评审的一定还得是华文版的。就如我们实习期间写的journal那样，两个语言都得写，讲师检查的只是华文版的，而马来文版的则交由（方便）LDP或其他讲师检查。如果写了长篇大论的论文却只有本科的讲师看得明白，岂不是在闭门造车？

无论如何，通过这番谈话，我才认识到华人是一个何等维护自己的社群，其民族精神不是盖的（我身为炎黄子弟竟现在才知道）。我这回也才“大开耳界”听了那么多，感觉有点意外。但是，话说回来，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副科讲师的一个小小要求竟会影响到整个华社的权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只知道，副科讲师也是出自一片好意想帮我们（毕竟他们叫做pensyarah pembimbing），至少我的副科讲师的确是这样的一位好讲师。真心想要指导我们却受到这样的对待，又有谁可以说我们对他们是公平的？换个身份想想：假设我们是数学组的讲师，被安排视察印度学员，如果他们的数学科教案用泰米尔文来写，我们无法检查和评审时会有什么感想？应该也会不高兴吧。

我们一直说别人（非华人讲师）要夺取我们的权力，但会不会是我们想太多了？
不管各方持着什么看法，我还是想说一句：抱着狭隘心传承和坚持下来的文化，其素质肯定大打折扣。

你在你的数学教案使用双语不就行了？一来你的华语讲师不会说什么，二来又可以对你的副讲师公平。

老黄 wrote:



没有马来文版的《三国演义》，也可以用马来文写出硕士论文。
那是1998年的事。
今天，谁敢说论文不能用马来文写？
十多年前就有人做得到，难道今天就不行了？

论文用中文写，只能让懂华文的人看，多么可惜。

黄讲师当时还有出版华文版的硕士毕业论文吗？还是只是国语版而已？

老黄 wrote:没有马来文版的《三国演义》，也可以用马来文写出硕士论文。
那是1998年的事。
今天，谁敢说论文不能用马来文写？
十多年前就有人做得到，难道今天就不行了？

论文用中文写，只能让懂华文的人看，多么可惜。

当然从资料和文化的流通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之前我听说马大文学院的院长认为，他们不懂华文，所以中文系的论文也必须用马来文书写。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和心态？

就如你要明白英文文学，你要等人把英语翻译成国语再来看英文的修辞、语法、寓意等等，还是努力学好英文，才来鉴赏真实的英文文学？这我认为是很荒谬的借口，不该出自一间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口中。

*好小子 wrote:我们一直说别人（非华人讲师）要夺取我们的权力，但会不会是我们想太多了？
不管各方持着什么看法，我还是想说一句：抱着狭隘心传承和坚持下来的文化，其素质肯定大打折扣。

当然不是“非华人讲师”要夺取我们的权力，而是华社很多时候难免会变成惊弓之鸟。华小高职事件，还有茅草行动都不是偶然的，是某些种族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精心制作。这可以问问当时的教育部长和首相，就是现在的民联共主安华先生和至今仍然高呼国家被华人控制的老马。拉萨报告书仍然是“最终目标”，华社必须要有危机意识。

不过话说回头，我也认同“抱着狭隘心传承和坚持下来的文化，其素质肯定大打折扣。”这句话，但是在马来西亚，要维护本身的文化就特别需要很多的智慧与努力去面对种种的人为障碍了。

chuah wrote:你在你的数学教案使用双语不就行了？一来你的华语讲师不会说什么，二来又可以对你的副讲师公平。

也许这样会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