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张舜徽先生

程千帆先生门下人材辈出,形成坚强的学术梯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广受称道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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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到南京大学后,真是仿如刘姥姥进入大观园。
瞎打误撞地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核心学府,获悉后内心是且忧且喜的。
忧的当然是自知自己有多少斤两,喜的是这三年应该可以好好学习了。

我的论文方向是第二年才定下的,第一年就是让自己融入南大的学风。
很感恩我的师兄余历雄,若非他指引,我不但无法那么快速得知南大的学风,也无法找到好书阅读。
我本来就是一个读书的料子,到了南大这样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学府,哪里可以入宝山而空手回?
所以,我除了每两周见老师一次,和同学们一起论学外,我还勤于上课、阅读。
南大要求博士生先完成一些指定的课程,我除了上课做课业外,还去旁听很多硕士生的课,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另外就是沿着老师讲的线索去阅读,顺藤摸瓜的,获益匪浅。
此外,我还读一些“软性”的读物,当然不是国内流行的《风采》《新潮》,而是较轻的学术读物。也就是这样的一种习惯,我戒掉了每天要翻两份报纸的习惯,争取到了不少时间。
我的软读物是学者的学习散记。除了师门的是必读的之外(我把有关评论程千帆先生的文章几乎都囊括读遍),也看其他学者的。
其中一位就是)张舜徽先生。
老先生的刻苦,真的给我很大的力量。尤其是读到当年他到了南京,发愿要读完南京古籍图书馆的书的那一段记忆,真的给我很大的强力针。

而今看到好几篇介绍张先生的文章,转贴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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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年代,一位学者在偏远深山里的“百日阅读书目”
作者:傅道彬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2019-02-28

编者 写了: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所长。近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先生的《壮议轩日记》(整理本),《日记》起于1942年9月24日,止于1947年1月7日,真实地记录了先生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北平民国学院(抗战时迁入湖南)和1946年入陇任教于兰州大学的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对后人治学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日记》中最为感人的就是先生在艰难困苦中孜孜矻矻、勤勤恳恳的力学苦读的形象。先生深知学术之艰难,如不付出超越常人的努力,永远无法到达学术的顶峰,《日记》中写道:
盖著书之业,谈何容易!必须刊落声华,专一神志,先之以十年廿载伏案之功,再益以旁推广览批检之学,反诸己而有得,然后敢著纸笔。艰难寂寞,非文士所能堪。
在先生心目中,学术是神圣的、庄严的,因此先生立下了“刊落声华,专一神志”的宏大志向,忍受着艰难寂寞,在经年累月的力学苦读中积累着“十年廿载伏案之功”。1942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公历9月25日),先生从学院图书馆借得“孙籀庼、俞曲园书数种假之以归”,当夜“夜阅《籀庼述林》至二鼓后”,第二天就将十卷本的《籀庼述林》阅读完毕。据《日记》记载,从1942年的9月24日始,到1943年1月20日止,在一百余天的时间里,先生阅读的著作有:

1.《籀庼述林》十卷
2.《白华前稿》六十卷
3.《铁桥漫稿》十三卷
4.《春在堂全书》二百五十卷
5.《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
6.《南畇文稿》十二卷
7. 《三鱼堂文集》并《外集》十八卷
8.黎劭西《钱玄同先生传》
9.《三鱼堂日记》二卷
10.《谭复堂日记》八卷
11.《四库全书提要》二百卷
12.《显志堂稿》十二卷
13《铜熨斗斋随笔》八卷
14 .《陶文毅公文集》六十四卷
15.《逊志堂杂钞》十卷
16.《江郑堂隶经文》四卷
17.《刘梦涂文集》十卷
18.《姚海槎书七种》七十六卷
19.《清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
20.《汤潜庵集》二卷
21.《国朝文录》八十二卷
22.《小仓山房文集》(含续集、外集)四十三卷
23.《忠雅棠文集》十二卷
24.《汉学师承记》八卷
25.《周书斠补》四卷
26.《魏鹤山大全集》一百零九卷
27.《饴山堂文集》十二卷
28.《巢经巢文集》六卷
29.《逸周书》十卷
30.《苍莨初集》二十一卷
31.《程侍郎遗集》十卷
32.《有恒心斋文集》十一卷
33.《养知书屋文集》二十八卷
34.《左文襄文集》五卷
35.《天岳山馆文钞》四十卷
36.《唐确慎公集》十卷
37.《曾文正公文集》四卷
38.《养晦堂文集》十卷
39.《望溪先生文集》(含续集、外集)三十卷
40.《大学衍义》四十三卷
41.《大戴礼记》之《子张问入官》《文王官人》(背诵)
42.《洪范》《中庸》诸篇(温习)
43.《礼运》《西铭》诸篇(默诵)
44.《吕氏春秋》(温习)
45.《六家要旨》
46.《庄子·内篇》(温习)
47.《庄子·胠箧》(温习)
48.《与孙豹人书》(默诵)
49.《严先生祠堂记》(温习)
50.《荀子·劝学》《礼论》诸篇 (温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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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百天阅读书目”是根据先生《日记》任意截取的,在一百余天里,先生竟然阅读了四十多位清代学者的文集,温习了《吕氏春秋》《庄子》《礼记》《大戴礼记》等经典,背诵了《六家要旨》《礼运》等重要文献,校订了《逸周书》等著作。值得指出的是,除了《清经世文编》《国朝文录》等卷帙浩繁的著作以外,先生的阅读不是泛泛的浏览,而是“遍加丹黄,从无一字之跳脱”的精读。先生对读过的清人文集都提玄勾要,撮其大略,《清人文集别录》正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在一个战乱年代里,一位中国普通学者在偏远的湖南深山里的“百日阅读书目”,让我们深深敬佩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即便在学术便利、资讯发达的今天,面对先生的百日阅读书目,我们仍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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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文集别录》

这是先生壮年读书岁月的一段寻常日子,没有特别之处。它不是偶然,也不是突击,而是晨钟暮鼓中伴青灯黄卷,兀兀恒年从不懈怠的学术坚持。先生治学不急功近利,不刻意求新,不刻意发表倾动一时之言论,而是以坚韧自励,强调积累,强调坚持,显示了从容坚定的学术自信。先生读书的原则是一以贯之的,其《日记》以陆陇其《戒子书》“读书必以精熟为贵”以自警:
欲速是读书人第一大病。功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也。能不间断,则一日所读虽不多,日积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则刻刻做潦草功夫,此终身不能成功之道也。
先生常以《庄子·人间世》“美成在久”激励后学,先生逝世前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6期)写下了“美成在久,日进无疆”的贺词,这句话也成了他留给后世的最后格言。与学术上一时间的冲动和激情相比,学术的坚持需要更大的毅力和韧性。从《日记》来看,先生有早晨温习背诵、夜晚阅读写作的习惯,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日记》中 “晨起默诵”“读书至二鼓后”的字样,先生是把自己的整个人生托付于学术事业的,在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学术坚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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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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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有头痛之疾,《日记》中常常有“头晕身热”“双手冰寒”之类的记载,而先生却从不因此而辍学,以巨大的毅力忍受病痛的侵袭和折磨。1943年4月25日的《日记》记载:
早起头痛犹厉,心神亦昏扰不宁,惟静坐瞑目以将息之。友人阮真邻余而居,力劝余爱啬精神,节劳节思。彼盖见余近来用功甚苦,而为是言也。
先生惜时如金,稍有放松,便痛惜不已,常常自责。1946年27日先生早晨起来诵读袁准《正书》,以为“精言胜意,所在皆是,为三復焉”。上午十时有朋友来访,坐谈甚久。中午,有友人招饮,先生“饮酒独多,幸不及乱”。下午,先生以中文系主任身份参加兰州大学的校务委员会,“议事甚多,至点灯时方散”。晚上,学校设宴款待各位与会者。这个在今天看来非常普通的一天,先生却为虚与应酬、参与俗务而自责,以为“今日扰于杂事,看书不多,不啻虚抛一昼。因感于酒食论辩,甚妨读书”。从仅仅一日的读书不多,先生马上意识到“酒食论辩,甚妨读书”,正因为这样的自警自省,当天晚上“入夜,检览杂书,至三更犹不觉惫”,他是想通过长夜苦读来弥补白天的“看书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日记》中如此所谓的“虚抛一昼”,仅此一处,其它所有的时间里先生都在伏案苦读,即便是与人交往,也都是同仁间的切磋琢磨、品艺论学。“少壮工夫老始成”,先生之所以在历史学、文献学、目录学、音韵学、思想史等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根本源自于他超乎常人的勤奋和努力。

>节选自傅道彬《君子之于学也 ——〈张舜徽壮议轩日记〉读后》,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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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林点校《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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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治学的“两条腿”:文献学功夫与思想史发微
作者:张三夕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2017-03-13

编者 写了:《周秦道论发微》与《史学三书平议》是张舜徽先生的经典著作,二书曾合刊于《张舜徽集》第二辑,已于2005年出版。本文为张三夕教授审读此书时所写的札记。文中不但阐释了文献学功夫和思想史发微有机结合的治学方法,还对当下“匆忙”或“急功近利”的写作提出了批评,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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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集》第一辑、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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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著作的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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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张舜徽集》第二批之一种为《周秦道论发微》(以下简称《发微》)与《史学三书平议》(以下简称《平议》),我因承担此二书的终审工作,最近又将它们逐字逐句地通读一遍。有些感想(侧重于《发微》)写下来以求教于各位师友、同门及读者。

众所周知,张先生是当代杰出的文献学家。先生对文献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文献学的理论总结(如写作《中国文献学》、编辑《文献学论著辑要》),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推动和发展(如创立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会、倡导设立第一批历史文献学博士点)上,而且还表现为对一些经典文本的整理和研究下了很深的文献学功夫。先生花了四十年功夫写出的鸿篇巨制《说文解字约注》自不待多说,就以《发微》与《平议》两书所主要涉及的《老子》《管子》《史记》《史通》《通志》和《文史通义》等典籍而言,先生对这几部书所下的功夫就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试举三例。

先看《老子》。先生对《老子》的关注可以说非同寻常。先生自叙其治《老子》的经验说:“余早岁耽习《老子》,于此诸家之注沉潜反复,复博稽今人校释,间下己意,尝撰为《老子约义》二卷。”先生不仅对各种传世版本的《老子》注意收集比勘(《老子疏证》多达十五种),而且对出土文献中的《老子》非常重视。先生说:“自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于长沙汉墓,两千多年前的旧本,复见今日。因亟取帛书校读今本,收获很多。因一:笺记异同,发明其义,扩充《约义》。”可惜先生没有看到郭店出土楚简《老子》,如果先生看到,肯定也会取其书校读今本,有自己的发明。

再看《管子》。先生对《管子》一书的性质有准确的概括,他认为:“《管子》,丛书也。囊括众家,罔不赅备,盖汉以上学者杂抄汇集而成。”先生对《管子》一书中涉及道论的四篇即《心术》上下、《白心》《内业》有自己的心得。在先生看来,此四篇的“精义要旨,足与《道德》五千言相发明也。”因此,“沉潜此数篇之义,叹为主术之纲领,道论之菁英。”先生指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因博采诸家之说,以校证其文字;亦自抒管窥之陋,以发明其义理。撰为《疏证》,成书四卷。”先生引用各家注说多至二十九家。

再看《史通》。在先生所推崇的史学三书中,《史通》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的最高成就,因此先生对《史通》所下的功夫更深。他自称:“耽悦是书,治之三反。偶有所悟,辄录于书之上下皆满。”先生治《史通》之深入细致如同治《说文》。

先生对经典文本进行文献学研究的主要方式是采用传统的“疏证体”和“疏记体”。所谓疏证,就是针对某一文本的文字义理,在前人注释的基础上,进行反复比较、疏通、证明,间下己意。疏证是对全书或全篇作逐字逐句的解释。疏证不能“逃巧”(即不能绕过有些篇章和字句)。先生治《老子》和《管子》即用此法。所谓疏记,就是读书时随时在书上的空白处记下自己的批语、评点、注释、感想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再按原书的顺序,条疏笔记,只对部分段落或篇章有选择地发表意见。疏记可以“取巧”(即只选取自己有心得的部分)。先生治史学三书即用此法。比较而言,疏证更多的体现是校勘学、版本学和注释学的功夫,疏记更多表现为评点和议论的眼光。但这种区别只是相对的,疏证和疏记两者在很多方面其实是相通的,都是某种“校读”。注释是为了发表议论,发表议论的基础是注释。先生使用这两种文献研究方法,达到了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地步。

“疏证体”和“疏记体”均受制于原书的文本内容,作者不能脱离原文任意地主观想象和发挥。按这样的方法读书写书,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疏证与疏记都可看作是作者与原书文本的一种“对话”。张先生对此总结说:“凡三书中议论之精者,表而出之;其或疏舛,辄加考明;不护前人之短,期于求是而已。当时记诸书眉及行间上下皆满,越历多载,近始稍加芟治,录为一册。”这里,我们既要注意表出精义、考明疏舛、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同时也要留意“记诸书眉及行间上下皆满,越历多载,近始稍加芟治,录为一册”的成书方法。这种成书方法,说到底是一种文献学功夫。当代的中国学界,缺的就是这种文献学功夫。时下流行的东拼西凑、浮光掠影式的速成式的“写手”或伪学是不可与此同日而语的。

做文献学功夫,要耐得住寂寞。对经典的疏证和疏记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或者说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张先生晚年几乎每年出版一部学术著作,人们惊叹张先生的高产多产,殊不知其中大部分著作都是多年积累而成。我特别注意到张先生著作的出版时间和成书时间之间的时间差。《发微》一书是中华书局1982年11月出版的,其中全书的《前言》成于1981年7月15日,《叙录》成于1979年10月3日,《道论通说》成于1945年1月12日,《道论足徵记》成于1945年4月15日,《老子疏证》成于1976年2月5日。另有《管子四篇疏证》和《太史公论六家要旨述义》未记成于何时。从1945年1月12日写成的《道论通说》到1981年7月15日全书的《前言》的写定,我们可以推知《发微》一书写作的前后时间跨度为36年。《平议》一书是中华书局1983年2月出版的,它包括三个部分:(一)《史通平议》,成于1948年2月;(二)《通志平议》,成于1952年4月15日;(三)《文史通义平议》,成于1952年5月6日。全书最后的成书时间是1980年9月18日。《平议》是部只有12万字的“小书”,从1948年开始写作到1980年写成,前后竟经历了32年之久。对于一个个体生命而言,三十多年的时间是漫长的。书写好了,并不急于出版,而是放在那里,经过若干年后的整理,反复修订后再出版。从《发微》和《平议》二书的成书过程中不难发现先生著书立说之耐心,成书节奏之“缓慢”。张先生的行文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大师风范,这种风范的形成是与在文献研读上神闲气定的功夫密切相关的。

从容不迫和神闲气定,是当代学者最缺乏的品质。我曾经说过,现代中青年学人,通常是在出版合同或科研项目检查的催促下写作,是为了出名、申报职称或评奖而写作。因此写作的总体特征是“匆忙”、“急功近利”。对于“为稻粱谋”而写作,“屈服”于体制要求而写作,似乎情有可原,它是应付某种现实生存压力的不得已。但是,对于献身于学术事业的职业化学者而言,必须站在一个更高远的精神境界里,坚守精神生活的崇高性和严肃性,对长期从事“匆忙”或“急功近利”的写作保持清醒的警惕意识,并与这种写作保持一定距离。

张先生的《发微》和《平议》二书,对《老子》和《史通》等经典著作下了很深的文献学功夫,但张先生的最终的学术目的不是停留在对这些经典进行文献学整理的层面,而是要对这些经典的意义进行学术史或思想史的“发微”,也就是说,张先生同时看重的是义理的解说。他回顾周秦道论的研究说:“这一研究工作,从一九四四、四五年之间便开始了。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期中,随学校转徙四方,不能多得书。我在教学余暇,便努力温习周秦诸子。着重涵泳白文,探求大义。对古代道家阐明人君南面术的言论,颇有领悟。”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涵泳白文,探求大义”八个字,所标示的是对文本思想意义的领悟方式。张先生对周秦道论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走的文献学与思想史并重的道路。张先生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澄清和解释核心概念“道”的原义,并指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本方法:“今天研究周秦诸子的哲学思想,由于古书难读,开始不可不倚靠前人注说,但只能作为理解字义、校正讹文的参考。至于有关阐明理论的方面,便有必要认真仔细地涵泳白文,从许多同时代的作品中,排比钩稽,找出‘道’字在当时的原始意义,超出前人注说之外,来一次大的翻案。”利用前人注说,对经典文本进行理解字义、校正讹文的工作属于文献学功夫,而在涵泳白文的基础上阐明理论,对许多同时代的作品中进行排比钩稽,在道论问题上来一次大的翻案,则属于思想史发微。要想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做大的翻案文章,不能不走文献学与思想史并重的道路。张先生的《发微》,尤其是其中的《道论通说》和《道论足徵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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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论通说》是通过博稽周秦诸子,以说明古代君道之要。先生的方法是“取周秦人之见,还之周秦。”他反对一般学者“以后人之所谓‘道’,上衡周秦人之所谓‘道’。”以今律古,以今衡古,是今人在治文学史、思想史、哲学史等学术史常见的毛病。比如以今人受西方影响的“文学”概念上衡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就使得文学史普遍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况。张先生的治学方法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先生力图用大量文献证明:“周秦人之所谓‘道’,无虑皆为君道而发。非特道德之论,悉所以阐明‘无为’之旨,即揭橥‘人心道心’、‘内圣外王’诸语,亦无非古者君人南面之术耳”。为了更充分的证明自己的思想观点,张先生又写了《道论足徵记》。他从经传子史、汉唐之间的先儒之论中收集大量足以发明道论之旨的文献资料,逐一进行论证、解说。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工作。有了《道论足徵记》,就使得《发微》一书的立论根基非常厚实。

由于张先生对周秦道论始终有一种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的思想史的宏观把握,所以他能反驳前贤或流俗的的一些通行看法。他在作出先秦思想流派中“主运”与“主道”(即“主术”)的区别后指出,“道家所提出的‘清静’、‘无为’,是南面术的具体内容,是专就最高统治者一个人说的,而不是就普天之下的广大群众说的。过去研究哲学思想的学者们,忽略了这一点,错误地认为是要普天之下的广大群众都不做事,这便歪曲了‘无为’二字真正的含义和效用。”继而张先生批驳了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有关说法。张先生认为胡适等人误解“无为”原意的原因在于“读书卤莽,没有博稽诸子百家,做一番融会贯通的功夫。”在我看来,“博稽诸子百家,做一番融会贯通的功夫”,就是要在深厚的文献基础上进行思想史的宏观把握。

张先生在对《老子》进行文献疏证时,同样体现了他的宏观的思想史视野。比如,先生通过考察《汉书艺文志》和《论六家要旨》等材料,指出:“道家思想被人歪曲而变为放荡不羁、毁弃一切,是从庄周开始的。汉代以及汉以前的学者们以‘黄老’并称,原以施之政治。魏晋以来,但言‘老庄’,便流于旷达清谈,和现实脱离。所以‘黄老’与‘老庄’,二者是有截然不同的内容的。根本是两码事,绝不可以拿‘老庄’的流弊,写在‘黄老’的账上。这点必须分辨清楚,才有可能弄明白道家学说的原意。”在思想史的背景上对“黄老”和“老庄”思想加以清楚的区别,对于准确理解原始道家的意蕴和道家思想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解读具体的文本时,张先生也不忘思想史的观照。例如解读《老子》“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这一句,先生说:“此言为人君者不当以前识自诩其聪明才智也。……自来读《老子》者,多不解此为君道而发,或疑‘愚’为‘遇’之讹,或疑‘愚’为‘偶’之讹,皆失之。”先生的批评是需要很高的史识的。在《老子疏证》和《管子四篇疏证》中这类思想上的探赜发微之处是很多的。

《发微》一书主要是围绕哲学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而解说,而《平议》一书主要是偏向史学思想史。

张先生对史学三书在史学思想史上的价值有他的定位。

关于《史通》,先生在《史通平议序》中的总评是:“刘氏是书,唐末已有起而驳之者矣。然造端宏伟,识议多精,虽不免小疵,固未足掩其大醇。故自唐以下,评弹之言迭起,终无有能夺其席者”。“造端宏伟,识议多精”八个字是对《史通》的精辟概括,所谓“终无有能夺其席者”,则是对刘知几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的高度评价。

关于《通志总序》,先生在《通志总序平议小序》中的总评是:“虽其所修《通志》,未能臻于预期之完善,要不可以成败论得失也。”“虽持论不免失之偏激,然而志量弘远矣。固非一曲之士所能测其浅深也。”先生坚持不以成败论得失,不因《通志总序》的不完善而否定《通志总序》的“志量弘远”,体现了不以偏概全的思想史的眼光。

关于《文史通义》,先生引用清末李慈铭的评价:“实斋识有余而学不足,才又远逊。故其长在别体裁,核名实,空所依傍自立家法,而其短则读书卤莽,糠秕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变。”先生认为这一评价“殆非李氏一人之私言也。”先生最后的总评是:“虽然,当举世沉酣于穷经考礼、审音说字之际,章氏独究心乙部,出其弘识孤怀以救末流之弊,而卓然有以自立,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张先生一方面认同李慈铭的批评,另外他又看到在乾嘉考据学普遍性的背景下章学诚学术思想的独特性,特别表彰他在史学方面的“弘识孤怀”、卓然自立,是一位“豪杰之士”,这种看问题的方式仍然表现出思想史的视野。

《平议》一书开篇的第一条疏记是批评刘知几的“六家”之分:“古人本未区分,何必强立门户。知几厘为六家,徒以茧自缚耳。虽然,《书》与《春秋》,自来列诸六艺,视为垂世立教之书。昔人纵亦目为史之大原,抑未有取与《史》《汉》并论者。下侪汉人诸作,等量齐观,则自知几始。俾学者不囿于经史之分部,而有以窥见著作之本,推廓治史之规。刘氏之功,又不可泯矣。”先生既指出刘知几划分六家之勉强,无疑作茧自缚,又肯定刘知几突破经史界限的约束,扩大治史范围的历史性功绩。这种对史学家评价分寸和尺度的把握,也是着眼于史学思想史的整体发展线索,而不是就事论事的狭隘点评。

对《平议》一书所表述的一些具体史学思想以及平正、平实的批评态度,笔者另有专文论述,不在此一一罗列。

总之,我认为文献学功夫和思想史发微有机结合的治学方法,是一种很高的学术境界,需要多方面的学术训练和长期的学术积累。就具体的个人研究兴趣而言,有的人可能偏重在文献学上下功夫,有的人可能偏重在思想史上发现“微言大义”,但“偏重”不能等同于“偏废”。如果偏废一方面,就如同只会一条腿走路,所能达到的距离很有限。做文献的文字训诂、版本校注时要有思想史的眼光,做文本的理论阐释、义理发微时要有文献学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应该“并重”。张先生用他杰出而丰富的学术著作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道路,我们没有理由不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并根据我们今天所处的学术环境有所创新。

>本文原题《文献学功夫与思想史发微——<周秦道论发微>与<史学三书平议>研读札记》,载《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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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張舜徽先生論學札記
作者:劉凱旋摘錄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庚子清明後一日,張舜徽先生《壯議軒日記》讀畢。余摘錄其中論學精要語,共得三十一條,稍加排比,使略從其類,名之曰《張舜徽先生論學札記》。
——劉凱旋記於膠東威海望海園寓所。

1、吾嘗以為校讎必自學問中出,而後能極其崇深。顏黃門所謂“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者,此物之志也。鄭康成不以校讎名,而校讎之學莫盛於鄭氏,以其湛深經學耳。(第6頁)

2、吾觀近人治流略之學,多不識校讎,而好言目錄,此大謬也。古初但言校讎,因校讎而敘目錄。自劉略、荀簿、王志、阮錄以降,靡不由此。故晉宋以前目錄,皆由校讎而來,舉其學斯為校讎,論其書則曰目錄。後人乃因目錄而言版本,故目錄、版本皆校讎之附庸,但舉校讎,足以該之。(61頁)

3、有清一代學之學,莫不淵源於宋,今欲窮清儒之根株,必先明宋學之流別。(12頁) 〖余近來思揅宋學精蘊,尤非通知其史事不可。(22頁)〗

4、清初諸大師學問淵博,氣象偉岸,其始基率由湛深經術根源之地,所立者厚也。(42頁)

5、余論清代學術,別為三期。自開國迄於乾隆之初,大儒四起,同以致用為歸,氣象博大,此一期也。自四庫館開,學者競以考訂校讎為事,學尚專精,門庭漸褊,此又一期也。自道光迄於末造,塗軌分離,互相掎摭,破碎已甚,效用甚微,此晚期也。(20頁)

6、余嘗考論清代學術,以謂當舉世勞精神疲心力,以沉迷於考證名物、校論異同之時,而能出其高識孤懷,毅然以扶偏救弊自任者,南有章實齋、姚姬傳,不謀而所論多合;北有翁覃溪,亦獨出危言,轉移多士,其功皆不可沒。(274頁)

7、余嘗以為,乾嘉諸儒之為學,大氐以漢唐先師為器,故朝夕所從事者,蘄至為經師而止耳。自道咸以下,則又群奉乾嘉諸儒為器,而未能恢之擴之,所詣乃益不能逮夫乾嘉,由此可知學術隆污升降之機,實系於學者器識之弘纖,非細故也。(275頁)

8、吾又以為博之與雜,其辨至嚴。不博則如終身整潔一室,而不覽天下山川之美;若涉於雜,則終身彷徨歧路,而絕無一日室家之安。(13頁)

9、余謂治學有宗旨、有歸宿,凡所應知之理無不究覽,是之謂博;無宗旨、無歸宿,遇書輒看,記問酖多,是之謂雜。學不博則陋,學太雜則苦。譬之出處,必先有廬舍園池,而後周遊天下,以窮耳目之勝。晚歲歸來,始有室家之安。此博之益也。苟自少而無鄉井之託,終身蕩遊於外,見聞固已周矣,投老無所歸,此雜之害也。由博返約,其成功易;泛濫無歸,未見其能有成者。近人多誤以雜為博,是以學術日漸支離也。(3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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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议轩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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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早歲治毛、鄭《詩》至嫥謹,後乃大悟。《詩》之大義非濟以宋人之說不易明。休寧戴氏說《詩》不薄朱子《集傳》,蓋以此也。(19頁)

11、讀《詩》之要,必以《春秋》考其事蹟,《三禮》證其名物,《爾雅》詳其訓詁。昔人所云‘必博通群經而後能通一經’,此物此志也。雖然名物訓詁治經之始基也。而其終必以暢通大誼為至。善讀書者,能多為之方以窺尋古人之用心,書之合者吾能分析讀之,其分者吾又能綜合而籀繹之。若此所言治《詩》之法,乃綜合之說也。(257頁)

12、讀書之法,至宋賢而始備,啓開途徑,亦以宋賢功最宏,後之有志於學,固當精讀唐以前書,要必自宋儒書入門也。猶治經必自清儒書入門。為文必自唐宋入門。其次第蹊徑,固如此耳。(46頁)

13、唐以上學者無不湛深雅訓,故發為文辭莫不典瞻。自宋以來斯風替矣。學者寢饋唐以上書,下筆自能免俗,雖無意為文,而文格不卑。吾嘗謂,有志成學者宜博涉宋以後書以廣其趣,有志屬辭者宜勤讀唐以前書以正其蹊,斯亦不易之道也。(184頁)

14、吾嘗以為,唐宋以來說部之書汗牛充棟,學者稍涉其藩,自可益人神智,若專追逐於此,則捨本逐末,不能專心讀一部經史有用書矣。(13頁)

15、夫欲極乎李、杜、韓、歐之境,則必先取諸家之資以為文者而盡學之,庶幾違道不遠。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苟其心中惟此諸家是晞,而不致力乎學,晞之愈切,去之愈遠矣。(92頁)

16、大氐古今詩篇之佳者,多出自憔悴之士,悽厲感人,轉稱絕唱。昌黎嘗言:“懽愉之詞難工,窮苦之音易好。”歐陽公亦稱“詩必窮而後工”,皆此意也。自唐宋以來,詩體大備,篇什日繁,而人才遠不逮古。葢士子自能識字即吟哦於五言、七言,誦習愁苦之詞既多且久,則志氣日就靡弱,不能自拔於流俗。由是文士日多,而真才日少,司馬公《通鑑》不載文人亦豈無微旨哉?(135頁)

17、史家記事之書,與經子之以立言垂訓者殊科。苟義例精善,原不嫌於抄襲。(222頁)

18、史學極盛無踰漢宋。漢人能創立例誼,太史公而後復有班書、荀紀,三家皆啟後世史學塗轍。自漢以後,惟宋賢能紹玆宏軌,每以私門之力,盡瘁數十年,為書數百卷。唐以下史書多出官修,而宋人勇於獨造。元明以來,學者便無此精神,無此力量。故自元至今七百五十年間,幾無一部卓然可傳之史書。清世諸儒之治史,惟在考證異同,校正字句已耳。此種功夫亦宋人開其先,皆出緒餘為之,而未嘗視為絕大學問。後世繼起而從事者,悉末矣。由此可知宋賢治學氣象博大,蓋視兩漢尤有過之。昔人言史,無不規橅班馬;今日言史,又必奉宋儒為師模矣。(229頁)

19、先秦諸子之說,皆務為治,雖所操之術各異,而其言主術,同歸於執本秉要。管、韓諸家無論矣,即孔氏亦亟稱舜之無為,其與道家之旨無二也。(168頁)

20、 老子深遠之學,固以道為體,以德為用也。道德云者,虛無因應之謂也。著書五千言,而以道德名書,旨在斯乎,旨在斯乎!(1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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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儒方而道圓,惟方故正,惟圓故通。方之極,多扞格而難行,不若圓之能周轉而無極。此仲尼受斥於李耳,而仍有猶龍之歎也。行己立身,惟儒是敦可也。若夫應物臨事,變化無方,則非兼通道家之旨不為功。昔人所云智欲圓而行欲方,此物此志也。(163頁)

22、吾嘗謂近人好從事考證之學,而不能為考證之文。大氐辭不宣意,或失之蕪累耳。(165頁)〖余嘗取(孫詒讓《籀廎述林》)與王靜安《觀堂集林》並稱二林,謂為考證家文章之極軌。(5頁)〗

23、余嘗謂群經大誼,多存於非經師之書中,後世之說經者,但求之傳註義疏而止,其弊也隘。(311頁)

24、余嘗謂漢以上諸子之言可作經傳讀,唐以上百家之書可作注疏讀。(198頁)

25、夫治《說文》必歸宿於雅詁;治《爾雅》必推本於經訓,此不易之法也。(202頁)

26、辨古書真偽可也,既審定其偽而分別覌之,亦可也。因辨偽必盡去之而後快,則大不可。(158頁)

27、夫古書悠邈,本不成於一手,成於一時。吾人讀一書,但知為某時代之物可已,奚必的指其人以實之耶?自疑古之說日昌,學者未開卷即疑古人無是書,相率閒坐游談而不讀書,濤濤者天下皆是也。(263頁)

28、溫經讀史,宜嚴立課程,如幼童時讀書景象,方足以至高明廣大之獄。其他廣涉遠騖,徇外為人,非所急也。(34頁)

29、吾嘗以為學術崇深,古今遙遠,名世間出,後勝於前,凡有理董贊明之續者,反之適負摧陷毀絕之愆,誠以學有宗主,則立破之形成;書尚體要,則取捨之例立。苟有所成,必有所棄,亦其勢然也。(221頁)

30、大氐學問之事,用力深者收名遠,有十分之功力,其所見必不止於七八分。若功力止四五分,則所表見斷不能望七八分。天下無幸成之事,驗於治學而益信。苟能刻苦自厲,以愚自處,積以歲年,必可豁然開悟,出人頭地,此乃百戰百勝之術。(328頁)

31、余嘗以為,今日教士,所亟在乎立志。所謂立志者,非教其徒為著書立說之人也。天地間學者不必多,而切實做事之人斷不可少。故余近年講學宗旨以發越志趣為首,故教後生多誦史傳,以明體達用為歸;故教後生讀書綜大略,以期周於世務。(368頁)

>摘自張舜徽《壯議軒日記》(張舜徽著,周國林點校,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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