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教育

程千帆先生门下人材辈出,形成坚强的学术梯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广受称道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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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教育
——《程千帆古诗讲录》编后记

作者:张伯伟教授
来源:“ 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15 Jun 2020

原版编辑 写道:今年6月3日,是程千帆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程先生,一系列好书正在紧锣密鼓地编辑出版之中。张伯伟教授整理的《程千帆古诗讲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就是其中之一。该书据四十年前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十分宝贵。张伯伟教授为此撰写了长达三万五千余字的编后记。
(侵权请告知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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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0月12日,程千帆先生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会“素心会”上发言

一、引言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版社颇为热衷将执教于上庠的教授先生们的课堂讲演经录音整理出版,偶然有机会翻阅,我总是暗自庆幸自己因为名气不大而未获邀请。诱惑是个妖娆妩媚的魔鬼,万一把持不住而入其彀中,若在哪天凑巧看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J. M. Coetzee)表彰学院派批评家值得学习的一点,是“未经压缩、修改,含有俏皮话、离题话的演讲稿,不要拿去出版”的话,恐怕真难免“神州士夫羞欲死”之叹。库切说这些话,是针对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论悲哀和理性》(On Grief and Reason)一书,建议他“从学院派那里学点什么”,因为有些演讲稿“要是每篇删去十页左右的话,也许会更好”[1]。然而在我六十岁的那天,想起孔子说的“六十而耳顺”,尤其是焦循的阐释:“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顺者,不违也。”而通常则“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2],由此联想到库切的微讽,也就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了。总有些讲演录的水准很不一般,还真有“缪斯授予的灵感”(借用库切语),比如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文学讲稿》《〈堂吉诃德〉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等,有什么理由让这样的稿子存在“关锁的园”(a garden inclosed,借用《旧约·雅歌》之喻)里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时隔四十年之后,我要将当年听先师程千帆先生授课时的笔记加以整理、公之于众的原因。固然,这是一份“亲承音旨”的记录,可以提供无此因缘的及门弟子和众多年轻学人“讽味遗言”的凭藉[3];这也是一份不见于《程千帆全集》的资料,可以满足热衷拾遗补阙的文献收藏者的“中心好之”;但更为重要的是,这可以让我借此回答一个很久以来盘旋胸中而在当下又不无严肃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教育?

注:
[1]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随笔》,载库切《异乡人的国度》(Stranger Shores),汪洪章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76页。
[2]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三《为政上》引,中华书局1990版,第76页。
[3] 同门蒋寅曾这样感叹:“我1985年初考进南京大学,受业于程千帆先生,到1988年3月毕业,三年间饫闻绪论,饱受教益。听张伯伟说,先生上大课最精彩,可惜到我入学的时候,先生精力不如从前,已不再上大课,而且也不为我们专门讲课了。”《学术的年轮·立雪私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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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诗论诗: 在文学框架中谈文学

1978年8月,千帆师移砚南京大学,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一年多前,他在武汉大学奉命“自愿退休”,且以“上午动员,下午填表,晚上批准” [4]的高效率、快节奏完成。再往前追溯,则是沙洋放牛、武大中文系资料室管理员以及农场劳动生涯,所以在1979年上半年给中文系七六级学生(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上课时,他感叹自己已经“二十二年没有上课了,我喜欢上课”[5]。对于一个喜欢上课的教授来说,被无情地剥夺上课权利达二十二年之久,这是多么严重的精神折磨[6]。所以,当1978年5月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叶子铭亲赴武汉,询问千帆师到南大任教有什么条件时,他几乎是喊出了这四个字:“我要工作!”而一旦重获授课机会,他就以饱满的热情甚至是激情投入课堂教学,先后讲了四门“大课”:1979年2月至1980年1月,给七六级学生讲授“历代诗选”;1979年秋季给七九级硕士生讲授“校雠学”;1980年9月至1981年1月,给七七级本科生讲授“古代诗选”;1981年9月到12月,给七九级硕士生讲授“杜诗研究”。此后就再没有正式的课堂教学。上述课程中,“校雠学”不属于文学课程,而且当时的讲义业经扩充修订,以四卷本《校雠广义》正式出版。惟有这三门文学课程的笔记未经整理,其授课风采也只能在众人的想象中依稀仿佛。即便今天我们能够将当日的笔记整理成文,而先师讲授时给听者以感动激励的精神气味,已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7]。回念前尘,只能兴起无可奈何的怅惋。

注:
[4] 参见徐有富《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
[5] 本文引用程千帆先生语,若未注明出处者,皆见于《程千帆古诗讲录》,此书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6] 程千帆先生曾说:“我从小最大的野心就是当个教授。我当了教授,有机会做一个教授应该做的事情,当中忽然把它们掠夺了,不让做,这是处理知识分子、虐待知识分子最恶毒的一个方法,我不知道是哪个智囊团给想出来的,非常刻薄。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最厉害的惩罚。”张伯伟编《桑榆忆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7] 借用张舜民(芸叟)评王安石诗语,载赵与时《宾退录》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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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诗选”听课笔记(张伯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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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我编纂《程千帆诗论选集》并撰写编后记,强调千帆师的文学研究理念是“以作品为中心”[8];两年前我撰文阐发先师“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仍然强调这两者的结合“所指向的起点是作品,终点是作品,重点也还是作品”[9]。这种文学研究的理念与其文学教育的实践是一以贯之的。上述三门课程,“历代诗选”以时间为序,讲解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诗歌;“古代诗选”则以专题为单元,范围也还是八代唐宋诗歌;“杜诗研究”属于专家诗,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虽然三门课程各有重心,但都是围绕具体的诗歌作品。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围,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但核心是文学作品。没有作品,就没有文学的理论和历史;不深入理解作品,文学的历史和理论就只能停留在表象的描绘和空泛的议论。这是千帆师的一向主张,不仅体现在研究工作中,也贯彻在教学实践上。如同苏轼所说的“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10],千帆师的文学教学,也是针对当下弊端的纠偏之举。他在“古代诗选”课的第一堂就开宗明义:
解放后较少或忽略了对作品本身的研究,偏重于史和论。
在“杜诗研究”课上,他也指出:
把具体的诗人、具体的诗歌作品都抽象化,这是三十年抒情诗研究未取得多大成就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他还说:
解放后中青年老师接受训练同以前不同,我们是从具体开始的,念文字就念《说文解字》。解放后空论多了,往往不太准确。
其课程以讲解作品为重心的针对性不言而喻。由此而引导出对听者的要求,那就是多阅读、多背诵作品。在恢复教学生涯的第一堂课上,他就“丑话讲在前面”:
学生毕业好比姑娘出嫁,学校要多陪些东西。我提一个要求,要多读、多背,三年后不背熟三百首,就不能毕业。
如果把文学教育比作一个美人,那么,千帆师心目中的标准不是如当今时代的“秋山瘦嶙峋”,而是如春秋时代的“硕人其颀”,或如盛唐时代的“骨细肌丰”。要达成饱满的文学教育,不能只有“史和论”的骨干条框。他的文学教育理念,首先就是要让学生通过“多读、多背”的途径熟悉历代作品,从而逐步在文学上成长为“俣俣”的“美人”(《诗经·简兮》毛《传》:“俣俣,容貌大也。”)。

熟悉作品是第一步,进而则要能理解“文心”。所谓“文心”,就是刘勰所说的“为文之用心”[11],读者贵在“得其用心”。陆机不无得意的自炫即在“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12]。这是一种需要训练的技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创作”,陆机曾这样夫子自道:“每自属文,尤见其情。”[13]千帆师在其早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
能者必知,知者不必能。今但以不能之知而言词章,故于紧要处全无理会。虽大放厥词,亦复何益。[14]
只是到了晚年,他把“能”(创作经验)的范围扩大到各种艺术才能[15],已不限于创作古典诗词一途。

要是用千帆师自己的话来说,其文学教育的基本方法就是“以诗论诗”。在讲授“历代诗选”第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时,他这样说:
这学期讲诗的方法基本上是以诗论诗,最好是本人的诗证本人的诗。
所谓“以诗论诗”,不同于古人的“论诗诗”,不是用诗的形式来论诗,而是用同一诗人的不同作品或不同诗人的相关作品来参读、互证。它要求破除外在形式上的差异,以洞鉴古今中外艺术家的“文心”。

“以诗论诗”的方法,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面对文学作品时,不论处理什么问题,不论采用何种视角,都始终把文学当作文学来阅读放在第一位。文学之所以值得阅读、值得研究,首先就因为它是文学,而不是其它任何政治的、历史的、宗教的、思想的衍生物或复制品。所以,阅读者和研究者面对文学,也就要学会说属于文学的话,用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表述,就是“批评实践,按照其原义,就是对诗性思维进行诗性的思考”[16]。而现代的文学教育,往往将文学作品看做现实的复制,以“说什么”为衡量标准。尤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将“思想性第一”变成“思想性唯一”,而又将所谓的“思想性”简单地当成随手张贴的标签,导致对作品思想的理解极为狭隘浮浅,不仅研究不了思想,更不懂也不能作艺术分析。千帆师在“杜诗研究”课上指出:
现在谈杜诗思想性的一般,谈艺术性的则陈词滥调,要把古典文学搞上去,要打破许多框框。重要的一点,不要把艺术品当作史料。……杜甫之所以伟大,是他的诗不能为《两唐书》所代替。要把诗当作诗来研究。
注:
[8] 参见张伯伟《程千帆诗论选集》“编后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0—297页。
[9] 参见张伯伟《“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程千帆先生诗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载《文学遗产》2018年第4期。
[10] 苏轼《凫绎先生文集叙》,郎晔选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六,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9年版,第911页。
[11]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周勋初《文心雕龙解析》下册,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800页。
[12] 陆机《文赋》,萧统《文选》卷十七,《六臣注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9页。
[13] 同上注。
[14] 程会昌《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载《国文月刊》第十六期,1942年10月。
[15] 1986年1月,千帆师在《答人问治诗》中说:“我们不妨把艺术创作的范围放得宽点,例如会弹琴跳舞的人对诗歌的节奏比起不会的人来就要敏感一些。艺术和艺术总是相通的,其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收入陶芸编《治学小言》,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23-124页。
[16]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金雯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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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圈阅世既久,常常见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常识的遗忘”。“把诗当作诗来研究”就是一个被遗忘太久了的“常识”,很有一些人满足于“把艺术品当作史料”,意欲在学术品味上将狼吞虎餐的饕餮者取代细嚼慢咽的美食家。而要做到“以诗论诗”,首先需要培养起来的就是对文学的“美感”能力,那是“感”与“知”的结合,而不是仅凭无“感”之“知”。他说:
对艺术实践是知—感—知—感—知,而不是知—知—知—知—知。
学人的精神状态与诗人虽有不同,但在文学的阅读中,对作品的感受,即“披文以入情”[17],不仅是欣赏的起点,也是研究的起点。千帆师曾自述其研究经验:“我往往是在被那些作品和作品所构成的某种现象所感动的时候,才处心积虑地要将它弄个明白,结果就成了一篇文章。”[18]对那些于文学“无感”的“文学”研究,他也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和稍显辛辣的讽刺,即“狗对食物有感,对牡丹花无感”。阅读古典当然不能脱离考证,考证中较难处理的问题,往往是文学中的描写与事理不合或与史实相左。千帆师指出:
文学中常有“好而不通”和“通而不好”的例子。
“通而不好”姑且不论,“好而不通”的问题,则在宋代欧阳修已指摘其弊,所谓“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19]。人们通常的处理方式,亦往往如欧公所为,集矢于诗人之“语病”。千帆师在课堂上曾举例:

把“黄河”与“孤城”写在一个画面里,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此有人说乃“黄沙直上”,但有人不同意。


这讨论的是王之涣《凉州词》中“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之句,无论是赞成抑或反对,观点虽然相悖,方法同出一辙,“都企图通过沿革地理的考证来解决诗中地理上的矛盾现象”[20]。由于这种方法是将艺术品当作史料,故其考证的结论虽貌似有理,能够解决“通”的问题,却无法说明其在事理上的“通”或“不通”与诗歌中的“好”或“不好”有什么关系,最终也损害了对诗性思维的理解。如果说,在文学的教育和研究中不能脱离考据学,那么,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文学考据学”,即深通文心之妙的考据学,不是冬烘先生或学究气十足的考据学。后者虽貌似能考据,却常常“考其所不必考”且又“据其所不能据”[21],以史料堆垛起来的最终是隔膜文心的高墙。这类情形,在古人中也很常见。千帆师说:

杜甫《进封西岳赋表》:“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这使许多注释家很为难。这些学者很懂书本上的道理,而不懂世故人情。杜甫要想当官,当然不愿得罪人。因此看诗要看哪些是门面话,哪些是实质的话。……不能太书呆子气。


杜甫进表中的这几句话,是改造《诗经·崧高》称颂周大臣尹吉甫(或曰甫侯)、申伯等人的句子恭维杨国忠的,注释家的“为难”表现在,或如张溍云:“谓郭子仪,公倾慕正人如此。”[22]将其赞美的对象转移到郭子仪,故无损杜甫人品;或如朱鹤龄云:“时国忠大恶未著,故公及之。”[23]以为杜甫虽赞美杨国忠,但事出有因;或如王士禛直斥:“杜所谓‘元弼’、‘司空’,谓国忠也。……甫独引《大雅》甫、申之词以谀之,可谓无耻。”[24]将“门面语”混同于“真心话”。这些注释评论都涉及与此文相关之时、事、人的考证,但由于缺乏对“世故人情”的理解(尽管像王士禛还不失为一个优秀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缺乏对文学修辞手段的理解,成不了“文学考据学”,也未能做到“把诗当作诗来研究”。

注:
[17]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文心雕龙解析》下册,第780页。
[18] 程千帆《答人问治诗》,《治学小言》,第122-123页。
[19] 欧阳修《六一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9页。
[20]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程千帆《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程千帆诗论选集》,第95—119页。
[21] 千帆师语,见陶芸编《闲堂书简》(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21页。
[22] 张溍《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卷一,杨伦《杜诗镜铨》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6页。
[23] 张溍《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卷一引,同上注。
[24]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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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杜诗研究”课程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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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论诗”的“诗”是广义的,可以作为文学的代名词。这是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甚至艺术作品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以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眼光加以衡量、评价。先师的授课就是这样,他打破了种种时代的、民族的、国别的封闭圈,从而拥有了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25]的眼光。正如在科学上“没有什么叫做德国科学或者法国科学”[26]一样,在文学研究上,也无须画地为牢刻意强调是“中国文学”或“唐诗”。这也就是韦勒克(René Wellek)很欣赏的话:“只有文学教授,正如有哲学教授和历史教授,却不会有英国哲学史教授”[27]。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拥有这种观念并发出声音的人并不很稀见。闻一多在《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中提议合并二系,另分语言学系和文学系,朱自清亦有类似意见。浦江清也承其意而指出:“历史、哲学是依照学科分系的,中西合并研究,文学却分两系,中西对立。”建议在中外文系之外新设文学系[28]。钱锺书则说:“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29]所以“在某一点上,锺嵘和弗洛伊德可以对话,而有时候韩愈和司马迁也会说不到一处去”[30]。打破这一自我封闭的心态很重要,这是改变中国文学研究或国际上的汉学研究偏于一隅的状况的第一步,进而才有可能使中国文学成为人类一般文化修养的构造成份[31]。钱锺书在其《谈艺录》《管锥编》中对此作出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德国学者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经过研究后说:“《管锥编》第一次把中国文学作为文学来考察。”[32]指的就是钱锺书把中国文学放在普遍的“文学”框架中来研究。她还把这一手法概括为“逐点接触法”,其效果是:“单个例证的独特魅力因此没有丢失。”“中国与西方母题相互间有了关联,但又保持着彼此间的差别。”[33]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诗”在文学的框架中发现了“同”,又在各自的文学中保持了“异”[34]。从精神的体现来说,千帆师的文学教育也正是如此,与钱锺书的文学研究可以相互映照。

千帆师的这三门课,内容都是古典诗歌,主要是抒情诗。所以在每门课伊始,必先讨论“什么是抒情诗”以及“抒情诗的特征”等问题。置于文学的整体框架中来看,中国文学的主要特征就是抒情诗的发达,这个意见在先师的研究论著中罕见阐述,或许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文学常识”,而就文学教育来说,其宗旨之一就应该是对“文学常识”作充分的说明。他说:
古典抒情诗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精华的部分,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鲁迅说司马迁《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可以看出抒情诗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戏曲中如《西厢记》、《牡丹亭》中的著名段落均采用抒情诗的语言来写。小说、散文中最动人的成分是抒情诗的成分。
抒情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流。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在国际汉学界(主要是美国汉学)兴起的论题之一——“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与千帆师对中国文学的主流“抒情诗”的强调几乎是同步的。而其着眼点都是放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以比较的眼光得出的结论。在汉学界最早提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的是陈世骧,他在1971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致辞中,就以“中国的抒情传统”为题,后来又经过高友工的推波助澜,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35]。这个命题的提出,在学术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就文学的构成方式而言,不外叙事、抒情、议论,藉以传达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在具体的文学现象中,上述三者相互渗透,很难割裂,中外文学作品皆然。千帆师在讲授时也多次指出:“抒情诗不排斥叙事和说理的成分,它常常将叙事和议论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在不同的文学传统中,以何者为核心从而成为一个主流,却是各不相同的。通过比较揭示其各自的重心所在,方便理解不同文学传统的特色,就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中国文学以抒情诗为主流,并形成了一个创作和批评的抒情传统,就是这样被提出的。这绝不意味着由此可以引导出中国文学传统中缺少叙事,或者西方文学传统中没有抒情的幼稚结论。以西方文学传统而言,抒情固然是其应有之义,抒情诗(lyric)也有其悠久的传统。在古希腊文学中就有著名的抒情诗人品达(Pindar)、萨福(Sappho)、阿尔凯厄斯(Alkaios),其作品可以在弦乐器里拉(lyra)的伴奏下以吟唱的方式表演。然而在古希腊的主流观念中,“诗”的殿堂里只有戏剧和史诗(与叙事诗关系较紧密)的位置。亚里斯多德《诗学》虽然开章名义说其书要讨论的是“关于诗的艺术本身”[36],但其所谓“诗”不是西方十九世纪以来的“诗”的观念,他说“兼用数种,或单用一种,这种艺术至今没有名称”[37],这一“没有名称”的“艺术”正是抒情诗。如果以中国传统作对比,“诗”最早就是《诗经》的专称,其最初的定义就是一种以抒情为主,并且伴随着音乐、舞蹈的表演形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38]而类似的以弦乐伴奏的抒情诗,在古希腊却被流放在诗国之外。正如卫姆塞特(William K. Wimsatt)和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所说:“《诗学》中没有抒情诗的理论体系。”“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是戏剧的诗学,尤其是悲剧的诗学。”[39]抒情诗在西方文学体系中获得体面的、进而为崇高的地位,是在十八、十九世纪浪漫派文学兴起之后,人们熟知的英国渥兹渥斯(William Wordsworth)在1800年的名言“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40],可以被当作浪漫派文学观的宣言。他又说:“在这些诗中,是情感给予动作和情节以重要性,而不是动作和情节给予情感以重要性。”[41]把欧洲文学传统中叙事和抒情的重心作了扭转乾坤式的颠倒,并且在此后“为数代人定义了诗歌及其用途”[42]。抒情诗成为戏剧和叙事文学以外的第三种文学体裁,正式被引入诗学和美学,而“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美学哲学最终为这种三分法赋予了形而上的庄严”[43]。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新批评”派的眼中,抒情诗成为其心目中首要关注的对象,这几乎成为他们的一个局限。所以,相对于西方文学悠久的戏剧和史诗的叙事传统,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特别拈出是有意义的。学术史的变迁往往犹如钟摆,总会出现“翻案”或“反转”,但是,如果仅仅局限在中国文学传统之内,另外提出一个“叙事传统”,无论其目的是要抵消“抒情传统”,抑或与之相辅相成,就算不能刻薄地当它是“伪”命题,充其量也只能宽容地视作一个“萎”命题。

注:
[25] 语见《歌德谈话录》1827年1月31日,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
[26] 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文学史方法》,收入《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27]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收入《批评的概念》(Concepts of Criticism),张今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28] 浦江清《论大学文学院的文学系》,收入《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245页。
[29] 钱锺书《谈中国诗》,《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7页。
[30] 钱锺书《诗可以怨》,收入《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31] 如果说,出版于1994年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多少还有点“DWEMs”——已故(Dead)白人(White)欧洲的(European)男性(Male)们的意味的话,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这样的状况已在发生改变。比如2016年出版的劳拉·米勒(Laura Miller)主编的《文学的仙境》(Literary Wonderlands)一书,就包括了阿拉伯文学《一千零一夜》、中国文学《西游记》和十三位女作家(包括两名黑人作家)的作品。这样的改变在程度上当然是远远不足的,所以更需要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继续努力。
[32] 莫芝宜佳《〈管锥编〉与杜甫新解》,马树德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33] 同上注,第115、120页。
[34] 参见张伯伟《“去耕种自己的园地”——关于回归文学本位和批评传统的思考》中的相关论述,载《文艺研究》2020年第1期。
[35] 参见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收入《陈世骧文存》,台湾志文出版社1972年版。高友工“Chinese Lyric Aesthetics”(《中国抒情美学》,1991年),中译文收入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此前高氏在《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美感经验的定义与结构》(中译文载台湾《中外文学》第七卷第12期,1979年5月)一文中,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也已有所论述。此后,有不少专著对这一问题加以阐发,特出者如张淑香《抒情传统的省思与探索》,台湾大安出版社1992年版。萧驰《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一直到2004年11月,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的郑毓瑜教授主持“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研习营”,我也曾参与其事并作演讲,后来成稿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36] 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
[37] 同上注,第4页。
[38] 《毛诗序》,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一,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39] William K. Wimsatt & Cleanth Brooks,“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PP.35—36.
[40] 渥兹渥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载刘若端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41] 同上注,第7页。
[42]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文学死了吗》(On Literature),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43] 贝内迪克特·耶辛(Benedikt Je?ing)、拉尔夫·克南(Ralph K?hnen)《文学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王建、徐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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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选”听课笔记(曹虹记)

千帆师的三门课堂讲授,其内容以抒情诗为主,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流”。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热爱者、诠释者、传承者,在面对世界文化的时候,当然不会也不应妄自菲薄,需要谨防的反倒是文学上的“民族主义”。二十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出现了民族文学的概念,尤其是透过大学的制度化设置,有了中文系、英文系、法文系、日文系等分科以及相应的语言文学研究。民族主义“代表了一种过度膨胀的、令人遗憾的利己主义的保守倾向”[44],在本民族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也比较容易滋生。中国文学有其不可取代也不可企及的优长,但也必然有其不足。指出其不足,同时指出历代诗人为弥补其不足所作的努力和达到的成就,是一个严肃的文化诠释者必须面对的任务。千帆师多次指出:

组诗,现在称之,古代称联章诗。……组诗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诗歌短小的缺陷。组诗同一首很长的诗是不一样的。既然是一首一首写的,就有相对的独立性,调动题材,转换角度,处理情绪。

这种形式之所以重要,是以联章补偿诗歌短小的缺陷。


“中国人虽有长城却只有短诗”[45],短诗固然可收言已尽而意无穷之效,但篇幅短小,也会限制诗人对较为广阔的社会场景和较为复杂的内心感受的表达力,于是人们就探索利用联章的方式加以弥缝。古人“诗有一人之集止一题者”[46],如应璩《百一诗》、阮籍《咏怀》之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联章诗”。千帆师所注意的联章诗,是“有统一的主题,然后有统一的构思,完成后是统一的整体”之类,始于《楚辞》中的《九辨》,而在杜甫手上达到纯熟,特别是七律组诗。例如《秋兴八首》“每篇诗是一个整体,同时八篇诗合起来又是一个更大的整体”,所以“不研究它们的结构是不行的”[47]。关于《秋兴八首》存在的整体结构,钱谦益曾自诩发明:“此诗旧笺影略,未悉其篇章次第,钩锁开阖。……章虽有八,重重钩摄,有无量楼阁门在,今人都理会不到。”[48]陈廷敬亦云:“杜此八首,……以章法论,章各有法,合则首尾如一章,兵家常山阵庶几似之。”[49]杨伦更扩大言之:“杜集凡连章诗,必通各首为章法,最属整齐完密。”[50]实际上,在元代的诗法类著作中,就有托名杨载序的《诗法源流》(即指杜律诗法之源流),诡言出自杜甫门人吴成、邹遂、王恭之嫡传[51],其《秋兴八首》下引王氏语云:“《秋兴》一题,分作前三章与后五章,以夔州、长安自是二事,此其纲目也。八章之分,则又各[52]命一题以起兴。”[53]这已经从整体结构着眼分析(尽管非常初步),只是此类“俗书”不入绛云楼主法眼,故未能及之。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杜甫联章诗的整体结构至晚在十三世纪晚期(托名杨载的序写于至治二年即1322年,自云少年时得此书于杜甫九世孙杜举)已被人揭示,钱谦益之笺注杜诗也在康熙六年(1667)刊刻行世,但对于联章诗结构的忽视,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古代诗歌研究绪论》写于1954年)还普遍存在,到七十年代末千帆师重登讲坛,其状况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却再一次表明,文学研究之不振,与文学教育之弊有莫大关系。而令人难以释怀的是,文学教育之弊不仅在时间上由来已久,在空间上也是世界性的。

注:
[44] 汉斯-乌尔里希·维勒(Hans-Ulrich Wehler)《民族主义:历史、形式、后果》(Nationalismus),赵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45] 此借用钱锺书的说法——“The Chinese have a Long Wall,but short poems.”见Qian Zhongshu, “Chinese Literature”,原载Chinese Year Book(《中国年鉴》)1945,收入A Collection of Qian Zhongshu's English Essays(《钱锺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46] 汪师韩《诗学纂闻·诗集》,丁福保编《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42页。
[47] 程千帆《古代诗歌研究绪论》,载程千帆、沈祖棻《古典诗歌论丛》,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18页。
[48] 钱谦益《钱注杜诗》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04页。
[49] 陈廷敬《杜律诗话》卷下,杜松柏《清诗话访佚初编》第十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版。
[50] 杨伦《杜诗镜铨·凡例》,第13页。
[51] 参见张伯伟《元代诗学伪书考》,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52] “又各”二字原作“有名”,兹依张健《元代诗法校考·诗解》改,其所据者为日本五山版《诗法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53] 明刻本《诗法源流》,《古今诗话续编》本,台湾广文书局1973年据“国立中央图书馆”珍藏善本影印,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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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程千帆先生在南宁讲学时的风采

三、左右逢源:语文学与文学理论

文学教育的核心是作品,但在现代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中,要讲授好作品,研究好作品,并不是仅仅依赖熟读作品或有创作才能就可以完成的。在现代学术也就是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已经有了两千年以上的文学批评传统,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但面对这些遗产,我们可以领略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却无法坐享其成。因为在表现形态上,它们大多为零散片段;在思维特色上,它们经常如灵光忽现。所以,当百年前西洋学术全方位地弥漫东亚之时,中国学者一方面对古典遗产感到无法取用,只能“抛却自家无尽藏”,另一方面对西洋工具又觉得精妙无比,不免“沿门托钵效贫儿”,最后除了文献考据尚有招架之功以外,固有的学术遗产几乎全沦为“材料”,理论框架、学术方法以及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曰“外来”的[54]。对现代学术史作纯学术回顾,有全盘西化的胡适一派,有固守传统的守旧之士,其势力尽管极不相称,但在陈寅恪看来,终归“田巴鲁仲两无成”,这意味着:
旧派之闭目塞听、陶然自醉,固然难有作为;新派之高自标置、鲁莽夸诞,时或流于“画鬼”。[55]
而陈寅恪自己所追求和实践的,则属于不同乎二者的“教外别传”,既重视“学”又追求“术”,既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又不断开拓创新,其“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56],努力与国际学术作对话和竞赛。在二十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中,千帆师最具方法的自觉并为之不懈努力,这几乎可以作为他与其他学者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学术的发展进步,如果说大都遵循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步骤的话,那么,在学术上对千帆师影响最大的前辈学者是陈寅恪,而他对陈氏学术的方法、宗旨、趣味以及文字表达的理解远胜一般,但他做到了既“有所法”又“有所变”,完成了从“史学研究法”到“诗学研究法”的转换[57]。其学术研究与文学教育,在理念上也是一脉贯通的。

在“古代诗选”的第一堂课上,千帆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学习这门课的知识准备:一、文学史;二、文学理论;三、古代汉语,特别是诗律学。


作品是个别的、具体的,有一定的“文学史”知识,就可以对作家所处的时代、作品的文体面貌拥有大致印象,而通过讲解作品,又可以使既有的文学史知识得到深化。尽管上述三者都是作为“知识准备”提出的,但“文学理论”和“古代汉语”,同时也是解析作品的重要工具。这两个工具,在中西学术史上各有其传统,而在文学教育的实践中,也各有其成败。面对当下的困境,我们也许应该对历史做些回顾。

注:
[54] 参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载《文学遗产》2016年第3期。
[55] 张伯伟《现代学术史中的“教外别传”——陈寅恪“以文证史”法新探》,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56]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18页。
[57] 参见张伯伟《“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程千帆先生诗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载《文学遗产》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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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今选》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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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的内容,通常来说包含文字、音韵、训诂。运用这些知识来进行文本的构造和解析,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讲,是“章句之学”;用西方传统的术语来讲,就是“philology”,可译为“语文学”(也有译作语学、历史语言学、文献学等)。千帆师说:“古人很重章句之学,一年学离经辨志(离经是断句,辨志是分章,黄以周讲)。”中国传统的章句之学,在西汉就很成熟也很普遍,《汉书·艺文志》里就已经著录了很多,除了章句以外,也有用故(诂)、训、传、注来表示,后代笼统地概括为“章句之学”。在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中,章句之学的重要性早就得到认识和实践,除了汉人对《诗经》《楚辞》的注释外,在文学理论著作中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文心雕龙·章句篇》。此后,唐代关于《文选》的校勘注释形成了“《文选》学”,宋代则有大量对此前文集的注释,更有宋诗宋注,从而造就了文学研究中的校注传统。这就是以最大可能再现作者的“原本”,并对其字词句章作尽可能准确的理解。传统的文学教学,以文本为主。作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艺术,必然是“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的,故研读文学,贵在“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事毕”[58]。就字、句、章、篇而言,字是“本”是“一”,其余则为“末”为“万”。但决定章句的还有一更为根本者,这就是“情”。刘勰一再说“设情”、“宅情”、“控引情理”,即说明章句都是为之安设、受其控引的,“情”才是文学的根本。太老师黄季刚先生最精小学,故其《文心雕龙札记》一书,也以对《章句篇》的阐发最为详赡。其核心观念是:
凡为文辞,未有不辨章句而能工者也;凡览篇籍,未有不通章句而能识其义者也;故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59]
至于诗律学,是伴随着近体诗的萌芽、成型、定型而形成的,属于“章句之学”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章句之学原为阐明文本,便利初习,但去古愈远,每况愈下,也就导致章句愈繁。黄季刚先生又说:“降至后世,义疏之作,布在人间,考证之篇,充盈箧笥,又孰非章句之幻形哉?”[60]所以清代考据学又号称“汉学”,就表示它是以章句为本的。段玉裁将戴震“义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覈、能文章”的话转换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61],最能体现考据家的学术趣味。

西方的“语文学”一词“philology”,就词源来说,出自希腊语“philologia”,其中“philos”代表热爱,“logos”代表言词,所以就字面上说,这个词是“言辞(文本)之爱”的意思,与哲学——“philosophos”所代表的“智慧之爱”相对。西方的语文学,成型于亚历山大时期(公元前三世纪)的前十年,目的是保存和解释古典文学。泽诺多托斯(Zenodotos)完成了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Hesiodus)诗歌的文本考订,并创立了考订的原则,目的在于恢复原始文本的面貌。在后来的演变中,语文学家的任务增添了评注、阐释,而阐释的原则是从作者本身出发解释作者。到古罗马时代,鉴赏力的高尚化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语文学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崇尚博学广闻,并注重文法研究。中世纪八百年是语文学的衰退期,而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古典语文学,根据内容和方法上的不同侧重而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阶段,先后以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为中心。从十八世纪开始,德国跃居领先地位,语文学各学科的方法都得到完善,从以文本考据为中心转移到以认识事物为目的的观察方式,并且影响了历史研究。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运用原始资料鉴定法,开创了以批评性的语文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先河(陈寅恪也曾受其影响)。历史主义—实证主义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早期的德国古代文化研究领域中达到鼎盛,他们坚信,只要有充足的原始资料,历史事实是可以获得全面认识和掌握的。实证主义获得了广泛认可,也使得其自我反思的能力日益下降,由此引来尼采的强烈抨击[62]。但不管怎样,十九世纪的语文学已是欧洲人文学术研究的主流,德国俨然是语文学研究的中心,其势力范围扩张到欧美。而相应的损失则是,“十九世纪晚期,德国完全丧失了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的领导地位”[63],另一个“弱国”就是美国。陈寅恪、傅斯年都留学德国,赵元任虽然在美国求学,但对“语文学”也深感兴趣,甚至最想做一个“语文学家”(philologist)。中研院史语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德国的语文学、新兴的英法语言学、传统的中国考据学和音韵学共同塑造的[64]。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英文是“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不难看出语文学在其中的重要意义。以德国语文学的背景看中国学术传统,最能赢得其垂青的就是清代的考据学。赵元任说:
Philology所注重的是推求某一字在流传的文献当中,某某章句究竟应该怎么怎么讲。所以某种文献,有某种的Philology,他的性质是近乎咱们所谓考据、训诂之学。[65]
傅斯年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说:“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66]这里所说的“汉学”,指的是乾嘉考据学。他把史学解释为“文籍考订学”,与在此后不久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67]的意见是一致的。而当他将研究的目光从史学转到文学的时候,也就以同样的逻辑展开其论述。现在保存下来的1927—1928年间傅斯年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讲义,就主张文学史即史学,强调用考证即语文学的方法从事文学史研究。他说:
因为文学史是史,……要求只是一般史学的要求,方法只是一般史料的方法。考定一书的时代,一书的作者,一个事件之实在,一种议论的根据,虽是文学史中的问题,也正是通史中的事业。[68]
希望诸君能发乎考证,止乎欣感,以语学(大陆上谓之“Philologie”)始,以“波涛动荡”(Sturm und Drang)终。[69]
在傅斯年讲义的“拟目”中,更有一则醒目的标题——“论文艺批评之无意义”。这代表了也导致了此后许多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现象,就是以“文献学”或“考据学”取代“文艺学”。而在千帆师看来,这就是文学教育之“弊”。他指出:
以现状而言,则多数大学中文系之教学,类皆偏重考据。此自近代学风使然。而其结果,不能无蔽。

愚此所谓蔽者,析而言之,盖有二端:不知研究与教学之非一事,目的各有所偏,而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学,一也。不知考据与词章之非一途,性质各有所重,而持考据之方法以治词章,二也。详此二蔽之所由兴,则实皆缘近代学风之一于考据。案满清学术,一由于明学之反动,二由于建夷之钳制,考据遂独擅胜场。……及西洋学术输入,新文化运动勃兴。全盘西化之论,格于政治社会之阻碍,未克实行;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仍承胜朝之余烈,风靡一世者,职是之由。
[70]
此文作于1942年,我在此很想再引录一段钱锺书在1978年讲的话,来作前后对照:
在解放前的中国,清代“朴学”的尚未削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71]
从“章句之学”、“语文学”到考据学、实证主义,再加上二者的结合,文学教育的主体就变成了“作者之生平,作品之真伪,字句之校笺,时代之背景”[72]等等,再加上一些版本校勘、辑佚钩沉、本事索隐,就以为文学教育之能事已毕,这都是“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学”。研究与教学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将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实践,能够提升教学质量,也是大学教育的特征所在。但若混同二者,就可能损害教育职责。千帆师以为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尤有发扬民族文化之重任,故其动态与风气,关系国运者至深”,因此,不能造成最终“致力及成就者,类皆襞积细微,支离破碎”[73]的后果。这使我想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大学,其来源有二:一是仿效德国的研究型传统,一是沿用英国的人文教养传统,后者想通过文学教育灌输民族文化的中心思想和价值观念,而前者强调以批判性的、客观的态度去追求真理(在当时就是以实证性知识为代表),其中也明显存在着悖论,但美国大学的教授坚信他们可以在研究和教学实践中调和这两项充满矛盾的任务。米勒曾这样描绘:
一名英语教授既可以对某个作家的生平细节进行最琐碎的实证性研究,又可以对那些单调乏味的书目整理和编辑工作乐此不疲,与此同时,他还能给本科生上课,弘扬弥尔顿、约翰逊、勃朗宁、艾略特等人著作中所包含的伦理美德。[74]
就这一点而言,研究与教学的重心是可以也是能够区别的。傅斯年等人将语文学与考据学相等同,只是沿用了十九世纪德国语文学的概念,但正如维森博格指出的:“某个地区和某个流派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同一时候和其他地方没有其他方式的语文学研究。”[75]所以其论调是对西方语文学的窄化和简化。至于将文学史研究归结为文学史料学研究,同时彻底废除文艺批评的意义,只能视为学术上的颟顸之举。在吸收西学之初,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但在百年之后,人们若仍然自觉不自觉地以这种观念武装头脑,就不仅是顽固不化,更是愚不可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学风再变,用李泽厚的概括,就是“九十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76]。大学的文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风尚,至少在我的观察所及,这种倾向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有发展,也只是版本扩大到域外,资料深入到私藏,藉中外数据库之便利,更有所谓“e-考据”之美名。尽管千帆师厌恶文学教育和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但他并不一概反对考据。他强调“古代汉语”即传统的章句学在作品研习中的作用并付诸实践,就可以看出他对“语文学”这一工具的重视,这从以下论文的标题中即可看出:《陶诗“结庐在人境”篇异文释》(1944年4月)、《陶诗“少无适俗韵”的“韵”字说》(1945年12月)、《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诗题校释》(1963年5月)、《杜甫〈诸将〉诗“曾闪朱旗北斗殷”解》(1976年5月)、《李白〈丁都护歌〉中的“芒砀”解》(1977年6月),其前后跨越达三十多年[77]。但章句是工具而非目的,要将“字句的疏通与全篇的理解并重”,最终还是归结到对作品的理解和欣赏。千帆师反复说“欣赏诗歌不能脱离考证学”,强调“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我二十多年来倡导域外汉籍研究,希望将阅读文献和研究视野的范围扩大到汉文化圈,在这一过程中,首先从事的也是目录学和文献的整理解题工作。但文学教育应该以作品为核心,着重对作家作品的阐发、分析、评论,并进而达到人文精神的重建。

注:
[58]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文心雕龙解析》,第557页。
[59]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页。
[60] 同上注,第166页。
[61]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震文集》卷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页。
[62] 参见维森博格(Weisenberg)《西方古典语文学简史》,收入刘小枫编《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丰卫平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页。
[63] 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近代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第二卷“总结”语,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页。
[64] 张谷铭《语文学还是语言学?跨越洲际的反应》,载贾晋华等编《新语文学与早期中国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页。又可参见张谷铭《Philology与史语所:陈寅恪、傅斯年与中国的“东方学”》,载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二分,2016年6月。
[65] 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页。
[66] 《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455页。
[67] 同上注,第253页。
[68]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全集》第一册,第12页。
[69] 同上注,第20页。案:这里所说的“大陆”,指的是欧洲大陆。法国的情形也类似,据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说:“文学史出现于十九世纪,当时更为通行的叫法是语文学或语文研究。”《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Le démon de la théorie: Littérature et sens commun)吴泓渺、汪捷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70] 程会昌《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载《国文月刊》第十六期,1942年10月。
[71] 钱锺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载《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9页。
[72] 程会昌《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载《国文月刊》第十六期,1942年10月。
[73] 同上注。
[74] 希利斯·米勒《因特网星系中的黑洞:美国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兼纪念威廉·李汀思》,《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
[75] 维森博格《西方古典语文学简史》,《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第15页。
[76] 语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6月号(总第23期)“三边互动”栏目。
[77] 诸文皆收入程千帆《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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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杜诗研究”课程讲义

这就要谈到第二个工具“文学理论”,它同样在中西学术史上各有传统,落实在文学教育中也各有得失。千帆师强调的文学理论虽然兼涉中外,但在实际运用中主要偏于古代文论。他在“杜诗研究”最后一课曾强调研究方法的六个“并重”,其中之一就是“传统的文艺理论和外来的新的文艺理论并重”,同时又要“多进少出,不懂不讲”。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与外国的学术交流还未能频繁展开,对外国文学理论的翻译介绍还很不系统,为了防止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滥用”,所以谨慎地提出要“少出”、“不讲”,但这丝毫不存在对国外文学理论的抵触或排斥。传统的文学教育中实施的文论教育,集中在文学写作,最早且最为典型的是唐代的诗格,后来演变为明清诗法。还有一种类型就是选本,如《文选》之在唐宋时代,《唐诗品汇》之在明清时代,直到《古文辞类纂》都是这一类代表作。但在传统的知识体系中,今人说的“文学批评”在古代目录学上的名称是“诗文评”,与“词曲”肩摩踵接,列于集部之末,不为人所重。现代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其“新品种”当属文学史,其中也涵括了部分古代文论的内容。由中国人撰写的最早的文学史,当属1904年草创并刊行的京师大学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其第十三篇中就专列“昭明《文选》创总集之体”、“刘勰《文心雕龙》创论文之体”、“锺嵘《诗品》创诗话之体”及“徐陵《玉台新咏》创诗选之体”[78]等。虽极为简略,亦有意义。稍后东吴大学黄人编纂《中国文学史》,曾回顾中国传统“所以考文学之源流、种类、正变、沿革者,惟有文学家列传(如《文苑传》,而稍讲考据、性理者,尚入别传),及目录(如《艺文志》类)、选本(如以时地、流派选合者)、批评(如《文心雕龙》《诗品》、诗话之类)而已”[79],他的书则要综合上述诸体,自具机杼,所以被后人评为真正“始具文学史之规模”[80]。然而就其中的文论部分来说,也不过点缀其间。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才在学术界的一般观念中,“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的平等的地位”[81]。其文论教学大抵有三类:一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有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本,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也是他原在武汉大学使用的教材;二是专书讲疏,主要集中在《文心雕龙》,著名者如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三是文论选,代表者如许文雨《文论讲疏》,也是“自十八年(1929)讲学北大创始”[82]。批评史在当时属于肇启山林的工作,朱自清评论郭绍虞之著,虽说表彰了其“材料与方法”[83],但重心还是在材料方面,以此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线索和面貌,意欲“兼揽编年、纪事本末、纪传三体之长,创立一种‘综合体’”[84],但有些基本判断还存在问题,也难免“见林不见树”。专书和文论选以具体作品为核心,可以避免“离事言理”之弊,且各有深入之见,但总体来说还是以“语文学”的方法为主,重在疏释文本大意,不免“见树不见林”。

注:
[78] 参见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193页。
[79] 黄人《中国文学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80] 浦江清《郑振铎〈中国文学史〉》,收入《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130页。
[81]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82] 许文雨《文论讲疏·例略》,正中书局1937年版。
[83] 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第540页。
[84]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其内容为评论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第545—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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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文学发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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