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上的烈士——屈原

程千帆先生门下人材辈出,形成坚强的学术梯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广受称道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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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史上的烈士——屈原
作者:莫砺锋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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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旦宅《屈原诗意图》

1)以生命铸成一首诗

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辨骚》篇,来论说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篇末不胜景仰地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其实我们也不妨反过来说:不有《离骚》,岂见屈原?在汉初的贾谊作赋祭吊屈原之前,屈原其人在任何文献记载中都不见踪影。后人完全是通过《离骚》等不朽诗篇才得以知道屈原,认识屈原的。《离骚》等作品是屈原用生命铸成的诗歌,它们引导我们跟随着诗人上下求索,它们是我们解读屈原生平及其心迹的可靠文本。

《离骚》的开篇是屈原自叙身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结合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刘向《新序·节士》、王逸《楚辞章句》等史料以及后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得知这几句中包含着三个秘密:一是屈原出身高贵,他与楚国王室同族,都是五帝之一高阳氏颛顼的后裔。颛顼的后人开创了楚国,姓芈。传至楚武王,其子瑕食采邑于屈,子孙遂以屈为姓。所以屈氏与昭氏、景氏一样,都是楚国的同姓贵族。二是屈原生逢吉日良辰。楚威王元年(前339)的夏历正月初七,屈原降生人间(此取浦江清说。关于屈原生年,历来歧说纷纭,其中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有邹汉勋的前343年说,汤炳正的前342年说,郭沫若的前340年说等,详见郭维森《屈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0页)。“摄提格”指“太岁在寅”的寅年,“孟陬”就是夏历正月(也即寅月),“庚寅”是该年正月的初七日。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对于一个男子来说,那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三是屈原的父亲伯庸根据他初生时的气度,通过卦辞为他取了美好的名字:名为“正则”,字曰“灵均”(“正则”和“灵均”分别是“平”字和“原”字的隐语,意即名平,字原。王夫之解说得很清楚:“平者,正之则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隐其名而取其义,以属辞赋体然也。”详见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屈原赋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页)。

《离骚》和《惜往日》中简洁地叙说了屈原从政的主要经历:“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庬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由于屈原的高贵出身和杰出才能,他深受楚怀王的信任,二十多岁就担任了“左徒”的要职,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仅次于“令尹”。左徒屈原既理内政,也管外交。他在内与楚王商议国事,发布号令;对外则接待外宾,应对诸侯,成为楚怀王的肱股之臣。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国为了富国强兵,争先恐后地进行变法。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楚悼王就重用吴起进行变法。如今楚怀王也有变法图强的意愿,就把制订宪令的重任交给屈原。受命以后,屈原劳心焦思,精心起草。没想到草稿还没完成,却被妒贤忌能的上官大夫发现了。上官大夫一见屈原的草稿,就要抢过来看。屈原奉命制订宪令,本应保密,况且还在草稿阶段,就不肯让居心叵测的上官过目。于是上官大夫跑到楚怀王那儿进谗言,说屈原把朝廷颁布的新宪令都说成他自己的功劳,还宣称“非我莫能为也”。刚愎自用、不辨是非的楚怀王一听便怒火中烧,从此疏远了屈原。

屈原被免去了左徒的官职,改任“三闾大夫”。三闾大夫的主要职务是掌管昭、屈、景三个王族,并教育宗室子弟。这个职务相当于中原晋、鲁诸国的“公族大夫”,仍是朝廷重臣,但远不如左徒那么重要了。屈原降职以后,仍然忠心耿耿地恪守职责,一心要为国家培育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材。没想到宗室子弟们受到富贵的诱惑,往往见风使舵,转而投靠朝中的奸邪势力,这使屈原痛心疾首。《离骚》中对此三致意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兮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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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本《楚辞》

仿佛是命运的有意作弄,赤心爱国的屈原偏偏生活在国家灾难接踵而至的多事之秋。战国时代,列国纷争,纵横捭阖,楚国也是逐鹿天下的一方诸侯。然而楚怀王志大才疏,性格多疑,在内政外交上总是举棋不定,在内常被谗臣宠妾所蒙骗,在外则屡受秦国的欺侮。于是忠而见疑、信而被谤便成为屈原的宿命。他先是被楚怀王猜疑、疏远,放逐到汉北。后又受顷襄王敌视、迫害,流放至江南。他在汉北写了《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既惸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他在离开郢都南迁时作《哀郢》说:“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及至流放沅湘,他的心情更加悲凉,乃作《涉江》曰:“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而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就这样,屈原的生命火焰在长期的流放生涯中渐渐熄灭,楚国日益衰弱的形势更使他万念俱灰。顷襄王十六年(前283)夏历五月五日,屈原终于以投江自杀的激烈举动为生命画上句号(此从潘啸龙、赵逹夫之说。按:关于屈原的卒年,也是歧说纷纭,主要的说法有林云铭的前288年说、郭沫若的前278年说、游国恩的前277年说等。详见潘啸龙《屈原与楚文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4—59页;赵逹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369—377页)。在怀抱砾石、自沉汨罗之前,屈原写下了《渔父》和《怀沙》这两首绝命辞。《渔父》的前半部分说: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 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与渔父的这段对话,或许是寓言之笔,但是司马迁几乎一字未改,将它们采入《史记·屈原列传》中。非但如此,太史公还将《怀沙》全文录入,然后说:“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由此可见,屈原的作品就是真实可信的史料。从《离骚》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到《怀沙》的“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屈原的作品是其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的完整记录。当后人用图画或雕塑为屈原造像时,《渔父》中的“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便是最好的艺术指南,因为这是屈原的身影在历史上的永久定格。屈原的生命过程便是一首感天地、动鬼神的长诗,屈原的作品便是用整个生命铸成的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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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国之恋与美政之思

屈原爱国,既见于其作品,更见于其行为,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毫无疑义。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而今人或以为战国时的诸侯国不算真正的国家,或以为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有碍于秦国的统一事业,故而反对将“爱国主义”这顶桂冠奉献给屈原。其实“主义”这个后缀并没有特别神圣的意义,“爱国主义”则是现代语境中才出现的一个名词,其核心内涵就是“爱国”。为免缠夹不清,本章中暂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名词。至于屈原是否爱国,屈原的爱国精神是否值得肯定,则事关重大,必须明辨。

何谓爱国?对于屈原来说,当然就是热爱楚国。热爱故土,人同此心。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就是疆界最为分明的故土。据《孟子》记载,“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礼记》则记载说:“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孔颖达解释说:“所以正首而向丘者,丘是狐窟根本之处,虽狼狈而死,意犹向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屈原生于楚,长于楚,楚国是他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故土,他当然会诚心诚意地热爱她。所以屈原在《哀郢》中说:“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又在《橘颂》中歌颂橘树说:“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故土之恋本是出于人类天性的普遍情感,屈原的特点是他对故国的爱恋格外浓烈,且至死不渝。

有一个问题需要稍作辨析。楚怀王和顷襄王都是不辨是非的庸碌之君,楚国的朝政则掌握在子兰、靳尚等奸邪权臣手中,他们一再排斥屈原关于联齐抗秦的正确策略,却甘心在秦国的再三欺侮下丧权辱国,于是楚国逐渐走上了日薄西山的不归之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屈原为何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呢?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游走各国早已成为风气。孔子、孟子、墨子、吴起、申不害、商鞅、孙武等人,为了实现各自的主张纷纷奔走列国,并没有坚守故国的信念。楚国的人材流失尤其严重,以至产生了“楚材晋用”的成语(《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声子之言:“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还说这种情形已达到“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的地步。详见《左传正义》卷三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3—1045页)。到了屈原的时代,这种情形依然如故。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朝秦暮楚,便是最显著的事例。世风如此,屈原为何不肯随波逐流呢?对此,连非常同情屈原的司马迁都感到不解:“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其实屈原并不是思想僵化、不知变通的迂腐之人。屈原讴歌优秀的历史人物时,从未因他们出仕他国而另眼相看。他在《惜往日》中说:“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穆兮,世孰云而知之?”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后被晋国俘虏,以媵臣身份入秦,终得秦穆公之重用。宁戚原为卫国人,后得齐桓公之重用。屈原对二人评价甚高,竟与商、周时代的辅弼重臣伊尹、吕望相提并论。即使对逃楚奔吴,并率吴军伐楚报仇的伍子胥,屈原也在《惜往日》中极表同情:“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还在《悲回风》中说:“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屈原也深知凭着自身的才干,完全能够投奔他国另谋高就,《离骚》中巫师灵氛对屈原说:“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这未必不是屈原在现实生活中曾听到的劝说。然而屈原本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豪杰之士,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对故国的爱恋之深非同常人,也在于他的性格之忠贞耿介迥异常人。

热爱故国的人必然会诚心诚意地希望她变得更加美好,必然会披肝沥胆地为她贡献自己的才华与能力。况且屈原本是楚国的同姓,其家族中世世代代都有人官居“莫敖”之高位,他本人也曾任左徒和三闾大夫等要职,他与楚国有着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所以屈原始终把楚国的兴衰看得比本人的命运更加重要,始终把实现楚国的富强视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性格忠贞耿介的人必然会坚守信念而不肯轻易改弦易辙,必然会一心追求道义而不肯为了实际利益见风使舵。况且屈原在楚国的政治事业本来是前程远大的,他提出的政治主张本来是切实可行的。屈原早年曾经得到楚怀王的重用,不但在内政、外交上牛刀小试,而且提出了联齐抗秦的重要战略。他的抱负,他的事业,都已在楚国奠定了根基。如此故国,屈原怎能忍心离弃?如此身世,屈原又怎能像苏秦、张仪那样朝秦暮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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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屈原渔父图》

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稍作辨析。屈原去世六十多年后,秦国终于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而屈原奋斗终生的政治目的,正是阻止秦国对楚国的吞并。那么,能否说屈原的努力事实上阻碍了秦国的统一大业,所以其爱国精神违背了历史前进的趋势呢?不能。因为在屈原的时代,西方的秦国军力强大,东方的齐国经济富足,南方的楚国则疆域辽阔,形成鼎足三立之势。当时的谋士因盛行合纵、连横之说而被称作“纵横家”,正是天下大势的实际反映。也就是说,战国诸雄中并不是只有秦国被历史赋予统一天下的使命,事实上秦、楚两国都具备这种可能性。正如辩士苏秦所言: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天下大势则是“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事实上楚怀王确曾以“纵长”的身份率六国之军共同攻秦。如果楚王能够励精图治、重用贤能之士的话,焉知不会由楚国来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屈原主张的联齐抗秦的国策初见成效后,秦国万分恐慌,并不遗余力地使出各种阴谋诡计来破坏齐楚联盟,正是一个旁证。屈原在作品中反复呼唤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等古代明君,那些明君都是天下之共主,说明屈原心中一向怀有辅佐楚王统一天下的远大理想。我们又怎能以后来秦、楚两国的成败来判断屈原的是非功过!

况且屈原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尧舜那样的美政,他在《离骚》中满怀深情地呼唤美政的降临:“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美政的基础则是仁政爱民:“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怀沙》中的“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从《惜往日》来看,屈原的美政理想中也包含重视法制的精神:“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楚族本是中原民族的分支,楚文化本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所以屈原的作品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他笔下的花卉草木主要产于楚地,咏及的历史人物却大多出于中原,例如尧、舜、禹、商汤、后稷、周文、齐桓、晋文等明君,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推等贤臣,这说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虽在南方,其文化血脉却与中原的华夏民族一脉相承。所以屈原的政治理想决不限于楚国一隅,而是要继承历代明君贤臣的传统,从而将以仁政爱民为核心内涵的美政普施于天下。与之相反,秦国奉行的则是一条穷兵黩武、暴力征服的统一路线。据《史记》记载,苏秦游说楚威王曰:“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鲁仲连斥责新垣衍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所谓“上首功”,就是将士出征以杀人多少来论功赏爵。在秦国的兼并战争中,斩首过万乃至过十万的战事层出不穷。孟子指斥“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要是移用来评说秦惠王七年(前331)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这一百多年的兼并过程,确切无比。除了残暴,狡诈也是秦国的主要手段。就以秦国欺骗楚怀王为例,当初秦国为了破坏齐、楚同盟,派张仪使楚,许诺只要楚国与齐绝交,就割让商於之地六百里给楚国。等到楚怀王上当绝齐后派人赴秦受地,张仪却说约定的割地只是六里而不是六百里。若干年之后,秦国提议与楚结为婚姻,并邀请楚怀王赴秦。然而楚怀王一进武关,秦国就伏兵断其后路,并扣留怀王强求割地。奸诈反覆一如鬼蜮伎俩,全无信义可言。无怪鲁仲连要义不帝秦:“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也无怪楚怀王卒于秦而归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屈原谏止楚怀王入秦时曾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他对秦国的野蛮本性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出的联齐抗秦的战略出于与鲁仲连同样的价值选择,这是根于理性与正义的政治判断。

屈原死后六十年,秦国灭楚。又过了两年,秦国统一天下。然而以残暴狡诈得来的天下是不会长久的,与秦始皇传至万世的痴心妄想恰恰相反,秦王朝建立不过十二年,陈胜、吴广就起义反秦,并以“张楚”为号。次年,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梁找到了流落民间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心,立为楚王,仍号“怀王”,勒义军诸部攻秦。两年之后,秦王朝土崩瓦解。楚亡之后在民间流传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到此终于成为现实。随后建立的汉朝在政治体制上虽承秦制,但其立国精神则与秦朝反其道而行之。早在刘邦入关之初,就与秦人约法三章,悉除秦之苛法。及至贾谊作《过秦论》,遂把秦亡的原因归结为“仁义不施”。从暂时的结局来看,确实是秦国使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但如果从较长的时段来考察历史,其实是楚人刘邦建立的汉朝才真正开创了中国的大一统时代。相对于秦国崇尚暴力的反文明路线,屈原的美政理想及其文化精神更具进步意义,他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此处受到郭维森先生观点的启发,谨此志谢。参看郭维森《屈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屈原的爱国精神有违于历史前进的趋势呢?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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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悲怆壮烈的生命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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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宋刻本《楚辞集注》

屈原热爱生命,他珍惜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所以对时光迁逝怀有异常强烈的感受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这三段话全都见于《离骚》,真可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珍惜时光是为了什么呢?请看屈原在《离骚》中的自白:“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原来众人莫不沉溺于钻营求索、追逐私利,屈原追求的目标却是美好的名声。时光易逝,老之将至,而美好的名声尚未建立,这是屈原最为担忧的人生结局。汉人班固、北朝人颜之推皆批评屈原“露才扬己”,宋人洪兴祖则驳斥他们是“妾妇儿童之见”,其实班、颜二人的价值判断虽然错误,但“露才扬己”四字倒并非诬妄之言。屈原对自己的才能品性怀有强烈的自信,他笔下的美人香草便是其美好品性的象征。

屈原有时以美人自比,如《离骚》云:“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又如《悲回风》云:“惟佳人之独怀兮,折若椒以自处。曾歔欷之嗟嗟兮,独隐伏而思虑。”更常见的是把美人作为上下求索的对象,如《离骚》:“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又如《思美人》:“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蹇蹇之烦冤兮,陷滞而不发。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达。”

屈赋中的香草更是触处可见,而且种类繁多:兰、茝、蕙、荃、江离、辟芷、宿莽、秋菊、木根、薜荔、菌桂、胡绳、芰荷、留夷、揭车、杜衡、申椒,等等,以至后人将楚辞中的草木当成专门的研究课题。屈原爱好佩带香草,《离骚》云:“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也喜欢服食芳草,《惜诵》云:“梼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在《离骚》中,屈原用香草来制衣:“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在《湘夫人》中,屈原想象神仙居住在遍布香草的环境中:“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网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简直是一个充满着香花芳草的植物园!

美人与香草还时常结合成一个意象,例如《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王逸认为《离骚》中多有“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此说不无道理,但更准确的说法是屈原是用美人香草来比拟他本人的高洁品性和美好才质。比如《离骚》中就表述得十分清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涉江》中也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这不是“露才扬己”又是什么?所谓“露才扬己”,就是显露才能,肯定自我。屈原既负盖世英才,为什么不能显露才华以求贡献于世?屈原既然具备高尚的人品,为什么不能高度肯定自我进而追求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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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塑像

屈原的人生态度是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在楚怀王后期及顷襄王时代,楚国政治昏暗,忠奸不分,内则因循苟且,文恬武嬉;外则腆颜事敌,丧权辱国,楚国的没落渐成定局。屈原却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态度,一心希望力挽狂澜。为了联齐抗秦,屈原风尘仆仆地跋山涉水。为了挫败秦国的奸谋,屈原勇撄逆鳞,面折廷争。即使受到接踵而至的诬陷、迫害,屈原也始终不改初衷。从疏远到流放,从汉北到江南,屈原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他的前途越来越渺茫。失望,孤独,痛苦,迷茫,屈原尝遍了人生的苦味。在长达十六年的流放生涯中,在其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历程里,屈原报国无门,壮志难酬。那么,他那四处飘荡、行吟泽畔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人生吗?答案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屈原从未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始终坚持自己的高洁品格,他具有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坚强意志,曾在《离骚》中三致此意:“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流放中的屈原并没有空度岁月,他举起如椽巨笔,抒写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切爱恋,倾诉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屈原被放逐后,在楚国宗庙和先公祠堂的壁画上看到天地山川、神灵鬼怪以及圣贤人物的图像,呵而问之,乃作《天问》。屈原在各地听到民间祭祀所唱的祭神乐歌,为之润色、修改,乃作《九歌》。楚怀王屈死于秦,其丧归楚,屈原痛其亡于异国,恐其魂魄散于四方,乃作《招魂》。屈原更多的作品是自述生平,自诉心曲。他初放汉北,即作《抽思》。过郢南迁,乃作《哀郢》。南渡沅湘,又作《涉江》。有疑问卜,即作《卜居》。决心自沉,乃作《怀沙》。当然,屈赋的压卷之作,也是屈原用全部生命铸成的不朽诗篇,当推《离骚》。《离骚》的作年难以确定,但肯定写于屈原的人生思考趋于成熟的晚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宏伟诗篇,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永垂不朽的典范杰作。屈原以一人之力,竟创作了与《诗经》并称中国诗歌两大源头的“楚辞”,这是对中华文化的杰出贡献。早在屈原去世的二百八十九年之前,叔孙豹就说过:“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屈原逢时不祥,未能立功,但他在立德、立言两个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尤其是屈原的楚辞作品,既以高洁情怀鼓舞着千秋志士,亦以惊采绝艳沾溉着万代词人,立言如此,足称不朽。屈原以刚健积极的精神对待生命,他的人生积极有为,他的生命充实而有光辉。

屈原既然热爱生命,又为何要用自沉汨罗的方式来终止生命?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曾经出现形形色色的不同解说,比较流行的两种说法是殉国和殉道(详见周建忠《楚辞考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笔者倾向于后说,不过笔者所理解的“道”主要指人生信念,与学界意指道德理性的成说稍有不同。与屈原同时而稍早的庄子是喜欢谈论生死的思想家,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屈原对其思想有所了解。况且庄子主张全生远害,甚至情愿做“宁生而曳尾于涂中”的乌龟,性格刚烈的屈原不可能认同其观念。儒家很少讨论生死问题,但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也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屈原的价值观及生死观都与孔、孟一脉相承。《离骚》中说:“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可见他认同先哲的生死观。《国殇》中说:“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可见他赞扬英雄的壮烈情怀。屈原曾多次表示对庸俗人生的拒斥,其中以《怀沙》和《渔父》说得最为清楚:“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屈原不愿让俗世的污泥浊水玷污自己的高洁品质,更不愿让苟且偷生的庸俗态度损害自己的美丽生命。在屈原以高贵的姿态奋身跃入汨罗江的那个瞬间,他维护了生命的尊严,也宣告了对死亡的超越。自沉汨罗终结了屈原的肉体生命,却使其精神生命得以升华,从而超越尘世而获得永恒的意义。屈原用他的全部作品和整个人生谱成一首生命的颂歌,它优美绝伦,悲怆壮烈。自沉汨罗就是这首颂歌的最后一个音符,它高亢有力,余韵不绝。让我们倾听《九歌》的最后一曲《礼魂》:

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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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江上龙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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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龙舟角黍的无尽哀思

屈原生前,是一个深感寂寞的人。他的卓荦才华无人赏识,他的远见卓识无人理解,他的高风亮节无人敬佩,他的美好理想无人认同。楚怀王曾一度重用屈原,但不久就听信谗言而疏远之。至于顷襄王,则从继位伊始就对屈原充满敌意。朝中权臣如令尹子兰、上官大夫及靳尚之流,都是一帮卑鄙龌龊的小人,他们既嫉妒屈原过人的才能,又嫌恶其高洁的品行,莫不视之为仇雠,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屈原的亲人也对他缺乏理解,《离骚》中有一个细节,屈原之姐女媭曾喋喋不休地劝导他:“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惜诵》中则表示自己孤立无助,冤屈莫诉:“纷逢尤以离谤兮,謇不可释。情沉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烦言不可结诒兮,愿陈志而无路。”无奈之下,屈原只好频繁地引古人以为同道,《哀郢》云:“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涉江》云:“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离骚》中屡屡幻想着穿越时空到古代的明君那里去诉说衷情:“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惜诵》中干脆指天为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这是对屈原的深切理解。正因如此,屈原的全部作品都笼罩着浓重的悲凉之雾,都透露出孤独寂寞的苦闷心情。《离骚》云:“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抽思》云:“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兮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即使是作为祭神乐歌的《九歌》,也沾染了浓烈的孤独寂寞之感:“沅有茝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后人以为这是“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即所祭之神灵与主祭之巫师男女异性,遂生相思之情。然而字里行间分明渗透着屈原本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与孤独,否则祭神乐歌何以写得如此沉郁悱恻,回肠九转!

屈原身后,也是寂寞凄凉。屈原自沉汨罗的事迹在先秦典籍中不见记载,顷襄王及令尹子兰等人获悉此事后曾否额首相庆,或是压根未曾知闻,都已不得而知。然而历史终于对屈原的悲怆呼唤作出了回应。屈原自沉一百零八年以后,贾谊南迁途经湘水,来到屈原投江之处,作《吊屈原赋》云: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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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书《吊屈原赋》

贾谊之才情、遭遇,皆与屈原相类,故在《史记》中得与屈原合传。贾谊吊屈,正所谓惺惺相惜,所以他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向屈原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和由衷的敬意。从此以后,临湘吊屈成为历代骚人墨客的一个传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后赞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流涕,想见其为人。”唐人柳宗元二度南谪途经湘江,作《吊屈原文》向屈原诉说心曲:“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蘅若以荐芳。愿荒忽之顾怀兮,冀陈词而有光!”中唐创造荆州科举史上“破天荒”记录的刘蜕,临湘吊屈,其《吊屈原辞》中竟仿佛闪现着屈原的身影:“风软雨丝兮湘波高,云昏竹暗兮鬼神愁。远霞开兮鸟帆随,碧江平兮归楫移。带隐虹兮衣凝云,披薜荔兮扈江蓠。”明人王守仁过湘吊屈,在《吊屈平赋》中描写夜色凄迷和景物萧瑟:“山黯惨兮江夜波,风飕飕兮木落森柯。泛中流兮焉泊,湛椒醑兮吊湘累。”迁客骚人只要一到湘水之滨,心头便会涌现对屈原的同情和景仰,以至于扬雄发明的“湘累”一词竟成了屈原的代称。

民间对屈原的崇敬丝毫不亚于文人墨客,楚国人民用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他们敬爱的诗人:一是龙舟竞渡,二是角黍投江。前者最早记载于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初唐人所撰的《隋书·地理志》中记载得更为详细:“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皆然,而南郡尤甚。”后者最早记载于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两者始见于文献记载的年代都比较晚,但是一种风俗的形成及流行,总要经历较长的岁月。龙舟竞渡与角黍投江虽初见记载于南朝的典籍,但是其产生时代一定要早得多。汉初贾谊《吊屈原赋》中说“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可证汉初在长沙一带流传着屈原自沉的传说,此时距离屈原自沉不过百年。当年楚怀王归葬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况且屈原忠君爱国,却沉冤莫白,楚国人民岂会对他自沉汨罗的悲剧命运无动于衷?楚地向来巫风甚盛,从《招魂》《大招》等楚辞作品可见楚地盛行为亡者招魂之仪式。《招魂》的乱辞说:“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与竞渡者所唱的“何由得渡湖”同样的哀伤悲怨,千古之后犹若亲闻。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早在屈原死后不久,最迟在汉初楚文化得以复兴之时,龙舟竞渡和角黍投江的风俗就已产生了。汉代建立后,楚文化风靡一时,汉高祖即好楚声,汉武帝则喜楚辞,朱买臣、严助等人竟因通楚辞而得官。随着楚辞的流行,人们对屈原的理解也日渐加深。淮南王刘安奉武帝之诏写作《离骚传》,高度评价屈原的人格意义:“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离骚传》原文已佚。据学者考证,其部分内容见于《史记·屈原列传》,详见李诚《楚辞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498页)据史书记载,此传在半日之内就得以写成,可见这是刘安胸有成竹的看法,或是当时流行于世的观点。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层社会对屈原的重视必然会影响到民间,于是龙舟竞渡和角黍投江的风俗便从楚地传播开来。盛唐人刘的《隋唐嘉话》卷下云:“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以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所谓“襄州以南”,大致上包括整个长江流域,也即适于赛舟的南方水乡。中唐元和年间(806—814),刘禹锡在朗州(今湖南常德)的沅水边上看到了热闹非凡的竞渡盛况: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扬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鬣动,饮河形影联。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余勇争鼓舞,末至衔枚颜色沮。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彩旗夹岸照鲛室,罗袜临波呈水嬉。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

这首《竞渡曲》的小序中说:“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曰‘何在’,斯招屈之义。”舟子所呼喊的“何在”,意即寻觅屈原而不得,声调之凄切仿佛可闻。

唐贞元九年(793),孟郊途经汨罗,作《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且记其地风俗云:“悠哉风土人,角黍投川隅。相传历千祀,哀悼延八区。”可见五月五日以角黍投江以祭屈原的风俗在中唐时早已传至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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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屈原

到了今天,赛龙舟与食粽子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欢度端午佳节的标志性节俗。虽说端午节的产生远在屈原之前,但自从屈原于是月是日投江以来,五月五日便被赋予特别的意义。至于龙舟、角黍之节俗,则在最早的文字记载中便与纪念屈原有关。于是夏历五月五日便成为身兼二任的重要节日:于季节时令而言,它是端午节;于文化意义而言,它是屈原纪念日。早在1941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诗歌组便决定夏历五月五日为诗人节,以纪念屈原。2005年端午之前,一艘木船从屈原的故乡秭归出发,沿长江,过洞庭,沿途收集民间自发捐献的粽子与祭屈诗文,到达汨罗江畔后将粽子投入滔滔碧波,将诗文焚作缕缕青烟。到了夏历五月五日这天,汨罗江畔举行了规模宏伟的祭屈大典,30万民众在诗人余光中带领下,齐声诵读余氏新作《汨罗江神》:

烈士的终点就是诗人的起点?昔日你问天,今日你问河,而河不答,只悲风吹来水面,悠悠西去依然是汨罗……

琅琅的吟诵声散入江风,仿佛是二千三百年前屈原的悲愤独白引起的巨大回响。李白《江上吟》中说得好:“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时至今日,炙手可热的楚顷襄王、令尹子兰之辈安在哉?雄视四海的秦王、张仪之流又安在哉?只有屈原永远活在人民心头,因为真正的诗歌是不朽的,真正的诗人是不死的,屈原的生命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已成永恒。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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