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入门

做学问是件乐事,欢迎各位投入各课题研究工作。

版主: sha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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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先生倡导“两条腿走路”的治学法。
两条腿是指“文献学”和“文艺学”。
说实在,我过去从来没有注意过文献的重要性,到了中国南京学习,才醒觉到文献学的重要性,恶补一番,受用无穷。

今,师门把资料做整理,转载过来与大家共享文献学的基础知识。

http://mp.weixin.qq.com/s/C7JFrNjWGu92tJmvF7mkgQ

文献学入门之一:目录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
作者:徐有富教授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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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又说:
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现代著名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叙录》中谈到他从小就酷爱读书,但不知学习方法,后来读到张之洞《輶轩语》中的一段话:
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
不禁雀跃曰:“天下果有是书耶!”他便日求购读,终于在十七岁那年获得一部,于是大喜,日夜读之不厌,有疑问就进行考证,并写了二十余册读书笔记,完成了《四库提要辨证》这部八十万字巨著。作者深有体会地说:“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为什么学者们如此强调目录呢?就因为它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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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与《四库提要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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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目录是解决不断增长着的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矛盾的产物。如果不利用目录,读者就很难找到自己所要的书,唐代目录学家毋煚在《古今书录》序中说:如果不编目录,“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不亦劳乎!不亦弊乎!”事实正是这样,例如现在有许多同志到北京、南京查阅地方志,其实只要翻一下《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就会发现他们所要找的方志,绝大部分他们本地或附近的图书馆都有。那些东北、西北、西南的同志不远千里去找一部本地已有的地方志,你说要跑多少冤枉路。

其次,我国目录有个优良传统,就是通过对图书进行科学分类来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读者能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学诚《校雠通义》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条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就拿《四库全书总目》来说吧,你对史评感兴趣,你可以在史部史评类找到有关著作;你对诗文评感兴趣,你会在集部诗文评类找到有关著作。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出现了许许多多专科目录。你研究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则有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你研究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则有袁行霈、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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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国文言小说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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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目录还有一个优点是多有提要。提要一般评介书的作者和内容,有的还要介绍书的整理情况。这对读者当然有参考价值,所以清江藩《师郑堂集》说:
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其书可读,则为学易而功且速矣。吾故尝语人曰: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
特别是一些推荐书目还专门介绍了读书的步骤和方法。比如我们读《说文解字》。清人研究《说文》成就很大,有所谓《说文》四大家。在这些研究著作中,哪一种是最基本的,初学又应先读哪一种呢?汪辟疆《读书举要》告诉我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最精详,应看作研究《说文》的基本著作。他如桂馥《说文义证》、王筠《说文句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各有独到之处,可供参考。而对于初学者,先读王筠《说文句读》《文字蒙求》比较易于入门。

目录有时还会为我们指出哪些本子好,哪些本子不好。例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有关《十三经注疏》列举了“乾隆四年武英殿刻附考证本、同治十年广州书局复刻殿本、阮元原刻附校勘记、明北监本、明毛晋汲古阁本”,并指出:“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四川书坊翻刻阮本讹谬太多,不可读,且削去其圈,尤谬。明监、汲古本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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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答问补正》

读书离不开目录,从事科学研究当然也离不开目录。因为科学研究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朝前迈进的,在自己所要研究的领域里,前人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一定要心中有数,否则会闹出第二次发现新大陆的笑话。为了避免这样的笑话,同时也为了给自己的研究工作寻找线索,就必须查阅有关的目录和索引。

所以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指出:
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
>摘自徐有富《文献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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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大专生,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看了老师的这篇文章,希望能学习文献学知识,现在想学习目录学方面的知识不知从何书入门呢,请老师荐书。
推荐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王重民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以及程千帆徐有富的《校雠广义·目录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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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入门之二:读书不能不注意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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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代陆深《金台纪闻》记载,明初南京有位医生替病人看病,一天有位病人拿着药房走了,他匆匆追出门嘱咐道:“煎药时要放一块锡作药引。”名医戴原礼在旁听了感到很奇怪:药引为什么要用锡?便上前请教,才发现那位医生所据的医书,“锡”字刻错了,应当是“饧”,也即糖。那位医生不察,遂开错了方子。医生不注意版本会贻误病人,其他人不注意版本也会闹出笑话。

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说北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杭州府学有位教授姚祐先生,有次考学生《易经》,题目是:“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学生们都无从下手,因为《易经》的原文是“乾为金,坤为釜”。有个学生拿着监本《易经》上前说:“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姚祐一对照,果然是自己所用的麻沙本刻错了,显得十分尴尬。这两则故事告诉我们:读书不能不注意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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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版本呢?著名版本学家顾廷龙在《版本学与图书馆》一文中指出:
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各种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造成版本差异的原因很多,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说:
盖书籍由竹木而帛而纸,由简编而卷而册,而手抄,而刻板,而活字,其经过不知其若干岁,缮校不知其几何人,有出于通儒者者,有出于俗士者。于是有断烂而部不完,有脱误而字不同,有增补而书不同,有校勘而本不同。
此外,因编辑、传抄、刻版、排版、装订,乃至阅读时加批加点,都会产生不同的本子。

既然一种书可能有好几种不同的本子,我们读书时当然应当尽量选择好的。欧阳修《六一诗话》讲过一个故事:“陈公(从易)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这则诗话虽然旨在赞美杜诗用字之妙,但同时也说明了读书宜求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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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輶轩语》

所谓善本,角度不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从读书治学的角度看,所谓善本就是接近作者原稿的书。张之洞《輶轩语》指出:
善本之义有三:
一、足本(无缺卷,未删削);
二、精本(精校、精注);
三、旧本(旧刻、旧钞)。
首先是足本,不完整就不能反映原作的全貌,当然也就谈不上接近原稿了。商务印书馆出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就在于编者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补足了缺卷缺页。顾廷龙在《版本学与图书馆》一文中说:“近人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尽力搜求旧本以校正今本,有很多新的发现。例如《四部丛刊》续编中《愧郯录》各本都缺十页,后得祁氏澹生堂钞本半部,其中就有此十页,得以弥补了向来的缺憾。”

其次是精本,精校的目的是使书接近原貌,精注的目的是使读者更好地认识书的原貌。所以张之洞《輶轩语》指出:
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记》,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
第三是旧本,因为旧本在时间上距离原书较近,一般会更接近原貌些。近人陈乃乾《与胡朴安书》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尝谓古书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误。出于无心者,‘鲁’变为‘鱼’,‘亥’变为‘豕’,其误尚可寻绎。若出于通人臆改,则原本尽失。宋、元、明初诸刻,不能无误字。然藏书家争购之,非爱古董也,以其误字皆出于无心,或可寻绎而辨之,且后世所刻之祖本也。校勘古书,当先求其真,不可专以通顺为贵。古人真本,我不得而见之矣;而求其近于真者,则旧刻尚矣。

从书的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看,古本就是善本;但对读书治学来讲,古本就未必都是善本。清郭麐《灵芬馆词话》谈到:“书贵善本,可以是正谬误,然亦有古未必是,而今未必非者。《文选》谢灵运《游赤石》诗:‘终然谢先伐’,用直木先伐之义。宋本作‘天伐’为无解矣。曹子建《箜篌引》:‘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邱。’‘生存’、‘零落’偶字也,宋本作‘生在’,疑误。”这些例子说明旧本未必都是好的本子,而新本经过精校精注倒可能超过旧本。我们读书应选择善本,而不要一味迷信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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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名达与《中国目录学史》

读古书要注意版本,读现在书也要注意版本。例如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1957年重印。该书在重印前由王重民校阅过,王重民在重印本的《后记》中谈到他一共修正了106处,另外还改正了标点断句29处,并且对6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新资料。显然,我们读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最好采用1957年重印本。

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说: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反之,读书注意选择版本,则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摘自徐有富《文献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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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入门之三:读书既要注意校勘,又不可轻意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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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察传》说: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古代泛称记载历史的书)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因为史记书写有误,而那位读史记的人又不注意校勘,这才出现了“晋师三豕涉河”的笑话。读书不注意校勘闹出笑话是屡见不鲜的。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也提到一件事:
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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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校勘就是校正书籍中的错误,那么书中常会出现哪些错误呢?王念孙《广雅疏证·序》说:
是书之讹脱久矣,今据耳目所及,旁考诸书以校此本,凡字之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
可见书面材料在流传过程中大致会出现四种错误:

一是讹,就是将原稿的字弄错了。顾炎武《日知录》说山东人刻《金石录》,不知道李清照《后序》所署写作时间中的“壮月”出于《尔雅》,是八月,而改为“牡丹”。把“壮月”改成“牡丹”就属这种情况。

二是脱,就是将原稿的字句漏掉了。有时漏掉个把字,有时因脱简脱页漏掉很多字。如《汉书·艺文志》谈到:“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

三是衍,就是窜入原文没有的字句。例如《史记·司马相如传赞》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诸句。司马迁去世三十三年,扬雄才出生,司马迁写《史记》怎么会引用扬雄的话?原来这几句是《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的话,后人不慎,将其窜入《史记》。

四是错乱,就是将原文字句弄颠倒了。如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谈道:“《论语·季氏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按:寡、贫二字,传写互易,此本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以财言,‘不均’亦以财言;不均则不如无财矣,故‘不患贫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不安则不如无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可据以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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