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摘》的一个悬案

从前、現在、未來,佛教各课题时事发展讨论。

版主: 微沁閱星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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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佛青总会的论坛里发现upatissa提出这样的质疑:
http://server.servchannel.com/~ybamorg/ ... =2168#2168
佛教文摘(2000六月季刊96):主题是回顾与展望大马佛教

page 94-96: 自我暗示与感应
归类在“异见天窗“
同样的的归类, 是黄先炳的文章:大马佛教发展的困境`page62-66

这也是让我纳闷之处,本来以为异见天窗是给与传统佛教不同意见的文章,不过无论是先炳其人还是他的文章,我都无法归类为“异见“
上次由 老黄 在 20-10-07 周六 3:22 am,总共编辑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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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署名puxi的佛青领导如是回应:
puxi 写了:
同样的的归类, 是黄先炳的文章:大马佛教发展的困境`page62-66
这也是让我纳闷之处,本来以为异见天窗是给与传统佛教不同意见的文章,不过无论是先炳其人还是他的文章,我都无法归类为“异见“
不明白upatissa要說什麼?不知是在指什麼?明明季刊裡,黃居士的文章是under在〝主題文章〞的,幾時又歸類於〝異見天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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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不吐不快,也作了这样的回应。
老黄 写了: 我是黄先炳。

《大马佛教发展的困境》是在当年的《佛教文摘》主编邀请下写成的。
记得出版的时候,是马佛青的某项聚会(老了,忘记是什么聚会,可能是两年一度的佛青代表大会),当时我也有幸得到一本“先睹为快”。
我的文章刊在第62-66页,是《回顾与展望大马佛教》系列文章的一篇。
puxi所言的,应该就是这个时候的刊物。

但是,那个时候我见到有一位(在马佛青)德高望重的法师对主编指指点点,过后《佛教文摘》便告“销声匿迹”。
再后来,我终于收到编辑部的《佛教文摘》,只见我的文章被打入“异见天窗”(竟然劳师动众改版了?)了。
我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对于这样的恩怨私仇,我是懒于理会的。

puxi是谁我不认识,但是您却透露了我的文章是编在“主题文章”中,恰恰揭开了这个“历史悬案”。
谢谢您!(如果您肯寄一本原版的过来存档,感恩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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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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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我的文章本来是在62-66页,是在主题之下的一篇文章,其后被转移到“异见天窗”去。
也好,这符合老黄异议分子的本性。
上次由 老黄 在 20-10-07 周六 4:04 am,总共编辑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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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三幅图的左上角,62页、64页底下的是“第96期·异见天窗”是后来改过的,但是66页底下的却还保留“断惑篇”。
有趣!
viv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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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好小,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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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vivi的要求,贴上原文:

大马佛教发展的困境
黄先炳


佛教在我国的发展,以七、八十年代为一重要的分水岭。这20年间,许多地区都纷纷成立佛教会,而且也都附设佛学班。在大专学府,佛学会往往成为校内最活跃和最受欢迎的组织。学佛风气一时大盛,蔚然成风。

进入90年代,我国佛教的发展更趋向多元化,由於国家的自由开放,外国佛教宗教师也轻易能到来宣教。於是大马佛教的发展遂进入一个百花齐放的境界,应运而生的是在国内举行了几次大规模的佛教集会,譬如星云大师四万人弘法大会、连续演出近一个月的大型舞剧“千手千眼”、净空法师体育馆弘法大会,还有许多藏傅佛教的大型集会,都引发社会人士关心佛教在我国的发展。

大型活动营造出来的气势,固然可以造成一种风气,接引更多人进入佛门。可是,这是否意味着佛教在我国的发展更趋进步?在风光的表象后面,是否有隐忧?如果我们以出席人数来断定一个活动的成败,那么附佛外道的大型集会所造成的轰动,又该作何解释?热闹固然契合大多数人的习性,但激情过后又如何?凡此种种,都是要我们更用心去反思反省的。

21世纪被喻为资讯时代,由於电脑科技的发达,资讯已逐渐主导了人类的生活。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20年,人类生活习惯将会面对很大的转变。不但是生活习惯,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同样面对很大的冲击,毫无疑问的,传统面对着更大的挑战。佛教是个古老的宗教,当然也被判为“传统的产品”。在一个大时代的来临之际,佛教如何配合时势发展,作出适当的调整,以使正法久住,是身为佛弟子的我们所该关心的。

综观大马佛教的发展,佛教会(依国家社团法令注册的宗教团体)向来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迈入20世纪90年代,散布在大马各地区的佛教组织的窘境愈发因客观因素的刺激而表面化。在大型活动的刺激下,一些欺骗的伎俩也因此找到了温床。假借佛团或法师名义欺骗信徒,榨取金钱的事件宣告诞生。假和尚事件固然是一冲击,但我们还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给予追究(虽然佛教组织在这事件上的行动也总慢半拍);合法披上袈裟的“真”和尚的独断行为,却叫佛教组织伤透脑筋。虽然马佛总主席寂晃长老多次表明要登记出家人,但在实践上却面对重重困难,所以至今仍是空雷不雨。淑一、慧轮的个案虽已成过去,但以我国目前的佛教组织架构,类似事件随时会再重演。

组织的松散,造成我们虽有“总会”之名,但许多行动却是个别行事,没有整体行动之实。譬如寺院或佛团兴建受阻(普照寺是一例)、学校佛学会成立受刁难、附佛外道的猖獗,都只是各自佛团在孤军作战。我国虽以佛总为最高机构,但是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未必听从佛总指示;加上近年来台湾强势佛教集团如慈济、佛光、净宗、法鼓等的登陆,“最高领导机构”更见模糊。如此一来,佛教界在处理一些课题上,更见步伐的不一致。这边厢高喊改变形象,不随便募捐经费;那边厢却传来上师灌顶授宝瓶、法会祈愿国泰民安,大肆从民间募集金钱。佛教自身的发展经费原就不足,一些团体却因此有能力去赞助民间活动。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非常明显。

由於佛教发展日益多元化,信徒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是必然的。紧跟着下来的,将是“自立门户”,只宣扬某师某道的教义,领导层也目光短浅起来,相互拉拢信徒,使原已是人力资源有限的佛教组织,更是人才匮乏。恶性的循环,也促进了信徒会“跑道埸”的陋习。最糟糕的是出现相互指责的内斗局面。如果是以一些可能出现的弊病引以为警惕倒无妨,可惜我们的指责却往往是“酸葡萄”心理;指责人家搞“山头”的,自己却在建立“小集团”;骂人家将佛教庸俗化的,却是因为自己没能力办大型活动;批评人家消极避世的,自己却走向林下水边。

因此,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浮现了:佛教住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宣扬佛法?如果我们去做一个定量调查,相信得到的答案会有一匹布那麽长。缺少历史的宏观视野,对佛法的认识不深,恐怕是佛团领导的通病。所以我们的团体,往往仅是一个“社团”——为了筹办活动,点缀生活,平衡人生而设的。70年代以下,我国佛教团体虽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但是真正保持稳健操作的有多少?在这些仍“活着”的团体中,又有多少个有定向?

我团是个多元宗教国家,伊斯兰教因为官方的倡导,成为强势宗教,甚至主导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的命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其他宗教的信徒对自己的信仰却没有同等的需求。佛教的发展恐怕仍在持续着中国明、清以下委靡不振的局面。“消极厌世、脱离现实”的高帽子,恐怕仍难丢弃。中国近代大儒梁漱溟弃佛归儒时,语重心长地说:“假使佛化大兴,中国之乱便无已……”这可是暮鼓晨钟。其后虽有太虚大师出来以行动辩驳梁氏的评论,但是虚大师努力后却自嘲是个“失败者”,改革的火头没能燎原。佛教,尤其是标榜大乘佛教的汉传佛教,仍是积习深厚,以“脱离现实”的“出世”思想为圭臬。佛教领导人按自己的个性宣扬佛教、依自己的喜好宣扬佛法,已是普遍出现的偏差。

“教育是立国之本”,同样的,“教育”也是续佛慧命的不二法门,我国佛教团体在教育工作的表现又如何?马来西亚佛学院是目前我们所拥有的最高学府,但其受关注的程度却不与它的重要性成正比,无论如何,佛学院是高等学府,要使佛教教育工作普及,从事草根教育工作是有必要的。而这个层面的工作就有赖於各地区的佛学班。

可是,我们的佛学班却没有个完善的系统,尤其是教材方面,更是各教各的。一些地方的佛团,周日佛学班已是“惨淡经营”,要不然就是沦为“变相”的补习班或托儿所。过去可叫佛教界引以为豪的“佛学生活营”,更是乱了步伐;七、八十年代,我们是生活营的先驱,而今我们的生活营却是跟在其他的组织后头跑,活动内容也竞相仿效外界,像增加什么激励游戏、饮食调理等等,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这种改变是方便之道,能否因此契机引导大众修学佛法,仍有待专业的科研报告。

可是,一个不能躲避的残酷事实是:许多人到佛团日久,对佛法大意仍是惘然,如果有一个讲究“现实效益”的组织加以引导,改变信仰是毫不出奇的。

佛教要宣扬,契机和契理是必须兼顾的。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我们的努力会有各走极端的倾向:一些过于契机,使佛法失去其固有特质,沦为一般道德;一些则又过于强调契理,使佛法过于“高深”,难于成为普罗大众的信仰。两者都是发展佛教的障碍。中道在哪里?

本文仅是管中之见,但求能抛砖引玉,促使大德居士们共同关心我国佛教的发展,于愿已足。至于肤浅主观,则是我个人的学识所限,尚请海涵。

完稿于15/05/2000
上次由 老黄 在 18-11-16 周五 3:49 pm,总共编辑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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