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语言学论著》
Posted: 15-11-05 Tue 11:26 pm
语云：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可乎？ 陈原其人
源自：《文汇报读书周报》2005-11-11
作者：柳凤运
http://dszb.whdszb.com/tg/t20051115_720301.htm
2001年，陈原先生三卷本《语言学论著》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三卷分别冠名《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在语词的密林里》（应用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与语言学论丛》，独立成书。出版者考虑到海峡那边的读书界可能很不了解作者，于是作者应约写了“陈原其人”一文略做补救，附于陈原先生“台湾版序言”后。今年10月26日是陈原先生去世一周年，本报特刊此文，以作纪念。
——编者
“书林漫步，书海浮沉，书林记事，书海夜航，醉卧书林，人和书，书和人和我，书话，书迷，书人……”这是他为自己的著作取的书名，篇名，章节名，或书文中爱用的词语。
如今，他那十四平方米的书房兼起居室，又是四壁皆书了（在那荒唐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毁弃了上万卷书）。书架、书柜、书箱都毫不客气地在争夺“生存空间”，几只“顶天立地”的书架，已是里外两排了，每排上面，又有横卧者，以至凳子底下、椅子底下，直至床底下，都塞满了书。这些书的登录卡都装在他的脑子里，每一本书，他几乎都能一下子就说出是在哪一架、哪一排，前排还是后排。他的书，对他来说，都是值得收藏的，对他都是有用的。新书一到手，他都要立即浏览，迅速作出判断，有用的上架，无用的放在地上；若只有几章有用，便将这几章撕下保存。经常见他从大本书刊（哪怕是新买的）中，撕下需要的几页，余者弃去。他说，他的书房不是藏书楼。
他爱书，他是迷书。找书，买书也成了他的乐趣——特别是近年“赋闲”以来，去书店“淘”书，几乎成了他的主要“外事”活动。淘书是他外出的动力，而任何其他外出的动机，也往往以淘书为归宿。他的行踪常常是，一出家门便跳上公共汽车，有书店的站便下，找到想看的书，买了就走，又上车，下个书店又下，……如此大获而归（有时也难免空手而返）。如果目标明确，便打“的”（出租车）直奔某图书城。来去如闪电。他找书，可真有点“特异功能”，无论是去听音乐会，还是去逛商店，或是路过书摊，他都能“嗅”到他要的书，搂草打兔子地把书买回家。
除了书，在这间自称可以打滚（我认为说“原地自转”更确切）的斗室里，还摆满了电脑、扫描机、打印机、电视机、录影机、影碟机、高保真音响、无线电话、对讲机……可见九十年代的他，不仅漫步于书林，亦漫游于网上。他已不是传统的读书人，他的视野从书本随时切入社会，且已超越时空，走向世界，贯穿古今、直视未来。
他现在还是开足马力，每天在读，在写，他总是几本书一起读，几篇文章一齐写。常谈到一件有趣而不急的工作时，他就说“等我老了”再做，仿佛他“并不老”，为此，八十足岁的他，常常被年轻的朋友抓住，一起大笑。的确，他不老。
记得那年他初到商务印书馆（1972），才五十有四，应该说正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之时，他却也是灰白的头发所剩无几，有那么两根，从左边珍重地拉到右边，着实在无法遮盖那光亮的大片秃顶。他总是笑着说点什么，似乎很健谈，可是谁也记不起他谈了些什么。在人人都要表态时，他总是拖到最后，说大家都谈的很好，现在已到休息时间，他的意见下次再谈，下次复下次，于是“化解”了。在那“三忠于”、“四无限”的“文革”年代，这样做确实有点“大逆不道”，但人家也奈何他不得。所以，无论是善良的人还是充满敌意的人，背地里无不说他“狡猾狡猾的！”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是老了——“老”于世故了。
他沉默了十年。回头一望，这沉默是聪明的，是智慧的，也需要很大的耐力和勇气。随着“文革”的结束，改革开放年代的到来，他又焕发了“青春”，充满了希望和生机，他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书要读，有许多文要写。他总是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会议上，畅谈自己的见解。他像消防队员一样，随时出现在困难和问题面前，所到之处，总是给人们带来办法和希望，并且以他特有的幽默语言引起一阵笑声。他的文章和专著，一篇一篇地，一部一部地问世；长的或短的，专业的或通俗的，理论性的巨著或精彩的思想火花，络绎不绝地问世，谁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和能量！
他在二十岁时（1938），曾以老到的文笔，为香港报纸写过惊心动魄的广州大撤退的长篇报导；二十一岁时（1939），写成了一部颇有影响的《中国地理基础教程》，在那时的“大后方”和陕甘宁边区传诵一时，给苦难的人民增加了几分抗战必胜的信心。从此，他笔耕不懈。而今，他的文章在睿智凝练之中，却更多了几份活力，几份昂扬之气。他的年龄实在不可用岁月来计算，他自己也感到较往日似乎更年轻，更有活力，更“文思滚滚”。也许如他所说，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和“文革”之前的“运动”年代，他足足损失了二十个春秋，所以他喜欢说他现在只有六十岁；上帝怜悯他，并且给他补偿，其代价却是昂贵的……，他只能更加吝啬地利用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使这分分秒秒充满生机、活力和创造性。
的确，他不老，见过他的人都这样说。
凡喜欢音乐，崇拜老柴的人，大都读过他翻译的《我的音乐生活──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以及新近翻译的《伯辽兹》（或译《白辽士》）和《贝多芬》，认为他准是一个音乐学家，翻译家；有人读了他近年出版的几本散文杂文集，认为他的散文丰富多采，独具精深之见，发乎自然，绚烂归于平淡，是“具学人之体，得通人之识”的散文家……等到三卷本《语言学论著》面世，人们又惊异地发现了这是一位社会语言学家。
他，简直是个“多面人”，“万花筒”。
不仅在学问上，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亦复如此。时而研究所所长，时而文化官员，时而翩翩学者，时而总编辑总经理……他在不同的场合给不同的接触者以不同的印象。由是铸成他的性格：有时古板严肃，有时热情奔放，有时严格得一丝不苟，有时也很有人情味……
他很少谈自己，但是，从他的文字中可以发现，他童年受过良好的旧学熏陶，初中三年沉醉于文学美术音乐，高中三年则钻研数理化和政经哲，古今中外，无所不爱，无所不读。大学专攻工科，却因国难日亟，他奋力参加救亡运动。大学一毕业（1938），便投身进步文化事业。编辑，写作，翻译，研究，出版，发行，音乐，戏剧，管理，行政……样样都做过。他的社会实践，他的经历，他的研究和写作，似乎不专属哪一界，又似乎哪一界都沾点边。以至各“界”都不视其为同道，使他不免略感寂寞，形同一只离群的孤雁。确实，如他那样地广泛涉猎，在学科林立，壁垒森严的世俗社会里，哪一界都很难“收容”他。如今，他已经习惯了，常怡然自得地称自己为“界外人”。
他十几岁时写过论文《广州话九声研究》，大学毕业的论文是《广州石牌地区水土流失与排水工程设计》；二十一岁到三十一岁之间，写译了十六七本地理书，俨然一位专治地理的老学者；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翻译了六七部俄国和西方的文学作品；在战争中和战后，写译了大量分析国际形势的文章，独力编成《世界政治手册》那样大部头专门参考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又迷上了鸦片战争史，从《林则徐译书》开始，写了一系列专论，吸引了史学界的注意（他说，他原想写一部历史书外加一部历史小说），不料，那场浩劫中断了他的研究，现在，只剩下一箱笔记和残稿。
六十岁（1978）开始，他才重新搞他的语言学。此时他有了机遇，参加了语言规范和语言规划的实践，陆续写下一百几十万字的论著。八十年代，他应邀参加了许多国际间的学术会议，这种国际间的学术交往，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结交了不少边缘科学研究者，对他的语言研究，影响颇大。由于他不同程度地掌握几种外语（但他自己常说他其实哪一门外语都没通，因为他缺少长住国外的机会）。无论访问欧美俄日，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都是独往独来。外语素养无疑给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而这三卷语言学论著，主要是近二十年的作品。读他的社会语言学，似乎不需要多少语言学准备，亦不会令你感到枯燥。正如海外一个青年读者发给他的e－mail说的，老人和青年读来都有兴味，而且“You can read it just for fun，or for knowledge，or forthinking，even for serious reseach.”正所谓不论是为了派遣时间，读来消闲，还是为了求得知识，或进一步思索，甚至为着严肃的研究，读这三卷都能得益。读过此书，也许你对他这“界外人”会有更多的体会。
八十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一年（1918），他出生在广东新会。他是在岭南文化和通才教育（libral educatian）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古老帝国最初的开放口岸广州的生活，不但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也使他很早便沐浴了西方文化。之后，他在大江南北奋斗了几十年，如是养成他的广博而通达，敏锐而深邃，务实而超然的独特性格……
读书与写作，在他已是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曾戏称之为种“自留地”（是“正业”之外的“副业”），因为那时“正业”要处理的事太多，“副业”只得在夜深人静时进行。这自然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劳累。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以至几十年乐此不疲，推己及人。他总是诱导人们去读书，在战火中度过青年时代的老人，会记得他在青年时代主编的《读书与出版》，它曾在艰难年代引导读者走上进步之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最初日子里，几位有识之士策划创办一个刊物，为读书人所爱好，同时能在这上面说出自己要说的真话。他提出“要办成一个以读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他的建议被接受了，这就是近二十年来深得海内外知识界好评的《读书》杂志，他被推为第一年的主编。现在，《读书》的羽毛丰满了，他也早“下岗”了，如今他带着几分满足，站在远处，注视着它的成长和变化……
前些年，他喜欢说“醉卧书林君莫笑”；近年，他好像不再“醉卧”了，他在新出版的《书话》中豪迈地说：“书海夜航，说不尽的风流潇洒。”好一个“说不尽的风流潇洒！”我想这大约是因为他在人生的黄昏时刻，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思想，终于找回了他自己，因而他常引用一位哲人的箴言：“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正因为这样，他才更睿智，更虚怀若谷。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陈原其人。
1998年7月在北京
源自：《文汇报读书周报》2005-11-11
作者：柳凤运
http://dszb.whdszb.com/tg/t20051115_720301.htm
2001年，陈原先生三卷本《语言学论著》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三卷分别冠名《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在语词的密林里》（应用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与语言学论丛》，独立成书。出版者考虑到海峡那边的读书界可能很不了解作者，于是作者应约写了“陈原其人”一文略做补救，附于陈原先生“台湾版序言”后。今年10月26日是陈原先生去世一周年，本报特刊此文，以作纪念。
——编者
“书林漫步，书海浮沉，书林记事，书海夜航，醉卧书林，人和书，书和人和我，书话，书迷，书人……”这是他为自己的著作取的书名，篇名，章节名，或书文中爱用的词语。
如今，他那十四平方米的书房兼起居室，又是四壁皆书了（在那荒唐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毁弃了上万卷书）。书架、书柜、书箱都毫不客气地在争夺“生存空间”，几只“顶天立地”的书架，已是里外两排了，每排上面，又有横卧者，以至凳子底下、椅子底下，直至床底下，都塞满了书。这些书的登录卡都装在他的脑子里，每一本书，他几乎都能一下子就说出是在哪一架、哪一排，前排还是后排。他的书，对他来说，都是值得收藏的，对他都是有用的。新书一到手，他都要立即浏览，迅速作出判断，有用的上架，无用的放在地上；若只有几章有用，便将这几章撕下保存。经常见他从大本书刊（哪怕是新买的）中，撕下需要的几页，余者弃去。他说，他的书房不是藏书楼。
他爱书，他是迷书。找书，买书也成了他的乐趣——特别是近年“赋闲”以来，去书店“淘”书，几乎成了他的主要“外事”活动。淘书是他外出的动力，而任何其他外出的动机，也往往以淘书为归宿。他的行踪常常是，一出家门便跳上公共汽车，有书店的站便下，找到想看的书，买了就走，又上车，下个书店又下，……如此大获而归（有时也难免空手而返）。如果目标明确，便打“的”（出租车）直奔某图书城。来去如闪电。他找书，可真有点“特异功能”，无论是去听音乐会，还是去逛商店，或是路过书摊，他都能“嗅”到他要的书，搂草打兔子地把书买回家。
除了书，在这间自称可以打滚（我认为说“原地自转”更确切）的斗室里，还摆满了电脑、扫描机、打印机、电视机、录影机、影碟机、高保真音响、无线电话、对讲机……可见九十年代的他，不仅漫步于书林，亦漫游于网上。他已不是传统的读书人，他的视野从书本随时切入社会，且已超越时空，走向世界，贯穿古今、直视未来。
他现在还是开足马力，每天在读，在写，他总是几本书一起读，几篇文章一齐写。常谈到一件有趣而不急的工作时，他就说“等我老了”再做，仿佛他“并不老”，为此，八十足岁的他，常常被年轻的朋友抓住，一起大笑。的确，他不老。
记得那年他初到商务印书馆（1972），才五十有四，应该说正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之时，他却也是灰白的头发所剩无几，有那么两根，从左边珍重地拉到右边，着实在无法遮盖那光亮的大片秃顶。他总是笑着说点什么，似乎很健谈，可是谁也记不起他谈了些什么。在人人都要表态时，他总是拖到最后，说大家都谈的很好，现在已到休息时间，他的意见下次再谈，下次复下次，于是“化解”了。在那“三忠于”、“四无限”的“文革”年代，这样做确实有点“大逆不道”，但人家也奈何他不得。所以，无论是善良的人还是充满敌意的人，背地里无不说他“狡猾狡猾的！”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是老了——“老”于世故了。
他沉默了十年。回头一望，这沉默是聪明的，是智慧的，也需要很大的耐力和勇气。随着“文革”的结束，改革开放年代的到来，他又焕发了“青春”，充满了希望和生机，他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书要读，有许多文要写。他总是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会议上，畅谈自己的见解。他像消防队员一样，随时出现在困难和问题面前，所到之处，总是给人们带来办法和希望，并且以他特有的幽默语言引起一阵笑声。他的文章和专著，一篇一篇地，一部一部地问世；长的或短的，专业的或通俗的，理论性的巨著或精彩的思想火花，络绎不绝地问世，谁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和能量！
他在二十岁时（1938），曾以老到的文笔，为香港报纸写过惊心动魄的广州大撤退的长篇报导；二十一岁时（1939），写成了一部颇有影响的《中国地理基础教程》，在那时的“大后方”和陕甘宁边区传诵一时，给苦难的人民增加了几分抗战必胜的信心。从此，他笔耕不懈。而今，他的文章在睿智凝练之中，却更多了几份活力，几份昂扬之气。他的年龄实在不可用岁月来计算，他自己也感到较往日似乎更年轻，更有活力，更“文思滚滚”。也许如他所说，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和“文革”之前的“运动”年代，他足足损失了二十个春秋，所以他喜欢说他现在只有六十岁；上帝怜悯他，并且给他补偿，其代价却是昂贵的……，他只能更加吝啬地利用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使这分分秒秒充满生机、活力和创造性。
的确，他不老，见过他的人都这样说。
凡喜欢音乐，崇拜老柴的人，大都读过他翻译的《我的音乐生活──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以及新近翻译的《伯辽兹》（或译《白辽士》）和《贝多芬》，认为他准是一个音乐学家，翻译家；有人读了他近年出版的几本散文杂文集，认为他的散文丰富多采，独具精深之见，发乎自然，绚烂归于平淡，是“具学人之体，得通人之识”的散文家……等到三卷本《语言学论著》面世，人们又惊异地发现了这是一位社会语言学家。
他，简直是个“多面人”，“万花筒”。
不仅在学问上，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亦复如此。时而研究所所长，时而文化官员，时而翩翩学者，时而总编辑总经理……他在不同的场合给不同的接触者以不同的印象。由是铸成他的性格：有时古板严肃，有时热情奔放，有时严格得一丝不苟，有时也很有人情味……
他很少谈自己，但是，从他的文字中可以发现，他童年受过良好的旧学熏陶，初中三年沉醉于文学美术音乐，高中三年则钻研数理化和政经哲，古今中外，无所不爱，无所不读。大学专攻工科，却因国难日亟，他奋力参加救亡运动。大学一毕业（1938），便投身进步文化事业。编辑，写作，翻译，研究，出版，发行，音乐，戏剧，管理，行政……样样都做过。他的社会实践，他的经历，他的研究和写作，似乎不专属哪一界，又似乎哪一界都沾点边。以至各“界”都不视其为同道，使他不免略感寂寞，形同一只离群的孤雁。确实，如他那样地广泛涉猎，在学科林立，壁垒森严的世俗社会里，哪一界都很难“收容”他。如今，他已经习惯了，常怡然自得地称自己为“界外人”。
他十几岁时写过论文《广州话九声研究》，大学毕业的论文是《广州石牌地区水土流失与排水工程设计》；二十一岁到三十一岁之间，写译了十六七本地理书，俨然一位专治地理的老学者；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翻译了六七部俄国和西方的文学作品；在战争中和战后，写译了大量分析国际形势的文章，独力编成《世界政治手册》那样大部头专门参考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又迷上了鸦片战争史，从《林则徐译书》开始，写了一系列专论，吸引了史学界的注意（他说，他原想写一部历史书外加一部历史小说），不料，那场浩劫中断了他的研究，现在，只剩下一箱笔记和残稿。
六十岁（1978）开始，他才重新搞他的语言学。此时他有了机遇，参加了语言规范和语言规划的实践，陆续写下一百几十万字的论著。八十年代，他应邀参加了许多国际间的学术会议，这种国际间的学术交往，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结交了不少边缘科学研究者，对他的语言研究，影响颇大。由于他不同程度地掌握几种外语（但他自己常说他其实哪一门外语都没通，因为他缺少长住国外的机会）。无论访问欧美俄日，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都是独往独来。外语素养无疑给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而这三卷语言学论著，主要是近二十年的作品。读他的社会语言学，似乎不需要多少语言学准备，亦不会令你感到枯燥。正如海外一个青年读者发给他的e－mail说的，老人和青年读来都有兴味，而且“You can read it just for fun，or for knowledge，or forthinking，even for serious reseach.”正所谓不论是为了派遣时间，读来消闲，还是为了求得知识，或进一步思索，甚至为着严肃的研究，读这三卷都能得益。读过此书，也许你对他这“界外人”会有更多的体会。
八十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一年（1918），他出生在广东新会。他是在岭南文化和通才教育（libral educatian）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古老帝国最初的开放口岸广州的生活，不但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也使他很早便沐浴了西方文化。之后，他在大江南北奋斗了几十年，如是养成他的广博而通达，敏锐而深邃，务实而超然的独特性格……
读书与写作，在他已是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曾戏称之为种“自留地”（是“正业”之外的“副业”），因为那时“正业”要处理的事太多，“副业”只得在夜深人静时进行。这自然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劳累。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以至几十年乐此不疲，推己及人。他总是诱导人们去读书，在战火中度过青年时代的老人，会记得他在青年时代主编的《读书与出版》，它曾在艰难年代引导读者走上进步之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最初日子里，几位有识之士策划创办一个刊物，为读书人所爱好，同时能在这上面说出自己要说的真话。他提出“要办成一个以读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他的建议被接受了，这就是近二十年来深得海内外知识界好评的《读书》杂志，他被推为第一年的主编。现在，《读书》的羽毛丰满了，他也早“下岗”了，如今他带着几分满足，站在远处，注视着它的成长和变化……
前些年，他喜欢说“醉卧书林君莫笑”；近年，他好像不再“醉卧”了，他在新出版的《书话》中豪迈地说：“书海夜航，说不尽的风流潇洒。”好一个“说不尽的风流潇洒！”我想这大约是因为他在人生的黄昏时刻，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思想，终于找回了他自己，因而他常引用一位哲人的箴言：“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正因为这样，他才更睿智，更虚怀若谷。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陈原其人。
1998年7月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