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庆阅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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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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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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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國慶的觀眾？
梁文道‧2009-09-28 12:17
我想像不到世界上還有哪一個國家的國慶會像我們這樣，只准歡笑不准哭。
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裡大篇幅地記述當年國共戰爭的殘酷，結果立刻變成禁書，中國官方全面封殺它的消息，連做好了的書評和報導也不准出。據說理由是“國慶是喜事，怎能出這些煞風景的東西呢”？
幾乎所有媒體都準備好了60年歷史回顧的特輯，可“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和“文革”這些“負面”東西要不是消失得無影無蹤，就是被放到邊緣的一角，聊作點綴。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60年是一場勝利接著一場勝利，一個成就接著另一個成就。而成就和勝利就是國慶關鍵詞了，彷彿這個新中國從頭到尾都歡樂太平得很，沒有人失蹤，沒有人受害，更沒有人莫名其妙地命喪黃泉。
官方當然不至於否認那些“負面”事件，只不過它不願意你在這時候提起它們。為甚麼？大概還是那個理由吧：“國慶是喜事，怎能出這些煞風景的東西”。
基於同樣理由，國慶期間，當下發生的任何醜聞和任何不幸事件最好不要多談，更不能妄加評論。如果你相信媒體是世界的鏡子，相信媒體忠實客觀反映了一切現實中的事物；你大概會覺得中國的運氣實在好得太過離奇，中國人的愛國心實在強烈得太過誇張。就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做60大壽，所以天災不見了，原來要上訪的農民也不上訪了；甚至連歹徒都暫時良心發現放大假不幹壞事了。這叫甚麼？這就叫做天與人歸，海清河晏。
不只如此，我們還要表現出我們的歡樂，你自己躲在家裡頭偷樂是不行的。於是20萬人要好好綵排大遊行，儘量讓人得他們是自發的群眾，打從不要露出任何強迫與苦練的痕跡。
可是，這一切到底是做給誰看呢？土地被霸佔的農民知道國慶不能還給他們應有的權益，失業的民工曉得國慶不會幫助他們找回打掉了的飯碗，新疆的漢人明白國慶不會自動療癒民族之間的傷口。
至於一般日子過得還行的百姓，也不太可能相信前述問題都會在這兩個禮拜裡得到解決吧？難道是為了政府？是為了國家領導人？莫非他們不知道“負面”是怎麼不見了的？莫非他們真以為13億人民都很配合，要訴苦的變成了讚頌，要怒吼的變成了大笑？不會吧？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1696
梁文道‧2009-09-28 12:17
我想像不到世界上還有哪一個國家的國慶會像我們這樣，只准歡笑不准哭。
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裡大篇幅地記述當年國共戰爭的殘酷，結果立刻變成禁書，中國官方全面封殺它的消息，連做好了的書評和報導也不准出。據說理由是“國慶是喜事，怎能出這些煞風景的東西呢”？
幾乎所有媒體都準備好了60年歷史回顧的特輯，可“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和“文革”這些“負面”東西要不是消失得無影無蹤，就是被放到邊緣的一角，聊作點綴。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60年是一場勝利接著一場勝利，一個成就接著另一個成就。而成就和勝利就是國慶關鍵詞了，彷彿這個新中國從頭到尾都歡樂太平得很，沒有人失蹤，沒有人受害，更沒有人莫名其妙地命喪黃泉。
官方當然不至於否認那些“負面”事件，只不過它不願意你在這時候提起它們。為甚麼？大概還是那個理由吧：“國慶是喜事，怎能出這些煞風景的東西”。
基於同樣理由，國慶期間，當下發生的任何醜聞和任何不幸事件最好不要多談，更不能妄加評論。如果你相信媒體是世界的鏡子，相信媒體忠實客觀反映了一切現實中的事物；你大概會覺得中國的運氣實在好得太過離奇，中國人的愛國心實在強烈得太過誇張。就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做60大壽，所以天災不見了，原來要上訪的農民也不上訪了；甚至連歹徒都暫時良心發現放大假不幹壞事了。這叫甚麼？這就叫做天與人歸，海清河晏。
不只如此，我們還要表現出我們的歡樂，你自己躲在家裡頭偷樂是不行的。於是20萬人要好好綵排大遊行，儘量讓人得他們是自發的群眾，打從不要露出任何強迫與苦練的痕跡。
可是，這一切到底是做給誰看呢？土地被霸佔的農民知道國慶不能還給他們應有的權益，失業的民工曉得國慶不會幫助他們找回打掉了的飯碗，新疆的漢人明白國慶不會自動療癒民族之間的傷口。
至於一般日子過得還行的百姓，也不太可能相信前述問題都會在這兩個禮拜裡得到解決吧？難道是為了政府？是為了國家領導人？莫非他們不知道“負面”是怎麼不見了的？莫非他們真以為13億人民都很配合，要訴苦的變成了讚頌，要怒吼的變成了大笑？不會吧？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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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ng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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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的文章让我想起另一篇“愤青教父”余杰的文章：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余杰
在离奥运会开幕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国保大队的赵队长和几名便衣警察来找我，询问我对奥运的看法。我与国保大队这个特殊的机构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他们就是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的克格勃，他们处于法律和道德的控制之外。有时候，他们非常粗暴蛮横，曾经在一次审问中威胁我说，要制造一起车祸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且让任何人都查不出事故原因来；有时候，他们又显得彬彬有礼，甚至装扮出一副非常关心我的生活的朋友的模样来——这一天便是如此。
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说，我对奥运没有兴趣，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不会去观看任何一场比赛，也不会参加任何与奥运有关的活动。首先，无论奥运会在任何地方举办，我都不喜欢，在我看来，国际奥委会是一个最为腐败的国际组织，奥运会中层出不穷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丑闻，也使得此种现代体育比赛变成了对运动员身体的戕害，体育活动的高度商业化也背离了古典奥运的精神。
其次，奥运不宜在北京举办，北京根本不具备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中国如果有钱的话，不妨用到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而不必耗费巨资建造庞大的体育场馆来炫耀面子。另一方面，我也不会激烈地反对奥运会，或者特意要利用奥运会来表达我的政治见解。我不同意那些号召杯葛奥运会的意见，这些意见只有在七年前投票决定哪个城市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才有意义。国际奥委会已经作出了决定之后，再来谈抵制，已经太迟了。而且，倘若让死爱面子的中共当局因为遭到抵制而恼羞成怒的话，中国的人权状况很可能出现更大的倒退。所以，我对奥运会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九个字——“不支持、不反对、不喜欢”。我当然有不喜欢奥运会的权利，尽管我的这一观点不可能发表在中国的任何媒体上——中国的媒体上全部都是中国人民如何快快乐乐地迎接奥运会的新闻报道，可惜没有多少笑容是真实的。
听了我的一番看法，赵队长说，他不会与我讨论政治问题，这不是他的工作范畴，但他要给我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建议”，他娓娓动听地说：“上级命令，我们在奥运期间为你提供一个‘便民服务’，你出门的时候可以乘坐我们的车。奥运期间车辆出行实行单双号的限制，而且如今的汽油价格又这么贵，我们的这种服务可以让你随时都能出门，还节省了汽油，岂不一举两得？你坐我们的车，也能让你出行的时候更加安全。”他说这段话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安全”这个最后的词语。在这个词语的背后，他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坐我们的车出门的话，你就有可能不安全。
我没有办法拒绝他们的这一“建议”，尽管这是一种变相的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侵犯，但我不愿与这些执行命令的特务们产生直接的冲突，如果冲突升级的话，我有可能被他们堵在家中，连出去的自由也没有了。果然，从七月三十日开始，便衣警察们便在我家门口 “站岗”了。他们在我家楼下的一间小屋里设置了一个小小的“指挥中心”，从分局来的国保平时便在里面休息。他们命令小区物业公司的一名保安和另外一名他们雇佣来的小青年，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班站在我的家门口。每当我出门的时候，保安和小青年便跑到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去汇报。于是，在里面休息的两名国保人员立即赶出来，询问我要去什么地方，并立即启动他们的车辆，客客气气地请我进去乘坐。这是普通市民享受不到的“免费出租车”的服务。我和妻子去超市购买食品和日用品的时候，他们也殷勤地送我们去，甚至还会帮我们搬运物品。这大概就是那些有专职司机和仆人的大公司的老板们所获得的待遇吧。平时，即便我不外出，仅仅是傍晚的时候在小区里散一会儿步，保安和小青年两人也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毫不掩饰他们“奉命行事”的工作性质。当我回头定睛注视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又假装扭头到另一边去了。
其实，我的遭遇在异议人士中还算好的了。对于不同的人，当局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比如大量的上访民众、房屋被强迫拆迁的居民，警方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强迫他们离开北京，以避免他们“干扰”奥运会的顺利召开。“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丁子霖女士，去交通不便的郊区居住，当局还不放心，硬是让两位老人离开北京“旅游”去了。还有一些长期从事人权案件的律师，被特务们强迫囚禁在家中，不能继续他们的工作。还有一位跟我同在一所家庭教会中的成员，因从事维权活动长期受到警察的骚扰。这一次，派出所的所长“好心”地对他说，他们给他找了一份一个月可以收入两千元的临时工作 ——胳膊上戴上红袖章、充当社区“治安员”。看来，他们是软硬兼施，威胁与收买并用。
奥运会伤害的不仅是我的人权和自由，警察们也很可怜。在车上，我与这些警察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心底里也不喜欢奥运会，对于奥运的召开，他们也没有多少喜悦之情。为了奥运会的缘故，他们的工作量成倍地增加，不断地进行各种演练。他们已经有许多个周末都不能休假、不能与家人团聚了。对于监视我的这种工作，他们也并没有感到有多么光荣和神圣，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已。一名便衣警察反复向我解释说：“我们也不愿这样做，我们只是端了这碗饭，我们尽量不打搅你的正常生活。”他们还埋怨说，他们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千元人民币左右，又不像其他部门的警察那样，有许多看不见的“灰色收入”，所以在北京几乎属于贫民阶层了。
即便如此，对我的监视行动仍然花费不菲。在办公室内监视我的国保，以两人一班、每日三班计算，共需要六人；在门口监视我的保安及雇佣的青年人，也以两人一班、每日三班计算，共需要六人。这样，奉命监视我的人数便达到了十二人之多。以每人每月的工资平均三千元人民币计算，仅薪水一项，一个月便需要支出三万六千元人民币。再加上一辆随时待命的汽车的费用，一个月的开支为大约为四千元人民币。这样，为了监视我一个文弱书生，多达四万元的财富便被白白地消耗掉了。而在北京，像我这样的异见人士有数十人之多，单单这一项开支，便可以重建多少所四川地震灾区的学校呢？然而，当局对于财务的支出方式，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思路，国家财产便是党产，秘密警察的开支从来没有在全国人大上审议过。因此，他们花起纳税人的钱来，不会像我这样的纳税人一样感到心疼。
八年以前，当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兴高采烈，自发地走上街头庆祝。其中，也包括后来积极关注艾滋病和人权问题的胡佳，当时胡佳甚至为中国取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而流下了眼泪。然而，八年之后，胡佳却因为从事人权活动而被捕入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被判刑三年，在狱中健康状况亦急剧恶化。当年，北京举办亚运会的时候，少年胡佳高高兴兴地去充当志愿者；如今，北京举办更为盛大的奥运会的时候，青年胡佳却身陷牢狱，再也不能成为志愿者中的一员了。更多的普通的北京人，对于奥运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愈来愈大的困扰感到不满。街上处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甚至连导弹也被安置在鸟巢门口。地铁里的安全检查与机场一样严格，类似的检查已经扩展到公共汽车上，拒绝被检查提包的人亦被拒绝乘坐公共汽车。北京已经不是老百姓的北京，整个城市陷入风声鹤唳之中，只有一九八九年“六•四”中共军队开枪屠杀学生和市民之后的那几个月，处于“戒严”状态的北京，才有类似的恐怖气氛。当局不是在 “反恐”和“防恐”，乃是在亲手制造恐怖气氛。于是，许多北京人干脆以离开北京、到外地旅游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奥运会的疏离与不满。他们说，奥运已经变成了“厄运”，所以他们不得不“避孕（运）”。这是一种北京人特有的幽默。
中共当局声称，支持奥运会便是一种爱国行为。当北京的三座公园被宣布为奥运期间民众抗议游行抗议的“特别区域”之后，中国的保钓组织提出了反日游行的申请——前来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出于节约的考虑，将乘坐军机来北京。这是二战之后日本军机第一次飞抵中国。对于某些自尊心极其敏感的爱国愤青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于是，他们便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举行反日游行——来“爱国”。但是，当局迅速驳回了他们的申请，并施加压力让这些人在奥运期间离开北京。一个荒唐的结果出现了：为了奥运，连“爱国”的权利也被彻底剥夺了。
奥运会没有那么重要，我从来没有乐观到期望奥运会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转折点的地步。与昔日韩国首尔奥运会不同，首尔奥运会确实成为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催化剂，但当时韩国国民的民主素养的提升、韩国的民间社会的发育以及长期坚持不懈的学生运动的抗争，本身便已经到了一个突破口，奥运会只是碰巧成为了压垮军政权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而在今天的中国，各方面的条件都还远远比不上当年的韩国，也许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的积累与变化，才会出现民主化 “破题”的局面。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办奥运会，像中国这样如履薄冰的。这是第一个不允许人不喜欢的奥运会。这是第一个主角不是运动员，而是警察与军队的奥运会。便是当年纳粹德国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也没有到如此疯狂的地步。奥运会就像是一棵大树，被移植到北京这片干涸的土地之后，还能够继续郁郁葱葱吗？
——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北京家中
[附]：余杰简介
余杰，197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他少年即扬名，大学期间创作了上百万字的作品，不到而立之年就出版了《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说，还是不说》、《想飞的翅膀》、《爱与痛的边缘》、《老鼠爱大米》、《香草山》、《铁磨铁》等十余部作品集。他的文章锋芒犀利而又不乏尖刻和偏激，许多文坛的前辈学者作家如季羡林、钱钟书无不成为他批评的对象。2000年，他和余秋雨的“两余之争”更是成为文坛聚焦，从此余杰“北大怪才”的名字越来越响，社会各界对其作品的争议也从未停止。
http://aliceln.spaces.live.com/blog/cns ... 1316.entry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余杰
在离奥运会开幕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国保大队的赵队长和几名便衣警察来找我，询问我对奥运的看法。我与国保大队这个特殊的机构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他们就是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的克格勃，他们处于法律和道德的控制之外。有时候，他们非常粗暴蛮横，曾经在一次审问中威胁我说，要制造一起车祸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且让任何人都查不出事故原因来；有时候，他们又显得彬彬有礼，甚至装扮出一副非常关心我的生活的朋友的模样来——这一天便是如此。
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说，我对奥运没有兴趣，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不会去观看任何一场比赛，也不会参加任何与奥运有关的活动。首先，无论奥运会在任何地方举办，我都不喜欢，在我看来，国际奥委会是一个最为腐败的国际组织，奥运会中层出不穷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丑闻，也使得此种现代体育比赛变成了对运动员身体的戕害，体育活动的高度商业化也背离了古典奥运的精神。
其次，奥运不宜在北京举办，北京根本不具备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中国如果有钱的话，不妨用到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而不必耗费巨资建造庞大的体育场馆来炫耀面子。另一方面，我也不会激烈地反对奥运会，或者特意要利用奥运会来表达我的政治见解。我不同意那些号召杯葛奥运会的意见，这些意见只有在七年前投票决定哪个城市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才有意义。国际奥委会已经作出了决定之后，再来谈抵制，已经太迟了。而且，倘若让死爱面子的中共当局因为遭到抵制而恼羞成怒的话，中国的人权状况很可能出现更大的倒退。所以，我对奥运会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九个字——“不支持、不反对、不喜欢”。我当然有不喜欢奥运会的权利，尽管我的这一观点不可能发表在中国的任何媒体上——中国的媒体上全部都是中国人民如何快快乐乐地迎接奥运会的新闻报道，可惜没有多少笑容是真实的。
听了我的一番看法，赵队长说，他不会与我讨论政治问题，这不是他的工作范畴，但他要给我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建议”，他娓娓动听地说：“上级命令，我们在奥运期间为你提供一个‘便民服务’，你出门的时候可以乘坐我们的车。奥运期间车辆出行实行单双号的限制，而且如今的汽油价格又这么贵，我们的这种服务可以让你随时都能出门，还节省了汽油，岂不一举两得？你坐我们的车，也能让你出行的时候更加安全。”他说这段话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安全”这个最后的词语。在这个词语的背后，他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坐我们的车出门的话，你就有可能不安全。
我没有办法拒绝他们的这一“建议”，尽管这是一种变相的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侵犯，但我不愿与这些执行命令的特务们产生直接的冲突，如果冲突升级的话，我有可能被他们堵在家中，连出去的自由也没有了。果然，从七月三十日开始，便衣警察们便在我家门口 “站岗”了。他们在我家楼下的一间小屋里设置了一个小小的“指挥中心”，从分局来的国保平时便在里面休息。他们命令小区物业公司的一名保安和另外一名他们雇佣来的小青年，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班站在我的家门口。每当我出门的时候，保安和小青年便跑到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去汇报。于是，在里面休息的两名国保人员立即赶出来，询问我要去什么地方，并立即启动他们的车辆，客客气气地请我进去乘坐。这是普通市民享受不到的“免费出租车”的服务。我和妻子去超市购买食品和日用品的时候，他们也殷勤地送我们去，甚至还会帮我们搬运物品。这大概就是那些有专职司机和仆人的大公司的老板们所获得的待遇吧。平时，即便我不外出，仅仅是傍晚的时候在小区里散一会儿步，保安和小青年两人也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毫不掩饰他们“奉命行事”的工作性质。当我回头定睛注视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又假装扭头到另一边去了。
其实，我的遭遇在异议人士中还算好的了。对于不同的人，当局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比如大量的上访民众、房屋被强迫拆迁的居民，警方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强迫他们离开北京，以避免他们“干扰”奥运会的顺利召开。“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丁子霖女士，去交通不便的郊区居住，当局还不放心，硬是让两位老人离开北京“旅游”去了。还有一些长期从事人权案件的律师，被特务们强迫囚禁在家中，不能继续他们的工作。还有一位跟我同在一所家庭教会中的成员，因从事维权活动长期受到警察的骚扰。这一次，派出所的所长“好心”地对他说，他们给他找了一份一个月可以收入两千元的临时工作 ——胳膊上戴上红袖章、充当社区“治安员”。看来，他们是软硬兼施，威胁与收买并用。
奥运会伤害的不仅是我的人权和自由，警察们也很可怜。在车上，我与这些警察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心底里也不喜欢奥运会，对于奥运的召开，他们也没有多少喜悦之情。为了奥运会的缘故，他们的工作量成倍地增加，不断地进行各种演练。他们已经有许多个周末都不能休假、不能与家人团聚了。对于监视我的这种工作，他们也并没有感到有多么光荣和神圣，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已。一名便衣警察反复向我解释说：“我们也不愿这样做，我们只是端了这碗饭，我们尽量不打搅你的正常生活。”他们还埋怨说，他们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千元人民币左右，又不像其他部门的警察那样，有许多看不见的“灰色收入”，所以在北京几乎属于贫民阶层了。
即便如此，对我的监视行动仍然花费不菲。在办公室内监视我的国保，以两人一班、每日三班计算，共需要六人；在门口监视我的保安及雇佣的青年人，也以两人一班、每日三班计算，共需要六人。这样，奉命监视我的人数便达到了十二人之多。以每人每月的工资平均三千元人民币计算，仅薪水一项，一个月便需要支出三万六千元人民币。再加上一辆随时待命的汽车的费用，一个月的开支为大约为四千元人民币。这样，为了监视我一个文弱书生，多达四万元的财富便被白白地消耗掉了。而在北京，像我这样的异见人士有数十人之多，单单这一项开支，便可以重建多少所四川地震灾区的学校呢？然而，当局对于财务的支出方式，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思路，国家财产便是党产，秘密警察的开支从来没有在全国人大上审议过。因此，他们花起纳税人的钱来，不会像我这样的纳税人一样感到心疼。
八年以前，当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兴高采烈，自发地走上街头庆祝。其中，也包括后来积极关注艾滋病和人权问题的胡佳，当时胡佳甚至为中国取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而流下了眼泪。然而，八年之后，胡佳却因为从事人权活动而被捕入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被判刑三年，在狱中健康状况亦急剧恶化。当年，北京举办亚运会的时候，少年胡佳高高兴兴地去充当志愿者；如今，北京举办更为盛大的奥运会的时候，青年胡佳却身陷牢狱，再也不能成为志愿者中的一员了。更多的普通的北京人，对于奥运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愈来愈大的困扰感到不满。街上处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甚至连导弹也被安置在鸟巢门口。地铁里的安全检查与机场一样严格，类似的检查已经扩展到公共汽车上，拒绝被检查提包的人亦被拒绝乘坐公共汽车。北京已经不是老百姓的北京，整个城市陷入风声鹤唳之中，只有一九八九年“六•四”中共军队开枪屠杀学生和市民之后的那几个月，处于“戒严”状态的北京，才有类似的恐怖气氛。当局不是在 “反恐”和“防恐”，乃是在亲手制造恐怖气氛。于是，许多北京人干脆以离开北京、到外地旅游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奥运会的疏离与不满。他们说，奥运已经变成了“厄运”，所以他们不得不“避孕（运）”。这是一种北京人特有的幽默。
中共当局声称，支持奥运会便是一种爱国行为。当北京的三座公园被宣布为奥运期间民众抗议游行抗议的“特别区域”之后，中国的保钓组织提出了反日游行的申请——前来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出于节约的考虑，将乘坐军机来北京。这是二战之后日本军机第一次飞抵中国。对于某些自尊心极其敏感的爱国愤青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于是，他们便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举行反日游行——来“爱国”。但是，当局迅速驳回了他们的申请，并施加压力让这些人在奥运期间离开北京。一个荒唐的结果出现了：为了奥运，连“爱国”的权利也被彻底剥夺了。
奥运会没有那么重要，我从来没有乐观到期望奥运会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转折点的地步。与昔日韩国首尔奥运会不同，首尔奥运会确实成为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催化剂，但当时韩国国民的民主素养的提升、韩国的民间社会的发育以及长期坚持不懈的学生运动的抗争，本身便已经到了一个突破口，奥运会只是碰巧成为了压垮军政权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而在今天的中国，各方面的条件都还远远比不上当年的韩国，也许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的积累与变化，才会出现民主化 “破题”的局面。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办奥运会，像中国这样如履薄冰的。这是第一个不允许人不喜欢的奥运会。这是第一个主角不是运动员，而是警察与军队的奥运会。便是当年纳粹德国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也没有到如此疯狂的地步。奥运会就像是一棵大树，被移植到北京这片干涸的土地之后，还能够继续郁郁葱葱吗？
——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北京家中
[附]：余杰简介
余杰，197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他少年即扬名，大学期间创作了上百万字的作品，不到而立之年就出版了《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说，还是不说》、《想飞的翅膀》、《爱与痛的边缘》、《老鼠爱大米》、《香草山》、《铁磨铁》等十余部作品集。他的文章锋芒犀利而又不乏尖刻和偏激，许多文坛的前辈学者作家如季羡林、钱钟书无不成为他批评的对象。2000年，他和余秋雨的“两余之争”更是成为文坛聚焦，从此余杰“北大怪才”的名字越来越响，社会各界对其作品的争议也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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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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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分子的悖論
許知遠
不建立自身的價值與使命，就會失去批判能力，在建國六十週年中迷失自己。
一九八八年夏天，林培瑞（Perry Link）來到北京。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文學教授，受邀到中國進行一年的學術交流。迎接他的是一個熾熱的夏天，他發現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空前熱烈，人們對於政府和文化傳統的批評超出想像的尖銳。
兩種傾向讓林培瑞印象深刻。普遍的悲觀四處蔓延，人們覺得這個國家重病在身，非用猛藥才可能有望。以十年前的傷痕文學為開端的思想解放，如今發展成一種深度的絕望。當毛澤東時代的災難被越來越多的揭露出來時，當人們看到真實的外部世界時，既有的精神世界坍塌了。經過將近四十年的「解放」，人們反而覺得身陷囹圄。對現實政治的批評，都不足以能緩解這種焦慮，而有必要將中國傳統文化一概否定。關於「海洋文明」和「內陸文明」的區分，恰似七十年前《新青年》一代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劃下的邊界線。
另一種印象來自於普遍的憂患意識。林培瑞發現，在每次餐桌上、閒談裏，對中國的憂慮總是佔據談話的中心。人們談論中國歷史、未來的可能性，儘管言辭中透著幻滅，但人們還是偏執狂式的談論。
這些夜談，在一年後的夏天徹底結束了，一場鎮壓終結一切。而林培瑞將這一年的經歷寫成了《北京夜話》，通過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表達，來呈現他們對於社會、國家和自我的態度。
我在劍橋大學圖書館裏偶爾發現它。不過二十年的歷史，書中的氣氛卻恍然隔世。一方面，知識分子早已淪為社會的邊緣力量，沒人再關心他們的談論；另一方面，他們也再沒有興趣談論，當年普遍存在的憂患意識，早已變成一種普遍的狂歡、冷感和嘲諷。
整個國家的情緒也發生了戲劇性的改變。二十年前，人們擔心中國要被開除「球籍」，「黃土文明」抵不過「藍色文明」，而現在談論的則是中國拯救世界經濟，中國文化輸出世界。自我質疑的聲音，成為公共生活的異類。一種新的選擇已經形成，知識分子要麼加入國家工程，領取大筆的津貼，對這個制度進行讚賞和沉默的合作；要麼成為邊緣分子，缺乏承認，讓自己變得偏激憤怒。
在這個政體迎來六十週年慶祝之時，你發現一種淺薄的自我慶祝的氣氛大行其道。整個社會失去了對自身歷史的哪怕是輕微的反思。難道四九年的勝利，不是建立在一場可怕的內戰之上的嗎？七八年的改革開放，不是因為之前三十年重重危機之後才被迫開始的嗎？今日中國的經濟成就，不是建立在巨大的人道和生態災難之上的嗎？……只有對代價和問題的漠視，自我慶祝才可能更加酣暢淋漓。只有對個人價值的極端忽略，才會對國家成就如此的著迷。
而這種自滿氣氛，與整個社會的批評機制的消失關係密切。沒有人在社會狂迷之時潑冷水，潑出的冷水又自動被大的烘乾機所蒸發。而在這背後，又緣於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衰敗。他們不再願意充當社會冷靜的審查者和大聲的疾呼者。
但是，這並非是要回到八八年的場景，知識分子二十年來改變是戲劇性的，但是其內在的邏輯卻是一致的。中國知識分子沒有找到自身的獨特價值，沒有建立起大的自我。
二十年前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令一個美國學者驚訝。是因為在一個學術如此細分的西方世界，知識分子間再難有如此一致的關注。但是在這種憂患意識背後，除去因為中國社會仍面臨著一些根本的挑戰，也是由於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權力的習慣性迷戀。從科舉年代到社會主義的國有體制，知識分子一直未能創造一個獨立的思想與知識世界，也未能創造一種對純粹的思想和知識信念。知識與思想，總是在尋求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倘若未能如願，一代代人則陷入哀嘆。
正因如此，你可以理解在過去二十年的知識氣氛緣何發生如此戲劇性的逆轉。知識分子們似乎憂心忡忡，但迅速變成了自我消解。那些昨天還在為廣場哭泣的人，明天就開始擔心自己的綠卡是否能延期。公共的熱情與私人焦慮之間，似乎毫無障礙。
國家的暴力固然重要，但自我放縱則更為致命。這種放縱既有道德立場，也包括知識貢獻。即使我們沒有產生薩哈羅夫與索爾仁尼琴式的巨人，在二十年的時間裏也本應醞釀出另一些成就。你不一定成為一個鬥士，但你可以清晰而勇敢地表達自己的主張；你可以不提出政治主張，但可以透過更細緻的研究和表達，來完成對中國社會更深入的理解；你可以不直接批評政治，卻可以幫助塑造一種更豐富的文化土壤……但是，我們只看到道德與智力上的雙重停滯與衰敗。
這一切似乎都與知識分子自我缺失關係密切，我們尚未建立起自身的價值與使命。所以在整個二十世紀，我們看到了知識分子是如何輕易的被錯誤的信念所吸引，然後在倍受折磨之後，只宣稱自己是個受害者，而毫無自我反省的慾望與能力。我不能將之誇張為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但的確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转载自《亚洲周刊》二十三卷三十九期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 ... 2/39yt.cfm
許知遠简介:
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醒來》，香港版是《鍍金中國》（天窗出版社）。
許知遠
不建立自身的價值與使命，就會失去批判能力，在建國六十週年中迷失自己。
一九八八年夏天，林培瑞（Perry Link）來到北京。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文學教授，受邀到中國進行一年的學術交流。迎接他的是一個熾熱的夏天，他發現中國知識分子的討論空前熱烈，人們對於政府和文化傳統的批評超出想像的尖銳。
兩種傾向讓林培瑞印象深刻。普遍的悲觀四處蔓延，人們覺得這個國家重病在身，非用猛藥才可能有望。以十年前的傷痕文學為開端的思想解放，如今發展成一種深度的絕望。當毛澤東時代的災難被越來越多的揭露出來時，當人們看到真實的外部世界時，既有的精神世界坍塌了。經過將近四十年的「解放」，人們反而覺得身陷囹圄。對現實政治的批評，都不足以能緩解這種焦慮，而有必要將中國傳統文化一概否定。關於「海洋文明」和「內陸文明」的區分，恰似七十年前《新青年》一代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劃下的邊界線。
另一種印象來自於普遍的憂患意識。林培瑞發現，在每次餐桌上、閒談裏，對中國的憂慮總是佔據談話的中心。人們談論中國歷史、未來的可能性，儘管言辭中透著幻滅，但人們還是偏執狂式的談論。
這些夜談，在一年後的夏天徹底結束了，一場鎮壓終結一切。而林培瑞將這一年的經歷寫成了《北京夜話》，通過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表達，來呈現他們對於社會、國家和自我的態度。
我在劍橋大學圖書館裏偶爾發現它。不過二十年的歷史，書中的氣氛卻恍然隔世。一方面，知識分子早已淪為社會的邊緣力量，沒人再關心他們的談論；另一方面，他們也再沒有興趣談論，當年普遍存在的憂患意識，早已變成一種普遍的狂歡、冷感和嘲諷。
整個國家的情緒也發生了戲劇性的改變。二十年前，人們擔心中國要被開除「球籍」，「黃土文明」抵不過「藍色文明」，而現在談論的則是中國拯救世界經濟，中國文化輸出世界。自我質疑的聲音，成為公共生活的異類。一種新的選擇已經形成，知識分子要麼加入國家工程，領取大筆的津貼，對這個制度進行讚賞和沉默的合作；要麼成為邊緣分子，缺乏承認，讓自己變得偏激憤怒。
在這個政體迎來六十週年慶祝之時，你發現一種淺薄的自我慶祝的氣氛大行其道。整個社會失去了對自身歷史的哪怕是輕微的反思。難道四九年的勝利，不是建立在一場可怕的內戰之上的嗎？七八年的改革開放，不是因為之前三十年重重危機之後才被迫開始的嗎？今日中國的經濟成就，不是建立在巨大的人道和生態災難之上的嗎？……只有對代價和問題的漠視，自我慶祝才可能更加酣暢淋漓。只有對個人價值的極端忽略，才會對國家成就如此的著迷。
而這種自滿氣氛，與整個社會的批評機制的消失關係密切。沒有人在社會狂迷之時潑冷水，潑出的冷水又自動被大的烘乾機所蒸發。而在這背後，又緣於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衰敗。他們不再願意充當社會冷靜的審查者和大聲的疾呼者。
但是，這並非是要回到八八年的場景，知識分子二十年來改變是戲劇性的，但是其內在的邏輯卻是一致的。中國知識分子沒有找到自身的獨特價值，沒有建立起大的自我。
二十年前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令一個美國學者驚訝。是因為在一個學術如此細分的西方世界，知識分子間再難有如此一致的關注。但是在這種憂患意識背後，除去因為中國社會仍面臨著一些根本的挑戰，也是由於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權力的習慣性迷戀。從科舉年代到社會主義的國有體制，知識分子一直未能創造一個獨立的思想與知識世界，也未能創造一種對純粹的思想和知識信念。知識與思想，總是在尋求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倘若未能如願，一代代人則陷入哀嘆。
正因如此，你可以理解在過去二十年的知識氣氛緣何發生如此戲劇性的逆轉。知識分子們似乎憂心忡忡，但迅速變成了自我消解。那些昨天還在為廣場哭泣的人，明天就開始擔心自己的綠卡是否能延期。公共的熱情與私人焦慮之間，似乎毫無障礙。
國家的暴力固然重要，但自我放縱則更為致命。這種放縱既有道德立場，也包括知識貢獻。即使我們沒有產生薩哈羅夫與索爾仁尼琴式的巨人，在二十年的時間裏也本應醞釀出另一些成就。你不一定成為一個鬥士，但你可以清晰而勇敢地表達自己的主張；你可以不提出政治主張，但可以透過更細緻的研究和表達，來完成對中國社會更深入的理解；你可以不直接批評政治，卻可以幫助塑造一種更豐富的文化土壤……但是，我們只看到道德與智力上的雙重停滯與衰敗。
這一切似乎都與知識分子自我缺失關係密切，我們尚未建立起自身的價值與使命。所以在整個二十世紀，我們看到了知識分子是如何輕易的被錯誤的信念所吸引，然後在倍受折磨之後，只宣稱自己是個受害者，而毫無自我反省的慾望與能力。我不能將之誇張為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但的確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转载自《亚洲周刊》二十三卷三十九期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 ... 2/39yt.cfm
許知遠简介:
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醒來》，香港版是《鍍金中國》（天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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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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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国庆：中国人感到伤痛的日子
我有很多堂叔堂伯，他们世世代代在越南谋生，1979年越南排华，堂叔堂伯逃难到欧洲的法国和德国，也有去美国的。像我堂叔堂伯一样，这些华人80年代初在逃难时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帮助，每年的十月国庆，他们肯定参加“双十国庆”。
我有很多堂兄堂弟，他们世世代代在国内生活，80年代初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他们到欧洲来留学，刚到欧洲时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帮助，每年的十月国庆，他们肯定参加“十一国庆”。每次国庆酒会回来，堂兄堂弟都会被堂叔堂伯责骂：“你们怎么会这么左？”
1989年，六四再次分裂大陆中国人的“国庆”。六四之前到欧洲留学的中国人，由于他们亲眼目睹自己的政府在自己的首都用自己制造的坦克镇压自己的学生，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每年的十月国庆，他们当中很少人会参加“十一国庆”酒会。 六四之后到欧洲留学的中国人，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后，来欧留学的中国人，每年的十月国庆，比较乐意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办的“十一国庆”酒会。
中国何止60岁
4月9日晚，中国2009世界邮展暨河南第27届牡丹花会在洛阳开幕，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晚会上，主持人朱军、著名小提琴家薛伟和奥运选手李桦桦联袂表演。其中有一句话是：“我们衷心地祝福你啊，祝福祖国60岁生日快乐！”
中国是我们的祖国，当然没错，但是，中国才60岁，显然是错误。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怎么变成仅60岁了呢？
1943年，在晋察冀边区抗日剧社工作的作曲家曹火星创作了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从香港北上，参加政协的筹备工作。听见有人唱这首歌，但歌词令章乃器觉得不妥。他稍加思考，在“中国”之前加上一个“新”字，问题便得以解决。毛泽东说：“乃器先生，你的意见很好啊，没有共产党，怎么就没有中国呢？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嘞，改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对喽!”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取代中国国民党建立了政府，掌握了执政权。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传统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将10月10日定为国庆日，因为这是一个本质更新的国家的诞生。
中国人的两岸由于内战造成如今的两个政府，两个政府有两个“国庆”，国内的人是无法感觉这里的甜酸苦辣的，只有你作为中国人而身居海外几十年后，才能感觉不同“国庆”的不同滋味。每年的十月，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到底应该参加哪个“国庆”，令人左右为难，甚至让海外华人感到伤痛。
一样的德国 不一样的中国
战后的德国分裂，1953年6月17日，刚刚建国四年的民主德国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当局只有依靠苏联占领军的支持才将一场由工人发起的起义镇压了下去。一开始这只是一场有数千人参加的反对糟糕的经济与社会福利形势的抗议活动，之后则演变为一场席卷全国，参加人数超过100万的抗议浪潮，东德人的诉求也演变为呼吁自由选举和两德统一。西德政府为了纪念这场运动，在1954年确定6月17日为国庆日。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重新统一，此后，两个德国统一的日子被确定为德国国庆日。
从战后德国国庆日的确定来看，德国人从来不追求“新”德国，而追求“一个德国”、追求德国的统一。
作为一个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我对祖国要求不高，只要求两岸政府始终坚持“一个中国”，追求中国统一，将来我们参加国庆，不感到伤痛。
写于2009年9月27日
转载自谢盛友文集:
http://boxun.com/hero/200909/xieshengyou/4_1.shtml
谢盛友简介:
谢盛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中山大学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士（1983），德国班贝克大学新闻学硕士（1993），1993-1996在德国埃尔兰根大学进行西方法制史研究。著有随笔集：《微言德国》、《人在德国》、《感受德国》、《老板心得》、《故乡明月》。1994年荣获台湾中央日报征文首奖(《中国人的代价》)。 现任欧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华友集团总裁，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德国班贝克大学企业文化专业客座教授。
我有很多堂叔堂伯，他们世世代代在越南谋生，1979年越南排华，堂叔堂伯逃难到欧洲的法国和德国，也有去美国的。像我堂叔堂伯一样，这些华人80年代初在逃难时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帮助，每年的十月国庆，他们肯定参加“双十国庆”。
我有很多堂兄堂弟，他们世世代代在国内生活，80年代初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他们到欧洲来留学，刚到欧洲时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帮助，每年的十月国庆，他们肯定参加“十一国庆”。每次国庆酒会回来，堂兄堂弟都会被堂叔堂伯责骂：“你们怎么会这么左？”
1989年，六四再次分裂大陆中国人的“国庆”。六四之前到欧洲留学的中国人，由于他们亲眼目睹自己的政府在自己的首都用自己制造的坦克镇压自己的学生，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每年的十月国庆，他们当中很少人会参加“十一国庆”酒会。 六四之后到欧洲留学的中国人，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后，来欧留学的中国人，每年的十月国庆，比较乐意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办的“十一国庆”酒会。
中国何止60岁
4月9日晚，中国2009世界邮展暨河南第27届牡丹花会在洛阳开幕，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晚会上，主持人朱军、著名小提琴家薛伟和奥运选手李桦桦联袂表演。其中有一句话是：“我们衷心地祝福你啊，祝福祖国60岁生日快乐！”
中国是我们的祖国，当然没错，但是，中国才60岁，显然是错误。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怎么变成仅60岁了呢？
1943年，在晋察冀边区抗日剧社工作的作曲家曹火星创作了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从香港北上，参加政协的筹备工作。听见有人唱这首歌，但歌词令章乃器觉得不妥。他稍加思考，在“中国”之前加上一个“新”字，问题便得以解决。毛泽东说：“乃器先生，你的意见很好啊，没有共产党，怎么就没有中国呢？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嘞，改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对喽!”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取代中国国民党建立了政府，掌握了执政权。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传统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将10月10日定为国庆日，因为这是一个本质更新的国家的诞生。
中国人的两岸由于内战造成如今的两个政府，两个政府有两个“国庆”，国内的人是无法感觉这里的甜酸苦辣的，只有你作为中国人而身居海外几十年后，才能感觉不同“国庆”的不同滋味。每年的十月，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到底应该参加哪个“国庆”，令人左右为难，甚至让海外华人感到伤痛。
一样的德国 不一样的中国
战后的德国分裂，1953年6月17日，刚刚建国四年的民主德国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当局只有依靠苏联占领军的支持才将一场由工人发起的起义镇压了下去。一开始这只是一场有数千人参加的反对糟糕的经济与社会福利形势的抗议活动，之后则演变为一场席卷全国，参加人数超过100万的抗议浪潮，东德人的诉求也演变为呼吁自由选举和两德统一。西德政府为了纪念这场运动，在1954年确定6月17日为国庆日。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重新统一，此后，两个德国统一的日子被确定为德国国庆日。
从战后德国国庆日的确定来看，德国人从来不追求“新”德国，而追求“一个德国”、追求德国的统一。
作为一个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我对祖国要求不高，只要求两岸政府始终坚持“一个中国”，追求中国统一，将来我们参加国庆，不感到伤痛。
写于2009年9月27日
转载自谢盛友文集:
http://boxun.com/hero/200909/xieshengyou/4_1.shtml
谢盛友简介:
谢盛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中山大学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士（1983），德国班贝克大学新闻学硕士（1993），1993-1996在德国埃尔兰根大学进行西方法制史研究。著有随笔集：《微言德国》、《人在德国》、《感受德国》、《老板心得》、《故乡明月》。1994年荣获台湾中央日报征文首奖(《中国人的代价》)。 现任欧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华友集团总裁，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德国班贝克大学企业文化专业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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