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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五月-16 星期一, am10:06
发表主题: 斗转参横春神州，可念长夜写书人：蒋广学教授《梁启超评传》后叙［注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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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蔣老師這篇《後叙》，閲者日衆。今將經過字句訂正並附有注釋之文本更新於此，俾讀者獲其全貌。］

斗转参横春神州，可念长夜写书人
——《梁启超评传•后叙》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1960—1965），梁启超是作为反面教员的身份出现的。他不仅是位保皇党首，同时还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攻击共产党而声名狼藉。改革开放后，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学术界的正面肯定，康有为、梁启超的名誉也有所恢复，但我对梁启超仍停留在“抽象的”认识上；真正地在学问上与他打交道，是1990年进入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之后的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教授要求我对“评传”的书稿在审稿人、分管副主编审稿的基础上进行“拾遗补阙”的工作，而当我读到杨俊光先生的《惠施公孙龙评传》和邢兆良先生的《墨子评传》以及其他书稿时，才逐步地认识到梁启超这位政治家对先秦名学、墨子乃至整个中国的学术都有很精深的研究。那时，我买来12大本的《饮冰室合集》，核对杨著、邢书和其他“评传”的引文，无意间却发现了我与梁先生在社会主义的观念上竟然大致相合。他在1921年初发表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宣称：“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1］这就等于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不顾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以行政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是无法巩固的，同时也不可能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际的好处。1980年我与孙辉共同撰写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不也是宣传了这一观点吗！这样，我便对梁启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甚至认为：在我这个小人物与他这位大人物之间，不仅心灵相通，同时亦“同病相怜”：他在1926年54岁时因肾病而切除了右肾，而我在1991年3月51岁时也将右肾切除！匡老同意我来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莫非是在冥冥之中，由命运安排我来承继他未竟的事业，探讨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这样，在1994年我54岁时就正式接下了撰写《梁启超评传》的任务。十多年来，我总是结合着“评传”的阅稿、访问各地作者以及教学工作，从事梁启超思想与学术的研究。开始是写单篇论文，继而撰写《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现在终于完成了《梁启超评传》的撰写和校对的任务，将我对梁启超以及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认识打了一个“结”。
　　或问：小子之言与先哲时贤有无不同者？答曰：无故意标新立异者，却有因时、因地、因作者之性而与他人有异者也。我生在赤贫之家，在共产党解救以及长期教育和培养之下，才成为一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学教师，因而，自1980年与孙辉合写《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自觉地进入“著作者之林”以来，我便把“为百姓争平等、为国家求富强、为社会主正义、为‘马列’谱华章”作为治学的出发点，并以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和自己心头的困惑作为突破口，努力向未知的领域进发。有以考实辨析原本、阐发研究对象的原义为学问者，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虽然十分可贵，但与我的性格不合；也有跟从风气而玩学问者，这种人云亦云、专门排泄思想和文化垃圾，只求眼前的口福而到头来空空如也的人，连自己都觉得难见江东父老，我怎能与之为伍呢！自记事以来，儿时的苦难、新中国的成立、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城乡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文化大革命，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运动，这一切的一切，我都历历在目，由这些切身经历所培育起来的思想与情怀，在我研究梁启超的时候，怎能不与他相激、相荡、相因、相成，而形成时而激昂、时而婉约的思想之流呢！更何况，梁启超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笔锋常有惊雷滚动，与他相激，常常是夜不安寐、日不甘食。

　　如果仅仅从理性上来看梁启超，随时而更新的他，其思想变化实是1890年—1930年40年间中国思想史之缩影。是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和变易思想将这位农家子弟带进了注定要失败的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之中；亡命日本后，基于对西方自由思想“人本的”、现实的和历史的考察，让他认同了近代西方的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中西学“结婚”的方式，造就一种民族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用以塑造新的“民族之魂”，故有“新民之父”之誉。其后，因主张“政体进化”而与“国体革命论者”发生冲突；又因主张通过奖励生产的道路渐进地迈向社会主义的目标而遭到民生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的共同声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一代青年高举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打倒“孔家店”、声讨“玄学鬼”之时，他却一改往日之面目，竟要人们以“吾先哲”的人生哲学特别是佛家、儒家与道家的学术，来拯救被万能的科学“异化了”的或可能“被异化”的世界，以便让人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至公、至大、至诚、至乐的精神境界。哦！现在看来，这些思想似乎不应该被全然否定。但是，当时光回到1905年孙中山举起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义革命的旗帜之时，以及回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人举起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其后举时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之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压在“三座大山”最低层的劳苦大众，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生活，怎能不紧跟着孙中山以及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推倒旧世界、翻身求解放呢。这层含义，如果用理论家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打碎数千来年硕大无比的、盘根错节的、“超稳定结构”的、失去人性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以及要赶走争先恐后地将中国变成自己掠夺对象的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争得民族解放，必须经过残酷的、长久的、反复的、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暴力才能完成。前不久，我读到几位历史学家的文章，提醒人们不能对这一革命过程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此，我十分赞成。我确实经常提醒自己：如果没有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一化三改造”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死无葬身之地的我，其尸骨早被野狐嚼尽了，哪还会挂着大学教授的头衔，人模人样的生活在世上呢！

　　不过，我要补充的，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半个世纪同样是“历史”，对这段历史我们同样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1956年之后的中国仍然按照上半世纪历史的惯性，以激进的方式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以激进的方式打倒不同意见者，分别将他们称为阶级异己分子、变节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主义的苗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等等、等等，统统打翻之地；把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当作“封资修”，而统统被扔进垃圾堆，从而使怀疑主义、破坏主义、打倒一切的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横行无阻。政治混乱、经济凋弊、人心大坏，这是我们每个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是无法忘记的；在这些运动中，我本人也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曾经历过盲从、积极参加、动摇怀疑、逍遥疏远、消极抵制的复杂过程，因而，更是不会忘记的。而正当中华民族处在万分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实行了“自我革命”。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中国开始了“拨乱返正”的历史过程。

　　“拨乱返正”就是重新“反刍”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在相对的“回复”中开掘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这是多么伟大的历史转折啊。而这一转折过程，同时是长久的、复杂的和曲折的。记得在邓小平同志刚刚提出这一口号时，有人查出它出在《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中，孔子在谈为何作《春秋》时说：“拨乱世、返诸正，莫近诸《春秋》。”［2］这个“辞源”，把一些胆小鬼被吓得丧魂落魄：邓小平莫非真是走资派？而另外一些站在极左的立场上不能自拔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真地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返正”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运动视为“开倒车”的复辟运动，随着包产到户、引进外资、改革开放运动的全面展开，他们心灵深处的憎恶和恐惧与日俱增。这也是历史啊，我在理论界、学术界的老师们、同事们和青年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能对这50年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而当我们将这一百年曲折发展的历史作一个总体的回顾后，再来研究梁启超的上述思想过程，便可发现，当初被我们扔进垃圾堆里的梁启超及其思想学术成果，对今天这个时代有着极大的启迪意义。如果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必须靠革命的暴力方能打碎的话，那么，无论是“反制”激进主义的历史惯性，以保育方式医治“革命”的后遗症，还是以稳健的步伐建造新的社会主义的巍峨大厦，我们都可以在他那里获得有益的教诲。本《后叙》无须重复全书的内容。我只强调一点：梁启超是一位改良主义者，而不一位守旧主义者，更不是开历史倒车的人，他终生都以自己的心血和智慧教导人们向着民主、富强、文明和自由的方向前进。他反对激进的革命，主张以渐进的方式提高全民公德水平和全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以此构建起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然而，这个民主主义绝不是一个空壳，而是以法制为基础，以每位社会成员充分享有各项自由权利的生气勃勃的政治制度。他反对超阶段的社会主义，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和奖励生产，并且鼓励以“劳资合作”的方式，逐步建立起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然而，这个社会主义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以物质财富相对丰富［3］为基础，无贫富悬殊、“人人均安与和谐”的经济制度。他多次宣称：“吾不患西学之传入而患中学之将亡”，因而在其前期将先秦诸子学作为通向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坚实桥梁，后期则更提倡以“吾先哲”的人生哲学来拯救被物欲俘虏了的心灵；然而，他始终怀着开放的心态，将西方各种学说介绍给国人，冀希在中西学的相互交融中，建立和发展以“至性主义”即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文化上多元主义。他不是一位宗教徒，特别反对奴化主义和各种迷信邪说，但他同时坚信，在人们物质及社会生活之外，应该有一片只属于“人类自己”的伊甸园或涅槃圣地，因而，始终怀着强烈的宗教情怀，且以现代进化论重新解释佛学、儒学、墨学、道家学说，努力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建立起一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至公、至大、至诚、至乐的人间乐园。当我们重新请出这位思想家的时候，万万不能离开他为之大声疾呼、为之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终生、为之梦绕魂牵的伟大目标啊！梁启超博大精深的学问，无疑是让人仰慕不已的崇山峻岭，而我的书只是从这崇山峻岭中流出的一条河流而已。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他的信徒。不。说到底，我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其产生之时，是吸收了那个时代世界文明最优秀成果的话，那么，它每前进一步，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相激、相荡、相因、相成，而开辟自己发展的新局面。今天，我正是以此胸怀评论和吸纳梁启超的思想和学术成果，以敬献给我所热爱的广大读者。

　　在这里，我还要顺便说一下《谭嗣同评传》。谭嗣同是一位“遍遭纲伦之厄”的世家公子，自幼深爱船山天人、道器之学，在中日甲午战争惨遭败局的刺激下，神速地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他主张，中国惟“尽变西法”方能新生，而每一个中国人，只有以仁爱之精神，贯通儒、佛、耶三教，力挽狂澜而救世，才能真正进入“大同世界”。“百日维新”失败后，其殉道精神是这位“典型”的改良主义政治家的典型写照。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我同样怀有极大的尊敬。由于原作者深圳大学黄卫平教授百事缠身，无法完成撰写任务，于是他就将自己发表过的两三篇论谭文章交给我，让我转交给后来的作者作为参考。我请了青年朋友何卫东同志来承担撰写任务，黄文为他研究谭嗣同提供了预备知识，而一旦进入谭嗣同的研究后，他便在李喜所、徐义君、周振甫、张灏、王越等先生以及我本人观点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思路，独自完成了写作任务；书稿经过审稿人提出意见后又由我来修改定稿，现已难以分清哪些是黄先生的痕迹了。但无论如何，何卫东和我都要表达对他的敬意。

　　其实，我应该表示感谢的人有很多很多。我对梁启超的研究，深受马洪林、李喜所、董方奎、耿云志、张朋园、张灏、列文森、狭间直树等大家的影响；丁文江、赵丰田、李国俊、李兴华诸先生的梁氏年谱或著作谱系，同样给我极大的帮助。我对他们成果的引用，已随文一一列出，现公开致谢。也感谢弥补我佛学知识欠缺的洪修平教授、黄先炳博士和傅新毅博士，感谢弥补我经学知识缺欠的申屠炉明博士，感谢全书审稿人朱庆葆博士，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书无论如何都不能以此面貌与读者见面。还感谢我的中学老师张玉芝先生、大学老师李华钰先生等前辈，他们的关怀和教导，是我成长的重要条件。最后，更感谢我的妻子、儿子、孙子，他们给予我的天伦之乐，是医治我日益衰老和疲惫身心的灵丹妙药。
　　
　　　　著述不存名山心［4］，祈望来者有知音。

　　　　斗转参横春神州［5］，可念长夜写书人。
　　
蒋广学
2005年5月6日　于雕胡村神会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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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6，第3页。

［2］ 《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355页。

［3］ 在梁启超的观念中，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并不是好事，它只能刺激人们的享乐欲望，因而主张社会既不过于富庶，同时也不过于贫乏。见《饮冰室合集·专集》卷50，第182页。

［4］ 最近读到一本论梁启超的书，以梁氏年轻时“著论求为百世师”的诗句为题，来论述梁启超的学术成就。这是对梁启超写书宗旨的误解。他在《墨子学案》的自叙中说：“吾尝以为著书而作名山之思者，皆我慢耳。学问之道，进化靡有止诣。欲以一人一时之精力智慧完成一种学问，万无是处。然则无论若何矜慎刻苦，其所得者亦必仅一部分而止，而疏漏误谬，仍终不得免。人人各贡其所得之一部分，以唤起社会研究之兴味，其疏漏谬误，则自必有人焉补苴而匡正之。斯学术之所以见其进未见其止也。”（《饮冰室合集·专集》卷39，第1页）

［5］“斗转参(shen)横”，即斗转星移。典出《宋史·乐志·鼓吹》下：“斗转参横将旦，天开地辟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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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宗友　敬編於五月二十六日］

满门才俊：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来源: 齐鲁晚报(济南) 2005-12-13 　　
http://news.163.com/05/1213/16/24S7N3S1000113DU.html

　梁启超（１８７３年－１９２９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鲜为人知的是，梁启超在忧国忧民、勤奋著书、匡国济世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孙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使长大成人的９个儿女各有自己的成就，并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爱国心。他们从不依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默默无闻地奉献。

梁启超的９个子女皆才俊

梁启超的９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１８６８年－１９２３年）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１８８５年－１９２４年）所生。


长女梁思顺（１８９３年—１９６６年）：

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顺出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还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１９０８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她操守高洁，在１９３８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４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

长子梁思成（１９０１年—１９７２年）：

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成１９１５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１９２３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８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建筑人才的缺乏，因而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

梁思成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１９４７年，他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７２年，在动乱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次子梁思永（１９０４年—１９５４年）：

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过的。１９２３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１９３０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１９３１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１９３４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１９３９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５０年８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１９５４年４月２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５０岁。

三子梁思忠（１９０７年—１９３２年）：

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

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１９３２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２５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

次女梁思庄（１９０８年—１９８６年）：

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１９２５年，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１９３０年，她获得了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１９３１年学成归国后，她立即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１９３６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西文编目组长、主任。１９４３年—１９４６年，她在因战争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１９４６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她继续担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任图书馆副主任。１９５２年，原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对各种西文工具书和书刊资料十分熟悉；她擅长西文图书的分类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并且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她一生致力于图书馆西文编目、参考咨询和教学工作，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５０年。１９８０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梁思庄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１９８１年４月，积劳成疾的梁思庄患上了脑栓塞。此后，她因病卧床５载，于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０日去世。

四子梁思达（１９１２年—）：

著名的经济学家

１９３５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１９３７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１９４９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１９６５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１９７２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三女梁思懿（１９１４年—１９８８年）：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梁思懿于１９３３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为了参加革命，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１９３５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她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７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１９４１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１９４９年，在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她立即离美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８８年病逝于北京。

四女梁思宁（１９１６年—）：

光荣的革命军人

梁思宁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１９３７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１９４０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１２３支队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１９４８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３５载，一直到１９８３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部队干休所内

五子梁思礼（１９２４年—）：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１９４１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３年的课程，并于１９４５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硕士（１９４７年）和博士学位（１９４９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１２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１９５６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１９６４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１９８０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１９８５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１９８７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３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９４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获“何梁何利奖”，１９９７年９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