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季羡林：我不是国学大师，也绝不借领导炒作图书
转贴：《文汇读书周报》2006-01-13
作者：许嘉俊

《此情尤思——季羡林回忆文集》新书发布会在2006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召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身体原因，季老未参加此次发布会，也未派代表参会，亦没有在现场播放个人录像。

季老学生、该书主编梁志刚告诉记者：“在季老已有的回忆录中，有几篇颇有特色：一篇是写于1988年，1998年补写了下篇的《自传》，内容较全，但太过简约；另一篇是2000年出版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内容精当，但学术之外涉及不多；再就是《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分别记叙了季老生命历程中的两个重要十年。据我所知，季老计划把自己几十年的经历分段写出来，有朝一日形成一部完整的回忆录，这两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两章。可是，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短期内是无法完成的。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把季老所有的回忆文稿收集起来，以时间为序，编辑成书，让广大读者从这位世纪老人的非凡人生经历中，受到教育和启迪。”

梁志刚认为，他们编这本书的本意是把文集作为生日礼物献给恩师，可是季老却说：“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的心情你们也应该理解。哪有先生欢迎学生给自己送礼物的道理呢？还有一点你们想过没有，我的书已经编了好几种，再编有没有人买？如果出版社赚不到钱甚至赔钱，还不如不出。千万不要给出版社出难题，如果日后发行方面有了困难，可以不要稿费，给点书就行了。”

当记者提出为何文集前言的初稿有“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惟一终身教授”等字眼，但在正式出版前却被删去的疑问时，梁志刚认为，出于对季老的崇敬，原稿确实有“国学大师”等称呼，可是季老看了却不高兴，他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惟一的”，文科是惟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惟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据悉，曾有人建议，把领导人和季老的合影收入书中，这类照片是有不少，收进书里可能是个卖点。可是季老不同意。他说一张都不许收，绝不可借领导抬高身价。关于这次新书发布会，季老请他的助手李玉洁转达了三条意见：领导公务繁忙，不要请领导到会；不要放我同领导的合影，不能借领导的光宣传自己的书，也不要放我的录像片，放几张照片可以，我季羡林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一个普通的作者，不要招摇。我们应该靠书的内容、书的质量赢得读者，而不是靠领导来炒作。

季老的话，真是铿锵有力！
相对前些时候韩国刮起的“浮夸文化”，我们更感受到中国老一辈学者的务实作风。
季老说：“领导公务繁忙，不要请领导到会。”我们是不是也该借鉴？新书发表会、ROTI CANAI促销会，是不是可以不要请部长出席？
再引述一篇刚看过的文章，特别喜欢文章标题——

去该忙的地方忙吧！
《独立新闻在线》2006年1月18日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_view.asp?id=871

【美园随笔／李亚遨专栏】已经好一段时间了，我们看到执法当局为了“曼巴蛇”行动，忙得不亦乐乎。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好像举国各处都受到来自外国的不良意图女郎的侵胁，非得展开艰苦的“八年抗战”不可，以免国土失陷。

然而，岁末由马新社从沙巴发出的一则消息，却予人“忙不对地方”的感觉。

马新社是引述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SUHAKAM）委员韩丹阿南（Mohd. Hamdan Adnan）的谈话，指过去35年来，沙巴州人口有“非常不寻常的增长”，即从1970年的69万7千增加到2004年的将近300万，幅度超过四倍。

他说，比较起来，邻近的砂拉越在同一时间的人口，只是从大约100万增值两230万。“这是很莫名其妙的。我国人民特别是沙巴人有权知道事情的真相”。

他暗示说，这样的增长率与外国人的大量非法入境有关。

如果说韩丹阿南说得客气，那么隶属团结党的沙巴副首席部长拜林就坦率得多了。

他说这个老课题不能再扫进地毡了。沙巴有那么庞大数目的“幽灵公民”，是由于对邻近外国人的非法入境毫无抑制措施。他披露，虽然成立了不少委员会和小组来处理这个问题，“可是，解结方法有赖于各方面的决心”。“移民局、国民登记署、警方和军方都应该采取行动，否则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另一方面，沙巴消费人协会（CASH）则建议成立独立调查团，以调查沙巴的“庞大”人口问题。其主席柏特里新杜也说，该调查团也应调查非法移民拥有身份证的指责是否属实。他说：“我们不要沙巴最后变得像巴勒斯坦那样，自己的公民却连立足的地方也没有”。

可以说，马来西亚人口问题，就是以沙巴的非法移民人口剧增最具爆炸性，最需迫切处理。然而，却基于几个因素而没有获得重视。

其一是由于沙巴在地理上的偏远，让人们错误的感觉到这个课题不重要。其二是有关方面有意识的布置，因为这个结局本来是他们预期的，是他们的社会工程杰作，而其他人则意识到事情的敏感性，也就三缄其口，以免得罪人了。

2001年和2003年，华社研究中心曾两度主办“马来西亚华人人口研讨会”，请了好些专家来主讲，还出版了论文集。可惜，从研讨会到论文集的重点都放在“华人人口比率下降的影响”方面，对上述课题只是点过就算。连那篇专题讨论沙巴华人人口的文章（“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SABAH：A HISTORICAL SURVEY”BY DANNY WONG TZE KEN）也是那样，它只在结尾部分提到“……the Chinese share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State has fallen sharply since the 1970s. This sharp decline is the outcome of a variety of factors, including a faster rate of decline in the birth rate than that of the indigenous but perhaps more so because of the very considerable influx of non-citizen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implications arising from this new configuration in the population composition, whether in the economic or political context, are far-reaching and would require the serious attention of the community to formulate response strategies to maintain its legitimate interests in the future”。

意即：邻近国家非公民的大量涌入已使到沙巴华人人口比率大幅度降低，由此造成的人口结构新形态的影响，无论从经济或是政治来说，都是非常深远的。华社应严正看待此事，并提出针对性的策略以维护族群将来得合法权益。

但是，甚么“针对性的策略”呢，看来，不仅是当时没有人去探讨，现在也没有谁去探讨。而边境继续是“porous”的（韩丹阿南的用语，意即“有洞，易于渗透的”），非法移民继续在那边来去自如，而我们每天只得满足于看看“曼巴蛇”的新闻和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