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代后期古文与骈文的盛衰气
上文论述隋及唐前期文学上的“江左余风”占领北方文坛，当时文体仍然崇尚骈骊。永嘉乱后，魏晋兴起的骈文在江南继续发展，写作骈文必然以江左为楷模，必然要讲究对偶、运典、音律等技巧。企图突破“江左余风”，必须屏除魏晋南朝文体发展的历史轨辙，也即是否定骈文作为文章主体。西魏苏绰曾经试图复古，仿效必《尚书》典谟，既与当时企羡的南朝文风相背，而且也不能实际行用，只是一场儿戏。隋唐期间，不少人诋斥江左文风特别是认为“淫放” 、“轻薄” 、“浮艳”的梁末文风，但他们也并不否认骈体文的优越地位，实际上，他们非难梁末文风的论述仍是用骈体文写成。骈体的樊篱不打破，江左终究为骈文的渊数和楷模，即使排斥徐、庾，也仍然不出江左范围，何况徐、庾作品仍然是习作骈文者必读的篇章。
安史之乱前后，天宝以至大历之间，文必骈骊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诸人均有舍骈取散，崇尚古文的倾向。萧颖士曾说“仆平生为文，格不近俗, 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13】独孤及《毗陵集》李舟序以为自陈子昂之后，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皆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意” 。自天宝以来，提倡古文的呼声渐高，至贞元、元和间，韩愈、柳宗元诸人出而形成文学史上著称的古运动。这些人所熟知，无待赘述。本文只想探索此后唐代流行的文体究竟起了何等程度的变化。
我们丝毫也不怀疑古文运动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但就唐代而言，古文对骈文还未取得压倒的优势，当时社会上下层流行的各类文章虽都兼用古文，但基本上仍以骈骊为主。绝大多数文人一如既往，诵习骈文，讲求对仗、运典、音律。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空海（弘法大师）入唐，过了二年，于元和元年返国。他返后撰写《文镜秘府论》六卷，内容是讲写作诗文的技巧，申述梁代沈约所倡之四声八病之要，以及剪裁典故以求对偶工整之法等。空海大概入唐前已娴习中国诗文，入唐后更受当时流行文体影响。
贞元、元和间正是“江左余风”那套。当然他于匆促二年间，难以深入领会韩、柳主旨，却可以看到当时文坛上活跃的不外是这一套诗文技巧。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进士科考的是律赋、律诗。
进士科创自隋炀帝，隋及唐初只试时务方略策。高宗永隆二年（681）加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14】。据《隋书·杜正玄传》，隋代秀才已有加试杂文例，但似非定制。所谓杂文，当指赋颂铭赞诸有韵之文。永隆二年进士加试杂文两篇，命题广泛，以后才限于律赋、律诗。律赋、律诗形成于梁、陈。进士为唐代士人出身最受尊重也是竞争最力的科目，凡应进士举者非熟娴诗、赋的写作不可【15】。“江左余风”也必然继续下去。
《皇甫持正集》卷四《答李生第一书》 wrote:来书所谓浮艳声病之文耻不为者，虽诚可耻。但虑足下方今不尔，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举进士，举进士者，有司高张科格，每岁聚者试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舍其斧斤，可乎哉？耻之不当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令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宁能自信其言哉！
皇甫湜一针见血地指出，李生所耻为的“浮艳声病之文”正是进士举的“科格” ，求进士而耻作此类之文就好比伐木而舍弃斧斤。皇甫湜自己就曾举进士及第，这些话正是他深知甘苦之谈。其实倡导古文的领袖韩愈以及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柳宗元、张藉、李翱、李汉等哪一个不是进士，哪一个不能作所谓“浮艳声病之文” 。韩愈文集中无骈文，并非他不能作骈文，只是他像李生那样引以为耻而不收入而已。举进士必须习作律赋、律诗，这是所谓“敲门砖”。清人称八股文为“时文”或“功令文”，讲求对仗、运典、声律的骈文，就是唐代的时文或功令文，当时称为“今体” 。不仅登进士必须工于骈文，像元稹、白居易那样官翰林学士的，草拟所谓“大诏令”，更必须擅长骈骊，又不仅司内外制的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就是一般高级官僚，判事照例要用骈体，逢到节日、皇帝诞辰以及立皇太子等庆典都得上照例由骈体文写成的贺表，自己不能作或不想作，也得请一位能作此类文的文人代作。
唐中叶以后，大量文人充当诸道节度使、观察使等的幕僚，写作任务之一就是此类贺表和其它浮泛的酬应书牍。这使自朝廷制诏至内外百官的章表书牍、判语大致都用骈文，甚至出现可以袭用的奏状、章表、通问的范本，皆用比较通俗的骈体文写成，称作“书仪”，具见周一良同志的考释【16】。古文兴起之后基本上没有变化，继承江左的骈文仍然有极其广泛的应用领域。
不仅庙堂之上，内外百官皆用骈文，而且闾里之中，民间流行的也是骈体。敦煌所出唐或五代文书中，有通用的遗书、析产、放妻、放奴婢等程式所谓“样书”多件，行文大都为鄙俗骈体，具载唐耕耦同志所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遗嘱、分书、放妻、放良书样式”一类中，今录其中所载斯〇四三号“放良书”一件，以概其余。
盖婢以人生于世，果报不同，贵贱高卑，业缘归异。上以使下，是先世所配放伊从良，为后来之善。其婢某乙，多生同处，励力今时，效纳年幽。放他出离，如鱼得水，任意沉浮；如鸟透笼，翱翔弄冀。峨媚（眉）秀柳，美娉窈窈之能（态）；拨鬓抽丝，巧逞芙蓉之好。徐行南北，慢步东西；择选高门，娉为贵室。后有儿侄，不许忏论，一任从良，荣于世业。山河为誓，日月证盟。依此从良，终不相违者。于时某年月日谨立放书。
又该书同类录“放妻书”七件，其中斯六五三七号“放妻书”一件与伯三七三〇号“ 某乡百姓某专用放妻书”一件，除个别字外，全都相同，足见彼此抄袭之迹。
此种彼此抄袭的俗体骈文程式也可以在唐人墓志中见到。岑仲勉先生《贞石证史》“突厥人澈墓志”条说“《石华》九云’前萧思亮志有“龙门之桐，始半生而半死”，此文（《胡佺志》）亦有是句。盖唐人作文, 已有活套，转相剿袭，要知此语尚不始于《思亮志》也。’余少读书，见夫旧日三家村冬烘先生，为人写婚礼书帖，往往编成一种套语，预备抄誊，故除郡望之外，几无不大同小异。以此而推，古代民间墓志，如非平生事迹可纪，或延文人捉刀者，当亦难免斯弊。”该条举《安神俨志》及《康杴志》二志及同书“安师志与康达志”条所举龙朔三年（663）《安师志》及总章二年（669）《康达志》, 均见抄袭雷同情况。岑先生《续贞石证史》“石刻记载雷同踳驳又两宗”条引《山西通志》卷九一论《唐上元南溪县令孟贞墓志》多与《乡正马恽墓志》雷同说：“初唐墓志，率用骈骊一种通调，展转沿袭，而未有此其甚者，而又生同地，葬同时，而千载后俱流散于世，岂不奇哉！”
岑仲勉先生所述为唐前期的情况。从周绍良先生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所收贞元到唐末九百余方墓志看，古文运动兴起后，墓志还是以骈骊文为主。贞元到大中以前五百六十多方墓志中，骈骊体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散文体墓志也都夹杂着骈骊句式。大和时期，我们才发现了像韩愈那样纯用散文写成的墓志，到大中时，这种情况尤为多见，但骈体墓志仍多于散体墓志，而且大中以后直至唐末，骈骊文在墓志中又再度兴盛，占绝对优势。我们虽未发现其中骈骊文墓志相互抄袭的情况，但对偶、运典仍是其突出特征。
注：
【13】《文苑英华》卷六七八萧颖士《赠朱司业书》。按《新唐书》卷二一《文艺·萧颖士传》记颖士论文，推重班彪、皇甫谧, 张华、刘现、潘尼。以为曹植、陆机不如。《全唐文》卷三一五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亦记颖士论文，则自屈、宋以下列举曹植、王粲、嵇康、左思、干宝。本序于南朝独举一裴子野，于唐则推重陈子昂，东晋南朝时期的文人如颜、谢、任、沈等大家一不被举。
【14】《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通典》卷一五选举三称尹进士试文两篇” , 无“杂”字。
【15】不仅进士入场考试诗赋，而且进士及第后赴吏部应试授官即所谓“ 考功试”或“ 释褐试”需试判，以观察其人明习法令，断决事务的才能，实际上也是试文才，而且必须用骈骊体。
【16】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见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