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诗话之二十四※
－《委屈》－
咏 史
晋•左 思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长沙过贾谊宅
唐•刘长卿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贾 生
唐•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咏怀古迹
唐•杜 甫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明 妃 曲
宋•王安石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
唐•高 蟾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
世上最大的不公，莫过于清浊不分、贤愚倒置。世上最大的委屈，莫过于怀才不遇。二千三百年前，行吟泽畔的屈原悲愤地诉说：“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公元前176年，贾谊来到湘江边上，作赋追吊一百年前自沉汩罗的屈子：“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为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此后，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迁作《悲士不遇赋》，怀才不遇的主题日益成为诗人、赋家抒情的重心。到了晋代，在“上 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下，出身贫寒的人士即使英才盖世，也绝无机会得到社会的重视。如果说怀才不遇现象在汉代以前还是带有偶然性的个人遭遇，那么它在晋代几乎成了带有必然性的社会现象。物不得其平则鸣，于是从沉沦在社会下层的寒士群中发出了愤激的抗议，左思的《咏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左思的诗题既是“咏史”，诗人的目光便回溯到前代。金日磾、张汤两人都是西汉武帝时的贵臣，两人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做高官，世世代代都戴着标志高位的貂尾冠。从汉武帝到汉平帝一共七朝，平帝以后西汉便灭亡了。《汉书》说金家“七世内侍”，晋人戴逵说张家“七世珥貂”，俱是事实。要不是西汉灭亡，两家的权势说不定还会往下延续呢！可是汉文帝时的冯唐，尽管见识过人，却年近七十仍沉沦下僚，到老也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不要以为左思这么说仅仅是借古讽今，实际上他揭露了一个严酷的事实：贵族累代公侯、寒族沉沦下僚的现象早从汉代就开始了，后来愈演愈烈，终于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然而这种现象是多么的不合理、不公正！十丈高的青松与一寸粗的小树苗，孰高孰低，这难道还是个问题？可是事实上却是后者笼罩着前者，原因就在于前者位于涧底，后者却生来就置身于山顶。也就是说，在人们来到世上之前，他们的出身便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出身论”在宋代以后稍有收敛，但一直没有销声匿迹，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还曾煊赫一时。左思的抗议之声也就一直回响在历史的深邃隧道中，引起了后人广泛的共鸣。鲍照说：“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李白说：“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杜甫说：“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罗隐说：“言重不能转薄命，地寒终是泣春风。”……馀响不绝，千古同慨！
即使没有公开的门阀制度，怀才不遇也是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个世界缺乏一位既公正无私又明察秋毫的主宰，而实际上能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往往非但不能做到公正无私或明察秋毫，有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创建于隋唐的科举考试本是为了公正地选拔人才而设置的一项制度，可是历朝历代有多少才高学富的举子终生困于名场？晚唐的高蟾是一位性格倜傥、崇尚气节的士人，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然因出身寒微，应举多年皆未得中。871年，高蟾又一次参加进士考试。放榜出来，高蟾依然名落孙山。原来唐代的进士科举，及第与否与举子的门第有很大关系，许多出身寒门的优秀士子因此抱恨终身。到了晚唐，科场风气更加败坏，以至于韦庄在900年奏请朝廷对历年落第的十四位士子追赠进士及第，以免他们“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韦庄开列的名单，包括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温庭筠、贾岛、罗邺、方干等人。唐代的进士考试本以诗赋为主要科目，然而竟有这么多著名诗人落第，其不公正于此可睹一斑！高蟾落第后，心中不服，写诗呈给主考官中书舍人高湜，发泄胸中的牢骚：豪门子弟像“天上碧桃”、“日边红杏”，他们当然先得雨露之恩。出身寒微的自己则像冷落秋江上的芙蓉，生既不得其地，又岂敢埋怨开不逢时！全诗纯用比兴，词意蕴藉，以至于明人熊勿轩评曰“无所怨慕”，清人李瑛评曰“绝无怨尤”，其实都被诗人瞒过了。我觉得诗人不但满腹牢骚，而且语含讥刺，不过语气较为冷隽而已。高蟾的诗常使我联想起如今的高考：解答同样的试卷，得到同样的考分，北京的考生能进名牌大学，湖北、河南等省的考生却只能上大专，这是多么不公平！用高蟾的话来说，北京的考生就是“天上碧桃”、“日边红杏”，湖北、河南的考生就是“秋江芙蓉”。但愿高蟾再生，再写一首诗来送给当代的“高侍郎”们。
怀才不遇并不是读书人独有的现象。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从事其它行业的人们也有才能杰出者，他们也有可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评价，同样会产生怀才不遇的牢骚。我在插队时曾听过一个故事：几十年前，赵浜村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种田状元”阿根，他十三四岁就精通全套农活。有一次他父亲带着他出外打短工，帮人家插秧。一大清早，二十来个短工坐在场院上吃早饭。主人出来给大家道辛苦，一眼瞅见身材比别人矮一截的阿根，就说：“这个小弟弟年纪还小，吃过早饭就回家去吧！”阿根和他父亲都一言不发。过了一会，众人逐一下田，排成一个楼梯形，开始插秧。阿根悄悄地跟在最后下了田，他摆好坐马势，“刷、刷、刷”的插起秧来，双手快得像闪电。一行还没插到头，阿根已经超过了五六个人，而且把秧行排得笔直。两个回合以后，众人公推阿根领头插第一行，站在田埂上观看的主人也惊得目瞪口呆。“予生也晚”，当我来到赵浜插队时，土改时被定为“富农”的阿根已经死去多年。但我见到了阿根的儿子阿兴，他也是一个种田能手。可是当时正是“农业学大寨”的时代，全队的男劳力都挣同样多的工，而且只有贫下中农才会得到队长或大队干部的表扬，这使得阿兴十分失落。有一次我们在稻田里撒化肥，阿兴悄悄地对我说：“队长老是表扬他们那些人，其实他们连化肥都撒不均匀！不信你看，我今天是从这棵桑树开始撒的，过三天我们再来看结果！”几天以后，阿兴拉着我走到田边，指着那棵桑树说：“你看，我撒的这一路稻子都是一样的绿，而他们撒的地段，绿一块、黄一块！”可惜阿兴不识字，否则的话，他说不定也会写出“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的句子来。
怀才不遇也不是才华杰出者独有的心态。我自认是个“中人之资”，但也曾有过怀才不遇的失落感。大约在1973年，太仓县教育局忽然想起要提高全县中小学的教学水平，决定从插队知青中挑选一些老高中生充当民办教师。局里查阅知青名单时注意到我，说我曾获得全县中学生数学竞赛第一名，又是苏州高中的六六届毕业生，可以胜任初中的数学教师，便发函到我插队的琼溪公社来商调。没想到公社里一口回绝，说我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绝对不能委此重任。最初我对整个事件一无所知，直到几个月后才有人偷偷地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此时一个出身好的知青早己捷足先登。其实此人只读过初中，而且成绩平平。虽然我已插队务农五年，对于招生、招工早己心如死水，我还是产生了强烈的不平之感，我对左思的《咏史诗》有了更深透的理解。
当然，最容易产生怀才不遇之感的人首推诗人。诗人都是自命不凡的，优秀的诗人又往往是穷愁潦倒的，这就催生了他们心中无穷无尽的不平之鸣。在古往今来的此类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歌咏贾谊和王昭君的诗。正如左思的咏史诗实为咏怀一样，无数的诗人为贾谊和王昭君一洒同情之泪，也都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身之块垒。诗人因自身怀才不遇而产生的委屈感，通过对贾、王二人故事的复述而变得更加鲜明、浓烈，并通过对贾、王二人的同情而得到痛快淋漓的抒发。
贾谊是汉初最具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为汉帝国的长治久安筹划了一系列的方针、谋略。然而，他虽然遭遇了素有明君之称的汉文帝，却未得重用，反而受到朝中大臣的妒忌、排挤，终被贬至远地，三十三岁即悲伤而死。当后代诗人要从历史人物中寻觅怀才不遇者的典型时，贾谊无疑是第一人选。此外还有一个隐性的原因：汉文帝并非昏君，后人自比贾谊不会引起时君及其鹰犬的猜忌。比如刘长卿说“汉文有道恩犹薄”，即使旁人要想罗织其罪名也难以着手。反之，像温庭筠咏陈琳说什么“霸才无主始怜君”，就难免有讥刺时君之嫌了。于是，李白的“汉朝公卿忌贾生”，杜甫的“贾生恸哭后，寥落无其人”，刘长卿的“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这类对贾谊充满同情的诗句便大量涌现了。
771年秋季，刘长卿路经长沙，瞻仰贾谊故宅，写出了文学史上第一首咏贾谊的杰作。此时刘长卿任鄂岳转运留后，为公务而南至湘中，但他此前曾因“刚而犯上”被贬至南巴县（今广东电白），而且他虽有才干，却长期沉沦下僚，流宦各地，胸中颇有抑郁不平之气。这首诗语气哀怨，以至于后人常误认为作于贬谪途中，其实刘长卿平生两次遭贬，都未曾路经长沙。当年贾谊贬至长沙，作《鵩鸟赋》自哀：“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如今诗人在寒林日斜的时候独自走进秋草萋萋的贾谊故宅，看到人去宅空的凄凉景象，不禁浮想联翩。贾谊生逢“有道之君”汉文帝统治的年代，尚且未获重用，那么他作赋投于湘水以吊屈原，古人已逝，湘水无情，又有谁能知道？江山寂寞，秋风萧瑟，贾谊为何来到这天涯之地啊！从字面上看，全诗句句都是咏贾谊。从感情上体会，却句句都绾合着诗人自身。“汉文有道恩犹薄”，那么身逢昏聩无能的唐代宗的自己还能有什么希望？“湘水无情吊岂知”，那么自己在湘水之滨作诗追吊贾谊的一番心意，又有谁能理解？“怅望千秋一洒泪”，使刘长卿和贾谊的两颗心灵产生强烈共鸣的正是怀才不遇的委屈感。
李商隐的《贾生》是唐诗中另一首咏贾谊的名作。此诗的取材角度非常特殊，它一字不提贾谊被贬长沙之事，反而从贾谊被汉庭召回写起。公元前173年，贾谊从长沙被召回长安，而且很快受到汉文帝的召见。《史记》记载说：“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李商隐对此大感惋惜：汉文帝与贾谊一直谈到夜半，文帝还在坐席上移近对方，可见他听得多么入迷。可惜他向贾谊请教的竟是鬼神之事，而一语不及天下苍生！是啊，受到皇帝的召见和咨询，这本是封建士大夫最大的荣幸。可是对贾谊来说，他关于国计民生的满腹经纶不被重视，却以“鬼神之本”受到皇帝的请教，这岂不是更深层次的怀才不遇！此诗当然含有讥刺晚唐诸帝服药求仙、不恤民生之意，但其主旨则是借题发挥，抒发怀才不遇之愤懑。李商隐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胸中素有“古来才命两相妨”的牢骚，以及“贾生年少虚垂涕”的人生感慨，贾谊就是他的异代知己。
那么，为什么王昭君这位女性也能赢得男性诗人的一掬之泪呢？
王昭君原是西汉元帝时的宫女，入宫数年未得见君，后被选嫁匈奴，临行时元帝方知其美貌。传说她因不肯贿赂画工毛延寿，在画像时遭到丑化，故按图选美的元帝不知其美。后来元帝怒而诛杀毛延寿，但昭君终身未得归汉，卒于异域。一位弱女子由于国家政治的需要远嫁蛮荒的异域，终生未能返回祖国，这个悲剧当然会打动所有善良人们的心。更重要的是，王昭君本有绝代美貌，却因画工陷害而未能见宠于皇帝，这与贤士遭忌而怀才不遇非常相似。在封建社会里，男子以才能为贵，女子却只能以美貌见重，王昭君的故事几乎就是怀才不遇主题的女性版本。这样，屈原自比美人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就有了真实的人物形象作为载体，无怪乎诗人们要对昭君情有独钟了。沈佺期说：“薄命由骄虏，无情是画师。”李白说：“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刘长卿说：“那知粉缋能相负，却使容华翻误身。”大家异口同声地谴责那位贪图贿赂的画师，并对王昭君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
766年，杜甫漂泊到夔州，作《咏怀古迹五首》，分咏夔州附近的五处古迹，本文所选的是第三首，专咏秭归县的昭君村。从地势高峻的夔州向东眺望，高山绝壑连绵不断，山势如万马东奔，直到三峡尽头的荆门山。雄伟壮丽的山川钟灵毓秀，万山深处藏着一个孕育了王昭君的小村庄。昭君早已魂断绝域，只留下一个墓草长青的青冢，在茫茫的大漠中独对黄昏。当年汉元帝仅从画像中约略地认识昭君的绝代美貌，以至于她远嫁异国，只有其幽魂带着环佩之声在月夜独自归来。流传千载的琵琶曲本是胡地的音乐，分明记载着昭君的无限幽怨！清人李子德称赞此诗说：“只叙明妃，始终无一语涉议论，而意无不包。”那么它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呢？对昏庸的汉元帝的讽刺，对贪婪的画工的谴责，还是对昭君的赞美和同情？都有，但最重要的一点则是金圣叹所揭示的：“咏明妃，为千古负才不偶者十分痛惜。”当杜甫来到夔州时，他已是一个五十五岁的白发老翁了。他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理想早已破灭，他的满腹经纶已经注定不为世用，甚至连他呕心沥血写出的壮丽诗篇也没有得到世人的足够重视。诗人看到或听说了庾信故宅、宋玉宅、昭君村、刘备庙和诸葛亮祠这些古迹，便情不自禁地在古人的不得志与自身遭遇之间产生了联想，正如清人何焯所说：“《咏怀古迹》，犹云借古迹以咏怀也。”“奇才如庾、宋，国色如明妃，英雄如刘、葛，皆不得志于当时，五篇假以自喻也。”杜甫对王昭君的深切同情，正是源于自伤身世的委屈感。
1059年，王安石在汴京作《明妃曲》二首，一时洛阳纸贵，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皆有和作。宋诗的一大特色是多议论，虽说王安石此诗对昭君神态、举止的描绘都十分生动，对昭君出塞后的心理活动也刻划得相当细致，但它最称精警的仍在独树一帜的议论。说到画工毛延寿，唐诗中是一片喊杀声。王安石却故意为毛延寿鸣冤，说最美的风度、神态本是绘画无法表现的。关于昭君的结局，唐诗中不是描写她如何盼望归汉，就是哀悯她至死身留绝域。王诗却借其家人之口，劝慰昭君好好地生活在异国。因为即使她留在汉宫，获宠于汉元帝，也难免像曾经金屋藏娇的陈阿娇一样，一旦年老色衰，依然难逃打入冷宫的命运。“人生失意无南北！”是啊，在封建社会中，美貌的女子只能成为统治者的玩物，无论是得宠专房，还是远嫁和戎，到头来都是同样的不幸。这个看法在欧阳修的和诗中说得更加明白：“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对于古代的读者来说，“古来才命两相妨”是怀才不遇主题的男性版警句，“红颜胜人多薄命”则是其女性版警句，它们不知为多少委屈的心灵带来了安慰。作为一个现代人，我当然希望社会变得越来越公平，希望所有的人才都能得到公正的待遇，希望大家从此忘却上述警句。然而在这些美好的愿望尚未实现的此刻，我仍想把它们郑重推荐给读者朋友。 （2005年8月6日）
《莫砺锋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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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诗话之二十五※
－《读书》－
读山海经
晋•陶渊明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观书有感
宋•朱 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在我读过的诗人中，最爱以读书为题材的无过于宋代的陆游了。我曾根据《剑南诗稿校注》做过统计，陆游诗中径以“读书”两字为题的诗就有十七首，诗题以“读书”二字开始的诗作如《读书有感》之类有八首，题作《冬夜读书》、《秋夜读书》之类的诗有三十首，而题作“读某某书”如《读经》、《读史》之类的诗则多达七十三首。此外题中虽无“读书”字样而内容与读书有关的诗更是不计其数，例如《题北窗》中说：“束担还山读旧书，断编终日见唐虞。千茎白发年华速，一点青灯夜漏徂。”如果把诗题改为《北窗读书》，也同样的切题。然而陆游的读书诗在我心中留下亲切印象的只有一句：“青灯有味似儿时。”我自己关于读书的记忆也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
最早吸引我的目光的是连环画，我们叫它“小人书”。与“小人书”相对的名词不是“大人书”，而是“字书”，意思是光有文字没有图画的书。在琼溪镇上，我家收藏的小人书算是较多的，高峰期曾超过一百本。我家有一口书箱，那些藏书平躺着正好装满一箱。我与小妹曾用那些书摆过一个像模像样的租书摊，一张双人竹榻上铺满了书，引得旁观的小孩啧啧称羡，一天下来就从那些小读者手中赚到了七、八角钱。那些书的来历颇为复杂，有些是阿姨或舅舅在儿童节寄来的礼物，有些是我们自己用压岁钱买的，还有几本来历不明，或许是从别人那里借来而忘记归还了。我家的藏书中没有卷帙浩繁的“丛书”，像二十一册一套的《水浒传》、六十册一套的《三国演义》等，我们都只有其中的几册，零零落落，不成体统。完整成套的只有册数较少的几种，例如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我的童年》、《人间》和《我的大学》。那三本书画得粗糙不堪，我却津津有味地看了无数遍，也许书中所写的景物本是破败肮脏的，人物也大多是粗鲁丑陋、衣衫蓝褛的，本来就该画得粗枝大叶才对？我至今还记得《我的童年》的最后一页，画面上的高尔基用木棍挑着一个包袱，走向荒草茫茫的远方。页下的说明文字是：“于是，我走了，我走进了社会。”那是当高尔基的外祖父对他说“你不能再依靠我了，你走到社会里去吧”之后发生的情节。当时我很诧异为什么那个“社会”竟是一片荒草，画中的高尔基更像是走进“自然”中去了。与此相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画得十分精美，身穿海军衫的少女冬妮亚在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主要是得益于这本小人书。若干年后我才读到同名的“字书”，其时冬妮亚的印象已经由小人书先入为主地定格了。
家里的藏书中虽然颇有百读不厌的精品，但时间一长就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了。小镇上唯一的图书馆在中学里，我们这些小学生虽然也可以透过玻璃窗张望里面的几个大书架，而且确知里面有上千册小人书，但绝对是可望而不可即。天无绝人之路，我有一个名叫陈钟权的同学，他的大哥曾经开过租书铺，后来书铺被取缔了，那些书倒还收藏得好好的，据说足足有三四百册。陈家的书是属于大人的资产，一般人是休想借到手的。但是陈钟权与我交好，他又是家中的宝贝儿，便说服其大哥对我特别开恩。此后每逢下雨的星期天，我一大清早便从镇西头跑到镇东头，从陈家借出十几本书藏在书包里，贼头贼脑地拿回家去，就像“匹夫怀宝”一样，生怕被别人看见，因为陈钟权反复叮咛不能让旁人知道我来借书。正在家里望眼欲穿的弟妹们一看到这些书，便各自抢过一本，并预订好别人手里的另一本，然后大饱眼福。要是我们手头正好有几分零钱，便事先到供销社里买一包萝卜丝干，或是几片“梅饼”，用铅笔刀切成小块，等到看书时分而食之。我们眼里看着有趣的小人书，嘴里嚼着美味的零食，心里充满了幸福感。为什么要在下雨天才去借书呢？一来我不能每个星期天都去借书，那样人家会厌烦的。二来晴天我和小弟都会到野外去消磨时光，不会安心的呆在家里。于是当我们享用这些小人书时，窗外常常是风雨凄凄，这更反衬出室内的安宁和温馨。许多年后，我读到了陶诗：“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眼前顿时浮现出当年与弟妹同看小人书的情景。陶渊明看的“山海图”正是古代的小人书，就是鲁迅曾描写过的那种。唯一不同的是陶渊明一边看书，一边还喝酒、吃蔬菜。但对于小孩来说，吃一点萝卜丝干和梅饼，其乐趣与大人喝酒也差不了多少，难怪我与弟妹们都感到非常快乐，真是“不乐复何如”了。可惜我在当天天黑以前就得把借来的书都还回去，这样才能有下一次借的机会。我们对借来的书都很爱惜，从来不把它们弄脏、弄皱。陈家的租书铺刚开不久就被取缔了，他们的书又全都是新买来的，平时秘不示人，简直像韩愈诗中所写的邺侯家的藏书一样，“新若手未触。”
小人书的最大好处是图文并茂，它吸引我们的既是故事，也是画面。对于喜爱绘画的我和小妹，它便是我们画图的蓝本。当时我最崇拜的人物是古代的好汉，除了山水以外，我画得最多的便是好汉们的肖像了。小妹则喜欢画仕女，有时也画点小动物。我的画法与少年鲁迅不同，我没有那种薄得透明的“荆川纸”，况且套在小人书上描出的画只有巴掌大，效果欠佳，所以我采取放大式的临摹。我把小人书里的岳飞、关羽等人物形象单独挑出来，放大几倍移到画纸上。一般都是取他们正在施展武艺的姿态，看上去生龙活虎的。小人书除了封面以外的图画都不是彩色的，但我和我的朋友都认为大张的单幅图画只用黑色太单调，于是我用墨笔画好边线后，再用水彩涂上鲜艳的颜色，至于涂什么颜色全靠我的想象。《儒林外史》里的牛浦郎家为新娘准备的嫁衣是：“绿布棉袄、红布棉裙子、青布上盖、紫布裤子。”我为好汉们画的衣服也差不多，尽可能在他们的盔甲、衣巾上涂上多种多样的颜色。有一次我把武松的袍子也涂得五彩缤纷的，父亲看了大摇其头，说他在京剧里看到的武松穿着一领黑袍，那样才有一股英气。但是我试着把武松的袍子涂成黑色，结果难看得很，后来便很少画武松了。我的作品在同学中引起极大的轰动，与我交情较深的便纷纷来讨。后来我穷于应付了，便推说没有大纸。于是同学们各显神通的去寻找大纸，找到后送给我求画，简直有点“洛阳纸贵”的味道了。
大约从小学五年级起，当我接触到《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字书”以后，我读书的兴趣便渐渐转移到字书上来了。只有《聊斋志异》一开始看不太懂，但也似懂非懂的翻了一遍。不过我对小人书的兴趣还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到苏州读高中后不好意思再看小人书了，但寒暑假回到家里还免不了翻翻书箱里的藏书。所以我现在并不反对年轻人看“动漫”，当然我认为他们不应光看动漫而不读经典。
说来也巧，正当我对字书的兴趣日益浓厚时，一家租书店在镇上应运而生，它还是以出租字书为主的。书店主人是一位瘦削的青年，清秀的脸上架着一付近视眼镜。他害过肺病，高中毕业后没能上大学，一时又找不到工作，他的同学们便纷纷把各自的藏书捐给他，帮他开了这家租书店来谋生。书店里几乎全是旧书，有的连封面都掉了，用牛皮纸重新糊上的。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书，诧为奇观，很快就成了书店的常客。租书的价格是每本五分钱，三天后归还。我看书一向是囫囵吞枣的，一本小说一天就看完了，就与店主人商量，能不能提早还书，再换一本别的书。店主人一开始不相信我一天就看完了一本《红岩》，便盘问我书中的情节，发现我果真已经读完，大为惊讶，就同意我在三天内任意来换书，只收我五分钱。后来他与我熟了，干脆让我花五分钱借三本书回家去，三天后来还就行。我平生第一次读书高潮的书源便是这家只有一开间门面的租书店。一年以后，我考上了苏州高中，店主人大为高兴，告诉我苏州高中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我到那里去读书是前程无量的。他热情地让我放假回家时再来店里看书，还答应给我更大的优惠。可惜半年后他得病死了，书店也随之关闭了。
读书当然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而且必须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才能读好书，这是古有明训的。古人读书传下来许多轶事，大多是说他们如何刻苦，诸如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等，不胜枚举。朱熹回忆自己少时读书常通宵不睡，“彻夜闻杜鹃声。”元好问晚年流离失所，尚且刻苦读书：“四更风雪短檠灯。”这些事例曾使我十分感动。我自己也曾有过一段苦读的经历，那是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几年间。导师程千帆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我又自忖基础薄弱，不敢不用功“恶补”一番。有整整两年，我与师弟张三夕同住一室。我们的床铺都靠着窗口，中间放着两张书桌，两人整天对面而坐，从天亮一直读到晚上十一时，其间不交一言。桌上放不下多少书，又没有书架，我们便把书堆在床头，沿墙码成一排，笑称自己是“年年岁岁一床书”。那几年里还真的读了不少书！但是那样的读书，我心里是颇以为苦的。书中当然有许多有趣的人物、事情或语言，可是你时时想着搜寻有用的材料来写论文，也就变得索然寡味了。就像小学生听说要去春游，莫不欢欣鼓舞。但老师布置春游回来要写作文，大家便转喜为悲了。要是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宁肯像陶渊明那样，不带任何功利目的，“不求甚解”地读点书。
我在农村插队时的读书，倒有点接近陶渊明的境界。
那年头正是“读书无用论”流行的时候。岂止是无用，简直是有害，因为报上成天都在念叨“知识越多越反动”，谁不怕背上“反动”的罪名呢？唐代的韩愈曾鼓励儿子好好读书，因为只有读好书才能获得功名利禄。他举例说，有两个孩子，一个认真读书，一个荒废学业，结果两人的命运完全不同，“乃一龙一猪”。有些宋儒对此大加挞伐，可是宋代的君主却公然用“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话来鼓励人们努力读书，可见读书有实际好处一直是古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标准。时异境迁，一向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人居然迎来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真是“物极必反”这个命题的有力证明。那时连交白卷的人都能升大学了，赵浜村里目不识丁的老贫农阿囡已被派到镇上的中学参加“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了，读书还能有什么用？况且我又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就是被打入另册的一类青年，大学的大门已经对我永远关闭，也绝无可能让我干民办教师等需要一点文化的工作，我读书还能有什么用呢？许多好心人纷纷劝告我不要再迷恋书本了，还是安心种地，要不学点手艺，也可以挣几个活络钱。在这种情境中，我读书便不带任何功利目的。我所以还要读书，只是因为我喜欢，岂有他哉！
还有，那年头书店里几乎买不到我想读的书，图书馆则基本上处于关闭状态。我先是读家里被查抄后残存的几十本书，后来又设法从朋友处借些书来读，再后来便只能守株待兔的等待好书从天而降了。在这种条件下，你绝对不可能制订什么周密的读书计划，更不可能规定什么读书的范围。在下乡的最初一两年里，我对数理化还未能忘情，便把前几年攒下的一些高中教学参考书以及《极大值与极小值》、《一笔画与奇偶点图上作业法》之类的小册子反复地读了几遍。不久我便明白，没有系统的课本，也没有人辅导，是根本不可能学好数理化的，便果断地与数理化告别了。后来我开始“博览群书”，因为我只能有什么书便读什么书。我一会读《孙子兵法》，一会又读《气象学教程》，再下来又读《欧洲哲学史》和《经史百家杂抄》，简直是杂乱无章。杂乱无章的读书也有好处，便是读得相当随意，相当轻松，因为你不会想着要从书中获得系统的知识。可读的书太少也有好处，便是读得相当从容，因为你不必急着读完这本书再读下一本。有时很久没有新书到手，便把自己的旧书再拿出来随意翻阅，那几乎就是陶渊明所说的“泛览”和“流观”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与陶渊明一样，必须在“既耕亦已种”之后才能读书。在夏收夏种、秋收秋种，还有种双季稻派生出来的“双抢”那样的大忙季节里，我们每天都得“从鸡叫干到鬼叫”，吃过晚饭后就累得瘫在床上，即使有油点灯，也绝对没有精力再读书。只有在农闲时节，出工迟而收工早，每天都有点读书的时间。雨雪霏霏的日子更好，我可以读一整天的书。我捧着书本站在窗前大声诵读，也没有人会听见。我的茅屋孤零零地站在河边，与队里的几个村落都有一段距离，雨雪天连鬼也不会上门的。我读着心爱的书，暂时离开了眼前的现实世界，也暂时忘却了一切烦恼。
我在十年的插队生涯中没有学到什么系统的知识，但杂乱无章的读书仍然使我受益非浅。我从书中读到了不少道理，也得到了许多安慰。更重要的是，读书使我的心灵如同一方清清的水塘，尽管每天都从村头的高音喇叭里听到各种无耻的谎言，却始终不受其欺骗。我不相信眼前的形势真是“到处莺歌燕舞”，不相信知识果真具有反动的性质，也不相信那条被吹得天花乱坠的路线真的会永世长存。“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最初正是在赵浜的茅屋底下读到了朱熹的这两句诗，我终于明白了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阻止人们读书，原来那股源源不断地注入人们心田的源头活水就在书本中间。 （2004年10月1日）
－《读书》－
读山海经
晋•陶渊明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观书有感
宋•朱 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在我读过的诗人中，最爱以读书为题材的无过于宋代的陆游了。我曾根据《剑南诗稿校注》做过统计，陆游诗中径以“读书”两字为题的诗就有十七首，诗题以“读书”二字开始的诗作如《读书有感》之类有八首，题作《冬夜读书》、《秋夜读书》之类的诗有三十首，而题作“读某某书”如《读经》、《读史》之类的诗则多达七十三首。此外题中虽无“读书”字样而内容与读书有关的诗更是不计其数，例如《题北窗》中说：“束担还山读旧书，断编终日见唐虞。千茎白发年华速，一点青灯夜漏徂。”如果把诗题改为《北窗读书》，也同样的切题。然而陆游的读书诗在我心中留下亲切印象的只有一句：“青灯有味似儿时。”我自己关于读书的记忆也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
最早吸引我的目光的是连环画，我们叫它“小人书”。与“小人书”相对的名词不是“大人书”，而是“字书”，意思是光有文字没有图画的书。在琼溪镇上，我家收藏的小人书算是较多的，高峰期曾超过一百本。我家有一口书箱，那些藏书平躺着正好装满一箱。我与小妹曾用那些书摆过一个像模像样的租书摊，一张双人竹榻上铺满了书，引得旁观的小孩啧啧称羡，一天下来就从那些小读者手中赚到了七、八角钱。那些书的来历颇为复杂，有些是阿姨或舅舅在儿童节寄来的礼物，有些是我们自己用压岁钱买的，还有几本来历不明，或许是从别人那里借来而忘记归还了。我家的藏书中没有卷帙浩繁的“丛书”，像二十一册一套的《水浒传》、六十册一套的《三国演义》等，我们都只有其中的几册，零零落落，不成体统。完整成套的只有册数较少的几种，例如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我的童年》、《人间》和《我的大学》。那三本书画得粗糙不堪，我却津津有味地看了无数遍，也许书中所写的景物本是破败肮脏的，人物也大多是粗鲁丑陋、衣衫蓝褛的，本来就该画得粗枝大叶才对？我至今还记得《我的童年》的最后一页，画面上的高尔基用木棍挑着一个包袱，走向荒草茫茫的远方。页下的说明文字是：“于是，我走了，我走进了社会。”那是当高尔基的外祖父对他说“你不能再依靠我了，你走到社会里去吧”之后发生的情节。当时我很诧异为什么那个“社会”竟是一片荒草，画中的高尔基更像是走进“自然”中去了。与此相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画得十分精美，身穿海军衫的少女冬妮亚在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主要是得益于这本小人书。若干年后我才读到同名的“字书”，其时冬妮亚的印象已经由小人书先入为主地定格了。
家里的藏书中虽然颇有百读不厌的精品，但时间一长就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了。小镇上唯一的图书馆在中学里，我们这些小学生虽然也可以透过玻璃窗张望里面的几个大书架，而且确知里面有上千册小人书，但绝对是可望而不可即。天无绝人之路，我有一个名叫陈钟权的同学，他的大哥曾经开过租书铺，后来书铺被取缔了，那些书倒还收藏得好好的，据说足足有三四百册。陈家的书是属于大人的资产，一般人是休想借到手的。但是陈钟权与我交好，他又是家中的宝贝儿，便说服其大哥对我特别开恩。此后每逢下雨的星期天，我一大清早便从镇西头跑到镇东头，从陈家借出十几本书藏在书包里，贼头贼脑地拿回家去，就像“匹夫怀宝”一样，生怕被别人看见，因为陈钟权反复叮咛不能让旁人知道我来借书。正在家里望眼欲穿的弟妹们一看到这些书，便各自抢过一本，并预订好别人手里的另一本，然后大饱眼福。要是我们手头正好有几分零钱，便事先到供销社里买一包萝卜丝干，或是几片“梅饼”，用铅笔刀切成小块，等到看书时分而食之。我们眼里看着有趣的小人书，嘴里嚼着美味的零食，心里充满了幸福感。为什么要在下雨天才去借书呢？一来我不能每个星期天都去借书，那样人家会厌烦的。二来晴天我和小弟都会到野外去消磨时光，不会安心的呆在家里。于是当我们享用这些小人书时，窗外常常是风雨凄凄，这更反衬出室内的安宁和温馨。许多年后，我读到了陶诗：“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眼前顿时浮现出当年与弟妹同看小人书的情景。陶渊明看的“山海图”正是古代的小人书，就是鲁迅曾描写过的那种。唯一不同的是陶渊明一边看书，一边还喝酒、吃蔬菜。但对于小孩来说，吃一点萝卜丝干和梅饼，其乐趣与大人喝酒也差不了多少，难怪我与弟妹们都感到非常快乐，真是“不乐复何如”了。可惜我在当天天黑以前就得把借来的书都还回去，这样才能有下一次借的机会。我们对借来的书都很爱惜，从来不把它们弄脏、弄皱。陈家的租书铺刚开不久就被取缔了，他们的书又全都是新买来的，平时秘不示人，简直像韩愈诗中所写的邺侯家的藏书一样，“新若手未触。”
小人书的最大好处是图文并茂，它吸引我们的既是故事，也是画面。对于喜爱绘画的我和小妹，它便是我们画图的蓝本。当时我最崇拜的人物是古代的好汉，除了山水以外，我画得最多的便是好汉们的肖像了。小妹则喜欢画仕女，有时也画点小动物。我的画法与少年鲁迅不同，我没有那种薄得透明的“荆川纸”，况且套在小人书上描出的画只有巴掌大，效果欠佳，所以我采取放大式的临摹。我把小人书里的岳飞、关羽等人物形象单独挑出来，放大几倍移到画纸上。一般都是取他们正在施展武艺的姿态，看上去生龙活虎的。小人书除了封面以外的图画都不是彩色的，但我和我的朋友都认为大张的单幅图画只用黑色太单调，于是我用墨笔画好边线后，再用水彩涂上鲜艳的颜色，至于涂什么颜色全靠我的想象。《儒林外史》里的牛浦郎家为新娘准备的嫁衣是：“绿布棉袄、红布棉裙子、青布上盖、紫布裤子。”我为好汉们画的衣服也差不多，尽可能在他们的盔甲、衣巾上涂上多种多样的颜色。有一次我把武松的袍子也涂得五彩缤纷的，父亲看了大摇其头，说他在京剧里看到的武松穿着一领黑袍，那样才有一股英气。但是我试着把武松的袍子涂成黑色，结果难看得很，后来便很少画武松了。我的作品在同学中引起极大的轰动，与我交情较深的便纷纷来讨。后来我穷于应付了，便推说没有大纸。于是同学们各显神通的去寻找大纸，找到后送给我求画，简直有点“洛阳纸贵”的味道了。
大约从小学五年级起，当我接触到《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字书”以后，我读书的兴趣便渐渐转移到字书上来了。只有《聊斋志异》一开始看不太懂，但也似懂非懂的翻了一遍。不过我对小人书的兴趣还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到苏州读高中后不好意思再看小人书了，但寒暑假回到家里还免不了翻翻书箱里的藏书。所以我现在并不反对年轻人看“动漫”，当然我认为他们不应光看动漫而不读经典。
说来也巧，正当我对字书的兴趣日益浓厚时，一家租书店在镇上应运而生，它还是以出租字书为主的。书店主人是一位瘦削的青年，清秀的脸上架着一付近视眼镜。他害过肺病，高中毕业后没能上大学，一时又找不到工作，他的同学们便纷纷把各自的藏书捐给他，帮他开了这家租书店来谋生。书店里几乎全是旧书，有的连封面都掉了，用牛皮纸重新糊上的。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书，诧为奇观，很快就成了书店的常客。租书的价格是每本五分钱，三天后归还。我看书一向是囫囵吞枣的，一本小说一天就看完了，就与店主人商量，能不能提早还书，再换一本别的书。店主人一开始不相信我一天就看完了一本《红岩》，便盘问我书中的情节，发现我果真已经读完，大为惊讶，就同意我在三天内任意来换书，只收我五分钱。后来他与我熟了，干脆让我花五分钱借三本书回家去，三天后来还就行。我平生第一次读书高潮的书源便是这家只有一开间门面的租书店。一年以后，我考上了苏州高中，店主人大为高兴，告诉我苏州高中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我到那里去读书是前程无量的。他热情地让我放假回家时再来店里看书，还答应给我更大的优惠。可惜半年后他得病死了，书店也随之关闭了。
读书当然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而且必须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才能读好书，这是古有明训的。古人读书传下来许多轶事，大多是说他们如何刻苦，诸如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等，不胜枚举。朱熹回忆自己少时读书常通宵不睡，“彻夜闻杜鹃声。”元好问晚年流离失所，尚且刻苦读书：“四更风雪短檠灯。”这些事例曾使我十分感动。我自己也曾有过一段苦读的经历，那是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几年间。导师程千帆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我又自忖基础薄弱，不敢不用功“恶补”一番。有整整两年，我与师弟张三夕同住一室。我们的床铺都靠着窗口，中间放着两张书桌，两人整天对面而坐，从天亮一直读到晚上十一时，其间不交一言。桌上放不下多少书，又没有书架，我们便把书堆在床头，沿墙码成一排，笑称自己是“年年岁岁一床书”。那几年里还真的读了不少书！但是那样的读书，我心里是颇以为苦的。书中当然有许多有趣的人物、事情或语言，可是你时时想着搜寻有用的材料来写论文，也就变得索然寡味了。就像小学生听说要去春游，莫不欢欣鼓舞。但老师布置春游回来要写作文，大家便转喜为悲了。要是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宁肯像陶渊明那样，不带任何功利目的，“不求甚解”地读点书。
我在农村插队时的读书，倒有点接近陶渊明的境界。
那年头正是“读书无用论”流行的时候。岂止是无用，简直是有害，因为报上成天都在念叨“知识越多越反动”，谁不怕背上“反动”的罪名呢？唐代的韩愈曾鼓励儿子好好读书，因为只有读好书才能获得功名利禄。他举例说，有两个孩子，一个认真读书，一个荒废学业，结果两人的命运完全不同，“乃一龙一猪”。有些宋儒对此大加挞伐，可是宋代的君主却公然用“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话来鼓励人们努力读书，可见读书有实际好处一直是古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标准。时异境迁，一向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人居然迎来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真是“物极必反”这个命题的有力证明。那时连交白卷的人都能升大学了，赵浜村里目不识丁的老贫农阿囡已被派到镇上的中学参加“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了，读书还能有什么用？况且我又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就是被打入另册的一类青年，大学的大门已经对我永远关闭，也绝无可能让我干民办教师等需要一点文化的工作，我读书还能有什么用呢？许多好心人纷纷劝告我不要再迷恋书本了，还是安心种地，要不学点手艺，也可以挣几个活络钱。在这种情境中，我读书便不带任何功利目的。我所以还要读书，只是因为我喜欢，岂有他哉！
还有，那年头书店里几乎买不到我想读的书，图书馆则基本上处于关闭状态。我先是读家里被查抄后残存的几十本书，后来又设法从朋友处借些书来读，再后来便只能守株待兔的等待好书从天而降了。在这种条件下，你绝对不可能制订什么周密的读书计划，更不可能规定什么读书的范围。在下乡的最初一两年里，我对数理化还未能忘情，便把前几年攒下的一些高中教学参考书以及《极大值与极小值》、《一笔画与奇偶点图上作业法》之类的小册子反复地读了几遍。不久我便明白，没有系统的课本，也没有人辅导，是根本不可能学好数理化的，便果断地与数理化告别了。后来我开始“博览群书”，因为我只能有什么书便读什么书。我一会读《孙子兵法》，一会又读《气象学教程》，再下来又读《欧洲哲学史》和《经史百家杂抄》，简直是杂乱无章。杂乱无章的读书也有好处，便是读得相当随意，相当轻松，因为你不会想着要从书中获得系统的知识。可读的书太少也有好处，便是读得相当从容，因为你不必急着读完这本书再读下一本。有时很久没有新书到手，便把自己的旧书再拿出来随意翻阅，那几乎就是陶渊明所说的“泛览”和“流观”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与陶渊明一样，必须在“既耕亦已种”之后才能读书。在夏收夏种、秋收秋种，还有种双季稻派生出来的“双抢”那样的大忙季节里，我们每天都得“从鸡叫干到鬼叫”，吃过晚饭后就累得瘫在床上，即使有油点灯，也绝对没有精力再读书。只有在农闲时节，出工迟而收工早，每天都有点读书的时间。雨雪霏霏的日子更好，我可以读一整天的书。我捧着书本站在窗前大声诵读，也没有人会听见。我的茅屋孤零零地站在河边，与队里的几个村落都有一段距离，雨雪天连鬼也不会上门的。我读着心爱的书，暂时离开了眼前的现实世界，也暂时忘却了一切烦恼。
我在十年的插队生涯中没有学到什么系统的知识，但杂乱无章的读书仍然使我受益非浅。我从书中读到了不少道理，也得到了许多安慰。更重要的是，读书使我的心灵如同一方清清的水塘，尽管每天都从村头的高音喇叭里听到各种无耻的谎言，却始终不受其欺骗。我不相信眼前的形势真是“到处莺歌燕舞”，不相信知识果真具有反动的性质，也不相信那条被吹得天花乱坠的路线真的会永世长存。“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最初正是在赵浜的茅屋底下读到了朱熹的这两句诗，我终于明白了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阻止人们读书，原来那股源源不断地注入人们心田的源头活水就在书本中间。 （2004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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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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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儒家最残忍的伦理道德
——驳《莫砺锋诗话之十三.父母》
南柯子
南柯子前言：此文完全是由莫砺锋先生《莫砺锋诗话之十三•父母》一文引发的，最初由于忙一点私事，只是随便在中文系网上发了两个帖子。考虑了很久，我才决定提起笔，重新写下这篇沉重的文章。我个人对莫先生的学识和人品都非常敬佩，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莫先生拇笞鳌陡改浮芬晃闹械闹疃喙鄣阄薹ü锻粲忻胺钢Γ星?
海涵！
（一）
从我幼年记事起，我就从周围人的闲言碎语中听到，我的几乎每一个本家祖辈们如何企盼儿子，而将刚出生的女婴用砖块压死，用水盆溺死的事。我最初听起来就像一个个遥远的故事，直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变成我的近邻，日日在我眼前晃动，我才感受到它的真实。但我已没有多少恐惧，我不知道一条人命的逝去与死一只猫、一条狗有多大区别，分不清生死的界限在哪里。我们村里死了一个人也不叫“死了”，而是叫“去了”，好像那不是一个生命从地球上永远消逝，而是像走乡串户出去玩一样，母亲干嚎几声，第二天依旧该种地的种地，该劈柴的劈柴，一家人的生活丝毫不受影响。女人生孩子，若生下的是男婴，则一家人都欢天喜地，母以子为贵，女人在家里的地位从此直线上升。若生下的是女婴，就会被全家人，特别是婆婆贱视，女人哪怕身子再虚弱、再疼痛都得下地干活。
与我家相隔不足100米，我的一户不出五服的本家有四个女儿，二女儿最不讨父母的喜欢，待她21岁那年，父亲为了得到2万元彩礼，将她变相地卖给了一个羊角疯病人。她丈夫娶她的唯一目的便是传宗接代，过了一年，她的婆家就如愿地得到了一个儿子。她丈夫现已卧病在床，疯病时不时地发作，她守活寡只是早晚的事。在农村寡妇是被看作灾星的，很难再蘸；再说她的公爹公婆也未必同意。她一次次哭着回娘家，而父母却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为由，次她像轰鸭子一般直往外赶。
每每想到她，我总有很多感慨，她甚至不如那些无父无母的人，因为她如果无父母，至少是个自由身，没有人卖她；在她饿着肚子沿街乞讨时，还能产生一点虚幻的精神寄托：“如果我父母健在，我肯定不是现在这样子。”她的一点可怜的幻想都被无情的现实剥夺了。
去年年底，在四堂妹的婚礼上，我见到了这位狠心的父亲，他与他身边的其他村民一样，与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一样，粗手大脚，衣衫陈旧。那张黄锈色的脸上，表情顽固而少变化，眼珠子缺乏灵活，但从他偶尔恶狠狠地盯住某个人或某件物，似乎要将其一刀刺死而后快的眼神中，我感受到一丝彻骨的残忍。
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看到的是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食人魔，一个个持着刀枪张开血盆大口，举行着一场场人肉盛筵。我从他们面容的轮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从他们的方言中听出自己尚未涤净的乡音，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他们的血液因子，我就像是他们中的一个。
我的家乡至今还严格履行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每家每户都势必不生儿子不罢休，女人不过是生子机器。女儿被看得比稻草还贱，她们往往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辍学打工，所得的钱必须一文不少地交给家里，一直到出嫁前；有的为父母所逼，甚至在外地卖身的钱都得寄回家，她们有家难归，魂散他乡！她们被父母吸干了血，吃尽了肉，葬送了灵魂；还要受到社会的道德谴责，背上这“不孝”的可耻骂名。
莫先生自称是一个“不幸的人”，可是那些有家不能归、有父亲不能面对的人，比莫先生更不幸得多啊！春秋时期郑伯对颖考叔说：“尔有母遗，繄我独无！”这句话原意是郑伯与母亲由于隔阂与猜忌生别而不能相见，我家乡那些可怜的女子，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幸而中国如今已实行了计划生育，一对夫妻一般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尽管很多家庭歧视女儿，但因没得挑选，多多少少总得花点抚养费。真希望这种政策坚持一百年不动摇，我们民族的杀子文化或许才能慢慢被矫正，只可惜有些地方政府实施不力，口惠而实不至。有人认为这种政策太残酷，缺乏人道主义。那么我想问，莫非一个家庭想生多少就生多少，然后将自己不喜欢的孩子溺死才算人道？虎毒不食子，这样的“人道”比“兽道”都不如。
（二）
我曾经无数次地思索，为什么古代和当今农村的女子会受到这种待遇，究其原因都是儒家孝道伦理在作祟。“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第十七》），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无疑是歧视女性的始作俑者。
莫先生认为，“‘孝’就是子女对父母（也包话祖父母等长辈的亲人）的爱以及由这种爱引起的行为”，这句话有顺应人的天性的成分，然而在孔子孟子等一班先贤眼里，孝的内涵远远不止于此！孝道特别擅长勾引没有任何保护能力的孩子作自我牺牲，在流传甚广的传说故事中，一再出现那种为了尽孝而不惜自的健康甚生命的事迹，故事越曲折，自毁性越大，就越受到称赞。《二十四孝》的很多故事至今读来令人沉痛：“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子不敢违巨。”（《郭巨埋儿》）莫先生仅以“古代提倡孝道的做法大多欠妥”，“古人在这方面的理论宣传工作也做得不够好”轻轻带过，《二十四孝》中的行孝故事固然编得相当拙劣，有些甚至荒诞不经，然而也是由儒家所提倡的孝道伦理引而申之并发扬光大的，归根结底这笔老帐还是得算在儒家头上。
父母与子女之间尖锐的冲突早在上古时代就产生了，并不是“于今为烈”，而早已“在昔已然”。作为五帝之一的舜是盲人瞽瞍的儿子，他的生母在他十几岁时就去世了。鼓叟后来又续娶了一位凶残狠毒的后妻，生下儿子象。舜的父母和弟弟两次合谋要将舜除掉，舜预知其阴谋却并不防范，而是乖乖地步入他们的圈套。在神的帮助下，舜每次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最后还得到了其他人梦寐以求的美女和地位。看看老夫子们是怎样评价这件事的，孔子曰：“舜其大孝也欤！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其命。”（《中庸》第十七章）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离娄上.第十八章》）正是由于瞽瞍的不慈，成全了舜的大孝；也就是说，如果瞽瞍对儿子没那么恶毒，舜就只能跟其他孝子一样只能行小孝，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了。舜的传说纯属异想天开：天可以被感动。如果天不被感动，他的家人也死不悔改，那么他坚持不懈的行孝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上天的帮助，那些与舜一样冒着生命危险行孝的人，大难不死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普通人可没几个像舜那么好运气的。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孟子•万章上》）行孝意味着子女的一切行动都要为父母考虑，对父母百依百顺，不能稍作反抗；而父母可以随时对子女施加暴力，并美其名曰：“棍棒底下出孝子。”这颇似基督徒的“别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都伸过去给他打。”不过基督徒对所有人均是如此，而儒家的孝子们仅仅对自己的家人才以孝抱怨。在善与恶之间，人们总习惯于谴责善者为什么不能更善，而从不谴责恶者为什么恶。当父与子关系出现裂痕时，子女首先要反射自省：“我做错了什么？”而不是问父母可能会有什么过错，因为“父母岂有不慈者哉”（宋史卷三一二•列传第七一•韩琦传），所以才会出现“瞽瞍亦做成个慈父”（王阳明《传习录》）的奇谈怪论。倘若人世间真有所谓的末日审判，我相信瞽瞍永远只能是灭绝天理、丧失人性的一介老朽，被盯在历史耻辱柱上。
莫先生又说，“古代儒家把孝道视为一切人伦道德的出发点，认为人对别人的爱应该是有差别的，逐步推广的”，其实大谬不然！如果说处于两千多年前心理学及其他学科不发达的时代，持这种观点尚可理解。现代心理学揭示，父母爱孩子首先不是因为孩子需要父母爱孩子，而是父母自己需要爱孩子；同样，孩子爱父母并不是因为父母要求孩子爱父母，也不是因为生物学上的被生产行为，而仅仅是因为在共同生活中两个平等独立的主体之间产生的爱，仅仅是因为孩子自己需要爱父母。而这种爱，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爱，而不仅仅是长幼之间的爱。如果孩子不爱父母，那你也不能强迫他爱，你只能强迫他给你钱，假如你把对孩子的抚养当作一种期货投资的话。孝道伦理完全否认父母养育孩子的乐趣和爱孩子的自我需要，仿佛完全是无私的。
（三）
不错，子女的生命是父母赐予的，然而子女是否就因此应感谢父母？这里要追溯到父母养育子女的伦理基础问题。我们通常听到最有力、最义正辞严、也最冠冕堂皇的质问就是：“父母辛辛苦苦把你养大，难道你不应该孝敬父母吗？”这实质是一个伪命题，它把父母应尽的责任等同于施恩行为，并等同于投资行为。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是投资行为就构不成恩情，如果是恩情就不能要求回报。更重要的是，要求“报恩”是“恩主”提出的，而非受恩人主动提出来的，就有“市恩”之嫌，只不过这种交易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
在生命的长河中，一个个体的人终不免要死亡，为了自身生命能够延续下去，父母必须生养子女。每一个父母都要生养子女，每一个子女也都要做父母，仅仅是先后的顺序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惠。（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然而中国的伦理道德为何特别强调孝道？在生存资源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具有权威的成人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依靠生物学上的亲情本能来坚守一种秩序底线，从而使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它必须通过强调孩子的供养责任来实现。孝道伦理取消了孩子的主体性，把孩子看作是生存危机中必须投资的一个期货项目，投资的目的不是基于爱，而是基于回报。在这种伦理制度下，孩子被剥夺了身体自由和精神自由；女人成为生殖工具，沦为一夫多妻制的祭品。
鲁迅先生说：“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人的萌芽。”（鲁迅《随感录•二十五》）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具“养儿防老”的危机意识了。血缘纽带在东方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它粉碎了生命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尊严。当孩子不幸夭折的时候，那些“孩子之父”也悲伤痛哭，但他首先悲痛的不是生命本身的消逝，而是自己可能断子绝孙，老来无依了。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对女婴的杀害、遗弃和虐待，本文开头所出现的一幕幕凄惨画面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一个敬畏生命而不是把孩子当作期货投资的人，是不可能做出这种连禽兽都不忍心做的事来的。人们之所以对其熟视无睹习以为常，乃是因为它首先抢占道德的制高点,给罪恶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甚至对罪恶进行道德审美，使得这种罪恶合理化，让那些双手沾满血腥的人们还误以为自己做着世界上最正义、最崇高的事业。
“传宗接代”是中国人所有的伦理教条中最肮脏、最无耻、最恶贯满盈的，它见证着中国人愚昧和野蛮所达到的高度，使我们一直远离一种更人道更正常的人类生活。如果说只有合于人类天性的道德追求才可能普适于大众，那么“以孝为本”的道德理想恰恰违背了这一点，它正是我们必须扬弃的儒家思想糟粕之一。
不过，也有因忠实履行“传宗接代”这一可怕信条而搬起石头来砸自己脚的。我们邻村有一户人家，父母都六七十岁了，已失去劳动能力，膝下惟有一个白痴儿子，如今已四十多岁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一家三口只得四处讨饭。听说这对老夫妻原本生过好几个女婴，只是她们刚出生便被父亲溺死了，最后只剩下这根独苗，本来满心指望养儿防老的，哪里料到他脑子有毛病呢？这算是我亲眼所见的对孝道伦理的最大反讽了。
我反对孝道并不反对敬爱父母，换句话说，我并不反对爱，而是反对“要求爱”，“要求爱”就已经不是爱，而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人与人之间的爱是相互的，父母与子女之间也一样，倘若父母不爱子女，甚而至于对子女的生命都造成严重威胁，我并不认为他们比一个陌路人更值得尊敬。
写下如此“大逆不道”的文章，我这辈子恐怕难以做孝子贤孙了，呜呼！
2007年1月18日于南大图书馆
http://bbs.nju.edu.cn/
孝道，儒家最残忍的伦理道德
——驳《莫砺锋诗话之十三.父母》
南柯子
南柯子前言：此文完全是由莫砺锋先生《莫砺锋诗话之十三•父母》一文引发的，最初由于忙一点私事，只是随便在中文系网上发了两个帖子。考虑了很久，我才决定提起笔，重新写下这篇沉重的文章。我个人对莫先生的学识和人品都非常敬佩，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莫先生拇笞鳌陡改浮芬晃闹械闹疃喙鄣阄薹ü锻粲忻胺钢Γ星?
海涵！
（一）
从我幼年记事起，我就从周围人的闲言碎语中听到，我的几乎每一个本家祖辈们如何企盼儿子，而将刚出生的女婴用砖块压死，用水盆溺死的事。我最初听起来就像一个个遥远的故事，直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变成我的近邻，日日在我眼前晃动，我才感受到它的真实。但我已没有多少恐惧，我不知道一条人命的逝去与死一只猫、一条狗有多大区别，分不清生死的界限在哪里。我们村里死了一个人也不叫“死了”，而是叫“去了”，好像那不是一个生命从地球上永远消逝，而是像走乡串户出去玩一样，母亲干嚎几声，第二天依旧该种地的种地，该劈柴的劈柴，一家人的生活丝毫不受影响。女人生孩子，若生下的是男婴，则一家人都欢天喜地，母以子为贵，女人在家里的地位从此直线上升。若生下的是女婴，就会被全家人，特别是婆婆贱视，女人哪怕身子再虚弱、再疼痛都得下地干活。
与我家相隔不足100米，我的一户不出五服的本家有四个女儿，二女儿最不讨父母的喜欢，待她21岁那年，父亲为了得到2万元彩礼，将她变相地卖给了一个羊角疯病人。她丈夫娶她的唯一目的便是传宗接代，过了一年，她的婆家就如愿地得到了一个儿子。她丈夫现已卧病在床，疯病时不时地发作，她守活寡只是早晚的事。在农村寡妇是被看作灾星的，很难再蘸；再说她的公爹公婆也未必同意。她一次次哭着回娘家，而父母却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为由，次她像轰鸭子一般直往外赶。
每每想到她，我总有很多感慨，她甚至不如那些无父无母的人，因为她如果无父母，至少是个自由身，没有人卖她；在她饿着肚子沿街乞讨时，还能产生一点虚幻的精神寄托：“如果我父母健在，我肯定不是现在这样子。”她的一点可怜的幻想都被无情的现实剥夺了。
去年年底，在四堂妹的婚礼上，我见到了这位狠心的父亲，他与他身边的其他村民一样，与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一样，粗手大脚，衣衫陈旧。那张黄锈色的脸上，表情顽固而少变化，眼珠子缺乏灵活，但从他偶尔恶狠狠地盯住某个人或某件物，似乎要将其一刀刺死而后快的眼神中，我感受到一丝彻骨的残忍。
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看到的是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食人魔，一个个持着刀枪张开血盆大口，举行着一场场人肉盛筵。我从他们面容的轮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从他们的方言中听出自己尚未涤净的乡音，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他们的血液因子，我就像是他们中的一个。
我的家乡至今还严格履行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每家每户都势必不生儿子不罢休，女人不过是生子机器。女儿被看得比稻草还贱，她们往往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辍学打工，所得的钱必须一文不少地交给家里，一直到出嫁前；有的为父母所逼，甚至在外地卖身的钱都得寄回家，她们有家难归，魂散他乡！她们被父母吸干了血，吃尽了肉，葬送了灵魂；还要受到社会的道德谴责，背上这“不孝”的可耻骂名。
莫先生自称是一个“不幸的人”，可是那些有家不能归、有父亲不能面对的人，比莫先生更不幸得多啊！春秋时期郑伯对颖考叔说：“尔有母遗，繄我独无！”这句话原意是郑伯与母亲由于隔阂与猜忌生别而不能相见，我家乡那些可怜的女子，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幸而中国如今已实行了计划生育，一对夫妻一般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尽管很多家庭歧视女儿，但因没得挑选，多多少少总得花点抚养费。真希望这种政策坚持一百年不动摇，我们民族的杀子文化或许才能慢慢被矫正，只可惜有些地方政府实施不力，口惠而实不至。有人认为这种政策太残酷，缺乏人道主义。那么我想问，莫非一个家庭想生多少就生多少，然后将自己不喜欢的孩子溺死才算人道？虎毒不食子，这样的“人道”比“兽道”都不如。
（二）
我曾经无数次地思索，为什么古代和当今农村的女子会受到这种待遇，究其原因都是儒家孝道伦理在作祟。“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第十七》），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无疑是歧视女性的始作俑者。
莫先生认为，“‘孝’就是子女对父母（也包话祖父母等长辈的亲人）的爱以及由这种爱引起的行为”，这句话有顺应人的天性的成分，然而在孔子孟子等一班先贤眼里，孝的内涵远远不止于此！孝道特别擅长勾引没有任何保护能力的孩子作自我牺牲，在流传甚广的传说故事中，一再出现那种为了尽孝而不惜自的健康甚生命的事迹，故事越曲折，自毁性越大，就越受到称赞。《二十四孝》的很多故事至今读来令人沉痛：“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子不敢违巨。”（《郭巨埋儿》）莫先生仅以“古代提倡孝道的做法大多欠妥”，“古人在这方面的理论宣传工作也做得不够好”轻轻带过，《二十四孝》中的行孝故事固然编得相当拙劣，有些甚至荒诞不经，然而也是由儒家所提倡的孝道伦理引而申之并发扬光大的，归根结底这笔老帐还是得算在儒家头上。
父母与子女之间尖锐的冲突早在上古时代就产生了，并不是“于今为烈”，而早已“在昔已然”。作为五帝之一的舜是盲人瞽瞍的儿子，他的生母在他十几岁时就去世了。鼓叟后来又续娶了一位凶残狠毒的后妻，生下儿子象。舜的父母和弟弟两次合谋要将舜除掉，舜预知其阴谋却并不防范，而是乖乖地步入他们的圈套。在神的帮助下，舜每次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最后还得到了其他人梦寐以求的美女和地位。看看老夫子们是怎样评价这件事的，孔子曰：“舜其大孝也欤！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其命。”（《中庸》第十七章）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离娄上.第十八章》）正是由于瞽瞍的不慈，成全了舜的大孝；也就是说，如果瞽瞍对儿子没那么恶毒，舜就只能跟其他孝子一样只能行小孝，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了。舜的传说纯属异想天开：天可以被感动。如果天不被感动，他的家人也死不悔改，那么他坚持不懈的行孝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上天的帮助，那些与舜一样冒着生命危险行孝的人，大难不死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普通人可没几个像舜那么好运气的。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孟子•万章上》）行孝意味着子女的一切行动都要为父母考虑，对父母百依百顺，不能稍作反抗；而父母可以随时对子女施加暴力，并美其名曰：“棍棒底下出孝子。”这颇似基督徒的“别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都伸过去给他打。”不过基督徒对所有人均是如此，而儒家的孝子们仅仅对自己的家人才以孝抱怨。在善与恶之间，人们总习惯于谴责善者为什么不能更善，而从不谴责恶者为什么恶。当父与子关系出现裂痕时，子女首先要反射自省：“我做错了什么？”而不是问父母可能会有什么过错，因为“父母岂有不慈者哉”（宋史卷三一二•列传第七一•韩琦传），所以才会出现“瞽瞍亦做成个慈父”（王阳明《传习录》）的奇谈怪论。倘若人世间真有所谓的末日审判，我相信瞽瞍永远只能是灭绝天理、丧失人性的一介老朽，被盯在历史耻辱柱上。
莫先生又说，“古代儒家把孝道视为一切人伦道德的出发点，认为人对别人的爱应该是有差别的，逐步推广的”，其实大谬不然！如果说处于两千多年前心理学及其他学科不发达的时代，持这种观点尚可理解。现代心理学揭示，父母爱孩子首先不是因为孩子需要父母爱孩子，而是父母自己需要爱孩子；同样，孩子爱父母并不是因为父母要求孩子爱父母，也不是因为生物学上的被生产行为，而仅仅是因为在共同生活中两个平等独立的主体之间产生的爱，仅仅是因为孩子自己需要爱父母。而这种爱，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爱，而不仅仅是长幼之间的爱。如果孩子不爱父母，那你也不能强迫他爱，你只能强迫他给你钱，假如你把对孩子的抚养当作一种期货投资的话。孝道伦理完全否认父母养育孩子的乐趣和爱孩子的自我需要，仿佛完全是无私的。
（三）
不错，子女的生命是父母赐予的，然而子女是否就因此应感谢父母？这里要追溯到父母养育子女的伦理基础问题。我们通常听到最有力、最义正辞严、也最冠冕堂皇的质问就是：“父母辛辛苦苦把你养大，难道你不应该孝敬父母吗？”这实质是一个伪命题，它把父母应尽的责任等同于施恩行为，并等同于投资行为。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是投资行为就构不成恩情，如果是恩情就不能要求回报。更重要的是，要求“报恩”是“恩主”提出的，而非受恩人主动提出来的，就有“市恩”之嫌，只不过这种交易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
在生命的长河中，一个个体的人终不免要死亡，为了自身生命能够延续下去，父母必须生养子女。每一个父母都要生养子女，每一个子女也都要做父母，仅仅是先后的顺序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惠。（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然而中国的伦理道德为何特别强调孝道？在生存资源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具有权威的成人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依靠生物学上的亲情本能来坚守一种秩序底线，从而使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它必须通过强调孩子的供养责任来实现。孝道伦理取消了孩子的主体性，把孩子看作是生存危机中必须投资的一个期货项目，投资的目的不是基于爱，而是基于回报。在这种伦理制度下，孩子被剥夺了身体自由和精神自由；女人成为生殖工具，沦为一夫多妻制的祭品。
鲁迅先生说：“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人的萌芽。”（鲁迅《随感录•二十五》）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具“养儿防老”的危机意识了。血缘纽带在东方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它粉碎了生命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尊严。当孩子不幸夭折的时候，那些“孩子之父”也悲伤痛哭，但他首先悲痛的不是生命本身的消逝，而是自己可能断子绝孙，老来无依了。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对女婴的杀害、遗弃和虐待，本文开头所出现的一幕幕凄惨画面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一个敬畏生命而不是把孩子当作期货投资的人，是不可能做出这种连禽兽都不忍心做的事来的。人们之所以对其熟视无睹习以为常，乃是因为它首先抢占道德的制高点,给罪恶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甚至对罪恶进行道德审美，使得这种罪恶合理化，让那些双手沾满血腥的人们还误以为自己做着世界上最正义、最崇高的事业。
“传宗接代”是中国人所有的伦理教条中最肮脏、最无耻、最恶贯满盈的，它见证着中国人愚昧和野蛮所达到的高度，使我们一直远离一种更人道更正常的人类生活。如果说只有合于人类天性的道德追求才可能普适于大众，那么“以孝为本”的道德理想恰恰违背了这一点，它正是我们必须扬弃的儒家思想糟粕之一。
不过，也有因忠实履行“传宗接代”这一可怕信条而搬起石头来砸自己脚的。我们邻村有一户人家，父母都六七十岁了，已失去劳动能力，膝下惟有一个白痴儿子，如今已四十多岁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一家三口只得四处讨饭。听说这对老夫妻原本生过好几个女婴，只是她们刚出生便被父亲溺死了，最后只剩下这根独苗，本来满心指望养儿防老的，哪里料到他脑子有毛病呢？这算是我亲眼所见的对孝道伦理的最大反讽了。
我反对孝道并不反对敬爱父母，换句话说，我并不反对爱，而是反对“要求爱”，“要求爱”就已经不是爱，而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人与人之间的爱是相互的，父母与子女之间也一样，倘若父母不爱子女，甚而至于对子女的生命都造成严重威胁，我并不认为他们比一个陌路人更值得尊敬。
写下如此“大逆不道”的文章，我这辈子恐怕难以做孝子贤孙了，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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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百合的一些回应摘录：
发信人: dorothy1977 (绿野仙踪), 信区: D_Chinese
标 题: Re: 驳《莫砺锋诗话之十三.父母》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Sat Jan 20 00:01:52 2007)
比如像“这只能说明像莫先生这样遗老们是对现代心理学一无所知”这样的句子
=======================================================
你这样的句子不能说，中文系很多人看了当然要生气。
不要攻击莫老师的人品和道德、文章，你可以针对他的言论进行有理有节的反驳，但不能说莫老师是“遗老”，说他“对现代心理学一无所知”。这些都是你的臆测。莫老师做了这么多年老师，就算不看心理学书，也不会一无所知。有空好好和他聊聊，你就明白他的心思了。
对莫老师的人品和道德、文章，我只有仰望。他不是文人，而是真正的学者。
我很多反驳你的论据，居然都被你拿来作为反驳的靶子了，^_^你气势很盛，似乎满腔愤怨，难道以前心理受过亲人极大的伤害？我暂退避三舍，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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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aiyinghou (帅猪*我像克氏螯虾), 信区: D_Chinese
标 题: Re: 驳《莫砺锋诗话之十三.父母》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Sat Jan 20 11:36:02 2007)
莫先生谈的《父母》，是基于一种普遍社会伦理道德上的父母和子女关系，即所谓父慈子孝，是一种温柔的血缘伦理。这种血缘伦理关系，在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应该说是社会的主流。像你说的这些父母对子女尤其是女儿的残害，即使在封建时代，也被视为残忍，并不得到社会的认可。
不过我很好奇你的家乡是什么地方，怎么还有这么可怕的风俗……
发信人: zkn (南柯子), 信区: D_Chinese
标 题: Re: 驳《莫砺锋诗话之十三.父母》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Sat Jan 20 13:56:41 2007)
我的家乡不过是众多农村中极其普通的一个，我在文中虽然声称“我的家乡”，其实何止是我的家乡，以我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的范围又有多大呢？我所说的这种现象在农村相当普遍，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稍微看几本当代作家毕飞宇、阎连科、方方等作家的作品就能了解。之所以那些可怜的女子始终不为人所知，是因为她们永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一个稍有权势者为她们说一句公道话罢了。既然我是第一个闯到外面的世界透气并反躬自省的人，我就不能沉默。我也是一个弱者，只能以手中的寸管发出自己微弱的呼喊。
我并不否认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只是儒家首先将它异化了，后世的孔孟之徒又一再加以延伸扭曲，使得孝道流毒影响极为深远。而莫老师对孔孟之道无疑是持肯定、赞赏态度的，他的《父母》一文中曾多次加以评述，这就是我反驳莫老师文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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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kn (南柯子), 信区: D_Chinese
标 题: Re: 驳《莫砺锋诗话之十三.父母》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Sun Jan 21 08:42:08 2007)
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回帖，还有jiangbei老师的溢美之词。也许一时还消化不了，但我会把它作为一笔宝贵的财富保存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咀嚼。
我曾经无数次地思索，为什么古代和当今农村的女子会受到这种待遇，究其原因都是儒家孝道伦理在作祟。
关于人是否有原罪的问题，这是儒家与基督教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决定的，在此不作讨论了。但莫老师把赎锟醋鹘胩旃娜氤∪脑じ叮钟兄档蒙倘吨ΑＮ鞣饺诵叛錾?帝，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由于上帝是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完美无缺的神，故此当世俗中人向他看齐时，精神才能不断地被拔高，最终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进入天堂的门虽然很窄，然而上帝依然会给世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假如上帝善恶不分，那就没有天堂地狱之别，也不存在末日审判之说了。而中国人崇拜的对象很多，最常见的是孔子、皇帝、自己的祖先以及历代或当代的英雄。一个个体的人，无论他自身的道德修养有多高，哪怕“吾日三省吾身”，也总难免有意无意地犯各种各样的罪（这里的罪并非指法律意义上的罪）。这些肉体的、活生生的人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或缺陷，当我们以他们的行为准则为标准来要求自身时，我们首先就是不完善的了。取乎其上，仅得其中；取乎其中，斯为下矣！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孔家店被打倒了，皇帝被铲除了，连一个不完美的偶像都不存在了，中国人集体陷入信仰的恐慌和焦虑之中，过于贪图现世的享乐，变得浅薄和虚无，世风日下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儒家之末流沦为屠夫和虐待狂，道教之末流沦为方士、风水师和算命先生，这大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吧。更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中国经过那么猛烈的五四运动已近百年，为何这种落后的孝道伦理还有如此强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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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iangbei (Estragon), 信区: D_Chinese
标 题: Re: 驳《莫砺锋诗话之十三.父母》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Sun Jan 21 23:32:36 2007)
我说“南柯子所阐说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其真理性上，与莫先生所阐说的，是相等的”，估计赞成我这个意见的人不多。为此，我推荐董健老师的一篇文章。如果我说，董老师和莫老师所说的，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其真理性大致相等，因为这是属于不会有终极答案的那种根本问题，就像人性之善恶、世界之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等等问题一样，反对的人或许会少一点。
用我的专业的话说，人类的悲剧性就在于我们的这种荒谬状态：“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中。”（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三卷下册第294页）
下面是董老师的文章。
我的仇父情结
董健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但我爱母而仇父。
每读他人怀念母爱之文，我总是自豪的，觉得我母亲的伟大、高尚之处并未被人道尽。可是一看到抒写父爱的文章，羡慕与不平之心就会怦然而起。譬如，读朱自清的《背影》，我就不大好受，因为朱先生为之落泪的那种殷殷父爱，我压根儿就未曾享有过。我甚至怀疑我之所以在教书、写作上均远不能望朱先生之项背，恐怕正是由于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的滋润的缘故。每想及此，“仇父”情结就更加紧紧地“结”在心中。
不过我并不相信西方的“恋母弑父”之说。我11岁时父亲就病故了。我的仇父，完全是出自我小时候的生活体验和长大之后的理性反思。
首先，使我深恶痛绝的是父亲的专制独裁。诚然，他是“创业者”，能吃苦耐劳，干庄稼活是一把好手。在我家乡他得了一个颇有“诗意”的绰号：“二蜜汉”。山东土话，“蜜汉”就是给人家抗活的长工，大概取着蜜蜂勤劳的意思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工仔。他排行老二，故叫“二蜜汉”。当他的家业已创得不小时，他仍坚持下地干活，当了地主也没有丢掉“二蜜汉”的雅号。
但在我们这个十几口之家的“国度”里，他是“皇帝”，他是“核心”。一“国”上下，惟他是尊，惟他是听。我长大成人之后，学到“农民都是皇权主义者”的理论，马上就想起父亲的形象。表面上全家上下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实际上人们在心里并不买账。我母亲是家中唯一敢于发表“不同政见”的人，有时还能代表我们这些“被统治者”提出一些基本的“人权”要求，但她总是失败的时候多。母亲伤心落泪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镇压反抗者一般不用暴力。他总是以“家庭最高利益代表者”的气势和不容辩驳的“霸权话语”来压服我们。
第二，使我反感的是家中的等级制。虽然说不上食有三色、衣分九等，但父亲的特权总是很突出的。全家吃高粱窝窝头就咸菜，唯独父亲一人吃白面馒头，一小碗白菜烧肉，偶尔还有一壶酒。母亲看孩子们馋得慌，有时会偷偷摸摸地分些好吃的给我们。但父亲的权威叫母亲的正义举动蒙上了一层“非法”与“犯罪”的耻辱感。古书上说：“父，天也。”
我觉得头顶上的“天”没有阳光，黑沉沉地压在上面。
第三，最令人痛恨的是父亲治家路线的封闭、保守，它完全是反人性的。为了扩充家势，他宁可牺牲全家人的基本生活要求，执行着那种颇似军国主义“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他认为土地越多，就说明家业越盛，因此他叫全家人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以凑足他收购土地的资金。有一年我家种的青萝卜丰收，但卖不出去，父亲下令叫全家一日三餐吃青萝卜，不准动一颗粮食（他要把粮食积攒起来去卖钱买地），吃得人人面黄肌瘦，母亲得了浮肿病。为了抗拒父亲卡吃卡穿的政策，母亲与二嫂发动过一次“政变”：他们乘父亲与他的“接班人”二哥出门有事，偷偷打开粮仓，以卖粮之钱买了两匹布给大家添新衣，还改善了一次生活——吃肉汤烩火烧。那时我正上小学，多次向父亲要钱买纸笔均遭拒绝，也是受了那次“政变”之惠，得到了我所急需的纸与笔。现在看来，父亲是非常蔑视教育的。
俗话说，“知儿莫如父”，父亲曾说：“小四儿（指我）没有什么出息，只能叫他读读书，将来不至于挨饿。”他对我这个带有高度蔑视的评价，应该说是准确的。父亲瞧不起我。我年龄最小，体质最弱，只能读书，这与他对“接班人”的要求，当然相去甚远。他的希望全寄托在专心务农、不好读书的二哥身上。父亲虽然对我看得很准，但他的希望还是落空了。第一，他想把除我之外的三个哥哥都培养成他那样的“创业者”，但大哥当了兵，三哥参加了专门消灭父亲一样的人的“造反者”的大军。第二，二哥虽然接了他的班，一切都“照既定方针”办，但他的命运不佳。父亲做“皇帝”做“核心”的时代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二哥的下场是很惨的。
读者诸君，我说的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今天的农民父亲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原载《东方文化周刊》2000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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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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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驳《莫砺锋诗话之十三.父母》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Wed Jan 24 11:17:07 2007)
看过文章，不觉有话要说，毕竟莫老师是我极为佩服的学者。
南柯子的探讨精神已得到多数肯定，无须再说。只讲一些：
1、莫老的诗话，大部分是基于生活经历的阐述。而莫老家在江南，据我所知，江南的家庭观、子女观、宗族观是很人道的。单就女子而言，溺婴的事绝不会发生。女子的纺纱、织布等手艺使她们的家庭地位甚至高于男子。故此，基于经济的考量，产下女婴是喜，是福。脱离莫老的生活环境，而将背景置于自己的乡村经验之中，显然不可取，而且颇有偷换概念的嫌疑。不知南柯子的家乡在何处？但我可以肯定不在江南。只能说，中国太大了，差异性随处可见，如果不在同一区域内讨论问题、交流经验，恐怕不仅难以达成共识，而且随便就可以举出一串南柯子的反例。我们倡导，有针对性的辩驳文字，应当置于相同的时空之内进行，否则便是假辩驳。南柯子之病，在于此。
2、所谓心理学云云，本是西方的学科界定，强加于中国，也难免落入科学话语陷阱之虞了。差序格局源于费老，莫老只是认同而已。立批判文字，应从源头破。南柯子疏于此。
3、鲁迅之言，亦只是一家之言，什么时候可以高据于他人之上，这点简单的论证迷信亦当破除。况，五四一代，为引介西方科学理念之故，立论多偏激，置于后世，并不可取，此已有定论。即使鲁迅本人，亦对此有认识。君不读其拆房与开窗之论乎？南柯子破除孝道迷信的努力，说到底，只是停留于前五四的水准之下。题目改为“评鲁迅《狂人日记》”当更切题一些。
一番乱语，知者莫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