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莫砺锋老师谈杜诗

[老黄]

日期：2003年4月3日（星期四）
时间：1000至1200
地点：南京大学逸夫馆I－206室
主题：唐宋文学专题（杜诗）第六讲
讲者：莫砺锋教授
聆听人数：约60人
记录：黄先炳

《饮中八仙歌》中提到的八个人，有一人生卒年是不可考的，其他凡生卒年可考的，有三人在杜甫写作此诗时已去世。苏晋逝于开元二十二年（734），贺知章逝于天宝三年（744），李适之逝于天宝五年（746）。其中，李适之的是一种逻辑推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杜甫写诗时他已去世。李适之是在天宝五年四月被罢官，七月自杀，杜甫的诗不太可能在这三个月当中写。比较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确认一点，这首诗不是写实的。这有两个原因支持这论点，一是诗中八人是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在长安一起喝酒；二是杜甫也不可能与他们在一起，亲眼目睹他们的醉态，其内容多取之于传闻，是虚构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理解上，我们读这首诗时，便可以个别看待这八个人。

首先我们看贺知章。杜诗写他的句子是“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第一句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暗示贺知章是南方人，另一是写他那摇摇荡荡的醉态。基于地理环境，南方人较识水性，这是大家所知的。南方人因此会骑马也会驾舟，但北方人只会骑马不会驾舟。第二句写他喝醉了，从马上掉了下来，掉入井里，竟然在水底下睡着了。贺知章毕竟不是海豚，这是不可能的。后代注家在解释这句时，有不同的看法。仇注认为：“落井水眠，当是贺监实事。”钱注则说：“极状其醉态之妙，无往而非眠也。”一个认为是真的，一个却认为只是刻画其醉态，非真有其事。就这件事的真伪，是不能争论的，因为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以证明。按常理推论，当时应该确有这样的传闻，杜甫不可能凭空而写。贺知章是中央一级的高官，曾任礼部侍郎、秘书监，所以他如果从马上掉入井里，一定有人赶去救，救上来时，或许发现他仍然呼呼睡着了。对于这点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我有学生甚至认为这只是打一个比方，因为醉后会发冷，如置身井底。是否真有其事，不需追究。我们看这首诗本来就是要通过杜甫所描写的画面去理解其背后的思想。

贺知章在《旧唐书》中有传，《本传》中说他：“言论倜傥，风流之士。……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说他不受规矩约束，晚年更加荒诞不羁，是值得深思的。一般人都是年少狂妄，老来严谨，老顽童是小说家所虚构的，不能算数。可是史书却说贺知章中年不太狂，老年更狂。这种反常的形态隐藏着什么意义？《本传》也记载了肃宗乾元元年（758）朝廷追赠贺知章为礼部尚书，诏书中说：“（贺）常静默以养闲，因谈谐而讽谏。”既然说贺知章是通过开玩笑的话来讽谏，那么他的狂便是表面的，内心仍是严正的。贺知章于天宝二载（743）回到他家乡，翌年去世。他自武周证圣元年（695）登进士第到长安后，一直都未回过家乡。晚年回乡后，对已离开长达约40年的家乡有很多的感触。他写了《回乡偶书》二首，第一首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收录在《唐诗三百首》中，所以大家较熟悉。第二首写：“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表面上看好像也是写家乡的物是人非，但第二句颇可玩味。家乡事物一直都在变化，何以说“近来”？“消磨”是指越来越少，如“消磨时间”，指原来的人都不在了。这恐怕是指朝廷的人事变化。元稹《连昌宫词》写：“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记得杨与李。”这是回顾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历史。姚、宋当宰相时，经常上书规劝皇帝，皇帝仿佛就是顽童，一不监督便要调皮作怪。“调和中外无兵戎”是有历史根据的，姚崇任相时不赏边功，避免了许多因邀功而起的戍边战争。姚、宋死后，盛唐的气象开始变化，朝廷主权渐渐落入贵妃手里了。安禄山被认作义子，在宫廷自由进出，传出不利名声的事。杨贵妃的姐姐被封为虢国妇人，更是恃宠作乱，杨国忠、李林甫先后任宰相，更是使唐由盛转衰。元稹回顾这段历史，写得很清楚，毫无顾忌；但是贺知章当时却不行，他在朝廷核心，即使见到什么也不能直说，“近来”是不是透露某种信息？姚死于开元九年（721），宋死于开元二十五年（737），李林甫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任宰相。贺知章辞官时，李林甫已经动用他的权力排除异己，像张九龄等已离开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贺知章是有所察觉的。这里推论的情况比较大，没能准确讲清楚情况，得联系后面的几个人才可以说清楚。

[老黄]

第二位要谈的是汝阳王李琎。这是杜甫平生非常敬重的人物。杜甫为他写了两首诗，追思八个他敬重的人物的《八哀诗》的第四首（1） ，以及《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李琎是皇族，曾祖父是高宗、祖父睿宗、父亲宁王。高宗有两个儿子当过皇帝，一是七子中宗，一是八子睿宗。宁王是睿宗的长子，玄宗则是睿宗的三子。封建时代，皇位的继承人是政治上最核心的问题。古有立长、立嫡的传统，但却也常有例外。玄宗之前的唐代皇帝，都没有长子继位的情况，倒是兄弟相残，宫廷内乱的事迹屡见不鲜。宁王李宪是长子，按例应是皇位继承人。但因为中宗被韦皇后、安乐公主母女鸩杀，改立殇帝；李隆基起兵诛韦后，睿宗才得以登基。睿宗当了两年皇帝，将皇位让给李隆基，也就是玄宗。玄宗虽然表示宁王才是皇位继承人，但宁王不具野心，也一而再推辞，所以身后获玄宗追封为“让皇帝”。这一来，李琎的处境可就尴尬，加上他相貌堂皇，长有虬髯，相貌像唐太宗，更使他得处处小心，避免被猜疑。古人相信当皇帝的要有龙凤仪表，李琎有帝王之相，便得处处避嫌，以免玄宗猜疑。可见他一直是生活在自我压抑之中的。杜甫在《八哀诗》中便说：“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子。虬须似太宗，色映塞外春。……爱其谨洁极，倍此骨肉亲。”后两句的主语是玄宗，玄宗认李琎为义子。在《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中，杜甫则赞李琎“学业醇儒富，辞华哲匠能。”可见李琎是有才学的，但终身却无作为。民间流传的南卓的《羯鼓录》记载一个故事，说有一次玄宗赞李琎貌，宁王在一旁倒害怕起来，训斥孩子。结果倒是玄宗给予劝解，记载说：“玄宗曰：‘大哥不必过虑，阿瞒自是相师。……夫帝王之相，须有英特越逸之气。……花奴但端秀过人，悉无此相。’”阿瞒是玄宗的自称，花奴是李琎的小名。《虬髯客传》写的是隋末天下战乱，群雄并起，有草莽英雄虬髯客要争天下，但见了太宗后，“貌与常异，见之心死。”虬髯客遂不再与太宗争天下，改为到海外另开辟王国，成为琉球国一方霸主。这虽是小说家者言，但却反映了唐人重视相貌的观念。明白这个背景，知道何以汝阳王李琎要韬光养晦，看杜甫写李琎便更易明白。《饮中八仙歌》写李琎是：“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朝天是去见天子，已饮了三斗还不足，路上见到运酒的车还流口水。杜甫揣测李琎心中大概会想不如封他到酒泉去。《三秦记》云：“酒泉郡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名义上是去喝酒，实者是远离政治中心。李琎像这样公开喝酒，喝个醉醺醺的，无非是要皇帝不疑。这可见他的苦闷，又哪里会快乐地喝酒？

《饮中八仙歌》中杜甫写李适之的诗句是：“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左相是李适之的官职。《新唐书》将他列入《宗室宰相传》，《本传》中称他“以强干见称，……性简率，不务苛细。……夜则宴饮，昼决公事，庭无留事。”后来受李林甫排挤罢相，写了《罢相》：“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避贤中的“贤”即指李林甫，这是牢骚话。门前客稀少是有典的。《汉书•汲郑传》载翟公原为廷尉（相等于今天的司法部长），曾被罢官，后来又复职。这一起一落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为官时，家中访客众多；罢官后，没几个人莅访。成语“门可罗雀”的典故便出于此。翟公曾在他大门口写了六句话：“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一贫一富，乃见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李适之的诗所写的情况，与翟公相似。《资治通鉴》卷215记载：“其子卫府（蔚？）少卿霅尝盛馔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无一人敢往者。”（2）李适之的儿子李霅在父亲罢相后宴客，大家畏惧李林甫，竟无一人到来。可见李适之的情况更为糟糕。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读他的《罢相》，肯定他是充满愤懑地一个人在喝闷酒，又怎会有欢乐可言？从李适之的身上是最清楚看出八仙喝酒的心理状态的。唐人对此也有同样的理解。孟棨编《本事诗》，即将《罢相》编入“怨愤（类）第四”，可见当时的人便理解这首诗不是欢乐的表述。杜甫也体会李适之写此诗的心情的。


注：
（1）《八哀诗》写的八人是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李琎、李邕、苏源明、郑虔、张九龄。
（2）见《资治通鉴》卷215，唐纪31，玄宗天宝五载（746）。页6871，中华书局1956年版。

[老黄]

第四位谈崔宗之。用今天的话说，他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崔日用曾受封齐国公。《新唐书•崔日用传》提到崔宗之“好学，宽博有风检。”所谓有“风检”是他能够遵守规则，可见史书对他的评价很好。杜甫在《饮中八仙歌》写他是“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杜甫也提到了崔宗之出身门第高，长得很秀美。玉树有典故。仇注引《世说新语•容止》云：“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夏侯玄是贵族，毛曾则因姐姐当了魏明帝的皇后而提高身分。他希望能与贵族交往，魏明帝便叫他坐在贵族身边。结果被讥笑为“蒹葭倚玉树”。蒹葭是芦苇，比喻微贱，让它靠在珍宝旁边，是不相衬的。仇兆鳌引错了，应该引《世说新语•言语》中的谢安问家中子侄与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他操心栽培他们？谢玄回答：“比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芝和兰是珍贵的花木，玉树则喻出身高贵。“白眼”也是用典。《世说新语•简傲》注：“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1）在读《世说新语》时，刘孝标的注非常重要，因为他引文丰富，填补了原文的不足。这里他便引述了阮籍的一项已失传的特技，阮籍见到像嵇喜般庸俗的人会翻白眼，表示极端憎恶。杜甫所谓的“白眼望青天”应该也是看人不顺眼，这是一种高傲，会是欢乐么？这里虽然不是很明确，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杜甫笔下的人物也不是欢乐喝酒的。

苏晋是佛教徒，事迹不详。《新唐书》为他父亲苏珦立传，《本传》云：“（晋）数岁能属文。……后来王粲。……（开元十四年）知吏部选事，独多赏拔。”这是仅有的材料。王粲是神童出身，这里说苏晋是后世的王粲，又说他数岁便能作文，看来他也是神童。《饮中八仙歌》写“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这里也只是说他信佛和饮酒而已。《孟子•尽心下篇》云：“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我在讲义上错误引为“逃杨必归于墨”是错误的，可见，即使我们非常熟悉的材料，在引用时也一定要核对原文。“逃杨”、“逃墨”都是指逃离。杜甫说苏晋“逃禅”可就矛盾了。按马克思的观点，宗教是鸦片烟，会麻醉人心，尤其是在中国流传的宗教，其价值取向都偏于离开现实，是人们对于社会不满之后的一种寄托。苏晋既然已经选择了逃入佛门，礼拜绣织的佛像，不吃荤，为什么又要“逃禅”？苏晋死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看待，流行于中原的是北宗禅，南宗禅仍未在北方流行。南宗是在天宝四载（745），六祖慧能的弟子神会北上洛阳的荷泽寺，才把南宗禅带到北方。安史之乱后，南宗禅因为较得到朝廷的欢心才压倒北宗禅。南宗禅是较活泼的，骂佛杀祖的话都说得出来。但是苏晋接触的是较繁琐严肃的北宗禅，所以他虽不满现实而逃入了佛教，却又不满于刻板的修行形式，所以一逃再逃。如此看来，苏晋本身就是对现实不满的。

注：
（1）《世说新语•简傲》：“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嵇喜字公穆，历扬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丧，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康闻之，乃齎酒挟琴而造之，遂相与善。”

[老黄]

第六人是大家熟悉的李白。杜甫用了较长的篇幅写他的狂傲，“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有关李白狂傲的事迹唐代笔记多有记载，但可靠不可靠还待商榷。杜甫写的事迹是在笔记小说之前或之后，也待更明确的材料印证。我们在这里注重的是杜甫笔下的李白的心态和当时的现实情况。范传正《李公新墓碑》云：“命高将军扶以登舟。”像类似的情节，《松窗杂录》中有很多。李白是不是狂到蔑视王侯？苏轼《李太白碑阴记》云：“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这句话本不是出于苏轼，是夏侯湛在《东方朔画赞》中写东方朔的句子（文章收录在《文选》卷47），苏轼借用来形容李白。可见苏轼是认同李白是狂傲的。杜甫是相当理解李白的，他在《不见》中说：“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这首诗作于上元二年（761），是李白流放到夜郎之后写的。杜甫认为李白的狂是表面的、佯装的，这是出于无奈，所以可哀。李白极为信任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云：“（白）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崔等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这里说李白故意到处流浪喝酒，自败名声，只因不得志。有一男一女是古代文人爱引用的，男的是怀才不遇的贾谊，女的是美貌不为君王所知的王昭君。所以，一提到不得志，多数都是因怀才不遇。朝中之人写诗数百首给李白，言其不得意，所指必然也是此。其他官员都知道李白的这种想法，杜甫是没有理由会不知道的。杜甫在天宝三载（744）在洛阳与李白相识，二人曾到王屋山访道士，又共游梁宋。李白离开长安后二人就没有再见过面。闻一多形容他们二人数月的交往就如同日月之相遇，璀璨无比。对李白了解最深的是杜甫，所以在天宝五载（746）写《饮中八仙歌》时，杜甫对李白以酒浇愁的心境是充分了解的。

张旭是书法家，人称“草圣”。杜甫在诗中写他的句子是“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古人在会见重要的人物时，一定要戴冠，露顶是不礼貌的。这里写张旭在王公前露顶，是说他不受礼教的约束。挥毫前要喝酒，几分醉意后才能把字写得像云烟一样潇洒，这种说法在史书上有记载。《旧唐书·张旭传》云：“每醉后呼叫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或以头巾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这里说他醉后索笔，当是将字写在墙上，不可能奔走还能在纸上写字。诗人或艺术家往往在醉后才有上乘之作，猜想其原因大概有二：一、醉时的心情是高度兴奋的，精神状态很好，创造力得以高度发挥；二、醉了会把平时所顾虑的都抛开，解除掉一切束缚，暂时把世俗的、与艺术无关的都排除掉，以纯粹的心创作。草书是一种激情的发挥，更需要这样的条件。陆游的《草书歌》可以佐证，他自己写草书的经历是：“此时尽驱胸中愁，槌床大叫狂堕帻。吴笺蜀素不快人，付与高堂三丈壁。”看来好纸都不够，要把字写到墙壁上去了。杜甫写张旭的这三句，正是要写他敢于打破常规，不守世俗定下的规矩。这种与世俗不相容的心态，当然也是对政治现实不满的侧面，是一种反抗的心态。

[老黄]

最后一人是焦遂。《唐书》没有焦遂的传，笔记小说家袁郊的《甘泽谣》提到他（1）。杜甫诗中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10师古注：“《唐史拾遗》：‘遂与李白号为酒八仙，口吃，对客不出一言。醉后酬结如注射，时目为酒吃。’”钱谦益发现这是一条伪注，他在《注杜诗略例》说：“注家所引《唐史拾遗》，唐无此书，亦出诸人伪撰。”虽然是典故是伪造，但对理解杜诗的文本有帮助。仇注：“谈论惊筵，得于醉后，见遂之卓然特异，非沉湎于醉乡者。”这是说焦遂没醉之前不高谈阔论，醉后才谈论惊人，因此他并非是沉醉于酒的人。杜诗中两个词语还可以深究。“卓然”，《汉书•成帝纪》：“使卓然可观。”颜注：“卓然，高远之貌也。”杜诗里卓然当指表现卓越。“方”可以是时间状语，表示“将要出现”，如《诗•大雅•行苇》：“方苞方体”孔疏：“方欲成体”就是这个意思。另外，“方”也可以解作“正在”，如《庄子》：“方生方死。”第一种理解会较好，酒喝多了将会语惊四座，这是较合于常理的。解放前，许多饭店会高挂“莫谈国事”，就是怕人们平时受到压抑，酒喝了会大说特说，失了规矩。可见，焦遂的酒后谈论，应该也是一种压抑后的表现。

总体而言，《饮中八仙歌》并非像传统所说般是八人在欢乐喝酒，高度浪漫的；杜甫也不是欢乐地看着他们喝酒作乐。程千帆先生的看法便与传统不一样。他认为是一群怀才不遇的人对现实感到不满而借酒浇愁的。诗中的八个人，四个即李琎、李适之、苏晋、崔宗之的情况，是较有说服力的。其他几人的情况是两可，但把八人写在同一首诗当中，应当是有统一的情感倾向的。我们先前说过，看这首诗，是要通过文本的解读来解释诗歌编年的问题。萧涤非先生判断这首诗当作于杜甫到长安后的第一、二年，这是较多人接受的。萧的原因是此后杜甫不再欢乐，不可能再写这样的诗。我们既然已经论证了这首诗的情感倾向并非欢乐的，而是愤懑不满于现实的，那么就可将萧先生的说法排除。下来，我们再详细地谈该怎么为这首诗编年。

首先我们得看清楚杜甫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尽管杜甫曾经在开元二十三年（735）遭受应试落第的挫折，但这并没有打击到他。他还是过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壮游》）的生涯。天宝五载（746）他再回到长安，翌年应诏就试。唐代科举有两种，一是常科考试，一是制举。后者不是长期有的，是皇帝下诏特别举行的。这时候，正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弄权的时候，张九龄、李白等都已经被排挤出朝廷。唐帝国在李林甫任相时开始由盛入衰，《旧唐书•李林甫传》便记载：“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李林甫是在开元二十二年（734）为相，天宝六载（747），也就是玄宗诏天下的那年，他又设障使无一人及第，还上表称贺“野无遗贤”（2）。杜甫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希望被断送了。当时元结也参加了考试，后来写了《谕友》详细道出这个过程。这一次的考试落第对杜甫的打击是很大的。加上任奉天令的父亲杜闲又在这时期去世，更叫他的经济来源断绝，生活更现窘态。杜闲逝世的年份，朱东润推测是天宝五或六载，这是较合理的（3）。相传李林甫在家中设置一个小房间，称为“月堂”，这是他在里头冥思如何陷害人的地方。只要他笑着出来，便表示有人要被陷害了。唐代政治自此也越来越黑暗，这就是杜甫来到长安后所意识到的。《饮中八仙歌》虽然没有明确表明政治见解，但却反映出了唐帝国的没落。最优秀的八个人都以这样玩世不恭的心态面世，这一朝的政治更可想而知了。程千帆先生将杜甫的这种观察知识分子群体的现象，归纳为“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从主观讲，这是杜甫受到打击以后写的，从客观讲，这是他见到唐王朝的政治的腐败衰微而写的。因此，这首诗的编年便得往后推，不会是在杜甫到长安后的一、二年写的。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首诗的写作年的上限，下限没有明确外证说明，所以只得靠内证。通过文本的理解来作编年，是难度较高，也是较高明的，不是一般人可为（4）。程千帆先生可说是古今第一人！

注：
（1）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页256《陶岘传》提及“布衣焦遂”，是以隐士形象出现。
（2）见《资治通鉴》卷215，唐纪31，玄宗天宝六载（747）。页6876，中华书局1956年版。
（3）未知出处。尚待高明示知。
（4）校雠学里有所谓的“理校”，是一种“既高明又危险”的学问，程千帆先生之学问善于此道。


后记：难忘莫老师在说最末一句话时的声貌，时老师先是沉默一阵，后仰头上望，语气饱含感情，又带无限缅怀之意。莫老师对程先生的敬仰由此可见。

[xuer0504]

谢谢您啊,我把您的笔记配合着我的mp3听,觉得很享受!呵呵
我在网上开了一个小书店,不上课的时候卖书
http://sanweishuwu.kongfz.cn/
呵呵,您有时间来看看!

[老黄]

谢谢您啊,我把您的笔记配合着我的mp3听,觉得很享受!呵呵
我在网上开了一个小书店,不上课的时候卖书
http://sanweishuwu.kongfz.cn/
呵呵,您有时间来看看!

笔记和mp3配合着听？
两者的内容是一样的么？
这倒有趣了。
莫非您还真有老顽童周伯通的一心二用的功夫？

看了您的网上书店，内容还真丰富。

[老黄]

日期：2003年4月17日（星期四）
时间：1000至1200
地点：南京大学逸夫馆I－206室
主题：唐宋文学专题（杜诗）第七讲
讲者：莫砺锋教授
聆听人数：约60人
记录：黄先炳

任何的价值判断，都是通过比较才显现的。《老子》谈的“大小”、“高低”等概念，也是一种相对的意义。翻查字典时，我们也发现解释大是小的对面，小是大的对面，定义当然不好，但却又没有其他方法来解释这种抽象的概念，唯有在对立中解释。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对于文学现象，要对它作出价值的判断，也必须通过比较。如果我们说某某的作品怎样，论述是含糊的，不能叫人信服。前人对诗歌的评价，论的是“工与不工”，“工”，狭义的说是指对仗，广义的说是艺术水平，也是通过比较而显现出来的。比较同时期的人的作品，还要能看出他的不同点，光看相同的地方，便无法把一个人的特色给表现出来。所以比较是文学评价的一个基本手段。程千帆先生的《古诗考索》便用了这样的方法，程先生是擅于比较的，而且他取来作比较的对象，还要选最好、最杰出的。今天我们要谈的便是借“同题共作”的一组诗，通过比较来探讨杜甫诗歌的成就。所谓“同题共作”或“同时共题之作”，就是以同一标题，在背景一样之下，多位诗人同时创作的一组诗。

实际上，“同题共作”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罕见。自汉代以来，中国的士大夫大多都能“赋诗言志”，而且写作的场合、范围都很广泛。通过“同题共作”的比较，更能反映出不同作者的特征。我们先回顾文学史上“同题共作”的一些作品：建安时期，文人相聚的情况比较普遍，一批人聚合在一起，往往便会同题共作，有诗也有赋。随着诗歌创作的增加，同题共作的诗篇也增多了。其中被传为佳话的是在梁武帝宴会上的曹景宗赋诗。

曹景宗是赳赳武夫，官位高，出门坐车，却不满帘子拉下来。他对从人说他当年在乡里与友人出去打猎，骑在马上奔驰，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何等痛快，令人忘了生死；而今不幸做了大官，出门却得像新娘子般，如何不纳闷？（1）这是典型的武夫心态。可是他却还会作诗。有一次他打了胜仗，梁武帝设宴庆功，席中帝令沈约分韵给诸文人赋诗赞扬。景宗当时是主角，没有被分配到。也许是喝多了几杯，特别兴奋，坚持要分到韵赋诗。《南史》记载梁武帝还劝他，说他才能多，不必强要赋诗。可是他坚持要。当时只剩“竞”、“病”二韵，难度较高的。岂知他一提笔，却完成了“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一诗，令沈约惊呆了。诗说的是他出征时，年轻一辈都悲痛送行；等他打胜归来，钟鼓齐鸣，热闹非凡，所以他得意的反问：“与霍去病相比又如何？”（2）

注：
（1）《南史》卷55（列传第45•曹景宗），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礔礰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麞，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页1357，中华书局1975年版。
（2）《南史》卷55（列传第45•曹景宗）：“景宗振旅凯入，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诏令上左史。” 页1356，中华书局1975年版。

[老黄]

中国诗歌史上，“同题共作”是很多的，材料都有保留下来，有兴趣的是可以对此作更深入的研究的。闻一多称“诗唐”，是说诗歌是唐代的一个标志，这时期，同题共作更是盛行。刘餗的《隋唐嘉话》记载武则天时代，有一回召集文臣比诗，由上官婉儿当判官。群臣交了卷后，上官婉儿往空中一扬，让诗卷如雪花般飘下，最后落地的便是最好的（1）。这当然是同题共作中较荒唐的。但是，唐代文士集合作诗，已有逞才争胜的意图。同书记载了宋之问和东方虬在武后面前争锦袍的故事，便充分表现文士要以诗名压倒对方的企图（2）。“同题共作”成了一种竞技，胜者视为一种荣耀。但毕竟在帝王权贵面前作诗，是有所顾及的，不能畅所欲言，反而是歌功颂德多了。因此，这种同题共作与杜甫的是有差别的，因为它仅能比技巧的高低，不能比思想感情和诗人胸中的学问。

早在曹魏时期，谢灵运便看到这种情况，所以他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说：“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3）他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是摹拟王粲、徐幹、阮瑀、曹植等八人的诗作，这是南朝诗人的一大特点——善摹拟。谢灵运清楚地看出这八人的个性和特点，如评阮瑀“有优渥之言”、曹植“有忧生之嗟”等都是对的，但他摹拟的诗，却大有问题，写出来的意思都差不多，不外是颂扬曹魏之盛德。因此，这样的同题共作诗拿来作比较，无法展现诗人的个性和特色，意义不大。此外，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孙绰等名士在绍兴聚会时曾留下《兰亭诗》，王羲之的序文还成为千古传颂的文章。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12所辑校，《兰亭诗》至今保留完整的有5人的作品，另有不完整的21人。可是，这个时期的诗是在玄言诗所笼罩下的作品，也表现不出诗人的个性。所以，真正落实“同题共作”，质和量都较高的还是杜甫他们的登慈恩寺塔组诗。


注：
（1） 刘餗《隋唐嘉话》，原文待查。
（2） 刘餗《隋唐嘉话》卷下：“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新唐书•宋之问传》亦载。
（3）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三，逮钦立辑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老黄]

慈恩寺塔现在叫大雁塔，在西安。根据《长安志》所载，慈恩寺是唐高宗当太子时为他母亲祈福而建的，最初无塔（1）。永徽三年（652），玄奘取经回来在此立塔，最初五级。长安中，更坼改造，为七级。大历间改为十级。后来又毁，馀七级。杜甫他们登的时候便是七级浮图（塔）。神龙（705-709）后，这里成为进士题名之处。塔前东阶有褚遂良书写的碑文：太宗撰的《三藏圣教序》和高宗撰的《述圣记》，是当时长安的游赏胜地。

根据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杜甫与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是在天宝十一载（752）一起登上慈恩寺塔的。杜甫题下有注：“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因此是高、薛先作，后三人继作。五大诗人登览名胜，同题共作，是文学史上一大盛事，所以后世王士祯还说：“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池北偶谈》卷18“慈恩塔诗”条）言下之意是他也可以和他们比一比。

上述五人写的诗，薛据的已亡佚，剩下四首。我早期和程先生合写的《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一文，比较的便是杜甫、高适、岑参和储光羲四人的“登慈恩寺塔诗”，不过储光羲的水平相对是较低的，所以今天不谈他的，只谈以下三首：
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塔势如涌出，孤高诵天宫。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桂冠去，觉道资无穷。”

高适《同诸公登慈恩寺浮图》：
“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

注：
（1）《长安志》：“隋无漏寺故地，高宗在春宫时，为文德皇后立，故名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