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人

[老黄]

文章昨日脱期，今天终于见报了：



今天给古文班的同学续讲《晋公子重耳之亡》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十八
从孔子的政治观说起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至圣先师的政治观。从政者一定要注意好自身的德行，德行建立了，就如同北斗星正位了，其他星宿将围绕着它。言下之意，如果能够“内圣”，对外就可以称王。所以夫子不谈霸道，不求以武力征服他人。

然而，要“内圣”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孔子所谓的“德”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个人操守，因为孔子的“德”是建立在“仁”上面的，而仁的最基本出发点是要能爱人。孟子深谙其中真谛，所以将它发挥到治国哲学上，强调当权者要能先“保民”，保命而后能称王。

后人对“为政以德”这种观念大多不苟同。因为政治与道德毕竟是两回事，不能划为一谈。有德者，不一定就能治理好国家；反之，治理得好国家的不一定就有德。人类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多得很。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就是把“为政以德”视为金科玉律的代表人物。所以，在小说中，他处处要照顾自己的个人形象，他把这种形象视为是“德行”，并坚信形象包装好了，众星就会围拱之、辅助之。

曹操可不卖这一套。他在《求贤令》中提出“唯才是举”，摆明他的用人立场是只要有“才”就好，“德”并不是重要条件。他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他认为贪财的管仲，是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关键人物，可见不一定要清廉的人才配当官。相反的“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受到孔子推崇的鲁国大夫孟公绰，担任赵、魏两家的家臣才力有余，却不能胜任像滕、薛那样小国的大夫。所以，他不谈“德”，他重视的是“才”。

以上两人代表着两头极端。罗贯中在小说中，以诸葛亮来平衡这种极端。刘备在诸葛亮出来之前，碌碌无为，即使形象再怎么清高，还是一事无成。他自觉于此，知道自己的“德”无法弥补“才”的不足，所以要三顾茅庐去把“能人”给请出来辅佐他。“德才兼备”的诸葛亮出山后，刘备的“事业”也就蒸蒸日上。被鲁迅讥为“近妖”的这位“能臣”，毕竟是世间罕有的。

在“才”与“德”之中如何做取舍，成了我们的一道难题。前副首相最近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说我国第一任首相重视“才”，前任首相却重视“忠”。只要肯效忠的人，就是可靠的人，便可以赋以重任。

其实，“忠”也是一种“德”，只不过上述言谈把“忠”的范围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私利之中。

我始终相信，要当一名领导，“德才兼备”是最重要的。“德”不该作为自己往上爬的资本，否则那就不是真德。“德”也不该弃之不顾，否则人类的文明将愈败坏。至于“德”的内容，还待我们走近古人的生活里去作更深入的体会，不要把它落于表面和肤浅化。

[老黄]

走近古人之二十九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
有人把这句话解释成“人没有大的烦恼，也会有小的烦恼”，这实在是曲解了孔老夫子的本意。
要理解这句话，我们先看看古人的注释。何晏引述王肃的话，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当思虑而豫防也。”（《论语集解》）这与“居安思危”的意思是异曲同工的。难怪清代阎若璩说：“居安而不虑危，危即生于安。处治而不虑乱，乱即伏于治。故曰虑不远，忧必近也。”（《四书释地三续》）能够考虑周详的，就会在事情发生变化之前做出防范，避免灾难的发生，解除忧虑。
梁代皇侃解释说：“人生当思渐虑远，防于未然，则忧患之事不得近至。若不为远虑，则忧患之来不朝则夕，故云必有近忧也。”（《论语义疏》）这个说法和先前我们引述的差别不大。不过，到底怎样才算“思渐虑远”？为了日后的保障，我努力积蓄金钱，以备不急之需，这算不算“远虑”？
清代儒家简朝亮告诉我们：“所谓远虑者，以正谋，非以私计也。如私计乎，古人之戒室家，子孙蓄财多害；秦燔书而销兵，二世速亡……后世若斯类者，岂可言远虑哉！”（《论语集注补正述疏》）是的，秦始皇为了确保世代皇帝由他嬴氏家族相传，所以又焚书坑儒，销毁兵器，莫外是要使人民不能造反。可是，这一“远虑”的举动，反而促进了嬴氏皇朝的灭亡。那些腰缠万贯的大富豪，为了世代子孙都能享清福，为他们做了种种的部署与打算，结果家财往往败在不肖子孙手中。因此，清儒提出远虑不能只是为自己，或为自己身边的人盘算，虑的范围必须扩大到群众。只有为群众谋福利的“正谋”，才算是“远虑”。
这种说法，近代学者钱穆先生是深有同感的。所以，他在《论语新解》中说：“所谓远虑者，乃正谋，非私计。如古人戒蓄财多害，蓄财似亦为远虑，实则非。”
我用“经世致用”的角度把这句话诠释为“只有远大志向的人，才不会为了眼前的芝麻小事而苦恼”。“远大志向”当然不是为自己盘算的。例如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如果他想到的只是一个“金饭碗”，认为跻身教育界后便可以安枕无忧，那就大错特错。错在哪儿？错在志向不对。那些把教育工作视为一项艰辛的挑战，以打造新生代为己任，以建设人类灵魂为使命的教育工作者，才够格说是有“远大的志向”。志向定得高，步伐也要跟着稳健，否则只是痴心妄想。目光看得远的，就不会为眼前的琐事困扰。
诸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且让我们向孔子看齐，建立远大的志向。

[老黄]

走近古人之三〇
《论语》难读


《论语》虽然是孔子与学生的对话录，但是却不容易读。这是因为它前句不接后句，不相连属，几句话便自成一个章节，加上上古的文字与现在的差异颇大，许多看似简单的句子，却往往可以做多种理解。

历代注家在解释《论语》的含义时，更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本来注是帮助我们理解的，但是《论语》的注却可以是两个对立的极端，让我们不知该如何理解孔子的原意。

例如《先进》篇里有一则“侍坐章”，便可以用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去解读。文章这么写：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饑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其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大陆教科书收录这段文字，给予的解释是孔子某次与学生展开对话。孔子非常善巧地鼓励学生们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口气太大，说了后孔子笑之。随后的冉有、公西华便放低要求，不敢像子路般托大了。最后轮到曾皙发言，曾皙说他和三人的理想完全不同，他只希望在晚春时三五成群的出外郊游就好。他的理想得孔子的嘉奖。

这是最常见的解释。但是，为什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至圣先师却不鼓励弟子出仕，而只赞同扶老携幼去郊游？宋代大儒朱熹将曾皙的这种理想解释为“尧舜气象”，是太平盛世的写照。这显然给后世很大的启示，借此而大作文章，说夫子的政治理想如何如何。例如南怀瑾教授便赞叹这种气象是儒家的大同现象，犹胜于西方的民主社会云云。如果这么说，曾皙该当是孔门的杰出弟子了。可是事实却不然，曾皙在孔门中是排不上优秀的等级的。也就因此，有人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说曾皙品行不端，取巧谄媚，只会讨好老师。何故？看：既然排名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长幼有序，老师问问题，学生也应该按序回答。偏偏子路回答后，略过曾皙，冉有先答。原来曾皙不明白老师为何笑，先弹琴去了，以静观两位师弟先答。等到三人都讲了，他也摸清老师的要求，顺着老师的意思说了“太平盛世”之相，赢来赞美。可是，他还意犹未尽，在三位同门离开后，还留下来讨老师的嘉奖。有人因此判断，曾皙这种行为仿佛是小孩子受到嘉奖后，还要讨糖果般。
这两种解释，可真有天渊之别？何者为是？

所以，我说《论语》不容易读。

[老黄]

今天招呼文冬书艺协会的会员到访。
他们抵达后认识了老黄，便急着拉一位老先生出来，说他想认识那位写论语的。

[老黄]

走近古人之三十一
孔子为何表扬曾皙


孔子让四名弟子各言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都说了出仕之志，但是因为子路说过以后，孔子莞尔一笑，致使后来的冉有、公西华的志向越发低下，从子路的治国教民，到冉有的只谈富国，不谈教育；公西华只求当个主持典礼的司仪。最后发言的曾皙，不谈出仕，只希望三五友好结伴郊游，沐浴春风。意外的是，孔子一听曾皙之言竟说：“吾与点也！”表示赞许。

对于孔子的反应，后世有不同的诠释。这是因为孔子予后人的印象就是积极入世，即使被人讥笑，还坚持说自己就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对于隐居山林的人，孔子尚言：“鸟兽不可与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自谓不是鸟兽，不可和它们同居山林。为什么孔子在上述聚会中却肯定曾皙，而对积极入世的三人不置可否？

宋代大儒朱熹如是说：“孔子与点，盖（点）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这个说法影响很大，“尧舜气象”成了孔子的最终理想国。朱熹自己是这样解释尧舜气象的，“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四书集注》）；也就是说万物各得其所，人人自安，就是最好的。后世如康有为、杨树达、钱穆、南怀瑾等，都是唱此论调。例如南怀瑾就进一步说：“而曾点所讲的这个境界，就是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经济稳定、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享受了真、善、美的人生，这也就是真正的民主自由——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美国的，而是我们大同世界的那个理想。”（《论语别裁》）

如果真当是如此，曾皙实在也是一个大哲人了。朱熹说：“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可是，曾皙在古书之中甚少提及，即使是孔门子弟他也甚少上榜。因此他的“贤”与“圣”是叫人怀疑的。

同是宋代的黄震便说：“曾晳，孔门之狂者也，无意于世者也，故自言其潇洒之趣，此非答问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而时不我予。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寞之滨，乃忽闻曾晳浴沂咏而归之言，若有得其浮海居夷之意，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叹者岂惟与点哉！继答曾晳之问，则力道三子之美，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独与点而不与三子者哉？” （《黄氏日钞》）黄震的说法点出了几个关键之处。其一，孔子虽以救世为己责，但是周游列国时碰壁累累，到了晚年，其志多少有影响。他对弟子说话时，一开始便慨叹自己老了，已经没有什么发挥机会，所以才要弟子言志。子路说得太理想化，对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家来说，听到这样的话，自然要莞尔一笑。曾皙所说，正合他当时的想法，所以才“喟然而叹”，表扬曾皙。其二，黄震看到了曾皙后来留下来和孔子的言谈，曾皙对自己受到表扬似乎也存疑了，所以要再问孔子何以不表扬三子。孔子这时候倒“力道三子之美”，给予三子肯定。如此一来，我们知道孔子并没有放弃其志向，“以忘世自乐为贤”。

黄震进一步批评一些人误解了孔子的意思。他说：“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遗落世事，指为道妙，甚至以曾晳想象之言为实有。暮春浴沂之事，云三子为曾晳独对春风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于谈禅。”“谈禅”当然是意有所指。所以他又直接点名是程朱学派之失，批评他们言过其实，曾晳岂能与尧舜易地？

明代的杨慎对黄震的说法也是大力支持，并且还做了补充。他说：“曾点何如人，而与天地同流，有尧舜气象乎？朱子晚年，有门人问与点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说此语，《论语》自〈学而〉至〈尧曰〉，皆是工夫。’又易箦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为后学病根，此可谓正论矣。”（《升庵全集》）

我认为黄震、杨慎等人的说法，是比较贴近实际的。

[老黄]

刚刚完成了以下这篇文章：

走近古人之三十二
不要只看今人评论

周振甫先生评述《论语•先进》的“侍坐章”这样写道：“孔子先启发学生言志，接着写子路‘率尔而对’，显出他直率的性格。从他的言志看，又显出他的雄心壮志。冉有的话比较谦让，他只要求‘足民’，不敢讲礼乐。公西华更为谦虚，只愿做个赞礼官。这里也看出子路跟其他三位学生不同，其他三位要孔子点了名才发言，子路不等点名就发言。曾晳在孔子点名后，才停止弹瑟，说明在三人发言时，他在弹瑟，这也说明孔门的和睦气象。他不讲做官从政，却讲和青少年进行礼乐教育。这使孔子感叹地赞许他。这里反映孔子从政的失败，只好用礼乐来从事教育了。最后写曾晳虽在弹瑟，还观察得很仔细，看到孔子对子路微笑。这样细致描绘，才能把人物形象刻画出来。”

周先生的评述，有两处是待商榷的。

其一，周先生认为子路“不等点名就发言”，是孔子批评他“不够谦虚”的关键之处。他在译文中还特地强调曾皙误会孔子笑子路讲治理国家的事，而孔子自己澄清：“我笑仲由，不是笑他说治理国家，是笑他说话不够谦虚。”然而，《礼记•曲礼》说“侍于君子，不顾望而对，非礼也”，虽然郑玄注曰：“礼尚让。不顾望，若子路率尔而对。”言下之意，似乎也在批判子路“不顾望”，不合乎礼；但是，唐代孔颖达在疏中更明确地指出：“若问多人，则侍者当先顾望，坐中有胜己者宜先，而己不得率尔先对。”这里说的“胜己”是什么意思？程度比自己好？德行比自己高？恐怕不是。从孔门师生的对答惯例看，当指年龄，也就是说作答也得要“长幼有序”，年龄大的必须先作答。子路在四人之中，年龄最大，他比孔子只小九岁，因此他“抢先”作答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婆婆妈妈、拉拉扯扯的，才应该挨批评。看来，子路的“率尔而对”是情况所需。

其二，周先生根据他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判断曾晳在四人中最贤。不但作答得体，而且整个过程也表现得很洒脱。“曾晳在孔子点名后，才停止弹瑟，说明在三人发言时，他在弹瑟，这也说明孔门的和睦气象。”看来，曾皙还真符合《弟子规》的要求。再者，周先生说：“这样细致描绘，才能把人物形象刻画出来。”这句话是对的，要刻画人物形象，的确要从细节中着手。然而，曾皙弹瑟却又观察同门动静，说明什么问题？

曾晳是否贤人？《孟子•尽心下》说：“如琴张、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孟子说曾皙和另外两人是“狂人”。何谓“狂人”？孟子说“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是狂，意思是说平时考察一个人的行为，若不能掩覆其言的是为“狂”。这说明孟子早发现曾晳是“言过其实”的人物。《韩诗外传》卷八载：“曾子有过，曾晳引杖击之。仆地，有间乃苏。”曾子虽然是曾晳的儿子，但是犯了错，竟然被爸爸用杖打得倒底（倒地）不起，这个爸爸可算过分。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还教训了曾子，要他仿效舜之为人子，“小箠则待，大杖则逃”。曾子犯了何错？引致曾晳那么生气？《孔子家语》卷四载：“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晳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敎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晢而闻之，知其体康也。”为了砍断瓜树的根而下重手，还真是“贤”么？曾子的“贤”，反而更突显了父亲的“不贤”。宋代朱熹便不客气地说： “门人详记曾晢舎瑟之事，但欲见其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则流于《庄》《列》之说矣！且人之举动，孰非天机之自动耶？然，亦只此便见曾晳狂处，盖所见高，而涵养未至也。”元代许谦也谈到这件事说：“孔子之时，智者之过，如曾晳之言髙而行不掩者。”可见曾皙绝对谈不上“贤”，孔子也不可能对弟子是那么的不了解。

周先生的评述，难以叫人信服。我们阅读他人对古文的诠释和评述时，即使是像周先生一样的大家，也应当抱着“姑且一听”的态度，不要全取，细节之处还要仔细找资料探讨。

[老黄]

今天看到报纸上刊载的文章，还真晕倒。
早些时候，知道编辑更改我的题目，还加上标题，觉得还可以接受。
但是今天仔细一看，却真的不忍目睹。
为啥？为什么帮我分段？为什么重新排版？然后，怎么有些字不见了？
曾晳的名字由始至终没有出现。
如此一来，一篇好好的文章怎么还叫看官看懂？

[老黄]

报纸扫描看不清楚，刊载的是这样的内容：

走近古人之三十二
不要只看今人评论

周振甫先生评述《论语•先进》的“侍坐章” 这样写道：“孔子先启发学生言志，接着写子路‘率尔而对’，显出他直率的性格。
从他的言志看，又显出他的雄心壮志。冉有的话比较谦让，他只要求‘足民’，不敢讲礼乐。
公西华更为谦虚，只愿做个赞礼官。这里也看出子路跟其他三位学生不同，其他三位要孔子点了名才发言。
子路不等点名就发言。曾在孔子点名后，才停止弹瑟，说明在三人发言时，他在弹瑟，这也说明孔门的和睦气象。他不讲做官从政，却讲和青少年进行礼乐教育。这使孔子感叹地赞许他。
这里反映孔子从政的失败，只好用礼乐来从事教育了。最后写曾虽在弹瑟，还观察得很仔细，看到孔子对子路微笑。这样细致描绘，才能把人物形象刻画出来。
周先生的评述，有两处是待商榷的。
其一，周先生认为子路“不等点名就发言”，是孔子批评他“不够谦虚”的关键之处。他在译文中还特地强调曾皙（这里倒出现了，看来并非电脑不显示“晳”字）误会孔子笑子路讲治理国家的事，而孔子自己澄清：“我笑仲由，不是笑他说治理国家，是笑他说话不够谦虚。”然而，《礼记•曲礼》说“侍于君子，不顾望而对，非礼也”，虽然郑玄注曰：“礼尚让。不顾望，若子路率尔而对。”言下之意，似乎也在批判子路“不顾望”，不合乎礼；但是，唐代孔颖达在疏中更明确地指出：“若问多人，则侍者当先顾望，坐中有胜己者宜先，而己不得率尔先对。”
这里说的“胜己”是什么意思？程度比自己好？德行比自己高？恐怕不是。从孔门师生的对答惯例看，当指年龄，也就是说作答也得要“长幼有序”，年龄大的必须先作答。子路在四人之中，年龄最大，他比孔子只小九岁，因此他“抢先”作答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他婆婆妈妈、拉拉扯扯的，才应该挨批评。看来，子路的“率尔而对”是情况所需。

其二，周先生根据他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判断曾在四人中最贤。不但作答得体，而且整个过程也表现得很洒脱。“曾在孔子点名后，才停止弹瑟，说明在三人发言时，他在弹瑟，这也说明孔门的和睦气象。”看来，曾皙还真符合《弟子规》的要求。再者，周先生说：“这样细致描绘，才能把人物形象刻画出来。” 这句话是对的，要刻画人物形象，的确要从细节中着手。然而，曾皙弹瑟却又观察同门动静，说明什么问题？

曾是否贤人？《孟子•尽心下》说：“如琴张、曾、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孟子说曾晳和另外两人是“狂人”。何谓“狂人”？孟子说“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是狂，意思是说平时考察一个人的行为，若不能掩覆其言的是为“狂”。
这说明孟子早发现曾是“言过其实”的人物。《韩诗外传》卷八载： “曾子有过，曾引杖击之。仆地，有间乃苏。”曾子虽然是曾的儿子，但是犯了错，竟然被爸爸用杖打得倒底不起，这个爸爸可算过分。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还教训了曾子，要他仿效舜之为人子，“小箠则待，大杖则逃”。曾子犯了何错？引致曾那么生气？
《孔子家语》卷四载：“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敎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而闻之，知其体康也。”为了砍断瓜树的根而下重手，还真是“贤”么？
曾子的“贤”，反而更突显了父亲的“不贤”。宋代朱熹便不客气地说： “门人详记曾晢舎瑟之事，但欲见其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则流于《庄》《列》之说矣！
且人之举动，孰非天机之自动耶？然，亦只此便见曾晳狂处，盖所见高，而涵养未至也。”元代许谦也谈到这件事说：“孔子之时，智者之过，如曾晳之言髙而行不掩者。”可见曾皙绝对谈不上“贤”，孔子也不可能对弟子是那么的不了解。

周先生的评述，难以叫人信服。我们阅读他人对古文的诠释和评述时，即使是像周先生一样的大家，也应当抱着“姑且一听”的态度，不要全取，细节之处还要仔细找资料探讨。

[老黄]

年初一写的文章，估计今天会见报。
在槟城，没有看到东海岸版。

走近古人之三十三
学习古文没有捷径

最近与一些同道谈起古文的学习，我坚持认为学习古文没有捷径可循。

上个世纪80年代，教育部编订中学课程时，强调课本必须本土化，减少采用海外的文章。一些同道担心古代流传下来的中国美文会因此失传，于是用心良苦地编订了“名句精华”，希望借此让中学生仍有机会学习古文。二十年过去，结果如何？诸君自可目睹，不必我赘言。

近年来也有一些有心人倡导背诵古文，并且想方设法地编设了许多有利于背诵的技巧，目的就是希望年轻一代可以接触古文。效果如何？目前还不是下定论的时候，我们只能观望。但是如果倡导者把背诵古文当成万灵丹，吹捧得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教育下一代，我会站起来反对。

我在这个专栏撰写的前几篇文章，都环绕着《论语•先进》的一小节来写。虽然我看过各家的注释，也尝试理清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但是一切依然不能成为定论。这是因为资料依然不足于说明问题。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也得费上那么大的力量，困扰我这搞文献出身的文学博士。如果说只要会背诵，日后自然而然就会懂得文章的含义，我实在无话可说。

要学好古文，没有捷径可走。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去看各家的注释，同时还要了解作者的背景和所处的时代。对于文章中的歧义，我们也不必急于作出定论，只要了解各家的说法，并且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这就好了。至于文章的基本思想和中心主旨，基本上还是可以捕捉得到的。对于作者如何立论，如何表达内容，却得分析清楚。

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却不是做不到的事。

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观念，养成较务实的作风。先对古人存几分敬仰之心，再谦虚地向他们学习。轻率的否定古人的智慧，鄙视他们的文章，即等于无视于千百年来传颂古文的先贤，认为自己比前人都来得高明，这是没有根基而又自视过高的狂傲。

发表议论是容易的，实际的行动却更重要。否则只是纸上谈兵，于人于事毫无助益。因此，我每周六在星洲日报发表一篇“走近古人”的文章，每周日在万佛殿讲解一篇古文，不外就是希望大众有机会多读多学。

我认为要学习古人的智慧，不要囿限于一家一派，要博览，要广读。因此，我不会认同于只倡导一部书的做法。我讲的文章，上至先秦，下至晚清；既有儒家，也有佛老。只要是好文章，我就给予介绍，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多认识我们的祖宗的智慧，继承与发扬先辈传递的文化薪火。

我议论一番后，同道多表赞同，也给予赞叹。可是，当问及我的文章有多少人读，我的课有多少人上时，我却惭愧得低下头，噤若寒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