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人

[老黄]

走近古人之六十二
成语意义的演变


《庄子》一书给后世留下了不少成语，例如《养生主》一章便给我们提供了“庖丁解牛”、“目无全牛”、“游刃有余”、“踌躇满志”、“薪尽火传”等常用的成语。现代学生在阅读古文时，喜欢用今人的语文学习习惯看待古文，所以在分析《养生主》时，竟然说庄子在文章中引用成语，孰不知庄子始是原创人。

不过，今天引用源自《庄子》的成语，由于多种因素，许多都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思。这些因素包括古今词义的演变，后人的错误引用以致约定俗成等。因此，我们不能以这些成语的现代意义去理解《庄子》，也不宜用《庄子》的本义来看待现在习惯使用的成语。有人以为成语是定型的词组，不应该任意更改，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绝对的正确。

且以“鹏程万里”为例。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前程远大”。熟悉中国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成语源自《庄子》。《逍遥游》有句话说：“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揺而上者九万里。”“鹏程万里”显然是从这里演变过来的。可是庄子是道家人物，《逍遥游》谈的是自由，而且是绝对的精神自由，哪里会跟我们谈什么“前程远大”呢？唐代诗人唐彦谦有“鹏程三万里，别酒一千钟”；宋代邵雍《伊川击壤集》有“浩浩长空走日轮，何烦苦苦辨根尘？鹏程万里非由驾，鹤筭三千别有春”，这些诗句所用的“成语”，已经不是庄子的原意。

今天我们用“鹏程万里”这个成语，词义肯定与庄子的自由无关，我们比较感兴趣的还是飞黄腾达。

再看“呆若木鸡”这个成语。成语词典告诉我们，它用来形容因恐惧或惊异而发愣的样子。从字面上看，这句成语就是形容呆得像只木头鸡。显然这是一句贬义成语。可是，《庄子》里头记载的事迹却正好相反，这句话是褒义，是说作为“斗鸡”的最高境界。故事是这样的：

纪渻子为周宣王驯养斗鸡。过了十天，周宣王问他是否把鸡驯好了，纪渻子说：“还不行，它还骄傲得很呢！”十天后，周宣王又问，纪渻子还是回答说不行，因为斗鸡一听见响声就叫，看见影子就跳，还很浮躁。再过十天，周宣王问起时，纪渻子还是说不行，因为斗鸡还是目光犀利，盛气凌人。最后，又过了十天，纪渻子才满意地说斗鸡驯养好了，因为这时候这只鸡已经“德全”，“望之似木鸡”，其他鸡只一见到它都不敢正视，掉头就逃走了。

由此可见，《庄子》故事的原意，无动于衷的木头鸡才是斗鸡的最高境界。可是，今天我们用这个成语，意思显然不是这样。例如曹禺在《日出》中写黄省三要说话时，注明“呆若木鸡，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显然是说受到惊吓，愣住了。

成语的应用，并非是一成不变，也不一定就是“忠于原著”的。

[老黄]

走近古人之六十三
朝三暮四与朝秦暮楚


翻开成语词典，“朝三暮四”的解释是：“比喻变化不定，反复无常。”

其实，这个解释与它的原意是大相径庭的。

朝三暮四的原意是指实质不变，用改换名目的方法使人上当，带有欺诈诳骗的意思。《庄子•齐物论》载有这么一个小故事：“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是说有个养猴子的人喂猴子橡子时说：“早上给三个，晚上给四个。”结果猴子都发怒。养猴人于是说：“那么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吧！”结果，群猴都满意了。庄子在评论这件事时说“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意思是只改变名目，实质未变，但是听者的喜怒却因此而有所变化。庄子意思是要批判当时的百家，就如同一群争“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猴子，带着自己的主观成见，挑起争论，劳心伤神。

后世用这个成语，多数转移到政治上，批判政客利用手段欺骗人民。例如《旧唐书•皇甫镈传》：“直以性惟狡诈，言不诚实，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圣聪，足见奸邪之极。”又如宋代司马光《乞罢免役状》说：“差役出于民，钱亦出于民。今使民出钱雇役，何异割鼻饲口？朝三暮四，于民何所利哉？”即使是元代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写金鼎国王女在花果山受困时唱的“也是我为人不肖，和这等朝三暮四的便成交”，虽然脱离了政治，依然是“欺骗”的意思。

不知什么时候，这个成语却和“朝秦暮楚”给混淆了，变成“比喻变化不定，反复无常”的意思。“朝秦暮楚”、“朝梁暮周”、“朝梁暮晋”、“朝梁暮陈”都带有同样的意思。最早使用的可能是“朝梁暮晋”。元代刘因有《冯道》诗云：“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这是嘲讽五代时候的冯道，担任过五朝八姓帝王的相，对于丧君亡国毫不在意，还可自号“长乐老”。变化无常，没有自己的立场，哪里有利益就投向哪里，这是“朝梁暮晋”的意思。秦和楚是战国时代的大国，为多数人所熟悉，因此说“朝秦暮楚”较为普遍。

“朝三暮四”与“朝秦暮楚”本来毫无关系，但以讹传讹，天长日久，大家也就习惯把“朝三暮四”理解为没有原则，反复无常了。这是成语意思转变的一个明显例子。

[老黄]

走近古人之六十四
每下愈况还是每况愈下？


“每下愈况”与“每况愈下”这两个成语经常引起混淆。

这两个成语都收录在《汉语大词典》，在“每下愈况”条目下的解释是“越是从低微的事物上推求，越能看清‘道’的真实情况”，而在“每况愈下”条目下则作“本作‘每下愈况’，后多作‘每况愈下’，谓情况越来越坏”。

“每况愈下”是不是从“每下愈况”演变而来呢？

我们先看“每下愈况”的出处。《庄子•知北游》记载这么一个故事：

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说，道是无所不在的。东郭子要求具体说明，庄子便说在蝼蚁堆里，东郭子再问，庄子又说在草堆里、瓦甓下，乃至在大小便处。东郭子见庄子越举例越是卑微的地方，不想再听下去。庄子郑重告诉他：“就像市场上的屠夫用脚踏猪来估量猪的肥瘦一样，愈往猪的小腿下踩踏，就愈明白猪的肥瘦。”（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毎下愈况）庄子的意思是说“愈从低微的事物去推求，愈能看出事物的真实情况”。

这是“每下愈况”的本意。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举个比方：如果执政者要知道人民的困苦，那么就该到人民生活的圈子里走走，实地考察，而不是在冷气房中厘定政策。越贴近人民，越能了解人民，每下愈况也！

如果把“每下愈况”的意思延伸到用来指事情越向前发展，就越能看出眉目，这虽和庄子的原意不尽相同，但却还可以接受。

不过，这个意思，显然与今天我们用的“每况愈下”是相悖的。《汉语大词典》的注释引起了混淆。

根据文献，“每况愈下”为宋代人普遍使用，不过含意已改变。例如胡仔的《漁隱叢話》、洪迈的《容斋续笔》都用上，但是意思却是“情况越来越坏”。有人质疑宋人引用错误，但是我们核对宋人的句子，“每况愈下”是不能用“每下愈况”来代替的。庄子的“每下愈况”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宋人的“每况愈下”却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像话。

参与编纂《汉语大词典》的陈增杰先生后来作文补充，宋人“是对原成语的改造活用，并非误置词序”。既然是改造，就不该再说这个成语亦作什么什么的。“每下愈况”和“每况愈下”应该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

我认为随着“每下愈况”的哲理在大众心目中的日益模糊，“每况愈下”的用法将是“每下愈况”，并将取而代之。

[老黄]

走近古人之六十五
观音称号没不妥


已故达摩难陀长老在一次开示中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基础深厚，可以把许多外来文化转变为自己的。就连观世音菩萨也要因为他们的皇帝而改名，成了中国人信仰的神明之一。”长老说的改名是指把“观世音菩萨”称为“观音菩萨”。至于说为皇帝而改名，应该是有人告诉长老，中国人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所以省称为“观音”。

其实，提供信息的人是错的。

第一，按照史学家陈垣先生的考证，唐本就有“二名不偏讳”的规定，如“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今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陈先生说：“唐时避讳之法令本宽，而避讳之风尚则甚盛。”（《史讳举例》）由此看来，避讳是作者自作主张的。

唐代僧人彦悰记载的一件事，与“避讳风甚盛”的说法是吻合的。他说杜行顗奉诏翻译佛经，为了避讳，把“世尊”称为“圣尊”，“世界”成为“生界”等，皇帝唐高宗看了都要摇头，然后指示：“既是圣言，不须避讳。”（《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序》）既然皇帝有“圣言不避讳”的说法，观世音之号就可以保存。

第二，唐以前的佛教典籍，多有“观音”一词。例如梁慧皎的《高僧传》，用“观世音”一词的有17处，“观音”一词的也有7处。若说是后人校改，非慧皎原文，那么校改得不彻底倒叫人起疑。后秦姚兴有句：“其为教也，于观音中乞眼手之暇，而瞩搜过恒之教门。其为义也，于尸迦中借珠网之功，而曜罗尘数之义理。”（《释摩诃衍论序》）这是讲究对仗工整的句式，文中的“观音”和“尸迦”就对得好，不像为后世所篡改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翻译《妙法莲华经》，更有一段长达520字解释观世音何以得名的偈文，其中用“观世音”一词有3次，而“观音”一词则用了15次。偈是押韵的文字，当然也不会为后世随意省略。

第三，佛典中本就有许多异译词。观世音的异译词甚多，如光世音、观音、观世自在、观自在等。后秦僧肇解释“观世音菩萨”一词说：“世有危难，称名自归，菩萨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也。亦名观世念，亦名观自在也。”（《注维摩诘经》）宋法云也说：“观世音正言：观世间音声，而度脱之也。”（《法华义记•观世音品》）可见，“观世音”的译法是取菩萨的修行方法与其悲愿而作，并非纯是文字上的意译。早期的“观音”倒更像是文字上的意译。

基于这三点，我们相信观音一词是早已有的，并非是为了避唐太宗之讳而产生。

注：改写早前的一篇文章
http://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t=538

[靓思淑仪]

以前我听过老人家说， 是因为观音菩萨说了皇帝不喜欢的话， 所以就被去掉那个“世”字了。。。
结果都是道听途说。。

[老黄]

走近古人之六十六
梁武帝佞佛亡国？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是南朝诸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他统治期间，南朝最称得上太平盛世。然而，到了晚年他却被侯景击溃，以致亡国。

对于梁武帝的亡国，史家李延寿总结说：“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南史》）

文中的“溺于释教”，引起后世大多认定梁武帝是“佞佛”亡国。“佞”多当贬义词，意思是谄媚、奸邪、迷惑；“佞佛”指的就是迷信佛教。例如魏晋南北朝专家周一良说：“梁武帝统治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论梁武帝及其时代〉）日本学者鎌田茂雄也认为：“因为他太沉溺于佛教，最后成为导致梁所灭亡的原因。”（《简明中国佛教史》）

然而，我们仔细地推敲《南史》的论断，史家的判断并非这么一回事。

上文先引述先王治国是“文武递用，德刑备举”，从而总结出“为国之道，不可独任”的道理。意思是说只有兼顾文治和武功，道德与刑罚并施，不偏废，才能够治理好国家。然而梁武帝却“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结果导致“帝纪不立，悖逆萌生”，最终“乱亡”。

从文章的对仗看待，“俎豆”与“干戚”当是“文治”与“武功”的借代，“释教”与“刑典”则是“道德”与“刑法”的代称。“为国之道，不可独任”，梁武帝的错便是独任，偏文治而略武功，重道德而轻刑法。“弛于刑典”乃因“溺于释教”，那么“忘情干戚”也当是因“留心俎豆”了，因为四个分句是并列式的两组因果复句才成对仗。

梁武帝虽以军功起家，但是后来他却偏重文治，疏于武功。结果对征战事业多有失误，说他“忘情干戚”是有道理的。

梁武帝在答复贺琛的劝谏中引述孔子的话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强调从政者必须从修身开始，榜样力量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然而，梁武帝的“修身”观点，却是“绝房室”，“无淫佚”，“不饮酒”，“不好音色”，“日常一食”（《梁书•贺琛传》），都是佛教的戒律。因此我们说史家以“释教”替代“德行”是有根据的。姑不论梁武帝是否行如所言，也暂不究其佛教观点的正确与否，他想以苦行僧的形象来感化民众，俾使“不令而行”实是荒谬的。

因此，我们说梁武帝的亡国是他偏废治国之道所致，与他信仰佛教没有必然关系。

[老黄]

走近古人之六十六
梁武帝佞佛亡国？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是南朝诸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他统治期间，南朝最称得上太平盛世。然而，到了晚年他却被侯景击溃，以致亡国。
……

刚刚接到一通电话，说他有一位朋友，大学毕业，SPM华文程度。
想看我的文章，却看不懂我写什么。
呵呵，真的如此么？

请各位看官说说话。

[lynn]

刚刚接到一通电话，说他有一位朋友，大学毕业，SPM华文程度。
想看我的文章，却看不懂我写什么。
呵呵，真的如此么？

请各位看官说说话。

不会呀！虽说是古文，可是解说的都是白话文，一般来说都很浅白易懂，我不觉得难懂。

[老黄]

谢谢lynn的回应。
期待更多人说一说。
尤其是我的两位学生——西立和欣惠。

我可以先说说我的立场。
真要我来写文章，我就不希望只是通过自己的文笔，写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项。
我的骨子里是带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虽是不自量力，但是却还是会执意为之。
我认为我们的报纸也可以提升素质，刊登一些比较学术性的文字。
报纸编辑出来，不是要读者从第一字读到最后一字的。
不妨让它多样化，让读者各取所需。
像我看报纸，如果有人要在我买报纸之后就讨“财经”和“娱乐”版，我会不假思索就免费奉上，因为我是不懂看这两版的。
我的专栏，不是要每位读者都读，但是有这样的文章，至少给人家知道——星洲日报东海岸版竟然刊登学术文章（虽然作者名不见经传），学习古文原来有很多方向，很多“点”可以开拓。

星洲日报愿意配合，我很感激。
如果他们不接受我的理念，要中止这个栏位，我也没有怨言。因为他们才是报纸的主人。

[显扬]

像我看报纸，如果有人要在我买报纸之后就讨“财经”和“娱乐”版，我会不假思索就免费奉上，因为我是不懂看这两版的。

要贴近中学生，有时候真的需要读一些娱乐新闻，经验之谈！孩子们已经热烈地讨论阮经天，难不成我们还跟他谈言承旭？